■刘娜 田辉
　　【本文提要】本文以1978—2018年我国6位国家领导人对107个国家进行的259次国事访问为研究对象，探讨国事访问活动在国际英文媒体上的可见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时间上，我国国事访问的媒体可见性在1990年之前极其微弱，1995—2002年间呈爆发式增长，2003年开始回落并渐趋波动性平稳；空间上，我国在亚洲和欧洲的访问活动最受国际英文媒体关注，而与中亚国家的外交则备受忽视。国事访问的媒体可见性主要受到出访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国土面积、官方语言以及与我国的地理距离的影响。研究结论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闻地理学的解释力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国事访问 媒体可见性 世界体系理论 新闻地理学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一国在国际媒体上的可见性不仅关乎国际社会的认知度与国家的整体形象，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该国外交关系的走向、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外国民众对于该国的态度与情感，以及国际媒体的报道议程与框架等。在当今的全球信息传播时代，外交活动与媒体报道已然密不可分，重要的外交事件往往具有较高的媒体可见性。在外交领域，一国元首对外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属于“灯塔式”事件，能够让出访国元首集中接触被访国的媒体与民众，从而获得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认知度、化解摩擦、建立信任的宝贵机会。①与正式访问、工作访问、非正式访问、私人访问等类型不同，国事访问（head-of-state visit/state visit）是指“由来访国国家元首应东道国国家政府（一般由国家元首出面）邀请而进行的访问，在所有访问类型中访问者享有的礼宾接待规格都是最高的”。②国事访问通常包括一系列高调的、有重大新闻价值的活动，如高规格欢迎仪式、检阅军队、公开演讲、参观、会晤、国宴等。因此，国事访问既是两国政府实现政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外交活动，也是极具新闻价值的公共事件，历来都是国内外媒体的关注焦点。③
　　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有关国事访问或外交访问的媒体报道研究总体数量偏少，且大多聚焦于对少数国家的某一次或几次访问进行研究，例如Wang和Chang有关美国地方报纸对江泽民1997年访美报道的研究，④Fong和Chia有关中国与马来西亚5份报纸对2015年李克强访问马来西亚的报道框架研究，⑤赵雅文和王泽帅有关《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对2015年习近平访美报道的研究，⑥韩鸿和粱传林有关BBC对2015年习近平访英报道的研究，⑦李青藜有关《纽约时报》对2009年奥巴马访华报道的研究等。⑧此类研究着重分析单次外交访问的媒体报道内容或框架，而并未将外交访问本身作为一个变量来探讨。尽管外交访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其极少成为外交学、政治学、国际传播学领域的核心研究对象，它们要么被视为实现国际国内政治目的的手段，要么被当作国际关系的惯例或实践。⑨
　　自二战以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公共外交、媒体外交等理论和实践渐趋主流。⑩外交访问的内容呈现和效果反馈均需借助媒体平台来实现，访问本身的媒体可见性成为公共外交的核心关切，也成为国际传播领域的关键变量。据本文统计，仅国事访问这一最高规格的外交访问类型而言，中外互访的次数在改革开放40年间已达783次。[11]尽管针对单次访问的研究并不缺乏，但这783次国事访问从未被当作核心变量来进行长期而系统的实证研究。此类研究的缺乏，可能导致公共外交学者和实践者忽视国事访问本身所传达的重要信息和获得的外界反馈。基于此，本文以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领导人对外进行的259次国事访问为研究对象，探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我国领导人对外进行国事访问的国际英文媒体可见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呈现出怎样的态势与变化？第二，我国领导人对外进行国事访问的国际英文媒体可见性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二、媒体可见性及其影响因素
　　如Sheafer和Gabay所言，在国际政治传播领域，最稀缺的资源就是国际媒体的注意力，这既包括注意力的强度，也包含注意力的方向。[12]媒体注意力的强度集中体现为媒体可见性（media visibility）或媒体显著性（media salience），其最常见的测量指标是报道数量，此外还有标题、关键词、版面位置、提及频率等。[13]据此，本文将国事访问的媒体可见性界定为国际英文媒体对单次国事访问的报道数量。报道量越多，则媒体可见性越强，反之则反。
　　那么，何种因素能够影响一个国家或一次事件在国际媒体上的可见性？国际新闻流动领域的研究者们归纳了三类影响因素：（1）国家特征（national traits），如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等；（2）关系因素（relatedness），即任意两国的地理距离、政治接近性、文化接近性、共同语言、共同宗教、驻军数量、对外援助、驻外新闻机构、旅游人数、移民人口等；（3）事件因素（events），即不同性质的事件对于国际新闻流动的影响，例如灾难、战争、地区冲突等。[14]相对来讲，国家特征的影响力最具稳定性和预测力，两国关系因素往往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而呈现阶段性变化，而事件因素则最难预测，也最具变化性。以上三类影响因素大体上对应三种相互区别却又紧密联系的理论路径，分别是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新闻地理学（geography of news）和新闻价值理论（news value　theory）。
　　（一）世界体系理论与国家特征因素
　　世界体系理论由美国历史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于1970年代发展并逐渐完善。这是一种宏观的政治经济理论，包括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理论本身、作为世界体系理论驱动力的资本积累、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框架、霸权与对抗力量的交替，以及或长或短的经济周期等组成部分。[15]这一宏观理论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中心-边缘框架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世界各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分别处于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位置。中心国家往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欧、北欧和北美国家为代表；边缘国家以东欧、拉美和非洲国家为代表，主要向中心国家出口原材料，经济模式为劳动密集型；而半边缘国家则处于二者之间，既包括衰落的中心国家，也包括逐渐发展起来的边缘国家，例如南欧和东亚国家。[16]一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往往决定着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强度、效度和方向。就国际新闻流动而言，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处于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国家更容易获得国际媒体的关注，因而其媒体可见性更高，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则往往被媒体所忽视。[17]此外，国际新闻的流动也遵循从中心国家流向边缘国家的不平等模式。Gunaratne进一步谈到，中心-边缘框架不仅存在于整个世界范围，在某一地区也存在相对的中心国与边缘国。[18]Segev和Blondheim的研究发现，在网络新闻中，世界体系理论总体上仍然成立，美国仍然是被报道最多的超级大国；假如将美国从国际新闻流动网络中去掉，那么欧洲、中亚和东亚、中东就成为媒体可见性较为相当的三个区域。[19]除了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位置，Chang进一步提出，处于不同位置的国家之间的互动程度也会影响国际媒体对于一国的报道，尤其对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而言，与中心国家或半边缘国家进行互动，就更有可能被国际媒体报道。[20]在世界体系理论的视野下，学者们针对各类国家特征及其对媒体可见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论总体指向国家的经济实力。Gerbner和Marvanyi对分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阵营的9个国家的60份日报上发表的1.1437万条国际新闻进行了研究，发现西欧是所有国家都报道得最多的地区，西方媒体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兴趣寡然，而非洲、澳大利亚和东亚地区则极少进入国际新闻的视野。[21]Nnaemeka和Richstad对1976年太平洋流域25个国家的27份报纸上有关105个国际新闻事件的4200多篇报道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东欧和南太平洋地区新闻事件的媒体可见性最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不仅总体上更容易得到媒体关注，并且更倾向于报道其他经济实力相当的国家。[22]Chang研究了路透社对于1996年新加坡举办的WTO大会上108个会员国的报道，发现即便每个国家的发言时间相同，路透社还是将注意力极大地聚焦于少数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若想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则需要通过层层新闻过滤机制，包括这些国家所发生事件的新闻价值的高低、它们与中心国家进行互动的多寡以及对于中心国家相关政策的态度等。[23]Kim和Barnett研究了1990年132个国家之间的报纸和期刊进出口贸易量及其影响因素，发现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网络中的中心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高度相关，国际新闻主要从以欧洲和北美为代表的中心国家流向拉美、中亚等边缘国家，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网络中同时处于生产者和接收者的中心节点；此外，中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要远远高于中心-边缘国家或边缘-边缘国家；在经济水平、共同语言、地理区域以及人口数量等众多因素中，经济水平的预测力最强。[24]吴瑛、李莉和宋韵雅研究了2010—2014年间分别处于中心-半边缘-边缘位置的16个国家中32家媒体的互引网络，发现美国和英国及其主流媒体仍然处于国际媒体互引网络的中心，引领着整个网络的国际新闻流动；中国主流媒体已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国际新闻流动网络中处于重要的枢纽位置，但被英美等国主流媒体引用的数量仍然偏低，显示出国际影响力的不足。[25]（二）新闻地理学与双边关系因素
　　新闻地理学这一概念由德国学者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于1983年提出，[26]这一理论总体上强调，一国媒体对外国的报道主要基于地理接近性及其政治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或地区主义有相通之处。[2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79年对29个国家的国际新闻流动进行了研究，发现国际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地区主义原则，即一国主要报道地缘相近国家的新闻，政治力量和偏离性事件的影响力依次靠后。[28]Wu对38个国家的媒体有关全球214个国家的报道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国家的媒体对国际新闻的选择是基于地区主义，即选择报道那些地理上较为接近的国家。[29]Wilke等研究了处于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17个国家的28个电视新闻节目对于外国的1.75万篇报道，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对于外国的报道主要关注地理接近国家、冲突频繁区域以及政治经济强国，地区主义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占据主导地位。[30]Blondheim、Segev和Cabrera针对2009—2012年南欧经济危机期间的国际新闻比较研究发现，一国与地缘临近国家的相互关联最为密切，而与中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的关联程度则依次靠后。[31]Gorman和Seguin对《纽约时报》1950—2008年间有关全球各国领导人的报道研究显示，地缘政治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此外，国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介入、是否为选举年等因素也有一定的预测力。[32]除了地理接近性和政治经济实力以外，研究者们检视的双边关系因素还包括两国贸易总额、政治制度接近性、外国人口数量、驻外通讯社、公关支出等，研究结论丰富多样。Wu对38 个国家的媒体有关全球214个国家的提及数量进行分析，发现双边贸易量和国际新闻通讯社的存在与否是两个最有力的影响因素。[33]Lee研究了2002年在美国建立公共关系机构的97个国家在美国四大电视网络（ABC、NBC、CBS、CNN）和两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的可见性，发现一个国家与美国签订的公关合同越多、投入的公关费用越多，则越能得到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此外，双边贸易总额和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FDI）两个因素也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34]Golan研究了2002—2004年间美国四大电视网络晚间新闻对于非洲国家的878则报道，从偏离性、相关性、文化接近性和国家显著性四个维度检视了影响媒体可见性的7个因素，结果显示，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和GDP是最显著的预测因素。[35]Sheafer等对57个国家访问量最大的网站有关其他56国的提及数量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一国的综合国力越强、涉入的武装冲突程度越强、与对方国的进出口贸易量越多、价值观越接近，则在对方国媒体上的可见性越强。[36]Segev研究了横跨11个国家、10种语言的35个新闻网站2009—2012年间对于不同国家的超过100万篇报道，发现对国际新闻最有预测力的三个因素是GDP、外国人口数量和冲突程度，分别代表国家特征因素、关系因素和事件因素。[37]在有关双边关系因素的历时性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同一组预测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力存在变化。例如，Jones等研究了1950—2006年间美国《纽约时报》和NBC晚间新闻对外国的提及频率及其中5个国家特征因素和关系因素，包括地理接近性、双边贸易总额、美军部署人数、人均GDP以及人口数量，发现除了双边贸易总额之外，其余4个因素均能有效预测两个媒体上的国际新闻报道；其中，地理接近性的预测力在冷战晚期和后冷战时期较为显著，而在冷战早期和后“9·11”时期则不明显；美国在外军事部署的重要性在“9·11”事件后更为明显。[38]Gorman和Seguin研究了1950—2008年间《纽约时报》对于外国领导人的报道，发现同一个国家中，不同领导人的媒体可见性与其任期内的地缘政治危机显著相关，国际媒体可见性较高的外国领导人，任期内都经历了重大的政局变化或军事冲突。[39]（三）新闻价值理论与事件因素
　　新闻价值理论主要关注国际新闻所涉国家、人物、事件等因素本身的新闻价值。一条新闻具备的价值因素越多，其国际媒体可见性就越强。Galtung和Ruge列出了国际新闻的12个影响因素，包括新闻的频度、强度、明确性、文化接近性、相关性、可预测性、突发性、稀缺性、连续性、与精英国家或精英人物的关联性以及负面性等。[40]Chang等在新闻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并验证了“偏离性”（deviance） 这一概念对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所发挥的影响；如果一个事件打破了美国的规则或规范，就被视为“偏离性”事件，事件偏离程度越大，越容易被美国媒体报道。[41]Shoemaker、Danielian和Brendlinger进一步将新闻价值的多个影响因素归结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偏离性、社会重要性和偶然性，那些偏离程度较高、社会重要性和偶然性较强的事件，其新闻价值也越大。[42]Yan和Bissell研究了2004—2014年间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有关292个自然灾害的5841篇报道，结果显示，灾难的严重程度（即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数额）是灾难报道中预测力最强且最稳定的因素，而地理距离、贸易关系、旅游人数和美国援助与否等因素均无法持续显著地预测灾难报道。[43]Zerback和Holzleitner对1992—2013年间德国两大报纸（《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上有关世界各国119个武装冲突的2.3796万篇报道的研究显示，地理距离、核武器持有、德国的军事介入程度、超国家组织的政治制裁以及死亡人数是有效的预测因素。[44]Golan对《纽约时报》和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研究进一步发现，媒体对于国际新闻价值的判断不完全受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的影响，还受到媒体间议程设置的影响，《纽约时报》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议程显著影响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议程。[45]在新闻价值的判断上，除了特定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以外，国家特征因素和双边关系因素往往共同发挥作用，影响着国际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对于一国媒体来讲，新闻价值较高的国家大多是处于世界体系中心或半边缘位置的强国或大国，也是那些地理接近、文化相通的国家，或是政治经济利益往来密切的盟国，也可能是存在冲突和竞争的对手国或交战国，还有可能是突发事件或紧急状况的发生国等。因此，在现实情境中，新闻价值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闻地理学这三种路径往往复杂交错，共同作用于特定对象的媒体可见性。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们也甚少明确区分这些理论，而是将它们融入实证研究的变量设计当中。
　　（四）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关注我国领导人对外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国际英文媒体的报道数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既往研究发现及本研究目的，本文主要检视三个层面的9个影响因素，分别是：（1）国家特征因素：被访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官方语言和人均国民总收入；（2）关系因素：我国与被访国的建交年限、地理距离和贸易总额；（3）事件因素：访问时长、是否首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9个研究假设：
　　H1：被访国的国土面积越大，该次出访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越多；
　　H2：被访国的人口数量越多，该次出访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越多；
　　H3：被访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为英语，该次出访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更多；
　　H4：被访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越高，该次出访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越多；
　　H5：被访国与中国的建交年限越长，该次出访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越多；
　　H6：被访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越远，该次出访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越少；
　　H7：被访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越大，该次出访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越多；
　　H8：单次访问的时间越长，该次出访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越多；
　　H9：若该次访问是1978年以来对该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则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更多。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197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10日[46]期间，我国领导人对外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及前后一周，国际英文媒体的报道数量及其影响因素。我们首先以“国事访问”为关键词，在《人民日报》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并确定单次国事访问的被访国、访问年份、起止时间等基本信息，并形成基本信息表。若《人民日报》中的信息不完整，则通过查阅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新华社官方网站、网络新闻搜索等方式补充信息。搜索结果总计获得259次国事访问，出访领导人有6位，分别为习近平、胡锦涛、江泽民、李先念、华国锋、杨尚昆，被访国为107个。
　　其次，我们使用Factiva数据库，[47]检索国事访问期间及前后一周国际英文媒体的报道数量，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检索词为：China + president [48]+ 领导人姓名拼音 + visit + 出访国英文名。在检索过程中，我们通过数据库的区域设置排除了大中国区（Greater China，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的报道数量；通过语言设置仅选择了英语媒体；通过来源设置选择了所有公开出版的媒体，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电视台、电视网络公司、专业信息数据公司（如道琼斯）等来源，同时排除了网络新闻、图片报道、新闻博客以及多媒体新闻。搜索结果排除重复条目后，总计2.3109万篇报道，来自Factiva数据库中收录的世界各国英语媒体。由于每次访问所涉及的媒体不尽相同，此处不再一一列出。
　　再次，我们从各类公开数据库获取研究假设中提出的9个自变量，具体信息如下：
　　1.国土面积：国事访问发生前一年，被访国的国土面积（单位：平方公里）。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
　　2.人口数量：国事访问发生前一年，被访国的人口数量（单位：千人）。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
　　3.官方语言：数据来源于法国Centre D’Etudes Prospectives et D’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CEPII）研究中心发布的GeoDist数据库，该数据库列出了每个国家的三种官方语言。被访国的官方语言之一若为英语，则编码为1，否则为0。
　　4.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国事访问发生前一年，被访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现价美元，图表集法）。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网。不同于既往研究主要使用GDP或GNP作为经济发展指标，本研究认为，人均国民总收入更能准确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指标也被世界银行用于划分不同国家的收入组别。
　　5.建交年限：本研究首先从中国外交部官网获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然后用对应国家的访问年份减去建交年份，获得出访时该国与我国的建交年限。
　　6.地理距离：采用法国CEPII研究中心发布的GeoDist数据库，该数据库列出了各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单位：千米），本文选取了中国部分的数据。
　　7.进出口贸易总额：国事访问发生前一年，被访国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即进口总额加出口总额（单位：百万美元）。其中，1978—2014年数据来自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数据库中的COW_Trade_4.0数据集；[49]2015—2018年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官网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OTS)在线数据库。
　　8.访问时长：访问时长 = 访问开始日期 – 访问结束日期 + 1。数据来源于本研究自行整理的国事访问基本信息表。
　　9.首次访问：若该次访问是1978年以来对一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则编码为1，否则为0。
　　（二）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国际英文媒体有关我国国事访问的报道量进行分析，以探寻国事访问活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媒体可见性。其次，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的9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于因变量和6个自变量（建交年限、官方语言和首次访问除外）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我们将它们进行对数转换之后再带入回归方程。此外，由于国际媒体报道量可能受到访问年份的影响，因此我们将访问年份作为控制变量带入回归模型，但不作理论分析。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1.国事访问报道的时间可见性
　　1978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10日之间，我国6位国家领导人对107个国家进行了259次国事访问，共计获得国际英文媒体报道2.3109万篇（Min=0Max=1184M=89.22SD=124.01）。有35次国事访问的媒体报道量小于等于5篇，其中26次发生在1990年以前。此外，有32次访问的媒体报道量大于等于200篇，其中20次发生在2000年以后。这说明，1990年以前，国际英文媒体对于我国外交访问活动的关注程度很低；2000年以后，国际英文媒体的关注度普遍提高。
　　就单次访问的媒体可见性来讲，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的媒体报道量最多（n = 1184）；其次是1998年江泽民访问日本（n = 751）；第三为2003年胡锦涛访问俄罗斯（n = 563）。另一方面，有13次国事访问的媒体报道量为0，其中10次访问发生在1990年以前，出访国包括英国、日本、（前）南斯拉夫、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缅甸等。另外3次报道量为0的访问均为出访吉尔吉斯斯坦，时间分别为1996年、2007年、2013年。这说明，中吉关系在国际媒体视野中的可见性极低，也间接表明，国际媒体认为中吉关系的新闻价值很低。
　　就年度访问量与报道量来讲，我国领导人的年度访问量（Min = 0Max = 17M = 6.32SD = 4.73）与年度媒体报道量（Min = 0Max = 3042M = 563.63SD = 708.11）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r = 0.577***）。出访量最多的年份是2014年，17次出访获得1129篇报道；媒体报道量最多的年份是1999年，13次出访获得3042篇报道。由于访问量和报道量的绝对数值差异较大，我们将两个变量进行Z-Score标准化处理之后，呈现出二者的年度走势图。如（图1　图1见本期第58页）所示，1995—2002年间，国际英文媒体对我国领导人出访外国的报道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此后，2006年和2014年分别呈现出两个小峰值。1978、1981—1983、1988—1989这些年份的出访量和媒体报道量均为零。2000年之后的最低点出现在2012年，当年出访量为2次，报道量为26篇。总体来看，我国领导人出访外国的媒体可见性自1995年起呈爆发式增长，2003年之后开始回落，并逐渐趋于波动性平稳。
　　2.国事访问报道的空间可见性
　　我国领导人出访外国的媒体可见性在空间上的分布可从国别和区域两方面来分析。若以国别为分析单位，我国领导人总计出访次数达5次及以上的国家有9个，依次是：俄罗斯（10次）、哈萨克斯坦（8次）、法国（7次）、德国（6次）、美国（5次）、南非（5次）、巴基斯坦（5次）、巴西（5次）、乌兹别克斯坦（5次）。在分属4大洲的9国中，地处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分别有3个，表明我国国事访问的重点区域在亚洲和欧洲地区。
　　表1展示了单次国事访问平均报道量排名前30位的国家，也是单次访问报道量在均值89.22篇以上的国家。可以发现，亚洲国家占据10席，欧洲国家占据9席，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国家分别占据6席、3席、2席。因此，从出访量和单次访问报道量来看，亚洲和欧洲都是国际媒体最为关注的我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区域。排名前30位的国家中，不仅有传统大国（如美国、俄罗斯）、各区域强国（如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瑞士、南非），还有与中国存在密切利益关系的邻国（如越南、菲律宾、印度、韩国），以及长期处于冲突状态的国家（如巴勒斯坦）。
　　另一方面，最被国际英文媒体忽视的双边关系是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活动。我国领导人曾分别于1996年、2007年、2013年三次出访该国，但均无新闻报道。整体来讲，我国领导人对中亚5国的出访次数总计22次，在19个出访区域中排名第三。然而，中亚5国的单次访问报道量都处于50名以外，显示出国际媒体对于我国与中亚五国外交关系的重视程度很低。
　　（表2　表2见本期第60页）展示了以地理区域为分析单位的访问量和报道量排名。在19个地理区域中，单次访问平均报道量在均值89.22篇以上的区域只有6个，分别是北美洲、大洋洲、东亚、东欧、西亚和西欧。就访问量来讲，排名前6的区域分别是：东南亚（31次）、东欧（24次）、中亚（22次）、西欧（21次）、南美洲（21次）、南亚（18次）。其中，只有东欧和西欧的访问量与单次访问平均报道量均处于前6位。最被国际英文媒体忽视的区域是中亚，访问量排名第三，但单次访问报道量排名倒数第四。总体来看，国际英文媒体最关注我国与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而对我国与中亚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视程度最低。
　　（二）回归分析
　　上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展示了我国国事访问活动的媒体可见性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复杂面向，下文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媒体可见性的各类影响因素。表3展示了国事访问的媒体报道量及其9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到，除了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r = 0.686***）、贸易总额和人均GNI（r = 0.601***）、贸易总额和首次访问（r = -.595***）这三组变量存在较强相关以外，其余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处于较低水平，表明变量之间的独立性总体较强。方差膨胀因子分析（VIF）和共线性容忍度分析（TOL）表明，贸易总额可能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VIF = 9.341，TOL = 0.107），其余变量的VIF值处于1.094—5.065之间。由于贸易总额是本研究考察的主要变量之一，且其理论意义与其他变量不重复，因此既无法将其从回归模型中删去，也无法将其与其他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此外，本文重在探索回归模型的总体预测力以及显著的预测因素，而不深入讨论单一变量的回归系数。根据Cohen、Cohen、West和Aiken的建议，多重共线性问题可暂不处理。[50]总体来讲，自变量与因变量基本符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假设。如前所述，除了建交年限、官方语言（虚拟变量）、首次访问（虚拟变量）和访问年份（控制变量）之外，其余变量均做了对数转换之后再带入模型。
　　（表4　表4见本期第61页）的回归模型显示了各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主效应（R2 = 0.215***），其中，国土面积、官方语言、人均GNI、地理距离和访问年份对于国际英文媒体的报道量有显著预测力。具体来讲，出访国土面积越大的国家，则国际媒体报道量越多；出访官方语言之一为英语的国家，则国际媒体报道量更多；出访人均国民总收入越高的国家，则国际媒体报道量越多；出访地理距离越远的国家，则国际媒体报道量越少。其中，人均国民总收入和国土面积的预测力最强，官方语言和地理距离的预测力次之。除了控制变量以外的4个显著预测变量中，3个是国家特征因素，1个是关系因素，显示出国家特征因素的强大影响力。由此，研究假设H1（国土面积）、H3（官方语言）、H4（人均国民总收入）、H6（地理距离）获得支持；而H2（人口数量）、H5（建交年限）、H7（贸易总额）、H8（访问时长）和H9（首次访问）被拒绝。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1978—2018年我国领导人对107个国家进行的259次国事访问为研究对象，检视在国事访问期间及前后一周，国际英文媒体的报道数量及其影响因素。我们首先对国事访问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媒体可见性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然后对影响媒体可见性的9个因素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研究结论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国事访问的国际英文媒体可见性在1990年之前极其微弱，自1995年起呈爆发式增长，2003年开始回落，此后虽有波动，但总体趋于平稳。1995—2002年间，江泽民1997年访问美国和1998年访问日本的媒体可见性在259次国事访问中占据前两位；1999年国事访问活动的媒体报道量为改革开放40年之首。另一方面，1978—1990年间，我国的国事访问在国际新闻领域几乎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其中10次访问的国际英文媒体报道量为0。这说明，1990年以前，我国的外交关系和国际地位总体上处于边缘位置，难以获取国际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关注。1990年之后，国家领导人的各次出访都获取了大量的国际媒体注意力，国际社会对于我国外交活动的关注度大幅提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在国际社会扮演积极而活跃的角色，倡导“双赢”的外交政策，并建构起“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51]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常态化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媒体的注意力逐渐趋于平缓。
　　第二，从空间维度来看，我国在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国事访问活动总体具有较高的国际媒体可见性，而对中亚五国的出访则媒体可见性极低。就国别而言，美国、以色列、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的单次访问报道量排名前5，表明我国与传统大国和区域强国的外交关系备受媒体关注。另一方面，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关系则最受忽视。该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世界银行划归的低收入组别，在中亚五国中，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落后。就区域而言，我国对东欧和西欧国家的出访的媒体可见性与实际出访数量较为相符，均处于19个地理区域的前6位；在北美洲、大洋洲、东亚、西亚地区，国事访问的媒体可见性高于平均水平；而在东南亚、中亚、南美洲、南亚四个高频出访区，国事访问的媒体可见性低于平均水平，其中，中亚地区的实际出访量和媒体报道量之间的反差最为明显。前人研究已表明，并非所有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领域都是平等的。本文针对国事访问活动的研究发现再次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佐证。
　　第三，就国事访问媒体可见性的影响因素而言，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国土面积、人均国民总收入和官方语言这3个国家特征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出访国土面积越大、人均国民总收入越高、官方语言之一为英语的国家，则媒体可见性越强；地理距离这一关系因素对国际英文媒体可见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出访地理距离越远的国家，媒体可见性越低。在4个显著的影响因素中，人均国民总收入和国土面积的影响力最强，官方语言和地理距离的影响力次之。这说明，国家特征因素在外交访问的媒体可见性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
　　回顾此前讨论的国际媒体可见性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即世界体系理论、新闻地理学和新闻价值理论，本研究发现，就国事访问而言，世界体系理论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表现在多个国家特征因素的显著预测力之上。新闻地理学的解释力也得到了证明，一方面，国际英文媒体主要关注我国出访的亚洲和欧洲国家，说明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地理距离的负向影响表明，国际英文媒体更关注我国对地理位置邻近国家的国事访问。总体而言，世界体系理论比新闻地理学的解释力更强，而新闻价值理论则受到事件性质的限定，并未显示出显著的解释力。
　　本文的贡献有以下几点：首先，就目力所及，本文首次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6位领导人对107个国家进行的259次国事访问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探讨我国外交关系的国际媒体可见性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分布与变化。在媒介化公共外交日益勃兴的国际政治语境中，将外交活动本身当作核心变量进行研究，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前沿的方向。其次，本文发现了我国国事访问媒体可见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出访国的国土面积越大、官方语言之一为英语、人均国民总收入越高、与我国的地理距离越近，则国际英文媒体的报道量越多，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也越高。综合来看，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我国国事访问的国际媒体可见性，对于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策略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最后，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国际传播领域的世界体系理论和新闻地理学提供了数据支持，在国事访问事件中，以国家特征为表征的世界体系理论尤其具有强大而稳定的预测力。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国事访问的总体数量较少，个别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无法得到很好地解决，模型优化也受到一定限制。其次，本文仅检视了影响国事访问媒体可见性的9个因素。在此之外，还存在其他多个影响因素，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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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WangJ.& ChangT.-K. (2004). 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local press: How a high-profile “head-of-state” visit was covered in America’s heartland.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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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娜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田辉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外领导人国事访问的媒介再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XJC86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