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情商:数码时代新闻的情感转向
■彭增军
社会生活的媒介化,个人生活的网络化、社交化的后果之一,是新闻职业边界的消失和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重构。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进入人们的生活,媒介生态的改变对新闻理念和新闻生产影响将越来越广泛和深刻,而这么一深刻就深刻到哲学层面上了——关乎新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哲学上的本体论太深奥,绕来绕去容易绕糊涂。我们还是求教于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工智能“大牛”,看他如何认识和定义本体论,从而启发我们想清楚需要思考的究竟是什么问题。这位“大牛”就是发明了苹果语音助理siri 的格鲁波尔(Grubber)。他给出的定义是:本体论是对概念模型明确的规范说明,或者说,本体论关乎明确定义的概念体系。
这个定义简单明了。捎带说句题外话:计算科学特别是人工智能明确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概念,因为计算机不能靠微言大义工作,对于计算机来说,一切概念必须定义明确,必须有操作性。
由格鲁波尔的定义来看,新闻的本体论无非就是新闻的观念体系,具体来讲,问题可以包括:新闻的本质是什么?究竟什么是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合理性又在哪里?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理念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教科书上都有标准答案,然而,在新的媒介生态下,一切可能都变得不那么确定和清晰。比方说:新闻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也许你会说,那要看你站在何方立场,依据什么理论,公婆的理都可以说通。那我们再简单粗暴一点:机器人写的新闻与记者写的新闻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机器人新闻是客观还是主观的?机器人可以做出专业主义新闻吗?
因此,新闻的危机关键还是这个概念体系,包括传统、经典价值观的崩塌与重构。不解决观念问题,新闻专业主义又该如何坚守?新闻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本体,找到再好的商业模式,转身再华丽又有什么意义?因而,所有新闻变革、转型的尝试和努力,包括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慢新闻 (slow journalism)、正面新闻(positive journalism)、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和平新闻 (peace journalism)、方案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对话新闻 (dialogue journalism) 、鼓动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等等,绝不单单是形式上、商业模式上的探讨,而是对新闻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质疑或拓展。虽然各种各样的新闻在主张和形式上各不相同,一个总的共同点是更加重视新闻人的主观能动性,包括情感在新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立足于新的媒介生态环境,重视生活体验和情感关怀的新闻实践,被学术界总结为感性新闻(affective journalism)转向,而且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新闻变革的方向。
但是,情感、主观,这些字眼在传统新闻理论中,几乎是禁忌词,传统新闻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核心是客观主义,掰开揉碎了,也没有主观和情感的位置。
灭人欲,存天理:理智与情感的对立
哲学“达理不通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崇尚理智而贬低情感,认为情感常常会迷惑人心,而成为求真求知的障碍,而理智和情感不可能和谐共处,犹如水火。柏拉图说,“理智与情感是两匹背道而驰的野马,把人载向相反的方向”,“而情感需要驯服、掌控,或者被理性的坚毅的大手拨开”。
中国宋明理学要存天理灭人欲,王阳明的心学也是要天理。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智和情感的二分法也基本是柏拉图式的——理智和情感是对头,情感是自发的,而理智是控制的,理智随时都要监督和控制情感,理智通过逻辑来梳理和评价事实和验证真理,而情感则无价值和意义。情感随意、变化无常,理性则是客观的、永恒的、普遍的,由此出现一系列的二元对立:
事实与情感对立,客观与主观对立,理性与非理性对立。
问题是,这样的二分法显然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科学。
首先,人的感性和理性不可截然分开;其次,情感也是认知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现代认知科学特别是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情感与理智并非黑白分明,尤其在认知过程中,情感的作用不可或缺。人的本能是感性的,比如盲人通过感觉来认识世界。基于逻辑的理性是可以被超越和代替的,人工智能是理性的典范,阿尔法狗战胜了人类围棋第一高手,而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能力更是超越了人类。人工智能在逻辑运用上也表现不凡,同人类的辩论中不落下风。但是,好像距离有人类情感的机器人的出现还相当遥远。由此来说,人的本质也许是情感。
情感也并非不理性。英国诗人布莱克有一首诗,头一句就是:“眼泪是智力的东西(a tear is an intellectual thing)。”马克·吐温说:“世上最真实的无过于情不自禁的感情。”
在传统理论体系中,我们强调了认知,却忽视了情感。人类首先是感情动物,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因此,我们在重视人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同时,也应该重视人的情感资本(emotional capital)。
有情总被无情恼:传统新闻的客观至上
英格兰有一位空前绝后的老报人叫司格特(C. P. Scott)。说他空前绝后,是因为他担任英国《卫报》的前身《曼彻斯特卫报》总编达57年之久。而现在无论东方西方,总编任职超过五年就不错了。为什么?现在的总编是职业经理人,五年内不是被炒就是自己跳槽。职业经理人干的是工作,而报人干的不仅是工作,还有情怀。
1921年5月,《曼彻斯特卫报》创刊百年,司格特写了一篇《百年献词》,其中有一句名言:“言论廉价,而事实神圣(comment is free, facts are sacred)”。司格特的这句话成为新闻客观至上、事实至上的“太上真言”。
而在近百年之后的2017年,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有位叫华莱士(Lewis Wallace)的年轻记者,写了一篇博客,吐槽客观至上的新闻清规戒律,题目是《客观死了又如何?》。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所谓的客观是不真实甚至虚伪的,所谓的中立更多不过是为了赢得受众的策略而已,所谓的客观有违我的人性,而我选择人性。
这条大逆不道的吐槽在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所在媒体不得不做出反应。开始的处理是停职,并要求他删除博客。压力之下,华莱士照办了,然而,两天后,他终于拗不过自己的内心,对上司说“我改主意了”。华莱士把那篇博客恢复了,结果被解雇。
客观可以说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石。客观包括事实、公正、公平、独立、 中立和非情感。情感让人联想到的是小报、煽情主义、偏见和商业至上,一句话,情感就是非专业。
各个新闻机构制定了清规戒律来捍卫客观。路透社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指示前线记者一律不许称英军为我军,为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 深恶痛绝。
著名新闻学者明迪池(David Mindich)说:“如果说美国新闻是个宗教的话,那客观就是至高无上的神。”
再大的腕儿,也不能冒犯这尊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持人克朗凯特(Cronkite)是美国新闻界传奇人物,被称为“世界上最可信的人”。2009年,克朗凯特去世,《时代》周刊称他是电视新闻客观主义的守护神。肯尼迪总统遇刺时,克朗凯特正在做现场直播。他回忆道:“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震惊之余,不禁喉头发紧,哽咽无法发声,但我还是强压下去自己的悲痛”。言辞间,深为自己的近乎情感失控但终未“失节”而庆幸和自豪。
大家都知道新闻界有鄙视链,做报纸的看不上做电视的,无线电视鄙视有线电视,传统新闻看不上互联网,鄙视的依据就是谁更严肃、客观、不情感。在新闻界,感情成为“坏新闻”的同义词,即使是街头小报,也绝少承认自己主观。
记者纵有万般情愫,也不得不带上客观的“紧箍咒”。
业界这样,学界更是如此。新闻学的研究中,情感被边缘化。例如哈尔特雷(John Hartley)编著的《新闻与传播学关键词》一书中,没有一个概念甚至一句话是有关情感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意检索了整本书,发现只有一处提到了情绪这个词,不过谈的不是情感,而是新媒体的表情符号。
表里不一:新闻实践中的的客观与情感
在新闻的金科玉律里,情感低等,客观高大上,情感有害客观。然而,在实际的新闻实践中,主客观常常纠结。在规范性理论上,客观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支撑,是信仰,然而,新闻毕竟需要“讲故事”,需要依靠情感去吸引受众。
首先来说,客观并不是新闻的本体,新闻的起源是感性的、个性的、主观的、猎奇的,所谓“骇人听闻”。事实当然重要,但是事实有关诚信,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同客观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媒介科技的发展使新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新闻的感性得以放大。有意思的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恰恰得益于感官主义。作为调查报道的扒粪新闻,其基本套路就是通过“骇人听闻”,揭露资本主义的邪恶和社会的阴暗面,从而激起社会的道德愤怒。直到今天,调查报道的影响途径依然是社会的群情激愤产生社会同情和共情。
也就是说,新闻客观的出身并不那么高大上,初衷是赢得更多市场份额的一种策略。当然,新闻工作者为了自身职业的社会认同,也需要理论建构。而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与实证科学在美国的兴起同步,客观成了理论基石。
然而,客观的一个大问题是把一个个孤立的事件当成了自然而然,把事实的呈现当做了事实本身,而忘记了新闻是对事实的呈现。舒德森(Schudson)说:二十世纪初,受实证科学的影响,美国新闻理论界天真地认为事实是世界本身,而不是人类关于这个世界的陈述。塔奇曼(Gaye Tuchman)说得更尖锐。她认为:坚持客观是市场策略,也是为了自我标榜和法律上的自我保护。因为客观中立可以使记者超然物外。
新闻客观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商业化和脱离群众的过程。廉价的感官主义通过发行量赚钱,但无论如何,走的还是哗众取宠的“群众路线”,而到了客观新闻时代,新闻的服务对象是广告商,自然嫌贫爱富,读者成为商业模式中的一环。
当然,一味去揭客观主义的出身,以及商业动机有些过于诛心。
同时,在新闻实践中,具体的新闻报道,特别是长篇报道,是很注重客观事物的主观表达的。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主观的过程。有学者研究了历届普利策奖获奖作品的主观表达,结果发现,主观感性呈现普遍存在。
而在一般新闻中,主观情感的呈现是通过情感外包来实现的,通过当事人、幸存者、受害人,或者专家的口来实现。可以说,客观和情感在新闻实践中,一个是只说不做,另一个是只做不说。
亲密接触:社交媒体时代的感性转向
如果说新闻的客观与主观、理智与情感在传统新闻实践中并非水火不容,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感性新闻的回归或者转向更是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
密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姆斯在《记者守则》中强调,新闻首先是公共信任、公共服务,而伟大的新闻在于人性,一个新闻人只撰写他内心感受的真实。
新闻的三大功能:信息、教育、娱乐,其根本的目的还在于影响。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仅仅提供信息是不够的。影响的发生有赖于新闻报道引起的同情和共情。同情产生悲悯,因而宽容;共情感同身受,因而理解,再而行动。有人说传统媒体产生同情,新媒体创造共情,有一定道理。
在多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不仅仅是阅读和观看层次上的认知,而是参与和体验。个人的生活几乎完全媒介化,媒体不仅仅是手段,几乎就是生活本身,现在的新闻是沉浸的、互动的、互联的、参与的、社交的、开放的、体验的,是亲密的接触。美国一项调查表明,23%的人握着手机入眠,而在年轻人当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54%。早上,人们一觉醒来,最先想什么?35%在想手机,17%在想咖啡,9%在想牙刷,只有不到10%的人在想自己的另一半。而在“千禧一代”中,66%的人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
新媒体是感性的,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讯息;科技是人感官的器官的延伸。社交媒体、多媒体的一个重要特质是人的各种感官的充分调动和参与,这就为共情提供了前提。考察媒介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媒介越快,就越感性。为什么呢?因为速度加快,人们需要更多凭主观直觉去认知、去处理信息。新闻生产和消费更加感性化。抖音等短视频的流行很能说明问题。
感性新闻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通过网络的分享成为一个公共的情感。参照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可以说,职业新闻工作者和受众共同创造了智力和情感的网络和场域,新闻和受众都需要在新的生态中找到自己的空间。
总而言之,需要重新认真审视和评估情感在新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在信息爆炸和超载时代,也许事实是廉价的,而情感才是神圣的。
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Frost)曾说:“所谓诗歌,无非是情感找到了思想而思想找到了语言。”仔细想来,这同做新闻并无二致,所以詹姆斯·凯瑞 (Carey)说:“新闻传统上是一个文学形式而不是一个技术写作。”海伦·凯勒 (Keller),也就是《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说:“世界上最好、最美的东西是看不到甚至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心灵感受”。
说到底,好新闻是用心做出来的。■
彭增军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