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平
　　当前，移动互联网技术不仅革新了媒介的信息生产及呈现方式，而且改变了用户的信息接收方式与解读方式，进而扩展了传媒研究领域、传媒教育课程体系及培养目标。可以说，转型是当前业界、学术界、教育界的主题，具体表现为：业界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学术界重构理论模式，教育界重新调整培养目标和教学模式。
　　
一、业界突围：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新传播革命重塑了传媒生态，也形成了以互联网为中心的传播新格局，传统主流媒体，即原来垄断信息发布渠道、平台的党报、党刊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不仅要面对传播力、影响力的式微，还要应对营收下滑的窘困现状及媒介融合的艰难探索。
　　（一）当前业界面临的难题
　　传播力、影响力持续下降，头顶光环消失，社会地位下降。在移动互联网技术重塑的传媒新生态中，传统主流媒体通过“+互联网”积极改进传播手段，实践“媒介融合”，但效果并不理想，其舆论传播力、影响力表现不尽如人意。
　　营业收入持续下滑（跳水式）。《2018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报刊广告和发行继续“双降”，整体市场下滑14.8%，其中报纸广告市场跌幅更是超过了30%，市场整体规模不足150亿元。而广播电视广告收入首次负增长，较2016年下降1.84%。
　　传统媒体对新媒体的投入持续增加，虽然有不少成果，但影响力无法抗衡腾讯、今日头条等平台型媒体。近两年，以人民日报、上海报业集团等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机构，在“互联网+”思维的指引下，推出一系列引爆网络的新闻产品。但总体而言，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的投入和产出方面仍与腾讯、今日头条等平台型媒体不在一个量级。
　　（二）传统主流媒体的出路何在？——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到底何谓新型主流媒体？综合当前面临的新形势及学者们的研究，笔者认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就是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框架下实现传媒的公共性，并承担国家治理多元主体中行动者的角色，这是中央基于治国理政、安邦定国的理念对传媒业的战略部署。不同于传统主流媒体与移动互联网的简单相加、相融，而是要基于全新的体制与机制，从根本上对传统主流媒体进行基因重组。
　　1.新型主流媒体应该基于全新的体制、机制
　　面向主流人群，构建主流舆论阵地。新型主流媒体作为宣传、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载体及阵地，需要面对主流人群。当前，中间阶层的觉醒①是新型主流媒体不容忽视的一个动向，新型主流媒体需要面对主流人群，抓住中间阶层，从用户信息接收及解读的习惯入手，掌握舆情的爆发点，通过及时、有效、深度传播及解读，为受众答疑解惑。
　　传播主流新闻，主打硬新闻、时政新闻。硬新闻、时政新闻应成为新型主流媒体的主要传播内容。在信息服务、娱乐节目供给上，商业类媒体、自媒体等完全可以满足市场需求；在国家方针政策、国计民生、经济走势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新闻上，新型主流媒体应突破既有的传播模式，在报道时效性、信息解读的权威性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倡导主流文化、核心价值观。进入新时代，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多元利益、多元诉求，各种思潮流行。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新型主流媒体必须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角度出发，宣传好、实践好主流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新型主流媒体有四大要素
　　虽然当前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仍然是进行时，但是建设目标是清楚的，即再造平台、改进新闻生产流程、适应用户信息接收及解读的偏好等。由此，新型主流媒体的四大要素应概括为“四全”：②
　　全时段——监测社会环境的变动，在以秒为单位的竞争中，争取首发权、议程设置权。
　　全方位——涵盖国内外重要领域的重大事件，既有动态追踪，又有深度解读。
　　全媒体——采用最新的传播技术手段，结合多元传播形态，提升用户新闻体验。
　　全覆盖——覆盖全媒体公众，既有大众传播，又有小众化、个性化的分众化传播。
　　3.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目前存在的困难
　　缺乏整体规划、没有现成的范例。国家将“媒体融合”及“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纳入国家战略，并提出了战略目标，虽然在内容战略上呈现出新的观念及思路，但仍缺乏长远的及整体的规划，也没有现成的成功案例。
　　传统媒体转型缺乏大量资金投入。目前，资金短缺已成为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方面的制约短板，各地类似新闻生产流水线改造也是动辄上千万，技术升级不断要大笔投入。通过商业资本的投入来带动融媒体建设，成为当前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技术人才难觅。媒体融合的根本其实是技术与新闻的最佳结合，但长期以来主流媒体人员结构以新闻、中文等文科专业毕业生为主，此种人员结构限制了主流媒体融合的脚步。懂新闻的不懂技术，懂技术的不懂新闻已成为业内的普遍现象。另外，当前传统主流媒体都实行国有企业的薪酬制度，这也是技术人才引进的一个难题。
　　转型困难。目前，传统媒体的中坚力量是一批老记者、老编辑，而这批人大多是体验过传统媒体“黄金年代”的，对于这批人，不仅仅要改变新闻生产流程，更多的是要进行思维的改造，在这一点上，他们很难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快速运作。
　　
二、学术界转向：重建理论范式
　　（一）新闻传播学术界目前出现三个问题
　　1.新闻学科研究的核心概念发生了变化
　　回顾中国新闻学科研究的历程，信息概念的引入才真正开启了新闻学学科建设和不断拓展的大门，③并且这一概念主导了中国新闻学学科建设和研究近四十年。通过梳理相关资料，我们发现，目前关于信息的理解有三种：
　　第一种是香农（Shannon）所提出的：“接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 ④也就是说信息是消除人们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第二种是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提出的：“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所交换来的东西。” ⑤维纳视野中的信息基本上是社会交往、交流、沟通的一切形式与内容。
　　第三种是哲学家们的理解：信息是和物质、能量一起构成世界的三大元素⑥。“万物皆媒”是哲学家们理解中的信息概念的延伸。
　　信息概念的引入将宣传与新闻划清了界限，并重新定位了媒介功能。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让新闻传播研究陷入困惑之中，新闻传播学研究变得无边无界，整个社会交往都成为研究课题，所有物体都成为意义载体，成为媒体，使得研究对象的领域、研究指向也发生了混乱。
　　2.新闻改革40年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嬗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新闻学产生许多分支，但数量毕竟有限。综观中国新闻改革前20年新闻学研究的嬗变，都是围绕新闻业务内部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跳出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媒介管理与经营等四大新闻研究板块，其结果是确立了“小新闻”的框架。⑦
　　新闻改革后20年，尤其近10年，传播学野蛮生长。近10年，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态，进而再造了传媒生态。“在这种情况下，从新媒体传播打开的新问题域入手，关注媒介技术通过改变传播方式影响人的存在方式，以及被媒介形塑的人与社会反过来如何加强或弱化媒介技术自身的偏向，成为帮助中国传播学发展走出循环，走向进化的一种可能进路”。⑧也正因为如此，学者们从国家战略、世界格局、人类共同体、城市等宏大的视野来关照传播学，传播学学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大传播”格局，出现了政治传播、法制传播、时尚传播、城市传播、健康传播、艺术传播及宗教传播等研究面向。
　　3.现有研究范式需要改变
　　作为社会学的主流学派的结构-功能主义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具有理论范式意义，并衍生出两个基本理论来认知媒介：一是工具论，即媒体是信息传播工具；二是反映论，即新闻是社会镜头。自中国新闻改革开始延续至今，绝大多数的新闻传播研究就是通过这两个基本理论来观照新闻传播的具体实践，以此来推动社会和政治的进步。但面对新传播革命所带来的巨变，结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传播革命带来的新变化。为此，新闻传播研究者对新传播生态中的媒介认识须从媒体工具论转向媒体中心论（独立的主体）；从技术服务论（技术服务于我的需求）转向技术动力论（技术是改变世界的强大原动力）；从社会反映论转向社会建构论（新闻不仅反映现实，更建构现实）；须强调媒体的主体性地位，而不是仅当作人们的使用工具；需要再思考传播与人的存在、社会的关系，找寻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实现学科的整体转型。
　　
三、新闻传播学教育的转型——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教学面临转型
　　中国新闻传播学教学已走过100年。100年来确实有巨大变化。
　　从1918年北大创办新闻研究会，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书构成理、史、实务，使新闻教学初具模样，单独围绕报纸展开教学；20世纪30年代有了广播，50年代有了电视，新闻教学加上广播电视内容；80年代，传播学兴起，新闻学改为新闻传播学，加上传播学内容；到90年代互联网崛起，于是，又加入互联网内容。可以看出，中国新闻教学是随着媒体发展而不断叠加。而叠加是量变而非质变。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教学总体上还是落后于时代，已难以适应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现在需要全新的变革。
　　（二）当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问题
　　1.培养目标脱离实际
　　100年来，新闻传播教育的目标都是为媒体培养记者、编辑人才，但目前，全国约20多万名在校生，至多5%的学生进入媒体，其他的95%以上的人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中大部分还在这些机构从事新闻宣传、公关、秘书，但不少专为记者、编辑开设的课程基本就没用了。这意味着，100年来我们设定的培养目标必须改变了。
　　2.机构设置僵化
　　当前全国新闻学院都下设新闻（主要以报刊为主）、广播电视、传播学、广告为四大专业（系），有些加了网络与新媒体系，按照各自要求开设专业课程，培养单媒体的新闻从业者，而不是现在所需要的全媒体人才。
　　3.课程设置陈旧
　　课程分为三大层次：学校一级公共课，学院一级专业基础课，系一级专业课。
　　从培养记者编辑的目标出发，新闻传播学专业一直以采、写、编、评为核心专业课，以理论、新闻传播史为专业基础课，是一种半职业化的教学模式。
　　写作是以新闻体裁为核心展开教学，消息写作、通讯写作、特写写作、解释性新闻，把新闻写作变成纯技术的一门课程。新闻史就是“进步-反动”二元对立方式的媒体兴衰编年史。
　　目前“+互联网”课程，就是加上互联网知识的概述性、理论性课程，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实际应用课程还很少能开出来，比如大数据挖掘、可视化表达、短视频、融媒体新闻制作等等。
　　4.教学方法落后
　　我们的教学方法基本是满堂灌，概念+例子，基本上没有实行案例教学。
　　（三）重新设定本专业的培养目标
　　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应该设定为：为国家、社会培养从事公共传播、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
　　所谓公共传播：包括国家机关、传媒业、企事业单位向社会大众从事传播。
　　所谓复合型人才：指的是以新闻传播学为核心，融合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具备全媒体操作技能的传播人才，或复合型知识结构的专家型人才。
　　新闻传播学新的学科体系应以“公共传播”为核心概念，以社会交往、沟通、传播为基本范畴：
　　其一，必须充分认识媒介与社会结构是相互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媒介系统性地熔铸于整个社会之中，既影响政治、经济和一切其他系统，又反过来受它们的影响。
　　其二，在多元利益群体并存的社会结构中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新阶段，传媒的公共性实践就是作为多元主体之一参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以平等、公平、公正、开放为圭臬，为多元社会中的各利益群体提供意见表达和沟通的平台，从而制造社会共识。
　　其三，打破以传统媒体、机构媒体为本位的教学和研究视野，充分认识在当前移动互联网重构的网络社会中，政府、企业、组织、个体都有媒介化的趋势，都成为传播的主体，社会正在进入泛媒体时代这一事实。
　　（四）构成公共传播人才的三大要素：技术、思想、表达
　　所谓技术，就是说新闻传播教育必须置于数字媒介崛起的框架下来妥善处理传统新闻传播教育与现代技术的关系。适时加入数据挖掘、数据可视化、视频直播技术、VR技术等媒体新技术的讲授及实习。
　　所谓思想，就是要构建自己完善的知识结构，不断提高洞察力、分析力及判断力。在新媒体时代，如何对海量的信息进行过滤、挑选、辨别、使用，成为一种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离不开学生们既有的知识结构，不单单是一种技能性的提高，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力及人文内涵。
　　所谓表达，就是要全面提高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口头的、文字的、视频的表达能力。当前比较活跃的自媒体，都能根据用户的不同特征，采用不同的叙事范式，形成各自特征，这些恰好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需要借鉴的表达能力。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视频、图片如何时髦，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决不能废弃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
　　（五）以“互联网+”的思维重新设定课程，设置院系构架
　　目前以及未来，以互联网为平台从事传播是全球性大趋势。公共传播必须以互联网为主来重新设置课程，包括融媒体新闻制作、大数据挖掘、可视化表达、人工智能启用、短视频制作等课程应该成为新的核心专业课。当然，原先新闻传播学专业课程比如采访、评论、电视编辑等也应保留，但都需按网络要求做相应改变。比如，采访课应该加上社会调查，写作课应强化基础写作训练。
　　要大幅度压缩“新”字头课，大幅度增加跨一级学科课程，尤其是社会学、企业管理等。
　　公共传播培养的是全媒体操作型或专家型人才，新闻、传播、广电、广告等单一专业无法达到这一目标。为此，现在的新闻系、传播系、广电系、广告系等专业划分应该泛化或淡化，所有课程都上升到学院层面即一级学科层面的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学院下面以课程或课程板块组织教学团队或成立教研室。■
　　
①单凌：《中间阶层的觉醒：中国舆论场新生态》，《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②李良荣、袁鸣徽：《锻造中国新型主流媒体》，《新闻大学》2018年第5期
③李良荣、张华：《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
④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五版）》第4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⑤转引自王哲：《两类信息定义述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⑥李良荣：《新闻学概论（第五版）》第4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⑦李良荣、张华：《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
⑧胡翼青、张婧妍：《中国传播学40年：基于学科化进程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蒲平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