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咏华
　　【本文提要】 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启程的我国传播学研究，已经走过40个年头。“四十不惑”。传播学在我国兴起与发展的40个年头中，中国学者坚定不移地追求的核心目标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迄今召开的十几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从2008年第十届会议起称为中国传播学大会）综述文本的梳理，从中透视这一目标。经过这种梳理，本文发现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过程，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出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传播学理论体系的目标之追求，呈现出迈向本土化/中国化的脉络。
　　【关键词】传播学 核心目标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G201
　　传播学领域全国范围的学术会议的内容，提供了回眸中国传播学40年的一道窗口。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播学大会是自第一次会议于1982年召开以来长期持续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能够较好地代表该领域全国范围的研究成果和思想交流，从而折射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与动态。本文以迄今十几次会议的主题、议题和内容范畴作为研究对象，由考察会议主题入手，进而概括分析每次大会的会议综述文本，作为探讨的切入口。
　　
一、从进行“自主创造”的自觉到具有“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的自信
　　198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作为我国传播学研究第一次标志性的全国会议，以“中国传播学启航，确定对西方传播学研究的16字方针”为主题，在我国传播学发展进程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是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可以看出，对于“传播学”这一首先在西方头号国家美国兴起的“舶来品”，我国学界在研究初期，即已具有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要进行“自主创造”的自觉。在当时的语境下，引入和研究了解西方传播学是我国传播学学科建设绕不开的一步，“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反映的就是针对西方传播学的态度：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照搬，而是力求循序渐进，从了解到分析到批判吸收。其后的各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播学大会，会议主题日益贴近中国社会和传播实践的发展，越来越突出对我国传播学学科建设中自主创新的强调，体现出对推进传播学中国化的强烈追求。201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入40年之际，召开了第十四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它以“中国传播学40年：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为主题。这三个“新”字，体现出中国传播学学术群体在传播学中国化建构中胸怀在新时代承担新使命、肩挑新担当的自信。（各次会议的主题见以下图表）①
　　从大会主题的字面上即可以看出追求“自主创造”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是聚焦核心的关键部分，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各届会议中大多数的主题中都带有“新”字。尽管如此，如果缺乏对各次/各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播学大会主要议题和内容范畴等的考察，则难以全面领略“新”字后面所蕴含的强调中国传播学理论创新的意义，难以系统了解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命题的内涵发展过程。因此本文将试图通过这样的考察，获得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从问题的提出到研究的进程之一瞥。根据笔者对上述各届传播学研讨会的会议综述文本的梳理（以及在综述文本缺失的情况下对自身参会经历的回顾和对其他相关文本的梳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反映在学术会议主要议题和内容上，是一个逐步拓展、深入和细化的过程，而“中国化”目标的日益凸显和对中国化建构的思考步步深入，是其中最为意义深长的环节。
　　
二、第一至五次研讨会：从“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到对如何实现的探讨
　　综观历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播学大会的主题和研讨重点，我国传播学迈向中国化/本土化的脉络清楚可见，在其背后，则有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及其进程的发展之环境因素的推动。而通过会议综述文本等的梳理可以看出，从“中国化/本土化”命题的提出和一次比一次清晰的表述到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探讨，是这一脉络上的最先一段。这一段的时间跨度，是从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召开的1982年至1997年（当年4月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其间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重大发展——1992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时针对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形式发表了重要论述，这一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我国传媒实践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和条件，也为联系我国实际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了诸多议题。1997年，正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五周年、党的十五大于11月召开之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是在迎接十五大召开的日子里举办的，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际，探讨传播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自然而然成为研讨会的总主题，成为这次研讨会探索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建设的重头戏。而就我国传播学自身发展而言，其间也发生了传播学学科地位在我国学科建制中的确立——新闻学与传播学在1992年11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被确定为一级学科，从而获得了与“新闻学”并列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1997年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双双首批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设立传播学硕士点和传播学博士点。此外，1997年前后，传播学科的发展呈加速态势，传播学论文发表数量增幅极大。
　　就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命题的表述而言，召开于1982年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除了确立浓缩为16字方针的对传播学的态度外，其覆盖的主要议题和内容还有：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及其概念的认识与讨论，关于传播学有无阶级性的讨论，对传播学和新闻学关系的探讨，以及对传播学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讨论。②从“16字方针”中的“自主创造”说可以看出，我国在传播学引进早期，研究界即已开始考虑传播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尽管尚未在字面上使用传播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这一术语。有学者认为，这“16字方针”的主要内容还可以理解为在引进时期“提出传播学要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历史起点”。③
　　四年之后（1986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传播学中国化的宗旨有了明确表述，会议被称为我国传播学发展早期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④其主要议题和内容，可归纳为：回顾总结——即回顾总结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后几年中我国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成果（回顾总结此后成为各届研讨会的内容之一，以下的讨论中将略去），分析评价——即分析评价国外传播学理论及其新发展（关注欧洲批判学派成为这部分中的重要内容），以及讨论规划——讨论规划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在此后我国每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大会上，传播学中国化（或本土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总是成为会议主要议题和内容之一。
　　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是在传播学研究在我国起步15年之际的1993年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问题构成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作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我国传播学界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会议结合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新形势，还着重讨论了传播学如何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问题，受众本位问题，以及大众文化、跨国传播、传播权问题等。⑤不难看出，这次会议上，对于传播学中国化，已经开始围绕“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展开探讨，这无疑比此前将此作为一个目标提出又深化了一步。而与此同时，主要议题覆盖的内容范畴无疑比此前有了拓展。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传播学如何服务于推动我国新闻传播改革与发展的求索。试以受众本位问题的提出为例，这固然同借鉴国际上传播学领域受众研究的实证调研方式和传播学理论有关联，但是更重要的是以陈崇山等为代表的中国受众研究者对以往我国主要以新闻媒介/媒体为本位讨论问题的反思。于1982年就主持了中国内地第一次以现代科学调查方法展开的受众调查——“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的陈崇山在1992年一篇总结我国受众调查10年历程的论文中，突出强调改革开放新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坚持，带来了新闻学研究的空前活跃，强调“发扬党报传统，重视受众调查”。⑥可见发扬党报群众路线的传统，通过深入了解受众，推动我国的新闻改革和传媒业发展，是我国受众研究起步的根本动力。这里面本土化的元素清晰可见。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伴随着新闻改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组成部分的发展，尊重受众作为权利主体的知晓权、表达权、舆论监督权的认识融入了我国受众研究的主导思想中。“受众本位”的观念由此呼之欲出。陈崇山把从“媒介本位”转化为“受众本位”总结为受众研究的思想上的“一个质的飞跃”。⑦
　　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95年）的议题和内容突出对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探讨。经综合梳理会议综述文本以及会议论文集目录和摘要文本的内容，笔者发现，联系社会发展现实，聚焦于一系列传播相关问题，构成会议研究范畴的重头。这些问题有：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大众传播的反腐败社会功能及教育功能、建构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大众传播体系、传播与民族文化等，还有大量的应用传播研究。而本次会议在有关传播学自身建设和其学术发展方向的探讨中，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思考进一步着力于对“如何”实现中国化的研究，如提出要重视传播学研究与我国传播业的互动，提出要重视追踪信息传播科技革命动态新课题的研究等。而研讨会的特征有几点尤其值得在此一提：（1）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上，“有了深入的开拓性进展”，如有论文对“传播”概念展开了从层次到功能的梳理，又如有论文针对“沉默的螺旋”假说，探讨了舆论形成过程的社会心理机制问题；（2）更加关注传播学研究如何为我国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深入思考传播学研究与传播业的关系；（3）新闻传媒工作者积极参与传播学研究，传播学应用研究较为深入。⑧
　　召开于1997年的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被评价为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⑨“中国化”是有关综述的标题中引人注目的关键词。当时距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已五个年头。体现“传播与经济发展”的研讨会总主题，思考现实问题的一系列相关议题，成为许多论文集中探讨的问题。这些议题主要有：传播学研究如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大众传播、新闻传播在新时期如何正确定位？新时期传媒怎样经营管理？等等。此次会议邀请了我国港台学者参与，全国代表性比以往更强。从研讨会论文聚焦点来看，研究内容和视野的拓展是此次会议的一大特点，除了基础理论研究的视野拓展外，比较研究（若干很有分量的论文对不同地区大众传播媒介与经济发展不同机制和特点展开了比较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如对信息高速公路的影响等议题的研究）尤其突出。此外，针对市场经济下我国传媒业运作的新情况，不少论文运用传播学视野考察企业公关、品牌建设、媒体传播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大众传播中的道德现象等，体现了研究者对传播学应用和实践的重视和探索较为深入。⑩不难看出，我国的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总是试图设立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主题，研讨会上的论文演讲与讨论，在研究传播学原理和概念的同时，也显示出结合中国实际开展传播学研究的共识。
　　
三、第六至九次研讨会：传播学中国化探索中重视中外对话与前沿问题研究
　　从1999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会议更名为中国传播学大会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即2006年的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显示出在传播学中国化的探索中越来越重视中外对话和学科前沿问题研究的轨迹。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面向21世纪进行思考与探索，关注中外学术对话，成为最为突出的特征。中国传播学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探讨，是本次会议最受关注的议题，而研讨中又同时关注国际国内宏观大背景——世界范围的全球化趋势大背景和我国社会正经历改革开放以来巨变的大背景，从而将传播学中国化命题，置于全球视野下和国内发展变迁的大背景下思考与表述。研讨会在大会主题报告活动中即显示出对议题、视点和研究框架多样性的高度重视，京、沪、粤、港、台新闻传播学者的代表从各自的视点出发向与会者分享的论文，涉及的议题分别为传播模式探讨，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符号学对于传播学研究的意义，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转换（以迪斯尼动画片Mulan为个案），传播教育的理想和取向。[11]在分组会议中，除了普遍关注我国传播学的现状与发展外，高度关注的热点议题还有新媒介技术研究，以及中国媒介改革进程，研究界跟踪中外传媒发展新动态以及联系中国实际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的第七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是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次，它凸显出传播学中国化的探讨中融入了对创新的热切追求。同时，这也是在中国即将开始正式加入（2001年12月11日）世贸组织（WTO）之际召开的传播学研讨会，与我国加入WTO后传媒业发展相关的议题，成为我国传播学界联系中国实际展开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次研讨会的特点和重点主要有：从定量调研的创新、理论思考的创新和对策研究的创新三个方面，思考新世纪的中国传播研究；参与论文显示了多学科、多视角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介入；对各种媒体传播现象的研究趋于细致深入，涉及面广泛；新闻学和传播学相结合成为若干论文研究框架的特征。[12]我国即将开始正式加入WTO这一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备受这次研讨会的重视，反映出传播学界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传播学的持续追求。与之相关的“传播与全球化”、“WTO与中国传媒”、“外国传媒与政府如何应对WTO”，成为了这次研讨会上的热门话题。[13]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2004年），面对我国传媒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对“融合与创新”展开了多层面的观照，包括探讨融会贯通东西方传播理论的重要性，研究传播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与互动，讨论通过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拓展新闻学的视野等。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化，作为这次研讨会重点探讨的问题，更是成为“‘融合与创新’一个比较集中的诠释场次”。[14]会议的学术讨论内容丰富，涉及传播学的许多分支领域，“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媒介生态学”、“文化与跨文化传播”等在本次会议上受到高度关注，再次说明了我国传播学研究范畴和内容拓展的动向。值得一提的还有，自这次会议起，我国传播学研讨会/大会邀请国外学者参加，进一步彰显出我国传播学界对中外学术对话的高度重视。
　　2006年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是在我国日益重视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在伴随着我国硬实力的显著上升国家高度关注国际形象和软实力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召开的。“和谐与发展”的大会主题折射出社会背景因素与我国传播学议题设置之间的密切关联。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特征有：大会交流主题发言围绕学科前沿话题，尤其是体现全球视野和追踪信息传播新技术动态的话题（如世界传播格局，跨国传播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新媒体概念的界定，新媒体环境下的参与式新闻，等等）；分组研讨议题多样；会议活动格局中增加了开设工作坊；学理探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化论题。在大会主题“和谐与发展”的统驭下，分组研讨的议题和工作坊聚焦点的设置显示出对传播的文化与社会功能的重视，分组研讨的议题中包括“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与和谐社会”；也展示出新的分支领域的开拓，如“媒介与妇女儿童研究”和“体育传播研究”等。[15]
　　
四、第十至十四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对传播学中国化的探索进一步深入
　　2008年是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入30个年头之年，这年召开的第十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标志着全国传播学更名为中国传播学大会的起始。此时，经过我国传播学研究30年的发展，学术界深刻认识到我国传播学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得益彰的紧密关系，也认识到与外部世界的文明对话对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自此，各届传播学大会上对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探索中逐步深入到具体的分支领域，如发展传播，文明传播，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第十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本着如下宗旨：推动中国传播学面向中国现实与传播实践，建构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以及倡导面对多元与交融并存的世界、通过对话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共享，[16]围绕“传播学在中国30年”、“发展传播与文明传播”、“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回归与建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媒介研究热点”、“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新媒体传播研究”、“传播教育与媒介素养”、“奥运传播”、“广告与媒介策略”、“传播与公共领域”、“媒介文化研究”等问题，[17]展开了研讨，既突出通过回顾中国传播学研究30年的历程探索本土化的传播学理论体系建构，又尽显视野的开阔和议题的丰富多元。
　　2010年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从主要议题和论文内容来看，联系中国实际探讨全球化与网络化对社会与文化带来的影响与挑战是核心研究问题，若干议题，如“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传统媒体创新与社会发展”、“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国际传播”、“中国与世界传播产业的现状与前景”、“当代广告业的发展、创新与转型”等，都是从这一核心研究问题出发的。这届大会另一引人瞩目的特点，是重视对传媒社会责任的研究，将之视为传播学中国化探索中一个重要领域。在大会开幕式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在致辞中强调的第一点，就是“社会责任是传播学研究的学脉所在”；他指出传播学这一前沿学科应用性很强，“与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对各类媒体与传播学研究来说，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尤显重要”。[18]在大会主要议题中，“传播伦理与媒体社会责任”构成其中之一。
　　2014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就议题和内容来说尤其突出对新语境下我国传播学发展的思考与探索，其中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变革（改革开放的成就，信息传播新技术及其应用的快速发展）带给传播学的机遇是重要的聚焦点，这两个聚焦点在对传播学科发展的回顾和展望中也得到体现。这届大会还开展了以评选优秀论文推举佳作的活动，丰富了会议形式。此外，大会在学理探讨和应用性研究方面，也有所开拓和深入，如设立了“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分论坛，又如，在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中，对农民工群体、留守儿童以及女性群体的研究，对部分国家及地区的媒体发展政策研究，以及对媒介话语及权力的研究，构成相对集中的研究议题方向。[19]第十三届中国传播学大会（2016年）聚焦“公共传播”的核心概念，突出三个“新”——“新理念”、“新挑战”、“新机遇”。大会注重我国传播学研究界在学科发展中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植根于中国经验深入讨论公共传播，反映出直面来自社会变革和学科建设的新挑战，力求把握时代潮流和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机遇之求索。大会的议题设置，既极为明确地聚焦于“公共传播”，又丰富多元：13个研究议题中既包含重在理论探讨的“传播理论发展与范式转型”、“公共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等，又包含关注应用性研究的“社交媒体与公共传播”、“媒体创新与知识生产”等；既包含观照我国经验和社会现实的“公共传播时代:中国经验”等，又包含体现国际视野和关注国际动态的“公共传播视野中的国际传播”、“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多维视野”等……值得关注的，还有同一议题中的多元角度切入。例如，围绕“传播理论发展与范式转型”议题的研究，有从技术哲学的视角展开的反思，也有通过历史文献文本回溯对本土传播研究溯源挖掘，还有对传播效果经典理论的再度检验，有对传播研究者群体如何实现主体价值的探讨……又如，围绕“叙事、话语与公共传播”议题的论文，有从理论上提出“所有传播文本的产出都可以视为‘说故事’的历程”的，也有从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考察互联网上的“性别修辞问题”的，还有以小见大、通过分析具体文本的话语来透视较为宽广的问题的，如试图通过研究分析《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话语变迁“来探讨报纸的角色定位问题以及文本的集体记忆形塑状况”；通过研究城市标语来探讨城市空间的意义生产。[20]2018年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其对于中国传播学发展40年的回顾，包含“学术进路、本土化与跨学科”三个维度。大会的议题中，包含一系列体现新时代特色的崭新议题，其中包括“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播理念与全球传播秩序重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新时代互联网治理与网络舆情研究”、“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战略与政治传播研究”、“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中国梦’的新媒体传播效果研究”等。这次大会主题突出的三个“新”字（“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的意蕴，比前一次大会更加体现出中国传播学界在一以贯之追求传播学中国化中的自信。
　　应当承认，尽管我国传播学研究界长期以来围绕传播学本土化展开了诸多讨论，做出了持续不断地努力，我国历届传播学研讨会/大会的主题、研究范畴和内容展现出了迈向传播学中国化过程的脉络，但我国传播学研究共同体似乎至今尚未就本土化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如源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关系、本土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中国的传播研究是不是在实用为主导向的影响下存在“过于本土化”[21]等，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对于本文的研究问题而言，更重要的是对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追求贯穿于我国传播研究发展的进程；通过持续的探讨学术界无疑前进在深化对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认识过程中。
　　
五、结语
　　经过文本梳理，笔者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40年的发展历程，展现出不断深化对中国化/本土化的思考和探索、不断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迈进的脉络；这一脉络深深嵌入在改革开放进程的大背景之中。传播学在我国是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际启程的，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从诸多方面为传播学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条件，开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不断为我国传播学领域提供了大量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从而推动我国传播学界设置联系我国社会现实而又重视世界视野的研究议题。当然，我国传播学研究迈向中国化过程还没有呈现完成时，而是处于进行时，与建立起基于我国社会现实可从学理上阐述本国国情语境下传播现象的传播学理论体系，还有较大的距离。而建立这样的理论体系，以此为世界范围的传播学发展做出贡献，正是传播学本土化的最高境界，也正是我国传播学界的使命。未来我国学术界在推进传播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似应更多着眼于学理性的开拓创新上。本文主要依据对历届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文本的梳理而未对研讨会所有论文文本做全面梳理，这是本文的缺陷所在。希冀未来有机会弥补。■
　　
①图表根据《历届大会一览》而制，《历届大会一览》获自：。
②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第34-3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③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媒研究》2007年第4期
④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第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⑤刘民安：《传播学需要传播——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侧记》，《新闻知识》1993年第八期；铭辛文：《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新闻大学》1993年第3期
⑥陈崇山：《受众调查研究10年》，《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获自“知网”。
⑦陈崇山：《受众调查研究10年》，《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获自“知网”。
⑧潇湘：《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综述》，《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3期，；阮志晓《传播学研究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新闻爱好者》1995年第11期
⑨沈爱国：《“传播学中国化迈出坚实的一步——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1997年第6期
⑩有关信息综合自三篇会议综述及本人自身的参会经历回忆。参见以下三篇会议综述：宋新桂：《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述要》，《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潇湘：《在理论的阳光下思考》，《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沈爱国：《传播学中国化迈出坚实的一步——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1997年第6期
[11]陆晔：《中国传播学：世纪之交的探索与前瞻——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新闻大学》2000年第1期（春季号）
[12]参见张宸：《创新与发展：新世纪传播学研究——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1年第12期；李晓峰：《创新、发展:建构新世纪的传播学——全国第七次传播学学术研讨会述评》，《现代传播》2001年第6期
[13]张宸：《创新与发展：新世纪传播学研究——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1年第12期
[14]张毓强：《传播学领域融合与创新的新探索——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2004年第6期；四川省社科院新闻专业2003级全体研究生：《“东学西渐”:传播学本土化的新视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2期
[15]有关信息自以下两篇会议综述中综合概括得出：白贵、高菲：《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中国传播学会秘书处：《学术盛会更无前——中国传播学会成立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中国报业》2006年第5期
[16]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第261-26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17]中国传播学会秘书处:《“从历史到未来：传播、对话、共享”——第十届中国传播学会大会在深圳举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第3期；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第26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
[18]王伟光：《在第十一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上的致辞》，获自：。
[19]张化冰：《媒体变革中发展学术砥砺中前行——第十二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会议综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1期
[20]何瑛：《含英咀华厚积薄发，心怀担当与时俱进——第十三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会议综述》，《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1期
[21]刘海龙：《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张咏华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