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杰 张志安
　　【本文提要】 本文通过对上海地区8所高校1430名本科新闻学子的问卷调查，以“狗仔队手法”、“暗访手法”等争议性采编手法和“写作失范”为例，考察他们的职业伦理观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闻学子职业伦理是非观念相对清晰，其中对“狗仔队手法”和“写作失范”容忍度低，对“暗访”较能接受。新闻学子在“争议性手法”的某些方面比新闻从业者更为宽容。在影响因素方面，新闻认知和周边环境发挥着显著作用；新闻教育产生积极的抑制效应；职业取向所代表的个体信念是影响学生职业伦理水平的最主要因素，首份工作想去媒体的意愿提高了学生的自我伦理约束。
　　【关键词】新闻学子 职业伦理观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210
　　职业伦理是一个行业从业人员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规范，不仅反映了从业者个人的职业操守，也关系到行业的社会声誉。无论是西方的“第四种权力”还是中国的“耳目喉舌”功能表述，都说明新闻业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自媒体”兴起，新闻业逐步“去专业化”，竞争日趋激烈。当微博、微信的“阅读量”一览无遗暴露在公众面前时，流量、10万+成为很多媒体的主要追求，由此产生了更多的职业伦理风险。真实、准确、客观、全面、通过合法方式获取新闻素材、认真核实消息来源，维护采访对象合法权益……这些全球新闻业普遍遵循的基本规范，今天依然被国内很多从业者所无视。①一项近期的调查发现，报业采编人员对于行业内尤其是网络媒体的伦理评价较低，对“联系单位赞助”、“接受招待用餐”等做法大多持中立或比较同意的态度，对“隐性采访”的接受度也较高。②因此，进入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仍然值得重视。
　　有研究发现，尽管去传媒行业工作的新闻传播类毕业生比例逐年下降，但在求职意愿上，“专业对口”的主观愿望依然强烈，有近75%的学生愿意考虑第一份工作去媒体。③因此，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会成为媒体从业者新生力量的重要来源。“大学教育延续或完善专业实践并且形塑从业者对媒体角色和功能认知”。④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简称“新闻学子”）处于受教育阶段和正式从业阶段之间，媒介伦理观既受到专业教育的影响，也受到实习从业环境的影响。⑤作为后备军，具有较强可塑性的新闻学子职业伦理观现状如何？其职业伦理观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个人内在的新闻认知观念、校内外环境、学生职业取向等，究竟对他们的职业伦理观念有无显著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清晰把握新闻学子的职业伦理观现状，并能一定程度上预测今后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水平，对改进今后的新闻教育也有较大的借鉴价值。
　　
一、文献综述
　　挖掘事实、追求真相是新闻从业者最主要的工作内容。但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消息源都愿意毫无保留地提供事实和真相。在追求事实真相的过程中，诸如付费采访、暗访、偷拍偷录等“争议性”手法会被经常使用。长期以来，这些争议性采编手法的合法性，一直是新闻业内探讨的焦点，也是各国学者针对新闻从业人员调查的必备内容。迄今为止，美国学者Weaver等主持的针对全美新闻从业人员的四次大型调查（1982/1992/2002/2013）以及欧洲、拉美、澳大利亚等地区的相关调查都询问了有关争议性采编手法的问题。⑥遵循Weaver等人的研究设计，罗文辉等针对我国两岸三地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也涉及了争议性采编手法。研究发现，三地新闻从业人员对“隐瞒身份卧底采访”、“直接采用消息来源提供的稿件”、“引用报道不注出处”等属于行业内部手法的态度较为一致，对“出钱购买机密消息”、“擅用单位机密文件”、“假扮他人获取资料”等手法，台湾新闻人员的认同度最高，香港次之，大陆人员最低。香港新闻人员对“擅用私人文件资料”、“未经允许偷拍偷录”等社会/娱乐新闻的常用手法认同度最高。⑦
　　近年来大陆学者也有多项实证研究讨论新闻从业者职业伦理。一项针对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大型调查发现，从业者感到最无法容忍的采访手法依次是“改变或编造消息来源说话的内容”、“接受来自消息来源的金钱”和“发表含有未核实内容的新闻”，他们认为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是违背新闻伦理的，但对暗访调查、向匿名线人付费等行为表示理解。⑧稍早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网络新闻从业者对“兼职”较宽容，对“免费馈赠”相对保守；对新闻伦理的态度和认知有较大的差距。⑨
　　除了上述研究外，陆晔⑩、陈力丹[11]、周葆华[12]等学者均有过关于新闻从业者职业伦理的实证研究。总体上，新闻从业人员对“隐性采访”有较高的认同度，对其他新闻伦理问题，大多呈现含混模糊的态度。此外，“态度-认知”差距明显——大部分从业者认为自身能遵循较好的职业道德，但却普遍感知“企业公关”、“免费旅游”、“礼品礼券”与“现金馈赠”等现象在行业内很常见。上述结论表明，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的共识远未形成。
　　与此同时，专门针对新闻从业人员最主要的后备军——新闻学子职业伦理的研究则不多。邵云红提出应该从学生的品德、新闻职业道德方面加强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思想道德水平过硬的合格新闻工作者。[13]萧思健等发现，新闻学子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状况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有偿新闻”方面；男生与女生、未实习与实习过的同学对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状况的评价与对“有偿新闻”的理解与做法存在差异。[14]韩晓宁等针对国内9所高校490名传媒实习生的问卷调查发现，职业伦理素养整体中等偏上，对付费报道、介入式报道等“媒介争议行为”容忍度较高，对“接受现金馈赠”、“接受免费旅游”、“透露性侵事件受害者名字或过程细节”等行为较为反对。在影响媒介伦理争议行为接受度的因素中，新闻教育时长呈负效应，实习工作满意度呈正效应；实习从业环境中的正式员工榜样群体和实习生同侪群体的行为表现，对实习生媒介伦理态度产生显著的示范作用和同侪效应。[15]在国外，正因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观在校期间就开始形成，新闻学子的职业伦理获得了更多重视。纽约大学新闻系专门制定了学生新闻手册，从信源、调查材料和版权、隐私权及公众知情权、潜在的利益冲突、引用等方面，对学生职业道德规范进行了详细说明。[16]一项针对英国和西班牙新闻学子的比较研究发现，英国学生比本国从业者更认可付费采访、使用偷拍偷录设备等手段。相比英国学生，西班牙学生对冒用身份采访体现了更大的宽容度，但在使用偷拍偷录设备方面较为谨慎。在擅用单位机密文件、不断纠缠受访者等方面的认可度，两国学生都远低于英国从业者。[17]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新闻领域感兴趣的学生，比对公关/广告领域感兴趣的学生更关注剽窃、捏造等伦理问题，并希望有更严厉的惩罚措施；但无论哪种学生，大学教育和媒体实习对他们的职业伦理水平都有显著促进作用。[18]同样在美国，刚入学的新闻学子比临近毕业的学生具有更高的职业伦理水平，实习经历使学生的职业伦理观念变得多元而复杂。[19]在亚洲，新加坡学者的研究发现，有媒体实习经历或者高年级的学生，比其他同学更认同各种争议性采编手法的合理性。[20]综上所述，由于新闻学子职业伦理观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并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媒体从业者的职业伦理水平，这一研究领域值得重视。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不多，实证研究更是缺乏。韩晓宁等的近期研究尽管有相当价值，但主要针对有传媒实习经历的学生，无法揭示实习本身对新闻学子职业伦理观的影响。国外研究尽管数量不少，但大多集中在对职业伦理现状描述与比较，对相关影响因素较少涉及。因此，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加以完善与丰富。
　　
二、研究设计
　　（一）测量指标及操作化定义
　　1.职业伦理的测量
　　我们以较为常见的“争议性采编手法”作为对职业伦理的测量。由于Weaver和Wilhoit针对全美媒体从业者调查问卷的学术标杆性，本文参考了上述问卷中相关测量题项，并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最终量表，由“向消息源付费采访”、“假扮他人获取资料”、“隐瞒身份卧底采访”、“使用偷拍偷录设备”等十个题项构成，通过五点量表测量接受程度，1为“绝不接受”，5为“完全接受”，具体内容见（表1　表1见本期第44页）。
　　此外，参考国外同类研究，我们还设计了一个题目测量受访者对“写作失范”的处理态度。具体有“剽窃他人稿子”、“引用他人素材未注明出处”、“虚构故事情节”、“任意编造消息源”等四种情况，从严厉到宽容的程度，分为“开除”、“停职/降级”、“批评教育”、“不处理”四档。
　　2.职业伦理影响因素的测量
　　以往针对媒体从业者的研究发现，个体因素和周围环境是影响职业伦理的主要因素。陆晔等认为，新闻职业道德和伦理的形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个体的新闻从业者自身基于对新闻业角色和社会功能认知而形成的道德和伦理准则，二是包括新闻教育和行业典范在内的其他外部社会因素，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交往过的老新闻工作者”、“家庭成长环境”、“专业领导如编辑/制片人”等是对新闻从业者职业伦理观形成影响的主要因素。[21]陶建杰等的研究发现，对市场化态度、工作满意度是影响网络新闻从业者新闻伦理观的主要因素，专业背景、传统媒体经历也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其伦理水平。[22]具体到新闻实习生，韩晓宁的研究发现，新闻传播教育和从业环境同时对实习生群体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有显著影响。[23]参考上述成果，本文从个体因素（新闻认知）、周边环境、职业取向三个方面考察它们如何影响新闻学子职业伦理观的形成。
　　具体而言，个体因素主要指学生对于新闻报道视野/格局、新闻价值取向的认知。用包含十个选项的多选题询问“哪些是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主要追求”，其中“客观报道”、“不带有偏见”、“深入挖掘”、“全面报道”、“平衡报道”五项作为“宏观追求”；“保持事实准确”、“抢时效”、“报道有新意”、“独家报道”、“写得引人入胜”五项作为“微观追求”；“宏观追求”减去“微观追求”的得分，则生成“报道视野/格局”变量，得分越高越代表追求宏观价值，视野开阔。用包含八个选项的多选题询问“哪些方面是影响记者对新闻价值判断的主要因素”，其中“事件的时效性”、“事件的影响范围”、“是否提供了新信息”、“事件主角的显著性”四项指征“内在标准”，“是否为独家报道”、“上级部门的意见”、“受众反馈”、“新闻同行的观点”四项指征“外在标准”；“内在标准”减去“外在标准”的得分，生成“新闻价值取向”变量，得分越高表明越追求内在标准。
　　周边环境包括家庭影响、校内教育和校外实习。如果学生有亲属在传媒业工作，则为有家庭影响。校内教育采用两个变量：是否新闻类专业、新闻教育满意度（五点量表）；校外实习采用“有无传统媒体实习经历”、“有无新媒体实习经历”和“媒体实习满意度”（五点量表）测量。
　　职业价值观是人们对待职业的一种信念和态度，或是人们在职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一般可以分为名望、利他、满意、个人发展等方面。[24]本文通过测量学生对媒体工作十个方面的评价，反映学生的职业价值观。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三个因子，KMO值为0.800且sig值小于0.001，分别命名为“保健因素”（收入高福利好、工作稳定压力小、同事关系简单）、“发展因素”（专业对口、符合个人兴趣、证明自身价值、工作自主性大）、“声望因素”（行业前景好、社会地位高、国家重视），三个因子的α系数分别为0.81、0.75、0.83。除了职业价值观外，还采用首份工作是否想去媒体，与职业价值观共同测量学生的职业取向。
　　另外，把人口统计学中的性别、年龄、原籍是否城市作为控制变量，一起纳入回归模型。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作者对上海地区高校新闻学子大型问卷调查。目前上海地区起码有16所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2016年11-12月，课题组进入各高校专业课堂，以课堂现场发放纸质版问卷为主，结合大四学生寝室发放问卷并现场回收的方式，对上海地区八所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1693名本科生进行了数据采集，共回收有效问卷1430份，有效率84.5%。其中，来自综合性大学（复旦、上大、华东师大）的学生占39.23%；专业性大学（上外、华政、上外贸）占31.68%，理工类大学（上理工、东华）占29.09%；男生占18.32%、女生占81.68%；原籍城市的占71.7%，原籍县城及以下的占28.3%；大一到大四的分布为24.34%、23.71%、31.05%、20.91%；有媒体实习经历585人，占40.91%；具体专业方面，新闻类（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占44.76%、传播类（广告学、传播学、网络新媒体等）占55.24%。从样本分布情况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三、新闻学子职业伦理观现状
　　以中值3为标准，在测量的十项争议性采编手法中，有六项均值远低于3，表明新闻学子对上述行为持否定态度，其中得分最低的三项分别为“任意编造消息源”（M=1.31SD=0.70）、“擅用私人文件资料”（M=1.63SD=0.87）、“违诺透露消息来源” （M=1.66SD=0.88）。均值高于3的有“向消息源付费采访”（M=3.61SD=0.98）、“假扮他人获取资料”（M=3.30SD=1.14）、“隐瞒身份卧底采访”（M=3.18SD=1.11）三项；“使用偷拍偷录设备”（M=2.99SD=1.12）的均值接近3，表明受访者持中立态度。从标准差看，“假扮他人获取资料”、“使用偷拍偷录设备”、“隐瞒身份卧底采访”等六项大于1，说明新闻学子内部对大部分争议性采编手法的接受程度并不一致，有较大差异。“任意编造消息源”一项，无论是均值还是标准差都最小，这一行为的容忍度最低且评价较为统一。
　　尽管媒体从业者不是最新数据，但一定程度还是有比较价值。我们统计了对争议性采编手法“比较接受”和“完全接受”的比例之和后发现，对于“向消息来源付费采访”（D=45.5 %）、“假扮他人获取资料”（D=32.2%）、“擅用单位机密文件”（D=7.9%）三种手法，新闻学子的接受度远高于媒体从业者，但对于“为获取消息纠缠对方”，学生又远比从业者保守（D=-32%）。其他争议性手法，两者之间的评价差距不大，均在5个百分点左右，从业者的宽容度略高。
　　比较新闻学子不同群体的情况后发现：（1）男女生对“摆拍新闻”、“擅用密件”、“擅用私件”、“编造信源”的态度有差异，男生对上述手法的包容度显著高于女生；（2）高年级学生在“假扮他人”、“偷拍偷录”、“擅用密件”、“擅用私件”、“编造信源”方面的包容度显著高于他们的学弟学妹。（3）有媒体实习经历的学生，对“偷拍偷录”、“摆拍新闻”、“擅用密件”、“出卖信源”、“编造信源”的包容度更高（表2　表2见本期第46页）。
　　新闻写作中常见的四种违反职业伦理的情况，新闻学子包容度最高的是“未注明引用”，79.24%的受访者认为“批评教育”即可，要“停职/降级”或“开除”的分别占16.20%、3.72%，也有极少数（0.84%）受访者认为“不处理”；包容度最低的是“任意编造信源”，分别有37.89%和50.95%的学生认为应该“停职/降级”和“开除”。对于“剽窃”和“虚构情节”的包容情况差不多：大约有45%的学生认为要“停职/降级”，35%左右的学生认为“开除”，仅有不到1%认为可以“不处理”。此外，男女生对“未注明引用”（Chi2=8.36，P=0.039）、“虚构故事情节”（Chi2=11.86，P=0.008）、“任意编造信源”（Chi2=15.45，P=0.001）的包容度均有显著差异；不同年级学生在“剽窃”（Chi2=8.21，P=0.042）、“任意编造信源”（Chi2=9.58，P=0.023）两项的包容度有显著差异；有无实习经历的学生，仅对“任意编造信源”（Chi2=9.97，P=0.019）的包容度有显著差异。
　　
四、新闻学子职业伦理观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主成分因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争议性采编手法”可以提取两个因子，共解释方差变异的52.60%，KMO值为0.820且sig值小于0.001，两个因子的α系数分别为0.81、0.78。因子1包含“违诺透露消息来源”、“任意编造消息源”、“擅用私人文件资料”、“为获消息纠缠对方”、“擅用单位机密文件”、“摆拍新闻事件/人物”六项，因子2包含“假扮他人获取资料”、“隐瞒身份卧底采访”、“使用偷拍偷录设备”、“向消息源付费采访”四项，分别命名为“狗仔队手法”和“暗访”。“写作失范”可以提取一个因子，解释方差变异的49.42%，KMO值为0.763且sig值小于0.001，α系数为0.74。由于样本中女生（1168人）人数远多于男生（262人），为避免由于性别数量分布不均衡导致的回归误差，我们将男女生进行分组回归。在具体过程中，采用层次回归策略（hierarchical regression），以新闻认知、周边环境、职业取向作为自变量，以年龄、原籍是否城市作为控制变量，以上述三个因子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表4　表3、表4见本期第47页）。
　　（一）“狗仔队手法”态度的影响因素
　　从回归结果看，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新闻认知、周边环境和职业取向均为影响新闻学子对“狗仔队手法”态度的显著因素。新闻认知中，越注重客观、中立、平衡、全面等“宏观报道视野/格局”，在新闻价值方面越关注时效性、新鲜性、显著性、重要性等“内在价值”的学生，越不赞成采用“狗仔队手法”。周边环境中，有家庭影响的学生，更支持“狗仔队手法”。较之于公关/广告等传播类专业学生，新闻类专业学生对“狗仔队手法”的接受度较低。对新闻教育和媒体实习越满意的学生，对“狗仔队手法”的接受度也越高。职业取向方面，越认为媒体工作保健因素和发展因素低的学生，越接受“狗仔队手法”。首份工作想去媒体的学生，对“狗仔队手法”的接受度显著较低。
　　（二）“暗访”态度的影响因素
　　周边环境和职业取向是影响新闻学子对“暗访”态度的主要显著因素。周边环境中，新闻教育满意度对学生“暗访”接受度有显著的负效应；实习满意度对女生发挥显著的正效应。有传统媒体实习经历的学生，更能接受“暗访”手法。职业取向中，越认为媒体工作保健因素低、声望因素高的学生，越接受“暗访”手法。男生中，越认可媒体工作发展因素的人，越不支持“暗访”，女生在这方面的情况正好相反。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首份工作想去媒体的，对“暗访”的接受度显著较高。此外，新闻认知对“暗访”态度的影响，在男生中体现更加明显。
　　（三）“写作失范”态度的影响因素
　　新闻认知中，两个变量对女生“写作失范”态度都有显著负效应，而男生仅有新闻价值取向呈显著负效应。周边环境方面，媒体实习经历对男女生的“写作失范”包容度均有正向作用。新闻教育满意度越高的女生，对“写作失范”的包容度越低。职业取向方面，越认可媒体工作保健因素和声望因素，以及首份工作想去媒体的学生，对“写作失范”的包容度显著要低。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一手调查数据，呈现了当下新闻学子的职业伦理观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第一，新闻学子职业伦理是非观念相对清晰，对“狗仔队手法”和“写作失范”容忍度低，但能接受“暗访”。
　　在研究列举的十项争议性采编手法中，“任意编造信息源”、“擅用私人文件资料”、“违诺透露消息来源”、“为获消息纠缠对方”等属于“狗仔队手法”的六项，得分均在中值3以下，表明绝大多数学生对此都持否定态度。属于“暗访”的“假扮他人获取资料”、“隐瞒身份卧底采访”等项，得分都在3以上，大部分学生对这些行为表示认可与接受。事实上，也这较为契合中国新闻业的实践现状。对于“暗访”的具体称谓，从早年的“偷拍”到如今更为中性的“隐性采访”，本身反映了行业内部对此类行为看法的变化：“偷拍”带有贬义，是对别人隐私的窥探，但“隐性采访”则相对中性，是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重要手段。[25]在这样的认知下，“隐性采访”变得合理且逐渐被业内和公众所接受，央视《焦点访谈》、《每周质量报告》等行业标杆性栏目中，更是经常使用。新闻学子日常学习中，也能接触到大量采用“暗访”的新闻实践作品，耳濡目染下，他们对此采编手法的态度相对宽容。较之于“暗访”，“狗仔队手法”多属于新闻生产的“后台”操作，多数学生没有可以直接参照感知的现实案例，受学校正规教育的影响就比较大。
　　除了争议性采编手法外，学生对“写作失范”的容忍度也是较低的。较之于“未注明引用”，大部分学生认为“剽窃”、“虚构情节”、“任意编造消息源”等行为更加恶劣，要求“停职/降级”甚至“开除”。这些“失范”，主要违反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可见新闻学子对于新闻真实性，有强烈坚守和高度自觉意识。
　　第二，新闻学子在“争议性手法”的某些方面比新闻从业者更为宽容。
　　研究发现，对于“付费采访”、“假扮角色”、“擅用单位机密文件”等行为，新闻学子的包容度远大于正式从业人员。我们认为，大部分学生缺乏实战经验，对有些方面停留在理想化的想象阶段。以“假扮角色”为例，学生们或许只看到有大量采用此手法的新闻报道出现，殊不知“隐性采访”必须遵循“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公开采访无法获得、法律许可范围内进行”等若干限制条件。此外，中国新闻业除了“提供信息、舆论监督”等功能外，非常强调“进行宣传、整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塑造，部分争议性手法在日常的媒体实践中并不常见。尤其以各级党报、党刊为代表的“机关媒体”地位较高。这种地位，决定了在记者编辑的日常工作中，常会有来自各方面的配合，不太需要、也不允许使用“付费采访”、“擅用单位机密文件”等采访突破手段。但学生缺乏这样的实践经历，往往对上述行为尺度存在过于宽松的想象。
　　第三，职业伦理的影响因素中，新闻认知和周边环境发挥着显著作用。
　　从结果看，越追求客观、公正、全面、平衡等宏观报道视野/格局、越注重从事实本身来衡量新闻价值大小的学生，对“狗仔队手法”和“写作失范”越排斥。但是，越注重新闻价值内在取向的学生，对“暗访”却相对包容。其中可能的原因有，首先学生对于暗访的整体包容度就比较高；其次需要暗访才能突破的报道，显著性、重要性等新闻内在价值也较大。为了追求这些价值，暗访就变得可以接受。
　　对于“暗访”和“写作失范”，新闻教育起到显著“抑制”作用，专业教育的满意度越高，上述伦理失范行为的接受度越低，说明了新闻教育对学生媒介伦理素养形成的有效性，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致。但为什么同样是新闻教育，对“狗仔队手法”的态度，却是正向影响呢？经过访谈，学生们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较之于“暗访”，“为获得消息纠缠对方”、“擅用私人文件资料”、“摆拍新闻事件/人物”等“狗仔队手法”，在日常的采写教学和记者讲座中，更会被当作常规“经验”而提及，学生在校园媒体也有相关手法的实践机会，时间一长，容忍度就会相应提高。第二，如今的“泛娱乐化”的时代，公众能普遍接受狗仔偷拍、泄密等行为，强烈的窥私欲导致大家很喜欢听八卦消息，“受众为王”、“点击量至上”，使学生对这些手法相对宽容。
　　第四，职业取向所代表的个体信念是影响学生职业伦理水平的最主要因素，首份工作想去媒体的意愿提高了学生的自我伦理约束。
　　总体上，有媒体实习经历的学生，对“暗访”和“写作失范”更为宽容。已有研究表明，在传媒实习生的感知中，正式员工群体更常出现媒介伦理争议行为。[26]指导教师的“言传身教”再加上有机会“亲身实践”，经过媒体实习的“洗礼”，学生对这些行为的宽容度也就自然而然变高了。尽管如此，他们内心对争议性手法依然保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多数时候不值得提倡，也应该尽少使用。尤其是首份工作想去媒体的学生，对自身采用“狗仔队手法”和“写作失范”等争议性手法的约束更为严格。对媒体工作保健因素（福利待遇、稳定性）和发展因素（专业对口、自身价值发挥）有较高认同的学生，越反对使用争议性手法，他们或许认为日常工作还远未达到需要通过“狗仔队”、“暗访”及“写作失范”的手段去完成的程度，或者不值得以牺牲自己职业前途为代价完成一篇稿件。看重“声望因素”的学生，成名的想象相对强烈，为了能写出有影响力的报道，更愿意冒险采用各种争议性手法，但他们也有底线——不会放弃新闻真实性而贸然接受“写作失范”。这些都表明，决定职业取向的是个体信念。其实，新闻认知也属于个体信念的一部分。实证研究说明了较之于周围环境，学生内心的想法是更为重要的职业伦理影响因素——对媒体工作怀有较高理想与期待的学生，往往具有相对坚定的职业信念与正确的价值追求。因此，对新闻学子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不断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新闻志向，做业务精湛的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工作方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工作者要求，坚定学生的个体信念，在人才培养中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对当下新闻学子的职业伦理水平及影响因素有了初步回答与解释，但更具体的问题，譬如媒体实习岗位的多样性、实习时间长短、寝室及实习部门等身边环境对学生伦理水平的影响如何，都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
　　
①陈力丹：《新闻从业者对职业道德的无知和淡漠令人愕然——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谈近期几起新闻伦理事件》，《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②徐娜：《我国报业新闻采编人员职业伦理现状研究》，《新媒体研究》2016年第20期
③陶建杰、张志安：《过渡性职业：新媒体环境下本科新闻学子的择业意愿及影响因素》，《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9期
④Gaunt, P. （1992）. Making the newsmaker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journalism training. Santa Barbara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⑤ConwayM. & GroshekJ. （2009）. Forgive me nowfire me later: mass communication students' ethics gap concerning school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Education58（4）461-482.
⑥罗文辉等：《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第210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
⑦罗文辉等：《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第220-221页，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
⑧张志安、张京京、林功成：《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调查》，《当代传播》2014年第3期
⑨陶建杰、张志安：《网络新闻从业者职业伦理研究:以利益冲突为例》，《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9期
⑩陆晔、俞卫东：《传媒人的媒介观与伦理观——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四》，《新闻记者》2003年第4期
[11]陈力丹、王辰瑶、季为民：《艰难的新闻自律——我国新闻职业规范的田野观察/深度访谈/理论分析》，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版
[12]周葆华、龚萌菡、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二》，《新闻记者》2014年第2期
[13]邵云红：《浅谈新闻学专业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的培养》，《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4]萧思健、廖圣清：《未来新闻工作者评价新闻职业道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对新闻专业学生的调查报告》，《新闻记者》1999年第6期
[15]韩晓宁、王军、王雅婧：《传媒实习生群体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16]杨晓白：《纽约大学新闻系学生新闻手册（上）——职业道德规范、法律和实践》，《青年记者》2012年第4期；杨晓白：《纽约大学新闻系学生新闻手册（中）——职业道德规范、法律和实践》，《青年记者》2012年第7期；杨晓白：《纽约大学新闻系学生新闻手册（下）——职业道德规范、法律和实践》，《青年记者》2012年第13期
[17]Sanders, K.HannaM.Berganza, M. R.& Sánchez Aranda, J. J. （2008）. Becoming journalists: A comparison of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s and values of British and Spanish journalism stud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3（2）13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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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建杰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项目号为：C17079）、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全媒体时代新闻学子职业意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