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剑辉
　　【本文提要】新闻传播人文主义建立在对人的价值的关怀、对人类命运的忧思以及对生活愿景的追求之上。在媒介技术理性至上的浪潮中，呼唤新闻传播人文主义对构建当代理性具有重要的价值。人对自身价值的觉醒伴随媒介的发达而提升，新闻传播的人文主义转向，其要义在于尊重人的价值。媒介技术、算法等试图主宰新闻时空之际，新闻传播人文主义理应登场，倡导建立多元并立、彼此认同、互动协同的新闻传播新格局。新闻依靠良知、责任和公共价值方能抵达人类。
　　【关键词】理性 媒介技术 元价值 人文主义 新闻业
　　【中图分类号】G206
　　杜骏飞，1965年生，江苏淮安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网络传播学会（CNMCA）创会会长，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互联网与中国问题、媒介政治学、新闻理论。
　　“理性”是历代思想家关注的领域。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古典时期的哲学家都曾试图借助理性，追问知识源泉，把握现实世界。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仰仗理性反对封建、摆脱宗教，构建人类主体性复兴的理想社会。在此意义上，理性可归结为人类主体认识思维和实践活动的能力与意志。彼时的理性在认识论层面上具有反思与否定的品质。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20世纪中期的信息革命，到21世纪互联网革命，科学与技术的力量日渐强大。科技逐渐成了“理性”的代名词，走向了启蒙时代思想家所倡导的理性的反面，形成了以技术规范一切的“技术理性”，成了左右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新的统治形式。
　　对于科技之于人类社会影响的反思是思想家们关注的重要议题。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当传统理性陷入技术理性的单一维度时，便失去了其反思的特质，形成了空心化的理性。哈贝马斯把理性分为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哈氏认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占据了人们的思想领域，技术理性行为不断同化交往行为，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阻碍了交往理性的合理表达，社会生活世界遭遇侵蚀。哈贝马斯并未沿着经济政治批判的路径，而是借助“语言批判”的武器反思技术理性，在此意义上拓展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
　　面对当下突飞猛进的网络信息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结构的深刻影响，对媒介技术理性的反思也进入了新闻传播学者的视野，如何超越媒介技术理性重振人文主义，成了业界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超越技术理性的意义在于，“厘清科学技术的本体论前提，明确科学技术作为知识体系的客观真理性；从价值论角度，肃清技术理性对人的全面理性的遮蔽，倡导人的主体性，将人的思想和生活领域导向对社会基础的反思和批判。告别技术理性的统治，回归真正的理性”。①
　　2013年1月，杜骏飞教授在《我们怎样抵达新闻——关于柴静、闾丘话题的思考》一文中，基于中国传播语境中，开启了对新闻传播人文主义的反思；2017年年底，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反思传播学圆桌论坛”上，杜骏飞发表了《新闻是人，新闻学是人学——新闻传播人文主义转向》的演说，呈现了他对新闻传播人文主义研究的理性思考（全文刊发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这一系列文章，其核心观点与近来学界关于新闻专业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他是在探究另一条抵达未来新闻的“人文”之道。
　　在数字“元技术”驱动媒介融合进程中，“大数据”兵临“传统新闻业城下”。面对来势汹汹的数据新闻、机器人记者、算法推送等技术化思维及生产逻辑；面对网络社交媒体、自媒体等个人化生产大潮，如何超越技术理性，实现新闻传播的人文主义转向，成了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既有的新闻生产机制、新闻业组织结构模式面临哪些变局？网络与传统新闻业的基因有何异同？专业新闻人在新闻业转型大潮中如何安置身体及理想？新闻传播如何抵达人文主义高地？新闻传播人文主义转向何以可能？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杜骏飞教授进行了专访。
　　
一、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觉醒伴随着媒介的发达而同步提升
　　史剑辉（▲）：传播固有的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形成了传播研究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路径。纵观传播研究史，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自然主义”传播观主导美国传播研究长达50年之久，直到70年代，“人文主义”传播观念逐渐兴起并形成了有影响的理论。实际上，传播学界依然存在着所谓“科学学派”与“人文学派”的分野或对立。②就当下国内新闻传播研究现状而言，业界学界对媒介技术运用、大数据处理分析似乎情有独钟。请问，您所倡导的新闻传播的人文主义转向，其理论脉络是如何延展而来的？您如何看待技术推动中的媒介融合、大数据扩张之于新闻传播的关系？
　　杜骏飞（●）：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大概是从17年前开始的，当时网络传播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怎么给网络新媒体传播下定义，这就涉及媒体与人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新媒体是泛媒体，互联网传播是泛传播。具体的假设很多，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线索是：媒体即人，只有在媒体即人的条件下，媒体才是所谓广泛甚至是气态分布的，当时我提出了“弥漫的传播”③这个概念。
　　弥漫的传播是指传播的汽态化及无所不在性，人成了传播的实体部分。一旦人成为传播实体，媒体本身也就消失了，人和媒体之间紧张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已经被削弱，甚至不见影踪。从前人们提及媒体时，想到的是一张报纸、一家电台或电视台等等。今天，我们谈及媒体时多半是指社交媒体、信息交换平台或随身携带的网络终端。
　　从此维度看，媒体不再是一个实体化的存在，而是无所不在的泛化的人的社会。工业社会以来，媒体被看成是对人的机能、活动，以及社会建构的延续和扩展。在麦克卢汉那个时代，研究者是从人的角度观察媒体的。在此层面上，麦氏的观点与多伦多学派的思想脉络有关联之处。
　　最近的二三十年间，生活世界格局发生了两种变化。一是媒体社会日渐物化，即大众传媒原本是被人操控的工具，今天却来操控人，马克思称之为异化；二是传媒的力量愈发强大，电子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让媒体迅速嵌入了诸如人的日常交流、商业往来、医疗教育、消费娱乐、起居出行等方面，成了宰制人的日常生活、左右社会发展动向的结构性力量。进言之，人成了媒体的附属物，人极大程度上输诚于媒体，甚至被媒体所融合，人及社会都变成媒体的一部分。此层面上，所谓媒体融合，融合的不是媒体而是人。
　　与此同时，公民新闻、第五权力日渐滥觞。第五权力是公民社会对于大众传媒力量和责任怀疑的产物。媒体嵌入社会生活之前，立法、司法和行政权三权分立，大众传媒是作为一种平衡性权力而存在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社会弥漫着对大众传播公共性的不信任，这就催生了公民新闻的发达和第五权力的上升，其结果是人逐渐进入一种反抗的序列当中。一方面，人们亲手扶持媒体发展壮大，使媒体社会逐渐物化，物化的力量反过来宰制主体性本身；另一方面，人们又在试图借助第五权力——社交媒体来反抗第四权力。
　　社交媒体固然提升了人的反抗力，试图克服第四权力的非真相、非公益性等弊端，但是，社交媒体的强盛，并没有让人的主体性得以最大伸张。主导社交媒体的是算法，实际上，当人们在召唤第五权力、沉溺社交媒体时，不知不觉被算法所左右。诡异的是，面对海量的数据、庞大的社交人群，如果不依靠算法，网络世界中的信息资源将无法管理，个性化信息需求也不能满足。显然，媒体技术理性在网络世界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一旦被算法所左右，就会出现技术及少数人的霸权。人们在努力借助媒体技术拓展其社会行动能力的同时，却孵化出了吞噬自身肌体的异物，成了高悬于媒体社会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自身权利过程中，培植了媒体物的专制力。新媒体传播语境中，人的价值意识日渐增强，对媒体异化的反抗也逐渐加剧。人对于自身价值的觉醒是伴随着媒体的发达而同步延伸的，现在是反思新闻传播人文主义的时候了。
　　
二、新闻传播人文主义核心是尊重人的价值
　　▲：数字移动网络技术的创新与普及，加速了媒体融合进程，也改变了社会交往方式及关系结构。作为社会交往沟通的“中介”，新闻业必然会经历变革。此背景下，“老新闻人”纷纷离职或转行，“新新闻人”踯躅观望，成了业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同时，新闻业危机话语成了新闻传播界内外关注的焦点，也成了社会各界积极“拯救新闻业”的现实依据。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人们为什么如此惧怕新闻业巨变？当下语境下，新闻业蕴涵哪些人文主义要义？
　　●：中国新闻界对新闻理念的理解经历过几个阶段的变迁：早期新闻理念的核心是新闻服务政治；晚近中国新闻界，引入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体系，其主要价值在于能够在政治和日常生活话语中找到一个平衡，此平衡确实找到了。原有的两种新闻理念中，新闻为政治有一套非常自足的体系；新闻专业主义也有其自洽的逻辑；人们笃信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是新闻业的主角，也认可新闻专业主义的社会责任，将“把关人”等理论奉为新闻业的圭臬。唯独到了社交媒体兴起、人人都可以做新闻的时代，人们不太清楚什么是新闻了。
　　新媒体时代，到底谁是主角？是网络技术、数字化和算法吗？显然，我们一方面不愿意承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角，也变成了新闻业的主角。随着大量非专业媒体的兴起，新媒体成了新闻生产、消费的主要平台，拓宽了人们的新闻视野，丰富了信息消费者的食谱。同时，也导致了新闻信条和规范的重写，新闻业濒临崩塌的险境。
　　所以，老新闻人或者是传统新闻业，最不能够适应的其实并不是它的发行、点击量的下降，而是新闻价值观以及其运作体系的不复以往。人们对新闻业的焦虑分为两个层面：有形层面上，随着新闻附加值的降低，新闻业日渐萧条，老新闻人纷纷出走。无形层面上，人们对于“什么是新闻、新闻的价值何在？”等以前比较明晰的答案产生了怀疑，这种来自内心世界的焦灼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更猛烈。
　　实际上，这种不适与焦虑由来已久，只是最近两三年间达到了巅峰，因为内忧外患同时爆发。一方面，人们对新闻理想及职业认同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另一方面，老新闻人不再能为传统新闻业而奋斗。人们对新媒体的膜拜使传统新闻人丧失了为之奋斗的环境，取而代之的是活跃在社交新媒体中的“新新闻”人群。这类似于大革命推翻了王权，把权力归还给大众。但是，大众并不清楚这些权力应该怎么使用，被推翻的王朝，也很不甘心权力的逝去。所以，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王朝迭变”，既有的新闻秩序被打破、新闻世界已经崩塌，迟迟不见新秩序降临于人世间。
　　此情境下，人们对新闻、新闻业的担忧或紧张会自然而生。如果新闻人只是为了谋生而活着，换到IT业供职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思索其中的理论含义，则会不寒而栗。因为，媒介技术所裹挟的巨大权力资源及危险，就像媒体气态化的存在一样，没有人知道它何时会发生形态变化，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
　　这有点类似于美国人看到前苏联的核技术流落在各个加盟共和国当中，失去了控制，有心而无力，恐惧会自然生成。“拯救新闻业”成了新闻界本能的反应与呼唤。我们看到现有的这部分的端倪，特别是算法世界对我们的掌控，让我们感到很不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就没有知识分子和公众对算法的怀疑，没有政权对于所谓算法逻辑的整治。
　　▲：互联网企业创立的新闻算法，在试图促进从“媒体中心”向“用户中心”的转变的同时，编织了一张网罗用户的无形之网，实时打捞、贩卖、控制用户的“注意力”，以实现多重目标。在这个层面上，呼唤新闻传播人文主义正当其时？
　　●：对，人文主义是一面旗帜，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当然，你可以说算法新闻能够让大家得到极大的满足与便利，何乐而不为。其实，它满足的是人的短期利益和那种不顾一切后果的娱乐化的需求。
　　算法新闻并不是为人的价值而存在的，可能会统治人。算法有自己的世界、逻辑及目的。在此情境下，我们不得不提倡人文主义的立场，这不是拿一套逻辑或理想口号去跟别人对冲，而是不得不发出的呐喊，让所有思考者回到新闻的本源上。即，新闻为什么？传媒应该怎么样？这个本源性的问题，马克思、弗洛伊德、多伦多学派、芝加哥学派、报刊自由委员会都思考过，难道我们能不思考吗？
　　今天的中国，已处于人文主义重新崛起的时代，弘扬人文主义需要反思与实践并重，新闻传播界更应如此。
　　
三、媒介技术试图主宰世界，人文主义理应登场
　　▲：以媒体为基础构架的新闻业，在数字新媒体狂飙突进的大潮中，其变革与重构在所难免。面对数字媒体技术引发的变局，新闻业界学界都似乎异常敏感。请问，新闻业变革的动力机制何在？
　　●：新闻业在历史上有多次转变——立场、观念和操作规范都在与时俱进。此进程中，有一个无所不在的影子——媒介技术。纵观人类传播史，不难发现媒介技术推动新闻传媒加速迭变的轨迹。从早期依托交通技术的车马邮件传播系统，到印刷技术支撑报业主导的大众传播，然后到了依托无线电技术的广播电视时代，很快到了数字网络技术主宰的互联网时代。每一次新技术的运用都会引发传媒生态系统的深刻改变，不仅是受众规模的扩大或者传受双方关系的变化，而且是社会系统结构性的变革。
　　广播电视发明之前，人们以文字为中介，用理性的方式寻找、阅读新闻，感知、想象世界。视听技术开发了人的右脑，形成了感性思考模式，新闻传媒图景日渐感性化、图像化、非理性化，人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超越了对理性逻辑的钟爱，尼尔·波兹曼意义上娱乐至死的景观屡屡上演。
　　互联网技术进一步整合了人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它不仅仅是人使用的工具，而且是承载人的容器。原本渔夫（人）操着一张渔网（网络）在打鱼，今天人已经被渔网所网罗，这意味着人的生活图景及所思所想都变成了媒体的一部分。网络新媒体重置了新闻业在人们心智中的位置，它变成一种伴随式的、无所不在的、感性的力量。
　　互联网带来哲学上的变迁使人们不再纠缠于“左脑”跟“右脑”的争斗，对网络世界中真伪、好坏鉴别能力的丧失成了新的隐忧。人人拥有媒体，生活图景可以实时在线，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应该被挑选出来，什么应该被推送给他人，现在几乎找不到坐标了。网络新媒体时代对于人来说，最大的一个冲击是哲学上的。因为，媒体、新闻和信息，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界定了。
　　
四、建立多元并立、相互协同的未来新闻传播新格局
　　▲：社交媒体给予用户更多消费、生产新闻的机会，改写了新闻的定义，丰富了新闻产品，也对传统新闻业造成巨大的挑战，未来新闻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可能迫使我们暂时停下来，重新定位我们过去所从事的事业，或者变革前进的方向。请问，当下新闻传播环境中，我们如何重新定义新闻，如何把握新闻业转变的方向？
　　●：人们对新闻的定义会随其身份变化而变化。政府职员、企业家、新闻人都有各自的新闻主张。作为普通大众，看快手、搞直播、玩游戏、观头条乐在其中，不会太在意新闻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新闻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极其核心的话语地位，是左右历史发展的一种力量。知识分子是怀着对新闻力量的敬畏之心来探讨新闻的，期望新闻回到其价值元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我们应当尊重新闻价值应然与实然的现实，应然的东西人人都说得对，但也不能罔顾实然的存在。比如，你偏爱《纽约时报》、《纽约客》，也应当允许小青年看快手，允许一部分老干部读党报，允许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允许知识分子讲文化价值观，允许投资者追求商业利益。
　　所以，对新闻的定义应该是多元博弈、同存共荣，允许不同价值诉求的群体和阶层都能够发声。在新闻人、投资者、政治家、大众等诉求中形成一个新的平衡，构建多元并立、相互尊重、相互牵制、相互协同的新闻传播新格局。
　　未来新闻业应该是气态化分布的，比从前那种扁平、抽象和单调的新闻业更加复杂而富有活力。新媒体环境中，新闻看似被削弱了，其实它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时空。此维度上，新闻传播跨入了引导人民的时代，问题的关键在于新闻传播能否发展出一套激浊扬清、彰善瘅恶的价值观。
　　
五、新闻依靠良知、责任、公共价值抵达人
　　▲：相对于文学、艺术等其他科学，新闻与政治、资本、权力等之间存在更多勾连与纠缠，或者是饱受后者的牵制。请问新闻传播如何才能“尽己所能”抵达人？
　　●：实际上，与新闻业相博弈的力量很多，除了资本、权力之外还有社会本身。新闻业在知识分子看来是一种“超级行业”，具有知识分子的秉性——超越技术理性，以社会利益为旨归。新闻业原教旨是服务社会根本利益及福祉，新闻业要在众多博弈当中找到核心竞争力，还是要回到社会长远利益上来，要强调公共性价值观，因为这才是新闻业最宝贵的品质。
　　新闻抵达人不是依靠新闻语汇、新闻行为或事件来抵达人，而是依托心灵、认同和观念的力量来抵达人。新闻抵达的并不是有形的人，而是无形抽象的人，也可以理解为抵达人类。换言之，新闻如何抵达人似于教授、作家如何抵达人，他们需要依托良知、责任心、社会服务、公共性等哲学观照。同样，新闻业需要坚持以上品质，否则很快会被信息产业、IT技术、机器所替代。这个替代过程已经开始，只会加速，而不会戛然而止。
　　新闻业的品质即新闻人的品质，新闻抵达人的主体是新闻人。新闻人在保住饭碗的同时，提升新闻业品质，推动社会发展，而不是要跟机器去比语速、词汇量及服务的快捷性，而能比的是新闻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及社会良知。新闻人甚至还会对人类的规则和人类本身进行反思，这些东西是机器（媒介技术本身）永远做不到的。
　　▲：也就是说，新闻人能够对其新闻活动进行反思，构建新闻理性，新闻人竞争的资本在于人文精神？
　　●：是的，如果新闻人跟机器比写作速度、语料库、计算能力等，显然是以卵击石，能比的是灵魂和内在精神的皈依，这才是新闻、新闻业、新闻人存在的根基。
　　▲：新媒体传播环境中，出现了传统新闻业和BAT新闻业之间的博弈。请问，这两种新闻业有何异同？
　　●：它们的基因不同。传统新闻业有两套体系，即政治体系和新闻专业主义体系，其基因来自公共生活。基于IT文化的BAT新闻业追求的是商业价值。所以，在普通IT行业中所滋生的新闻业，可能会成为资本、技术的代言人，而不会成为政治的代言人，特别是极难成为社会福祉的代言人。
　　当然，这个结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排除IT业本身价值观的迭代。我们期望IT界所孵化出的技术新闻人类，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样貌，他手握技术和资本利器，也能够反思人类精神。但是，这种可能的实现需要教育来促成。所以，一定是有多种力量去角逐、矫正、制约、教化之，未来新闻业才能成为有益于公共社会生活世界的存在。
　　可以想象我们的对话会有一些读者，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大新闻业、泛新闻业的精英。如果将来握有技术、政治或社会权力，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新闻人文观念的大合唱当中，让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和精神作为火种保存下去，而不是在技术、商业的潮流当中被冲垮、消失，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只留下技术、资本、政治霸权的地标，以及狂欢的乌合之众，那是非常可怕的世界。
　　
六、基于媒体实践把握新闻的变与不变
　　▲：西奥多·夏兹金等学者曾提出，“正是通过在实践中的行动与相互作用，心灵、理性和知识得以构成，社会生活得以组织、再现和变迁”。④作为信息生产传播工具，智能手机等移动网络媒体在新闻传媒、商业金融、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行业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可以说，移动媒体已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遍意义上的“媒体实践”已成现实。请问，我们的社会生活在哪些层面上会得以组织或更新？
　　●：可以说，基于新闻生产、流通、消费的媒体实践是个人、组织、社会、国家之间的公开沟通的基本方式，也是社会信息系统平衡运转的基础。新媒体传播环境中，广泛的媒体实践几乎在所有层面上重新组织了社会生活。这其实是个人、阶层以及社会力量关系再平衡的产物，也是传媒系统运行的意义所在。换言之，传媒的变革形成了信息交换从不平衡到再平衡的动态循环。此过程中，新闻传媒业不断迭代，从而带来了整个人类生活图景的变迁。
　　正如上文所言，媒体气态化分布于社会，媒体实践活动及影响也无处不在，当然在一些地方宰制的力量强，引发的变化大，有些地方可能正在积蓄变革的能量。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如此描述工业革命的时代。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互联网革命、社会转型变革。有人说，这对新闻业而言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所谓新闻业最好或最坏时代，无非是指有很多好消息和坏消息。也就是说，新媒体技术给新闻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就好消息而言，新闻传媒业的权重比以前更大了，新闻传播研究比以前更有价值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加便捷，所能接触的世界更为宽广，新闻传媒拓展了人生存的时空。
　　坏消息也显而易见，我们面临着无所不在的难以言喻的挑战。不管是技术霸权、政治霸权，还是社会霸权，都对人们以前所保有的观念、立场形成了猛烈冲击，从前所建构的理性防线被层层冲垮。传媒场域中，毁“三观”的事件越来越多，“无底线”的新闻也屡屡发生，传统新闻人节节败退，传统媒体不断倒闭，新闻业面临巨大隐忧。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有消息就意味着有机会，新闻业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这代人足够优秀，应该会找到一条更长远的道路，走向人类的未来；如果不那么争气，大概会就此收场，甚至走向穷途末路。所以好坏消息并非问题核心，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是“靠谱”的一代。
　　▲：随着媒介技术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大数据”、“移动媒介技术”等术语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从当初的广泛流行，已经进入了如今的“普遍实践”。请问，此环境中新闻传播研究范式、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从业者的职业成长轨迹需要直面哪些变革与坚守？
　　●：在新媒体技术浪潮当中，没有哪个行业会固步自封。媒介技术变革浪潮必然会波及新闻传播研究、人才培养及从业者的成长轨迹。如果新闻界闭目塞听、固守既有清规戒律，就会成为“新世界的盲人”，既不能使用先进的工具，也对新世界的规则一无所知，同时也看不清任何来路和去路，势必会成为媒体社会的弱者而被淘汰。
　　从新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新闻界更需与时俱进。研究者应当能够汇通旧知识和新思想，熟知其关联及发展动向。新闻从业者应当是博通古今并怀揣新闻理想的综合人才——既拥有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又具备新媒体的实用技能，同时还能够为新闻业而奋斗。面对新媒体技术浪潮，如果没有人文主义层面上的坚持，所有的变只会加速人的基本价值的丧失，可以想见，未来可能会是充满商人、程序员和机器人的世界。■

①刘伟、陈锡喜：《“技术理性统治”何以可能：兼论哈贝马斯技术理性批判的反思向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②芮必峰：《传播观:从“自然主义”到“人文主义”：传播研究的回顾》，《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第6期
③杜俊飞：《弥漫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西奥多·夏兹金等：《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柯文、石诚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史剑辉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池州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安徽省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影响研究”（编号：AHSKQ2015D1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