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亮
　　【本文提要】1949年《中央日报》迁台出版后，曾有一系列“脱序”、“反常”之举。这些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非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反而得到其纵容和保护，其原因是这些言论暗合了蒋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国民党“改造”的舆论铺垫需要。而“改造”完成后，蒋介石非但已不需要《中央日报》的舆论造势，在其追求权力统合的背景下，一个自外于蒋氏掌控的“政校新闻系”为核心的团体的存在，必定会引起其不安与疑虑。这时，马星野为代表的侍从报人，也就难免再次堕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历史宿命中了。
　　【关键词】家长制支配 侍从报人 马星野　《中央日报》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前言：概念与问题
　　媒体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政治研究和传播研究中极富意义和挑战性的话题。政治权力常试图通过传媒的力量来实现劝服、组织和动员目的，媒体因此往往成为统治阶级实施有效统治的重要手段和支撑。对于威权政体①和独裁者来说，对媒体或资讯传播的控制和使用更是极为用心。在威权体制下，媒体基于现实考量，也常常会对政治权力做出一些委曲求全、丢车保卒式的妥协、迎合或顺从。因此，李金铨曾经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两者的关系：“权力中心和媒介跳一支探戈舞领舞者（leader）通常是权力中心跟舞者（follower）则是媒介。” ②对于政党报刊（partisan press）来说，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但这并不是说媒体及其从业者面对权力时，完全处于被动应对的地位，他们有时亦会做出许多偏离正常行为轨迹的“脱序”之举。但从结构论或工具论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顺从”还是“脱序”，皆不外乎控制媒介结构的政治结构变迁所引起。
　　从结构论或工具论来探讨政治权力与媒体的互动关系，在国外研究中已不乏案例。③本文想从中国本土报刊的实践中撷取一个案例，来考察权力介入媒体进行结构管制的方式，以及媒体及其从业者面对政经结构变迁时的因应、妥协以及无力和无奈。当然，这样做并非利用本土经验来为西方理论做注脚，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例来观察在中国独特的政经结构下，媒体及其从业者的闪转腾挪，对报人和报纸的历史命运有一番历史之同情。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迁台之初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不同于一般的商业报刊，国民党对《中央日报》的定位是党的政策的宣导机构，是国民党党政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其负责人也不同于一般报馆老板，而是由宣传部门领导甚至党的领袖直接任命。虽然从报社内部结构来看，《中央日报》与普通报馆并无差别，但是从外部结构来看，则是嵌套和寄生于官僚体制内的。也就是说，社长并非真正老板，老板之上还有老板，这个老板就是能左右《中央日报》生存空间的党内盘根错节的各种势力。因此，如果考察政治与媒体互动，这是一个理想案例。至于为什么选择迁台之初作为研究时段，是因为这一时期在战后台湾的政治史上，是风云激荡、剧烈变迁的时期。在中国大陆全面溃败的国民党政权，从1949年渡海来台，到1952年另起炉灶完成“改造”，在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政治权力的重新洗牌。这些政治变化，也微妙地体现在这一时期的《中央日报》版面内容上和报社职员的举止中，呈现出让今天的历史局外者感觉难以理解的“脱序”、“反常”现象。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L. Backer）曾说过，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活、故事，那个故事和时代绝对是有关联的，绝对是息息相关的，透过这个人本身的经验可以看出背后的历史。④本文希望通过迁台初期马星野在《中央日报》的一系列职务行为，来探讨政治机构剧烈变动背景下，报人与权力者、媒体与政治的主从关系和互动关系。
　　在展开论述之前，有必要对本文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分析工具做一清晰的界定和阐释。
　　（一）家长制支配。这一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20世纪初分析比较各国官僚组织现象时提出的。韦伯在分析国家治理模式时，采用了“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⑤在他看来，任何权力者都必须向人们阐释自己的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而“权威”即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的权力。从这一思路出发，韦伯提出了权威的三种理想类型：传统权威、卡里斯玛权威和法理权威。韦伯进一步指出，这三种不同的权威类型有着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提出了相应的三种“支配形式”：家长制支配、卡里斯玛支配、官僚制支配。韦伯所谓的支配是指这样一种情形，支配者所明示的意志旨在影响他人的行为，且确实对其行为产生了一定社会意义上的影响，即被支配者把命令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这一支配关系的被支配者一端来看，就是顺从。韦伯在分析中国古代以皇权治理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时，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表现为家长制支配形式，即家长制中的官吏地位来自他对支配者的臣属关系，其职务忠诚并非一种事业忠诚，而是基于一种婢仆对主人的忠诚、恭顺关系，其职务行为集中表现为“向上负责制”。在这种支配形式下，支配者以权威、仁慈、德行等领导下属，下属则表现出敬畏顺从、感恩图报及认同效法。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民主共和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帝制时代的政权合法性论述和支配形式逐渐失去根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千年封建传统积习也可一朝去除，如民初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是封建意识之回流。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其行政行为仍表现出较强的封建遗存，家国同构的观念影响仍根深蒂固。蒋做过黄埔军校、中央政治学校校长，黄埔将官、政校师生也愿意用这层师生关系拉近与蒋的距离，而蒋本人也愿意维持这种关系，以方便对他们的统驭指挥。
　　（二）侍从报人。侍从报人这个概念，是笔者受台湾学者林丽云“侍从报业”概念启发而提出的。林丽云在分析台湾威权统治时期报业与政府的关系时发现，在台湾的政媒关系中，统治者是位高权大的“保护主”，而报老板则是位阶较低的“侍从”；统治者会提供给报老板生存上必要的资源；而报老板则会提供统治者所需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以作为交换。因此，两者之间有“唇亡齿寒”、“共存共荣”的关系。但是，这种互惠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间会有冲突出现。从国民党的角色而言，在其政权不稳的时候，必须提供优惠给报老板，以获取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当时局稳定后，国民党又会限制某些报业的发展，防止他们发展壮大后不好控制。因此，国民党政府和报业的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宽容，这主要取决于其政权的稳定性。⑥这种互动关系中的报业被称为“侍从报业”。林丽云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更多是指当时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等民营报业而言。实际上，通过后文分析我们发现，国民党在迁台之初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本党党报的羁縻，也采用了这种打拉结合的宰制方式。如果从报纸对政权的依附关系来看，党报比民营报纸体现出更为强烈的“侍从”色彩。在家长制支配方式下，党报从业者对权力者更为“顺从”，因其在党内的奖罚升除、资源分配，几乎完全决定于权力者的意志和好恶。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使用“侍从报人”概念，更多是从党报从业者对权力者的依附关系而言。
　　介绍完以上两个概念，我们来看作为《中央日报》社长的马星野在国民党内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他与权力者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支配和互动关系？
　　1952年以前马星野的新闻职业生涯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简单：八年新闻教育生涯、三年新闻主管经历，及七年半《中央日报》社长。在他成长和升迁的过程中，有几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笼罩着他，一个是蒋介石，另外就是CC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在大陆时期，朝野一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蒋介石依靠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的CC系，实现对党国的控制和运作。在大陆时期，二陈领导下的CC系一度控制了组织、宣传、教育等重要党政部门。宣传部多任正副部长如张道藩、程天放、潘公展、方治都是CC干将，而《中央日报》也一直由CC系牢牢把控。马星野与陈果夫、陈立夫存在着名义上的师生关系，马星野在“中央党务学校”⑦学习时，陈果夫是该校教务长，陈立夫是时任教育部长。后来在马星野成长过程中，陈氏兄弟及其控制的宣传部也对他有提拔培养之恩，因此有人认为马星野也是CC系成员。⑧1948年底，马星野萌生将《中央日报》迁台之意时，在第一次股东常会讨论时曾经受到党内大佬陈诚等人的质疑，认为在国共会战正酣时此举会动摇军心，也是陈立夫出面力挺，才终获通过。⑨
　　下面再看其与蒋介石的关系。马星野在党内虽位阶不高，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却非同寻常。早年他在“中央党务学校”读书时，蒋是校长，因此他们也存在着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因成绩优异，做事细致认真，蒋每次到校讲话，多由马星野担任笔录工作，其所作记录详尽无误，蒋亦甚感满意，因此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日后多有奖掖提携。甚至可以说，马星野一生的职业轨迹，就是蒋介石直接干预的结果。早年他留美学习新闻学，回国创办政校新闻系，担任宣传部新闻事业处长，执掌《中央日报》，出任改造后的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⑩（后文简称“第四组”）组长，外放巴拿马“大使”，回台接管中央社。可以说，每一次变轨，都是蒋介石个人意志的体现。而马星野对蒋也形成了极强的依附和顺从关系，这从他1952年所写一份自述中可窥一斑，他称蒋是其“毕生最感戴之人，亦毕生最钦佩之人”，每次面对蒋时都觉得“慈祥恺悌，如坐春风”，因此忠心追随蒋氏26年。[11]透过叔侄关系（蒋是二陈叔父陈其美盟弟，因此在私下场合，二陈呼蒋“介叔”）、师生关系（陈马、蒋马），三方在支配关系上体现出了典型的家长制支配形式，[12]形成了如（图1　图1见本期第70页）所示的支配结构。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蒋介石实现着对《中央日报》直接或间接的掌控，从而顺利达成宣传意图。[13]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现，马星野和《中央日报》在迁台之初的一系列表现和举动，乃至《中央日报》的一系列“脱序”行为，都是这一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
　　
二、《中央日报》“脱序”与马星野“反常”
　　1948年底到1949年初，随着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被彻底歼灭，解放军渡江已势所必然，对国民党而言，南京失守已是时间问题。南京《中央日报》大部分机器及设备转运台北，于1949年3月12日正式出报，马星野续任社长。为免触敏感，《中央日报》迁台后对外称“太平洋版”，“南京版”虽然继续出版，但已不是工作重心。
　　与《中央日报》迁台同步，国民党政府亦开始机构迁台。从1949年起，大约有300万军民跟随国民政府陆续来台。迁台初期的国民党政权，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而这时，马星野主持的《中央日报》却因一系列措辞激烈的言论，引起了党内外的震动和巨大争议。1949年5月1日，该报发表《打击豪强！安定民生！》，指责大批跟随国民党来台的“借政治力量制造经济危机以损人自肥之辈”，是造成台湾省内物价狂涨的罪魁祸首，这些“经济上有特殊势力的人，互相接纳，操纵金融，掀动拨弄”。[14]两日后，即5月3日该报又发表了主笔戴杜衡化名林阿火撰写的社论《台湾负担不起》，[15]将渡海来台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指为“肥头胖脑，腰缠累累，满箱满箧尽载美钞黄金”的“政治垃圾”，指责他们应对失去大陆负主要责任，应成为革命的对象。要求“除了直接负有与省政有关的特殊任务者外，一律不予接待”。[16]5月12日，该报另一主笔殷海光也发表一篇社论，再次将“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指为败坏台湾的“政治垃圾”，文中有“内地腐毒的政治因素，随着政治垃圾之大批入口，作用于台省的每一个角落，使台省发生腐蚀现象”等语。[17]上述言论在国民党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迁台“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更是极为仇视，对报纸的“脱序”言论纷纷指责。
　　尽管如此，7月18日《中央日报》发表的一篇《本党历史的新页》社论，更是指明道姓责骂杜月笙为“流氓头”、“时代渣滓”。这番言论，正好破坏了蒋介石的一个重要企图。原来，1948年底上海解放后，许多上海名商巨贾担心兵燹之祸，纷纷避走香港。当时蒋介石担心这些滞留香港的商人受中共统战宣传影响，携款回大陆投资，曾多次派遣洪兰友、王新衡、潘公展等人去“宣慰”。鉴于杜月笙在旅港商人中的地位，蒋介石希望通过杜月笙来做安抚工作。而6月19日，杜月笙本人也曾给蒋介石写信，表示愿意“自当以大义随时劝阻”，并建议蒋介石“封锁沿海各港，绝其归念”。[18]在蒋的劝说下，杜表示愿意来台“共体时艰”。恰在双方沟通过程中，《中央日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引起杜月笙的极大恐慌和恼怒。杜月笙不便出面，便由其门徒陆京士给蒋经国、陈立夫、陈诚和洪兰友修书一封，兴师问罪。[19]这封信中，陆京士除了对国民党前后言行不一的行为表达愤慨以外，更追问社论用意何在。而居间奔走联络的洪兰友更是气急败坏，直接上书蒋介石表达愤怒和不解。[20]《中央日报》的上述激烈言论，引起了部分国民党党政人士的愤怒和反击，纷纷要求处罚该报和社长马星野。而根据中央党部秘书长黄少谷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曾要求《中央日报》另行登文，予以纠正。[21]但迟至黄上书的8月12日，该报仍未刊登任何纠正文，事情最后也不了了之。[22]此后，《中央日报》和马星野本人似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949年11月16日，在王新命主编的副刊《青年周刊》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到有钱万事休》的文章，不仅对“政治垃圾”旧事重提，而且更明确说这些人是“三等富人”，“身边都有可以坐吃几年不愁空乏的美钞和黄金”。这篇文章发表两天后，东北籍“立法委员”梁肃戎给报社去信，指责“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包在内，有官皆贪，无吏不污的说法，实在有失报道的公允和客观的立场”。11月23日《中央日报》将此信原文刊出，并随附了一个“编者的答复”，对梁的批评予以否认，并坚持认为不少“立委”和“国代”过着奢侈的生活。[23]《中央日报》这一强硬立场，招致更大的愤怒和反弹。11月30日，“立法委员”苗启平等85人上书蒋介石，请求撤惩《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及主笔王新命，并另委派党内忠实干部接办《中央日报》。[24]有人推测《中央日报》上述举动让蒋介石不满，[25]更有研究者认为由此种下了马星野后来下台的前因。[26]就连当时事件的经历者龚选舞也认为，《中央日报》这一系列言论“虽然各方一致赞好，但也种下了马社长此后在央报极盛时期黯然下台的命运”。[27]笔者对此并不认同，原由见下节分析。据陶希圣在日记中透露，陈立夫曾两度有意撤掉马星野的社长职务，以减轻自己承负的压力，[28]但先后都被蒋介石否决。[29]为平息众怒，蒋介石指示宣传部传令马星野对言论编辑部门严予整饬，主笔王新命应即停止工作，并轻描淡写地要求该报“今后谨慎将事，不得再犯同等之错误”。[30]同时，为了塞悠悠众口，蒋介石指示党部秘书长黄少谷给诸委员、代表回信予以安抚：“议会政治与言论自由为民主宪政两大支柱，允宜相辅相成，而不应相煎相逼……已令中宣部责成该报将编辑言论部门切实整饬，主笔王新命应即停止工作”。[31]蒋的这一表态，明显有息事宁人，回护马星野的意图。目前从国民党公开的档案看，马星野仅在1950年1月20日，数罪并罚，受到了一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仍然照常执掌该报工作。[32]而马星野对这次遭受的党纪处分，态度也颇不以为然，他于两天后在本报发表谈话，认为该报发表《台湾负担不起》、《人到有钱万事休》确属不当，但尚无重大错误。[33]
　　
三、《中央日报》“脱序”和蒋介石“挺马”之原因
　　通过对前述事实的介绍和梳理，读者可能会像笔者一样，不免有这样两个疑问：第一，一向谨言慎行的《中央日报》和马星野，在迁台初期为何言论屡屡“脱序”？第二，面对党内外要求惩治《中央日报》和“换马”的呼声，蒋介石为什么一力“挺马”？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回到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也需要依据马星野与蒋介石、陈氏兄弟的支配关系的变化来做阐释。1949年3月（《中央日报》迁台出版）到1950年2月（马星野被严重警告），正是国民党政权仓皇辞庙，风雨飘摇之时。1949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先南迁广州，后西撤重庆、成都，党政机构大幅缩编。中宣部由原来的七八个单位，裁撤为两个处，经费也极为窘迫，甚至连照明的灯泡都找不到。[34]据接替黄少谷担任部长的程天放报告，该部职员人数从战后复员时的一百数十人，减少到15人，因人手短缺，许多工作无法开展；且经费短缺，到程接掌时，仍未领到本年度的分文经费，一切宣传指示无法见诸实施。[35]而政府行政院系统的新闻局，也于1949年3月裁撤。[36]原来负责给各党报提供社论的党报社论委员会，也于1949年1月24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后停止活动。[37]也就是在这最后一次党报委员会会议上，主持人陶希圣下达指示，今后党报不须代表政府发言。[38]陶希圣这一表态也就意味着对党报言论采取放任态度，悉听其便了。相比更为严峻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在政权将息的时候，宣传和报纸工作显然已经不是急务。可以说，国民党的宣传指挥系统已经一片混乱，殆至停摆的状态。
　　《中央日报》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中，赢得了短暂的脱序空间。《中央日报》部分记者鉴于过去在大陆失败之教训，将责任归之于国代、立委，乃有一系列看似“脱序”之举。其实《中央日报》做出出格或脱序行为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47年，该报就陆续爆出“扬子孚中套汇案”、“金圆券泄密案”、“杀陈诚，以谢国人”等报道，引发国内外舆论界震动，陈诚并因此一度坚决反对该报迁台。[39]除了战后新闻自由运动的鼓动以外，《中央日报》内一部分少壮派记者日渐对体制不满，要求改革，甚至要求跳出体制发声，也是重要原因。[40]迁台初期，在宣传管理“无序”的状态下，该报频繁出现“脱序”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此时作为该报社长的马星野是什么态度就显得至为重要了。从前文黄少谷的报告看，《中央日报》对“中宣部”要求责令纠正的指示“置若罔闻”，甚至显得有些“有恃无恐”，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出格行为至少得到了马星野的默许和暗中支持。那么马星野的底气又来自哪里呢？
　　根据笔者的分析，很可能是蒋介石的态度给了马星野很大的暗示作用。针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溃败，蒋介石曾有过一番深切反思和检讨，认为以二陈兄弟为首的CC系，特别是陈立夫，应负主要责任。赴台后，受CC系操控的“立法委员会”在许多问题上与蒋介石唱对台戏，多番引起蒋介石震怒，蒋介石决定撇开CC系，酝酿一次所谓党内改造。[41]陈立夫失宠于蒋介石已经成为党内公开的秘密。而曾经在党团之争中失败，被闲置起来的陈诚，重新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并于1949年1月受蒋介石重托，出任台湾“省主席”，对台湾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初步稳定住台湾局面，为国民党和蒋介石保住了一块最后的落脚地。随着党内派系格局的异动，我们不难发现，原来向陈立夫负责即是间接向蒋介石负责的局面不复存在。而此时，马星野势必做出新的选择。从1948年起，马星野就已经开始有意接近蒋介石的新红人陈诚，向其积极输诚了。早在该报筹备台湾版前，他即先让龚选舞、黎世芬等人多去在台湾养病的陈诚那里“拜访请益”。[42]后来他又亲赴阳明山拜访陈诚，联络感情，取得陈之谅解。[43]报纸出版后，马星野又指示采访组正副主任王洪钧和龚选舞，今后要加强省政新闻采访，要特别重视陈诚的演讲，“务必要记录得既详且尽”。[44]1950年秋，他又积极策动让陈诚出面担任报社董事长。[45]这一切都表明，马星野已经提前触摸到了党内政治格局变动的脉搏，而相应有所应变了。而蒋介石的反常表现也说明，他有意放纵《中央日报》持续向所谓党内“腐败分子”开刀，矛头指向再明显不过了——就是受CC系把控的“立法委员”会。《中央日报》对“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攻击，正中蒋介石下怀，他需要《中央日报》持续提供炮轰CC系的炮弹，以为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改造”做好舆论铺垫。
　　我们隐然在蒋介石和马星野之间看到了一条“保护-顺从”的线索：蒋介石为马星野和《中央日报》提供政治庇护；作为交换条件，马星野和《中央日报》逐渐疏远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在言论上支持蒋介石接下来即将展开的排除CC系参与的“改造”运动。
　　这里唯一需要特别解释的即是攻击杜月笙一事。此举打乱了蒋介石的原定计划，以蒋平素之性格必会大发雷霆进行问责，而从目前各种档案和日记等公私材料看，蒋都没有严厉表态。这又是何原因？秘密就隐藏在批杜文章的字里行间。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本党应将戡乱建国任务的一大部分，交给青年去执行。过去本党的高级干部，犯了过于老成持重的错误，以为青年们的幼稚病和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胆，都不配做本党推行主义政策的执行人。因此，对于已入党团的青年，是把他当作尚待保抱提携的童稚，从来不把推行主义的工作交给他们，对于一般青年，也只希望他们好好地读书，并不期待他们的翊赞革命。其实，所有能写下可歌可泣历史的人，多半是青年，或是善于领导青年的人……我们希望中枢能划出一部分戡乱建国的工作交给青年，一方面让多数正苦没有出路的青年得到工作，一方面让青年翊赞革命的热诚转化为戡乱建国的行动，务使本党能从此进入更活跃的青年期，然后戡乱的最后胜利才会属于本党。
　　对这段话的解读，需要配合其他背景来考虑。此前，蒋经国领导下的三青团与CC系也爆发大规模冲突，在CC系阻击下，三青团组党失败，使得蒋介石另起炉灶重新组党进行“政治自救”的企图失败，也使得蒋介石为蒋经国政治铺路的意图遭受挫折。[46]再考虑到1948年底蒋经国在上海“打虎”，遭到杜月笙暗中抵制，最后草草收场。这篇文章代蒋经国出气，替蒋介石谋划的意图就体现出来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陆京士同时将信发给并未牵涉其中的蒋经国——显然杜月笙、陆京士已经读出了文章用意——指桑骂槐，矛头还是针对的CC系，杜月笙不过是个由头罢了。如果只是想骂一下杜月笙，社论题目大可不必用“本党历史的新页”了，“新页”者，当然是寄希望于“未来”的意思。在蒋介石再次酝酿“改造自救”的时节，这番苦心蒋氏父子同样不会读不出来。因此，陈立夫如欲“换马”，蒋介石必要“挺马”。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生意经”在作祟。1949年初台北《中央日报》出版后，面临的是这样的生存困局：先于该报出版的《新生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机关报）和《中华日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机关报）已经依靠各自背后的政治势力，基本垄断控制了全台特别是台北的报业市场。除了这两家官方报纸，台湾在战后也出现了大量民间报纸，也要在报业市场上分一杯羹。初来乍到的《中央日报》要想短时间内打开局面，用这种迎合民众心理的作法，也许是一个捷径。不过，相比前述一系列的政治原因，这显然并非主要原因。
　　
四、时过境迁：马星野和《中央日报》面临的政治危机
　　1950年3月1日，名义上早已宣布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复出就任“总统”，国民党内称为“复行视事”。8月4日，陈立夫被蒋介石迫令24小时内离台，次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全体委员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的统治体制在台湾的确立。到了1952年，台湾政局趋于稳定，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外部面临的解放军渡海压力也已消除，而《中央日报》也借助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一路保驾护航，顺利渡过开始时的难关，销路和广告大幅攀升，跃居为岛内第一大日报（表1　表1见本期第75页）。然而，在看似繁荣的背后，《中央日报》内部也在酝酿着一场危机。
　　家长制支配关系中，保护主与侍从的关系，是以政治绝对效忠为前提的。一旦保护主认为侍从的行为可能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那么这种共谋与共生关系就不复存在。当蒋介石的绝对地位重新稳固以后，《中央日报》再有脱序之举就显得格外扎眼了。
　　1950年7月，蒋介石召见台湾各报负责人，希望新闻界多做正面报道，这是舆论收紧的重要信号，也给马星野以极大压力。1950年9月8日，《中央日报》迎来了创刊八千号纪念。这天，在《中央日报》同仁的纪念聚餐会上，主笔陶希圣特别对报社同仁发言，警示大家“艰苦时期，无人理会，今日事业稍有发展引起他人妒忌”，他提醒大家要记住“不踬于山，而踬于垤”这句古训，今后行事须格外谨慎。[47]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讲这样不合时宜、略带几分丧气的话，说明熟知政治阴晴变幻的陶希圣已经预感到危机的来临。
　　果不其然，稍后不久，《中央日报》内部即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人事风波。其中最大的矛盾来自马星野和副社长萧自诚之间。萧自诚，1907年生于湖南邵阳，1935年入国民政府军委会蒋介石侍从室任职，由少校升至少将侍从秘书，成为蒋的心腹凡十余年。1950年10月6日起，进入台北《中央日报》担任副社长，是为该社有副社长之始。[48]后马萧两人因争权夺利，演成水火之势。有人认为，该报迁台之后，从每月领取经费到每月能向“中宣部”缴出一笔巨款，利之所在，国民党人趋之若鹜，萧自诚就是其中之一。[49]但笔者认为，这只可能是表面上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或许是出于蒋介石更深的用意。马星野与该报有七八年关系，报社所用人员，大都又是“中央政校”新闻系出身，与马有师生之谊，“群众基础”雄厚。在《中央日报》内部存在这样一个以马星野为中心的政校新闻系团体，在此时特别忌讳派系政治的蒋介石看来，就显得十分碍眼了。据说蒋介石有一次曾问身边的人，为什么《中央日报》的职员，有那么多是政校新闻系毕业的，可见他早已注意到这个现象了。[50]后来在1952年8月7日召开的“中央改造委员会”381次会议上，蒋更严厉批评《中央日报》“用人有门户之见，未能罗致人才”。[51]因为相关资料缺乏，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蒋介石安插萧自诚担任副社长的确切目的。不过，证之以后来《中央日报》几届社长、“第四组”几届主任都是侍从室秘书出身（表2　表2见本期第75页），我们推测蒋的这一人事安排，应是有意向报社内部“掺沙子”之举，其真实意图可能是想慢慢从人事上直接控制《中央日报》，以收如手使指之效。另外，据曹圣芬言，当初蒋介石派他进《中央日报》，曾对他有过一番慰言，其中有“《中央日报》是代表我的报纸”之语，蒋希望透过曹圣芬直接干预和掌控报纸的意图已跃然纸上。[52]想来，更早之前蒋介石安排萧自诚进报社，大概也是出于同样考虑。
　　而正在这时，《中央日报》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给了对该报和马星野衔恨已久者以报复的机会。1952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7周年。《中央日报》在当天报纸头版头条发表了军闻社提供的“国防部总政治部”纪念文告，题为《效法国父革命精神/完成国父未竟事业》（见图2）。新闻中有“我们幸有伟大的领袖蒋总统”语句，排字工人却将“伟大”二字排成了“伟小”（见图3）。报纸校对人员也没有发现这个错误，结果报纸一出，引起当局震动。马星野虽向中央自请处分，但却无法取得各方面谅解。此时已从《中央日报》副社长改任“中央改造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的萧自诚，从马的手下一变而为上司，不免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因此攻击最为卖力。在发生错误当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召开第309次会议，萧自诚以“第四组”主任身份，报告《中央日报》迭次发生所谓严重错误情形，他建议：由改造委员会第四、六、七组各指定一人组成调查小组，在两周内彻查屡屡发生错误原因，以备下一步划分责任进行相应处分；在报社内加强防谍保密工作；对报社今后政策和人事进行改进。[53]对报社进行人事改组和整肃，已经箭在弦上。3月18日，情治单位出动，将排字工人江育生、代理校对陆海林、校对长孙每倾三个直接责任人拘捕侦讯，追查报社是否混入“共谍”。[54]而此前对马星野投桃报李、予以百般回护的蒋介石，态度也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变。1952年，他先后两度批评《中央日报》的言论，措辞极为严厉。他先是在4月10日“中央改造委员会”第324次会议上指责“《中央日报》屡次发生错误，未能立刻纠正……是高级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之所致，尤应检讨反省力求改进”。[55]所谓高级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作为一社之长的马星野，自然首当其冲，难辞其咎。因为缺乏相关档案资料印证，我们很难知道具体是哪些报道或言论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但毋庸置疑的是，本年3月初发生的错字风波是诱因之一。
　　3月28日，报社召开第三次股东大会，进行改组和人事调整。“第四组”主任萧自诚呈请蒋介石将侍从室秘书曹圣芬调入为副社长兼总编辑，将前总编辑李荆孙解职。7月初，曹圣芬调钱震进社为总编辑，旋即总经理黎世芬辞职。不久又风传陶希圣辞职，请蒋介石另选总主笔事。从3月到8月，1952年这半年之内的一系列人事震荡，让社内职工人心惶惶，连平素与蒋介石十分接近的陶希圣，都无法判断清楚风向。为此他在8月5日给蒋介石的时任侍从秘书周宏涛写信，请周代为打探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是否系源自蒋介石本人暗中布局：
　　弟工作八年来，屡易社长及总经理，素持缄默不予预闻。今则社中变局，波及主笔部门。弟恳兄关注，是否自诚、圣芬之为此，为总裁所听任，或有不然。[56]因为我们在档案中未发现周宏涛的回信，因此无法直接判断萧自诚、曹圣芬在报社内部进行人事调整的一系列举动是否出自蒋介石授意，不过从后来的人事安排看，这一切很可能出自蒋的有意安排。同日，陶希圣也给蒋介石上呈，请辞主笔一职。两日后，即8月7日，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改造委员会”第381次会议，在会上蒋怒斥该报“编辑及主笔比在大陆上还差……两年来党营事业各机构，以《中央日报》最为腐败，应即着手整理，彻底改善；《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同志因病不能到社办公，应即遴选他人接替”。[57]当晚，陶希圣即正式给蒋介石再上一呈，以三月份失脚骨折、现居台北郊外不便到社工作为由，正式请辞主笔一职。[58]识趣的马星野，也于同日请辞。9日，《中央日报》召开临时常务董事会议，通过了马星野和陶希圣的辞呈。《中央日报》全盘改组，萧自诚从“第四组”主任回调报社任社长，曹圣芬续任副社长，总主笔改为萧自诚的部属“第四组”副主任李士英。
　　《中央日报》新的人事安排已经透露出蒋介石极强的用意：将报社主要领导换成自己侍从心腹，以利对报纸的管控。当然，目前仅通过档案史料解读，不免有过于简单之嫌。不过，如果我们结合其他史实及历史脉络来考察，则笔者的这一分析实有以致之。《中央日报》此时的人事调整和改组，是以蒋介石在岛内的一系列“改造”为背景的。国民党“改造”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蒋终于能够抛开过去大陆时代叠床架屋的党政科层结构，实现直接高效的“扁平化”管理。[59]这也反证蒋介石本人其实一直习惯和孜孜以求的正是“家长制支配”的统驭方式。事实上，蒋介石在反思国民党失败过程中，对于宣传系统的无能低效，也有过痛彻批评。这在1950年元旦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可见一斑。他认为宣传失败使得国民党内部“士气消沉、人心颓废，是非颠倒，利害混淆之中遭受了如此重大挫折”。[60]因此，对宣传机构的改造和整肃，也成为“改造”的题中应有之意。1950年初国民党中央取消长期由CC系掌控的宣传部，另组“第四组”负责宣传之职，就是这种意图的最直接体现。1950年10月以官邸派背景的曾虚白取代CC背景的萧同兹担任中央社社长，1950年11月以国民党中央“第六组”作为中国广播公司的直接指导机构，以及稍后《中央日报》内部的这一段人事风波，都不过是蒋介石在台湾进行权力重组过程中的一朵小小浪花而已。
　　
五、余论
　　1952年，对马星野和《中央日报》而言，可以说是多事之秋。这一年，对整个台湾新闻界来说，也难言太平。3月25日，经过4年时间修订的《出版法》颁布，8个月后的11月29日《出版法施行细则》公布，为台湾长达35年的“报禁”提供了法源基础和操作依据。如果结合这些史实通盘考虑，我们不难理解，1952年蒋介石对《中央日报》的人事洗牌，绝不是偶发性事件，马星野的下台更非此前普遍认为的是之前一系列“脱序”言论激怒蒋介石所引发的后果。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中央日报》迁台至国民党“改造”完成的这段时间内，该报一系列“脱序”言论非但没有引起蒋的不满，反而得到蒋的纵容和保护，其原因正是这些言论暗合了蒋对接下来即将进行的“改造”的舆论铺垫需要。而“改造”完成后，蒋介石与《中央日报》短暂的共生关系不复存在。简言之，这时蒋非但已不需要《中央日报》的舆论造势，在其追求权力统合的背景下，一个自外于蒋氏掌控的“政校新闻系”为核心的团体的存在，必定会引起其不安与疑虑。这时，马星野为代表的侍从报人，也就难免再次堕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历史宿命中了。
　　而马星野面对这一年的人事突变和报社整肃，又是作何感想？因其日记尚未公开，我们难以直窥其内心深处。[61]不过，1980年3月3日，他在给薛心镕的一封信中却多少透露了作为寄生于体制内的“侍从报人”的无奈和痛惜：
　　《中央日报》在南京复员及在台出刊时，一度出人头地，亦机会时势使然，后易长过频，人攻而我怠，致使“孙策坐大，遂占江东”。[62]写这封信时，《中央日报》再次因党内政治斗争，进而引发人事丕变。在《中央日报》工作了30多年的薛心镕“一朝被踢下台”。而《中央日报》也因各种复杂原因，早已从岛内第一大报的神坛上跌落，赔累不堪，难以为继。物伤其类、感同身受的马星野，因此去信慰勉自己昔日的学生。言辞间除了对报人命运被任意拨弄的无奈，更多的是对《中央日报》辉煌不再的痛惜。其言也悲，其情也苦！■
　　
①威权政体是一种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个领袖或少数寡头集团，借助代议制形式以及其他国家工具严格控制各种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如政党活动、利益集团的活动、社会运动，以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意识形态或政权形态。一般认为，民主化之前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是威权政体。
②李金铨：《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③Media Control: News as an Institution of Power and Social Control. By Robert E. Gutsche Jr. New York, N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By Andrew Chadwick.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When the Press Fails: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News Media from Iraq to Katrina. By W. Lance Bennet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eds. By James Curran，Myung-Jin Par.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5.
④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马万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韦伯：《韦伯作品集3 支配社会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林丽云:《台湾威权政体下“侍从报业”的矛盾与转型:1949—1999》，《台湾产业研究》第3卷第89-148页
⑦国民党于1927年5月在南京创立的一所专门培养党务干部的学校。1929年6月更名为“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与中央干部学校合并，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是现今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前身。
⑧袁第锐：《对第三十七辑的补充订正》，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6卷第76辑第16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承纪云：《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载《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8卷第79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⑨陈立夫：《创造在艰困之中》，载徐咏平编：《中央日报与我》第1-4页，中央日报社印行1978年版
⑩1950年起中国国民党进行改造，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党员归队、党员整肃、刷新党政关系、开展民众运动、加强社会调查、地方党务改造、反共抗俄总动员等。国民党当局企图以此来缓解败退台湾后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上的危机。委员会共设七组五会具体负责改造职能，其中第四组职司意识形态理论之宣传、文化控制，以及所有文艺、宣传活动。其地位相当于大陆时代的“宣传部”。详见陈晓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国国民党改造之研究（1950-1952）》，台湾政治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
[11]《马星野自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马星野档案”，档案号：099-01-01-001
[12]关于蒋介石领导风格中的家长式支配特点，有研究者认为于其早年经历有关。蒋在性格养成的青年阶段在日本振武学校接受过高度军事化的教育，日本当时正处于军国主义滋生成长的时代，禁锢的、独断的风气对他影响明显。见陈铁健、黄道炫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第12-15页，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
[13]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蒋介石总是能通过该报达成宣传指令和意图。日本学者中村元哉发现，在国民党的党国体制下，《中央日报》基本可以反映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声音，但当中央见解与CC不一致时，则言论主要依循CC派的意思。见中村元哉：《国民党政权と南京·重庆〈中央日报〉》，载日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民国后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第157-187页，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版
[14]《打击豪强！安定民生！》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5月1日第1版
[15]目前学界多认为本文系王新命所写，据笔者考察，此说最早由马星野1986年接受马之骕访问时提出（见马之骕：《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10月版，第404-405页）。但据《中央日报》总编辑赵廷俊回忆，此文实乃其好友、该报另一主笔戴杜衡所撰。赵廷俊在1954年戴杜衡被迫离职后，曾在《中央日报》发表《怀念林阿火》一文详细记述经过。见李瞻、赵廷俊主编《戴杜衡先生纪念集》第4-5页，台北戴杜衡先生新闻奖学金委员会，2001年3月版
[16]林阿火：《台湾负担不起》，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5月3日第1版
[17]殷海光：《设防的基础在人心》，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5月12日第1版
[18]王丰：《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第264页，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19]《陆京士呈陈果夫洪兰友蒋经国请查核社论所言善为处置》，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资料/政治》，数位典藏号：002-080101-00044-024
[20]《洪兰友电蒋中正有关杜月笙遭台湾中央日报社抨击请予抚慰》，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资料/政治》，数位典藏号：002-080101-00044-023
[21]据陶希圣的日记记载，当时身在香港的他，于7月30日那天从胡健中处听说《中央日报》刊文攻击杜月笙一事后，当即于下午四点亲访杜月笙进行解释，并派遣自己的儿子陶泰来带电稿赴广州中宣部发给马星野加以斥责。见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上册）第259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22]《黄少谷拟函洪兰友请宣慰杜月笙以释误会暨呈有关陶希圣嘱马星野纠正中央日报社评》，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分类资料/政治》，数位典藏号：002-080101-00044-024
[23]《一个问题的两种看法》，载台北《中央日报》1949年11月23日“青年周刊”第32期
[24]《黄少谷等呈立委苗启平等同志控诉中央日报马星野社长等案及拟电令中宣部纠正整饬主笔王新命应即停止工作》，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300-00023-059
[25]如台湾学者王丰即认为：“对《中央日报》老是炮打党内同志，蒋介石早有不满”（见王丰著：《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245页）
[26]王继先：《新闻人马星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第89-90页
[27]龚选舞：《龚选舞回忆录：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第269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28]陶希圣1949年12月21日日记。见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上册）第303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29]陶希圣1949年12月22日、1950年1月21日日记。分见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上册）第304、312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30]《黄少谷等呈立委苗启平等同志控诉中央日报马星野社长等案及拟电令中宣部纠正整饬主笔王新命应即停止工作》，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300-00023-059。
[31]《黄少谷覆函立委同志为请求整肃中央日报马星野社长等一案呈阅总裁奉谕令中宣部纠正整饬主笔应即停止工作》，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数位典藏号：002-080300-00023-058。
[32]《马星野严重警告》，台北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藏档案，典藏号：会6.3/230.2。
[33]《为刊出有关立委文字 中监会警告本报 马星野谈决议内容》，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月22日
[34]漆高儒：《我所知道的黄少谷先生二三事》，台北《传记文学》第69卷第6期
[35]《程天放呈蒋中正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来所遇困难情形及建议改进各点》，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典藏号：002-020400-00041-070。
[36]《立院三读通过 简化行政机构》，载《申报》1949年3月16日第1版
[37]陈克文：《陈克文日记》（下册）第119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38]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上册）第204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39]王明亮、秦汉：《从记者到“新闻官”:国民党新闻管理者的职业抉择和职业悲剧——以董显光、曾虚白、马星野为中心的探讨》，载《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9期
[40]如“扬子孚中套汇案”发生后，陆铿、龚选舞、乐恕人等《中央日报》采访部记者有感于在该报不能畅所欲言，于1947年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日报》，对国民党的腐败给予过无情揭露，后该报被封，社长陆铿系狱20天。而该报迁台后，曾是该报主笔的殷海光、戴杜衡，相继转变为自由主义者，成为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体制外力量。
[41]王良卿：《为党国祭旗：1950年陈立夫去国的档案视野》，载《国史馆馆刊》2017年总第54期
[42]龚选舞：《龚选舞回忆》第128-129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
[43]《马星野自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马星野档案”，档案号：099-01-01-001。
[44]龚选舞：《龚选舞回忆》第128-129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
[45]陶希圣原本想自任董事长，马表示反对，积极运动陈诚出面。后蒋介石出于平衡考虑，指令董显光为董事长。见陶希圣1950年9月22、23日日记，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上册）第365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46]马社香：《三青团：1946年国民党一次流产的“政治自救”》，载《同舟共济》2009年第7期
[47]陶晋生编：《陶希圣日记》（上册）第361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4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会：《党营文化事业专辑之二：中央日报》第21页，1972年10月初版
[49]曾在《中央日报》任职多年的一些骨干记者如耿修业、李荆孙、薛心镕、钱震等人即预感随着报社由贫转富，主持人异动性大大增加，而另创《大华晚报》以为退路。见耿修业：《一勺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回忆》，台北：里仁书局， 1992年版，第32-33页。薛心镕在接受笔者访谈时确认了这一看法。2014年12月22日，他在台北寓所中接受笔者近四个小时的访谈，谈及此点时，他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央日报》已能经济独立，成了党营事业中的一棵“摇钱树”，自然让很多人眼红，必欲攫取之。
[50]关于马星野喜用政校新闻系弟子兵，已属尽人皆知。该报记者龚选舞1946年初夏政校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中央日报》实习。在本年新闻系没有毕业生的前提下，仍因不是新闻系毕业生，被马星野婉拒前来实习，后经政校原教育长程天放说情，才勉强获准前去一试，但在各部门之间来回碰壁，后经采访部主任陆铿慧眼识人，才得以留任。1949年《中央日报》撤退来台时，报社安排赴台的也多属政校新闻系毕业生，其余则多被安排留守南京版或遭资遣。见龚选舞：《龚选舞回忆录：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第6-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
[51]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员会资料汇编》（上册）第62-6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
[52]薛心镕：《编辑台上——三十年代以来新闻工作剪影》第12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53]《中央改造委员会第309次会议纪录》，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其他/综合/党政》，数位典藏号002-110701-00011-012。
[54]《董显光函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台北“国史馆”馆藏《蒋经国总统文物/文件/忠勤档案/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内文件（五）》，数位典藏号005-010100-00054-016。
[55]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员会资料汇编》（上册）第7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
[56]《陶希圣函周宏涛关于中央日报人事纠纷问题》，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党务(党史馆)》，数位典藏号002-080300-00015-022。
[57]刘维开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改造委员会资料汇编》（上册）第7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
[58]《陶希圣呈蒋中正请辞中央日报总主笔一职》，台北“国史馆”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档案/党务(党史馆)》，数位典藏号002-080300-00015-022。
[59]任育德：《蒋中正与国民党的省思与改造（1949-1952）：以党务及领导权威为例》，载黄克武编《迁台初期的蒋中正》第263-323页，台北时英出版社2011年版
[60]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第244-251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61]2014年底，笔者经马星野女儿马大安女士授权，得以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调阅其生前遗留文书、照片、证件。马生前有写日记习惯，累积几十载，但马星野次子马少野担忧日记中臧否人物的文字公开后，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同意目前公开。其日记最终公开，仍待时日。
[62]薛心镕：《编辑台上——三十年代以来新闻工作剪影》第12页，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王明亮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广东省教育厅2017年度科研平台和科研立项项目“中国共产党海外统战宣传实践研究（1921-19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