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章震
　　【本文提要】本文以24篇博士论文、172篇C刊论文为分析样本，对过去十余年来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本土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本文发现，相关研究关注转型期中国媒体新闻生产中存在的与权力、市场和技术等因素的复杂关系，也关注不同类型媒体个案新闻生产的特定行动逻辑，但与“地方性知识”的建构还有所差距。具体来说，研究者主要聚焦新闻生产的中国“语境”与主要影响因素、转型社会与新闻生产的互动关系、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关系的张力呈现、数字化转型与媒体组织生产惯习调适、新技术采纳与传统媒体职业文化冲突等五类议题，并试图回应专业媒体实践的可能性、职业生产的自主性、中国新闻业的公共性等重大问题。本文认为，延续经典传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并不活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缺乏。面对正在浮现的新新闻生态系统，后续研究可从重新划分新生态中的“媒体”行动者、重审转型社会中的“国家”语境、重思中国新闻业的“网络空间”三方面推进这个领域的知识生产。
　　【关键词】新闻生产社会学 新媒体 本土化 新新闻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引言
　　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欧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总体是“以个人或组织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结构的构成要素，由小及大，以微观构成宏观的分析过程”。①以塔奇曼《做新闻》、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吉特林《全世界在观看》等著作为代表，新闻生产社会学从中观层面切入，以有别于传统效果研究注重功能主义的建构论为视角，勾连新闻作为社会建构过程的微观和宏观实践，呈现出媒体与权力、制度、社会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世纪初，一部分中国学者开始运用这种路径针对本土案例开展了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不仅尝试“对新闻改革主体之创造能力的承认”，“对主体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体制变化过程准确描述”，而且构成了“我国新闻实践活动的历史的、场景独特的解码和注释”，②其研究路径、方法以及结论等，都对本土新闻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和积极启示。
　　本文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梳理和回顾本土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等层面来评价其学术实践。一则，本文希望较为清晰地看到相关研究的问题缘起、预设前提等，能够更为完整地把握相关文献的知识生产逻辑；二则，本文也尝试从互动维度呈现研究与研究之间自觉或不自觉的理论对话关系。由此，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本土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演进轨迹，进而探索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深化路径。
　　1.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采取“追问逻辑”③的视角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即整体研究要在追问中发现前人的逻辑，其旨趣是结合当时的语境来理解知识生产的内在脉络和进路。那么，这种逻辑究竟包含了哪几个层面呢？陈卫星谈到，“对理论的认知和了解是一种知识的逻辑，而对理论的把握和应用更多是一种关系的逻辑”。④由此，本文既试图从知识生产实践及其内在的演进逻辑评述已有成果，也尝试理解其理论分析现实的张力关系及其研究的创新意义。
　　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三个层次：一、过去十余年来，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主要从哪些维度考察哪些变量、探讨了哪些问题；二、研究者在现象描述、理论阐释、概念提炼等方面做出何种努力；三、立足社交媒体重构的中国新新闻业态系统，新闻生产社会学后续研究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提升和深化。
　　2.分析对象和材料来源
　　本文分析对象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论文，主要取自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及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的相关论文。我们于2018年1月5日以“新闻生产”作为篇名进行检索，共获得172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检索并辅之以其他途径共获得24篇博士学位论文（表1　表1见本期第44页），同时也将大陆学者在《传播与社会学刊》、《新闻学研究》等港台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纳入研究样本。
　　整体上看，博士论文是本土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其中半数以上采用经典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而涉及新闻生产的期刊论文，有些主要用新闻生产作为概念来指代新闻实务，有些只是在阐述影响新闻实践或报道框架的因素时用新闻生产背后的方法论，去增补一些媒体或编辑部的实证数据来进行解释。因此，本文分析相关研究的关注议题时，将博士论文和知网论文作总体考察，在进行总体评价时则主要聚焦方法、数据和结论有完整交代的博士论文。
　　
二、本土新闻生产研究：关注议题与总体评价
　　（一）主要研究议题
　　1.新闻生产的中国“语境”和主要影响因素
　　探讨新闻生产，必须关注其背后重要的控制力量，而政治权力在中国大陆新闻生产实践活动中具有支配性地位。李良荣回顾25年新闻改革，发现其基本特点是“中央掌控改革主导权”。⑤周翼虎认为，“新闻业市场化的背后，始终存在国家一元独大的政治权力运作”。⑥陆晔也指出，“在中国现有的新闻体制下，行政命令往往代替了新闻专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控制机制”。⑦
　　中国媒体的行政控制主要表现为宣传管理，它主导着新闻生产的基本制度安排。芮必峰根据“个人最深刻的经验”指出，这些基本制度安排大体是由“准入制度”和“政治家办报”两个方面内容构成，它们从“外”（制度）到“内”（观念），安排着新闻生产的基本要素，设置了新闻活动的基本前提。比如媒体“准入制”，“实质在于国家集中控制生产上游的基本要素资源，以便实现对中游的生产过程，特别是下游产品内容和形式的全面控制”。⑧此外，马庆探讨了“事后”新闻阅评制等管理方法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现实影响。⑨这些研究对于把握本土语境中政治权力和新闻生产的关系具有启示。
　　除了政治权力对新闻生产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外，市场化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凸显。市场逻辑“以媒介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出发点。在市场逻辑下，媒介机构成为企业”，⑩由此改变了媒体作为纯事业单位的属性。伴随企业资本主义的兴起，企业权力从媒体企业化、广告、公关等三方面影响新闻业，[11]形塑媒体能动性和生产逻辑。相关研究总体认为，市场逻辑深刻影响了新闻媒介系统，使其变得更为分化、多元和复杂。不过，市场逻辑也加剧了新闻娱乐化、过度商业化等现象，但“‘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实际上走着同一条道路”。芮必峰认为，要“积极利用传媒市场化来发展当代新闻生产力，改造过去不合理的新闻生产关系，努力限制其‘异化’的程度和范围，以达到最终超越它的目的”。[12]21世纪以来，互联网从结构、生产以及公共性等维度重塑了中国新闻业的深层结构，“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新闻生产实践的变革，呈现出生产主体从专业化到社会化、生产机构从封闭性到透明性、生产周期从周期性到循环性等变化趋势以及软性新闻主导的特点”。[13]而“具体到社交媒体和新闻业研究，则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社交媒体作为新的平台与技术变量，探讨其与新闻业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关系；另一种是将社交媒体背后的网络化关系社会作为一种语境，观察在这个过程之中被社交关系所重塑的新闻实践”。[14]从影响新闻生产的因素看，相关研究对权力因素保持着观照，对市场因素的观照却缺乏持续性，当下则将互联网作为整体社会语境，越来越关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或算法机制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2.转型社会与新闻生产的互动关系
　　陆晔认为，转型社会中新闻生产的基本特点是缺少价值中心、缺少共识、利益冲突凸显。与欧美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生产常规”有所不同，中国新闻生产往往具有“非常规”的特征，其权力互动经常是以非制度化的方式体现出来。“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新闻改革质疑甚至打破了一些原有的成规，但新的游戏规则却仍在建构之中”。[15]比如杨击关注在“社会救助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传媒的越界评判和敦请成为‘合法’的补偿机制”。他发现，新闻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平民主义话语策略，调动并契合了转型时期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由此构成传媒越界行为的主要原因。[16]也有学者注意到，在非常规的实践探索中针对特定议题报道也会逐渐形成新常规，如夏倩芳和王艳考察国内媒体对社会冲突议题的采编过程，发现媒体已经形成了一套以“风险规避”为中心的新闻报道常规。[17]转型社会中，新闻改革的过程也是破除旧矛盾、产生新矛盾的过程，而这样的矛盾也会反映或影响新闻生产环节。芮必峰将媒体面临的主要矛盾概括为：“政治利益主体”的一元化与“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18]陆晔则认为，中国媒体的双重性质和功能导致新闻生产中宣传导向与市场效益之间的矛盾突出，其造成的影响是“新闻价值标准模糊不清，编辑部的运作缺少制度化保障，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涣散”。[19]不过，这些矛盾在极少数党报的市场化改革中得以解决，如《广州日报》的党报性质都市报机制运作，说明党报和大众化报纸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20]近年来，这样的矛盾又被表述成党媒基本角色（宣传和舆论引导）与满足受众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一旦履行党所赋予的宣传和舆论引导的功能，它就会让民众觉得官气十足而敬而远之。而如果一味满足民众兴趣，立足于表达民怨，则会偏离党所赋予其的角色轨道”。[21]不过，这样的二元冲突曾在焦点访谈等案例中有所缓解。学者们探讨新闻生产的矛盾、特征、影响变量，其落脚点都是媒体专业性和公共性是否可能或如何可能。比如最早采用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的洪兵的博士论文，将《南方周末》放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场景中，探讨其职业理念的嬗变和发展，尝试将《南方周末》具有公共利益、“参与式新闻”特征的新闻生产与社会宏观语境之间建立勾连。[22]3.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关系的张力呈现
　　传统媒体时代，职业精英是新闻生产的主导者，媒体组织也是新闻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研究者既关注新闻媒体如何应对不同的社会控制力量以及建构社会现实的常规逻辑，也关注新闻媒体如何形成生产常规、协调资源和处理关系。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关系一直是新闻生产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其中，权力实践又是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关系的核心议题，权力不仅具有压制性作用，也具有生产性作用。芮必峰曾提出，在具体新闻生产过程中，大量存在的其实是两者之间冲突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冲突，而不是要么“对抗”要么“合谋”的二元对立关系。[23]张志安通过研究毒奶粉事件的报道过程，指出新闻生产中的自我审查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总体加强了控制的“内化”，进而影响新闻生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借助规避风险和临场发挥，它又具有自我保护和边缘突破的积极作用。[24]这些研究总体突破了“结构-行动”二元对立关系的视角，能够更为深入理解复杂中国场域中的权力实践和新闻生产关系——“宣传管理中的权力是通过新闻生产的主体的实践而得以表达、实现的”，[25]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生产也是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26]对于本土语境下的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关系，张志安从编辑部场域视角出发考察《南方都市报》，[27]所采用的民族志方法是对塔奇曼《做新闻》等经典的借鉴和延续，提出的“策略突围”、“默契协同”以及“创造性遵从主义”等概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民族志方法是以近距离的姿态观察编辑部中的新闻生产过程，以内部人视角对行动主体的行为获得意义的“解释性理解”，通过获得一手材料把握新闻生产中的复杂逻辑。不过，由于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建立信任关系、处理学术伦理等，真正进入编辑部进行田野观察的研究并不多。
　　中国的新闻改革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共同组成并相互交织，同时还有境内和境外的场域区别，跨境政治中的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也会呈现不同特征。比如，徐帆以凤凰卫视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作为“渐进社会工程”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的生产实践和角色制造活动以“一个立场，多种声音”的方式，“由外而内”地影响了转型中国媒介体制的变迁。[28]4.数字化转型与媒体组织的生产惯习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技术和公众成为影响新闻业的重要变量，如同西方学术界考察新媒体和新闻生产关系时所处的“变革语境”一样，[29]置身中国大陆新闻生产语境的学者们也将新媒体作为影响传统媒体的外在变量，并对其内在重构新闻生产流程的影响模式进行描摹。有论者提出数字化的冲击带来新闻生产惯习的改造、嵌入与重构，[30]也有论者运用“脱域”[31]、“内爆”[32]、“节点”[33]等概念对互联网时代媒体的生产逻辑进行描述和理论阐释。陆晔和周睿鸣认为，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颠覆了工业化时代以报纸新闻为主的新闻生产流程和常规”，由此导致“新闻业正呈现出‘液化’状态”。[34]这些研究都显示出新媒体对新闻生产常规的改造，对新闻职业权威的挑战和对新闻组织文化的冲击。
　　新媒体如何影响新闻生产？有研究从消息来源、报道机制以及行业互动等新闻生产过程的变化角度，指出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性媒体对传统新闻生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组织化生产方式向社会化的新闻生产转型”。[35]也有学者指出，“组织化新闻生产正在变成协作性新闻‘策展’”，[36]在此背景下，媒体逐渐构建了全新的生产模式和专业理念，如《广州日报》逐步以“开放式新闻生产模式”替代了与原来传统纸媒“内部循环”、“以我为主”的生产。[37]同时，一些新的伦理规范或组织机制也正在形成，如调查性报道面对网络争议时，《南方都市报》采取“透明性”原则予以应对，以注重在与公众对话中强化自身合法性。[38]如周葆华所言，“新媒体重构新闻业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后台’到‘前台’的‘可视化’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打破常规与订定新范式的过程”。[39]除了对新闻生产常规的影响外，互联网还不同程度地改造着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李艳红通过对《南风窗》、《南方都市报》和财新网关于数据新闻的创新采纳研究发现，三家媒体均采用建立“缓冲地带”而非“重构核心区域”的方式来应对新媒体技术给组织带来的冲击。媒体采用“缓冲地带”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灵活性，可以减少风险，防止对核心结构造成冲击，还可以保证持续的生产。[40]此外，数字化转型也给新闻生产带来负面影响。比如，何瑛和胡翼青认为，中央厨房“强化了新闻的工业化属性，但弱化了新闻的文化属性……并不利于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新闻业”。[41]5.新技术、新业务与传统媒体职业文化的冲突
　　媒介融合语境下，传统媒体生产数据新闻、推进新闻创新、拓展舆情业务等，引发了与其原有职业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比如传统职业文化对于媒体推进报网融合具有阻滞作用，它与政治权力、资本一起，推动《南方都市报》形成“断裂模式”的转型实践。[42]尹连根和刘晓燕的研究认为，报业管理层所进行的融合举措更多是一种姿态性融合（a gesture of compliance），而非数字化转型的系统工程。普通记者对于技术融合，则主要持不合作或不认同的态度。[43]具体来看，新技术采纳和传统职业文化的变化和特点表现如下：
　　一是在开展数据新闻生产过程中，传统媒体的职业报人文化与工程师、产品经营文化存在冲突。钱进和周俊的研究发现，新闻生产过程中生产主体的内部沟通障碍不仅发生在工程师和美术编辑之间，还体现在文案编辑和设计团队之间。而担当内部转译人角色的栏目编辑可以通过阐释工作破解上述沟通隔阂，从而使得团队工作顺利展开。[44]李艳红将数据新闻视为一种新闻创新，“处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组织对创新采取了一种既开放又保守的貌似矛盾的策略”，而不同媒体组织因为不确定性的感知和管理存在差异，使其无法通过单一的理论观点进行解释。它在创新早期部分支持了理性主义理论和“制度同型”（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理论，未来或可能更加支持结果（效益）驱动理论。[45]二是伴随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网络舆论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在增强。一方面，专业记者极力维护原有的职业准则，塑造职业权威。如在邓玉娇事件报道中，李艳红和龚彦方发现，记者将不迎合“民意”作为其“事实原则”的新阐释，强调专业判断不应该被网络民意所裹挟，以此塑造和完善自身的专业规范，重申和巩固既有专业主义的新闻范式。[46]另一方面，由职业记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实践，使中国新闻业呈现出“液化”的特征，[47]这种“多重新闻实践主体共同观照公共生活，新闻及其规范理念、操作准则亦被不断划定出‘共同的底线’”。[48]可见，“职业语境”和“变革语境”相互交织和互构，[49]使新闻实践处于持续变动的过程，它构成和预示“中国新闻从业者尚未完成的‘数字长征’（digital longmarch）”。[50]三是媒体舆情业务实践对新闻媒体公共性取向的影响。如吴涛提出“媒体公关化”概念描述媒体在拓展舆情业务的同时，也使自身从过去的宣传者、传播者、监督者转向为政府等特定客户提供信息传播、形象管理、关系协调服务的公关服务者。[51]也有学者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在面临数字化冲击以及转型压力下会突破“防火墙”原则，打通采编部门和经营部门，建立“大事业部制”，[52]由此，更加强化商业化力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力度，并进一步威胁新闻业的公共性。但并非所有媒体都是如此，刘颂杰对《财经》和《财新》周刊的案例研究发现，其形成的“制度化专业主义”和“价值共同体”对于商业主义具有防御效果，使其严肃新闻开展得以可能。[53]（二）总体评价
　　1.本土研究关注中国媒体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和不同类型媒体的行动逻辑，但距离建构“地方性知识”的理论阐释还有所差距，知识生产的原创性贡献相对有限。
　　欧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总体“抽离”了新闻生产的社会语境，将国家体制对新闻生产的控制逻辑置放一旁，主要寻求的是对新闻生产逻辑或文化的普遍性解释。比如塔奇曼提出的“新闻是社会现实建构”的论断以及“生产常规”、“新闻网”概念。[54]但也要看到，一些研究“表面上只是分析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但其结论往往指向新闻机构及新闻内容如何向建制倾斜，新闻机构未能做到真正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55]相较而言，中国大陆新闻学者一开始介入新闻生产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注重聚焦中国媒体新闻生产的特殊场域，强调揭示权力控制对新闻生产的主导影响，论述新闻生产逻辑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语境勾连。
　　此外，中国大陆新闻学者也尝试借鉴经典概念和人类学方法来研究上述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趋于规范，但运用的核心概念并未超越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经典理论。比如“生产常规”是1978年塔奇曼在《做新闻》当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旨在说明媒体组织如何回应新闻生产时效性要求的一种日常工作机制，即通过分派记者到不同条线中打捞新闻网中的事实，并对这些事实信息进行类型化生产，以此提高新闻生产中的效率。[56]多数本土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论文都会对新闻生产常规进行描述，并尝试与经典文献进行对话。不过，现有研究主要停留在对复杂现实的描述层面，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地方性知识”建构方面总体上还乏善可陈。
　　2.博士论文是本土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但严谨运用经典民族志方法和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的成果并不多，体现出这种研究路径在本土学术圈的有限采纳。
　　综观这些博士论文，主要聚焦于三类研究：
　　一是聚焦特定媒体，从其特殊行动逻辑出发，探讨社会控制要素与其新闻生产理念、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洪兵最早采取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路径论述《南方周末》职业理念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勾连；[57]张志安从《南方都市报》编辑部这一中观层面考察职业新闻人的报道“从事实到真相的抵达过程”以及其间充满的“突围与妥协、激情与迷惘”的状态和心理。[58]不过，这些媒体案例在特殊性和普遍性层面的理论阐释还有待深入。
　　二是聚焦特定变量，立足不同时空和语境探讨其对新闻生产的复杂影响。比如芮必峰聚焦“社会权力”这个根本问题，认为政府、市场以及专业主义是影响当代中国新闻生产三种主要社会权力，并尝试从权力相互监督的视角构建专业生产的合理化制度空间。[59]邓理峰分析了企业权力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认为现代企业公共关系将改变新闻的定义和新闻报道的结构，对新闻生产造成结构性影响。[60]三是聚焦特定类型的报道，探讨新闻生产背后的诸要素影响。例如李东晓和郭咏萱分别研究贪腐新闻和科学报道生产过程中受到的行政权力、市场力量、媒体属性等多重力量影响等问题。[61]总体上，多数主题或关键词中冠之以“新闻生产”的博士论文，并未真正运用经典民族志方法进行数据收集和田野观察，获取的一手资料相对有限。不少研究中的“新闻生产”更多是新闻实践的代名词，而非“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背后所需要揭示的复杂逻辑及其与社会诸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
　　3.研究对象上，从关注媒体市场化的前沿地带拓展到全国范围的融合转型案例，并逐渐体现出从关注权力和市场变量到关注技术变量的转向。
　　就研究对象看，研究焦点逐渐从关注广东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等“市场化报社”转移到全国范围的媒体转型案例。广东作为媒体市场化改革、专业化探索前沿区域，相关研究能够清晰看到市场化力量、从业者的主观能动性对新闻生产的积极影响。而近五年的研究，逐渐关注新媒体语境下的新闻周刊、电视等不同介质的媒体，这些研究表明，媒介形态的改变其实并没有带来特殊的差异化经验，反而更显示出新媒体引发的行业变化应当成为整个行业开放共享的语境。
　　如果说，早期的新闻生产研究主要凸显的是“转型社会”或权威政治体制的语境，那么当下新闻生产语境则是尚未被充分认识的“网络化社会”。比如有研究关注新闻从业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话语实践，研究者尝试运用职业权威、边界工作、正当性等理论概念对这些话语实践进行现象描述和意义理解。[62]这种对语境的视角转换容易让研究者看到新媒体技术这个特定变量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较为关注新媒体对新闻生产的组织流程、生产惯习和话语实践的影响，对其背后与政治权力、市场等不同力量的交织关系有所忽略。从分析深度看，相关研究仅简单罗列了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没有对不同控制力量的实践过程展开分析和理论阐释，理论贡献相对有限。
　　4.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强化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实证路径，提升了应用新闻研究的理论化水平，同时提供了新闻业研究的丰富案例和经验数据。
　　总的来看，上述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有三方面学术贡献：一是促进应用新闻研究的理论化探索。传统的应用新闻研究主要以业务探讨、对策研究以及宏观论述为主，最主要的研究瓶颈在于缺乏理论视野和概念工具，而借助媒介社会学对中国新闻生产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状况，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尽管这一视角中许多理论只能适用于西方，但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对于理解中国新闻业具有积极的学理意义。” [63]二是强化了新闻学研究的实证路径。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以新闻文本为素材，一般采取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等方法。作为经典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民族志方法基本出发点是以近距离的姿态观察新闻生产过程，帮助研究者以内部人视角对行动主体的行为获得意义的“解释性理解”。[64]如何瑛和胡翼青所言，“21世纪以来，研究编辑部新闻生产的视角开始进入我国……这种视角凸显新闻业内在的结构性变化，并终结了传统的新闻学研究范式”。[65]三是在以往关于新闻改革的宏观论述之外，真实呈现出“行动者”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实践逻辑，为新闻业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和经验支撑。潘忠党曾总结了关于我国新闻改革的三种研究取向：第一种是从某种既定的“体制”原则出发，以价值判断及其论证的形式评说新闻改革；第二种只讨论具体的改革举措，避开“体制”变革这一“敏感”问题，将论述局限于“业务”或“实务”的范围；第三种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为论述的工具，描述我国新闻改革的动态过程，并从中抽象出新闻体制改革的理论概括。[66]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路径之间，既能呈现权力实践的动态过程，也能勾勒从业者的行动惯习，对于把握中国媒体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三、重审语境与重新出发：后续研究的思考
　　受互联网的结构性影响，新新闻生态系统（New News-ecosystem）正在浮现和形成。中国媒体置身于多层语境和复杂场域的现实将愈发清晰，不仅有国内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还有全球化和跨国政治带来的资本流动和意识形态碰撞，以及颠覆人和技术关系的新传播科技革命等。针对新闻生产的后续研究，我们认为，可从对象、语境和视角三个方面加以提升。其中，拓展研究对象需要重申“媒体”边界，注重“国家”语境旨在把握本土脉络，强化空间视角既是对网络化社会的回应，也有利于深化相关研究的理论。
　　1.重新划分新生态中的“媒体”
　　媒体是新闻生产的主体，但伴随新新闻生态系统的浮现和形成，过去中国媒体的类型显然不能完全涵盖和科学划分当下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大体来看，已有对中国媒体的划分主要依据三个标准：一是从媒体的控制力量角度而言，以报纸为例，中国报纸曾划分为政党主导的官方报纸（the party-oriented official press）和市场主导的商业化报纸（the market-oriented commercial press），或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党报、都市报和晚报。二是从报道文本的倾向来说，将满足大众需求和政党宣传作为两个基本划分维度，对中国媒体进行类型界定。比如有研究者将《中国青年报》视为“大众化的官方媒体”（popular official media）。[67]三是从媒体的组织特性和受众人群来看，将中国媒体划分为机构媒体和自媒体。这三种类型划分还不够完善，而且自媒体（We media）在概念使用上还出现混淆和模糊现象。[68]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厘清中国新闻业的行动者类型。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影响下，以专业媒体为主导的媒体类型快速分化为专业媒体（professional media）、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自媒体（We media）[69]等三种类型，同时这三种媒体几乎全部依托于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互联网平台媒体（platform media/platisher）而开设账号、增加用户和建立影响。具体而言：
　　——专业媒体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它们为公共问题发声，如《人民日报》、新华网、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等它们往往发挥信息披露、创新宣传、社会启蒙以及批评监督等功能。当下，考察这些媒体的关键问题是：国家、市场和技术如何影响它们媒体融合和新闻创新的过程和结果？它们如何以及为何采纳新传播技术、拓展新业务、建立新规范？它们为什么走向大众化（popular）？它们如何处理政党宣传和大众需求之间的关系，这对专业媒体的公共性将带来何种深远影响？
　　——机构媒体主要指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创办的社交媒体账号，它们的服务对象是特定机构、特定行业或特定领域的相关人群，它们为特定行业、领域、群体的问题发声，往往在垂直领域具有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的优势。张志安曾尝试以国家分化和属地管理政策为分析视角，对“北京昌平区女法官被枪杀”报道个案中涉及的机构媒体、自媒体和专业媒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和传播过程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微博为代表的政务机构媒体凌晨发布公告，直接报道案件，在前期信息受控的情况下实现报道空间拓展、“边缘突破”。[70]从中可见，政务机构从传统信息来源变为信息的直接发布者，其所属的机构媒体已成为数字新闻业的重要组成。这方面可供探讨的问题有：寄生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机关媒”，将如何改变国家-社会-媒体（企业）之间的关系？它们与传统的机关报有何区别？在新新闻生态系统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自媒体的传播主体多是草根个体，它们主要以公益类、科技类、维权类等三类自媒体为代表。自媒体的草根文化如何发挥自我赋权和社会动员的效能？它们的话语动员和抗争与不同群体/阶层的社会心理结构存在何种关系？自媒体的私利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存在怎样的边界关系和转换机制？不同类型自媒体的生产机制、专业边界和媒介文化是什么样的？它们如何采纳透明性规范和建构真实性？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针对新行动者的研究，一方面，我们不能沿用“旧标准”丈量“新对象”。正如黄旦所说，传统新闻学研究主要依靠职业媒体机构的实践活动搭建知识体系，应该对这样的理论前提进行彻底否思。[71]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从“矛盾”的视角激发新闻生产研究的问题意识，并寻找到新尺度。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矛盾本身又是“相对而连接之关系”，[72]比如前面提到的满足大众需求和政党宣传之间关系就是典型表现，其他还有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的关系等。
　　2.重审转型社会中的“国家”语境
　　从理论阐释的角度看，要将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更多与批判的“国家话语”相结合。一项针对本土学者和海外学者中国媒体研究的脉络梳理发现，[73]华人学者对中国新闻体制变革性质及发展趋势的界定和评价，具有较为一致的学术实践特征，多将“国家”纳入批评话语进行研究，对“国家与新闻业”的关系多有比喻式描述和概念化阐释。关注社会转型和技术变革语境下新闻生产的变化和矛盾，并将这些变化的规律性揭示与“国家”语境充分勾连，相关研究的学术想象力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近年来，市场化报纸相继停刊、中央级党媒影响力大增、省级党媒发展结构性不平衡问题突出，其背后的“国家力量”不容忽视。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新党媒的融合转型，以及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市场化媒体的数字化再造。此外，以BAT为首的互联网资本企业通过投资、收购、合作等方式，迅速进入国内和国际传媒的主战场，其带来的全球资本流动和政治影响力愈发凸显。[74] “置身于中国场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如果能够贡献出可以与国际对话的全球性、原创性理论成果，很可能就出自于对这些新型互联网巨头的案例研究中”。[75]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审视和还原多元生产主体自身嵌入的多层语境和复杂场域，挖掘和分析其结构性生存背景中可能存在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要从这些矛盾中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进行经验描述和理论阐释。比如在转型中国社会语境中，周雪光从国家治理视角提供了两个寻找矛盾的线索：一是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国家与民众间的关系。[76]前者触及权威政体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后者触及国家施政方向和民众需求之间的张力关系。具体回到变迁中的数字新闻业，媒介变革与专业传承、政党宣传和大众需求、正面引导和舆论监督、技术创新与商业控制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处理即可提供类似的分析线索。
　　如何有效对上述问题和矛盾做出学术解释和知识生产？从现有的研究框架来看，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线索：一方面，学者们尝试从社会学理论视角搭建和更新理论框架，主要采取“国家-社会-媒体”框架，试图探讨新闻业和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二是进入市场化改革阶段以来，该理论框架得到更新并整合成为“国家-市场-社会”框架，来理解中国新闻业的动态的体制变革和改革实践过程。前者在探讨自媒体以及公民新闻议题当中得到广泛运用，后者对于理解中国新闻业的复杂性具有启发。此外，赵鼎新提出的“变迁、结构、话语”等都是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77]总体上，伴随互联网传播技术尤其是移动网络、算法推荐、人工智能、AR/VR等对新闻业的影响，和公民新闻、消费主义、参与式文化的兴起，技术和受众这两个变量将越来越重要，并被纳入新闻业的研究框架中。其中，技术既作为外在变量，也作为内在文化，将深层影响媒体行动者的实践逻辑。
　　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理解当代中国新闻业，也从早期传媒“双轨制”制度视角分析，到新近表述成“政党-国家”视角。政治学当中的“政党调适”、“文化领导权”等概念已逐渐成为分析现实的理论资源。应该说，政党和国家重新进入新闻业研究视野，与近年来政党和国家对新闻业的管理实践紧密关联。面对政党舆论引导或宣传需求以及民众需求之间的张力，政党如何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以及重建文化领导权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较之经典的新闻生产社会学，这些研究具有更宏大的结构性观照，也具有把微观的新闻生产实践与宏观的国家传播体系相结合的学术想象力。
　　目前针对机关型机构媒体的研究路径大体分为三种：以政府形象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为问题导向的功能主义路径，以政党文化领导权重塑的建构主义路径，倡导回归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播研究路径等。虽然这些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已逐渐跳脱“媒体中心论”，从相对宏观层面把握媒体在政党、国家、资本、公众等不同主体互动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
　　3.重思中国新闻业的“网络空间”
　　立足新媒体社会的语境来研究新闻生产，不仅要考察作为变量的新媒体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还要将中国新闻生产纳入整个网络化社会语境中加以考察。关于网络化社会语境和逻辑，研究者较多运用网络社会理论（Network Society Theory）、社会网络理论（Social Network Theory，SNT）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78]网络社会是历史现象或新社会形态，无论是卡斯特所言的网络社会的崛起，还是梵·迪克所称的“我们可以把21世纪称作网络时代”，[79]都表明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系统的神经，它与人类的信息传播共同构成社会的基础架构。该理论对新闻生产研究的启发是，我们不仅要考察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还要对其依托的网络结构进行深入考察。比如中国媒体当下主要依托两类平台：一类是基于资讯定制的平台媒体，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另一类是基于社交通讯的平台媒体，如微博、微信。有学者指出，微信“建构了全球化时代的‘实践的地方感’，人们通过多个‘节点主体’实现在世存有”，[80]而微信新闻则“打破了大众媒体新闻生产中生产与消费的二元对立和线性序列”，表征了一种交往生成观的全新新闻范式。[81]不同于网络社会理论，社会网络理论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并非以互联网的出现作为历史分界线，它们认为社会本质上就是以网络化的方式存在的。张玮玉认为，“在社会网络理论中，网络逻辑是非简化论的、关系性的，重点描述节点与它们的关系，以及网络的结构和行为”。[82]黄旦也指出，“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是接入点和到达点的数量”，“职业新闻传播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83]当下，数十万个政务微博和微信如何替代以往数千份报纸，对整个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构成结构性影响？以BAT为首的互联网资本企业如何压缩传统媒体的广告市场？人工智能和算法推荐机制如何改变传统的信息传播秩序和逻辑？要回答这些问题，社会网络理论都有积极启发。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最先提出，认为“社会是由许多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联系构成的复杂网络”，[84] “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85]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一般有行动者（agency）、转义者（mediator）和网络（network）三个关键词。姜红和鲁曼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算法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和人类的传播活动编织在一起成为新型“行动者网络”。[86]这样就能理解算法机制如何影响新闻分发和再分发过程，因为“在初次分发后，平台型媒体可以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的阅读行为等信息，让算法在自我学习过程中完成对算法机制本身的校准，由此反馈和影响新闻资讯的再次分发过程”，[87]这样的网络将受到行动者的行为变化而不断重塑。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意义体现在：从更为宽泛意义上界定行动者，拓展了以往单纯考察职业记者的视角，还可运用该理论从更为动态的过程理解新闻生产的变化逻辑和网络状态。
　　如果说社会本身就是网络，空间则是社会或网络的基本维度和存在方式，传统的新闻生产研究对空间视角的关注还有待深入。今天，计算机学科正在尝试通过ICPS（I and Cyber-Physical-Social Systems）和普适计算将信息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彻底打通。他们认为，在ICPS系统中，“人是核心，智能是目标，‘人-机-物’三元融合是途径”，[88]进而完成对不同空间的整体重构。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本身是具有生产性的。[89]卡斯特也指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90]参照这些论述，我们可以探讨作为影响变量的权力、资本和技术，以及作为语境的网络化社会如何重构新闻生产的空间，或者不同空间对于行动者的职业意识和社会问题感知的影响。未来，新闻生产研究可以更多从空间视域下理解新闻生产的场景特征、生产关系和意义之网。
　　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英国学者Rodgers, S曾探讨新闻编辑室和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尝试对媒体权力的“建筑学”问题做出回答，认为新闻编辑室是编辑工作的固有环境，它主要通过循环的媒体形式（circulated media form）联结城市公共空间。[91]城市也作为共享的社会结构形塑公民身份，美国学者BoylesJ. L.认为数字化环境不仅塑造新的受众群体，还促进市民和城市的联系。[92]这些研究表明，尽管今天新闻生产处于数字化时代，但是传统的物理空间依然对受众的新闻参与、记者的职业感知产生影响。[93]未来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创新，需要把握网络化语境对空间的深层变革、探讨不同空间的相互关联、理解空间对新闻生产和行动者的深层意义，运用更加跨学科视角研究开放的、扩大的、边界泛化的新闻生产消费空间及其实践问题。
　　当前，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网络传播新技术的驱动下，数字新闻业的变革正在加速，传统以精英媒体人为主体，以专业化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机构化的运作为空间，以建制化的组织文化为依托的新闻生产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迁。立足技术发展的前沿、把握社会变迁的语境，“本土化”的新闻生产社会学大有可为。■
　　
①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②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③参见黄旦、王辰瑶：《如何重新理解新闻学——学术对话录》，《新闻记者》2016年第7期
④陈卫星：《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媒介学思考——回应〈青年记者〉编辑部的一个问题》，《青年记者》2014第16期
⑤李良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基本特点——纪念新闻改革25周年》，《现代传播》2004年第5期
⑥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2009年总第100期
⑦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期
⑧芮必峰：《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 ——试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2009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⑨马庆：《“编辑部的故事”：〈楚天金报〉的权力再生产及其管理机制的形成》，2015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⑩田秋生：《市场背景下制约党报新闻生产的三重逻辑》，《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2期
[11]邓理峰：《声音的竞争：解构企业公共关系影响新闻生产的机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2]芮必峰：《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 ——试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2009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3]张志安、吴涛：《互联网与中国新闻业的重构——以结构、生产、公共性为维度的研究》，《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14]张志安：《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重构》，来源：微信公众号：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8月27日
[15]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期
[16]杨击：《穷人、富人和传媒正义——解读新闻生产中的平民主义策略》，《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2期
[17]夏倩芳、王艳：《“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第4期
[18]芮必峰：《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 ——试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2009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期
[20]田秋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新闻生产》，2008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1]李艳红、龙强：《新媒体语境下党媒的传播调适与文化领导权重建：对人民日报微博的研究（2012-2014）》，《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年总第39期
[22]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 ——〈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3]芮必峰：《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宣传通知”及其执行情况为例》，《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
[24]张志安：《新闻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审查研究——以“毒奶粉”事件的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5期
[25]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期
[26]芮必峰：《新闻生产与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宣传通知”及其执行情况为例》，《新闻大学》2010年第1期
[27]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2006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8]徐帆：《制造角色：凤凰卫视的生产机制研究（1996-2011）》，2011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9]张志安、束开荣：《新媒体与新闻生产研究：语境、范式与问题》，《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30]王敏：《数字化驱动下新闻生产惯习的改造、嵌入与重构——基于澳大利亚互联网报纸“Brisbane Times”的考察》，《新闻记者》2016年第12期
[31]操慧：《脱域：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32]王辰瑶、汪子钰、苑明：《内爆：不确定时代新闻生产的逻辑——从马航客机失联报道谈起》，《新闻记者》2014年第5期
[33]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34]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35]张志安：《新闻生产的变革:从组织化向社会化——以微博如何影响调查性报道为视角的研究》，《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
[36]陆晔：《新闻生产转向“策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7月7日003版
[37]窦锋昌：《报纸开放式新闻生产研究》，2013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8]章震：《新媒体语境下新闻“越轨”与范式修补——基于两个个案的质性研究》，2017年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9]周葆华：《从“后台”到“前台”：新媒体技术环境下新闻业的“可视化”》，《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年总第25期
[40]李艳红：《“建立缓冲”与重新类型化：新闻组织如何采纳数据新闻？——对三家媒体的个案考察》， 《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5）》论文集
[41]何瑛、胡翼青：《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新闻记者》2017年第8期
[42]张美玲：《编辑部视域下的报网融合模式——基于中国三家报社融合编辑部的案例研究》，2017年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3]尹连根、刘晓燕：《“姿态性融合”：中国报业转型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2期；Yin, L.& LiuX. (2014). A gesture of compliance: media convergence in China. MediaCulture & Society36(5)561-577.
[44]钱进、周俊：《论数据新闻对新闻职业文化的改造——以M媒体的数据新闻生产作为考察对象》，《新闻记者》2016年第5期
[45]李艳红：《在开放与保守策略间游移：“不确定性”逻辑下的新闻创新——对三家新闻组织采纳数据新闻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9期
[46]李艳红、龚彦方：《作为反思性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以邓玉娇事件报道为例》，《新闻记者》2014年第7期
[47]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_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
[48]周睿鸣：《“转型”：新闻创新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对〈澎湃新闻〉的案例研究》，2017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9]张志安、束开荣：《中国媒体研究的脉络回顾与学术反思——一项基于局内人和局外人视角的考察》，《新闻记者》2017年第10期
[50]周睿鸣：《“转型”：新闻创新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对〈澎湃新闻〉的案例研究》，2017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1]吴涛：《媒体公关化：组织变迁中的舆情业务及影响研究》，2016年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2]马庆：《“编辑部的故事”：〈楚天金报〉的权力再生产及其管理机制的形成》，2015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3]刘颂杰：《严肃新闻何以可能：转型社会“价值共同体”的作用——“财经/财新团队”个案研究》，2014年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4][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55]李立峯、王海燕：《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与公共传播 ——李立峯教授访谈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秋冬卷）
[56][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57]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 ——〈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8]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2006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9]芮必峰：《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 ——试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2009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0]邓理峰：《声音的竞争：解构企业公共关系影响新闻生产的机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1]李东晓：《中国贪腐丑闻的媒介呈现与新闻生产研究——媒介社会学的视角》，2010年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郭咏萱：《两岸报纸科学新闻报导框架与新闻生产研究——以“节能减排”新闻为例》，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2]参见白红义：《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记忆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陈楚洁、袁梦倩：《社交媒体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以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为例》，《新闻大学》2015年第5期；丁方舟：《“理想”与“新媒体”：中国新闻社群的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5期
[63]何瑛、胡翼青：《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新闻记者》2017年第8期
[64]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2006年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5]何瑛、胡翼青：《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新闻记者》2017年第8期
[66]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67]WangHaiyan, Sparks, Colin and Yu Huang (2017) .Popular Journalism in China: A study of China Youth Daily. Journalism. DOI: 10.1177/1464884917691987
[68]於红梅：《从“We Media”到“自媒体”——对一个概念的知识考古》，《新闻记者》2017年12期
[69]张志安、汤敏：《新新闻生态系统：中国新闻业的新行动者与结构重塑》，《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3期
[70]张志安：《从机关报到机关媒：新新闻生态系统和话语权重构》，第十届传播学访问学者计划工作坊主题报告，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年1月19日
[71]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72]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73]张志安、束开荣：《中国媒体研究的脉络回顾与学术反思——一项基于局内人和局外人视角的考察》，《新闻记者》2017年第10期
[74]张志安、章震、曾子瑾：《跨境媒体收购的正当性话语建构——以阿里巴巴收购香港<南华早报>为例》，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第3期
[75]张志安：《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田野观察和案例研究——从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谈起》，《新闻记者》2017年第5期
[76]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77]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78]张玮玉：《粉丝公众》，政见CNPolitics众包翻译组翻译，来源：微信公众号“政见CNPolitics”，2018年1月5日
[79][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第二版）》，蔡静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0]孙玮：《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学术月刊》2015年第12期
[81]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4期
[82]张玮玉：《粉丝公众》，政见CNPolitics众包翻译组翻译，来源：微信公众号“政见CNPolitics”，2018年1月5日
[83]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84]姜红、鲁曼：《重塑“媒介”：行动者网络中的新闻“算法”》，《新闻记者》2017年第4期
[85]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86]姜红、鲁曼：《重塑“媒介”：行动者网络中的新闻“算法”》，《新闻记者》2017年第4期
[87]章震、周嘉琳：《新闻算法研究:议题综述与本土化展望》，《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1期
[88]吴朝晖、李石坚、潘纲：《普适计算2018：发展趋势》，《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第9期第2卷，2013年2月
[89]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5期
[90]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91]Rodgers, S. (2014). The architectures of media power. Space & Culture17(1)69-84.
[92]BoylesJ. L. (2017). Building an audience, bonding a city digital news production as a field of ca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39(7)945-959.
[93]Usher, N. (2015). Newsroom moves and the newspaper crisis evaluated: spaceplaceand cultural meaning. MediaCulture & Society37(7)1005-1021
　　
张志安系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上海体育学院特约研究员；章震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本文为2016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编号16JZD006）的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