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热度看涨，成为媒体内容业态的新宠。“非虚构写作”这一文体，穿越于文学与新闻之间，属于“两栖”文体，它既溢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理解，也溢出了传统新闻的外延和边界，是文学和新闻杂交的产物，但其基因还是新闻的基因，因它以写实为底线。“非虚构写作”是一个极具弹性和包容想象力的文体，似乎什么都可以有，但就是不能有虚构。
　　
一
　　通常认为，“非虚构写作”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非虚构写作”的兴起，有这样的背景：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不满地火般蔓延，但既有的新闻机制和表达手段反应不力，不能与充满张力的社会现实相匹配。新闻是对现实的观照，但这种观照不是广角、无遮挡的，而是选择性的。经由媒体组织驯化的新闻报道，面对不断“出轨”的社会问题，总是拘谨、保守的，从媒体新闻生产流水线出来的新闻往往是局部、流程化、套路化的，以至于新闻给社会现实“画像”会落下诸多盲点。尤其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当口，新闻的既有表现力会出现枯竭。这就需要有新的新闻形态问世，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非虚构写作”即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公共视野的，只不过，当初它并非以“非虚构写作”命名。“非虚构写作”在体制化的新闻常规之外，寻求新的突破空间和表达形式，意在突破传统新闻书写的刻板和僵化，激活新闻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虽说“非虚构写作”不是中国本土物种，但其所指的写作形态在中国则有悠远的背景：中国独特而又深厚的史传传统，就是非虚构写作的传统。《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等，可谓是“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史传书写，虽无“非虚构”之名，但有“非虚构”之实。及至“非虚构写作”进入中国，蓦然回首，原来在我们的历史背影里，影影绰绰闪现着“非虚构写作”的面影。
　　“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演进轨迹，也是与新闻写作的脉络或显或隐地纠结在一起的。诸如报告文学、特稿、特写等文体，均以不同形式彰显“非虚构”的样态和形式，以至于这些概念经常交叉感染，难以用锋利的界定将它们切割清楚。在很多时候，我们多喜欢在概念上纠缠，忽视了每一种文体出没的社会语境。一种文体的活性，常与这一文体的社会语境有关。“文章合为时而著”。比如，报告文学在中国不同时段的活跃，与这一文体与环境的呼应密切关联。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兴盛，不能完全归因于外来的影响。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的内生需求，“非虚构写作”不可能绽放出葱郁的生机。若没有时代巨变和社会转型，没有媒体生态的剧变，没有深广的外部变数，也就难以理解当下媒体内容与形式的嬗变。深刻的社会巨变，为媒体的新闻生产打开了广阔的界面，社会巨变的深度和广度考验媒体新闻反应的力度和广度。理论上说，媒体对社会的反应当呼应社会变革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事实上，我们的新闻反应会慢半拍，有时甚至会慢好几拍。究其原因，内因和外因均有。
　　如今，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悖论：一方面，我们被围困在无边的信息海洋，冗余信息、口水信息、虚假信息泛滥成灾，以至于信息营养被严重稀释；另一方面，很多重要信息和有价值资讯的供给严重不足，特别是那些关乎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的资讯时常稀缺。或者说，在海量的廉价信息、口水信息的倒灌之下，有限的有价值信息被大幅度稀释，给人的总体感觉，如今的资讯质量大面积贬值了。在这种情境之下，仅靠既有新闻力量难以接纳被迅猛打开的现实世界，需有新的新闻力量的策应和声援。从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的出场就显得特别必要了。
　　“非虚构写作”属于非主流文体，在既有的新闻话语格局中，处于与中心疏远的位置。但“非虚构写作”的边缘化存在，恰恰成就了其不可或缺的价值——在主流新闻叙述目力未及之处，力有不逮之时，“非虚构写作”以其灵活的身段出场，弥补了主流新闻叙事的盲点，拓展了新闻表达空间，增强了新闻表现力。无论从新闻议题、新闻表现力，还是从写作主体角度看，“非虚构写作”皆弥补了既有新闻表达的不足。
　　“非虚构写作”拓展了新闻议题空间。媒体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其议题设置的范围、节奏与社会变迁同步。面对不断涌入的社会问题，媒体的跟进应是同步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媒体的反应往往不到位、不及时，甚至出现选择性失明。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巨变的时候，媒体议题设置不及时，出现很多问题盲区，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新闻物种的补位。“非虚构写作”出场，弥补了既有新闻表达的议题盲点。
　　“非虚构写作”以新的表现力，让新闻变得更有魅力和内涵。“非虚构写作”尝试了诸多突破传统新闻叙述的常规手法，强调细节，坚守故事性，用摇曳多变的叙述丰富新闻叙述的表现力。在传统新闻常规中，由于死磕“事实”，强调有硬度的事实，并以严格的采编流程和写作记录，捍卫新闻的“客观性”。这种机械、僵硬的新闻叙述，勾勒出来的往往是“冷”真实。事实上，社会和人性的复杂，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叙述的表现极限。“非虚构写作”敲开新闻的硬壳，还原新闻丰富的社会性和人性。知名“非虚构写作”作家南香红将“非虚构写作”喻为“砸开一只坚果，看看里面的核”。“非虚构”追求的不仅仅是真相，更是真相内部更宽广的现实，有关人性与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袁凌认为，“非虚构”是跨越文学、新闻、历史、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一项共同的行动。“非虚构是一种精神，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写出人类的存在状态”。
　　“非虚构写作”延长了新闻的生命周期。南香红认为，“新闻是速死的，而非虚构所要做的，就是对抗速死的新闻”。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非虚构作品要抓住故事情节之下潜伏的永恒的素质，才能对抗时间。在当下由短、快、轻新闻主导的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非虚构作品逆时代潮流而行，反而提供了快餐新闻所给不了的，手工制作、独一无二的文章。它更有文学性和创造性，是诗意的、富有人情味的、个人化的文字。非虚构需要抓住流动的故事大河之下的永恒之物。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亚历克斯·蒂松曾说过的，“所有的特写都是史诗”。
　　
二
　　当下中国“非虚构写作”作者群构成甚为多元。有来自媒体机构的，有来自文学界的，甚至有来自境外的写作者，此外，还有不少“非虚构写作”“散户”，即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出场的“非虚构”写作者。
　　上述出身不同的非虚构写作者，虽然他们都顶着“非虚构写作”之名，但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往往不尽相同。比如，出身于媒体机构的“非虚构”写作者，更多接受的是特稿训练，认同的是特稿理念和操作规范。曾有一度，《南方周末》的特稿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特稿，成为媒体行业中的标杆。后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都市报也紧随其后，兴起了一股“特稿”时尚。还有《南方人物周刊》、《人物》等杂志，也是“特稿”写作的高产地。
　　文学界对于“非虚构写作”的理解有很大的弹性，其内涵和外延都较宽泛，凡不能被“虚构”收纳的纪实写作皆可放在“非虚构”之列。比如，梁鸿《中国在梁庄》，李娟《冬牧场》，王小妮《上课记》，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乔叶《拆楼记》、《盖楼记》等，还有杨绛《干校六记》，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何兆武《上学记》等纪实类作品，也被收在“非虚构”名下。
　　“非虚构”概念进入当代文学视野，有人认为源自2010年《人民文学》将“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加以倡导。“这一期我们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非虚构’，何为‘非虚构’？……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也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见《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向来被视为中国主流文学风向标的《人民文学》，突然间大张旗鼓倡导“非虚构写作”，这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主流文学的脱虚向实或亲民文风，而是说明主流文学敏感地意识到“非虚构写作”对于当下文学书写的强劲影响。这种“非虚构写作”的宣示，显然不是写实主义文学框架所能收纳的。
　　外来“非虚构写作”群体的“异军突起”，成为又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让中国渐渐融入世界，世界也开始打量中国。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外来媒体进入中国。中国话题在境外媒体中从冷变热。境外媒体的中国报道兴趣，从原先单一的政治议题，渐渐转向多元议题。这些当初各怀成见的境外报道者，随着对中国认识的深入，发现真实的中国并非他们原先脑子中想象的样子。眼界渐开，偏见渐少，报道也不再干瘪，报道手段更为多元。这其中，“非虚构写作”功不可没。“非虚构写作”给予进入中国的报道者以宽阔的表现空间，涌现出一批佳作。诸如，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江城》、《奇石》，张彤禾的《打工女孩》，迈克尔·麦尔的《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张彦的《野草》等。这些作品在中国刮起了一股“非虚构写作”旋风，对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影响甚巨。
　　中国写作者对域外的“非虚构写作”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致。比如，《时尚先生Esquire》和《GQ智族》问世。这两本杂志起初的专题内容，多是搬运其母版杂志的非虚构叙事文章或长篇特稿。后来，《时尚先生Esquire》和《GQ智族》从国内媒体江湖招募精英，诸如钭江明、李海鹏、蔡崇达、林珊珊等等，这些精英集结在新的营地，展开了生机勃勃的“非虚构写作”。
　　新媒体的崛起，为“非虚构写作”释放更为宽广的表达空间。“非虚构写作”成为新媒体平台内容创新的试验场。界面“正午故事”、腾讯“谷雨计划”、网易“人间”、澎湃“镜相”等纷纷出场，形成了百舸争流的热闹景观。更加壮观的是，在无垠的网络空间，个人化写作门槛极低，带动“非虚构写作”进入“草根”时代，从而使得人人皆可成为“非虚构”写作者。在这种语境下，“非虚构写作”如何安顿？众声喧哗，会不会带来写作的“无组织无纪律”？私人言说与公共言说之间的关系如何确立？“草根”与“精英”之间如何对话？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面对。
　　
三
　　顺着上述背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澎湃的“非虚构写作”实践，即能见其不同寻常的意义。澎湃从《东方早报》转世而来，其“非虚构写作”并非“东早”“转基因”产品。《东方早报》长于时政和思想，“特稿”非其所长。与周遭活跃的同行相比，澎湃的“非虚构写作”起步不算早，它起于澎湃“人物”栏目。经“人物”团队的精心培育，澎湃“非虚构写作”已成气候，成为当下中国“非虚构写作”一支重要力量。
　　澎湃具有强大的新闻基因。澎湃“非虚构写作”把新闻性放在首要的位置。其“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是依附于其显豁的新闻性的，以至于会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澎湃“非虚构写作”不够精细，属于大颗粒状的。与那些明星级的“非虚构”写作者相比，澎湃的“非虚构”作品似乎不够文学，细节、情节、人物形象以及故事安排等方面的技术，可能不及那些处在头部位置的非虚构写作者。澎湃的策略似乎是要绕过对文学性的过度迷恋，宁愿牺牲“非虚构”的部分文学性，在新闻性上走得更远些。这恰恰是彰显了澎湃新闻的长项。由于常规新闻生产多在低空飞行，致使新闻的有效供给存在不足。这样，人们对新闻日益增长的需求与新闻有效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如何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大前提下，扩大对新闻的有效供给，满足公众知情权，这是澎湃作为新型主流媒体的代表需要着力解决的。澎湃“非虚构写作”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通过局部突破实现整体突破，边线突围，“得寸进尺”，慢慢推动新闻大盘的整体上行。
　　澎湃“非虚构写作”在新闻上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诸项：
　　拓宽新闻作业面。澎湃“非虚构写作”努力拓展新闻的目击范围，竭尽所能地开掘新闻表达边界，让新闻表达最大范围地触及广阔的社会领域。在一个巨变时代，社会的复杂性远远超出新闻人的想象。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发展中国家，是蕴藏量惊人的新闻富矿，新闻人作为探矿者和开矿者，时时刻刻都会有惊喜的发现，随时皆会遭遇新闻现场。由于某些客观或主观的条件约束，我们新闻人的视野或主动或被动地收窄了。这时候，就需要新闻人走出常规的“一亩三分地”，野外觅食。澎湃勇敢地走出了一步。在其报道中，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极有新闻力度的人物和故事。比如，《我在柬埔寨找人代孕》所披露的故事是极具震撼力的。“代孕”是阳光背后的暗箱勾兑，为法律和人伦所不容，但因属“刚需”，难以杜绝。这篇报道所披露的恶行，触目惊心。《单身女性生育权之困》所揭示的问题，也远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之外。报道抓住单身女性生育权这一新生社会问题，用鲜活的新闻故事，刷新了我们的社会认知上限。
　　在别人止步地方起步。如今，很多新闻报道喜欢在中低位扎堆，尤其是那些热点新闻，很多报道者难以在新闻上做增量，往往做一些重复性的传播。真正的新闻人不会满足于低水平劳动，应做一些增量上的努力。“澎湃”“非虚构写作”的可贵之处，在于在别人止步的地方，他们向前走。《致命邂逅》写作的背景是“江歌案”。大家都记得，当时“江歌案”一出，舆论鼎沸，口水太多，事实不够用。澎湃人物栏目，没有停留在口水层面，而是在舆论口水和浑水中打捞真相，完成了一项高难度的真相打捞工作。再如《冤狱之后》、《我在南山写代码》等报道，都没有止步于对热点的炒作，而是在热点事件变冷之后，继续追踪下去，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把新闻做厚、做透。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需有责任和实力担当。
　　为中间或底层人物画像。新闻往往有追光冲动，即会追逐那些高光的人和事。这是新闻本性使然，但会带来这样的后果：大多数光亮度不高的人和事，就无法得到新闻“感光”，致使大多数人沦为“沉默的大多数”。新闻的这种选择性照明，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存在，忽视了中底层人群。其实，这些在主流舆论场中失语的人群，他们的生活的精彩与无奈，理应获得主流人群的关注。在此，我们应向澎湃致敬：他们把新闻之光投射到社会的中低阶层。澎湃“非虚构写作”没有追逐那些自带光环的精英人物，而是把焦点放在那些中间或底层人物上，关注“沉默的大多数”中那些被淹没的小人物。这些人物生活中的悲喜苦乐以及人生遭际，通常进入不了公共视野，比如农民画家、留守少年、码农、流水线上的写诗者、酒徒等等。这些底层人物的故事，经澎湃曝光之后，才能进入公共视野。
　　速朽是新闻的宿命。某一个时刻沸反盈天的热点事件，转眼即会无声无息。“非虚构写作”所做的努力，是想把新闻的生命周期延长。他们采取的努力，就是用文学的方法为新闻保鲜、抗衰，效果是明显的。澎湃“非虚构写作”对抗新闻衰老的策略，不是“文”，而是“闻”。他们抓住那些值得关注的人和事，为时代存档。有些新闻不及时捕获，就可能永远消失在公共视野里，失忆于集体记忆。若干年后，当我们回望这段饱满的历史，把澎湃“非虚构写作”所作的努力置身其中，就会更能显示其边缘突破的“补白”意义了。■
　　
张涛甫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