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韦纳 唐硕 石鉴 张洪忠
　　【本文提要】本研究基于一项针对803名中国公民所进行的问卷调查，考察了在媒介剧变、融合和创新的新时代背景下，公众对中国记者、新闻媒体和假新闻的看法。研究发现，受访者大多对记者和媒体有较好的印象，但他们也对新闻媒体的公正性和假新闻的破坏力表示担忧。
　　【关键词】公众认知 假新闻 记者形象 媒体形象
　　【中图分类号】G210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都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中国的传媒业也受到这种变革的巨大影响和冲击。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读者导向和效益驱动的都市报开始崛起，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新闻门户网站和新闻应用的出现，中国媒体的变革加剧。截至2017年年底，有82.3%的中国网民都会用手机浏览网络新闻。①
　　伴随着社交媒体中用户生成内容的大量产生，人们转向在线和移动新闻消费，这为记者和受众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桥梁，但同时也造成未经核实的信息和假新闻迅速产生和传播。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假新闻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大肆流传，从而成为全球热议的现象。一项美国研究显示，相比真实新闻，人们更喜欢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内容更夸张、更吸引眼球的虚假新闻，这造成了很多虚假新闻的“病毒性”传播。②同一年，中国媒体上的假新闻数量也大幅上涨。③中国假新闻数量激增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民众更多地依赖数字媒体作为新闻来源，像美国的例子一样，这会导致虚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中被大量分享和传播。
　　由于中国传媒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觉得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当下新闻消费者对记者和传媒业的感受。由于假新闻影响着人们对新闻媒体的整体看法，因此研究假新闻对公众媒体认知的潜在影响至关重要。④同时，由于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的泛滥，使用如微信或微博等社交媒体是否会加重人们对假新闻的担忧，也是我们的研究重点。
　　大多数以往研究在分析中国公众对新闻媒体的观感时，都是基于任意样本或是局限于描述性研究，因而无法提供公众对记者和新闻业看法的清晰结论。此外，国内针对中国公众对假新闻的看法，以及这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记者和新闻媒体整体评价的实证研究还比较有限。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缺，本研究通过2017年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全国性在线问卷调查，全面地考察了中国公民如何看待新闻记者、媒体，以及如何评价假新闻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公众对新闻记者和媒体的整体信任度和信心程度；此外，我们还探讨了中国公众对假新闻的担忧程度，以及他们认为谁应该对当下网络虚假新闻的传播负主要责任；最后，本研究分析了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的使用情况是否与公众对记者、媒体以及假新闻传播的看法有关联。
　　
一、研究现状
　　（一）公众对媒体和记者的看法
　　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公众对媒体的看法时，主要关注民众对新闻记者公共形象的评价。大多数研究表明，中国公众通常对记者行业整体持有积极看法，但也对记者的道德操守表示关切。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基于任意抽样，因此无法提供中国公众对记者和新闻业看法的清晰结论。
　　国内学界有关公众对记者看法最早的研究之一，是2004年基于4446名受访者的一项问卷调查。⑤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92.3%）受访者对中国记者整体的职业道德“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然而，市民对于记者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也表示反感。报道的真实性是许多受访者最为关注的问题，超过三分之一（37.2%）的受访者认为新闻报道经常是“部分不真实”或“整体不真实”的。此外，近四分之三（74.6%）的受访者将有偿新闻视为一个常见问题。
　　200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再次发现，受访者对记者队伍整体持积极印象。⑥这项调查是在中国东部地区的五个城市（济南、上海、潍坊、无锡和厦门）进行的，依靠面对面采访和在线采访相结合的方法，随机抽取了613名受访者。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六成的调查对象（63%）对中国记者有“非常好”或“较好”的印象。同时，调查还发现，中国媒体正面临一场“信任危机”，因为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21.9%）表示他们“完全相信记者的报道”。⑦
　　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任意抽样调查了山东和上海的496名受访者。⑧与以往研究类似，这项调查表明，公众对记者的印象普遍是正面的，许多受访者认为记者能“伸张正义，反映民声，解决民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⑨作者在研究中还讨论了人口学因素和媒体使用因素对公众所持有的记者看法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喜欢使用数字媒体的人更容易对记者的社会职能和角色做出正面的评价，数字媒体的使用也预示着公众对记者队伍的整体印象更为积极。此外，女性、教育程度更低、收入水平更低的受访者往往对记者持有更积极的印象。
　　考虑到关于中国公众对记者和新闻业看法的研究较为有限，我们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1）:在中国，公众如何评价记者和新闻业的整体形象？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公众对记者的看法（是否有道德、公正、专业等等），他们对于媒体能够准确和公正地报道新闻有多大的信心，以及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向公众传达消息上做得如何。正如上述文献回顾所指出的，大多数已有的研究已经考察了这几个问题，但是样本规模普遍较小，而且无法提供关于国人对新闻工作者和媒体看法的可靠估计。因此，本研究旨在为此类公众态度的研究提供一个基准参考，以便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展。
　　研究问题一（2）:人口学因素和媒体使用情况是如何影响公众对记者和媒体的看法的？
　　除了回答一些国人如何看待记者和媒体的基本问题外，本研究也探究了人口学因素（如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和媒体使用情况（包括传统媒体和数字媒体）是如何影响公众对新闻职业的看法的。我们还调查了对虚假新闻传播的担忧是否会破坏人们对传统新闻媒体的信任与信心。
　　总的来说，对这些研究问题的回答将为公众对中国媒体的看法提供重要的参考。无论是最近的技术变革，或是网络新闻受众的激增，还是社交媒体上新闻传播的新趋势，都突显出此类调查分析对了解一个正在变化中的新闻业的重要性。
　　（二）假新闻、媒体和受众
　　研究假新闻（fake news）的学者们倾向于将“假新闻”定义为“真实新闻”的反义词。例如，有学者认为，假新闻是“一种在形式上模仿新闻媒体的内容，但是实质为编造的信息”，且假新闻“缺少新闻媒体用以保证信息准确性和信度的编辑规范和流程”。⑩美国皮尤中心在2016年对假新闻所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中，对假新闻的定义则较为简洁，认为假新闻是“内容完全编造的新闻”。[11]另一些学者表示，假新闻是“故意的和可证伪的造假”，并且会“误导受众”。[12]同样的，Tandoc、Lim和Ling通过对2003-2017年期间发表的34项假新闻的研究综述表明，“假新闻往往隐藏在合法性的幌子下，因为它试图模仿真实新闻的形式，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可信度”。[13]因此，有学者指出，假新闻的定义与“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和“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有重叠性。[14]中国学者也尝试厘清假新闻这一概念，尽管学界对假新闻的范畴大小看法不一。比如，杨保军和朱立芳认为，“虚假新闻”是主观捏造且没有任何客观事实为依据的新闻故事，而部分失实但涉及操纵或捏造的新闻故事应该被认为是“失实新闻”或“策划新闻”。[15]赵振宇则认为“虚假新闻”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可以概括为四个层次：（1）记者和新闻机构捏造的新闻；（2）非客观的新闻报道；（3）包含宣传、广告和公共关系的新闻；（4）利益需要的新闻炒作。[16]尽管假新闻或虚假新闻成为众所周知的一个概念，但是假新闻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假新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报纸发明之前，Burkhardt指出，“谣言和虚假新闻在人类群居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17]但是，传播技术的进步不仅使假新闻传播得更快更广，也更容易接触到广泛且相互联系的受众，这无疑加剧了假新闻的社会影响。[18]网络新闻在中国变得日益重要，也为假新闻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CNNIC的最新报告，中国网民2017年使用网络新闻的比例达到83.8%，比前一年的6.14亿用户的规模又增加了3300万人。考虑到中国网民人数已超过总人口的半数（2017年达到53.2%），假新闻在中国的潜在影响十分巨大。[19]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通过网络获取新闻，数字媒体已经成为假新闻的主要传播来源，这对假新闻的扩散造成了直接的后果。有学者发现，虚假信息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速度比真实信息要快得多。[20]尽管国内相关的实证研究匮乏，但是中国学者同意国外同仁的观点，认为互联网[21]和新媒体平台[22]已经成为假新闻的主要来源。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传媒学者都担忧假新闻会降低公众对记者、媒体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的信任和信心，[23]因此，一些对媒体的批评并不令人惊讶。《新闻记者》的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认为，新闻记者和媒体至少应该为虚假新闻的传播和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承担部分责任。[24]迄今为止，对假新闻的实证研究仍较为有限，且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是在美国进行的。比如，Allcott和Gentzkow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不久，对120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25]15%的受访者称在大选前的一个月内读到过假新闻，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受到了其中一些虚假信息的欺骗。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更高、接触新闻频率更高的受访者被假新闻愚弄的可能性更小。
　　Vargo、Guo和Amazeen分析了假新闻在媒体议程设置过程中的作用。基于事件、语言和论调全球数据库（GDELT）所汇编的网络新闻数据集，作者比较了2014-2016年间，美国传统新闻媒体、具有党派倾向的网络媒体、新兴媒体（无党派网络媒体）和虚假新闻网站的议题设置。[26]尽管研究表明，假新闻对传统新闻媒体不具有议程设置的作用，但是假新闻网站的确对新兴媒体的议程产生了影响。作者还发现，在假新闻网站和有党派倾向的网络媒体间存在议程的相互影响，这一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尤为突出。
　　国内学者针对假新闻的研究中，基于一项对北京602名成年人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58%）的受访者曾读到过事实造假的新闻报道，近半数（48.9%）的受访者提及他们经常阅读到假新闻。[27]傅小朋对中国中部地区的162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其中近四成受访者（39%）指出，假新闻是破坏中国记者正面形象的最重要因素。[28]总体来说，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新闻消费者都担忧假新闻对媒体和其他社会机构会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然而，关于假新闻的产生、扩散和效果的实证研究仍然很有限，对于假新闻泛滥会如何影响人们对记者和媒体的信任，人们更是知之甚少。[29]基于现有的关于假新闻对公众舆论潜在影响的有限依据，我们提出了以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1）:中国公民如何评价假新闻带来的威胁？
　　正如前文所述，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假新闻以及如何评估假新闻对媒体的影响，目前的实证研究数据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将探究受访者接触假新闻的频率，了解他们对自己识别假新闻的信心，以及他们是否认为假新闻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对中国公民认为谁对假新闻的传播负有主要责任这一议题十分感兴趣。鉴于对何谓“假新闻”，国内外学者尚无完全一致的定义，本研究采用美国皮尤中心在2016年对假新闻进行大样本调查时所使用的较为宽泛的定义，即假新闻为“内容完全编造的新闻”。[30]研究问题二（2）:人口学因素和媒体使用情况如何影响公众对假新闻的看法？
　　虽然测量人们对假新闻的看法很重要，但分析哪些因素可能与人们的这些看法有关也同样重要。正如上文所讨论的，学界对假新闻对受众的具体影响知之甚少，而媒体的使用情况或人口学因素如何影响公众对假新闻的看法则更缺少研究。因此，本研究将探究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因素以及传统媒体、数字媒体的使用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假新闻的看法的。我们将着重探讨传统媒体的使用者与那些主要依赖社交媒体的用户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研究问题三:中国公民对假新闻的看法是否会影响到他们对新闻记者和媒体的评价？
　　最后，本研究会分析人们对虚假新闻的看法与他们对新闻记者和媒体的评价有怎样的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比起那些很少关心假新闻的人，更多关心假新闻负面影响的人们会更倾向于批评媒体传播了假新闻，因此可能对记者和媒体持有更为负面的态度。
　　
二、研究方法
　　为回答以上三个研究问题，我们于2017年6月进行了一次覆盖全国的在线问卷调查，样本包括803名中国成年人。我们聘请了一个专业的调查机构负责招募调查对象，样本库基于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站新浪微博。受访者涵盖了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因此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网民样本。[31]本次问卷涉及受访者的媒体使用情况、他们对中国记者和新闻业的看法，以及他们对虚假新闻的态度。
　　为了解受访者对记者职能的看法，我们采用了一个李克特五分量表（1=强烈不同意，5=强烈同意），询问他们对以下六种与中国社会背景相关的观点的认可程度： （1）记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2）记者是社会的监督者；（3）记者经常侵犯他人隐私；（4）记者经常不能客观地报道新闻；（5）在报道危机或问题时，记者往往倾向于报道积极的一面；（6）记者的思想大多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为测量公众对新闻行业的看法，我们询问了受访者是否认为中国媒体能够准确和公正地报道新闻（1=完全不信任，4=非常信任），以及如果他们发现媒体上报道的新闻事实与从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说法不一致时，他们更愿意相信哪一个版本（1=更相信新闻媒体上报道的版本，2=都不相信，3=更相信社交媒体流传的版本）。被访者还被问到，他们认为中国的新闻媒体在报道重大问题时是否能够做到公正、独立，以及能否在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之间、硬新闻与软新闻之间保持平衡。
　　为测量公众对记者行业的整体看法，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了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新闻界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以及他们认为新闻媒体在向公众传达消息方面做得如何（1=不好，5=非常出色）。
　　调查还测量了受访者使用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情况。我们询问受访者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阅读报刊新闻，收看电视新闻，或是用电脑或手机浏览网络新闻（1=从不，6=90分钟以上），借此来评估他们对主流新闻媒体的使用频率。通过询问受访者每天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介的时间（1=不到30分钟，8=6小时以上）和在社交媒介上阅读新闻的时间（1=不到30分钟，6=90分钟以上），我们测量了他们对社交媒体的总体使用情况。
　　为了测量公众是否认为假新闻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受访者被问及他们浏览网络新闻时，接触到假新闻的频率是怎样的（1=从来没有，4=经常），他们对自己甄别虚假新闻的能力有多大自信（1=完全没有自信，4=非常自信），以及虚假新闻在多大程度上会让公众对当下的议题和事件的基本事实感到困惑（1=完全没有，4=很大程度）。在问卷中我们告知受访者，假新闻为“与事实不符，内容完全编造的新闻”。
　　为了更多地了解公众对虚假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追责问题，我们询问受访者，他们认为社会公众、政府（包括官员和公职人员）、社交媒体、记者、媒体各方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来阻止假新闻的传播（1=毫无责任，4=很大责任）。
　　问卷内还包括了一系列标准的人口学控制变量，用以记录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就业、是否为党员、所在地区（农村/城市）和收入情况，以及他们对要闻和时事热点的关注程度（1=从不关注，4=非常关注）。
　　
三、研究发现
　　（一）公众对中国媒体和记者的看法
　　1.公众对媒体的看法
　　研究显示，大多数中国人对媒体的表现评价较为肯定。当问及当下中国新闻界的发展方向时，有六成（59%）国人认为中国新闻界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只有24.3%的人认为新闻界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同样，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新闻媒体在向公众传达信息的工作上做到了“优秀”（8.4%）、“非常好”（27%），或者至少获得了“好”的评价（31.8%）。只有少部分受访者认为媒体在这方面做得“一般”（25.9%）或者“不好”（6.9%）。
　　国人对整个媒体行业的信任程度也反映了他们对媒体的良好印象。在问及“就新闻报道的准确和公正性而言”，他们对国内新闻报道的信任程度时，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选择了“非常信任”（9.9%）或“比较信任”（67.8%）。
　　受访者还被问及他们认为哪一类媒体平台的新闻质量最高。研究结果显示，几乎有一半（49.5%）的受访者认为电视提供的是“高质量的新闻”。中国人对新闻网站（19.7%）、新闻App（10.9%）和社交媒体（8.9%）等新媒体的信任度要低得多。有趣的是，报纸（7.3%）和广播（3.6%）在受访者中所获得的信任度最低。
　　虽然大多数人从整体上对中国新闻业和媒体公信力有很高的评价，但当问到更具体的问题时，有相当多的人也意识到媒体所存在的问题。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6.1%）认为，中国媒体在报道重大议题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倾向性。其他常见的问题还包括，媒体易受到有权势的人或组织的影响（64.1%），媒体过分关注正面新闻（57.7%）和软新闻（46.3%）。
　　2.公众对记者的看法
　　大多数中国人对记者的看法也较为正面。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记者是“有道德的人”（60.6%）、“影响力越来越大”（52.9%），且“高度专业”（53.8%）。但也有近六成的受访者（58.6%）认为，记者“在报道重大议题时有倾向性”，只有31.2%的人认为记者在报道中不偏不倚。同时，大多数国人认为记者行业“压力大”。超过六成（64.6%）的受访者认为记者相较于其他职业，压力更大，且要求更高，只有18.9%的人认为中国记者压力小，面对的挑战也要少于其他行业。
　　为了解在当代中国大环境下公众对记者的看法，我们设计了六个关于记者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及所承担社会职能的描述性问题，以测试公众对中国记者当下形象的认知。如(表1　表1见本期第26页)所示，大多数受访者不仅同意记者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职能，而且还反驳了大部分对记者工作的批评意见。大多数国人认为记者扮演的角色是党和政府的喉舌（60.3%）以及“社会监督者”（61.4%）。只有少数人认为，记者“经常侵犯他人隐私”（26.6%）、“不能客观地报道”（33.7%）或者“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20.3%）。
　　同时，有近六成（56.7%）的中国人认为记者在报道国家危机、灾难或事故时，“过于注重报道积极的一面”（如塑造“英雄”主人翁）。这表明虽然公民普遍支持记者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职能，但他们并不满意这类新闻报道的语气，期望记者在报道负面问题和事件时更加诚实和客观。
　　（二）中国公众对虚假新闻的看法
　　本次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经常会接触到虚假新闻，且普遍认为假新闻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15.3%）或至少“有时”（58%）在网上读到假新闻。有65.9%的受访者声称，他们认为自己有甄别假新闻的能力。然而，多数受访者还认为虚假新闻使得国人在“很大程度上”（25%）或至少“一些程度上”（61.2%）会对当下的议题和事件的基本事实感到困扰。
　　这表明中国受众经常会读到虚假新闻，从而意识到它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大多数人对自己甄别假新闻的能力也很有信心，但这可能过于乐观了。事实上，通过对以上三个和虚假新闻有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那些声称自己经常遇到假新闻的受访者更易相信自己有甄别假新闻的能力，而这类人群也更倾向认为国人容易被假新闻所迷惑。显然，这种看待假新闻后果的矛盾性可能会导致受众低估假新闻对他们自己的影响。
　　如（表2　表2见本期第26页）所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51.7%）认为，媒体应对虚假新闻的传播负有主要责任，紧随其后的是生产新闻的记者（46.1%）。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一些假新闻往往也会逃过记者的把关，出现在新闻媒体上。45%的受访者也认为政府、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对于假新闻负有“很大的责任”。有趣的是，比起大众媒体、记者或政客，更少（41.7%）的公众“指责”社交媒体制造了虚假新闻。同时，只有24.3%的受访者认为公众也需要为假新闻的传播负主要责任。
　　总的来说，公众倾向于指责记者和媒体帮助传播假新闻，同时也期望能更好地治理虚假新闻的泛滥。
　　（三）影响公众对记者和媒体看法的因素
　　为了更好地了解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公众对记者和媒体的看法，我们分析了一些人口学因素——诸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是党员、收入、居住地以及对时政的兴趣程度——是否与中国人对媒体的看法有关。我们还探讨了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是否会影响到人们对记者和媒体的看法。最后，我们研究了受访者接触虚假新闻的频率、对自己识别假新闻的信心，以及对假新闻危害的认识这三个变量是否与他们对媒体和记者的看法有关。为逐步分析这些可能的关联，我们建立了一个分层回归模型，第一层为人口学变量，第二层为媒体使用变量，第三层为假新闻相关变量。
　　1.影响公众对记者看法的因素
　　如（表3　表3见本期第27页）所示，大多数人口学变量与人们对记者和媒体的看法有关——但在影响力和方向上不尽相同。例如，居住在城市地区、女性、党员更容易信任媒体。同样地，年轻、受教育程度低、居住在城市地区、女性、党员，也更容易认为媒体在向公众传达信息方面做得很好。收入较高的受访者也倾向于对媒体传递信息的职能有更积极的评价。
　　影响公众对记者看法的人口学变量也非常相似。例如，居住在城市地区、全职工作、女性，更有可能相信记者是有道德的人。城市地区居民和党员则倾向于认为记者是有影响力的，城市居民比乡村住户也更倾向于认可记者的专业程度。最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可能相信记者在工作中存在偏见。
　　总体而言，有关公众对记者和媒体的评价，党员和城市居民似乎是最一致的人口学预测因素。但与此同时，回归模型还表明，对时事政治的兴趣和关注是对记者和媒体持有积极看法的最重要预测因素。
　　2.影响公众对媒体看法的因素
　　在第二层中，我们的回归模型检验了媒体使用情况是否会影响到公众对记者和媒体的看法。结果表明，尽管使用数字媒体（在线新闻和社交媒体新闻）与国人如何评价记者或媒体无关，但是更多地接触报纸和电视新闻确实与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以及对媒体信息传递职能的评价呈显著的正相关。同样地，浏览报纸和电视新闻更多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记者是专业和公正的。
　　由于媒体中假新闻的泛滥程度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记者和新闻媒体的评价，我们通过第三层回归分析对此进行了研究。如表3所示，接触假新闻的频率与人们对记者和媒体的看法没有关联，这说明仅仅是假新闻或不足以让受众对传统新闻媒体丧失信心。类似地，对假新闻危害的看法与对媒体的总体评价之间也没有明显联系。但与此同时，认为假新闻会让人们对事实产生困惑的看法与人们对记者的职业道德和报道倾向性的评价有关。此外，受访者对自己辨别假新闻能力的信心越强，他们对媒体和记者的综合评价就越高。
　　总之，我们的结果表明，尽管数字新闻来源变得越来越重要，传统媒体的使用仍然与国人对记者和媒体持有积极的看法有关。但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发现支持如“频繁使用新媒体可能会损害公众对记者和媒体的信任和信心”此类观点的依据。我们还发现，接触假新闻并不会让公众对媒体和记者产生负面的评价。事实上，那些对自己分辨假新闻有信心的人反而会对记者和新闻媒体持有更高的评价。
　　3.影响公众对假新闻看法的因素
　　本文试图回答的第四个研究问题是人口学和媒介使用等相关因素如何影响中国人对虚假新闻的看法。我们还探讨了依靠传统大众媒体获取新闻的用户与主要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用户间对假新闻的看法是否存在差异。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使用了和前述类似的层次回归模型。
　　如（表4　表4见本期第28页）所示，年龄较大的受访者虽然接触到假新闻的频率较年轻人更低，但他们同时也不太自信自己具有甄别能力。收入较高、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们则对自己甄别假新闻的能力很有信心。有趣的是，那些更关注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人不仅表示他们经常遇到假新闻，而且对自己的甄别能力充满信心。这些有政治意识的公民也更有可能相信虚假新闻的社会危害，认为假新闻会让人们对基本事实和时事感到困惑。
　　与研究观察到的人口统计学要素关联相比，媒介使用与假新闻的认知之间的相关性较弱。调查结果表明，更频繁地阅读报纸上新闻的人对自己甄别虚假新闻的能力有一定的信心。喜欢浏览网络新闻的人更倾向于认可假新闻的危害，而那些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的人却很少这么认为。
　　总的来说，人们对虚假新闻的看法似乎主要是受到他们对时政的关注、对媒体的普遍信任和信心，以及诸如年龄、是否城市居民和收入等人口学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媒体使用情况与人们如何看待假新闻的危害关联不大。
　　
四、结论
　　本研究基于一项全国性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在媒介变革、融合和创新的时代，中国公众是如何看待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的。结果表明，大多数民众对记者和媒体持有良好的印象，但也担心假新闻的破坏力及新闻媒体存在不公正的现象。研究发现，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以及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居住地和党员身份等人口学因素与这些看法密切相关。然而，使用媒体的情况与人们对记者、媒体和假新闻的看法关联有限。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中国公众普遍对媒体和记者持积极态度，但也对新闻报道是否公正有所顾虑。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中国人对媒体有较高的信任和信心，并相信本国的媒体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此外，很多受访者也称赞中国记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认可他们作为“社会监督者”的角色。然而，我们也发现，许多公民担心媒体可能存在的偏见以及记者会受到有权势的人和组织的影响。他们还认为，中国记者更喜欢报道正面新闻，或者至少是突出报道事件积极的一面。
　　中国记者在报道中突出正面或积极面的做法，可能会对民众造成正负兼有的影响。一方面，中国人对媒体持普遍满意的态度，可能是因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通常口径较为一致，突出正面新闻，这可能导致人们对重大事件的看法争议较少。反过来，相对统一的看法也会增强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同时，记者应该意识到：中国公众对他们作为社会的“监督者”或“看门狗”角色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因此他们可能会对倾向性明显的新闻报道有所抵触。这种片面的报道可能也会让读者质疑，记者和媒体是不是受到有权势的人和组织的影响。为了避免这种看法，中国记者在报道时必须做到不偏不倚。如有必要，不要回避发表负面或批判性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当此类报道可以帮助人们关注社会上亟需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更应如此。
　　第二，记者和媒体应更多地关注社会中的“边缘化”群体，并继续在传统媒体平台的“战线”上提供优质报道。我们的研究表明，特定的人口学背景和媒介使用与人们对中国媒体的看法和信任有很大联系，这可以用来改善媒体公信力和表现的关系。正如本文先前指出，老年人、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较低的公众对记者和媒体不太满意。这些人也倾向于认为，媒体在传达信息方面做得还不够好，这表明他们对信息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如果这些年纪较大、收入较低的人群确实感到被媒体边缘化，记者们也许能够通过更多地了解并报道他们所关注的议题和面临的困难来使这些人重拾信任。
　　尽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手机应用和社交网站阅读新闻，本项研究并未发现使用数字媒体与公众对记者和媒体的看法之间有显著联系。此外，我们的研究也表明，更依赖传统媒体浏览新闻的人，往往能够更积极地看待中国的记者和媒体业。
　　这说明虽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新闻消费的主流平台之一，但中国人仍然将严肃可靠的新闻与传统媒体联系在一起。虽然中国媒体投入了大量精力来提高在数字平台上的报道力度，但是继续改进传统新闻媒体这一主要“战线”，持续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和信息，似乎是更为明智的做法。
　　第三，大多数中国人意识到假新闻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但同时他们也倾向于认为假新闻主要对他人而非自己产生危害。我们的研究发现，有四分之三的中国人经常遇到假新闻。此外，近九成的国人认为假新闻很可能会在重要问题上混淆公众。有趣的是，我们还发现，近七成的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甄别假新闻的能力较有信心。随着中国网民和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的不断上涨，我们预计假新闻将会是中国新闻业长期面临的一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表明，人口学因素，而非媒体使用情况，与公众对假新闻及其后果的看法密切相关。老年人、农村地区居民，或是收入较低的人，对自己识别假新闻的能力缺乏信心。如前所述，这些人对媒体的信任度也偏低。这引起了我们的担忧，即虚假新闻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被数字鸿沟所放大，从而对社会经济地位偏低的人造成更大的影响和伤害。
　　因此，我们认为媒体应努力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尤其是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在大城市以外地区的人，让他们获得息息相关的新闻和信息内容。通过向这些受众提供可靠和相关的信息，媒体也可以在这部分认为自己被新闻业所忽视的公众中树立信任。而提升人们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和信心，也会保护他们免于成为虚假新闻的牺牲品。事实上，我们的研究表明，认可媒体传达信息职能的公民，往往对自己甄别假新闻的能力也有更高的信心。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更频繁接触到虚假新闻的人，一方面对自己识别假新闻的能力更有信心，另一方面也更相信其他人可能会被假新闻所迷惑。这种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到假新闻影响的现象可能是源于“第三者效应”的作用。[32]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公众可能会低估假新闻对自己的负面影响，从而加剧假新闻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潜在后果。
　　虽然低估假新闻的危害可能会造成风险，我们的研究也显示，更频繁地接触假新闻并不会导致人们降低对记者和媒体的评价。这说明，尽管虚假新闻滥觞于社交媒体和网络，大部分中国受众还是相信专业记者和新闻媒体的职业操守，认为他们不会在报道中使用虚假信息。
　　然而，媒体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如果受众频繁接触到假新闻，他们可能终将失去对传统媒体的信任，或者将假新闻带来的危害归咎于媒体的失责。长此以往，人们将难以分别什么渠道提供了“好新闻”，而“坏新闻”又源于何处，这会让他们对新闻媒体的专业性产生质疑。因此，帮助受众识别何为虚假新闻不但可以降低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上的泛滥，还可以如本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增强民众对传统媒体的信心和信赖。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针对假新闻的解决建议。首先，我们认为打击假新闻的最好办法是让传统新闻媒体为受众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台，并提供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准确、可靠的新闻和信息。这样，那些信任传统媒体的人更难被假新闻所迷惑，从而降低假新闻的危害性。第二，新闻工作者应以更高的专业标准要求自己，成为新闻的“把关人”，增加对新闻内容真实性的核查，绝不使用未经核实的信息，也不能为追求速度而牺牲新闻的质量，将虚假新闻拒之门外。第三，考虑到假新闻在短期内尚难以根除，我们呼吁政府相关部门、传统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协力合作，向公众——尤其是老年人、农村居民或低收入人群——普及假新闻的危害，并教导他们应如何甄别媒体平台上的假新闻。这样的“假新闻”媒体素养教育应尽早在学校、社区和互联网上向公众开展，[33]从而让新一代的数字媒体用户能更好地分辨真实与虚构。■
　　
①[20]20 CNNIC：《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8 年1 月31 日http://cnnic.cn/gywm/xwzx/rdxw/201801/t20180131_70188.htm
②LanginKatie (March 82018). Fake news spreads faster than true news on Twitter—thanks to people, not bots. Scienc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018/03/fake-news-spreads-faster-true-news-twitter-thanks-people-not-bots.
③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2016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7年第1期
④陆地：《假新闻的成因、危害与治理》，《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
⑤《公众的眼睛记者的形象——“公众眼中的记者”调查与分析》，《今传媒》2004年第6期。注：2004年今传媒的描述性调查既没有提及调查是怎样进行的，也没有提到受访者的抽样方式。
⑥⑦王倩、李要师：《记者，跟百姓再近些——2007年记者公众形象调查分析》，《青年记者》2007年第21期
⑧⑨潘荣海：《记者社会形象及与新媒体使用之关联性研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3年硕士论文
⑩[14]LazerD. M.Baum, M. A.BenklerY.Berinsky, A. J.GreenhillK. M.& MenczerF.et al. (2018).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Addressing fake news requires a multidisciplinary effort. Science359(6380)1094-1096p. 1094.
[11][31] BarthelM.Mitchell, A.& HolcombJ. (December 152016). Many Americans believe fake news is sowing confusion: 23% say they have shared a made-up news story – either knowing or not. Pew Research Center. Retrieved from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3/2016/12/14154753/PJ_2016.12.15_fake news_FINAL.pdf
[12][26]AllcottH.& Gentzkow, M. (2017).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1(2)211-236p. 213.
[13]TandocE. C.Jr.LimZ.& Ling, R. (2018). Defining “fake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6(2)137-153p. 147
[15]杨保军、朱立芳：《伪新闻：虚假新闻的“隐存者”》，《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16]赵振宇：《进一步厘清虚假新闻概念的几个层次》，《新闻记者》2011年第6期
[17][19] BurkhardtJ. (2017). History of fake news. Library Technology Reports53(8)5-9p. 5.
[18]Silverman, C. (2016). This analysis shows how viral fake election news stories outperformed real news on Faceboo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uzzfeed.com/craigsilverman/viral-fake-election-news-outperformed-real-news-on-facebook?utm_term=.aq8DXRddE#.qheR3OKKG; Vosoughi, S.RoyD.& Aral, S.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Science, 359(6380)1146-1151.?
[21]贾亦凡、陈斌：《2008年十大假新闻》，《新闻记者》2009年第1期
[22]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2014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5年第1期；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2015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6年第1期
[23]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2017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8年第1期;Bennett, L.& Livingston, S. (2018). The disinformation order: Disruptive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3(2)122-139; George, C. (2017). Journalism’s crisis of reason. Media Asia, 44(2)71-78.
[24]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2014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5年第1期
[25]Vargo, C. J.GuoL.& AmazeenM. A. (2018). The agenda-setting power of fake news: A big data analysis of the online media landscape from 2014 to 2016. New Media and Society20(5)2028-2049.
[27]陈崇山：《对媒体新闻信任度的调查》，《中华新闻报》2006年3月8日
[28]傅小朋：《当前我国新闻记者形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南昌大学人文学院，2012年硕士论文
[29]AlbrightJ. (2017). Welcome to the era of fake new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5(2)87-89; Lazer et al.2018.
[30]本次调查在抽样中采用了性别和年龄配额，以确保样本更接近于总人口特征。中国成年受访者的最终样本包括51.2%的女性和48.8%的男性。平均年龄是35.9岁，月平均收入为7458元。66%的受访者是大学毕业生，62.6%的人生活在大城市。尽管与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较，我们的样本中，受访者女性偏多，平均年龄略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偏高，城市居民偏多，不过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抽样大体可以代表中国的总人口情况。本研究的分析表明，女性、城市居民、年轻人和高收入的人口学因素往往与对媒体和记者的正面评价呈正相关，因此中国人对记者和媒体的实际看法可能会比本研究采集的数据所呈现的略低。考虑到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可能不那么容易受到假新闻的影响，假新闻对普通中国人的实际影响可能比我们得到的结果更大。
[32]Davison, W. P. (1983).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47(1)1-15.
[33]惠志斌：《社交媒体假新闻泛滥 用法律和情怀超越"后真相"时代》，人民网2017年9月13日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913/c40606-29531538.html
　　
拉斯·韦纳（Lars Willnat）系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传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天津千人计划入选者，美国雪城大学S.I.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约翰·本·斯诺研究教授；唐硕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石鉴系美国雪城大学S.I.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洪忠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传播效果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