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
　　【本文提要】1970年代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正式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传播学领域。然而，很少得到探讨的是，这种方法是否能够真正回答新闻社会学的理论旨趣。本文以塔奇曼和甘斯的新闻社会学经典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民族志方法的具体操作及其与主要研究结论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民族志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结论之间的配合并非天衣无缝。在某些方面，它提供了精彩可信的分析，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和结论之间存在着鸿沟，甚至在一些核心论证过程中是缺位的；并且，当研究视角和结论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发生重叠时，往往也是民族志方法缺位最显著的时候。民族志方法的有限效果和缺位，来自于研究方法和理论旨趣之间的相互决定规则；它带来的威胁则是，民族志方法在某些时候会被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所裹挟，成为这一学派自证的一种策略性工具。不过，方法与理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提供了走出自我论证的机遇。新闻社会学对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带来了对新闻传播现象的新认识，并较早尝试了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融合。
　　【关键词】民族志 传播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 能动性 结构
　　【中图分类号】G206
　　1970年代新闻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主张是将新闻活动视作一种社会实践进行研究，以打破新闻中心主义的研究范式，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结构中进行阐释和理解。这种研究主张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带来了对新闻传播活动展开研究的方法论的革新，尤其是从社会学等领域直接迁移和引入了对于特定职业研究的观察、访谈等资料收集和分析方式，民族志自此成为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方法。
　　然而，1970年代新闻社会学的一批奠基性研究者对于民族志的使用仍有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舒德森在2002年将新闻生产研究归结为三个取向，一是比较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取向，在新闻产品和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结构之间展开关联性的考察；二是社会学取向，有关组织和职业对个体实践影响的研究；三是文化取向，考察文化传统和符号系统对新闻生产实践的制约。虽然大多数经典作品的作者都声称自己采取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但这种方法与上述三个研究取向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理所当然；或者说，对于新闻生产展开民族志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完成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是需要详加辨析的。
　　实际上，在新闻社会学经典著作中，除了民族志方法，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同样重要；并且，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矛盾还引发了持久的论战。那么，在新闻社会学领域内对民族志的使用，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人们又是如何具体地操作这套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方法论来回应上述论争？为了回答这些疑问，本文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着重考察以下三个具体话题：
　　首先，在跳出新闻中心主义之后，新闻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是如何对记者群体的职业社会实践展开经验性的民族志研究，并以这种经验性的资料为基础，展开政治、伦理和意识形态的讨论？或者说，新闻编辑室里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如何讨论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次，在发现了“潜规则”以及决定日常职业实践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原因之后，如何讨论具体的新闻实践和重要事件对于上述结构的反作用？这是民族志研究和“从下向上”视角，与政治经济学能否真正展开有效互动的主要指标。最后，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对于新闻传播学来说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长期论战来说，民族志是否提供了一种沟通的方式？
　　本文发现，新闻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典型地呈现出了新闻社会学在方法论使用上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学者们借助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观察新闻生产实践，进而探究决定新闻产品的文化观念和潜在规则；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多地方又不自觉地以既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为基础，直接指出看似自由自主的新闻实践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的控制性。民族志和政治经济学呈现出相逆的分析过程，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循环论证。不过，新闻社会学的经典著作也正是在方法论的上述矛盾中探索了新的方向。对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批判，新闻社会学较早地尝试了对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探索了将具体的对于文化实践的人类学研究和宏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的方式。这种探索不仅为理解新闻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也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和范式整合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
　　
一、民族志：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
　　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一直在探讨中；而新闻社会学的若干结论与政治经济学关系密切，其所采纳的民族志方法又和文化研究共享了某些视角和观点。例如，甘斯就曾建议媒体研究应当防止“媒介中心主义”，将受众的媒体使用行为放在他们的全部社会生活中进行理解，研究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①这无疑和政治经济学共享了对于媒介研究的整体观。而他将新闻视作一种符号性的大众消费产品，又和文化研究对于流行文化的态度十分类似。实际上，正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民族志方法在新闻社会学领域的使用具有了独特价值。
　　1970年代后期的“盲点之争”标志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理论争论的正式开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为，文化研究对于观众和接受的研究并没有和文本批评以及政治批评结合起来，文本中心式的研究也没有把文化的接受置于制度性的环境中；②相较而言，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能够更好地认识所处的社会而非仅仅是媒介本身，而且还能够对于媒介内容和偏向性有更深入的成因方面的认识。③作为论战的另一方，文化研究学者则将斯迈兹的理论批评为“经济简化论”（economy reductionism），④对于这种“决定论”和“简化论”展开了持久批判，以大量的实证资料强调受众的主动参与和对于媒介文本意义的自主生产，否定了他们作为“媒介产品”的被动地位。⑤
　　虽然大多数时间里，差别是讨论的核心，但不可否认，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仍有沟通的基础。英国的媒体和传播学研究的谱系中有两方面的起源，一方面来自文学和文化方面，成为了“文化研究”流派；另一方面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兴趣，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戈尔丁认为，两者关注的都是“象征性资源”（symbolic resources），只不过后者关注的是分配、生产和消费，“问的是历史性、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问题”。⑥而这种对于不同阶段的兴趣，是两个学派之间在宏观和微观、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的区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0年代末期，凯尔纳（Kellner）已经开始尝试弥合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歧。他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作为具体的思想资源，认为这一理论将所有的大众文化产品置于工业生产的语境下展开分析，能够跨越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之间的隔阂。他指出，为了发挥这种弥合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还需要进一步地发展，这包括了对于媒介和文化生产流程的政治经济学展开更加坚实和经验的分析，关于媒介工业的建立以及他们和其他社会机构互动关系的经验研究和历史研究，对于观众接受和媒介效果的更加经验化的研究，等等。⑦
　　20世纪80年代之后，莫斯可也认为，文化研究的批判实证主义和针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对传播政治经济学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莫斯可对大数据、云存储等新近出现的传播现象采取了结构主义的批判态度，更接近于文化研究而非传播政治经济学；米耶热、加汉姆甚至默多克等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则在世纪之交的新媒体时代彻底转向了文化研究。⑧当然，相比于符号学或文化研究的路径，莫斯可还是更关注社会现实中的权力而非文本背后的权力；⑨戈尔丁也反对“信息社会”一词中暗含的人类社会的本质性变化，虽然信息技术带来了若干变化，但“社会中的权力、物质、象征资源、身份建构等资源的分配和此前社会一样”。⑩不过，莫斯可的最新著作对于罗兰·巴特和凯瑞等学者的神话学和仪式观等理论的借鉴，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尝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结合。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论战与结合的历史过程来看，文化研究具有对于文本本身的研究传统，而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上则更加关注文本之外的制度和权力。在这种视角下，新闻内容和媒介文本的生产过程，就成为文本和制度之间展开沟通的必然桥梁。大概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莫斯可正面称赞了新闻社会学的价值，尤其是它提供的实证研究在某些方面支持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他赞同甘斯和舒德森的研究详实地展示了新闻生产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特征——特殊的职业群体，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机构的影响之下，选择和加工特定的事件，成为了新闻。[11]当然，他更加推崇己方阵营的戈尔丁和艾略特（Elliott）在跨文化的环境下对新闻制作的控制的探讨，认为这一研究将新闻社会学的认识导向一种结构化的视角（structural view）。[12]有趣的是，甘斯等媒介社会学者对于文化研究领域所强调的符号场域的争夺也很敏感，在他们的研究中同时展示了新闻工作者的自主性和权力对于符号争夺的影响，和文化研究对于能动性的强调不谋而合。通过对民族志方法的采用，他们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与具体的新闻专业实践和日常生活展开了整合，在采取经验式方法探讨文化过程的同时回应政治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从而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合流提供一种可能路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志是如何被使用的，对于沟通两个领域究竟起到什么层次的作用？本文的第二部分就以研究文本为基础，展开细读，具体回答上述问题。
　　
二、新闻社会学中的民族志方法：以塔奇曼和甘斯为例
　　1970年代是新闻社会学的黄金年代，诞生了一批经典著作，民族志方法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正式应用也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13]在这批经典著作中，塔奇曼的《做新闻》和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都将民族志作为最核心的方法，观察新闻编辑室的运转和记者的专业实践。对于这两部著作的方法论细读，能够揭示出民族志对于新闻传播研究，尤其是生产研究所提供的洞见，回答上文提出的民族志对于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可能带来的融合。需要说明的是，本部分并非是研究结论的综述和概括，而是试图探寻特定结论与民族志方法论之间的对应关系。
　　1.研究问题及方法陈述
　　塔奇曼和甘斯的研究都针对新闻内容是如何在社会语境和专业实践中形成的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行政学派来说，新闻内容是研究的起点和先验性的存在；而新闻社会学首先质疑的正是这种先验性的存在，将其视作一种经过挑选和加工之后的结果。针对新闻内容如何产生，塔奇曼为她的研究设计了5个实践层面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日常生活进入记者视野的具体方式；第二、三、四这三个问题则是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反向提问，提出了三种未能进入记者视野的原因假设，包括了知识储存的等级、社会常态标准以及记者个体的职业能力；最后一个问题则涉及日常事件被挑选出来之后的加工方式和过程。[14]可以看出，塔奇曼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细节是如何最终成为新闻的，并将这个问题进一步细化为新闻工作者对于信息的挑选标准和加工过程。
　　甘斯在进入新闻社会学研究领域时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社会学家。他出生于德国，1940年代逃避纳粹统治来到美国，因此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描述为一个外来者对于美国社会的理解。甘斯对于新闻机构和新闻实践的研究同样也受到这种“客位”视角的影响，试图解答美国如何被报道、为什么被这样报道，以及还有什么其他报道方案这三个问题。具体来说，甘斯希望考察记者如何选择某些新闻而放弃其他，他们如何报道他们选出的新闻，为什么这样做，以及他们都是怎样的一群人。[15]作为一名社会学家，甘斯尤其强调社会学的机构研究传统，这种视角更加关注人们在特定机构中的职业角色和层级位置，而非作为个体的个性。在甘斯的眼中，新闻机构中的工作者常常按照同一种方式行动，对美国怀着相同看法，这种相似性甚至存在于电视新闻和报刊新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中。
　　为了解答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上述问题，塔奇曼选择了四个田野地点，展开了参与式观察、案例分析和深度访谈：一是对新闻电视台的三年观察；二是对一家地方日报的每日观察以及对报社11名摄影记者的访谈；三是对纽约市报道妇女运动的记者的访谈，包括了对10名记者的正式访谈以及一些非正式的关于这个话题的交谈；最后一项在纽约市政厅的记者室完成，对来自不同媒体的记者进行了长达四个月、每周平均一次的观察。具体来说，塔奇曼在电视台和报社均“观察了采访任务的分派过程，旁听他们的编辑会，然后跟记者一起完成故事的生产，最后跟踪其传播的结果”；她还观察了“新闻生产过程中看似互相独立的各个不同的环节”。[16]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塔奇曼坦承，她没能完成对于从采访编辑到交付印刷的完整生产过程的观察。
　　1940年代后期，甘斯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Everett Hughes的参与式观察的系统训练。[17]在研究新闻编辑室之前，甘斯已经展开了若干关于美国城市中下层社区的研究，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田野研究经验。在新闻社会学的研究中，他采取了和之前社区研究类似的方法，具体包括观察记者的工作，和他们讨论故事的选择，参加编辑会议和办公室内外的非正式讨论。由于写作时距离田野工作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甘斯又返回每个机构，进行了补充观察和访谈。和塔奇曼一样，甘斯也只观察了工作状态中的记者，没有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
　　不过，甘斯的批判社会学取向和明确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导致了他对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特别关注。虽然都采取了民族志的方法，但相比于塔奇曼来说，甘斯致力于从田野资料中抽象出机构的规则和潜规则，并探讨这些规则背后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功能。他追溯了商业、政治和其他建构了规则和价值观的力量，以及信源、观众和权力持有者这些新闻机构之外的影响要素。[18]为此，在田野工作中，甘斯主要关注非成文的规定和考量，以及外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代理人是如何影响到记者对于这些非成文规矩的具体使用。[19]当然，对于自己的价值观可能给田野工作带来的影响，甘斯进行了主动的干预。他发现，虽然记者将研究者视作一个评估时可能会带来问题，但由于呆的时间足够长，而记者们也足够忙，同时甘斯有意识地严格控制评价性的表述，在场带来的偏差得到了有效的控制。[20]2.民族志的核心发现与局限
　　（1）记者对信源的主动使用vs作为压力传导系统的信源
　　在“从人类学的视野讨论新闻工作” [21]方面，塔奇曼围绕信源的操作，对于记者群体的文化作出了精彩的深描和分析，并呈现出个体记者通过对信源的主动使用而积累职业资源的方式。她详细描述了对信源掌握不同带来的记者之间地位的差异，[22]展示了信源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而被记者用于在同行之间交换信息的具体做法。通过外部联合的方式，个体记者不仅能够避免重复报道和内部竞争，还借助和对手以及同事分享信息，在行业群体中展开有效互动，并获得接纳和认可。[23]在上述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塔奇曼分析了职业自主性、潜规则和报社规章制度之间的张力，并且进一步探究这种对于独特信源的有意识的积累不仅关系到记者自身的职业生涯，也影响到整体上新闻报道对于特定信源的依赖——相比于草根阶层和不同政见者，记者们更愿意将地方政治社团特别是实权政治人物视为有效的职业资源进行积累，从而导致最终的新闻内容的偏向。
　　虽然塔奇曼的结论中包含因信源而带来的记者向权力的主动整合，但甘斯更加注重信源所体现出的权力对于新闻机构的影响力。他将新闻的选择和制作视作竞争的符号场域（symbolic arena），[24]不同的权力主体——包括政治机构、经济部门和文化群体——都试图将有益的信息输入到这个场域之中，并且控制有害的信息。甘斯提出了政府权力对新闻机构施加压力的五种方式，[25]分析了记者群体对这些压力的感知和看法，以及反抗、投降和规避危险的具体方式。甘斯的上述结论支持了左派社会学家对于新闻媒体的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es），记者们被系统性的机制所束缚，这一机制不仅屏蔽了某些新闻，也让记者们放弃处理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的矛盾。[26]从信源方面来看，塔奇曼相对于甘斯来说使用了更多的民族志材料，她也更强调记者的能动性。甘斯将新闻生产视作竞争的符号场域的观点与文化研究异曲同工，但他接下来展开的论述及其使用的材料很少来自于亲身的参与式观察，大多数由访谈和资料获得，而他关于信源的研究视角相比塔奇曼也更加偏向宏观和结构层面而较少个体记者和个案的探讨。在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暂时性的假设：关于信源对新闻内容影响的研究，越偏向于探讨权力和结构的影响，民族志所能够提供的资料和支撑也相对越少。
　　（2）新闻机构、采写流程与新闻生产的潜规则
　　不论是记者的主动博弈还是权力机构的结构性影响，在日常事件成为新闻的过程中，都形成了特定的挑选和决策标准。然而，对于民族志研究来说，这些标准并非分析的终点，它们在新闻机构中如何被具体地建构出来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才是更加重要的话题。
　　甘斯将这种决策标准的集合定义为“参考因素”（considerations），并在新闻机构和新闻工序中考察记者群体的实践方式。例如，甘斯对于新闻工序的第一步，也就是选题讨论环节，展开了基于一手田野资料的细致分析。他将选题提议比喻为新闻编辑室里的“买卖关系”。[27]售卖故事想法的人在新闻机构中一级一级地上报，而决定是否购买故事的人则依据自己的方法来确认和调整故事的品质。在这个“买卖”过程中，“参考因素”发挥了具体的作用，故事要素得到了提炼，进而影响到最终被报道出来的故事内容。
　　甘斯以一次关于反对饥饿法案的编辑室会议为例，详细地展现出最初的故事素材是如何在编辑室讨论的过程中大幅度地更改为最后播出的样子。对于这一选题，制片人认为，出现在这次发布会中的参议员肯尼迪是这条新闻的唯一“卖点”，而电视网在纽约的总部也更加希望这条电视新闻聚焦于参议员本人的具有戏剧性的演讲。但实际上，在新闻招待会中，参议员所扮演的角色是有限的。甘斯借助这个案例展现出新闻生产中的重要规则及其在结构和过程中是如何被强化的：相比于社会学家关注重复出现的普遍性的案例，新闻记者关注的是有强烈偏向性的案例，这样才能满足突出和醒目的标准，而新闻记者也在这样的过程中改写了现实，创造出一个不同的新故事。[28]在这个案例的探讨中，甘斯充分发挥了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优势，他不仅从拍摄现场一直观察到新闻最终被生产出来，而且还和当事记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了记者本人以及他们对于电视网总部的看法。
　　塔奇曼同样着重讨论了新闻生产的节奏和工序对于新闻价值判断的影响，[29]并将其总结为一系列的“新闻惯例”。借助约翰逊宣布不参加连任竞选时报社的反应，尤其是编辑们的对话，作者分析了新闻惯例的一系列特质，以及这种新闻惯例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功能。在针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过程中，塔奇曼尤其重视编辑和记者们的交谈以及话语中的符号标记。她敏锐地指出了编辑们第一时间提到“柯立芝事件”背后的原因，认为这一事件发挥了“新闻惯例”的符号功能，它为记者和编辑们处理当下的突发新闻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既有案例；而通过将突发新闻与这一既有案例之间进行类比，记者和编辑们得以将反常情况置于已有的经验中进行理解，从而降低了不可预知性，将突发新闻“纳入类型化和惯例化的轨道”。[30]尽管通过意外事件观察惯例的运作是一个经典的人类学视角，不过，塔奇曼对于这个案例的分析仍然过于简略，她仅仅用了一句“难以想象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将要完成多少修订工作”，就把人类学家最关心的核心资料忽略过去了。大多数人类学家在这种情境中会本能地关注之前的版面安排是如何具体地被意外事件改变成为最终的样子，而这些改变和调整在哪些方面遵循了惯例，哪些方面突破了惯例，记者和编辑如何解释他们的行为，以及关于“柯立芝事件”的已有经验是如何具体地指导记者和编辑们的新闻生产实践，从而将意外事件类型化的。
　　塔奇曼在若干关于新闻生产规则的论述中还使用了假设性的案例和推测式的分析，补充和延伸对于田野资料的讨论。例如，在关于妥协和协商对新闻价值评估的讨论中，塔奇曼在田野工作中并没有直接观察到任何冲突，也没有直接观察到协商和妥协的具体发生过程，而是通过推论（“显然，久而久之，他们摸索出了一条和谐之道”）[31]来导向最终结论，并引用了电影《水门事件》中的编辑室段落作为一个争执情境的旁证。在第五章讨论新闻活动是否系统性地降低了事件成为新闻的机会时，塔奇曼同样使用了逻辑推论和假设式的讨论方法。例如，在讨论如何确认事实的时候，塔奇曼假设了这样一种情景，即议员关于导弹技术的一条引语A是否可以成为新闻事实，以及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一步步地向其他信源求证、以符合专业要求的方式完成这篇报道。[32]这个虚构的案例成为塔奇曼讨论记者们如何区分合法新闻人物的最主要的依据，并导向了和甘斯相同的结论，即具有政治权力的个体更容易被记者当成合法的新闻人物。
　　塔奇曼采用上述讨论方式的好处是，能够以读者易于理解的方式把她在新闻编辑室观察和体会到的一些做法和潜规则明确地表达出来。但由于缺乏经验资料的深描，人们很难区分这些结论究竟是来自经验证据，还是结合常识进行的主观解释。如果让一个人类学家研究新闻编辑室的价值观念及其形成和再生产的过程，对新闻生产流程和潜规则的抽象概括固然重要，但更加具有价值的做法，除了讨论意外和极端案例，还有观察和访谈刚刚进入这个机构或者文化群体的个体，考察他们对于这套规则的接受和反抗的过程，并通过访谈尝试理解他们的想法和反应。当然，上述问题的成因，主要是塔奇曼可掌握的研究资源的匮乏，以及对于深描的忽略，而非民族志方法论本身的缺陷。
　　（3）新闻记者的阶级、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析是甘斯相对于塔奇曼来说独有的部分。虽然记者群体常常声称自己是意识形态无涉和政治中立的，但甘斯借用了社会学的基本做法，指出了家庭背景、专业工作要求和工作情境，都必然影响记者群体的政治态度。[33]结果是，记者群体的阶层属于上层中产阶级，仅仅低于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以记者群体和观众群体之间的阶层差别为基础，甘斯对于新闻业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细致分析。
　　第一步，甘斯分析了观众群体的阶级特点和对新闻的使用方式。甘斯将观众按照阶层和收入分为三类，其中电视观众更多地属于第三类，也就是穷人、较少接受教育，甚至无业的群体。[34]他引述了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结论来看观众对于新闻的使用方式。[35]主体的电视观众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感受到全国新闻中的人物及其行动的直接影响，对他们来说，家人和地方社区才是有实际影响的人；然而，他们依然对于全国新闻十分渴求，新闻为他们提供心理和认同层面的价值，确保他们能够跟上时代，从而有安全感。
　　第二步，甘斯利用新闻机构收到的观众来信具体地研究观众群体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按照新闻社会学的观点，观众群体作为机构外部的因素，本应对新闻挑选的规则和记者的决策施加影响。不过他发现，虽然记者可以接触到这些信件，但极少真正地使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36]相反，甘斯在新闻编辑室中观察到，记者发展出一种对于观众诉求的想象。他用“观众的发明”这个概念来表述记者群体观念中的假想观众，并将其作为一种观念性的文化要素来对待，考察这种假想所发挥的实际功能，[37]从而将结论指向了阶层之间的文化霸权这一新闻的意识形态功能。
　　基于新闻对于观众的文化意义，以及记者利用自己的想象屏蔽了和观众的实质性沟通，甘斯展开了第三步的分析。他认为，记者群体形成了对于观众的文化霸权，而这在更大范围内则构成了上层中产阶级对于下层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的文化霸权。观众对于这种霸权的接受，要么出于缺乏其他信息来源的选择，要么是相信更高阶层的人们提供的关于更高阶层的信息是必要的。[38]另外，甘斯还观察到了记者对于观众规模扩大表现出抵触和担忧的情绪，将日益扩大的观众视作对记者职业自主性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甘斯的意识形态分析相比对信源和机构的研究，较少地使用具体田野资料及案例，而更像是作者依据对于新闻的整体印象（impressionistic data）推断而来。而这种整体印象则来自于作者在前两章中对于新闻的内容分析，尤其是新闻报道中最常出现的角色类型以及他们的行动方式。而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甘斯将对于新闻内容的整体印象置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层级和结构的层面来看待，认为新闻内容：
　　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分层有关……新闻报道了社会分层的顶端，以及威胁到顶端的底层行动；而它的受众则是位于分层中间的大多数人。记者自身仅仅比顶层略低，而他们的这种位置让他们能够更多地看到顶层生活而非中下层。当记者具有能动性的时候，他们代表了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守卫着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标准。[39]可以看出，甘斯这项研究的整体框架沿用了阶级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霸权理论。他在研究伊始根据新闻中的美国图景提出了两层假设：首先，个体记者并非有意识地去呈现这幅美国图景，这来自于他们日常工作的积累；进一步地，新闻中的这种呈现结构和反复出现的模式，是记者们对于潜在新闻事件选择的结果。[40]而研究主体中的民族志部分，则对这种阶级和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具体的实现机制和经验证明。不过，在将记者的日常专业实践、机构和新闻流程的特点抽象到意识形态功能的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是对于新闻文本和记者阶层特点的分析，民族志的方法相对来讲并非主要手段。
　　（4）评估记者的能动性
　　对于能动性水平的认识，是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核心区别之一。民族志、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都对行动者的能动性多有强调；而新闻社会学的研究，因其对于能动性的不同结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旨趣展示出或远或近的关系，而民族志在其中所发挥的方法论的作用，也呈现出了显著区别。
　　在塔奇曼的结论中，记者的能动性是主要的。她对比了传统社会学和解释社会学对于新闻工作特征的不同描述方式，并以自己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解释社会学对于记者的能动性的强调。传统的社会学将新闻工作者看做社会行动者，社会结构为行动者的行为提供了规范；而解释社会学则强调行动者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虽然社会结构提供了规范，但行动者会根据自己的规划积极行动，从而建构甚至改变社会规范。具体来说，塔奇曼认为，美国当代新闻观念和社会变化呈现出同步的关系，新闻工作者的实践定义了新闻价值，并且使用和修改着既有的规范。她以越战中的美莱大屠杀和水门事件为例，指出新闻记者扮演着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者的角色，并帮助社会公众建立了新的知识基础。[41]甘斯同样也提到记者能动性的问题。他结合民族志观察，分析了记者在不同情况下倾向于采取的具体策略，以及由于技术和层级的原因电视网的地方部门的记者所拥有的更大的自主性。[42]甘斯将记者的能动性归因于新闻机构的管理层对于士气的重视，这也是新闻行业的一个特点；同时，由于管理者也往往将自己视为记者群体的一员，而记者的群体价值观中包含了对于科层制度或者官僚制度的反对，这让管理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忘记他们的管理者身份，更多使用个性来凝聚团队。[43]不过，甘斯的整体判断却更接近塔奇曼所批评的“传统社会学”的模式。甘斯指出，在关于新闻报道的复杂的社会互动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决定因素是权力和效率。权力机构通过影响信源而成为首要因素；效率，尤其是面对截稿时间的压力，也影响了记者对于新闻的挑选标准和生产方式，并且，权力机构作为信源，同样促进效率的提升。在效率和权力的相互交织下，记者具有的能动性只是一种有限的能动性。[44]整体看来，甘斯的这项研究表明，结构性的力量，尤其是权力的影响，仍然是决定新闻的首要因素；记者的能动性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契机下才能够得到展现。
　　然而，有趣的是，甘斯的这本著作并没有在上述总结之后收尾，他还提供了额外的、与经验资料并不直接相关的分析，而这个分析和他对于结构性要素的结论又多少是有些背离的。在书的最后一章，甘斯站在左派社会学家的立场讨论了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业，尤其是如何确保底层的声音和观点被合理地表达出来。他呼唤一种多元视角的新闻（multiperspectival news），希望从五个方面加强新闻对于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中下层群体的利益和声音的代表性。甘斯的这种明确的立场表达并不奇怪，早在阐述研究方法的章节中他就坦承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反思了可能对研究带来的影响。然而有意思的是，甘斯的新闻乌托邦思想和他的研究结论是相悖的：如果说新闻内容主要是受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那么仅仅去改变从业者的阶层构成而不去进行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多视角新闻的方案是无法实现的。[45]
　　
三、结论
　　长期以来，新闻社会学的首要价值一直被视为是对于行政学派和媒介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一种反思。它的整体宗旨是跳出“媒介-受众”和“媒介-权力”的模式，将其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中考量，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强调媒介与现代性的相互构建”。[46]在机械的行为主义统领学术研究的高峰期，甘斯等人提供的关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机构内外多重压力的讨论，对于突破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的新闻内容的研究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47]然而，方法论的革新在关于黄金时代的新闻社会学的叙述中只得到了有限的注意。在缺乏细致分析的情况下，“民族志”被用作一种标签和整体，理所应当地成为上述认识与理论突破的主要原因。本文的分析指出，民族志与媒介社会学的研究结论之间的配合并非天衣无缝。在某些方面，它提供了精彩可信的分析；但在另一些方面，它和结论之间存在着鸿沟；在甘斯对于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力的阐释方面，民族志方法在一些时候甚至是缺位的。而这种缺位，也导致了黄金时代的一些结论并非无懈可击。
　　1.民族志的有限效果和分析失位
　　新闻社会学最被认可的一个贡献是关于新闻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来自社会学范式的讨论。[48]然而我们从甘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民族志资料的重要性远不如阶级分析和文化霸权所提供的视角；也正是这部分结论，在之后的研究中不断地被质疑。[49]同样地，甘斯在衡量新闻价值的“参考因素”和新闻记者的价值观之间，也缺乏主动的区分。实际上，被选择出来的新闻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出新闻记者的工作标准和价值观，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50]对于记者的专业实践来说，一方面是新闻专业主义和阶级意识形态构成甘斯所重点分析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则有操作性的、规避个体和机构风险的基于现实考量的潜规则。因而，甘斯通过已经刊发出来的新闻来分析和探究新闻标准与价值观的做法，就会遇到质疑：对于新闻选择这一行动来说，除了新闻价值观之外，其他实际的要素也会对新闻内容产生影响。虽然甘斯也注意到实际操作中的潜规则所发挥的作用，但这些有民族志资料支撑起来的“其余要素”，最终都被整合到了权力和意识形态中。
　　相对而言，塔奇曼在《做新闻》的结论中赋予了记者更大的能动性。不过，她在研究开始时希望能够通过民族志方法去发现更多来自记者和管理层之间的日常冲突，这种期待并没有实现。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她在这方面的发现很少，甚至相反，记者的专业主义和媒体管理者的需求之间有很高的对应性。[51]而由于缺乏机构内部高层编辑的顶层控制的直接的田野资料，塔奇曼不得不以假设性的案例和推测式的分析进行替代，这也导致了她对于记者能动性的结论是仓促的。
　　上述方法与结论之间的“错位”和“失位”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定方法论与研究问题之间存在对应性的关系：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都需要置于特定的范式之下、针对某一轴向的问题而展开。具体到新闻社会学的研究实践来看，由于研究者在开展民族志研究时的观察空间和研究单元大多局限在编辑室和新闻机构的内部，因而，记者个体之间的互动、记者在工作过程中对于信源的选择，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一系列决策实践，就成为了主要材料。而由于这些资料的支撑，在讨论记者的能动性以及新闻机构内部的文化和互动的时候，民族志得到了充分应用，也为新闻社会学的独特发现提供了资料和方法的基础。同样地，也正是由于方法论的上述特点，导致了民族志方法所获取的研究资料无法直接支撑更为抽象的结构性批判。[52]2.作为一种论证策略的民族志
　　虽然民族志方法在分析宏观政治经济结构的时候并不适用，但这一时期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仍然试图将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置于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话题的讨论中。这实际上让民族志脱离了本身的意涵，成为一种论证策略。例如，吉特林借助霸权理论，认为专业的、组织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之间由于密切的互动而形成了一个解释新闻内容的稳固框架。[53]甘斯对于新闻内容的结构性偏向同样给出了典型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方式：虽然新闻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但是在信源和记者的持久张力中，常常是前者策略性地击败后者，比观众更大地影响到了新闻内容。这些政治经济学式的分析和结论，常常在论证过程中使用了田野资料，但缺乏民族志的文化整体观和主位视角。
　　民族志研究方法在回答宏观结构性问题时的失位，一方面固然来自方法论本身的适用性问题和研究者自身的训练和研究资源的局限，但考虑到这种失位和研究结论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之间的呼应关系，我们不得不转向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方法和结论之间的对应方式，很可能是作者以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和方式推导出最终结论之后，再以人类学的民族志材料进行印证的结果；在新闻社会学的具体讨论中，能动的新闻记者仅仅作为既有结构和意识形态霸权的具象代理人而存在，对他们展开的民族志研究，仅仅是解决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于“批判实证主义”和“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 [54]的具体诉求。这就像莫斯可在新近的研究中对文化研究的采纳方式一样：他虽然声称要消除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裂痕，不过，当他完成了对于“信息社会”的文化批评和神话分析之后，最终的目标仍然是揭示神话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55]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民族志方法，似乎都被政治经济学的宏大叙述所裹挟，成为这一学派自证的一种策略性的工具。
　　实际上，任何一种方法论的运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解答特定的问题，而非全部通用。政治经济学话题缺乏解释力，并非民族志方法论本身的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也存在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之间的对应性。正如胡翼青所批评的，当秉持“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的基础概念后，任何国家的传播体系最终都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乃至于“还没有开始研究，就知道研究结论是什么”。[56]民族志方法论和新闻生产结构性话题之间的关系，就像使用秒表来测量重量一样，虽然它看上去和悬挂式计重器有类似的表盘结构，但功能迥异。
　　3.走出困局：打破知识和理论的自我复制
　　那么，新闻社会学领域在思考结构性问题时对于民族志方法的使用，是否能够摆脱方法和结论的互相决定甚至是循环论证，走出以民族志为方法、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视野的机械融合，产生新的认识呢？实际上，这同样要从方法、资料和结论的互动中寻找突破和融合的路径。虽然研究范式和理论假设会影响具体方法和研究资料的选择，然而，方法本身也会对视角和研究结论形成反向的影响。在当代跨学科和学科边界不断消融的语境下，方法的引入和革新尤其会带来特定研究领域的反思。具体到民族志方法来说，莫顿已经在方法、材料和理论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视角下揭示出新的方法和资料对于理论创新的推动。他使用了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对特罗布里恩德人的创造性观察而为巫术理论增加新内容的案例，来说明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对于理论的修订功能；同样地，拉德克利夫-布朗则以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则为目标，对人类学领域的心理的、历史的和功能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扬弃，以经验主义的框架过滤了田野工作中的主观和人文要素。[57]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关切之间的碰撞，同样产生了显著的理论创新，这尤其体现在对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个领域的有机结合方面。虽然从哲学认识论的本质区别上看，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仍然具有显著差别，但甘斯和塔奇曼等人所展开的民族志研究，由于在思考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将视角落在具体的能动者身上，较早地尝试了对于两者的融合。传统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倾向于认为，媒体的所有权和经济控制是决定新闻内容的结构性因素。[58]由于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媒介社会学者更多将视角落在具体的新闻实践和能动者身上，他们的结论也并不支持所有权和经济基础的直接决定作用。塔奇曼和甘斯的民族志研究不约而同地强调新闻工作的效率需求以及信源的重要性；即使如甘斯这样的左派知识分子虽然也将媒体视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和权力的代理，但他仍然否定了权力和结构性因素的直接作用，指出它们需要一系列的其他条件作为中介。同样地，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新闻内容和记者群体所处的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但实际上，新闻社会学的研究发现，组织规程和新闻机构仅仅为记者群体的阶级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部分基础，并且，这种基础和新闻制作的具体操作之间的关系并非那么密切；通过新闻记者的收入和他们对于上层社会的密切参与，甘斯解释了新闻记者的阶级意识形态的其他来源。
　　进一步地，新闻社会学的上述理论创建，还与民族志在二战后的整体转型形成了对话。传统上，民族志是在研究“异文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方法论，人类学强调文化的主导性；而政治经济学强调权力和控制，研究具体的控制形式。人类学发展到二战之后，已经逐渐摆脱了对于封闭的无文字初民社会的研究局限，在社会经济变迁和全球化的继承中更加重视“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可能发挥的持续影响”，而文化的这种“影响力”又会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权力”——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的限定。[59]可以看出，新闻社会学对民族志方法的使用，一方面秉承了传统人类学领域对于能动性的强调和对文化实践细节的关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回应文化的影响力如何与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展开对接的问题。它的研究结论展示出，虽然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泛决定论”仍然存在，但它并非是一个普遍公理；政治经济结构对于新闻内容的决定性影响必须通过一系列其他因素作为中介才能够产生。这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新闻传播现象的整体认识，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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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美]塔奇曼:《做新闻》第35-36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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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73.
[20]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76.
[21][美]塔奇曼:《做新闻》第172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22][美]塔奇曼:《做新闻》第84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23][美]塔奇曼:《做新闻》第85-87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24]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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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77.
[27]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90-3.
[28]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92.
[29][美]塔奇曼:《做新闻》第60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0][美]塔奇曼:《做新闻》第76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1][美]塔奇曼:《做新闻》第54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2][美]塔奇曼:《做新闻》第99-100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3]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08-212.
[34]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24.
[35]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26-7.
[36]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30.
[37]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40.
[38]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48.
[39]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84-5.
[40]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5.
[41][美]塔奇曼:《做新闻》第173-179页，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42]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100-3.
[43]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104.
[44]GansHerbert J. (2004).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 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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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