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思思
　　【本文提要】我国已经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该群体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广州中等收入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媒介使用、媒介信息处理和信息生产参与三方面切入，对该群体媒介素养现状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该群体以移动端和PC作为主要媒介渠道；认为新闻事件具有复杂性，会多方搜集资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不盲从权威；较少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个人观点。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 媒介素养 媒介使用 信息处理 信息生产参与
　　【中图分类号】G206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今年1月中国社科院社会政治学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治理研究智库发布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战略选择》报告（以下简称“社科院报告”），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中国有4.5亿多人口属于中等收入群体。①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全国两会记者会上也透露，目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不完全统计有4亿多人口，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中。
　　在绝大多数学术论文和媒体报道中，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视为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基石，认为该群体能够缓解社会矛盾，充当社会结构的稳定器，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②张翼认为，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社会群体发生冲突的心理感受最强烈，如果真的发生社会冲突，其态度就很容易转化为“参与”或“听之任之”。与此同时，中等收入群体本身就是知识的生产、使用和再生产者，是媒体和大众传播的主要操作者和受众。③郑雯、李良荣认为，以知识岗位从业者为基础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极高的媒介素养、持久的网络事件运作能力和更强的国际视野、网络技能。人数的急速增加使中等收入群体无论在线下的实体社会领域，还是在线上的网络社会领域，都已成为中坚力量，深刻改变了互联网以“三低人群”为主的网民结构现状。
　　因此，本研究从中等收入群体的媒介素养研究切入，以一线城市之一的广州作为研究抽样城市，探讨该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媒介使用惯习、媒介信息处理和信息生产参与意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广州中等收入群体的媒介使用现状；第二，广州中等收入群体对媒介信息的解读和质疑情况；第三，广州中等收入群体参与信息生产的现状。一方面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现有关于中等收入群体媒体素养特征的观点进行验证，另一方面也为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提供参考。
　　
一、基本概念及文献回顾
　　（一）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包括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职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结构特征等综合指标的概念。④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或阶层）的概念。在当前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具有中等收入、高学历、中等社会地位的典型特点。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划分标准多种多样，美国经济学家伯兹奥尔、格雷厄姆和佩蒂纳托提出收入介于中位数50%-125%之间的人为中等收入群体。⑤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08年的美国中间阶层报告中，定义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是收入介于中位数75%-150%之间的群体，2012年及2015年的报告则将标准设定为中位数的67%-200%。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社会蓝皮书》中把家庭人均收入在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75%以下、75%-125%、125%-200%和200%以上，分别作为界定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标准。⑦今年初发布的“社科院报告”中，对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将五个群体的划分依据依次调整为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75%以下、76%-120%、120%-200%、201%-350%和351%以上。国家统计局数据则按全国居民五等分的方式进行收入分组，分为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每组分别占全国总人数的20%。应注意的是，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呈现动态化特点，受国家经济社会宏观发展所影响而存在年际差异，经济增长效应对中等收入群体影响大于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⑧，收入划分标准地区差异明显。
　　（二）媒介素养
　　媒介素养是指媒介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⑨也就是从基本的能够使用媒介到思考分析，再到利用媒介参与创造的过程。媒介素养包含三个环节，第一是媒介使用，是受众被动、单向接收信息的过程；第二是解读媒介，即媒介信息处理，是受众主动、积极处理信息的过程；第三环节为利用媒介即媒介参与，不仅接收、处理信息，而且参与信息生产，通过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维护自己的权益，三者构成受众主动性递增的链条。⑩
　　媒介使用即受众的媒体接触行为，包括信息传播渠道选择、信息内容选择、媒介使用偏好和时长等。[11]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受众的媒介使用行为很大程度由受众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特定时空下的媒介结构因素所决定，即受众的媒介使用特征受其教育、收入、性别、社会地位等因素影响，同时也受一定时空条件下可获得的相对稳定的媒介渠道、选择空间和内容影响。有学者认为，收入中间阶层媒介使用频率从高到低依次是电视、互联网、报纸、杂志、手机定制和广播。[12]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相较其他群体，更喜欢或习惯于从网络等新媒体渠道上获取信息，对电视和报纸的依赖度小。[13]媒介信息处理指对媒介内容的积极处理、批判解读的能力，包括深度解读能力、批判质疑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核实报道能力。现有的研究结果均显示，中等收入群体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较高，如周葆华等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四个城市调研发现，26-35岁的青年人深度解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核实报道能力均位居第一；教育程度越高，媒介信息处理能力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信息处理能力越强。[14]杜骏飞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的中等收入人群家庭电访发现，在媒介认知方面，中等收入群体更相信党报和境外媒体，对于都市报、地方电视台等媒体较为不信任，对不同的新闻和信息具有自己独特的辨别习惯；在媒介利用方面，更关注自己的业务信息。[15]媒介参与指受众主动介入媒介信息生产的行为，包括新闻爆料、表达观点、讨论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等。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中等收入群体媒介参与活跃，如一项社会舆论参与状况的研究显示，在受访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有44.7%表示与周围人讨论过政治问题，16.03%声称曾参与过互联网上政治问题的讨论，5.85%曾向新闻媒体写信反映意见，这三项的比例均高于非中等收入群体。[16]上世纪30年代始于英国的媒介素养研究，自2000年前后引入我国后，一直为广大研究者所重视，研究成果自2004年至今一直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整体现状或针对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的研究[17]，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个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群体，相关研究成果仍非常欠缺。从研究结果来看，职业、收入、教育水平等多个指标都会对媒介素养造成影响。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对象选择
　　（一）研究方法
　　以往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研究方法，通过调查问卷搜集一定量的研究对象数据，归纳其中的共性特点。但直接采用无差异的结构化问卷调查，无法深入探讨中等收入群体媒介选择和意见表达的原因，也无法探得该群体成员在信息消费和信息生产中的真实态度，因此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问卷，对中等收入群体集中的代表性行业从业人员进行深度访谈，通过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在媒介使用上的具体情况和基本态度，以期描述广州市中等收入群体媒体使用现状，并探讨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
　　访谈提纲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拟定，并根据访谈进度随时进行细微调整，针对不同受访对象的回答及个人媒介使用情况上的差异，逐层递进地深入访谈。访谈内容根据研究问题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教育水平、工作单位性质和主要工作内容等；第二部分是受访者媒介使用情况调查，请受访者自述一天媒介接触情况，以此为依据开展深入后续探讨，本部分访谈问题包括受访者媒介接触场景及使用时长、不同媒体的使用目的、关注的主要资讯类型、移动端最常用的软件等；第三部分是受访者媒介信息处理情况，请受访者回忆近期自己关注过的新闻事件，并围绕这些事件与受访者进行交流，剖析他们对媒介信息的态度，访谈问题包括：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些事件，是否会持续跟进事件的发展，不同媒介对该事件的报道或分析是否存在不一样的观点，当存在不同观点时如何形成自己的看法等；第四部分是受访者媒介信息生产参与情况调研，根据第三部分的回答展开，具体问题包括：是否会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载体进行意见表达，会或不会的原因分别是什么等，发微信朋友圈或微博的频率及内容等。
　　（二）研究地点的选择
　　本研究以广州作为抽样城市，主要是因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伴随城市化进程出现的群体，市场化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主要推动力。我国特大城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同时，各种产业聚集，吸引了大量具有较高素质和技能或者说具有较高市场能力的人员，这些使得特大城市在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18]从中国社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最高的城市，[19]因此选取广州作为抽样城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受访对象职业选择
　　世界各国中等收入群体都是处于本国社会的中上等或中等上下的地位，我国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职业分布也具有相似性。苏海南认为，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职业范畴包括各类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技师及以上技能工人；党政机关科级以上公务员、各类事业单位包括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等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如律师、演员、作家等；私营企业主和经营比较稳定的个体户；农村中的规模经营户等等。而且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白领岗位、灰领岗位从业人员都将成为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职业范畴。[20]李春玲认为，我国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主要由3部分人组成：中高层蓝领（技术工人）、中低层白领（普通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办事人员）和小业主（包括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专业户等）。[21]根据以上人群组成，本研究先进行小规模访谈和公开统计数据分析，农户在广州中等收入群体中占比不高，在本次研究中暂不列为访谈对象。小业主人群收入不稳定，在研究过程中曾与7位小微企业创始人访谈，初创企业主表示一般在创业三年内，收入水平就将超越官方公布的高收入群体下限；其中最年轻的3位或刚从学校毕业或仍为在校研究生，月收入已超2万，在本次研究中也不列为访谈对象。比较特殊的是中低层白领，在前期的了解中发现，这部分人群收入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员薪酬上限，如小型广告公司文员月收入封顶1万元，而文化用品零售业则最多5000-6000元/月。且据访谈对象所述，文化用品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合约工资大多不会超过2000元/月，奖金按业绩计算，并未纳入劳动合同，若事实如此，则这部分人群在统计角度属于低收入群体。
　　因此，本研究以收入等级明晰、单位间收入差异不显著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构三类机构工作人员为主要访谈对象，少量自雇人士作为次要访谈对象。白领、蓝领和灰领因其收入受行业等因素影响大，分布较为分散，故本研究并未将其列入考察，将在未来研究中进行充实。
　　（四）受访对象收入范围选择
　　参考“社科院报告”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22]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834万元），以及广州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2017》[23]中公布的2016年广州市城乡居民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金额（5.0941万元）进行折算，得出全国及广州市收入分组标准节点，具体如表1所示。
　　从表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广州市标准与全国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考虑到社会实际，本研究采用广州市城乡居民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为依据的收入分组标准，被访对象限定为中等收入至中高收入群体，即全年可支配收入在6.1128-17.829万元之间的人群样本，在实际访谈时将此标准微调为年收入在6-18万元之间的人群样本。
　　（五）受访对象学历选择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被视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接受系统教育的人，并因此获得了良好的教养和体面且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24]一般来说，他们普遍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和专业技能，相当一部分人具有高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25]因此，本研究将受访对象教育水平设置在大专或大学本科以上。
　　由于采取深度访谈为资料收集的手段，因此对样本量的大小不做事先预设，根据访谈提纲，尽可能遵循“相互独立，完全穷尽”的原则进行。主要样本来源是人际网络，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增加受访对象数量。受访对象个人特征参见表2。
　　
三、访谈结果及分析
　　（一）广州中等收入群体媒介使用现状
　　媒介渠道选择方面，被所有受访者排在前两位的均为移动端和PC，第三位为电视或报纸或缺省，广播在所有被访者的回答中均未被提及。正如XT表示，“自己会选用多种媒介，手机是主要的信息来源渠道，在办公时间内主要靠PC端搜集信息，单位会订报纸，饭堂也会在用餐时间固定播放中央台新闻节目”。这与当今社会的高速运转、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以及人们移动场景的增加不无关系，信息的时效性不断提高，只有移动设备能应对这一社会现实变化。软件选择受流行趋势影响明显，微信、微博、知乎以及时下主流资讯类APP，如腾讯新闻、凤凰新闻、南方+、今日头条、网易新闻、南都APP等，都被广泛安装和使用。微信因其通讯工具的功能属性，已成为所有被访者手机上的“标配”软件。官方新闻APP和朋友圈已经成为受访者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媒体内容选择方面，受访者主要关注四类信息，分别是：政务类信息、休闲类信息、与自身专业或工作相关的信息和民生类信息。但关注侧重因工作单位性质不同而略有差异。来自于“体制内”的受访者最关注政务和民生信息，而“体制外”的受访者更关注与自身工作相关的信息和与自己相关的民生信息，政务信息大多仅限于浏览，对于与自己生活和工作密切相关的内容，以及具有普遍意义明令禁止的事情才会做较为深入地了解。推测原因可能与两类单位成员的发展方式差异有关，“体制内”单位大多具有“国字”背景，企业生存状况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单位内人员相对而言会参与更多的政治学习任务；“体制外”的个体生存压力完全由个人承担，企业或个人事业发展的好坏对他们而言是头等大事，因此在时间和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优先关注与工作相关的信息成为必然。但作为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在社会处于中等水平，或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或处于事业起步阶段，抗社会风险能力较弱，对社会民生新闻，特别是与自己相关的关注度高，代入感强。正如DQY所述，“我之前曾经关注过三色幼儿园事件，因为我的儿子正在读幼儿园”。
　　（二）广州中等收入群体媒介信息处理特点
　　访谈结果显示，在进行媒介信息处理时受访者最常谈到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复杂、多维、自我观点形成，对媒体内容的积极处理和批判解读能力强，结果与周葆华、杜骏飞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普遍认为事件具有复杂性，每一个媒体或大V表达的只是一个侧面的认知、观点或看法；当下新闻事件多，假新闻也多，应该从多维度、多角度对事情进行了解；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网络大V，可以去学习或了解他们的观点，但不会盲从，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听取多方意见后，形成自己对事件的观点和看法。正如HMY所表示的：“人应该有分析能力和辨识度，并不是说媒体提供的信息就应该被相信”；AL也表示：“因为假新闻太多，正面报道多，所以自己对媒体说的东西存疑。而且信息发布者以及自己都不是当事人，不了解全部的事实真相，没有话语权。但相对而言，对官方媒体的信任度会高于其他媒体”。
　　（三）广州中等收入群体信息生产参与现状
　　受访者大多表示，对于各类新闻事件，会有自己的观点，也会通过朋友圈等方式了解社会各方的意见和看法，会与自己熟悉的人进行小范围的线上或线下讨论，但不会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与现有研究成果存在分歧。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新闻事件通常较为复杂，个人了解得未必全面，而社交媒体影响广泛，若自己通过这类平台发表了片面的意见，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二是社交媒体上的关系复杂，不同人群对同一事件很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WYJ则表示“对于社会事件，会有个人的想法，但不会在朋友圈等线上渠道进行表达。因为如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有人持不一样意见的时候，也许会引起争论。微信好友现在也很多，难免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忘记需要屏蔽哪些人”。
　　总体而言，广州中等收入群体的媒介素养特点有异于大学生、基层干部、农民工等群体。他们学历层次较高，对手机和PC等先进互联网设备接受和使用程度高，以网络媒介作为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与大学生群体和一线城市居民特征接近，而与职业属性更接近的非一线城市基层干部存在明显差异；认为新闻事件是复杂的，会从微信公众号、官方媒体客户端等多种来源搜集相关资讯，不盲从权威，在新闻信息处理上显现出较强的批判质疑和独立思考能力，明显有别于其他群体；对新闻事件往往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但较少通过社交媒体等进行意见表达，自我审察严格，对表达后可能带来的后果有着较强的忧虑，可能与他们中间水平的社会地位有关，个人的晋升和事业的发展易受外界因素左右，不希望因观点相左而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一）媒介信息管理或将成为媒介素养组成部分
　　在访谈中发现，面对媒介深度卷入人类生活的现状，受访者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类是可归类为“不知不觉”者，这类人群不刻意控制自己的媒介使用，上班PC下班手机，机不离身是常态，媒介使用时长超3小时/天，甚至单一平台（如微博）每天使用都可超过1小时。另一类可视为“先知先觉”者，他们对手机等电子设备开始产生戒心，除必要的工作和社交外，尽可能远离电子设备，甚至回归纸质书本。
　　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大胆假设，媒介信息管理或将成为媒介素养的组成部分，原因有二：
　　一是人与媒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所述，科技、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都发生了加速。[26]新闻的有效性越来越短，信息越来越多，个人的工作、生活、社交都由手机所承载，人们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存在一定空间或时间距离的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共生关系，人被媒介所裹挟。
　　二是媒介环境发生变化，信息过载成为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日常，不同人对待这种变化会采取不一样的应对策略。蔡骐、李玲认为，“传统的媒介素养一直都在致力于培养更主动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但在信息过载的媒介环境下，应该将媒介素养的重心从培养媒介批判能力转移到培养信息管理能力上，才能有效解决信息过载引发的新问题”。[27]Jacobfeuerborn也认为：“信息世界现存的问题似乎不在于信息过载，而在于我们处理信息和过度消费信息的方式”。[28]媒介信息管理可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用户对信息的管理，包括对信息的筛选、甄别和整合能力；第二层是用户对媒介本身的管理，主要指用户与媒介接触程度的控制力。但目前对此概念还只停留在假设，具体定义需通过进一步研究分析后再确定。
　　（二）虚拟空间去匿名化：“沉默”的中等收入群体终将形成
　　依托于互联网发展形成的虚拟社区，其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互动的匿名性，正如经典论调所述“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互动中的匿名性，极大增强了参与者的安全感，在虚拟身份的保护下，随性扮演各种角色，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但随着虚拟社会去匿名化过程不断深入，特别是以Facebook和微信为代表的强关系社交媒体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强力渗透，个体的互联网身份与真实社会身份一一对应，陌生人也可以通过实名制社交软件上的信息，获得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关系。线下现实社会关系在线上虚拟社会重现，实体空间对虚拟空间的持续性渗透和挤压，造成虚拟空间边界模糊，“网络（互联网）社会关系的现实化”，或者说“现实社会关系的网络（互联网）化”形成。
　　现实社会身份在虚拟空间中的暴露，容易形成互动参与者的不安全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安全需求是仅高于生理需求的低级需求，无法想象人们在低级需求未满足时，主动寻求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级需求。因此个体感知到的不安全感，降低了他们意见表达的意愿，正如受访者所述，“很少在朋友圈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好友组成复杂，领导、客户、同学、朋友、家人都在，有些人会对发表的观点感觉不适”。
　　虽然微信等软件在产品设计时，试图在去匿名化的虚拟空间中给使用者留有安全的空间，如朋友圈内容分组呈现等，但因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快速交换和传播，使用者个人观点容易在异质空间中发生泄漏，从而造成人们在发表意见前会更加主动地对外界意见气候进行判断，并以此为据做出是否表达意见的选择。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居中，抗风险能力不强，出于对自己职场前途或企业发展的考虑，意见表达的自我审查严格，在不确定所表达的意见是否安全时，宁可不表达自己的看法，最终将导致虚拟空间中沉默螺旋现象的发生。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分类标准含糊、人员组成复杂的群体，对该群体媒介素养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本文仅对此问题进行前瞻式探讨，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受访对象组成或是本研究的最大限制，蓝领技术人员和企业中低层白领由于分布较散，收入因行业及公司不同而异，在本次研究中并未将他们列为访谈对象，对访谈结果可能存在潜在影响。未来研究可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扩展：一是丰富人员组成，补充未尽部分，尽可能描绘完整状态；二是开展对比研究，从研究结果与前人成果的比较中可以发现，中等收入群体明显存在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媒介素养特点，但收入是否是主要影响因素还需进一步探究；三是对媒介素养进行概念层面的理论研究，可从逻辑、实证等方面切入，分析媒介信息管理是否能成为信息过载时代媒介素养的新内涵，若能，则针对该概念的定义、学理分析和实操测量等方面研究将成为新研究领域。■
　　
①定军：《中国约有4.5亿中等收入群体，报告建议个税改革并降低房租》，《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1月17日“21财经”栏目
②杨宜勇、吴香雪：《中等收入群体：功能定位、现实困境与培育路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③张翼：《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见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段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第231-2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
⑤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与中间阶层的概念定义——社会学与经济学取向的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⑥Pew Ｒesearch Center，“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 No longer the majority and falling behind financially”，2015 www.pewresearch.org．
⑦陈光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现代橄榄形社会——2016-201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第1-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⑧龙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变动的因素分解》，《统计研究》2015年第2期
⑨胡莹、项国雄：《传者素养：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传媒观察》2005年第8期
⑩周葆华、陆晔：《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新闻大学》2008年第4期
[11]刘鸣筝、陈雪薇：《基于使用、评价和分析能力的我国公众媒介素养现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7期
[12]曾凡斌：《不同维度划分下的中间阶层与社会低层的媒介接触和使用比较》，《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13]杜骏飞：《中国中产阶层的传播学特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6期
[14]周葆华、陆晔：《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状况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08年第4期
[15]刘鸣筝、陈雪薇：《基于使用、评价和分析能力的我国公众媒介素养现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7期
[16]张文宏、刘琳：《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参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
[17]周葆华：《新技术环境下上海市民媒介使用现状与特征——2009年调查报告》，《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张志安、沈菲：《中国受众媒介使用的地区差异比较》，《新闻大学》2012年第6期；郑素侠：《农民工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与分析》，《现代传播》2010年第10期；刘毅：《媒介形态变迁与受众媒伸使用》，《新闻大学》2017年第6期；张宏树、王思雨：《武陵山地区基层干部媒介素养调查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李保存等：《新媒体时代高校学生媒介素养调研报告》，《传媒》2018年第4期；刘庆庆等：《融媒体时代高校研究生媒介素养教育探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年第3期
[18]张海东：《特大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特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0日
[19]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趋势与构成变化》，《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版
[20]苏海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调查》，《北京日报》2013年4月15日
[21]苏海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调查》，《北京日报》2013年4月15日
[22]《2017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1/t20180118_1574931.html
[23]《统计年鉴2017》，广州市统计局http://210.72.4.52/gzStat1/chaxun/njsj.jsp
[24]周晓虹：《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不二法则》，《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6期
[25]刁永祚：《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6][德]罗萨著：《新异化的诞生》，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版
[27]蔡骐、李玲：《信息过载时代的新媒介素养》，《现代传播》2013年第9期
[28]JacobfeuerbornBrunoand M. Muraszkiewicz. Media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telligent Tools for Building a Scientific Information Platform.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80-80.
　　
龙思思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暨南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院秘书。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社交媒体语境下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传播及其引导研究”（项目号：17YJC71005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