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珺 单波 杨家懿
　　约翰·基恩（John Keane）系国际著名学者，现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也是“悉尼民主网络”（SDN）的联合创办人和负责人。他因关于民主的理论而蜚声全球，媒体是其相关研究密切关注的议题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著作《媒体与民主》、《全球公民社会？》、《生死民主》等相继在中国出版，最新专著《民主与媒体衰颓》正在翻译中。近期，他专注于西方后真相（post-truth）现象的研究。2018年5月23日，基恩教授应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邀请，就西方社会的后真相争论在武汉大学进行了演讲，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后真相与数字通信革命。本文建立在作者与基恩教授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来源主要包括：（1）5月23日上午的访谈；（2）5月23日下午的讲座；（3）5月23日讲座后的访谈；（4）5月23日晚间的访谈；（5）5月29日-31日的线上访谈。讨论的内容不仅是了解基恩教授的研究，而且注重从我们的问题意识出发，特别是从中国语境中探查和反思西方社会的后真相认知。文中约翰·基恩教授简称为“基恩”，单波简称为“单”，肖珺简称为“肖”。
　　
一、“后真相”再定义
　　肖：“后真相”在2016年被牛津词典选为年度热词时，被定义为“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种种状况”。①这个定义将客观事实与情感、信仰等进行了对立式的表述，您怎样看待这个定义？
　　基恩：实际上，在我看来，“后真相”是一场由媒体助力的、因为媒体对情感和个人信仰的呼吁和宣泄而对客观事实的公开埋葬。不仅仅是牛津词典，德国语言学会（GfdS）也将另一个含义相近的词Postfaktisch（后事实）评为年度词汇，它的明确定义是：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忽视事实，甚至愿意接受明显的谎言。所谓的“后真相”、“后事实”都在强调一种现象，即政治和社会讨论日益倾向于以情感而不是事实为主。但我的认识并不局限于此，我在之前的访谈中曾提到过，“后真相”的界定需要厘清，不能简单地将其定义为真相的对立面，它应该被描述为一个总括性的术语。
　　肖：总括性的术语？我想您指的是您提出的“后真相”的四个维度：谎言（lies）、胡扯（bullshit）、插科打诨（buffoonery）和沉默（silence）。这的确是对“后真相”的重新解释，而且将这个术语进行了多层次的形象化描述。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谎言和胡扯的含义，但是如何理解插科打诨、沉默与后真相之间的关系呢？
　　基恩：是的，我多次提到这四个维度的理解。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的西方政治中，谎言都屡见不鲜。比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称在其就职典礼期间天气晴朗，实际上他所在地区有小雨。他深知自己在说谎，但显然他并不在意。胡扯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人妄图使他人相信他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往往伴随着废话、吹牛等缺乏营养的口头排泄物。而插科打诨指那些吸引和转移公众注意力的笑话和吹嘘，如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②将欧盟描述为“一个巨大的监狱”，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但当记者追问时，发言者又会马上说“下一个问题”。
　　肖：我理解插科打诨更精准的中文描述可能是“转移注意力”（distractions），它可以用来描述政治人物通过移花接木的方法，转移人们对重要公共议题的关注和追问，从而实现政客自己的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记者们互动时经常这样，比如打断记者的提问、回答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只谈自己想说的事情而不回答提问。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理解沉默？您的研究将沉默指向新闻记者在工作当中的缺失，这和后真相的关系是什么呢？
　　基恩：你对插科打诨的理解是准确的，我确实想表达这个意思。关于沉默，我想引用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一句名言：“绝对的真相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语言’。”他主张所有的语言都依赖于那些“未被说出的部分”——沉默。所以唯有当我们开始察觉，沉默是语言的先决组成部分时，我们才可能更加接近真相。后真相传播的拥护者使用插科打诨和吹嘘的目标有几个，一是吸引公众的关注，二是隐瞒他们不希望公众注意到的事情，比如日益增加的贫富差距、民主军事化、动植物的加速濒危等，或是一些可能引起人们对“后真相政治”本身怀疑的事情。这种沉默不是后真相传播的后果或冗余，而是塑造“后真相”的一部分。新闻记者的沉默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新闻报道的误导性。新闻记者过于集中报道“假新闻”、“替代事实”和缺少“证据”的“突发新闻”，他们不自觉地追逐后真相，忽略那些具有明显新闻价值、更具有深度但可能缺乏时效性的内容，在“慢事件”（slower events）面前保持了集体沉默。
　　肖：您说的沉默发人深思。后真相一词出来后，新闻业对此关注度很高，但新闻行业和从业者似乎很少从自身的角度反思需要承担的责任。特别是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对时效性的追逐让新闻业将真实性、客观性等的重要性排序逐渐后移，这必然会导致对真相的误导。您提到的“慢事件”需要专业调查、事实审核，这些耗费时间、人财物的新闻生产在市场化媒体产业中逐渐被边缘化。沉默表明了新闻记者在描述真相时有意识地选择或删除，这也会带来我们现在所担忧的后真相问题。您所界定的后真相是谎言、胡扯、插科打诨（转移注意力）、沉默四个维度的综合体，我们也赞同后真相在政治传播中扮演了更重要的社会角色和影响。不过，我觉得您似乎认为，后真相还带有某些娱乐大众的因素。
　　基恩：是的，我个人觉得后真相充满着隐喻（metaphor），其中两个特别有意思。一个是杂耍马戏（Vaudeville），代表它的娱乐性；另一个是煤气灯（Gaslighting），代表它的控制性。当后真相被视为政治家、新闻记者、公共关系机构和其他参与者的公开表演时，它就像20世纪老上海出现的杂耍马戏。老式杂耍马戏的组成人员包括壮汉和歌手、舞者和鼓手、吟游诗人和魔术师、杂技演员和运动员、喜剧演员和马戏团的动物，这是一场表演。而后真相也是一场“秀”，它精心打造了一个公共场景，邀请数百人甚至更多的人观摩，为他们提供娱乐。但娱乐不是后真相的全部，它具有充分的政治特质，后真相是政治操纵的新武器。所以，这里会产生第二个隐喻，即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 Exercise）。“煤气灯”一词源于一部好莱坞电影《煤气灯下》，③其中有一个情节是隐瞒自己黑帮身份的男主角将手表放入女主角的包中，并诬陷她拿了自己的手表，以此使女主角对自身判断产生怀疑，从而顺从男主角。相对应地，“煤气灯”在这里被定义为权力意志的武器，煤气灯效应即指公众人物利用有组织的行为干扰公民的身份认同，通过散布谎言、胡扯、转移注意力和沉默在各个主题间播撒困惑和怀疑的种子。信奉此道的人以此暗示人们的自我怀疑，破坏他们批判地看待世界的能力，摧毁他们的判断力，以便他们受这些煤气灯效应使用者的摆布，长久地屈服。
　　肖：您其实完成了对“后真相”的再定义，区别于牛津词典的解释，您的“后真相”定义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进行了重新思考。首先，“后真相”至少是四个维度的综合体，我们不能简单将其理解为客观事实与情感、信仰等的对立。第二，“后真相”是政治操纵的新武器，特别在网络传播的环境下，政客很容易通过信息和新闻干扰行为操纵公众的身份认同。第三，新闻业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和塑造了“后真相”传播。其中，您对新闻业的批评可能会让不少人难以接受，我想，我们接下来需要探讨一下您的观点。
　　
二、后真相与新闻业
　　肖：我想您应该同意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业区别于其他社会行业的专业性特征，也可以说是专业守则和伦理。同时，我想您也一定关注到了世界各国新闻业对“后真相”的关注和批判。以美国为例，《纽约时报》2017年2月曾花费巨资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等显著广告位刊登“真相”（Truth）、“真相难寻”（The Truth is hard）、“现在，真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The truth is more important now than ever）等广告语，中国新闻业也在发出类似的呼声。但是，您一直反对新闻界将真相视为后真相解药的倡议，即便后真相的蔓延带来了这么多负面影响。我很好奇，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
　　基恩：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真相”是什么？对于后真相的批评者而言，他们认为真相是可以被说出来、写出来或可视化的，能以某种方式描绘的符合“现实”的事物。他们将语言视为记录观察者外部“现实”的媒介。据此，“现实”是真实的，这种“原始事实”（brute facts）独立于任何人的态度而存在。根据这个逻辑，一些媒体和新闻从业者提出解决方案，即面对后真相，最迫切的需要是恢复真相。但在我看来，后真相传播最惊人的影响应该是强化我们对真相的质疑。数字通信革命和监督式民主的可能性使公众意识到“关于真相的说法是存在争议的”、“真相的含义是有多种解释的”。换句话说，后真相支持人们对生活世界的多元化认知，但它是多元认知中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它仿佛是量子转变过程中黑暗而凌乱的那一面。事实上，真相本身是多面的，所以，诸如“真相不言自明”的说法才会引起公众的怀疑。
　　肖：根据您的逻辑，后真相其实是真相的一部分，只不过是黑暗而凌乱的真相。但实际情况是，人们面对后真相时已经愈发焦虑，所以，有新闻媒体希望通过“事实核查”（fact-checking）解决后真相危机，中外不少媒体已经开始试行这一机制。与此不同，您既不认为“真相”是“后真相”的解药，也不认为“事实核查”可以解决麻烦，您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呢？
　　基恩：对，我确实对此持保留态度。事实上，我在悉尼的学者朋友执着于事实核查，他坚信“真相”可以解决“后真相”这个麻烦。我的质疑在于，谁又能决定什么是真相呢？当这个“事实核查”平台对事实的核实成为评价真相的标准时，某个平台就会成为真相的缔造者。但是，谁给它们权力来判断什么是真相，什么又不是呢？
　　肖：真相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就像我们在很多新闻事件的报道和文本叙事中看到的，他们都在建构真相，彼此间也会出现对真相描述和理解的差异，甚至是矛盾。但这同时伴随一个质疑，也是新闻界一直在追问的问题，面对多元的真相，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新闻客观性”？
　　基恩：刚才你也提到《纽约时报》的例子，如果翻阅2017年12月的《纽约时报》，你还会看到它用整个版面宣传“如果你相信真相，就买我们吧”，在这里真相仍被视为一种“硬事实”（hard facts）。但回顾历史，人们对“真相”存在多元的解释，从来没有一致的定论。当世界各国的记者对后真相保持警惕、提出批评时，他们仍然认为记者的工作是撰写精确、反映现实（reality）、符合事实（fact）的报道。这里我想引用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鸭兔图④来说明：我们认为的“客观性”、“事实”依赖于我们看待事物的视角。当下，“现实”是多样的、可变的。“现实”也包括谎言、沉默以及煤气灯效应，在新闻报道中都被理解为“被报道的现实”，就像其他为特定人创造的“现实”一样，新闻中的“现实”是被塑造的信息在传播和接收过程中一次又一次被重新塑造的结果。我曾经和美国的迈克尔·舒德森教授讨论过如何理解新闻中的真相，他也提到他不相信有所谓的“硬真相”（hard truth），因此，他在教授学生时，往往只要求他们“保证细节准确”（get details right），可以坦承自己正在表明某种立场，而不需要将自己伪装成客观的、中立的。在我看来，“新闻客观性”概念没有对真相进行充分地反思，如果用这个来质疑真相、后真相，可能产生风险，我们会忽视对真相新的地理学和历史学（a new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ruth）的关注和分析。
　　
三、真相的地理学和历史学
　　肖：刚才您提到，我们在理解真相、后真相时需要有新的视野，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真相的地理学和历史学？
　　基恩：简而言之，真相会随着时空变化，每个地方的真相是不同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蒙田有一句名言，大意是，比利牛斯山脉一方的真相在另一边是虚假的。福柯也重申过他在诊所和监狱内讲述真相（le dire vrai）诞生的观点。任何时候，在任何特定的社会中，真相的地理学和其概念本身都是同等重要的。澳大利亚中部的少数民族皮坚加加拉（Pitjantjatjara）今天仍然使用mula、mula-mulani和mulapa等术语来指代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词同时具有“长时间”的内涵：即讲故事的人和听众之间需要时间去达成一致。当族人们提及真相时，他们明白正在努力用自身传统中真相的正确性去说服他人。他们所意识到的正是主流白人社会通常会忘记的：真相与信任（trust）是双胞胎。新的真相地理学也强调，在一些生活空间中，真相无足轻重；在一些地方提及真相是不合时宜的，比如，贝托尔德·布莱希特⑤曾经说过，如果有人站在一群罢工者面前说“2+2=4”，无疑会被嘲笑，因为此时，人们并不关心真相是什么，真相不需要被提起；而在有些地方，说出真相会带来危险后果，例如罗兴亚地区⑥的父亲们对巡逻、狩猎、强奸妇女的缅甸军队说谎，站在家门口说他们家没有女儿。
　　真相不仅仅是空间，也是时间。真相的历史是伴随着争议的；真相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成为真相。真相史表明，真相的重要性随着时间而变化。例如古希腊人对真相的理解是aletheia，⑦这个难以被理解的词被不同的翻译译为“披露”（disclosure）或“不隐瞒”（un-concealedness），它显然不同于基督徒对“道路真理生命”（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⑧的理解，也不同于基督徒认为的必须“说出真相，使魔鬼蒙羞”。现代欧洲早期以对宗教“真相”意义的激烈争论为标志，真相的信徒呼吁实行宗教宽容，遵守天主教心理保留原则⑨和新教决疑⑩等欺骗手段。这些公开争议就包括马丁·路德[11]石破天惊的攻击言论。他在《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信》（1520）中抨击天主教会作为圣经的唯一解释者的现象，并因此延伸到莱辛[12]的提议，即我们应该感谢上帝，我们不知道真相（“让每个人说出他／她认为的真理，让真理本身被称赞为上帝”）。此外，托克维尔[13]认为现代民主革命也在强烈质疑所谓的公共真相（public truths），比如关于奴隶和妇女“自然”劣等的观点。所以，真相的含义也随时间变化而变动。
　　肖：真相的地理学和历史学是希望提醒人们从时空变迁的角度理解多元真相，认识到真相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不过，您的解释中似乎没有更多地考虑到文化的差异性，比如，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也有可能影响人们对真相的理解和传播行为。关于这一点，单波教授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呢？
　　单：是的，基恩教授提出了一种新颖的解释框架，我认为，中国也应该被纳入真相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认知框架中。自古以来，中国对“真相”也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基恩先生所说的“真相是多元的”观点，在中国语境中可以得到呼应。中文的“真”与“真相”更强调本真的东西，内在于人心、内在于自然。而西方对真相的理解，似乎更强调真相外在于人心，真相是外求的，而非内在的。
　　基恩：您的这个讨论对我很有启发。说实话，西方人可能比较难理解中国哲学的观点，中国的真理是在一个人的内心，而西方人总是认为真相是在人心之外的，真相是我们与外界的一种关系，存在的才是真相。这中间涉及基督教的影响，我刚才也提到了宗教的争论。所以什么是真相呢？从宗教的观点看，真相就是上帝，上帝来到我们身边，来到教堂，只有当我们接近他们，我们才接近真相。因而，真相是一种关系，真相是我们和外界的关系。
　　单：而且是一种多元关系。我们在哲学课上讨论真相时，会问一个问题：天上的月亮是真实的，还是水中的月亮是真实的？物理学家的月亮是真实的，还是宗教家眼中的月亮是真实的，还是文学家眼中的月亮是真实的？
　　基恩：您举的这个例子很有趣，我突然发现，我对真相的理解倒是跟中国人有相似之处，我也不认同旁人笃定的“真相”。
　　单：是啊，从跨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方之间是可以找到相似性的。基恩教授的观点是，网络传播环境下的后真相争论让我们反思，真相本身是多面的，不同人眼中有不同的月亮。但事实上，正如我刚刚所提，不同的人会为“月亮”而争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不管我们是否处于互联网时代，我们都意识到了真相是多元的呢？如果是这样，您强调数字通信革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基恩：在我看来，数字通信革命让不同的论说呈现出来，使真相的多面性愈加明显，这与之前有明显的不同。比方说，在广播电视时代，英国只有一个巨头BBC，它给予整个国家一个观点，或者说，它的观点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换句话说，真相的表达机会十分有限。但社交网络时代，全球有成千上万个媒体平台，即便报道同一个新闻，他们也都有各自的视角。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这场数字通信革命塑造了我们认知为真相的事实（shape the facts on what we understand by truth），然而许多西方学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肖：您是说，其实网络时代让我们更接近真相？
　　基恩：对。人们曾经将BBC称之为“姨妈”（auntie），因为它是媒体中唯一的权威，就像我们家族中的那些长辈一样有威信。但现在呢？BBC、CNN、FOX、Facebook、自媒体等共存于这个时代，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那个“姨妈”。
　　单：但即便在您说的那个“姨妈”的时代，德波也意识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认为我们面临的不是真相，而是一个景观社会。按照列斐伏尔通俗的讲法，一个老太太进入超市的所有消费过程都是被控制的，所有的需求都是虚假的需求。在广播电视时代，这样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那时只有少数精英，他们如同走出洞穴的人，看见了真相，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了真相？而且即便在洞穴时代，只要走出洞穴，那个人也能看见真相是多元的。
　　基恩：我当然同意您的这个观点。但我始终认为数字通信革命让我们更能认识到真相的多元性。中国学者曾提到过一个概念“噪音社会”，这个说法认为中国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噪音的社会，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
　　单：噪音这个说法有点工科思维，这样的观点意味着在研究电路系统时，完整的通道会被噪音干扰，因而我们要排斥噪音。但社会是人的社会，真相的多面是因为人本身是多元的，人的观点和想法是多元的。一元论者则试图塑造全民一致的思维，这是一种反民主、反人性的做法。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我们要回归到这样一个状态：少谈噪音，而提倡真相是多面的，这样我们就能更切实地追求民主。在多元的真相中，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我们不用担心噪音。如果真相是一个孩子，他不可能永远处在晴朗的天空之下，在成长中，他也许会遇到雷电、雾霾、风雨等一切阻碍和遮蔽。这些阻碍和遮蔽就是真相本身，正因为他们被告知“你被遮蔽了”、“与人们隔离了”，人们才更能认清什么是真相。即便是像特朗普说出“白人至上”的表述，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像基恩教授的人拆穿这类谎言，真相这个孩子也会自己拆穿这个谎言。所以不用去担心真相，真正应该考虑的是人性本身。假如我们有所怀疑，反而容易陷入误区，像某些精英或统治者一样，把自己当作真相的持有者，而以为人民是无法接近真相的。庄子强调存在论意义上的真，所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是存在的澄明、去蔽状态，人只有去掉心灵上不洁净的东西，才能看见真的本相，或者让真显现自身。
　　基恩：中国哲学真是太有意思了，怎样理解庄子所说的“真相”呢？
　　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实庄子没有用“真相”这个词，他更多的是说“真诚”。在庄子看来，与其追求真相，不如我们彼此真诚相待。
　　基恩：在这个维度上，我感觉中国哲学关于真相的观点都认为人应该关注内心。这对我而言是个非常新颖的观点，我很喜欢。这意味着，追寻真相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需要穷尽一生去努力。换句话说，人永远不可能得到真相。
　　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道禅三家从不同维度强调内心对于求真的重要性。正如前面所提，西方在探讨“真”的时候关注人与外在的关系。如果说，西方凸显了“外在”，如上帝是否来到我们身旁等，那么中国哲学提醒我们不可忽略人的内在。“真”依赖于人与外界的相遇，好的相遇要求人有好的内在状态。我们不仅要去除外界之蔽，也要同时去除内心之蔽。儒学里讲“自诚明”，以“赤子之心”应物处事，就是强调突出内在状态的重要性。禅宗讲“戒定慧”三学，强调在“定”中得“慧”，从而把握世界的真相。道家更是注重“返璞归真”。这些观点有点玄妙，转化为一种现代体验就是，真相就在那里，人只有超越自身“知”的局限，去掉各种“知”对心灵的遮蔽，才能看见真相。
　　基恩：所以真相不在外界？真相是否是一个人内心不断与他人交流的过程？
　　肖：可以这样理解，真相是在互动中产生的。我们的内心、真心唯有和外界产生互动，和外界实现交往，才有助于我们追寻真相。所以，真心、外界和真相不可能完全割裂，他们实际上交融在一起。
　　基恩：真有趣。听你们解释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西方传统中也有相近的哲学观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到过樱桃树的故事，一个人每天都看樱桃树，看着树长大、逐渐繁盛，他认为，真相就是这个人和树之间的关系。当树每天都在变化，这个人自己每天也在变化；树越发茁壮，人也因此而转变。[14]所以真相是一个“事情被逐渐揭露”的过程。
　　单：对啊，这完全可以证明，东西方的心、人类的心，虽然是多元的，但却是可以相通的。
　　基恩：从哲学的角度或许如此，但回归到政治、新闻和当下社会，我只能说，希望如此。
　　肖：我想您所关注的事情，还是更多与数字通信革命带来的社会挑战有关，网络、社交媒体等释放了真相，同时也质疑了真相。后真相作为真相的组成部分，它与网络传播之间的相关性需要更多的研究。
　　
四、网络传播与后真相
　　肖：我们已经讨论了后真相的再定义和真相的历史学、地理学，我相信我们双方都认可，从真相/后真相的内核看，我们当下对后真相的质疑其实不是一个新问题。因为真相自古以来就有多样性的特征，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一直也在为情绪、情感和真相之间的关系进行争论。您刚才不断强调，数字通信革命对这场讨论的推动作用，能否说得更清楚些呢？
　　基恩：我想再次强调的是，相对于纸媒、广播、电视时代，数字通信革命带来的是全新的传播方式。此次传播革命固然带来了很多好的方面，但同时，也有许多不好的方面，媒体衰颓（media decadence）即是其中之一。传播新技术和工具为后真相传播创造了可能性，照片可以被图像处理软件PS后在微信、WhatsApp这些社交媒体中广为传播。例如，特朗普在其首次竞选广告中显示墨西哥移民越过边境潜入美国，但事实上，这只是移民从摩洛哥过境到北非梅利利亚的图片。不过，与此同时，互联网对解决真相/后真相问题又是一种新颖的动力。在BBC的“姨妈”时代，真相总的来说是千篇一律的。但现在则完全不同，互联网促进了“传播的丰饶”（communication abundance），人们看到的真相就不再是唯一的、少量的真相，而是多样的真相。
　　肖：如何理解“传播的丰饶”会塑造多样的真相？
　　基恩：传播的丰饶指从时间和空间的层面，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得多；也意味着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信息，它像飓风一样席卷了我们的生活。“丰饶”即强调交流的多样化和便利性。不过在我的研究中，我也越来越担心，数字通信革命某种程度上可能或已经催生了一种危机。危机在于，当越来越多不同的观点通过不同的媒体平台得以传播，有些民粹主义者会不断地说“我知道什么是真相”、“我知道的才是真相”，民粹主义借此大行其道，而很多人会倾向于相信领导人的绝对正确。我们看到，民粹主义者经常许以公众美好未来，有些人因这些诺言而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沼。后真相激起了这些民众对更好生活的期望，民粹主义者以此吸引他们，让他们自愿被奴役。民粹主义的一元论是对多样性、多元性的折损，它试图去简化这个世界。还是以特朗普举例，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总会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甚至粗鲁地让提问的记者“坐下”，然后说“我知道这是另一种观点，我保持尊重。现在听我说……”这其实是妄图使人们回归“承认真相只有一个”的状态中。
　　肖：民粹主义现在是全球性的问题，他们善于利用情绪鼓动公众、动员社会运动，造成社会的分裂。从这个角度看，网络传播推动的真相多样性反过来又带来了伤害，当政客故意利用多元真相造成的社会焦虑去灌输他们塑造的唯一正确的真相时，类似民粹主义的问题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基恩：是。借用单教授的说法，民粹主义者会说：“你说有两个月亮，而我说这里只有一个月亮。”这就是他们的态度。特朗普的例子就很典型，他的支持者会说，你说美国应是多色人种、多样语言的聚合地，而我说，美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只将是白人社会。此时，态度、情绪就替代了真相。在我看来，你们刚才的观点表明，你们坚定地拥护个体正直（individual integrity），你们认为个体能够处理对世界的困惑、对外界的态度，但我担心的是，在外界的政治控制下，个体很难实现正直。
　　肖：您的观点会不会有些太悲观？您似乎对个体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或者他们自身对信息的辨析、生产和传播的能力有些太消极呢？网络传播带来传播丰饶、真相多元的同时，难道不会提升个体自身获知真相的能力吗？比如，网络传播中同时呈现民粹主义与反民粹主义的观点，特朗普的日子似乎也并不好过。
　　基恩：当然，从另一方面，与广播电视时代相比，民粹主义将更难取得胜利。墨索里尼是第一个掌握了麦克风的领导人，广播给予他巨大的权力，他是意大利的绝对领导人，他没有任何的竞争者。但对于现在的民粹主义者而言，这样的情况更为困难了，因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媒体平台，而想要控制所有平台太困难了。我在想，也许你们是对的，每个人都有保持正直的能力。因为我突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我在波兰遇到的事情。当时我在波兰的飞天大学（Flying University）遇到一群革命家，[15]在极其艰难的状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在谈论“生活在真相中”，即便他们面对海量的政治宣传，这些人仍然相信内心、仍然诚实面对自己和周围的人，去建立自己和真相的关系。我问他们“什么是真相”，他们引用卡夫卡的名言回答我：“真相有多副面孔（The truth has many faces）。”在电视媒体时代，这些人即便生活在一个被宣传包围的环境中，他们仍相信自己能与真相共存。我想这与你们的观点不谋而合。不过，我还是要强调，数字通信革命让人们更容易相信“真相的多样性”。正因为平台的多样化，它带来了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解释，从而使人们可以生活在真相中。
　　肖：情绪也是真相，后真相也是真相多样性的组成部分。真相始终处于时空的变化之中，没有人或团体能提供永久被信赖的真相，也不能以真相之名管理他人的生活。
　　基恩：正是如此。监督式民主就是在此思路下应运而生，它用于防止“确定性的幻觉”、打破伪装成真相的权力运作，守护多种解释并存的生活。数字通信革命打开了不同解释流通的渠道，同时也强调任何人不足以声称他们所知道的即是绝对的真相，这即是一个超越了真相和后真相的世界。
　　肖：对后真相的反思就是超越真相。我们的讨论其实勾勒出超越真相的几种可能性。一是数字通信革命无疑会推动真相多样性，社会公众获知真相的可能性大大提升。二是只有将情绪、信仰等后真相视为真相的组成部分，我们才能更接近真相本身。三是真相是历史和地理的产物，对真相的理解需要更多地返回到个体的内心、真情和外在世界的互动中。四是需要警惕政治传播中真相多样性带来的负作用，特别是民粹主义等的出现和盛行。五是作为个体的社会公众有必要提升数字媒介素养，获取多元真相时也要有辨析能力。如果人类社会缺失超越真相的追求和能力，数字通信革命也有可能造成真相独裁的风险。■
　　
①原文为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②法国政治人物，国民阵线主席，2012年、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国民阵线候选人。
③电影《煤气灯下》讲述了一个原本美丽、自信，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女主角，在丈夫缜密的心理操纵下变得怀疑现实、质疑自己，最后精神上几乎完全被对方控制的故事。
④出自维特根斯坦著作《哲学研究》的一张图，图从一面看是鸭子，从另一面看是兔子。
⑤贝托尔德·布莱希特（也译做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20世纪德国著名的戏剧家与诗人，被视为当代“教育剧场”的启蒙人物。
⑥罗兴亚（Rohingya）人是缅甸若开邦阿拉干地区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因为试图分裂与反叛等多种复杂的原因，其中的激进派成立反政府武装，不断干扰缅甸的社会治安。罗兴亚人与缅甸占多数的佛教徒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⑦意思是不被隐瞒的状态或者明显的状态。
⑧参见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里应该指基督徒认为真理全部存在于《圣经》中。
⑨心理保留（mental reservation）是一种欺骗形式，并不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过去在道德神学中、现在在伦理学中，它被认为是人们履行义务的一种方式，既要讲出真相，也要对无权知晓的人保守秘密。
⑩新教决疑（protestant casuistry）是通过从特定实例中提取或扩展理论规则并将这些规则应用于新实例来解决道德问题的推断，有些推断会被认为天生不合理或实质是一种欺骗形式。
[11]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12]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剧作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
[13]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14]访谈中，基恩教授以为樱桃树是海德格尔举的一个例子。后经我们查证，该引用有误，樱桃树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提到，用来说明其交往实践理论。在《海德格尔日常生活观和马克思交往实践观之辨析——基于生存论视角》《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物化批判理论之比较》二文中均有阐释，详情请参见王素萍：《海德格尔日常生活观和马克思交往实践观之辨析——基于生存论视角》，《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刘士才：《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物化批判理论之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
[15]约翰·基恩教授年轻时曾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国家游学，后他成为捷克“作家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第一篇论文《无权者的权力》的英文编辑，并在1999年出版了他为哈维尔撰写的传记《哈维尔：六幕政治悲剧》。
　　
肖珺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单波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家懿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2017级学术型硕士。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