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1976年元旦，《诗刊》一月号发表了毛主席1965年的两首词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王铁城的朗诵，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尤其令人难忘。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年代第一批大学生，今年正好四十年。如今回首往事，真是弹指一挥间。其间，多少时代风云，人间冷暖，都谱成一部阴晴圆缺的“光荣与梦想”，而那部美国记者的同名之作，展现的恰是四十年画卷。
　　四十年来家国，让我难忘并时常怀想的一件往事，是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每每忆起，便恍若沉浸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片名意境。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谓五四之后，又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风生水起，鱼龙混杂，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年。当此时，美国传播学以一种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登陆中国，一时间颇有席卷天下，囊括四海之意。为此，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适时提出“走自己的路”（李泽厚）。说来难以想象，会议之所以放在黄山，也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黄山曾有一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招待所。另外，由于邓小平徒步登黄山（途中邂逅复旦大学新闻系大学生），又带动了黄山旅游热。现在去黄山非常方便，飞机、高铁、自驾等均很便捷，而当年只有一条铁路通到山下，接着再换乘汽车盘桓而上。
　　1986年，我还是郑州大学刚登讲台两年的“青椒”，有一天系主任把我召到办公室，拿出黄山会议通知，说你去参加吧。那时学术会议极少，“青椒”单独出席研讨会更是少之又少，故不难想象我拿着通知，是怎样新奇又兴奋。于是，用了一个暑假，憋出平生第一篇论文，然后兴冲冲奔黄山而去。先从郑州坐火车到南京，再转车坐一夜硬座，翌日清晨到安徽铜陵，接着乘长途车上山。山上招待所由一位人大新闻系本科留校的年轻人打理，小伙子反应敏捷，做事干练，大家行止无不听他安排。
　　黄山会议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承办。时任新闻所所长的孙旭培老师主持会议，新闻所与会代表还有明安香、袁路阳老师等。到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时，主持会议的就是明安香老师了。记得人民大学参加黄山会议的有张隆栋先生、蒋克安老师，以及两位研究生王志兴与李海容等。蒋老师好像也在负责《国际新闻界》工作，而《国际新闻界》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大学》，都是传播学在中国的主要学术阵地。会上听闻一则他的趣闻记忆犹新：有一次，蒋老师主持外国专家的学术讲座，同时担任翻译，由于对一处原文理解不同，在场聆听的蒋母还同他你来我往理论半天，老外站在台上，左顾右盼，不知所以。黄山会议上，参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翻译工作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先生、暨南大学新闻系吴文虎老师等，也均为“风云人物”。如今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张咏华老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黄星民老师等，那时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
　　会议的研讨主题如今看来意义重大，抱负远大——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与整整三十年后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目标遥相呼应。不过，当时我同许多人一样，对此“宏大叙事”不甚了了，只是留下一个阳光灿烂的印象：灿烂的时光，灿烂的心情，一群灿烂的老友新朋。黄山会议大概一周，除了半天去太平湖观光，两天上下黄山游览，其余时间均在招待所研讨。大家聚精会神，正心诚意，发言踊跃，讨论热烈。饭后散步，晚上闲聊，依然乐此不疲于学问之道。原因除了心里身外没有什么杂念，也在于聚在山上招待所，长烟落日孤城闭，哪儿也去不了。结果，就这么实实在在、热热闹闹研讨了好多天。
　　会议期间，有两个场景栩栩如生，至今历历如在眼前。一是大家围绕吴文虎老师构想的一个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热烈争辩，犹如2018年七国峰会上，西方政要围着特朗普理论的有名镜头，只是气氛不失融洽。黄山会议的这个场景，可以象征中国特色传播学的起点，遗憾的是，起点很高，起步不晚，只是三十多年过去，依然起色不大。相反，眼看着中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一步步沦为美国传播学的“殖民地”。一位留美的台湾院长到访，交流中说道：台湾已经沦为西方学术殖民地，我们无法抗衡，只能寄希望于大陆。其实大陆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在2016年“5·17讲话”中，将新闻学提到引人注目的高度，与十门老大学科并称为“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深意耐人寻味。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中国传播学何去何从，看来已经成为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界不得不深思的迫切问题。
　　吴文虎老师2017年遽归道山，距离黄山上意气风发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知不觉三十年有余，一个时代过去了。之前，张隆栋先生也已仙逝有年。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张先生和吴老师于我均有提携奖掖之恩。吴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暨南大学新闻系进修时，他刚从甘肃调入不久，后来出任新闻系主任。吴老师雅好论道，滔滔不绝，一支烟，一杯茶，在陋室，人不堪其忧，而他不改其乐。一次开会，我们同住一屋，晚上各自靠着床头，他说我听，弄到半夜，意犹未尽，我架不住困顿，睁不开眼皮，“童子莫对，垂头而睡”，而他喷云吐雾，兀自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不知东方之既白。
　　除了吴老师的传播理论建构方案成为焦点，黄山会议让我难忘的场景还有几位同龄人的风采。人民大学研究生王志兴与李海容风华正茂，充满学术热情与思想锐气。王志兴的会议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后来刊于名重一时的《新闻学刊》。他对欧洲批判学派的系统研究堪称大陆第一人。这篇论文也是他的学位论文，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当年却好似石破天惊，原来传播研究不只有美国一家啊。会议期间，我们时常一起散步，或谈学论道，或谈天说地。后来王志兴去英国留学，李海容去美国留学，一别音容两渺茫，而来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李海容又进入大陆学界视野，想来今人未必了解这段陈年往事。
　　与此同时，印象鲜明的还有厦门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黄星民。他是我们“七七级”老学长，一代报人徐铸成在厦大筹建新闻传播系的高足。不知为何，他与另一位厦大研究生晚到两天。出场前，感觉颇似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引得我等不由翘首以待。那天上午，孙旭培老师正在主持研讨，隐约传来风一般的讯息，两位研究生已到山门，会场顿然活泛起来。在一片窃窃私语中，只见星民兄一身仆仆风尘，风风火火闯进来。此情此景仿佛白衣小将赵子龙，百万军中，挺枪跃马，又如公瑾当年，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现在，人们很难想象一介研究生会有如此阵仗。只需对比说明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改革开放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次招收研究生，甘惜分先生和相差十岁的方汉奇先生为第一批导师。依据郑保卫和童兵两位老师回忆，他们这批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时，甘先生什么也不要求，只是让他俩老老实实通读马恩全集。于是，郑老师与童老师用一年多时间，坐在国家图书馆从头至尾把数千万字的马恩全集通读一遍，由此奠定他们后来的学术根基，并成为新中国第二代新闻学大家。如今，不要说硕士生通读马恩全集，就是博士生读一遍数万字的《共产党宣言》都寥寥无几。由此就可以想见三十年前研究生的学术气魄了。
　　遗憾的是，星民兄后来体弱多病，除了少量独具慧眼的“风草论”，著述有限，就像师从默多克（Graham Murdock）的北京大学赵斌老师，归国后在《读书》上发表两篇颇有新意的文章，之后便被身体拖累，淡出学界。不过，星民兄有篇大手笔小文章《谈“中”》，取精用弘，融会贯通，无一字无来历，又无一字不从己出，让人过目难忘，望风追慕。文章围绕一个“中”字，把中国历史文化及其传播精髓讲得入木三分，酣畅淋漓。就其思想性、精粹性而言，有似《爱莲说》、《陋室铭》等，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另外，他任厦大新闻学院院长期间，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也可谓一篇传世之作大文章。
　　如今，学术局面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好比复兴号高铁与绿皮火车。仅就学术会议而言，二三十年前，每年会议寥寥无几，出差经费又极为有限，年轻人基本没有什么机会。现在，会议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即使没有经费，自掏腰包也没什么问题（当年死工资自费也难）。不过，回想三十多年的许多会议，最让我萦绕于心的还是黄山会议。倒不是因为黄山会议有多少“高论”，除了当年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学理论体系与新时代目标若合一契；也不是因为黄山会议有什么好吃好玩，那时黄山旅游刚刚开发，百废待兴，反不如太平湖“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太平的水”。黄山会议之所以令人追怀，还在于正心诚意探究真知的科学态度，不计名利追求真理的精神氛围，不论等级、不看资历、不沾官僚风气与江湖习气的清明会风，以及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精神平等。
　　时下一些会议，与其说是学术交流，不如说更像学术表演，徒具形式而缺乏内涵。貌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领导出席，名流云集，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然后“牛人”布道，信众聆听，讲完拍拍屁股，又急匆匆赶往下个场子，如同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可怜“青椒”，低眉颔首，高山仰止，汗不敢出，只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于是，学术风气难免浇薄，学术研讨自然虚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读到英国学院派作家洛奇的作品《小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方学界的蝇营狗苟，一地鸡毛，读来一边捧腹，一边愕然，因为没想到我们奉若神明、视为神圣的西方学界，原来也如钱锺书的《围城》。不过，当时觉得如此乌烟瘴气小世界，好似天方夜谭，距离我们遥不可及。没想到，曾几何时，我们也很快与国际接轨，上承民国范儿的“围城”，下应西方范儿的“小世界”。
　　追忆当年一次寻常会议，既是向往久违的学术境界，远逝的学术精神，更是呼唤不忘初心，回归本源。何谓本源？探究真知、追求真理、解释世界、改变世界之谓也。在旧中国，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新中国，叫做“为人民著书立说”，用费孝通怀念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的话说：“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与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何如追随仁人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与其自娱自乐沉溺于“精致的平庸”，何如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融入亿万人民的“光荣与梦想”。至于研讨会，与其分所谓大咖小咖，何如真理面前，一视同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道之所在，师之所存。■
　　
李彬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