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智锦 王友
　　【本文提要】本文从体育与国家的关系出发，以《人民日报》在1984-2016年夏季奥运会期间对我国冠军（包括团体）的报道为研究对象，利用内容分析、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32年来关于奥运冠军报道的基本特征及其历史变迁路径。研究发现，不同奥运冠军获得的媒体关注量差异显著；报道数量受竞赛项目、比赛人制的影响呈现不平衡分布样态，但由性别因素产生的差别不明显。媒体对奥运冠军进行报道的同时，也在构建着国家意识“国家话语”伴随着我国逐渐融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历程以及政治情境变化而不断演变。
　　【关键词】奥运冠军 国家意识 体育国家主义 文本挖掘
　　【中图分类号】G206
一、引言
　　体育赛事是一种“正在发生的历史”，它的现场性、即时性和不可预知性吸引了大量的体育爱好者，也为传媒业带来了充分的报道空间和利润空间。奥运会作为世界顶尖体育赛事，往往具有“造王”的力量，奥运冠军常常被誉为“天之骄子”、“无冕之王”。中国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有着百年的渊源。而1984年新中国正式回归奥运会并夺得首枚金牌开始，媒体对奥运冠军一直青眼有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国家对体育事业的投入增大，每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都有不俗的表现，奥运冠军不仅是竞技体育塔尖的精英群体，也逐渐演化为政治传播话语中的符号，同时也承载着商业利益、民众期许，媒体关于冠军的报道在奥运报道中举足轻重。
　　自1984年新中国回归奥运会并首摘金牌至最近一届2016年奥运会，我国已连续9届参加夏季奥运会，获得227枚奥运金牌，产生近300名奥运冠军。然而，每一名冠军、每一枚金牌得到的媒体关注却存在巨大差异，且不同时期媒体对冠军的报道数量、解读方式等也存在差异。本研究试图从体育与国家意识的关系出发，以我国媒体在奥运会期间对奥运冠军的报道为对象，利用描述统计和文本挖掘等方法，分析媒体报道奥运冠军时的特征、倾向、规律及历史变迁，透析媒体奥运报道建构国家意识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1.体育、传媒与国家意识
　　罗维（Rowe）①用传媒体育文化复合体（media sports cultural complex）的概念来描述传媒和体育之间的复杂关系。媒体对体育比赛、体育人物的报道和体育广告的传播将体育整合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由于体育中蕴含的巨大商业价值，体育领域成为传媒资本争夺的重镇。然而，当体育比赛超越国家的地理界限之后，体育则与政治有了千丝万缕的勾连。
　　奥威尔（Orwell）②认为，体育是“没有射击的战争”，国际体育赛事类似于世界大战，尤其当比赛关乎竞争双方的荣誉时，牵动的不仅是参赛者，还有观众，以及观众背后的国家价值；当人们被吸引到竞技体育场去的时候，战场的吸引力就会减弱。麦克兰西（Jeremy MacClancy）③认为，体育是一种认同工具，能够帮助人们将自身与他人区分开来。来自不同社会学科的学者都承认，体育具有文化、政治、社会内涵，能够在地方、国家甚至国际层面建立集体认同。④霍伯曼（Hoberman）⑤提出“体育民族主义”（sportive nationalism）的概念，将其定义为“看到本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出类拔萃的渴望，这种渴望有可能是由政治精英激发的，或者不受国家领袖的干预而产生于普通大众之中”。体育民族主义能够激发纯粹的情感和激情，能够超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于众多的社会之中。
　　国家是一个与一定空间统治权相关联的相对抽象的法律实体，国家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国家的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缘于“国族归属与认同”，即对特定国家传统、文化、制度的归属，并由此分享一种共同的历史、情感、信念和生活方式。⑥国家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是沉寂的，只有当其内部的矛盾和缝隙被暂时搁置和封堵时，国家意识才有可能被唤醒，而国际性的体育赛事则为唤醒国家意识提供了良机。在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大型体育赛事中，传媒对比赛的密集报道将人们召集在一起，体育比赛的观众不是简单的受众，他们在观看国际比赛时被本国运动员和外国运动员之间的激烈竞争吸引，一种“同仇敌忾”的幻觉促成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观看比赛的同时伴随着强烈的集体归属感、国家认同感。传媒对体育赛事的报道打通了体育与国家之间的通道，激发了观众基于“国家队”的命运而对“国家”产生的感情，为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创造了机会。可以说，通过对体育比赛及夺冠者的“神话”式报道，传媒唤醒了观众内心的国家意识。还有一些学者强调举办国际体育比赛带来的荣誉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体育为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符号，可以用来彰显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特形象。如Xin Xu⑦指出，作为一个渴求更高权力地位的现代国家，中国赋予北京奥运会重要的政治意义，尤其表现在构建国家认同和追求国际优势地位方面。克斯廷（Kersting）⑧对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研究也发现，举办这一体育盛事激发了德国人的“体育爱国主义”（sport patriotism），有益于社会的宽容、公平和多元文化。
　　奥运会作为具有上百年历史的体育盛会，其广泛的影响力和广为传颂的“奥林匹克精神”使得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在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化、艺术和新闻传播等诸多方面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影响。将奥运与政治相联系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奥林匹克精神作为“真正的信仰”被描述成一种规范的社会理论，奥林匹克被认为是国家民族间联结的桥梁，竞技运动在执行必要的宣泄功能，可以在社会形态中释放张力，从而有助于解决冲突和维护社会秩序。⑨现代奥运的诞生和发展得益于高度的政治文明和国际政治的和平发展，但既存在将奥运视为政治附属物的历史现实，也存在将奥运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观点，正是这种模糊概念的存在，导致在每届奥运会中都有各种政治事件发生。⑩而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期间恶性事件的发生，奥运“政治化”也被中国学者不断深入探讨，这种观点认为，“藏独”分子阻挠圣火传递等是政治干涉体育的错误行径实际是政治利益“绑架”奥运会。[11]从“国际”与“国家”之间的相对关系而言，即便是最强调国家之间的和平、团结和相互理解的奥林匹克运动，也常常陷入“仪式上的国际主义”（ritual internationalism）和“情感上的民族主义”（emotional nationalism）的尴尬境地。罗维[12]（Rowe）尖锐地指出，由于体育比赛能制造差异，国际赛事的“国际化”特点会受到地方认同、国家认同观念的强烈冲击，从而有意无意地引发一些反全球化的视角（anti-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尤其在出现危机和冲突的时候，体育会变成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领域。
　　2.中国奥运研究
　　中国重返奥运后屡创佳绩，金牌数量稳居世界前三。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更是掀起了国内相关学术研究的热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共收录“奥运会”相关研究多达4.6万余篇，主要集中在奥运对经济、社会、体育运动的影响，奥运会管理及竞技项目发展等方面。正如福克斯（Jon Fox）[13]指出的，运动员是国家概念的物理化身（physical embodiment of the nation），奥运冠军是奥运会中的重要元素，他们身处竞技体育巅峰，承载了重要的国家意义和浓烈的民族情感。然而，过往的研究鲜见涉及媒体对奥运冠军的报道，这与奥运冠军对中国体育的重要价值和他们享有的高关注度并不相符。
　　在极其有限的奥运冠军报道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有如下类别：
　　第一，从竞技体育层面分析媒体上奥运冠军的特质。如张学研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意志顽强、吃苦耐劳是媒体报道中夺冠者共同具有的品质。[14]媒体呈现奥运冠军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精神，激励着普通运动员超越自我，发奋图强。[15]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具体项目奥运冠军的特征研究，如刘淑慧研究发现射击选手取胜的关键是心理因素，射击冠军的心理调适在媒体报道中也被更多提及。[16]第二，从横向层面分析个别奥运冠军的媒体形象塑造。被称为社会监测者的媒体拥有巨大的话语影响力，但部分媒体迎合少数人趣味蜕变成“媚俗者”，如李雪英认为经济利益和受众文化心理是导致关于郭晶晶、杜丽等女性冠军的媚俗新闻产生的根源。[17]罗小萍、邓顺生发现《重庆晨报》对北京奥运会女性冠军的报道中突出强调女性外表美的单一特征而忽视了女性审美表征的多样性。[18]第三，从国家、外交、商业等角度分析奥运冠军在社会层面的再建构。刘朋从中外关系变迁角度分析发现，纯粹体育化的奥运和奥运报道都较少出现，它难免摆脱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多年，奥运相关事务的报道基本上是政治化的，极少有纯粹的体育报道，而随着中国逐步与外部世界正常化，奥运报道也日趋多样。[19]徐富华认为商业网站因其资金投入大在奥运报道中优势地位渐显，资本的力量在涉及奥运冠军报道中不容忽视。[20]学者芦洋等综述了中国奥运冠军学术研究的成果，指出国内现有的研究仍然有失严谨，多涉及个体成长、特征方面，缺乏结构特征之间的横向联系，对中国重返奥运会以来的全部奥运冠军缺乏系统研究。[21]这一倾向在关于奥运冠军媒体报道的研究中亦然，以往的相关研究多聚焦在冠军形象、竞技体育层面，抑或从政治、外交、商业的视角切入探讨意义赋予，而关于整个奥运冠军群体在媒体上是怎样呈现的、纵向层面是如何变迁的几无涉及，也极少有研究集中探讨奥运冠军的媒介呈现与国家意识的唤醒之间的关联。因此，本研究力图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不同竞技项目的奥运冠军在媒体报道数量上具有怎样的分布特征和话语特征？
　　研究问题二：奥运冠军在媒介上的话语特征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演变？这种演变背后承载着何种国家意义？换而言之，传媒如何通过塑造奥运“王者”来试图激发观众的国家意识？
　　
三、研究设计
　　1.样本确定
　　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在奥运期间有关我国夺金运动员的报道内容，一方面，相对于网络媒体和其他都市报，其对奥运冠军的报道系统且有延续性，映射着奥运冠军的媒介呈现变迁。另一方面，体育和国家的关系在《人民日报》这一最具权威性影响力的官方媒体上能得到更淋漓尽致的体现。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84-2016年，由于总体报道文章众多，本文研究的时间段界定为奥运会的举办期对应的报道日期，即1984-2016年连续九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期间对应的《人民日报》报道。如里约奥运会举办日期（西三区）是当地2016年8月5日-8月21日，由于北京时间（东八区）比其早11小时，则选取当年北京时间8月5日-8月22日的《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作为检索时间段，其他同理。
　　《人民日报》在上述时间刊登的消息、社论、述评等，凡是提及奥运金牌（冠军人物或团队），皆在样本选取之列。由于中国参加冬季奥运会仅4届有金牌入账且不具连续性，因此未将其纳入样本范围。
　　本研究通过“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采集数据，利用搜索引擎检索《人民日报》在九届奥运会期间有关中国奥运冠军的全部文章，通过信息去重、无效信息剔除，确定抽取合格的样本总数为984篇。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参照国家体育总局网站、[22]中国奥委会网站[23]等官方信息，制作1984-2016年九届奥运会中国共夺得的227项比赛的冠军名录。根据这一夺冠的名录可以确定每个冠军所属的奥运界别、项目类别[24]（如跳水、羽毛球、举重等）、男女性别（男、女、男女混）、比赛人制（单人、双人或者团体项目），然后对所有入选赛事进行编码，将比赛项目特征与984篇报道进行整合，确定每项冠军对应的报道篇数，最后利用SPSS、EXCEL对样本进行描述统计分析。
　　在描述统计之外，研究还对文本进行了内容挖掘。首先对样本篇章采用NLPIR汉语分词系统进行分词，保留所有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自动生成分词文本。由于分词系统词典对部分涉及奥运冠军的固定词语不能被识别，如“铁榔头”、“翔飞人”等被分成独立字词，因此对照自动分词结果更新了词库，且对初步生成的分词文本进行多次筛查，纠正不合理结果，得到准确的分词文本。在分词基础上，利用Rostcm6 [25]进行文本挖掘，并利用Gephi软件[26]做出可视化的奥运冠军语义网络图形。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1.冠军报道数量的分布
　　不同届别奥运会的媒体报道总数呈现明显差异，通过相关性检验发现，报道总数与当届金牌数量成正相关（Pearson=0.97，p<.001）。可见，获得金牌越多，媒体关于奥运冠军的报道也相应增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夺得51枚金牌，《人民日报》在奥运期间的冠军报道达到230篇；而1988年中国代表团“兵败汉城”仅获5枚金牌，相应报道仅有27篇。
　　本研究试图探索除金牌数量之外，比赛项目的特征如何影响报道数量，重点关注性别、比赛人制和项目类别。本研究将“报道数”作为检验变量，去掉3个男女混双组合的冠军后，将男女性别作为分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发现，男性样本（N=100，均值=8.74，标准差=5.83）和女性样本（N=124，均值=9.40，标准差=6.98）不存在显著差异（t=－.75，p=.45）。也就是说，总体来看，媒体报道数量不会因为运动员的性别而有明显差异，男女冠军获得的报道数差别不显著。
　　比赛人制和项目类别的方差齐性检验显示两种分组变量方差齐性都不相等，因此不能够进行方差分析，而要采用“非参数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两种分组变量都达到了显著水平（卡方=22.61，p＜0.01），可以认为两个因子引起报道数不全相等。如(表2　表2见本期第77页)所示，团体项目的平均报道数量总体较多，双人项目因没有明确的焦点和中心，媒体报道比较少。同时，团体项目冠军报道数量的标准差高达12.71，说明媒体关于团体项目冠军报道量的波动很大；原始数据显示，媒体对中国女排团体冠军的报道远高于对赛艇、乒乓球、体操等团体比赛项目的报道。
　　表3展示了《人民日报》对不同项目类别的报道数的差异。在各类比赛项目中，媒体对排球的报道量远超其他项目，尽管排球只获得过三枚金牌（分别由女排在1984、2004和2016年夺得），但这三块金牌承载的意义非同一般。此外，游泳作为观赏性极强的项目，在孙杨、宁泽涛等运动员带领下观众热情高涨、关注率颇高，而射击作为奥运会开赛初期的中国夺金大项，自然受到更多的关注。相比而言，跆拳道、举重这类项目媒体报道量较少，可能与这类项目观赏性较差、群众性体育实践较弱有关。此外，各项标准差中田径项目最高，达到7.80，这是由于竞走比赛的冠军被关注较少，而刘翔、王军霞等中短距离冠军格外受到媒体关注，因此同为田径比赛，但报道量的波动最大。
　　2.报道数分布的纵向特征
　　为了展示不同项目平均报道数量随时间的演化特征，本文以奥运届别作为分类变量之一，统计了跳水、举重、体操、乒乓球、射击这前五个夺金大项（共计153项冠军，占比67.40%）在9届奥运会中平均报道数的变化。
　　从(图1　图1见本期第78页)可以看出，射击在6届奥运会中的平均报道数量都拔得头筹。这一方面与射击比赛时间多安排在奥运前期金牌产生不多的时段，并有5届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首金产生在射击项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射击运动的偶然性及对人心理素质的考验有关，关于射击比赛热门夺冠人物出局、“黑马”奇迹、运动员心理调适的报道较多。另外，举重的报道数量在8届奥运会中均排末尾，这可能由于举重运动观赏性较差和群众基础较弱影响。举重报道数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排在第二位，这与当时东道主中国举重队揽获8金有关。跳水、体操和乒乓球这几项中国强项的报道数量则较为稳定，波动不大。值得说明的是，1984年乒乓球、1988年射击和举重、1992年举重，以及2016年体操均无金牌入账，因此图5中这几项冠军报道数量为0。
　　3.奥运冠军议题的语义结构和“国家话语”的体现
　　备受关注的奥运冠军，32年的媒体报道呈现怎样的图景？为此，本研究对选取的984篇《人民日报》的报道汇总后，利用分词与词频统计软件，得到32年来媒体报道奥运冠军议题的相关高频词语，然后通过Gephi（gephi-0.8.2-beta）软件对高频词共现矩阵进行可视化分析，可视化节点的大小与节点的加权度呈正相关，节点间的距离反映概念间关系的强弱，概念间关系越强离得越近，关系越弱离得越远，边的粗细表示共现关系强度，报道中两个词共同出现频次越高，该条边越粗。语义网络图如(图2　图2见本期第79页)所示，从全局图中可以看出奥运、中国、北京、运动员等几个加权度大的词，直观地表现出有关奥运冠军的报道涉及多个层面。右方和下方是包含“比赛”、“金牌”、“选手”、“冠军”、“赛场”等关键词的比赛层面语义，聚焦奥运冠军赛场表现的描述；左方是包含“鸟巢”、“观众”、“志愿者”、“训练”等词汇的语义群落，体现与赛场比赛息息相关的幕后工作；上方则是包涵“进步”、“成功”、“国旗”、“梦想”、“发展”、“赢得”等彰显国家崛起的词汇和“中华”、“人民”、“传统”等饱含民族自豪感、容易激发国家意识的语义网络。
　　深入阅读分析奥运报道的具体内容，我们发现试图激发国家意识的“国家话语”呈现如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1）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话语”的表现力度和侧重点均有不同。
　　不同届别奥运会报道的高频词显示，每届奥运会报道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差异较大，这反映出奥运冠军报道的中心话语的内在差异。比如在中国重返奥运会的1984年，“祖国”、“中华”等彰显民族自豪感与政治身份认同的词语出现频次较多，而取得突出成绩的女排（三大球的第一个集体冠军）、许海峰（获得中国第一枚奥运金牌）也被高频提及；而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比赛”、“选手”、“体育”等彰显运动精神的词汇则占据主导。与各年份的具体报道内容相比对，我们发现高频词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不同时代奥运冠军报道的倾向，“国家话语”在冠军报道中的出现往往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息息相关。1984年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人民日报》的冠军报道，无论是消息，还是评论、报告文学作品，都饱含情感，如许海峰领奖之后对记者说：“能够为祖国夺得第一枚奥运会金牌，我感到自豪和高兴，这个荣誉归功于祖国和人民。”跳水冠军周继红领奖时，《人民日报》写道：“占有她宁静的心的只有两个字——祖国。”刘白羽在8月13日题为《流吧！自豪的热泪》一文中写道：“郎平，你不只是一个郎平，张蓉芳，你不只是一个张蓉芳……你们是中华民族的精灵，你们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化身。”可见，当年的冠军们的个性化形象模糊，而是以一个个祖国的优秀儿女的形象呈现出来，将冠军个体与国家形象紧密联结。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入正轨的1980年代，这样的媒介话语对于激发受众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类似的话语特征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都较为沉寂，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偶有出现，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运动员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压力。《人民日报》撰文指出，运动员的形象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承受外来压力的考验，反而能彰显运动员的“王者风范”。
　　直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国家话语”才再一次集中呈现。如《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文章《金牌激荡爱国情》，认为“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悉尼奥运会，正值新中国成立51周年的喜庆日子，中国体育健儿以创纪录数量的金牌和奖牌，送给全国人民一份巨大的惊喜，献给祖国母亲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一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更是肯定观看奥运会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奥运健儿赢得金牌是全球华人的骄傲。“国家话语”在2000年的小高潮体现了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逐渐成长为体育大国奥运冠军在赛场上的胜利与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崛起一样彰显民族信心。与1984年的“国家话语”不一样的是，2000年的“国家话语”相对平和，主要表现在反思金牌数量集中在少数优势项目，指出银牌、铜牌得主，甚至拿不到奖牌的运动员，都有自己的精神价值。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同样出现了“国家话语”的小高潮。2008年，中国是奥运主办国，鉴于奥运会的重要地位，这一事实本身就能带来强烈的国家意识。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奥运报道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报道角度的丰富性来看，都超过往届。在“国家话语”中，除了和以往一样将冠军的成功与祖国的培养、民族的强大结合起来，更强调中国拥抱世界的从容姿态和中国人开放包容的胸襟，呼应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甚至有多篇报道是关于外国运动员为其祖国争光的内容。
　　综合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作为“体育强国”地位的逐渐稳固，政治色彩在冠军报道中逐渐淡化，而有关体育精神、单个项目和运动员个性化的描述增多，这与中国不断开放和日趋成熟的奥运心态密不可分。
　　（2）“国家话语”在不同体育项目中的体现程度有明显差异。
　　在各种不同体育项目中，“国家话语”的体现也有着较大差别。相对来说，热门体育项目更容易发展出“国家话语”，其中球类项目尤为突出。
　　乒乓报道是体育为国家服务的佐证。乒乓球运动在世界其他国家普及度并不高，媒体也不甚关注，但在中国，乒乓球却有“国球”之称。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在乒乓球运动上的实力强大，曾几次包揽世乒赛、奥运会的全部金牌，中国乒乓球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世界顶级运动员，对新中国体育事业而言意义非同反响，其他体育项目难以望其项背。[27]另一方面，1970年代，“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媒介，“小球转大球”等体育化政治行动化解了中美之间的坚冰。因此，乒乓球运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在中国民间也深受喜爱。自1988年汉城奥运会将乒乓球纳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后，中国夺得32块乒乓金牌中的28枚，中国媒体高企的报道数量亦是对乒乓球项目突出表现的认可，成为奥运史上的“中国特色”。但不难发现，时代的变迁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悄然改变，也影响着媒体对乒乓球运动的报道。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中国国力日趋强大，乒乓球完成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使命，真正回归到运动层面媒体报道量在伦敦和里约奥运会中都有下降，报道角度则逐渐由政治视域回归体育竞技本身。如在1988年的乒乓球奥运报道中称，“（韩国）近一半的观众卷起手中的南朝鲜小旗子退场了，中国和南斯拉夫选手在不受干扰的气氛下……”，[28]冷战的政治意蕴在奥运报道中显现。而2016年的奥运乒乓报道中，这种国家政治色彩的叙述不见踪影，报道更多关注“技术”、“心理素质”等议题；且在中日矛盾冲突不断的背景下，日本女乒选手福原爱得到中国媒体“爱酱”、“瓷娃娃”、“萌萌哒”等形容，亦可看作政治色彩在奥运场域的消解。近年来中国乒乓球队由“无敌”到“寂寞”，缺少势均力敌的国际竞争对手，自然也失去了激发国家意识的土壤，在近些年的奥运冠军报道中，乒乓球运动也不再有四十年前在体育新闻中的夺目光辉。
　　作为在三大团体球类项目[29]中唯一摘得金牌的中国女排，一直是国人的骄傲，其在1984、2004、2016年三次夺冠都被媒体大篇幅报道。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的第一届比赛中，女排就夺得团体球类冠军，实现了“五连冠”的辉煌，在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中国赢得国人广泛关注，中国女排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成为教育、鼓舞民众，象征民族精神、彰显民族自信心的符号。1990年代之后，女排战绩滑落，直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在主力队员受伤的情况下，中国女排强势逆转，时隔20年重获奥运金牌，《人民日报》在8月30日的“奥运特刊”上，除了报道新闻外，还配发评论《把光荣写在共和国的旗帜上》，再次将女排的拼搏精神与国家的发展脉络结合在一起，对女排代表人物郎平的报道，也强调她对“中国人”身份的自我认同。2016年，女排在三大球整体低落、自身发展坎坷的情况下，又一次夺得奥运金牌，掀起了媒体重提“女排精神”的浪潮，《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奋进，汇聚发展正能量——以女排精神激荡中国力量》、《壮哉，女排精神！》、《时代何以重唤“女排精神”》、《“女排逆袭”展现精神的魅力》等多篇评论，指出女排精神是“伟大民族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过程中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媒体对女排比赛的热切报道和评论，一次次唤醒了观众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意识，在强调女排运动员不断突破自身或外在束缚，最终完成民族或历史使命的同时，传媒也唤起了观众的国家意识，是“体育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典型表现。与乒乓球运动的“傲视群雄”相比，中国女排在世界的排名有起伏，因而也增加了奥运赛事的不确定性，使得每届奥运会比赛都留有悬念，金牌的获得显得更加艰辛，而由此折射出女排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的体现，也具有更加重大的国家意义。
　　
五、讨论与结论
　　作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奥运冠军被认为是竞技体育运动的最高荣誉，本研究梳理分析了32年来《人民日报》在奥运会期间中的奥运冠军报道，从报道数量分布特征、影响报道数的原因、话语演变以及语义关系等多个角度分析奥运冠军媒体报道的主要特征。本研究发现，每届冠军报道数量与中国夺得的金牌数量呈显著正相关；报道数量受项目参与人数和项目类别的影响显著，媒体更倾向于报道女排、游泳、射击等项目，而柔道、举重则报道较少；冠军性别产生的报道数差异并不显著；纵向来看，跳水、体操和乒乓球这三项的平均报道数量总体分布较为稳定，而对举重、射击的报道数量分布则显得多寡悬殊；报道的语义关系较为多元，既关注比赛场面、幕后工作，又强调奥运冠军背后承载的国家意义和民族自豪感；随着“体育强国”地位的确立，奥运冠军报道逐渐脱离政治泛化，走向体育运动本身，但仍然强调国家间的竞争。
　　尽管“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亚精神是国际上普遍肯定的，但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里，有关奥运冠军的报道从来不是单独地存在于竞技体育层面，而是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中国奥运冠军现象亦如此。在中国体育事业“举国体制”和大众消费社会的商业逻辑下，媒体报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商业营销的舞台，奥运冠军的报道传播不可避免会染上政治和商业色彩，[30]而本研究的发现则显示出媒体“造王”背后呈现出浓烈的政治情怀，而这种政治情怀又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重返奥运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夺得奥运冠军被赋予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色彩，刚刚开放国门的中国需要“冠军”来证明自己日渐强大，以期营造国家认同和彰显国力，于是报道中“巾帼英雄”、“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等字眼随处可见，“中国运动员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献了一个礼” [31]等意义赋予层出不穷。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夺冠实际上是中国崛起的另一种表现，奥运冠军由“祖国的儿女”转变为“祖国的代表”，印证了福克斯（Jon Fox）[32]所言“运动员是国家概念的物理化身”。当中国成功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且成为金牌榜首，“夺冠”对国人而言不再是唯一的诉求，这种心态的变化反映媒体的关注点回归奥林匹克运动本身，而“国家话语”也从中华民族延伸开来，具有“国际”意义。近年来，奥运冠军报道则更多突出个性与运动精神，冠军身上的个性化标签取代政治符号成为讨论的主旋律，羽坛“超级丹”林丹、女乒“大魔王”张怡宁、泳池“大白杨”孙杨等戏谑式的称谓出现在报道中，使运动员的人格形象跃然纸上。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行走的表情包”傅园慧、四届奥运“老将”杜丽等未摘得金牌的运动员也获得较高的关注度，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冠军情结。
　　尽管现代奥运会力求“体育无国界”的运动追求，但必须承认，奥林匹克精神不仅仅是国际化的，更存在本地化的解读和改造，与民族观念、国家意识紧密相连。奥运冠军注定无法成为拥有普遍“自由意志”的运动员，其身体和精神都被“物化”和被消费。奥运组织者一方面力争扩大奥运会的政治影响力一方面又尽力拒绝政治力量在奥运大舞台上的表演，[33]但国家间的角力却无处不在。在电视直播和移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支持下，奥运会已经变成全球亿万观众参与和“见证”的盛会，奥运冠军迅速成为赛事期间甚至赛事之外的焦点人物，媒体对冠军的报道不是这场盛会简单的记录，而把竞技比赛时运动员之间的较量延伸到赛场之外，拓宽到民族、国家抑或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本研究的缺陷在于只抽取了《人民日报》一家媒体，仅分析其在奥运期间的冠军报道，存在统计数据代表性不足的危险，推而广之“奥运冠军的媒体报道显义特征”可能有失偏颇。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更多的层面详细探讨奥运冠军身份符号与报道量的关联，分析不同类别冠军在媒体报道上呈现的不同特点。这种相关分析一方面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媒体对奥运冠军的报道差异，另一方面可以为预测和改进媒体报道提供借鉴。此外，国际体育赛事如何激发民众脑海中的国家意识，媒体文本中体现的“国家意识”与受众所认知的“国家意识”有何关联和差异，也是未来的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
　　
①[英] 库兰、古尔维奇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332-346页，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②George Orwell. The Sporting Spirit，in Tribune. 1945GB, London. Available at : http://www.orwell.ru/library/articles/spirit/english/e_spirit
③Jeremy MacClancy （ed.）. Sportidentity and ethnicity.Oxford：Berg publishers,1996.
④Dario BrentinLaurence Cooley. Nationalism and Sport: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Studies on National Movements2015（3）:1-33.
⑤J. Hoberman. Sport and ideology in the post-communist age.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sport1993:15-36.
⑥张英：《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公民意识与地理教育》，《地理教育》2011年第2期
⑦X. XU. Modernizing China in the Olympic spotlight: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2008 Beijing Olympiad.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54（2）:90-107.
⑧N. Kersting.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a comparison of the 2006 and 2010 FIFA World CupsTM. Politikon200734（3）:277-293.
⑨John Hargreaves. Olympism and Nationalism:Some Preliminary Considera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199227（2）:119-135.
⑩万炳军：《奥运历史的政治学阐述—基于奥运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11]马振岗:《奥运政治与奥运“政治化”之辨》，《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2008第8期
[12]D. Rowe. Sport and the repudia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2003，38（3）:281-294.
[13]J.E.Fox. Consuming the nation:holidaysspor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belonging.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0629（2）:217-236.
[14]张学研：《我国奥运冠军特征分析》，《体育文化导刊》2013年第1期
[15]刘刚：《奥运精神的人文内涵》，《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第1期
[16]刘淑慧：《射击选手再夺奥运冠军的心理分析》，《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7]李雪英：《 “奥运冠军背后故事”带来的“媒体媚俗化”反思》，《科技信息》2008年第27期
[18]罗小萍、邓顺生：《中国女性奥运冠军的形象建构分析——以〈重庆晨报〉北京奥运专版的报道为例》，《当代传播》2009年第4期
[19]刘朋：《中外关系历史变迁中的奥运报道——围绕《人民日报》奥运报道的研究》，《现代传播》2014年第5期
[20]徐富华：《腾讯网伦敦奥运会冠军报道研究》，上海体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1]芦洋、赵一、宋庆龙：《中国奥运冠军的研究现状与思考》，《甘肃联合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第7期
[22]国家体育总局官方网站，http://www.sports gov.cn，2016年12月23日
[23]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olympic.cn/，2016年12月23日
[24]依照国际奥委会最新的28个大项确定。
[25]ROSTContentMining是武汉大学虚拟学习团队开发的内容挖掘系统，这里主要用其来进行高频词统计分析和构建词语共现矩阵。
[26]gephi是一款信息数据可视化的开源软件，这里主要用其来制作奥运冠军议题高频词共现语义图。
[27]《中国乒乓球五十年辉煌历史回眸》，http://www.pingpangwang.com/thread-9418-1-1.html， 2017年3月21日
[28]刘小明：《陈龙灿韦晴光获乒乓男双金牌 我女双负于南朝鲜队获银牌》，《人民日报》1988年10月1日
[29]“三大球”说法源于苏联，指足球、篮球和排球三种集体球类运动，现已成为奥委会的区分方法。
[30]段卉：《体育文化传播中的英雄崇拜和英雄消费》，《传媒观察》2014年第2期
[31]虞家复：《喜闻女排获胜 胡耀邦连声说：“好！好！”》，《人民日报》1984年8月9日
[32]J.E.Fox. Consuming the nation:holidaysspor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collective belonging.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0629（2）:217-236.
[33]卫京伟、王勇：《从奥运历史看现代奥林匹克与政治的关系》，《体育学刊》2006年第2期
　　
钟智锦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友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2016 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