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茜 白红义
　　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雷蒙德·威廉姆斯教授。她生于1954年，先后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获得本科（1976年，英语语言及政治科学）和硕士学位（1981年，传播学），1990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泽利泽教授已经出版了14部独立或合编的著作，发表超过150篇的论文。作为西方新闻研究中文化路径的代表人物，泽利泽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从文化维度对新闻业展开研究，她尤为关注新闻权威、集体记忆以及在危机和战争时刻的新闻图片等问题。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8月2日，我们在泽利泽教授的办公室对她进行了访谈。
　　
一、被妖魔化的新闻业
　　陈静茜&白红义（▲）：最近在安纳伯格传播学院网站上看到您在“舆论自由会议”上做了“半岛电视台：让新闻理想回归实际服务”的演讲，①又一次体现了您对新闻业现状的强烈关切，以及对新闻业和新闻记者角色的重新审视，演讲中您提到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策略——“让新闻理想少一点阳春白雪”。为什么您这么说？
　　芭比·泽利泽（●）：我担心的是新闻理想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确保我们的新闻理想是纯洁无暇的，但与此同时，却不去考量实践层面所发生的变化。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考察新闻在中、俄、英、美等国的具体情况和工作条件，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去预设新闻记者的工作缺乏激情和深度。不可否认的是，新闻业肯定存在一些不良面向，但我想强调的是新闻业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大家都只看到理想的状况，而对于在地新闻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注得不够。新闻实践强调的是实际操作，所以我呼吁转变这个方向、改变这个假设，在使用理想标准来评价新闻业的同时，也要避免遮蔽新闻记者所面临的实际变化。新闻业的工作已经足够艰难了，我并不认为理想准则会让新闻工作变得更容易。
　　▲：在您看来，这种情况是一个新现象还是存在已久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时间和新闻业一样久远。但是目前我们在看待全球信息环境的时候容易存有一种假设，认为在不同地区，新闻记者所面临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因为信息流动得如此便利。但这种预设其实并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
　　▲：您在演讲中提到，为了应对新闻业被妖魔化的现状（the demonizing of journalism），您将创办“危机中的媒介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a at Risk）。②创办这个中心的初衷是什么？这个中心想要达成的目标又是什么？
　　●：这个中心是为面临重重危机的新闻媒体而创办的。它将引领我们去思考新闻媒体所遭受的政治挑战。笼统地讲，这个中心将会关注遭受政治威胁的新闻业、纪录片行业，也会涉及娱乐业。我的兴趣在于思考世界不同地区新闻记者所受政治威胁和被干预的信息流背后的机制。这个中心将会邀请学者和新闻从业者一起去思考全球多个地区的新闻实践，以及新闻记者和其他媒体从业者所使用的细小的、离散的应对政治威胁的方式，而不是去关注那些很宽泛的数据，比如媒体自由度指数等。我更想在介于宏观和微观层面中间去考察政治威胁在媒介化环境中所呈现的范式。
　　▲：这个中心聚焦美国的情况还是全球新闻业？
　　●：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中心并不是只关注新闻业，它的关注重心在新闻业、纪录片行业还有娱乐业；而且它的关注焦点也并不局限于美国。促使我建立这个中心的原因是我意识到美国的例外主义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需要思考在不同环境下的政治威胁，甚至是我们此前从未想象过的政治威胁情况。所以说，这个中心是基于“政治威胁存在范式，且在世界各地呈现差异”这种立场而设立的。我特别想看到这些范式是如何发生和形塑的。因此，这个中心的关注点并不只聚焦于美国，但毫无疑问，美国会作为一个活跃的对话主体被纳入其中。
　　▲：媒体受到的政治威胁有哪些方面？
　　●：新闻媒体被关闭、撤销、监视、许可证管制，新闻记者被攻击、骚扰、罚款、恐吓，各种形式的政治威胁强行设定了新闻业开展工作的背景。我认为必须更积极地清晰描述这些威胁是如何发生的。
　　▲：您如何评价美国新闻业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状况？
　　●：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想到一个故事。路透社发给它全体雇员的一封信中曾说：“我们现在不得不报道特朗普，我们过去也一直在报道一些类似特朗普的独裁执政者。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把特朗普看作其他类似的独裁者来进行报道。”这就是我说的“新闻业能做什么”的想象的破灭。我的意思是，新闻媒体还远远没有开始着手做那些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思考特朗普执政期间会出现什么新的形势，这与简单地接受现状是完全不同的。我再来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于1953年一位名为Luigi Giorgio Barzini的意大利记者写的一本名为《孑然于世的美国人》③的书。他写道，每天，美国人睡醒之后环视四周，他们说：“我的天啊，事情真糟糕！事情坏透了！”然后他们在夜里睡去。第二天，美国人睡醒之后，环顾四周，他们又惊呼：“我的天啊！事情真糟糕！”过完了一天，他们又在晚上睡去。事情就是这样循环反复，我们并没有从中吸取到教训，学习到什么是“错误”。
　　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眼下新闻媒体应该如何应对的经验。新闻媒体具体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更仔细地倾听，它们需要去寻找一些其他的信源，停止给特朗普和他的政府生产他们想要的报道。但是结果往往是新闻媒体由于种种限制，只找到很少的它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实际上，新闻媒体需要去找他们“自己需要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特朗普的故事”，而应该是“在特朗普周围的故事”。他们需要去重新思考他们与政府的关系。
　　
二、重新定位新闻业
　　▲：2017年您出版的名为《新闻业能做什么？》的新书收录了一些您此前发表过的文章，而这本书的名字也让人印象深刻。④您试图通过这个标题给读者传递什么样的特别信息？
　　●：这些都是重新编写的论文。虽然很多文章在此前发表过，但是它们都特地针对这本论文集进行了重新编撰。这些论文表明，除了环境所发生的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之外，此前的新闻业研究与当下仍然有联系。举例来说，我们理解新闻业的方式、新闻业的优势和劣势，这些在时间长河中仍然是大体稳定的。所以目前是时候去更有创造性地、更积极地思考，我们对新闻业的讨论是否已经涵盖了它所有可能呈现的方式。很有可能我们的想象力已经闭合，我们对于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新闻业并没有开展足够的思考。这与我在多哈做的主题演讲的呼吁是一致的，尽管我们对新闻业怀有“理想”，但这些“理想”是被放置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而我们现在已经处于21世纪了。
　　▲：您重新思考新闻业的立足点是什么？
　　●：我们应该用更加审慎的态度去看待新闻业的“在地情况”（on the ground）。新闻记者面对各种情况常常是临场发挥的，这些反应条件没有人可以预见。当过记者又经历过特别危险情况的人能够了解记者的行为模式。但单单了解新闻记者的行为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闻记者是否能够快速评估现状并做出反应。这种能力可能并不符合新闻理想的条件，所以也不会塑造出理想的新闻业样貌。我一直强调的是，我们必须更开阔地去思考——新闻业的理念——新闻业应该是服务于公共空间的。它做的是国家的工作，如果没有理性的公共空间，就没有公众，就不会有稳定的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众参与。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新闻业就理所当然地与每一个人都发生关联呢？并不是的。这仅仅意味着新闻业与每一个人的关联是不同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具有创造性地去思考新闻业应为何物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新闻业能够做什么”的题中应有之意，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区别。
　　▲：新闻业在经济层面面临哪些问题？
　　●：无疑，在经济层面，新闻业的处境并不妙。对于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来讲，可以很轻易就下论断说记者的工作偏离了正轨，没有足够的记者进行报道，更没有足够的记者针对专门题材展开报道。每个记者都在多任务作业，报纸正在倒闭，我们都了解这类事态。但这并不意味着记者基本的从业环境需要被根本性地改变。我的意思是，我们仍在讨论基本的事实正确，我们仍在讨论媒体独立、自主决策制定、开拓能力和讲好故事的能力。我们有时忘记了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还在那里，新闻记者只要还在这个行业，他们就应该一直持有这些理念。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将新闻记者与信息环境中的其他人区分开来了。
　　▲：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使得新闻业与美国相比有较大差异。相较而言，欧洲和美国的情况比较相似，是不是美国的情况比欧洲要糟糕？
　　●：我认为目前新闻业所面临的威胁在全世界都存在。比如在印度，新闻业存在的问题也很多。虽然欧洲有不同的政治传统，单就得到来自政府的公共资助而言，它们具有不同的经济优势，这与美国商业媒体的情况有所差异。但并不能说新闻记者在欧洲就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我觉得他们的遭遇和美国是相似的。
　　▲：有没有可能新闻业所遭遇的问题并不完全来自新闻业本身？有没有来自外部的影响因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过多地去谴责新闻记者和新闻业，我们甚至认为记者是与政府、市场、法制、福利机构和教育机构紧密相连的、强有力的制度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些实体实际上都是互相缠绕、互相关联的，因此大体上说，新闻业是属于这些机构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只有新闻业才是这样。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您能不能再具体谈谈其他的影响因素？
　　●：比如说，我们谴责新闻记者，认为他们无法吸引公众对新闻媒体感兴趣。但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出现的问题呢？教育在美国缺乏延续性。媒介素养曾经作为学业成绩的一部分进行考核，为什么这种做法没有延续？为什么我们没有制定一种理想的教育使年轻人了解如何对待媒体，知道如何解码媒体披露的信息，理解非单一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属于媒介素养的技能范畴，但在美国并没有这些。所以说，认为“公众对新闻媒体不感兴趣”是记者的失职并不公允。
　　
三、新闻研究文化路径的开拓
　　▲：您在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开始学术生涯之前是一名记者。是什么促使您做了这样的转型？记者的工作经历如何影响或塑造了您的研究？
　　●：我加入学术界是因为我在做记者期间遇到的疑问一直困扰着我。最初，我在耶路撒冷当记者，我们的新闻报道都是符合当时新闻界的工作标准的。那时我开始思考，新闻记者是如何使自己成为公众“想获知事务的权威”的。通常情况下新闻记者的工作是不可见的，但大家仍然选择相信记者。这就是把我带入学术界的最初疑问。我后来的研究一直围绕这个问题，不管是研究政治刺杀，还是新闻记者如何使自己成为被刺杀者的代言人，以及新闻摄影如何可靠地记录了纳粹暴行，甚至是有关新闻图片如何报道死亡。作为一种对恐怖主义、战争、自然灾害的特殊的符号回应，这些研究议题体现了新闻记者如何使自己成为“可靠的发言人”的问题。
　　▲：您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的Covering the Body将在中国出版。⑤很多中国学者也开始使用您在这本书中提到的一些概念。为什么您会选择肯尼迪被刺事件作为您博士论文的选题？
　　●：这源于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当时是一个博士生，同时在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教“媒介效果”课程。当时恰逢约翰·肯尼迪逝世纪念周，我想找一些素材带进课堂让学生们思考肯尼迪被刺事件的媒介效果。我选择了肯尼迪被政治刺杀时的视频，打算让学生讨论他们是如何记忆这个视频的。但当时有学生不知道谁是肯尼迪，最后，我改让同学们讨论肯尼迪之死这个话题。我的博士论文也是与此相似的一个研究问题，我决定把它聚焦到肯尼迪之死的范畴。
　　▲：这本书里使用了话语、叙事、文化权威、阐释共同体这样的概念，比较早的从文化的维度对新闻业展开研究。为什么会在当时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做新闻研究呢？
　　●：这也是基于我今天说的“理想准则并不能挽救新闻业”这个主张。新闻记者是如何成为一个拥有理想职业观念的共同体的？我把新闻记者视为一门专业，但是“专业”本身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专业讨论的是有关行为标准，但我当时对这些并不了解。我从来没有用过，也没觉得这些标准与我有何关联。我开始针对新闻记者这个社群，去开展社会学、传播学的意义解读，这提供了一个方式去思考概念化的集体行为。我并不觉得把新闻业看作专业的方式描绘了新闻业发展的全景，所以希望用“阐释的共同体”作为一种方式去思考叙事、非正式网络等，来解读我所了解和身处的真实新闻业中的专业概念。
　　▲：您最近新发表的文章⑥以及在芬兰的学术访问，关心的都是冷战时期的集体记忆问题。为什么会进行这个主题的研究？
　　●：我喜欢关注战争，关注那些艰难的事件。因为我相信这些议题会断断续续地聚集到注意力前沿——它们在和平时期是不愿被讨论的，不被质疑和不被改变的。所以我关注类似战争这样的议题，视之为一个研究机遇，去思考实践的最新发展。
　　我当时研究冷战的想法和现在的想法并不一样。当时的想法是思考在没有武装战斗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如何通过战争去彰显自己。当时在两个主要的政治对手——美国和苏联之间是没有武装战斗的。当我们想到战争概念时，我们会想到战役、伤痛和棺柩这些画面，但美苏冷战没有创伤，也没有尸体。我最初是想知道，作为可视记录的新闻业在没有视觉工具的时候，是如何绘制和描述战争的。之后我开始更大范围地思考到底战争中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如何开始思考冷战和把冷战作为一种心理定势去思考新闻业的深层架构的最初原因。
　　从广义上讲，我在这本书中想要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一个我称之为“冷战刚性”的深层记忆框架。新闻记者通过这个框架来理解世界，理解国际间的张力和相关联的冲突。而冷战在1989年结束的时候，这种“冷战心理定势”转入地下，当棘手的事件出现并需要人们进行意义阐释的时候，这种心理定势就会伺机趁虚而入。冷战思维定式是记者和各机构所使用的“塑造敌人”的策略之一，人们应该了解媒体在制造这些变化时所扮演的角色。我是从20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找到并借用了这个概念，但这种情况到现在仍未改变。你如果去想想当下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这种思维正是回到了冷战时代，所以我提出：冷战时代并没有过去。
　　▲：您用文化路径来做新闻学研究，能否谈谈这种研究路径的长处与短处？
　　●：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的研究路径都有其短处。当我提出把新闻业作为一种文化来思考，同时借用其他有关理论来思考新闻业的时候，其实是把新闻业作为开展一系列实践、对人们施加影响的机构来看待。这其实都是把新闻业看作文化的一部分的体现。说到文化，在文化分析或者宽泛的质化分析中，并不强调一般研究中较看重的数据资料。我想指出的是，能把新闻业看成一种文化的研究者还是太少了。我想引用Ann Swidler的说法“把文化看成是一个工具箱”，这使得人们可以用工具——在不同形式中运用理念、实践、仪式等，这就是我想强调的最核心部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今天所说的有关理想准则和实践以及其他各种“把新闻业看作一种文化”的定义之间并没有那么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检视同一个问题的原因，我只是在不断地用更多有趣的、多样的、新近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研究路径的优势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是一个尊重参与者的框架。它既不提供抽象的、框架外的、从上至下的、有距离感的所谓“应有的看待新闻业的方式”；也不认为新闻业必须规范地为民主、善治或保障公民参与而服务。那些不是文化的作为。文化检视的是新闻记者及媒体从业者们，严肃地看待他们，给他们发声的可能。文化赋予了在学术研究中理解新闻记者和媒体从业者的空间。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把新闻业看成是一种文化，因为它可以放慢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脚步，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聚焦那些生产“我们认为是新闻”的社群。
　　
四、新闻学研究的趋势与局限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当下新闻学研究更广的图景。您认为今天的新闻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目前的新闻学研究好的一点是它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不好的一面也是它的快速增长，这使得研究者来不及仔细考察它。例如，长时间以来对假新闻的关注是一种对新闻学研究的干扰。因为一直以来，事实与“刻意造假的新闻”之间有不同的联系。虽然我们一直希望假新闻能够被澄清，但是这些愿望常常未能实现。这些叫“假新闻”的恶魔是我们应该去解决并摆脱的，是一种不重视事实和真实的做法，而事实与真实永远是新闻故事讲述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致力于反对将时事话题的研究作为我们的焦点，而应该放慢一点速度，比那些“引导我们的话题”更慢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只是对热点新闻进行回应是很容易的，比如谈谈发生了什么新闻，或者新闻学研究中的新东西。因为它们是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但我认为必须更为审慎地对待我们所应该回应的事实，我们应该有理性地行动，怀着谨慎和责任感去对新闻发表看法，这将比仅仅对现状进行评价更合理。这是我心里住着的历史学者对我的忠告，我认为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内心都应该住着一个历史学家。
　　▲：新闻学研究自身是否存在一些局限呢？
　　●：在学术共同体中，局限总是一直存在的。当一些研究成果出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试图进行模仿，这也是学术研究发展的方式。虽然研究有创新，但创新总是非常缓慢。这种方式对新闻学研究来讲比较有挑战性，因为新闻领域的变化太快。我指的不是几百年来的实践变化——我举个例子，我们是多少年前才开始把社交媒体作为新闻业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所以说新闻领域变化发生得非常快，但这仅仅是新闻业发展历程中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新闻学研究思想变化的很小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要审慎地对待新闻学研究的原因，而不是仅仅去捕捉外面所发生的热点趋势。
　　▲：我们在阅读《新闻学》、《新闻学研究》、《新闻实践》和《数字新闻学》这四本新闻研究刊物的时候，感觉这些期刊发表的很多学术成果都出自于欧洲学者之手，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是的，这个问题很严重。所有的期刊和编辑都在试图突破这一点，但是进展缓慢。你知道，期刊在选择编委会和评阅人的时候都会选择他们了解的人，但是这种方式会给学术期刊带来很糟糕的影响，因为这些受邀的评阅人大多数是西方的资深男性，而且来自享有盛誉的院校和声誉较好的国家。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领域来讲并不是最佳选择。要突破这样的情况还有语言问题，如果不是用简明清晰的英语来进行写作的话，学术研究成果可能很难找到地方发表。据我了解，《新闻学》一直在尝试进行突破。我们现在做得好吗？不好！但我们能不能有所改善？可以！这个良好的意愿已经摆在这里。而且，如果和十年前相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已经有所进步。所以总体而言，这还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在美国学界，是否传播学研究要比新闻学研究更有优势呢？
　　●：每一个研究机构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过，在我看来，欧洲确实相对美国有更深的新闻学专业训练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到欧洲大学的课程设计里，所以学新闻学的人后来也多从事了记者工作，但是在美国，情况则非常不同。
　　▲：您曾经到过一次中国，那么您对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有所了解吗？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传统非常深厚，有很多大学都开展了新闻学教育，这非常壮观。这也可以联系到我前面所说的，我们应该仔细考察新闻业到底是怎么样的，比如去考察中国新闻业的在地情况。当然，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一直面临美国模式的困扰。但是，从新闻业的运行、新闻学研究和训练来讲，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很强健。我想有关中国新闻业具体运行的情况，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对学术研究有用的数据，不仅有关什么是新闻业，还有关中国新闻业与英美等国的差异等。■
　　
①参见2017年7月25日，泽利泽教授所做的演讲。“Zelizer Delivers Plenary Keynote on Al Jazeera and Media Freedom in Crisis, Outlines New Center for Media at Risk”https://www.asc.upenn.edu/news-events/news/zelizer-delivers-plenary-keynote-al-jazeera-and-media-freedom-crisis-outlines-new。
②该中心已于2018年4月正式成立，具体情况可参见中心网站https://www.ascmediarisk.org/。
③Barzini, L. Giorgio. （1953）. Americans are alone in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④Zelizer, B.（2017）.What journalism could be. Malden: Polity Press.
⑤Zelizer, B.（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⑥Zelizer, B.（2016）. Journalism’s Deep Memory: Cold War Mindedness and Coverage of Islamic Stat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06060-6089.
　　
陈静茜系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者；白红义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访问学者。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同时也是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课题“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风险交流机制及传媒制度安排研究”（SHJS2015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