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可 余来辉 余明阳
　　【本文提要】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人们获取政治新闻的重要渠道，但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基于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N=7838），本研究比较分析了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性别和代际差异性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差异显著，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强关系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具有性别差异性效应，男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更高，女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更高；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具有代际差异性效应，老一代使用强关系社交媒体获取政治新闻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存在性别-代际差异性效益，女性弱关系和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均显著，新生代女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更高，老一代女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更高；男性使用弱关系社交媒体获取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显著，老一代男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男性。
　　【关键词】社交媒体 政治新闻使用 性别差异 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G201

一、研究缘起
　　社交媒体作为一个以互联网为中介的信息沟通平台，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开放性以及社会性等传播特点，为政治新闻和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社交媒体能够实现政治新闻传者和受者的双向传播，从而改变了传统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和路径，也重构了政治新闻传播生态，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发展也产生很大的影响。①为此，社交媒体政治传播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理论视角，围绕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对政治参与②和社会运动③的影响、社交媒体在政治大选④和日常政务⑤中的使用等研究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社交媒体政治传播研究的视野和内涵，并为其实践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指导。已有的研究多关注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传播主体和效果层面，而对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新闻使用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此外，由于政治制度、新闻政策以及媒体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表现会有所不同。鉴于此，本研究从社交媒体用户的视角出发，基于中国网民调查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不同类型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差异，以及不同用户群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性别和代际差异，这对进一步了解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传播规律和特点，开展更加有效的政治新闻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
　　基于Web 2.0技术的社交媒体，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等，是人们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及平台，⑥获取信息是用户使用社交媒体的重要动机之一，⑦而这也是社交平台的媒体属性的本质所在。调查发现，社交媒体用户与网络新闻用户的重合度在45%左右，网民网上获取新闻资讯的渠道从单一的新闻资讯类媒体变成新闻资讯类网站（客户端）、社交媒体并存的局面。⑧陈剩勇和杜洁发现越来越多人通过互联网公共论坛来获取政治信息，⑨卢家银发现公众特别是青年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获取时事新闻的频度越来越高。⑩赵曙光从格兰诺维特社会关系理论视角出发，根据社交媒体用户间的联系紧密与否以及用户之间产生互动频率的高低，将社交媒体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社交媒体，其中微信被视为强关系社交媒体的代表，微博则是弱关系社交媒体的代表。[11]此外，网络社区是指以各类论坛（BBS）为基础应用的虚拟的互动交流平台，是存在于虚拟空间由虚拟的人群组成的虚拟社区，[12]其成员的社会网络差异性较大，关系结构也相对松散，因此网络社区亦属弱关系社交媒体的代表。本文参照现有研究成果，将微博和网络社区归为弱关系社交媒体，而将微信归为强关系社交媒体。有研究表明，相对于强关系的社交媒体用户，弱关系的社交媒体用户异质程度更高，更容易产生政治分歧，“回音壁效应”使得其更加倾向于减少政治信息暴露的概率，所以弱关系的Twitter用户政治信息暴露水平整体低于强关系的Facebook用户。[13]而王国华等人发现，同样作为弱关系社交媒体代表的微博使用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新闻性特征。[14]由此可见，社交媒体用户群体的构成与关系类型的不同，均有可能造成其政治新闻使用的差异，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强关系社交媒体与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效应？
　　（二）社交媒体政治新闻的性别差异
　　性别研究历来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范式，近年来越发受到新闻传播研究者的关注。其中“数字性别鸿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先后经历了关注数字技术可及性差异的“第一代数字鸿沟”，关注电脑和互联网使用差异的“第二代数字鸿沟”，再到关注信息资源和知识差异的“第三代数字鸿沟”。[15]具体就“数字性别鸿沟”而言，有研究者发现男女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自我效能感、技术焦虑感以及网络接入和使用方面均存在较大的落差。[16]还有研究发现，男性互联网使用的能力均显著高于女性。[17]总体而言，相较于女性，男性网民在三代“数字鸿沟”上均表现出较大的优势。也有研究发现，女性Twitter的使用频率更高，[18]从而表现出与传统“数字性别鸿沟”完全相反的结构。性别政治理论认为，性别在政治表现上具有较大差异，如有研究发现女性的政治知识、效能、讨论以及参与水平均显著低于男性。[19]基于这一理论视角，传播学者进一步比较了政治新闻使用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受众对媒体政治新闻接触的整体水平低于男性受众，但在不同新闻平台表现有所不同，具体而言，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从报纸、新闻杂志、政治电视、电台脱口秀和互联网上收集政治信息，而女性则更有可能从当地电视新闻和早间电视节目中获取政治信息。[20]张明新也发现，男性网民通过浏览网上时政新闻获得政治信息，女性则藉由互动的在线政治讨论而使政治知识得以显著增长。[21]还有研究表明，性别是Twitter用户政治信息暴露水平的重要预测变量，女性用户政治信息暴露水平显著高于男性。[22]由此可见，不同性别在不同类型媒体的政治新闻使用上表现不一，因此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也可能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2：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是否存在显著性别差异性效应？
　　（三）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
　　代际差异也是数字鸿沟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23]如皮尤调查报告对美国代际的互联网使用进行了比对，发现不仅涉及事业、工作、娱乐、社交，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视频下载、在线旅游预订、与工作相关的内容等等，普遍存在“亚数字鸿沟”。[24]企鹅智酷的报告也发现中年人中频繁使用社交应用获取新闻的用户占比超过了年轻人。[25]由于不同代际的政治兴趣和参与水平存在差异，其政治新闻关注度也有所不同。[26]有学者对不同代际的政治信息获取渠道进行比较发现，年轻居民更多通过社交媒体获取，而老年居民更多通过传统媒体获取政治新闻。[27]刘小燕等人基于中国乡村居民样本的调查，发现与乡村中老年通过电视接触政治新闻不同，乡村青年则更多依赖网络获取政治信息。[28]而王国华等人发现大学生利用微博进行政治性使用的频率较低，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冷漠性。[29]由此可见，不同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表现并不一致，而不同代际的社交媒体使用有明显差异，因此，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也可能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3：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是否存在显著代际差异性效应？
　　（四）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性别-代际差异
　　性别代沟（Gender-Generation Gap）理论由诺里斯提出，他在分析女性参与英国大选投票时发现，年长和年轻女性在政党选择倾向性方面差异显著，因此建议在分析政治大选参与性别差异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政治参与的性别代际差异问题，[30]从而将传统性别政治研究继续往前推进了一步。随后不断有研究运用性别代沟理论分析框架，对性别政治参与进行分析和检验，如有研究者基于1981到2008年的历时性调查数据，研究了法国、西班牙和瑞典三个国家居民政治行动的性别代沟的问题。[31]由此可知，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可能也存在性别代际鸿沟，即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性别-代际差异，在不同性别群体中的表现会有所不同。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4: 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是否存在性别—代际差异性效应？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马得勇主持的2014和2015年中国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采用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同时在问卷网、新浪微博、微信、凯迪社区、天涯论坛等发布答题链接，邀请网友自愿进行答题，其中2014年共收集到4231份有效问卷，2015年收集到3781份有效问卷。为了避免重复答题，在网络调查时设定每个IP地址只能回答一次问卷，这样确保单个样本只能填答一次问卷，将两年调查样本合并，总计8012份有效问卷。本研究为确保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首先，通过人工浏览问卷的方式，剔除答题时间小于7分钟和一些明显不认真答题的问卷；其次，为了便于统计分析与结果的精准性，本研究只挑选模型中任何变量都不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因而对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予以删除。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为7838。
　　（二）变量说明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参考Johnston等人的划分标准，[32]将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分为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M=2.27，SD=1.016）和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M=2.93，SD=0.918）两个细分变量，分别询问受访者“是否经常从微信获得政治新闻、时事评论等消息？”和“是否经常从微博或网络社区获得政治新闻、时事评论等消息？”问题选项答案为1=几乎没有，2=偶尔有，3=经常如此，4=几乎天天如此。由于2015年问卷答案设置为五级李克特量表，在2014年的四级变量基础上，增设了5=每天超过1小时。为了统计方便，同时在不改变变量意义的前提下，将选择“5=每天超过1小时”的样本合并到“4=几乎天天如此”，最后统计采用1-4级赋值。
　　代际（M=0.66，SD=0.474）是本文的重要预测变量。代际的划分是代际差异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内新生代与非新生代的代际划分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一般以1980 年作为划分新生代和非新生代的时间隔点。这是因为1980 年之后出生的群体在成长期更多地受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等很多方面与之前的群体存在较大差异。[33]也有学者根据互联网使用情况的维度，将1980年后出生的人称为“数字原住民”，而将1980年前出生的人称为“数字移民”。[34]基于上述两个理论依据，本研究将1980年前出生的受访者群体称为老一代，赋值为0，而将1980年后出生的受访者称为新生代，并赋值为1。
　　性别（M=0.60，SD=0.490）是本文另一个重要预测变量，女性受访者赋值为0，男性受访者赋值为1。
　　
四、研究发现
　　为了回答研究问题1，采用配对样本t对强关系和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检验，得出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M=2.93，SD=0.918），高于强关系社交媒体（M=2.27，SD=1.016）。此外，从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弱关系与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成对差分的均值为0.656，配对样本检验的t值为49.056，Sig值为0.000，这说明弱关系与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存在显著差异，即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强关系社交媒体。
　　为了了解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性别和代际差异，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性别、代际以及性别-代际与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关系进行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表1　表1见本期第57页)。
　　男性和女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均值分别为2. 84和2.98，变异数同质性的Levene检验不显著（F = 3.731，p = 0.053 > 0.05），女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低于男性（t（5531） = -6.575，p<0.001）。女性和男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均值分别为2.32和2.25，变异数同质性的Levene检验不显著（F = 2.731，p = 0.098 > 0.05），女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男性（t（5423） = 3.143，p<0.01）。
　　老一代和新生代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的均值分别为2.92和2.94，变异数同质性的Levene检验不显著（F = 6.914，p<0.01），老一代和新生代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并无显著差异（t（7836） = -0.757，n.s.）。强关系社交媒体上，老一代和新生代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均值分别为2.33和2.24，变异数同质性的Levene检验不显著（F = 0.020，p = 0.888 > 0.05），老一代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t（6747） = 3.846，p<0.001）。
　　老一代和新生代男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的均值分别为2.97和2.99，变异数同质性的Levene检验不显著（F = 0.186，p = 0.666 > 0.05），老一代和新生代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并无显著差异（t（5109） = -0.670，n.s.）。老一代和新生代男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的均值分别为2.30和2.20，变异数同质性的Levene检验不显著（F = 0.410，p = 0.522 >0.05），老一代男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男性（t（5128） = 3.370，p<0.001）。
　　老一代和新生代女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的均值分别为2.73和2.87，变异数同质性的Levene检验达到显著水平（F = 20.391，p < 0.000），老一代女性弱关系社交媒体获取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低于新生代女性（t （2680） = 3.410，p < 0.001）。老一代和新生代女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的均值分别为2.44和2.29，变异数同质性的Levene检验不显著（F = 0.788，p = 0.375 > 0.05），老一代女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女性（t（1120） = 3.482，p<0.001）。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分别从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理论视角出发，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差异性效应，以及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在不同性别和代际用户群体中的差异性效应，得出如下四个结论：
　　第一，不同类型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差异显著，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强关系社交媒体。总体来看，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较高，微博或网络社区和微信政治新闻使用水平得分均超过中间值，这是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存在为广大网民提供了分享利益与政治观点的平台，导致网络政治化现象的泛化。[35]相对而言，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强关系社交媒体，这可能是由于两者的信息传播结构和议题类型不同所致，网络社区和微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用户之间的关系较弱，传播内容多以公开性话题为主，如时政新闻、公共事件等，信息具有公开性。微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平台，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和用户黏性，内容多涉及私人话题，如生活记录、观点表达等，信息具有较强的私密性。[36]由此可见，由于议题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政治新闻更容易在微博和网络社区等弱关系社交媒体平台得以传播。
　　第二，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性别差异非常显著。具体而言，男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高于女性，而女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又高于男性，呈现反向结构。传统性别政治理论认为，相较于女性，男性政治兴趣、知识和效能显著更高，也更加关注政治新闻，这在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比较中得到了验证。然而，不同于性别政治理论解释路径的是，男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低于女性，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逆差”，也就是说女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性使用水平更高。由此可见，性别对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表现有所不同，并呈现出结构完全相反的“性别鸿沟”。这可能由于男性和女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类型的差异所致，女性重视微信的娱乐性和信息性，通过微信获取包括政治新闻等信息，男性将微信视为社会交往的工具，男性更多会通过专业资讯网站、微博以及网络社区开放性平台获取政治新闻。
　　第三，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部分显著。具体而言，老一代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而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并不明显，这表明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在不同平台表现有所不同。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不显著，也即老一代和新生代通过微博或网络社区获取政治新闻行为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代际鸿沟”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弱关系社交媒体用户关系网络异质性较强，政治新闻能够覆盖更多年龄层的群体，从而使得不同代际政治新闻使用差异性效应不够显著。与以往研究认为新生代社交媒体使用水平更高不同的是，本文发现老一代微信用户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从而呈现出“使用逆差”的现象。这是因为年轻一代倾向通过微信获取娱乐、工作、教育类的信息，老一代则更倾向于通过微信获取新闻类的信息，[37]这也在经验层面验证了第三代数字鸿沟的存在。
　　第四，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存在性别-代际差异，即社交媒体政治新闻的代际差异在不同性别群体中表现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女性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显著，新生代女性使用弱关系社交媒体获取政治新闻水平显著更高，而老一代女性使用强关系社交媒体获取政治新闻水平显著更高；男性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部分显著，老一代男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显著高于新生代男性，而男性弱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代际差异并不显著。这表明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存在显著的“性别代沟”，且在不同类型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即男性和女性强关系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均存在显著代际差异。由此可知，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同时受到性别、代际等多重因素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显示，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存在性别和代际差异，并同时出现了“性别鸿沟”、“代际鸿沟”和“性别代沟”等三种效应，理论上表明从更细分变量深入考察社交媒体政治使用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上对于开展政治新闻传播互动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一方面，政治新闻传播需要充分结合不同类型社交媒体信息传播结构特点，科学有效地对政治新闻传播流程和节点进行监测，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传播动态，主动回应社交媒体平台不实和虚假政治信息，并加以积极引导；另一方面，政治新闻传播还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用户群体的特点，通过有针对性地设置政治新闻议题、改进传播话语方式等手段，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政治新闻需求。
　　本研究分别考察了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的性别和代际差异，而社会阶层、政治资本、政治知识与效能等变量，也是影响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水平的重要因素，性别和代际与其之间的交叉作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还需进一步探讨。此外，本研究考察了一般性意义上的政治新闻使用，未从政治新闻的议题、极性、信源等变量，进一步考察不同社交媒体政治新闻使用行为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未来值得探讨的方向。■
　　
①黄廓：《社交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研究——以2012年美国大选的社交媒体战略为例》，《对外传播》2013年第1期
②Gil de Zú?iga HJung NValenzuela S. Social media use for news and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1217（3）: 319-336.
③Tufekci ZWilson C. Social media and the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protest: Observations from Tahrir Square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262（2）: 363-379.
④Matthew James Kushin, Masahiro Yamamoto. Did Social Media Really Matter?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Media and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in the 2008 Election [J].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013（5）:608-630.
⑤Bonsón ETorres LRoyo Set al. Local e-government 2.0: Social media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 in municipalities[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229（2）: 123-132.
⑥BoydD. M.& EllisonN. B. （2007）.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3（1）210-230.
⑦ZhaoD.& Rosson, M. B. （2009May）. How and why people Twitter: the role that micro-blogging plays in informal communication at work. In Proceedings of the ACM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pporting group work （pp. 243-252）. ACM.
⑧CNNIC：《2016 年中国社交应用用户行为研究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7年
⑨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兴起》，《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⑩卢家银：《社交媒体与移动APP新闻使用对青年政治抗议的影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11]赵曙光：《社交媒体广告的转化率研究:情境因素的驱动力》，《新闻大学》2014年第4期
[12]薄明华、曾长秋：《论我国时政类网络社区舆论生态及其治理》，《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3]BodeL. （2012）. Political information 2.0: A study in political learning via social med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4]王国华、闵晨、钟声扬等：《微博的政治性使用对政治态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地区大学生为例》，《情报杂志》2015年第8期
[15]闫慧，孙立立：《1989年以来国内外数字鸿沟研究回顾:内涵、表现维度及影响因素综述》，《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年第5期
[16]ShawL. H.& Gant, L. M. （2002）. Users divided? Exploring the gender gap in Internet us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5（6）517-527.
[17]Hargittai, E.& Shafer, S. （2006）. Differences in actual and perceived online skills: The role of gender.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87（2）432-448.
[18]DugganM.& BrennerJ. （2013）. The demographics of social media users2012 （Vol. 14）. Washington, DC: Pew Research Center’s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19]Wen, N.Xiaoming, H. A. O.& George, C. （2013）. Gender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News consumptionpolitical efficacy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19（4）124-149.
[20]Sotirovic, M. （2008）. Gender Differences in News Media Use and Their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Conference Papers–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pp. 1-21）.
[21]张明新：《互联网使用与公众政治信息获取的性别鸿沟》，《东南传播》2010年第9期
[22]BodeL. （2012）. Political information 2.0: A study in political learning via social media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3]Clark, L. S. （2009）. Digital media and the generation gap: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US teens and their parent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2（3）388-407.
[24]Lenhart, A.PurcellK.SmithA.& ZickuhrK. （2010）. Social Media & Mobile Internet Use among Teens and Young Adults. Millennials.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25]王鑫：《谁更频繁用社交应用看新闻？中年人胜过年轻人》，http://tech.qq.com/a/20160126/009483.htm, 2016–01–26/2018–4–10.
[26]Shelley II, M. C.Thrane, L. E.& ShulmanS. W. （2008）.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Use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New Directions. In E-Government Research: Policy and Management （pp. 336-356）. IGI Global.
[27]HoltK.ShehataA.Str?mb?ckJ.& LjungbergE. （2013）. Age and the effects of news media attention and social media use on political interest and participation: Do social media function as leveller?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8（1）19-34.
[28]刘小燕、杨启鹏、黄星玮等：《乡村居民政治信息获取途径与体验的实证研究——“政府与乡村居民间的距离”研究报告之一》，《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
[29]王国华、闵晨、钟声扬等：《微博的政治性使用对政治态度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地区大学生为例》，《情报杂志》2015年第8期
[30]NorrisP. （1993）. The gender‐generation gap in British elections. British Elections and Parties Yearbook, 3（1）129-142.
[31]Durovic, Anja. （2016）. Is there a gender generation gap in political ac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gender and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France, Spainand Sweden （1981-2008）.
[32]JohnstonK.Chen, M. M.& Hauman, M. （2013）. Useperception and attitud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towards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Electronic Journal Information Systems Evaluation, 16（3）. 201-211.
[33]陈玉明、崔勋：《代际差异理论与代际价值观差异的研究评述》，《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4年第13期
[34]Palfrey, J.& Gasser, U. （2008）. Born Digital: Understand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Digital Natives. Basic BooksInc.
[35]侯新立：《网络政治化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1期
[36]李林容：《微博与微信的比较分析》，《中国出版》2015年第9期
[37]林枫、周裕琼、李博：《同一个家庭不同的微信:大学生VS父母的数字代沟研究》，《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薛可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来辉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余明阳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5AZD054）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