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 於渊渊
　　
一、文本，脉络，跨文化意义
　　於渊渊（▲）：您在多个场合都言及受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影响很大，习惯把问题置放在时空的脉络中来观照。有人把您归为脉络学派，您欣然接受。说到context这个词，大陆文献常译为语境，台湾学者喜欢称之为脉络。脉络不同于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只关乎历史的平面，与人和事之间只是衬托的关系。而脉络是立体的，由多种相互关联的人、事、关系、观念所构成。现在的一些研究，也会谈语境和脉络，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是静态的、僵硬的、幕布般关于政治、制度和生活的背景介绍，文本与脉络之间，无法形成“交光互影”的关系，在扎扎实实提升学术功力之外，您有没有什么切实的建议？
　　李金铨（●）：文本分析首先要首尾一致，不能有內在逻辑的矛盾。但沒有內在矛盾，未必就是真实，因为传说和谎话都可以编得天衣无缝。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内在逻辑没有矛盾只是第一步，最后还必须有外在的证据支持。文本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下理解，才能参透层层叠叠的意义系统。而文本又必须联系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否则一旦孤立起来，可能会有误读、解读不够或过分解读的危险。我通常用“语境”指涉“文内”的意义，用“脉络”指涉“文外”的联系，但有时也混着用。“语境化”或“脉络化”是任何研究都要贯穿的，特别是跨文化研究。
　　“橘逾淮为枳”，枳的味道可能很好，在植物学上虽属同科，但毕竟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有些粗心的实证主义者不太在意，反正把它们一起归类为水果得了。他们做跨文化研究，不外加几个很浅的文化变项，却抽空深层的文化意义，不理会同一概念在异文化语境的阐释。往深处看，橘枳的“变异”也许比相同还有趣。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的创新扩散名为“跨文化”研究，其实也是看同不看异。创新的门槛和尺度是什么，从谁的标准来看是创新？浅面的技术创新扩散（手机、时装）比较容易办，要是牵涉到内涵丰富的概念（民主、自由、人权、民族、主权），思想的“创新扩散”就极其复杂了——是否有普世的民主核心价值，是否容许不同的文化表现方式？罗杰斯并不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
　　美国社会学家（如默顿Robert K. Merton）老早就谈到社会结构的问题，但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流派传播研究，除了少数例外（例如医药的创新扩散研究），却不太重视社会结构。直到上个世纪的60和70年代，它主要还是受到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冻结了社会结构和媒介结构的分析，着重讨论媒介如何影响“个人”的短期态度和行为。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为何在这点与密切合作的同事默顿分道，倒是知识社会学的好课题。在1970年代初，蒂奇纳（Phillip J. Tichenor）等人以社区研究为基础提出structural model（结构模式），这在社会学应该是基本假设，但在传播领域内却被视为石破天惊之见。我对蒂奇纳的讲法很容易接受。他是我的前辈，后来我们在明尼苏达大学成为同事，来往很多。有一次我问他，你的分析只讲结构，人跑到哪里去了？他说人已经被结构吸纳进去了。结构决定论把人的能动性当成躯壳，这是形式主义，却又是我不能同意的。
　　我曾亲耳听见形式主义者说，《纽约时报》和苏联的《真理报》同样为权力服务，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大而化之，仿佛全世界各地“太阳都从东边出来”，那样说有什么意思呢？结构决定论走到极端，推出这样荒谬的结论，让你怀疑社会分析的价值。首先，结构是多层次的，一个层次之同，并不妨碍另一个层次之异，反之亦然，而结构与结构之间又有种种互动和勾连。其次，除了看结构，还要看人类传播活动的“过程”，并放在一个时空背景下考察，仔细比较哪些东西已形成稳定的形态，这些形态如何不断变化，这个变化是否威胁到整体形态，整体和部分又怎么互动。第三，随时联系能动性和结构性的辩证关系，看结构如何既保障又限制个人的能动性。这样层层的具体分析才可能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王国维（1877-1927）说，康德式的逻辑哲学“可信而不可爱”，叔本华和尼采的文学形象式的哲学“可爱而不可信”，他为当中的矛盾感到苦恼。王国维有跨界和划时代的贡献，他的感叹当然不是一般人的感叹。我是浅人，也许异想天开，觉得直觉的形象语言和社会科学的逻辑语言虽不同，过几趟水却是可以互证互通的。我们要把形象语言化为逻辑思考的分析语言，然而逻辑思考也可以受到生动的形象语言启发。以动态分析来说，我们都看过戏，故事情节一定有主线和伏线，有和谐与矛盾，大故事交织并包涵小故事。谁演这个戏，背景如何衬托前景，前因后果如何铺陈，悲欢离合的矛盾如何解决？戏剧的比喻使社会分析生动活泼，甚至令人注意到逻辑推论未及的角落。
　　例如我分析过记者与时代的“互动”，必须落实到谁在什么具体条件下做了什么选择，最后对人生和事业有什么影响，而且从分析中反映时代的一鳞半爪。这样落实比较异同，很难变成静态，必然生动活泼。但是在具体分析以后，不忘随时综合，也就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不断移动，既分析又综合，看小又看大。这是我心目中的标的，虽然我不一定达得到。
　　▲：所以您让博士生读《调查分析的逻辑》（The Logic of Survey Analysis），我看那本书专门有两章谈“条件关系”。
　　●：对。作者若森伯格（Morris Rosenberg）所演绎的，是他老师拉扎斯菲尔德的elaboration method（加细法）。这本书很简单，只要懂加减乘除就行了，却很能帮助学生建立逻辑概念。有些文科生缺乏逻辑观念，学了很多统计也不知道怎么用，其实更复杂的统计模型都是这个逻辑的延长。这本书讲的是在两个变项建立因果关系以后，再加入第三个变项，看原有的因果关系是否因此改变。换言之，在添加第三个变项以后，可能变为虚假（extraneous）关系、前行（antecedent）关系、中介（intervening）关系、被压抑（suppressor）的关系，以及条件（conditional）关系等等。其中我认为“条件关系”最重要。
　　我进一步扩展说：但凡有两种说法，必有四种逻辑关系。一是两个都错;二是一个对，另一个错，两者必居其一;三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两者可能都各自言之成理;四是从统计的回归分析来讲，两个都对，只是解释力不一样。我从统计中得到启发，很多表面上纷纷扰扰的问题，令人无所适从，其实只要加入“条件性”，看似矛盾的东西可能获得统一。好比医学研究今天说多吃蛋，明天说不可以多吃蛋，那是因为条件不一样，在更高的层次看未必矛盾。我常说要考察同与异，常与变，也许卑之无甚高论，但若不常常练习却很难做到。
　　
二、方法论的转向：因果关系与文化阐释
　　▲:您多次谈及，刚去美国教书的时候，曾花过两三年的时间系统阅读知识论和方法论的书，即养成了您后来看世界的方法。您推崇韦伯式现象学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在《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一文中您详尽阐释了知识的客观与主观，普遍与特殊，同与异，以及知识的脉络化、条件性，乃至对知识的多重阐释，可被视为您这些年关于传播研究知识论和方法论思考相对系统的总结。您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向罗杰斯和其他实证主义的老师学习，到后来逐渐建立迥异于师承的看世界的视野和方法。这里能不能请您回顾一下，曾经的那两三年，您阅读和思考背后的心路历程？
　　●：我在攻读博士期间，选的课多半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交叉界面，转益多师，不局限在传播的领域内。第一年就选科学哲学的课，各种不同而尖锐的见解都有，颇开眼界。接着我受益于默顿和米尔斯等人的社会学著作，然后又接触到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独裁的起源，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巴西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的“依赖发展”理论，以及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印尼的农业生态史研究等等，都是韦伯式宏观的比较研究。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书，有的是选课必读的，有的是自己摸索以后读的。
　　我的博士论文《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无法用简单的检测假设（hypothesis testing）统计方式处理。1978年到1982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学校规模不大，方便我和许多人文和社科学者密切来往，深感美式主流传播研究的胃口太小了，太画地自限了。1983年《传播学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刊登了一期争鸣文章（Ferment in the Field），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深刻撞击。此外，我又接触到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他认为知识有三种：第一是征服自然的，理性工具的实证主义，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二个是人文视角的解释性知识；第三个是从马克思那边借鉴的解放性知识。你不必完全同意哈贝马斯的分类，但至少应该知道有好几种知识，性质和旨趣都不一样。这些冲击合起来，是促使我摸索与思考的契机。
　　我受过完整的实证主义训练，也算学得不错，但始终没有放弃人文的兴趣。我逐渐发现：实证主义那些以科学为名过于操作化的，太技术化的，不敢问大问题的，只敢躲在一个小问题里寻找安全感的，弄来弄去就换几个变项的，都不是我要追求的。那样琐碎的精确，有什么意思？我的学术旨趣自自然然离开实证主义。我相信社会科学是经验科学，但怀疑是否必须削足适履而以实证为“主义”。此话何解？经验科学建立在感官的基础及其延长，即是《心经》所说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是五官，“意”（法）是五官的延长。实证主义也是经验科学，但效法自然科学，把复杂万端的社会现象化约为最简单、最重要的元素，然后建立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量化模型多属之。现象学是“非实证主义”的经验研究，主旨不在化约社会现象建立因果，而是阐释因果之外的意义，并赋予层次井然的秩序，例如很多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都属于这一类。
　　1982年，我离开香港去明尼苏达大学教书，开了一门研究生的讨论课，聚焦于实践主义（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论（哥伦比亚学派）、左翼政治经济学与英国文化研究，探讨这四种理论视野和传播研究的关系。这门课我教了二十几年，反复比较社会理论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之异同，因为牵涉范围很广，使我有机会每年增加阅读范围，以鞭策自己进修。学者一钻入专题研究以后，深怕眼界愈变愈窄，这门课提醒我应该在通识和专题之间取得平衡。对社会理论取得通盘了解，自然会渗透到专题研究的立论和分析；最近十年来，我开始写些跨学科的通论性文字，提醒自己不要无的放矢，而是以许多专题研究为基础。
　　回顾我的学术兴趣是偏向古典式的，求学时期就喜欢默顿、林德（Robert Lynd）、米尔斯之类的书，后来又陆续接触别的学术流派和大家。我认为学术有公共性，不是在学苑内关起门自娱。等到我逐渐接触到比较多的现象学著作，就自觉接受韦伯式分析的影响。舒茨（Alfred Schultz）第一个把现象学应用到社会学，他的学生是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影响很大。现象学一方面追求“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注入很多文化意义，两者兼备，合乎我的脾性，对我的启发很多。
　　▲：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传播研究中方法论的张力？
　　●：先说我从实证主义转向现象学的历程。我发现有的文科生说不清楚事物的因果关系，其实只要用统计术语（例如极差、集中趋势、变异数分析、回归分析）一讲就清楚了。例如在美国的薪资待遇，黑人普遍低于白人，女人普遍低于男人，这能不能全部归诸阶级问题？用统计术语来表达，种族、性别和阶级各自对薪资待遇产生“主效应”（main effects），在此之外，种族与性别、种族与阶级、性别与阶级、甚至种族性别和阶级三者“可能”产生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s）。换言之，阶级再重要，也不能取代种族或性别各自的独立作用，这样说不就一清二楚了？学统计不仅仅是学技术，更重要的是严谨的归纳思辨方式。这种思辨逻辑也适用于质化研究，所以我让学生都要选统计。
　　我为什么从实证主义（包括统计）转向别的方法论呢？自然科学相信宇宙“外在”有客观存在的规律，要以实证的方法找出客观的因果规律。但人文学科相信宇宙不是自明的，必须以阐释的方法赋予它“内在”的意义。这两头之间有不同的光谱，每个人要有所选择。韦伯允执厥中，兼顾自然科学的“因果足够性”和人文学的“意义足够性”，现象学是从这个脉络发展出来的。学统计固然帮人理出纷乱世界的因果秩序，但人的社会除了因果，还涉及丰富而复杂的意义。实证论的统计模型必须满足某些严格的假设，而且实证论相信只有一个客观的真实；如果学会了统计，知道因果归纳的思路，然后适度放松这些假设，并加强多层的意义阐释与真实建构，可以这样调整吗？我若没有理解错误，这样可以通向现象学的旨趣。
　　佛经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六道轮回的众生一起到河边，天神视河水为可口香甜的甘露，人类把河水当作解渴的清水，但河水对恶鬼道的众生却是熊熊的火焰，所以人类解渴的清水会烧破恶鬼道的喉咙。这故事说明：没有对所有众生皆呈现共同业相的客观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因缘的聚散生灭所造成的。明代李如一的禅诗说：“是非无实相，转眼究成空”，一切皆是“空相”。佛理奥妙无穷，又涉及灵学，我岂敢妄说？就算我只懂一点皮毛，却有助于我理解并接受“入世的”现象学。现象学强调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e），也就是主客互融，而主观与客观之间当然也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彼此的关系随时空而变化。尽管我们的“业相”不同，你主观，我主观，但并不是代表你我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倘若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出路，换位思考，互相聆听对方，应该可能达到某种程度“心知其意”的了解。
　　现象学对我启发特别大的，其一是互为主观其二是multiple realities（多重真实），两者是紧扣相连的。前几天，我们同去听一位著名史家演讲，他谈傅斯年当年从德国带回兰克的“史料学”，成为成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宪章”。在问答环节，有人起立问讲者，今天在场听讲的有一百人，回去以后可能记录一百种不同的“史料”怎么办？讲者引用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答道，历史很难有客观，到最后历史可能和小说差不多。我听了心头一震，要是想象可以代替史料，何必像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呢？我想演讲者是否把怀特的立场过分简化，变得很极端，任何极端的立场都可以刺激反思，但终不可相信。我看还是现象学的立场比较合理，我相信那天听讲的人再多，也只可能建构“多种”（multiple）版本，肯定多于一个版本，顶多三五个版本，不可能每个人造一个版本，否则人类的沟通和知识的基础都要崩溃。至于建构了哪几个版本，那就看哪一个核心的因素（也就是佛家说的“缘”，如个人经验、师承、学科旨趣、时代思潮）在起作用，致使不同的诠释社群做相异的解读。这几个版本建构以后互相对话，当可形成“和而不同”的识见与理解。所以，我常觉得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而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转个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这个道理。
　　我自己喜欢的研究，结构简明，意义丰富。举例而言，我曾经反复阅读跨越十一年将近五百篇《纽约时报》对华政策的社论和专栏，写成一篇《建制内的多元主义》论文。如果你只想知道结论，我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如果你想知道多些，我可以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意识形态框架；如果你想知道细节，我可以一层一层剥解，详细说明每个框架的预设、道德诉求、内容、比喻、证据、历史发展脉络的常与变，乃至于评论界内部左中右论据的异同。我不一定做得好，但我的理想是希望做到能上（理路），能下（材料），既具体又抽象，呈现多元的言论光谱，而在分歧中见统一。
　　
三、理论有照明作用，证据是最后的裁判
　　▲：您素来强调理论对于研究问题的“照明”（illuminate）。理论的使用本身是非常考验学术功力的，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如何尽量规避“理论套用”的陷阱？
　　●：正因为平常关注某些问题，你才会注意那些相关的理论。平素有好的理论素养，碰到具体问题时，你才知道去哪里寻找理论资源。做研究是为了解答问题，先从具体经验材料着手，摸熟它的内在理路，再选择能够“照明”问题的理论，而不是一开始就抓住一个现成的理论硬套材料。假定对某一个问题，大致有三个相关理论，我可能选择其中一个最适洽的；可能结合其中两种理论，以一个为主，一个为辅；可能思考在什么条件下，三个理论都适用；可能因题制宜，再造旧理论。最要紧的是我有选择权，找最适当的理论帮助我烛照问题。万一没有现成的理论，就根据现象和材料，创造一个新的理论，当然这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道理如此。
　　要以理论“照明”材料，而不是以材料迎合理论。从现象开始，就不可能套用理论；从理论开始，就可能抹煞材料。例如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若只是为了证明在中国是成立还是不成立，那一定是套用的我特别反对。创新扩散的文献也是这样。再说，如果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到阶级问题，而且只能是阶级问题，那岂非紧抓一条“真理”之绳套到所有问题的脖子？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研究晚清民初的上海报业，企图将材料套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紧身裤，我也不以为然。
　　我们要保持对经验现象和理论视野的敏感度。如要培养理论视野，则必须系统阅读，建立脉络感，才不致断章取义。我在求学阶段，曾对现代化理论及其反面的依赖理论感兴趣，自勉要充分掌握文献。我从《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找到一篇极好的通论（review essay），对文献做俯瞰式的梳理与评论。我从中了解研究阵营、流派和图谱，然后按图索骥，列出详细的书目，一篇一篇耐性细读，开拓博士论文的理论视野。
　　拿一知半解的理论来套用，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也像躲在理论背后寻找安全。许多伪辩论都出自理论的误用与套用，不外是茶壶里的风暴。我在一个学术场合听到资深教授夸夸其谈，先煞有介事说德国学者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接着煞有介事列出中国的十大风险如何如何，这是典型拍脑袋式的望文生义。人家德国学者提出“风险社会”是有语境的，不是一般街谈巷议的“风险”。我心里想：你有话直说，何必装模作样，戴一顶流行的外国理论帽子壮胆？误用理论有时候比没有理论还糟糕。至于那些只会叫口号、引语录的，就更不堪一谈了。
　　▲：您曾多次建议后学从默顿的中距理论（middle-range theory）中吸收养分。如同韦伯现象学的方法论调和规律与意义，默顿的中层理论接通的是过于抽象的一般理论与具体经验。这种“调和的视野”在您的过往论述中似呈一种隐见的线索，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
　　●：说到中距理论，这个牵涉到美国社会学发展的背景了。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社会学的重心由芝加哥大学（实践主义）转移到哈佛大学（结构功能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美国结构功能论第一人，他企图融合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于一炉，成一家之言。但他的理论华美殿堂太抽象，从概念跳到概念，总在观念世界打转，和经验世界是脱节的。也有人批评他从哈佛校园看世界，世界观是保守的。他的这套宏大理论简直被攻击得体无完肤。
　　默顿一方面受到帕森斯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同事拉扎斯菲尔德的影响，提出了中距理论以求在理论和证据之间寻求一个交汇点。题目不大不小，切实可行。我们现在所做的，大部分是这样的研究。帕森斯写大部头的书建立理论殿堂，现在看来塌陷了；默顿毕生没有写过企图建立大理论的书，但他的“中距”论文几乎篇篇是经典，他的学术业绩为中距理论提供最好的榜样。默顿另外一篇有名的长文《显性和隐性的功能》，对于显性和隐性的正负功能，以及功能分析的层次与对象，分析得极为透彻。细读那篇文章以后，得到居高临下的视野，对美国主流量化中距传播研究的旨趣知过半矣。默顿学识宏富，见解广阔，文字优美，我在求学时代颇为着迷。
　　当然，也有人怀疑中距理论能否累积为大理论。学者对于通盘性解释的大理论有心理需求，却又不怎么信任它。做中距理论切实可靠，但是否因此抛弃大理论？那又不是。接触大理论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抽象力和全盘见识，因为它提的问题多，涵盖面广，即使有的无法证明，也未必完全同意它的论说却有益于训练缜密的思考。大理论吸引人，却不能随便套用，上面说到瓦格纳和他的学生把上海报业套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紧身衣，我看不到他们在各不同的抽象层次间搭桥，仅凭一点材料随意发挥，表面上吓人，其实经不起推敲。我宁可把大问题化为许多中距问题，而在分析中距问题以后，看能不能取精用宏，再综合成为比较大的结论。
　　你说到我调和视野，我不是“拿来主义者”，不故作调人，不是一加一除以二的折中主义者，更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和稀泥。我向往的是圆融境界，看问题不愿意绝对化，我强调的是条件性、具体性、互补性和辩证性。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艺术境界，不拘一格，在学术传统中得到滋养，却又自由自在，不受既定的成见和俗义所羁绊。我当然做不到，却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境界。我自己愿意定位在专业学者和知识人之间，在社会科学与人文之间。我的研究一直跨界，不必然把它们视为对立面，也不是无条件融合。
　　
四、个案研究提供看世界的方法
　　▲：关于个案研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问题，学界有很多的讨论乃至争辩。您曾经说过，个案研究之长，不在于“人口的概括性”（population generalization），而在于“概念的概括性”（conceptual generalization）。这与罗伯特·K·殷（Robert K. Yin）主张的，“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不是从样本推论到总体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而是从个案上升到理论的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意境相通。您曾以上海、广州和北京的报业为个案，来分析传媒、国家与资本之间的交错关系；也曾以萧乾等的生命史为个案，来探索时代、报馆和记者的交光互影。这些研究皆为个案研究的典范。个案研究容易见“个案”，而不见“研究”；见“经验”，而不见“结构”。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在做个案研究时的心得体会？
　　●：应该把个案研究和统计分析当成一个光谱，而不是对立。统计因为样本大，可以剔除不相干的变项，追求比较明确的因果关系，结论的“人口代表性”高。但照格尔兹“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讲法，这类研究是一种“浅描”（thin description），不是浓墨重彩描绘出来的，看完以后即使感觉有趣，总嫌意犹未尽。有些东西必须靠大规模的统计分析，但统计不是唯一的分析方式，有些研究旨趣也不是统计可以处理的。
　　学统计的人总看不起个案研究，笑它的分析没有概括性。问题是什么样的“概括性”？个案研究的长处不在于人口的代表性，而在概念的代表性，也就是提供一个看世界的方法。哈佛商学院特别注重个案分析的训练。很多复杂事物经过分析与归纳，得到智慧与洞见，碰到某种类似甚至不同的情境，便可以互相借鉴思考的对策。我们碰到的问题尽管林林总总，却不可能完全不一样，必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个案剖析做得到家，必有洞见；如果从未深入想过这些问题，会感觉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是每个情形都可以复制或照抄，但洞见使人创意思考。活学活用，把握原则，因时因地制宜。
　　个案研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庖丁解牛牛的大小和颜色各异，但五脏器官的结构和五脏之间的关系皆同。我喜欢以“牛顿的苹果”为喻牛顿从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看到地心引力。个案以小见大，看结构，看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看表面现象背后所牵引的力量和所表现的规律，从而引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智慧、洞见和看世界的方法。从苹果到地心引力，那就是牛顿无比的功力了。我当然没有功力，但我反对人家一句话就否定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也是韦伯所擅长的“理想型”。韦伯似乎未对“理想型”提出明确的定义。我以统计的“变异数分析”来理解，是取其类型，先比较内部差异，再比较外部差异，最后比较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差异。上面提到摩尔和斯考切波的宏观历史研究也是理想型的分析法。摩尔指出现代化有三条道路：英国制自下而上的议会民主，德国和日本自上而下导致法西斯的强国方案，以及中苏共产党主导的农民革命。此外，哈林和曼西尼比较西欧国家的三种媒介制度的模型，也受到这类分析一脉相承的影响。要培养这方面的敏锐度，得细心揣摩精辟的作品，可能比孤立讲方法论的框框条条更有用。
　　举我自己的例子说明。我选择左中右报纸的三位著名记者为典型，比较他们的新闻生命史，以了解在政权交替或改朝换代的巨变中个人如何抉择，从而编织一幅足以反映近代中国变化的图案。在方法论上，我不断琢磨如何联系他们的具体经验，首先在不同历史的关键点上，他们各自在做什么，他们在什么时空下交叉分合；其次，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比较他们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报社的政治倾向、个人的意识形态和职业身份，以及包括敌友的交往圈，而这些因素如何反映在他们的报道上面，这些写作又引起什么波澜和风浪；最后，我想回答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记者与报社、报社与时代、记者与时代如何互相交涉？总之，整个设计和选样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然后虚心浸淫在材料的海洋中（包括全集、著作、自传、传记、别人的回忆和纪念文字、同时代的记录，甚至断简残篇），针对主题刻画出线索，不断思索如何联系到时代脉络，反复在具体与抽象的层次穿梭。我的分析不一定做得很好，但这至少是我素朴的方法论。
　　▲：如果一个个案分析，无法勾连“树”与“林”，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
　　●：若只看现象，似乎每个个案都不一样，但若看现象背后的本质和成因，必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许多个案研究都是描述性的，见树不见林，这是因为没有从具体个案提升到普遍意义。香港回归前后，不少中大同事写论文投到期刊去，评审者语带轻蔑地调侃说，又来一篇香港的东西。我想歧视是有的，美国人对外国的了解终究是从他们的世界观投射出去的。但更重要的，投稿者必须把香港研究提升到理论层次；我分析香港回归，总聚焦在媒介话语与权力结构递嬗的互动关系，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中心问题。
　　
五、在抽象层次之间搭桥，建立各种联系
　　▲：您在很多个场合谈过“搭桥”的问题。就我目力所及，大概会涉及以下几个层面：其一，从经验到概念和理论的抽象阶梯。其二，从证据到论旨之间的桥梁。这个“证”和“论”的结合，层层外推的功夫是最不容易的，您最让人佩服的也是在这上面。除了精读和揣摩出色的研究，您能不能谈一谈在这个搭桥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三，谈“搭桥”，最为重要的还是您所说的“建立联系”，您能不能结合过往四十年的学术经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阐发？
　　●：先说抽象阶梯。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训练是什么？在我看来，是能够在抽象阶梯上下自如，联系具体到抽象，联系抽象到具体。从具体想到理论意义何在，从抽象概念想到具体的证据是什么？比方读到报上具体故事时，能不能想出一些概念来解释它，联想到其他类似的故事？而读到抽象的问题，能不能拟想需要什么证据支撑？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就一直怂恿学生玩个游戏，但似乎至今还没有人“收货”：就是把拉扎斯菲尔德的《人们的选择》（People's Choice）用阶级的概念重新分析一遍，看可以推论到什么地步，得失之间是什么？同时，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稠密度很高的文化研究，能否细化为实证主义式更具体的论旨、逻辑与证据？这种“互切”如刀子愈磨愈利，增加敏感度，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您为博士生开的那门课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坊”，主要在训练思维方式。我感觉每个人在其不同的学术阶段去听这门课，感受应该是不一样的。
　　●：是啊，不要满于做一个庸俗的学匠。要知道天外有天，对学术和知识知所敬畏。不要器小易盈，一味坐井观天，以为宇宙就是井口这么大了。钱钟书笑苍蝇嗡嗡的自鸣得意，“认为肉骨之外无乐土，垃圾之外无五洲”，我年轻时读过，一辈子没敢或忘。我指导过的学生说，许多东西等到自己教书时，恍然大悟，体会更贴切。博士生刚入门，你怎么讲他们怎么听，但一个学期下来其实进步不少。做学问一方面要好玩，有乐趣，不要成天紧绷神经；另一方面，又要态度严谨，步步为营，不能脱离逻辑和证据，不能天马行空乱说一通。
　　再来谈谈论与证之间的关系。我用芝加哥大学三位教授写的《社会研究的工艺》（The Craft of Social Research）为参考教材，要学生熟悉论文构成的几个要素，找十篇著名的文章给他们仔细分析，着眼于论文的结构，包括论旨、逻辑（包括文献）与证据的互相联系。培养这样的鉴赏力，可以判断人家论文的好坏，接着可以用来指导自己的论文写作。这个图谱看似容易，其实知易行难，学生刚开始很少人掌握得好，要花时间内化，学会了非常有用。
　　这本书所谈的第一个环节是论旨。西方言辞（即是“论”）的传统源远流长，注重文章的主旨，最好能意简言赅用几句话表达，既准确又可以证伪。第二，不管用量化或质化的经验手段，所搜集的证据必须可靠而充分。第三，在论旨与证据之间必须搭座桥，就是逻辑推论——这座桥建立在若干预设之上，可能来自个人信仰、直觉感受、普通常识、文化原则，但最稳定的是学术范式，所以才要回顾相关文献；然而如果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些预设，加以证伪，也许引出新的问题。最后，可以说是“余论”或未尽之言。常常练习如何联系这四个要素，成为有机体，久而久之变成习惯。
　　论与证相辅相成，论的时候想到证，证的时候想到论。只论不证，浮游无根，在概念世界里打转。只证不论，漫无目的，失之琐碎。论者，就是把经验世界进行抽象表述。“论”之于“证”，有指导作用。好的论证需要想象力，想象力不是守株待兔，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对某个问题有感觉，有看法，有洞见，才会这样想。论旨的对错取决于证据的支持，证据是最后的裁判，用来证明、约束、加深、修正甚至否定论旨。我们不能篡改证据以迁就论旨，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明论与证是一体的两面，也是不断辩证修正的过程，像调整显微镜的聚焦，寻找最清晰的角度看问题。论旨和证据彼此在抽象层次上上下下互动，停在最好的观察位置，恰如其分表达出来。
　　论和证之间是捆在一起的。维也纳学派强调证实（verification），因此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愈多愈可靠；后实证主义者帕普（Karl Popper）强调证伪（falsification），标准更严格，证据再多，只要找到例外就足以推翻整个命题。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只能求其“大概”，很难做到帕普这么严格的要求。我读余英时先生对明清商人思想的研究，看他旁敲侧击，从各种资料（正史、笔记、尺牍、墓志铭、家谱等等）互证，叹为观止。但即使如此宏富周延，未必是定论；别人否定他的机会不大，却不能说绝对没有。证与论之间就是这样永远抱着开放和怀疑的态度。
　　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建立联系。我引用钢琴家兼指挥家巴伦波恩（Daniel Barenboin）的话说，交响乐团不是要抹煞那些最极端的音，而是在极端的音之间建立各种联系，这样就会构成有机体。这个话讲得很好。建立什么联系呢？建立时空的联系，建立文本和整个大的脉络的联系，建立个人能动性和社会结构间的联系。
　　如何建立这样的联系？一个方法是不断比较，彰显同与异、常与变。既比较时间，也比较空间。比较最不同的极端，再看极端与极端之间的分布。米尔斯提到很多方法，例如做读书卡片，在心情放松的时候把卡片撒满一地，重新组合，从而发现意外的内在联系。韦伯也提倡历史研究的mental experiment（心智试验），虽然过去的事无法重塑，但若不断质问：“如果这样，会怎么样？”当会引出一些灵动的问题。又如萨义德（EdwardW.Said）用古典音乐比喻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也很值得借镜。想象力有如探照灯，照明一些晦暗的角落。学会这些方法，慢慢变成本能的一部分。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您为报刊所做的评论也是纵横捭阖，睿智洞见。这两个不同形态的写作，您是如何把握的？如何能既捕捉到鲜活的时事，又能注入研究的醒思？
　　●：法国报刊有很强的知识传统，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人通常在报刊写文章。美国新闻界高度专业化，学者参与较少，但不是没有。《新共和》最早的主编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是上个世纪最受学界尊敬的记者，主持哈佛大学的尼曼记者项目；他的《公共舆论》（1922）出版将近一百年，还是学界绕不过的文献，他在政界更是纵横捭阖。《纽约时报》的经济专栏作家克鲁曼（Paul Krugman）是诺贝尔奖得主。《华盛顿邮报》保守派专栏作家维尔（George Will）原来是政治学教授，他笑言只要他忘记有博士学位就可以写专栏。我们更别忘记，当年胡适回国，学《新共和》，办《努力周报》、《新月》和《独立评论》，更号召美英归国平津学人为《大公报》写“星期论文”，十五年间发表750篇文章。左翼的鲁迅也是报人、作家兼学者。以前的报人和学者不是楚河汉界的。
　　我在大学工作，业余有时手痒，偶尔写评论，填报屁股而已。你的溢美，我完全不敢当。我希望能够做两面手，但经验、时机和成就都十分有限。凡是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即使在写评论，也习惯有学术分析的路线和理路在背后，做得好的话可以提纲挈领，站在比较高的视野看问题。但学术分析毕竟太抽象，报刊评论则是针对具体事件，最好化抽象理念为具体叙述，所以我不喜欢引经据典，文字力求直白鲜活，有时略为俏皮，不必扳起学者的脸孔。而且，学者要注意不可以“理论先行”，以具体事相去迁就理论。
　　反过来说，评论针对的是具体人事，等于是我上面说的个案分析，是活的思考模型；如果仔细一路追具象背后的来龙去脉，从具象逐渐抽象化，联系其他事件的因果、类型和意义，当可刺激学术研究的想象力。学术研究和报刊评论有同有异，互尊互通，两边都做，可以换位思考，调剂生活。做学术研究是我选择的志业，偶尔写的评论根本微不足道，略尽公民的言责而已。我是这样自我安慰的。
　　
六、学术合作的机遇
　　▲：您曾评论您的学生李红涛和黄顺铭博士的学术合作“在现有冰冷刻板的学术体制下，相互切磋，截长补短，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学术缘分”。在内地，学者之间稳定的学术合作并不多见，这当然和大陆的学术评价体制有关。就学术研究本身而言，能不能请您结合以往的研究经历，谈一谈您对学术合作的看法？
　　●：默顿很久以前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学者做问卷调查或实验之类的实证研究，需要组成团队，像生产线似地写论文，欧洲学者通常是独行侠。两种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但默顿的分类也不是绝对的。米尔斯是不折不扣的独行侠，他的兴趣和个性都不太可能和别人合作。
　　在明尼苏达大学，我的同事蒂奇纳、多诺霍（George Donohue）和奥利恩（Clarice Olien），一起合作几十年，每篇文章一起挂名，像连体婴一样。别的大学要挖角蒂奇纳，他答应以后反悔，他说须三个人一起请。有一次我偷偷问他，你们有没有内部矛盾？他淡淡地说，当然有，但不会显露给外界知道。维持长期合作不容易，各人的才情不同——李红涛和黃顺铭有深厚的情谊，学术准备旗鼓相当，兴趣相投，而且不计较，要计较起来就麻烦了。
　　我们做1997回归的研究，是历史的偶然。在历史变化的关键时刻，碰到一幕活生生的戏在眼前展开，是毕生难逢的社会实验，而正好我们几个人凑聚在香港。我从美国请假，也是为了研究香港回归。我们一起吃饭，聊东聊西，做得很起劲。我们深度访问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的76位记者，结合近3900篇文字及电视报道的话语分析，写出《全球媒介奇观：香港的新闻战》。要出单篇文章容易，要写出整本书就得有人总其成。我已经回美国，整个暑假每天工作到半夜，睡前发回给香港同事补充或修改，翌晨醒来已经收到他们寄回的修订稿。互联网加上时差，我们全天候往复工作。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互相学习。雪泥鸿爪，弥足珍贵，但后来还是“鸿飞那复计东西”了。
　　▲：您当时用了一个词borrowed learning，我印象特别深。您在序言的最后写道：“Three years of asking, arguinglaughing, and griping together have accomplished a profound level of borrowed learning.”在您看来这段合作对后来的研究有没有产生影响？在学术合作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
　　●：截长补短，一定有。我一向关心权力结构改变和媒介、记者之间的互动，所以这个研究在我的生涯中，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我没有仔细想过对我的研究有什么影响，有的话，也许是让我对现象学有更深刻的理解。合作要有共同兴趣，脑波相通。负总责的人付出更多，不能太计较。学术合作看缘分，有缘就合作，没缘不强求。大陆现行的评价体制，只认第一作者，当然不鼓励合作，极不合理。实证研究的合作容易些，做理论工作的合作较难。■
　　
李金铨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於渊渊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