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
　　近日，国际知名传播学者李金铨教授由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荣休，本刊特推出这组文章以为纪念。李金铨教授曾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首任会长等。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近20种及英文论文百余篇。2014年获国际传播学会（ICA）B.Audrey Fisher导师奖，2018年获CCA终身成就奖等。这组文章既包含李金铨教授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回顾，也有对某些学术问题的思考，还有对治学方法的提示，相信读者能够从中获得多方面的启发。 ——编者　　
　　从1978年走上讲坛起，到2018年退休，整整四十年的岁月从指尖溜过去了。四十年很久远，也很短暂。回头看，怎么刚刚才开始就要结束了？四十年的道路可以走得很平坦，也可以走得很崎岖，入行的时候是预测不到的。我这四十年，走得还算平坦，最感谢的是我太太的相伴与支持。仿佛“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我是“退院老僧”，要谈“庙里”四十年的人与事，该从哪里说起?——我本来只准备回顾教书的四十年，但想想要是错过求学阶段，难以了解从何而来，到何处去，那么说来我就得涵盖五十年了。有些片段以前曾经零星说过或写过，今天我试着把它们串成一个故事。
　　我且从1969年政大新闻系毕业说起。我在毕业后服了一年义务兵役，1970年考入“中央通讯社”做大夜班。什么叫做大夜班？那是凌晨一点钟到四点钟，一个人独守编辑部，像猫头鹰守望着从天外传来的外电，遇有要闻立刻翻译成中文，传送台北各报。这么古怪的时间，英文里称为graveyard shift（守墓班）。它起源于肯尼迪总统被刺那年，因为太平洋两岸的时差，台北各日报翌日“独漏”，没有只字报道，被广播电台轻易打败，一群尴尬的报社社长怂恿“中央社”，你是名义上的龙头，有责任二十四小时发稿。“中央社”因此成立了大夜班。我去上班，主管说我年轻力壮，就派我做这个“守坟人”。
　　好了，话分两头。一头是：我白天有很多时间，想读点书，所以回去政大问我的老师徐佳士先生读读什么书好。他从书架上面取下他的老师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著作《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借给我。施拉姆被尊称为集大成的“传播研究之父”，他的文字浅显而有味道，我很快就把那本书读完。回去还书时，徐先生要我留意勒纳（Daniel Lerner）的现代化理论和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的创新扩散理论，这些都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发展传播”（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范式。另外一头：1970年春节的除夕夜，破晓时分，鸡已鸣，鞭炮声此起彼落，我孤零零上班不禁自怜，在编辑室不安地踱步，突然看到报纸极不起眼处登了一栏题，说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招生，被录取者都可以获得全额奖学金。我告诉徐老师，我想申请，他很支持。东西方中心下面有五个研究所，传播研究所列为其首，正是施拉姆所创立的；其他三个所包括人口所、科技所、文化学习所，另外有“开放项目”容纳剩余的学科。我申请的研究主题是什么？当时台湾派了不少农耕队在非洲各地做技术示范和支援，我以这个主题为研究纲要，完全符合“创新扩散”的旨趣。1971年夏天，我这土包子第一次离开台湾，搭机到香港的尖沙咀上岸，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豪华邮轮。它已经在新加坡接了一批东南亚和南亚学生，接着来香港接我们，再一道去横滨接日本韩国学生。东西方中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跨越太平洋的邮轮上举行新生介绍仪式，我平生未曾与众多不同国家、肤色、文化的学生相处。两周后，邮轮施施然抵达檀香山，开启我的留学生活。
　　
一、这些作者从书本里跳出来
　　东西方中心是在约翰逊总统时由美国国会拨款，借夏威夷大学校园的一个角落所建立的。名义上是为了促进国际的文化交流，三分之二学生来自亚太地区，三分之一来自美国本土；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其实就是推销美国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软实力”。我们平时在夏威夷大学上课，课余则在东西方中心的学生宿舍生活，并参与传播所的演讲活动。第一任所长是美国农业部退休的专家，他的重点不在学术研究，而在第三世界的“行动”项目，例如以传播手段在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推广节育和农业知识。继任者曾任日本文部省长官（教育部长），从政以前是《朝日新闻》主笔；他是公共知识人，想推动的是广义的“文明对话”，不是狭义的学苑式研究。他公然嘲笑那些在书斋做“内容分析”的人，说他们只懂“分析”，不懂“内容”，尽管把报纸的关键词语数得精确，对内容（例如他写的社论）却如隔靴搔痒，一窍不通。他大概水土不服，不到期满就挂冠离去了。
　　施拉姆即将从斯坦福大学退休，准备接长他所创立的东西方中心传播所，频频往返于旧金山和檀香山之间。他公然批评传播所的学术成果贫瘠。传播所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请他带头诊断学术“不孕症”的原因，并提出改进之道。我不知道为何有幸被推为学生代表，居然能近距离观察施拉姆，他在谈笑盈盈之间，认真地指点江山，品评人物，这是我这个毛头小子连做梦也不敢想的机会。最后他写了一份不太客气的评估报告。等他离开檀香山回去旧金山，传播所里的气氛好像松了口气，而又人人自危。之后，他正式接长传播所，大刀阔斧整顿，招聘有分量的学者，企图在坐落于太平洋中间、联系美国与亚洲的美丽之岛夏威夷，建立世界级的传播研究重镇，但那时我已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传播研究是什么样态？美国传播研究有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这两个传统是分道扬镳的。国内传播在一战到二战期间以芝加哥大学社会系为主，但二战以后（尤其是五十和六十年代）则是由哥伦比亚大学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默顿（Robert K. Merton）以及他们的学生领风骚。他们从社会心理学出发，提出“两级传播”的说法，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们一再发现媒介不太能够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反而巩固他们的预存立场。许多学者因此普遍焦虑，对这个新兴领域产生认同危机。当时的教材很少，最流行的是施拉姆所编辑的《大众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虽然力图从其他老资格学科引进思想的元素，这两本书的脉络还是以接续哥大的旨趣为主。国际传播主要是围绕着麻省理工的几位政治社会学家，由勒纳发其端，接着又有白鲁恂（Lucian W. Pye）和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等重要学者。这是冷战的知识产物，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是促进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利器，以防止国际共产主义的蔓延和鲸吞蚕食，统称为“发展传播”。我要说的有两点。第一，国内传播以问卷调查得到的结论是传媒没有太多短期微观的效果，国际传播却以个案和预测性的主张，渲染传媒在社会变迁的长期宏观作用。这个落差值得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第二，施拉姆不仅活跃于国内传播，也企图把国际传播发扬光大，他是在两边搭桥的枢纽人物。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写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1964），是当年徐老师介绍我入门的书，俨然被第三世界官学两界视为“圣经”。施拉姆力图综合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文献，协调它们的矛盾，是否成功则是见仁见智了。
　　前面说到，我在夏威夷读硕士的两年，整个传播所的研究庸庸碌碌。“越战”打掉美国多少财库，但还不至于闹穷，东西方中心有钱邀请许多名学者去开会，书本上那些作者一个一个跳到眼前。先是施拉姆，其次是勒纳。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是“发展传播”的奠基之作。1971年我初到校园，即抱着敬仰之心去听勒纳演讲，但见他醉醺醺在那儿老调重弹；学界对他的著作褒贬已是不少，他似乎无动于衷。刹那间，我恍然觉得有些作者“一见不如百闻”，还是留在书本里不见为好。第三个，是以“创新扩散”成名的下一代学者罗杰斯——大家形容夏威夷是人间天堂，春光明媚，四季如春，听起来像是陈腔滥调；但每到冬天，知名学者就像候鸟，纷纷降临东西方中心做访问教授，以逃避北美洲的冰雪封天，其中一位就是罗杰斯。
　　在夏大首次见到开架式图书馆，我活像饥饿的饕客，把施拉姆和罗杰斯的著作搬回宿舍，两年内一一读遍。他们两人都以综合见长，我因此从他们的著作中掌握了美国传播研究的脉络。罗杰斯从各种文献中提出条理分明的“通则”，我尤其觉得“很科学”。我在夏大的导师搜集了几十份罗杰斯的油印本会议论文，篇篇都注明是密西根州立大学的“扩散文件中心”（Diffusion Documents Center），我不禁油生憧憬之心，想去他的中心“朝圣”，后来听说这个中心只是一堆收集论文的铁柜子。就在那时，我读到杜宾（Robert Dubin）刚出版的《理论建构》，初生牛犊不怕虎，于是鹦鹉学舌，把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出个有层次的“头绪”，貌似一个“严谨”的理论结构。我初识罗杰斯的时候，他邀我陪他和他的新婚印度太太（后来离异）驾车环岛旅行，停在海边散步，共度他的四十二岁生日，他颇讶异于我这么熟悉他的东西，还听说我曾参加施拉姆的学术把脉委员会。
　　我说，罗老师，我下定决心要跟你学习。他立刻表示欢迎，但他说要从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转到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问我想不想跟他去。原来密西根大学刚刚成立一个跨科系的传播博士课程，由新闻系、政治系、社会系和心理系的相关师资合组而成。我当然有兴趣。然而申请期限已过，他帮我打电话，说了一番好话，对方破例通融我迟交申请。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我没有考过GRE，我辩说GRE有文化偏见，能不能先收我，进去了再补考？他们居然绿灯开到底，我成为被录取的四人之一，人人都有奖学金，其中有位同学更是福特基金会派在尼日利亚的代表。密西根大学后来问我什么时候补考GRE，我反问道：既然让我进来了，还要我考GRE，岂不是多此一举？结果不了了之。我这辈子没有考过GRE，不知道它长成什么样子。（此生足以夸耀的不多，这个经历勉强可以吹吹，以助谈兴。）还有一件事差点忘记讲：1973年暑假，我从夏威夷毕业，在去密西根就读之前，随着罗杰斯和他早年的学生，三人一起去韩国做田野访问，研究人口节育的传播策略，算是“师父引进门”了。
　　另一位从书本跳出来的就是卡茨（Elihu Katz），他和拉扎斯菲尔德合写的《亲身影响》，是继乃师的《人们的选择》以后另一块里程碑。他的大名如雷贯耳，一看却才四十多岁，原来卡茨与老师合写《亲身影响》时不到三十岁。他去东西方中心演讲，并会晤在那里短期访问的亚洲各国教授，因为他正在研究第三世界广播制度，征求他们提供协助，这个研究后来成书，即是《第三世界的广播》。短暂的邂逅却结下难得的缘分，1980年我的博士论文成书出版，他慨允赐序。2010年，他已然高龄，却不辞劳苦，应我的邀请从以色列仆仆风尘到香港城市大学开会，发表主题演讲，忆述此生在国际传播的贡献。起初他坚持是国际传播领域的外行，我历数他的《媒介事件》和《意义的输出》都是经典著作，他在离开香港时说，他已被说服，承认自己也是国际传播的学者。
　　这些前辈学者从书本跳出来，实在是靠“幸运吉星”在闪烁，眷顾于我，使我早年就见识到他们的风采。
　　
二、“你不要丧失文化特色！”
　　好了，我到密西根大学去了。这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公立大学，很多科系都排在全国前面，社会科学各系的实力很强。密西根大学也是我毕生最感恩的学府，我的学术基础、风格和方向都奠定于此。
　　我的老师克莱恩（F. Gerald Kline）虽然相对资浅，但他的行政力和沟通力特别强，凭着魅力居然凝聚起一批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成立跨学科的传播研究博士课程。他还创立《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期刊，如今在实证研究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又联合另外一位老师克拉克（Peter Clarke），共同编辑Sage Annual Review of Communication。他们汇聚中西部的传播学者成为一个社群，发表大量现在大家熟知的“议程设置”、“知识鸿沟”、“媒介使用与心理满足”、“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等研究。如果以往的研究说媒介无力改变态度与行为，这些新的研究则似乎强调媒介发挥“认知”（cognitive）功能。
　　说到克莱恩建立的人际网络，还有两件事值得记一笔。第一，他号召密西根大学、密西根州大、威斯康辛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等中西部新闻传播学院（后来还有别的学校加入），举行研究生的年度会议，让他们在无拘束的气氛下宣读尚未成熟的论文。每年春假我们开车轮流到其他校园，自带睡袋在当地同学家里打地铺。透过这种非正式的“社会化”交往，我们不啻与前前后后五六年的未来学者共同成长，等到进入职业生涯时，并不怯生，因为许多师友已成熟人了。第二，我在密西根大学读书那五年，俨然是天之骄子。博士班每年只取一到四人，规模小，财力雄厚，人人不虞断粮，而国内国外来访的学者更川流不息。克莱恩常常招呼学生去他家烤肉，喝啤酒，吃他烘焙的法国面包，我们得以面对面和这些学者接触，眼界自然扩大很多。
　　另外一位老师是罗杰斯。他留着灰白胡子，鲜艳的头带绑住散飞的长发，穿故意洗得半白皱皱的牛仔裤，颇有嬉皮之风。起初我只敢恭称他“罗杰斯教授”，不习惯直唤他的小名几次以后他笑着喊我“李学生”，我只好从此改口。我做他的助理两年，研究大学教授教学方法创新的扩散过程和因素。首先我们寄发问卷给三千个全国样本，每份问卷贴上25分钱硬币，邀请函劈头就说：“请你喝一杯咖啡，在喝咖啡的时候请你填写这份问卷。”我去银行提满袋子沉甸甸的铜板，又提着贴了铜板的问卷到邮局寄。经过三波的催促，问卷回收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五。除了问卷调查，我们开车或搭飞机到各地，面访有代表性的“创新者”。我学会了量化与质化研究如何互参。奈何功课压力大，有看不完的书，出远门我总担心；罗杰斯安慰我，毕业出去找事，没有人会看你的成绩单，你发表什么论文才重要。罗杰斯动辄飞来飞去，有时一去欧洲就整个月，留下我兀自摸索，如今想起颇庆幸有机会从冤枉路中学教训。两年后，他决定离开密西根，去斯坦福大学接任施拉姆原来的“佩克（Janet Peck）国际传播讲座教授”。
　　我有六成的课程选自政治系和社会系的交叉界面。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是社会学家盖姆森（William A. Gamson），一位是政治学家康沃斯（Philip Converse）。盖姆森以研究权力、社会运动和话语分析闻名。他和另外一个老师合开社会心理学的讨论课，很奢侈，只教我们六个学生，五个是社会系的，加上我。整个学期用三种理论，反复讨论五个社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报业大王赫斯特（一百多年前他和普利策掀起“黄色新闻”之战）的孙女Patricia Hearst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突被绑架，绑架者是反建制的暴力集团。等她再度现身时，显然已被洗脑，自愿参与暴力集团抢银行。我们在课堂上，用三种理论——犯罪心理学、结构功能论和象征互动论——反复讨论这个案例，“人为何成为反社会的歧异分子？”这样不断变换角度，观察自然不同，结论也因之有异。我体会到理论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科学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往往是观点和角度的问题，转个弯就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若干年后，转益多师，从阅读和思考中我逐渐摸索出“条件性”的重要，主张不要把理论说死，不要绝对化，而是看在哪一种“条件”下什么理论比较合理。）
　　美国政治系的学生不可能没有读过《美国的选民》，这是康沃斯等四位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家写的经典著作。我选修康沃斯的课，因为他的名气太响亮了，但我未必对美国的选举行为感兴趣，而是一心想揣摩他怎么思考，看他从哪些角度切入问题，又怎么回应不同视野的人。换言之，我学的是他的针法，而不是他绣的鸳鸯。他能够抽丝剥茧，从简单的数据引出深意，成一家之言。他有一篇文章说，使用媒介与态度变迁的关系是曲线的：接触媒介少的人，态度少受影响；接触媒介多的人，选择性吸收信息以强化固有的立场，态度很少因而改变；反而是接触媒介不多不少的人，态度容易受媒介影响。这篇文章看似简单，却启发了一连串重要的研究，影响力扩散到其他领域。我在全国电视上听到评论员引述他的研究，说明碰到四年一次总统大选时，会有大批民众跨党派支持有魅力的候选人，但在两年一次的国会中期选举时，他们可能懒得投票，或回去投给本党候选人，因此总统的执政党在中期选举通常失利。康沃斯从选民的党籍、意识形态和候选人的条件分析制胜的原因，为美国的选举行为解开一个大谜，也为整个研究设置基本议程。我体会到开创性的杰作如同涓涓流水，由溪成河，汇江河入海流。
　　密西根大学是量化研究的大本营。克莱恩是行政长才，但我称他是“认知的实证化约主义者”，仿佛整个世界可以化约为用数字表达的认知结构。这不是我看世界的方法，我拒绝走他的道路，好在他不阻拦我选课的自由。我知道他是不太看得起国际传播的，他在言谈间暗示，只有二流的人做国际传播，所以对罗杰斯的路径自然有微词。这是极端实证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他们批评国际传播“太软”（不够量化，不够“科学”），潜意识里更以为美国是世界的答案。在他们的心目中，数学无国界，所以学好统计，研究国际传播只要加些国家的变项就是了。先不说这在知识论和方法论是霸道而窄狭的，即以量化技术而言，一般数据多半以个人为单位，而国际传播以国家为单位，很多数据得不到，得到的品质也不够精细可靠，难道因此不做国际传播研究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的政治学家以各种指标和变项研究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程度，经过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的复杂处理以后，所得到的洞见极为有限。
　　罗杰斯转任斯坦福，我这时开始觉得“创新扩散”太浅了，所以无意跟他转学。克莱恩成为我的导师。我去密西根时，要求不要计算我在夏威夷的硕士学分，宁愿从头读起，所以硕士加博士共读了七年，幸亏全程都有全额奖学金。在密西根读完第三年课业，必须考通盘笔试，才有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进入写论文的阶段。克莱恩好像一直不看好我，因为我没有和他亦步亦趋。但他没有料到我的资格考试表现上乘，跌破了他的眼镜，从此对我另眼相看，甚至到处向人宣扬我的“潜力”。密西根有举世闻名的“社会研究调查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简称ISR），我自己也接受过严谨的实证主义训练，我说索性统计分析ISR的二手数据，以检测若干传播理论的正误。他突然说：“你一个外国人，做美国的选举研究，不就丧失了文化的特殊性？”哈哈，我要的就是他这句话，从此我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永远不要丧失文化特色。克莱恩为何有这样戏剧性的转变？他是加拿大人，有一年休学术假，他回去渥太华当加拿大政府文化部的顾问，思索如何对抗美国的文化侵略。我猜这个政策研究的经验给他带来很大的冲击，原来世界之大，社会组成和文化意义之复杂，何止于几个统计模型？
　　独尊量化研究，克莱恩并不是孤例。我考过博士候选人资格那年暑假（1976），兴冲冲长途开车前往华府近郊的马里兰大学，第一次到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年会看热闹，见世面。克莱恩向鼎鼎有名的查菲（Steven H. Chaffee）提到我，查菲跑过来问我论文要写什么，我脱口说可能是传媒与国家发展，属于国际传播的范围。他看我一眼说：“‘发展’是什么玩意儿？”讲完就跑掉了。我愣在那里，不知怎么回应，等回过神来，后悔没有问他：“‘态度’是什么玩意儿？”如果他嫌“发展”是模糊的概念，他所研究的态度变迁岂不更是看不到的黑箱？他是施拉姆在斯坦福的得意门生，显然对施拉姆的国际传播是不以为然的。查菲已故世多年，生前成就斐然，我提起这件往事，只为说明边缘学科的领袖独沽一味，只想模仿自然科学的范式研究“人”，却丢掉了人文学科恒久的价值关怀。难道两个范式不可以和平共处，甚至互相渗透吗？在我看来，不但可以，更应该鼓励。以饮食为喻，人不应该偏食废食，唯有杂食才能维持营养的平衡。我不喜欢偏枯而狭隘的学术，学术最高境界是艺术境界，纵横自如，不拘一格。
　　我逐渐走出传播研究的那道窄门，接触外面的天地，阅读许多政治社会学的重要著作，再也不能忍受那些以科学为名而“画地自限”的琐碎传播研究。英国社会学家坦斯多（Jeremy Tunstall）到美国巡回宣讲新著《媒介是美国的》，我们在喝啤酒的时候，我的美国同学问他到底是做社会科学还是做历史，他回说社会科学不是历史的一部分吗？我对这段话记忆犹新。至少在我们这一行，一般欧洲人似乎比美国人更有历史感。然而真正塑造我学术旨趣和志业的是米尔斯（C. Wright Mills）。我在博士班读到大约一半时，偶然在书店邂逅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大受启发，有点相见恨晚。他强调两点：第一，我们要不断联系个人关怀到公共议题；第二，任何重要的问题必须放在一个时空坐标，也就是兼具历史脉络和全球视野。这本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刚开始教书时，每年重读一遍，叩问自己有没有把握好方向，久而久之就内化成为意识了。米尔斯其他专著都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长寿，出版至今六十年仍历久不衰，而且还会继续流传下去。除此，我读了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印尼做的农业生态史研究，他的“深描法”（thick description）迥异于实证主义的“浅描”，田野笔记竟有优美的文学笔触，如同徐志摩说的“浓得化不开”，必须细品才能体会出它浓郁的味道，却又条理清晰，没有以词害意。我遍读了以现象学为主的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的著作，他求取因果规律和文化意义的平衡，著作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他不只停在知识论层面说事，更有许多经验性分析研究，是可供模仿的范例。这些都是促使我从实证主义转向现象学的契机。
　　米尔斯对我的影响不止于建立研究旨趣与风格，《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一篇四十七页的附录——《论知识的工艺境界》，这是我毕生受益最多的具体治学窍门。他举了大量的例子现身说法，从做读书卡片，到如何开拓对概念、对人性的敏锐度，由归类到成型，“抓两头看中间”，时刻在历史脉络和全球视野的坐标交叉比较，以至于写作明晓畅达，每一帖药都是刺激想象力的良方。他立足于古典的社会分析，宣示知识人与社会、政治、历史的关系，最终是要达到学术独立而自由自在的艺术境界。这篇附录我读过几十遍，而且不断在实践中揣摩，直到内化为自己的思考习惯。除了开拓想象力，还要与学术纪律取得平衡；想象力引入某些联系，引出某些问题，最后必须接受严格的逻辑和证据检验。以后我教书，总一再推荐给学生读这本书，尤其是这篇附录。
　　前面说过，我对勒纳、施拉姆和罗杰斯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托的著作本来就非常熟悉。他们一致肯定传媒是促进第三世界的政治整合、经济发展与文化自主的触媒，所以必须维护“资讯的自由畅通”。我对这个理论有赞成有怀疑。接着我开始接触美国左派的政治经济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席勒（Herbert I. Schiller），他说美国传媒其实就是美国海外霸权扩张的马前卒，致使国际资讯秩序严重失衡，无论是内容输出或体制外销，它们灌输着资本主义的消费意识，是文化侵略的表征。此外，普尔自称是“软性的”科技决定论者，他说，国际资讯之所以分配失衡，归咎于科技瓶颈，如今新媒体载量多，速度快，失衡的问题当可迎刃而解。席勒却说新媒体其实为虎作伥，使得美国和跨国公司更进一步支配全球的信息。两种观点与立场不但南辕北辙，简直针锋相对，到底孰是孰非？我也为此困扰很久。很多年以后，我悟到若以《易经》的道理来理解，这两种说法如同一阴一阳，然更有趣的应该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它们有互涵互斥的关系，所以不要把理论片面化或绝对化。这是后来我从体验中不断强调社会科学“条件性”的缘故。
　　我从传播的著作，回溯源头去阅读“现代化理论”，同时仔细广泛阅读拉美激进学者提出的“依赖理论”。依赖理论是现代化理论的对立面，它要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乃至第三世界）经济发展迟滞？第一派以政治经济学家法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外因论为代表，他受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影响，认为第三世界之所以无法发展，是因为第一世界长期强取豪夺，剥削殆尽。他的方法是实证主义式的，有简单化之嫌；他的立场与“现代化理论”对立，方法论上却异曲同工。第二派是韦伯式社会学家卡多索（Fernando H. Cardoso）的内因论，他从内部阶级的合纵连横开始，联系到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产生的制约条件，也就是外因要透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他提出“依赖发展”的视野（他不愿称之为形式化的“理论”），认为有些国家（如巴西）一方面依赖国际结构，一方面经济获得发展，既依赖又发展。卡多索后来当选巴西总统，“依赖发展”对于后来的学者研究“半边陲”地区（如墨西哥、阿根廷和“亚洲四小龙”）很有启发。我以这些理论文献为基础，不断联系到国际传播的主题和案例，成为构思博士论文的养料。
　　第三年考完资格试，第四年我到处旁听课，并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期刊和资料，做了满满两大箱的读书卡片，不断排比，而且反复琢磨米尔斯提示的方法，以开拓想象力，力图在这些卡片中建立联系和脉络。我从《美国社会学期刊》找到一篇极佳的通论（review essay）然后按图索骥，自拟详细的书单，包括现代化理论和依赖理论的各重要派别和作者，以及“国际资讯与传播新秩序”辩论双方两造的著作，一本本一篇篇读下来，每隔一阵子便检查进度，务求避免漏掉重要的文献。我自勉全面掌握这个领域的文献，要与社会系最好的学生比肩。我的书架上保留着一些当年在冰天雪地夜阑人静灯下苦读的书，舍不得流失，大概是为了捕捉年轻时代的记忆，但这次退休大搬家势必要割舍了。在这以后的学术岁月里，但凡要进入不熟悉的领域以前，我总是先找一篇好的通论性导读，以便了解各种理论场域的边界和相互关系。
　　第四年结束第五年开始，猛然有点心慌，再不动笔写论文怕毕不了业了。拧上写作的发条以后，钟表就滴滴答答动起来了。我从第三章开始写，然后写第二章。写完第二章，克莱恩教授说，你这篇论文可以出书。论文委员会上的社会系和政治系教授也鼓励有加。我不止吃了定心丸，简直像吃了鸦片烟；我没有吃过鸦片，不晓得它怎样令人飘飘然，反正我的世界大放光明，仿佛怎么忙都不会累。在这以前，论文必须战战兢兢地打字，研究生院派人一张一张检查，只要打错一个字就得整张重打，是吃力不讨好的劳动。碰巧我那年开始，大学开始接受用电脑写博士论文，个人电脑尚未出现，我只能午夜时分跑到电脑中心，在角落占领一个终端机，由终端机连通硕大的电脑，整夜在那边写作，直到清晨那些“早鸟”来报到我才回家睡觉。因为我已积存两大箱卡片，思路想得差不多了，每天平均固定写作二十页，写完以后不断修改，整篇论文历时三四个月完稿。
　　我要插几句话，与各位同学分享我的写作经验：你们写论文，最好拦腰一截，从中间写起，因为那些是最具体的材料，平铺直叙，好写。等写完中间部分，再写结论，最后回去写第一章，这时要你交代全篇的旨趣和问题，自然驾轻就熟。要是硬从第一章写起，思路没有理清，还要绞尽脑汁想挤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保证你想整晚也写不出一段言之有物的东西；何况写到后面几章，观点和分析必然和当初预想的不同，那就势必动摇第一章的基础了。请你们记住：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改”出来的。所以你们起初稿时，不要抱着“完美主义”的心态字斟句酌，最好一气呵成把整个想法写下来，别管它是好坏精粗。有了第一稿以后，再慢慢琢磨、修改、增删，这样分段作业，可以减低你的心理压力和脑力负荷。有了蹩脚的第一稿，就可能磨出较不蹩脚的第二稿，因为你已经知道哪些地方不好，哪些地方该怎么改了。写作有如西洋油画，可以一笔一笔添改颜色，不像中国传统文人在宣纸上写水墨画，一旦落笔就难以改动。在改文章的时候，眼看着模糊的东西愈改愈清晰，脉络愈梳理愈有致，以至文从字顺，这是令人享受而着迷的过程。
　　回到我的博士论文《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到底写些什么？我参加自由多元派的“资讯自由流通”和激进派的“媒介帝国主义”的辩论，把它们的论旨加以排比，提出下面三个问题，以为分析全球广播电视同质化的纲领：
　　（一）跨国媒介扩张的“引擎”：自由派认为美国以其市场优势向外寻求最大利益，激进派认为是先进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产生“军事工业复合体”。
　　（二）媒介依赖的后果：自由派认为初期必须依赖外国，然后从学习中加强自身实力，达到相对自主的目的；激进派认为，一味依赖下去，只能造成更根深蒂固的依赖而无法拔除。
　　（三）媒介政策：自由派倡议第三世界与西方国家保持开放互动，激进派主张第三世界从国际资本制度及其主流文化撤退。
　　这两个貌似水火不容的论旨，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悖论”（paradox）：我不相信哪个说法是垄断真理的；我认为，对不同处境和不同条件的国家而言，两边的说法各自言之成理，各有各的解释力。我还做了几个个案研究来阐述这个道理。从辩证的角度来说，“资讯自由畅通”是“正”，“文化（媒介）帝国主义”是“反”，合起来的话，我的结论是必须营造自由而平等的国际资讯新秩序，两者缺一不可。我在2017年发表的《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文中，从方法论上详细阐述了对“条件说”的心得。我完成论文的同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马克布莱德委员会发表一份报告，提倡“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我的结论与它的精神不谋而合。这篇博士论文的取径，事后想起来，应该受到米尔斯、盖姆森和伯格这一脉风格的潜移默化。论文完成于1978年，系里出资复印五十本，广寄行内著名学者，征求修改意见，得到他们正面的评价；系里还资助我去纽约和好莱坞，访问影视大公司负责外销的副总裁。两年后书正式出版，承卡茨惠赐一序。这本书开启我的学术生涯。
　　密西根大学是研究当代中国的重镇，据我所知前后至少有四位政治学家曾在白宫制订对华政策。我念书那五年，怀庭（Allen S. Whiting）和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在学官之间。各位大概想不到，密大东亚图书馆收藏了全世界最多的红卫兵小报。在那个骚动的特殊年代，我没有跟上时髦的列车研究中国。“中国通”有专家的傲慢，其实这是相当危险的行当，因为我靠直觉常怀疑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文革”期间，“中国通”只能雾里看花，挖点《人民日报》的东西捕风捉影，上线上纲。周恩来1976年去世后，华国锋接任总理，出乎外界的意料，一位权威向《新闻周刊》解释，邓小平让位给华国锋，自己等着接毛泽东做党主席。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打下台，直到他第三度复出，两位“中国通”对局势的阐释完全相反，简直是信口开河嘛。他们对中国政局的感觉还不如一般香港的观察家。我对中国发生兴趣，是“文革”结束到香港教书以后了。
　　
三、马料水的“云起轩”大学
　　1978年8月，我们抱了两个学位（夫妇同获密西根大学博士）、一个出生八周的男婴，加上满腹希望，到沙田马料水向香港中文大学报到。我原来想回去政大，但母校没有空缺，我干脆转进到香港追随施拉姆。他在东西方中心再度退休，愿意到香港中文大学任胡文虎讲座教授，应承三年合同。他信以为可以在香港成立亚洲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到达以后才知道香港的学制僵硬，人家先前告诉他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存在，事与愿违，仅仅十四个月便悻悻然打道回檀香山了。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向中大投函，申请讲师（英制）教职，一切说得好好的。眼看毕业的脚步愈来愈近，却久久没有音信，查问也不得要领，过了一阵子突然又接得聘书。原来这里面另有文章。施拉姆应聘时，大学当局召开记者会大肆宣扬，岂料他不到半途就要离开，校方十分尴尬。系里的人事结构又相当“异常”，除了一个讲座教授高高在上，中间没有教授和高级讲师，剩下的几乎是清一色没有实任（可以随时被解聘）的讲师和副讲师，校方因而扣留我的任命。为了这件事，施拉姆亲自出面去见李卓敏校长，告诉他“我认得这个学生，他是很优秀的”，校方终于放行。这是事后施拉姆跟我不经意透露的内情，我也未曾为外人道也，这是第一次公开。
　　我们和施拉姆重叠两个多月，还寄宿过他家。他早起在蜿蜒起伏的校园慢跑，早餐丰盛，但中午就是一个橘子一个苹果，数十年如此。晚饭喝点红酒，八点开始工作忙到半夜。（我刚到密西根大学时，也曾寄宿罗杰斯的地下室，他过了午夜还在勤奋写作，常听到他的脚步声，去开冰箱倒廉价的红酒喝。我可以见证，成功的学者没有不用功的。）施拉姆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只见他念念有词，手指在IBM打字机键盘上飞舞，我手写我口，文字浅显易懂，口语化，却优美而有味道。他年轻时写短篇小说，得过欧亨利奖，被选入中学教材，几十年后还偶尔接到版税。他一边埋头写作，有时从打字机抬起头，以他那在教会唱诗班雄浑男中音的歌喉低哼一曲。他告诉我，他成功的要诀是选对了题目。我问他怎么看待批评者？他说：“我心坦然，我已经向学术的高峰迈进了一步。”学术批评是常态，他的反应也是坦荡荡的。
　　施拉姆从东西方中心退休的时候，各阶段门生故旧合撰一本书——《传播研究：半个世纪的评估》，从不同领域阐释他的卓越贡献。他送我这本书，署上1978年9月9日，正与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巧合——1972年9月9日，我们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优雅的日本花园结婚。他在书上题词说：“赠给李金铨，但望他和中文大学增进彼此的伟大与快乐，并建议他的妻子立即为其传记做笔记（见第297页）。”翻到第297页，是施拉姆夫人对他充满温馨的回忆。1987年，在他去世前一周，我还接到他的信。我常怀念他。如今，美国学生已茫然不知施拉姆、勒纳、罗杰斯和查菲是谁了。在无涯的学海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泡沫，所以只能求心安理得罢了。生前盛名是速朽的，各领风骚三十年就不错了，后浪推前浪是挡不住的定律。
　　香港开埠以来只有一所香港大学，是培植殖民地官员的摇篮。港英政府公然在华人社会歧视中文，英文是唯一的法定语言，法庭用英文，港大用英文，政府公告用英文。上个世纪60年代，终于爆发一场中文合法化运动，总算逼使港英政府从善如流，合并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和新亚书院成为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在英文没有问题，但在中文有很多歧义（中国人、华人、中文、华文、中华、华夏），最后采纳钱穆的建议以“香港中文大学”命名。中大号称双语并重，上课毕竟以中文为主。大学初创，成员书院品流复杂，人事倾轧，最近我陆续看到一些新出土的回忆录，记叙当年大学整合过程之艰辛。我被分配到钱穆创立的新亚书院，洋溢着士大夫花果飘零的气氛，着重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承。新亚校歌说“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现在校友高呼维护中大精神，何尝不是维护艰苦卓绝的新亚精神？我在新亚书院的时候，金耀基院长力图奋进，请来许多名家演讲，我亲炙过钱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Bary）、钱伟长、刘海粟诸先生的风采。
　　在中大四年期间（1978-1982），一幕又一幕的中国政治变化在眼前展开：“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香港回归开始逐渐走上议程，风声益紧。新亚书院的“民主墙”上，天天都贴满了各种严肃的政治辩论——中国何去何从？在一种论调旁边贴着另一种论调，今天的大字报明天就被新的大字报糊上，驻足围观、热烈讨论的人很多。位处偏僻而清净的中大校园内，到处有各种演讲活动，师生充满了激情与理想。《人民日报》空前绝后，精彩绝伦，一边打击极左遗毒，不断刊登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蹂躏的回忆文章，一边又批评顶着教条为令箭的所谓“凡是派”，高潮起伏。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肇始于此。香港当年有几十家报纸，左中右立场都有，加上狗经、马经、娱乐甚至黄色报充斥。我每天看七八份立场鲜明的报纸，十分过瘾。日后我研究中国媒介和香港回归，是和这段因缘与氛围息息相关的。这些报纸如今关的关，并的并，能存活下来的很少了。
　　施拉姆离开中大，留下的硕士课程由朱立和我两位资浅讲师承乏接替。说“承乏”不是客气，而是实况。我因缘际会，从1978到1982年，先后指导李少南、陈韬文、苏钥机等人的硕士论文。他们留学美国归来以后，青出于蓝，先后出任该院前三届院长。（第四届院长冯应谦，是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指导的博士。第五任的李立峰与我有两段因缘，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回到中大客座时教过他，本世纪初他学成归来，我聘他到城市大学成为同事，后来又回中大。）我的年纪略长于学生，又刚出校门，有用不完的精力，和他们镇日打成一片，尔后几十年谊兼师友。我非“伯乐”，很少人像我这么幸运，一毕业就与“千里马”有教学相长之乐。还有一件趣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英出版界突现奇葩，一连串“传播社会学”的著作纷纷问世，是六十年代“新左运动”余波荡漾所酝酿出来的学术成果，而新亚图书馆这些传播社会学的书都是我推荐的，每本书后面的借书单都只盖一个图章，因为只有我借阅。
　　中大当时只有五千学生的规模，每班不超出二十五人，多年以后我几乎还叫得出早年学生的名字。港英政府严格控制学额，两家大学学生是挑了又挑的精英，他们毕业以后多数有很好的机会。我教“大众传播理论”，第一年与人合教，我逐周写出后半部的讲稿；第二年单独再教，写出上半部；第三、四年单独教时，又两次修订，最后出版为《大众传播理论：社会，媒介，人》，“用广角镜或‘新艺拉玛’摄影术的方式作为起点来探视大众传播的景象”（业师徐佳士先生语），有别于施拉姆《人，信息，媒介》的取径。出版社一再印刷，至今仍是台湾学生的主要教科书。我当然是认真写的，但教科书只是供人踩过的踏板，不能代表我的学术成就。专门著作的学术价值高得多，却是诉诸小众的，我这本教科书远比我任何学术专著知者更多；连晚一辈的大陆学者都告诉我，他们在“港台特藏室”看到此书而受到启蒙。犹如我自己读了徐佳士老师沿着施拉姆的路子所写的《大众传播理论》，而对传播学萌生兴趣。历史真是充满了偶然。
　　新亚书院有许多外省老师，不会说粤语，吃不惯广东饭，书院要工友供应简单的面食午餐，他们也小赚外快。同事们聚在“云起轩”，挂的匾是饶宗颐先生的题字。我们在进门处长期霸占一张台子，号称“天下第一桌”。创校的李卓敏校长刚退休，继任的马临校长在一个场合告诉我们，书好好教，研究多做少做没有关系。研究压力小，大家多的是时间，在“天下第一桌”高谈阔论，针砭人事，每顿饭摆起龙门阵至少两个钟头，令初出茅庐如我者茅塞顿开。纵然是天南地北闲聊，文人不可能完全言不及义，总要触及学问的边和角，举凡西方汉学、中国政局、儒法之争、审判“四人帮”、资治通鉴、宋代书院、西学东渐、李约瑟问题、哈贝马斯、后现代、分析哲学、自由主义、朱熹、胡适、钱穆、陈寅恪、冯友兰、费正清、费孝通、殷海光、金瓶梅、壮族、地方志，简直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凡是听不懂的，我回去立刻找书补课。四年下来，不啻获得一个无形的通识学位，深感美国主流的传播研究格局未免太小器了，等我回去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已是胸有成竹，我的路数盖上了“云起轩大学”的烙印。“天下第一桌”的常客包括劳思光、刘述先、金耀基、孙述宇、孙国栋、魏大公、李弘褀、朱立、闽建蜀、逯耀东、金圣华、乔健、谢剑等。那是一段不回头的美好记忆。
　　我在中大教书第三年，明尼苏达大学已决定聘我为实任副教授，在中大校园是大新闻。我继续在香港等待移民签证，又拖沓了一年才启程。1978年我们抱着两个月大的儿子居安到香港，1982年抱着八个月大的女儿居明去美国。太太颜嘉琪也是密西根大学博士，原在中大教育学院任教，但为了我自私的选择，抛弃她的事业跟我远渡太平洋彼岸，并决定居家四年，全心照顾儿女。四年后她考上专业执照，在明大成为出色的心理师。她这辈子不断为我而奔波而牺牲，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而居安和居明长大以后，也都坚持要念密西根大学，全家四口都为密西根的足球队加油，这是我们家庭的佳话。
　　
四、明尼苏达：北国的故乡
　　明尼苏达大学为我破了两个例。一是提早三年聘请我为实任副教授，主要是看中我从博士论文脱胎出版的《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第二个破例：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成立五十年，所有教员只有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早年美国新闻传播学界四大重镇为威斯康辛、伊利诺、明尼苏达和斯坦福，1982年风气仍未大开，聘请非英语系的外国人来新闻系任教仿如天下大事，相信大家眼睁睁打量我到底行不行。
　　我匆忙去明大报到，距离开学只剩两周。研究生的传播理论讨论课教些什么好？我本想教新兴的媒介社会学，但已有同事捷足先登了。我海运的书还在太平洋途中旅行，我又要安家，急急忙忙凭着印象写出一个教案。我以前读过很多结构功能论，后来又陆续涉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流派，不如就聚焦在社会理论和媒介研究的交光互影。第一学期教下来，口碑一旦建立，此后每年吸引不少本系和外系的学生选修。这门课我连续教了二十多年，不断扩充、细化和加深内容，回溯芝加哥学派的指导思想实践主义、结构功能论，又探讨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内外派别的异同，旁及各种知识论和方法论。我开另一门国际传播的研究生讨论课，也是从国际政治和区域研究找了大量的阅读材料，再联系到传媒研究。我与这两门课一起成长，随时警戒自己莫因做专题研究而眼光变窄。
　　克莱恩和我同年离开密西根，接长明大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他鼓励我去申请教职，但为了避嫌他完全不介入遴选过程。我在三十二人中脱颖而出，全靠资深教授蒂奇纳（Phillip Tichenor）在委员会上一锤定音，据说他细读我的书后，颇赞许我的结构分析。后来我们成为同事，来往密切。他是我平生所见最讲程序正义和公平原则的人，而且身体力行。美国是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最崇拜白手起家的英雄，传播研究的主流也是以个人为导向。蒂奇纳和另外两位乡村社会学的同事以结构功能论为基底，1970年代初从社区研究提出结构模式。他们的成名作是分析结构因素（社会经济地位）扩大“知识鸿沟”，有如经济学上“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原理。他们另一篇文章的命题是：知识鸿沟固然可以扩大，然而在特殊的“条件”下（例如冲突性议题、社区结构）也可以缩小。这个“条件说”对我很有启发。然而有一次我问他，你动不动讲结构，人跑到哪里去了？他说人已经被结构吸纳了。我不能接受结构这样抹杀个人的能动性，这是结构的“过度决定”（overdetermination）。我宁可相信现象学，注意“人”（能动性）与“势”（结构）的互动关系，而结构又是多层次互相重叠的，解决一层的结构未必解决另一层的结构或整体结构。
　　这个阶段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萨义德（EdwardW. Said）。我先接触他一语双关的《报道/遮蔽伊斯兰》，他分析西方国家的媒介以国家利益为依归，既“报道”又“遮蔽”伊斯兰教及伊斯兰国家，把复杂矛盾的现实简单化约、本质化甚至妖魔化，仿佛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冻结在几个永不改变的特征（例如保守宿命，以致无法自赎），然后形成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叙述。接着我开始反复阅读《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他从英法美文学艺术的文本出发，联系到政经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脉络。他的视野宽广宏富，既批判又不自怜，始终以世界精神和人文关怀为立足点，而以“启蒙”和“解放”为宗旨。他是专业学者、文学批评大家、文化人、公共知识人和政治活动家，其理论视野受到早期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话语”（discourse）以及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阐释葛兰西“霸权”（hegemony）的影响，开启“后殖民主义”的先河，影响遍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尽管他分析的许多西方文本（包括文学、小说、歌剧、艺术）我并不熟悉，我还是不断揣摩他的立论和方法，对我研究国际传播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我对心仪的作者，一向几乎读遍他们的著作，所以萨义德的其他书、论文、自传、政论乃至乐评，我都读得津津有味。
　　我是1982年到明大的，2004年才正式退休离职。人生没有几个22年，何况正当黄金壮年，子女都在那边长大，我们交了很多朋友，留下各种难忘的记忆，能不认为这是我们在北国的家乡吗？其实这22年间，我先后离开过三次：第一次是1986年，放一年学术假回台北；第二次在香港回归前后，到中文大学三年（1994-1995，1996-1998）；第三次，先到香港城市大学客座两年（2002-2004），试探水温以后才决定“落户”。我在明大期间，多数硕士博士生都修过我的传播理论或国际传播讨论课，我指导过的学生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瑞典、挪威、突尼斯、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煞像一个“迷你联合国”了，这是我在亚洲不可能复制的经验。最哀痛的是失去我的老师兼好友克莱恩（1986），他因病英年早逝，殁于四十九岁生日，老天未免太开玩笑了。若假以天年，他在学术行政上必有更大的建树。在他以后，没人有他的魅力，学院领导难以为继，长期陷入不稳定状态。
　　1986年举家回台一年，我在“中研院”民族所客座，儿子就读胡适小学三年级，女儿进幼稚园，太太在台大医院做儿童心理治疗师。这是我1971年离台以后回去住得最久的一年。台湾正在“解严”蜕变前夕，新旧势力交锋，我的朋友多已位居报馆高层，纷纷要我撰写政评，我把十五年来累积的话一吐为快，引出不少涟漪，许多知识人和新闻人赞我说出他们的话，但两家军报却撰文围剿我。好在政治土壤松动了，帽子店的生意愈做愈淡，如春耕以前的翻土，连军报和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人都私下打电话鼓励我再接再厉，不要泄气。这些政论文章最后结集为《新闻的政治，政治的新闻》，获选为《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中国时报》是当时最好的报纸，创办人余纪忠先生是国民党“中常委”，党内的开明派，它的社论是测量政治气候最敏感的温度计。余先生以爱才出名，只问才干，不计背景，他重金从别的报纸挖角，不次拔擢，甚至去同仁杂志和大学社团刊物探勘人才。但也有人批评他爱才而不惜才，新人换旧人的速度很快，以致“时报退除役官兵”遍布社会各界。余先生倒是一直宽容待我，而且有恩于我。我那阵子写的政论有三大要旨：一是谴责某些媒介违背事实，蒙蔽真相，破坏公信；二是鼓吹政治顺应时代潮流，加快言论开放的速度和范围；三是呼吁在解除“报禁”以前，应该立法限制垄断，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系已经占领报业市场的三分之二，我鼓吹限制它们进一步垄断，《联合报》的老板很生气，但余先生不以为忤，谈笑风生，还多次请我去他府上吃常州的家常饭。
　　他老人家曾经四度纡尊降贵，怂恿我加盟《中国时报》。第一次，我还在密西根大学念书，碰到福特总统竞选连任失败，回母校担任短期访问教授，他与师生做了小范围的座谈。我忝为学生代表，事后写了一篇通讯稿《福特总统的一堂早课》，寄给总编辑欧阳醇老师。余先生读后深为嘉许，当即希望我毕业后去报馆当副总编辑。第二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时，他要我兼任驻港特派员，我以违反大学规定婉辞。第三次是1986年在“中研院”客座，他要我期满以后留下来。1991年我回台做研究，有一天深夜去看他，他又旧议重提。我既然进了学术界，就不好随便转移跑道，但几十年来我始终在学术界看新闻圈，而未曾忘情于新闻。余先生的好意我无以为报，整个九十年代期间，我只能多写评论文章报答他。台北编辑部来一通电话，提供背景资料，我就开工写一篇评论传真回去。
　　1980年代初，我刚刚从香港到明大，余先生在纽约创办《美洲中国时报》，因为言论开放，立场开明，发展势头相当火旺，竟触怒国民党内部保守派的政敌，他们联手在“中常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围攻他。当局执意派任党部“信得过”的总编辑去管事，余先生宁愿打落牙齿和血吞，断然结束该报的生命，财务和人才损失惨重，每当和我们后辈提起这件事仍愤愤然。1986-1987年间，眼看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在即，他以老迈之年，却像年轻人一样野心勃勃，志气昂扬，一心想回北美洲大显身手，可能也有雪当年之耻的意味，可惜后来不知何故未遂。1989年他突然主动提议，要捐助我一笔经费，在明大成立“时报社会与媒介研究中心”。我提三项合作的条件，他都爽快一口答应：一是学术独立，按照美国大学的方式办事，不能干预；二是言论自由，要信任我的判断力，不能限制我讲什么，不讲什么；三是文化中国，不是政治中国。
　　“时报中心”维持十五年，做了一些事，最重要的是拓展中国传媒研究的疆域，提高它的学术能见度。美国有“门罗主义”的文化孤立传统，而又睥睨天下，凡是探讨外国的学问皆被编制在化外的“区域研究”（如东亚研究），而不是放在主流学科建制（如社会学）之内。国际传播是边缘的，中国传媒更是边缘的边缘，根本不足为奇。在我读书期间，由新闻传播出身的学者研究中国传媒的，做得好的不多，做得比较好的是政治学家，但他们回到政治学的范围却也是边缘的。这是特殊政治文化的产物，在学术上没有道理可说。但我这个人一旦认定对的事，就不管它是中心还是边缘，总是勇往直前，因此尽心尽力办了几次高品质的会议，邀请研究中国的著名政治、社会、历史、法律学家来剖析传媒。我一向反对传媒研究关起门蛮干，有意引进其他老资格学科的理论视野，至少在早期可以救济传播领域的贫乏。以别人的肥料灌溉自己的园地，这个“外围包抄”的迂回策略，把中国传媒研究带出传统的窄圈，成为人文与社会科学风景线的一环。
　　将近十五年，“时报中心”结集会议论文，出版了四本主题连贯的丛书。第一本书《中国的声音：政治与新闻的交光互影》（1990），黄煜教授当时在英国念书，他事后告诉我，初见此书，大有惊艳和触电的感觉。第二本书《中国的传媒，传媒的中国》（1994），延续第一本书的特色，结合学者和记者的对话，一个主题是分析改革开放以后传媒结构和内容的变化，另一个主题是回顾美国媒介报道中国所呈现的历史映像。第三本《钱、权力与媒介：文化中国的科层控制与传播形态》（2000），则更加深入探讨媒介的政治经济互动，作者群中增加不少同辈和下辈华裔学者的面孔。第四本《中国传媒，全球脉络》（2003）与时俱进，分析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全球化接轨以后，传媒如何因应新情势。这套丛书在我的学术生命史上——尤其是在明尼苏达的岁月里——是不可磨灭的印记。我有幸在某个历史阶段发挥触媒作用，为学术发展及时搭几座坚固的桥梁，饮水思源，这是余纪忠先生给我的机会。
　　这四本书对于美国的中国传媒研究具有指标作用，也至少有五个阶段性的贡献。第一，它们代表学者与记者别开生面的对话。作者群的层面广泛，赫赫有名的学者不说，美国顶尖媒介（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派驻中国的记者也拨冗参加，参与者还有对华政策的制订者，也有同政策者打交道的智库学者——这些大忙人，五湖四海，要会合起来做一件事，有赖精心策划，锲而不舍沟通，绝对是心力交瘁的考验。第二，作者的背景不同，但我们特别强调紧扣深刻的问题意识，这套丛书早已超出简单叙述，也超出以往僵化的冷战思维，共同把中国传媒研究的境界推上另一个台阶。第三，它们代表跨文化、跨学科的交流，一方面涵盖有代表性的美国和华裔学者与记者，一方面又横跨新闻、政治、历史、科技和法律各领域。无论横通或纵深，都聚焦在特定的问题上面，不能如脱缰野马各说各话。第四，这四本书不啻记录了时代变化的一鳞半爪，关注的深层问题始终聚焦于新闻媒介的政治经济生态与影响，但分析议题则紧跟国内国外国际情势的发展而变化，也随着中国日渐开放而加深。第五，这四本书自成一系列，在美国著名出版社连续密集出现，既为中国传媒研究在英文世界建立基本文献，更是提高它在学界的普遍认受性（legitimacy），一般学者再也不能嗤之以鼻了。今天中国传媒研究行情陡涨，比起我入行时的冷遇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传媒研究的地位上升，当然与中国崛起息息相关，但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在明大时期，还无意中做了一件“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事。1990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ICA）在明尼亚波里斯召开年会，参加会议的华裔学者不消双手就数完了，我记得不出十五人。我们坐下来聊天，好像是张赞国说不如趁机成立“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CCA），联络情谊，甚至开拓学术合作的可能。大概是因为在我们的地盘开会，又以我最年长，所以被推上去做了两任光杆会长，四年后才交棒给更能干有为的朋友们。历任会长串起来，就是一个光鲜傲人的谱系。最初的通讯主编是普度大学刘端裕，印刷和邮寄费用由明大的“时报中心”资助。尤其值得一提的“功勋”是：我们积极游说国际传播学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以及后来的全国传播学会，争取到每年年会拨专场给CCA宣读论文。会后大家依照惯例，抽空聚餐，旧雨新知，彼此结缘，行之有年。这个出身寒微的“丫头”，不期然已经廿八年华了，婀娜多姿，开枝散叶，不仅数代人才辈出，更像一条无形的文化脐带，跨越并联系着太平洋两岸的学府与学人。专属的“微信群”已满五百人，热闹非凡。现在CCA轮流与各大学合办接待会，除了财源有保障，也是大学宣传和个人求职的好平台。（国际传播学会在布拉格开2018年会，参加的华人学者很多，和1990年的稀疏相比直如天壤之别。CCA颁给我“终身成就奖”，也是对“资深公民”的温馨奖励了。）
　　
五、再续香港因缘，见证回归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离港赴美时，香港阴影浮现。市场最怕不明朗，我们买的物业跌价一半，我们分期付出的款项是另一半，血本无归，两人在港工作四年的积蓄完全付诸东流，我们在美国从头开始。香港主权从谈判到回归，提供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是研究者难逢的好机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陈韬文和我合作，写了不少论文，最后成书在纽约出版，题目是《大众传媒与政治转型：中国范围下的香港报业》（1991）。这本书聚焦于权力结构改变与传媒互动的关系：
　　（1）从港英独大的一元权力结构，转变为港英政府与新华社（港澳工委代表国务院港澳办）势均力敌的双元权力结构，这个改变对香港报业的定位与认同有何影响？我们发现右派报纸逐渐式微，中间偏右的向中间靠拢，中间派各打五十板，左派应该抬头但元气尚未恢复。
　　（2）港英政府和新华社角逐权力，赢取民心，在这个的过程中，它们用什么手段、有什么资源对报纸展开统战攻势？立场各异的报纸如何回应中英双方软硬兼施的压力？报纸的外部关系和内部作业有何改变？
　　（3）中英谈判跌宕起伏，双方不断展开宣传战，报纸历经“过山车”的心理试炼，如何在社论反应出来微妙的变化？
　　我在1994年放一年学术假，回到中大。高锟校长聘我为讲座教授，他希望我多驻留几年，于是我1994-1995年按原计划在中大，次年回明大，再请假两年回中大，因此亲眼见证香港回归的前后。中英当局对峙甚至对骂不已，一幕连环戏在眼前不断演出，数年后更是闹到几乎翻脸，这点点滴滴都变成我们观察研究的对象。九七回归的不确定性引发沸沸扬扬的移民潮，师资显得青黄不接，一直到回归以后，局面逐渐稳定下来，情况才陆续改善。高锟校长是科学家，谦谦君子，在那种骚动不安的大环境下坚定掌舵，特别重视学术研究，他把中大的国际地位提升了好几个台阶。中大的崛起，拜赐于香港经济社会高度成长，但高校长无疑建立了一块重大的里程碑。他退休以后，荣获诺贝尔奖金的殊荣，无论识者与不识者都引以为荣，可惜他已患病，不能享受这个终身的成就了。
　　时局变化迅速，触发很多感想，每每发而为文，这是我写政论的另一个高潮。我的主题一以贯之，总是围绕着政治与新闻的互动关系。我在校园晨运时酝酿想法，边散步边打腹稿，上班时坐在电脑前一口气写出来，就传真给报社。写政论帮助我清理一些学术问题的关节，而学术观点的发展也自然会渗透在政论之中。我写报纸文章，不爱掉书袋，能够直白讲，就不绕圈子，也避免引述这个或那个权威以壮胆。我自期是学术与新闻的两栖动物，有时也胡思乱想，倘若回报馆当总编辑会怎么样。可惜因为一再拖延，这些文字错过结集的时机，已成为过去式，即使再出版也没有当年迫切的节奏感了。
　　那几年，我体会到什么是“沧海桑田”。沙田迎风摇曳的稻禾不见了，大片海域填得剩下一条城门河，政府宣传在打造“新城镇”，处处耸立一栋一栋高楼，拥挤如市区。从大学火车站旁边的马料水，已经不能划艇过吐露港，到对面的乌溪沙露营；而乌溪沙移山倒海，平添几十万人，蜗居在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楼宇内。贝聿铭设计的低调和谐中大校园，逐渐夹杂了高耸突兀而色调不协调的大楼。电气化火车呼啸而过，取代了每小时一班烧煤炭、放黑烟的铁皮火车。中大不断扩招，班级人数膨胀，很难对得上学生的名字和面孔了。新亚书院旧貌不再，而“云起轩”昔日“天下第一桌”的风光已成历史记忆。“民主墙”稀稀落落，不是国家发展、民主前途的宏大叙事，而是食堂校车等身边生活琐事。师生分拆到其他书院，这一回我配到校园另一角落的逸夫书院，形式大于实质，没有太深的参与。
　　在这三年间，过从最密的是陈韬文、潘忠党和苏钥机，我们几乎每天碰头一起吃中饭，谈学术。九七回归，这是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后东西方阵营第一次意识形态对垒，引得数千名各国记者前来这个弹丸之地采访。其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外国记者感兴趣的是中国，不是香港。正当外国记者追逐新闻的时候，我们追逐这些记者。我们深度访问了八个国家地区的七十六个记者，收集他们3900篇的报纸和电视报道，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归纳其“意识形态束丛”（ideological packages），进而联系新闻视角到各国的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这个硕大工程最后以英文写成《全球媒介奇观：香港的新闻战》（2002）。回归之前，外国记者假定“东方之珠”必然动荡不安，回归之日发现平静无事，他们反而必须找鸡毛蒜皮的事填补。
　　我们发现整体光谱形成一场国际意识形态的话语角逐：中国大陆媒介强调雪洗自从鸦片战争以来150年的民族耻辱，香港和台湾的报道以“文化中国”冲淡“政治中国”的调门；英国媒介缅怀昔日帝国的荣光，宣称香港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中国人成功的故事”，但绝口不提鸦片战争，反而讽刺香港的难民源自动荡的中国；美国报道惋惜“东方之珠”送入“虎口”，美国必须挺身护卫香港的“自由民主”与生活方式，美国既非宗主国，却有国际霸权的意识形态；澳大利亚媒介呼吁要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但报道充满了反对中国的偏见，几乎与美国无异；加拿大有大量香港移民，声言香港回归直如国内新闻的延长；日本最关心的是经济，不是政治，以第三者旁观的角度报道中美英的争执，自己不介入其中。我在《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2017）一文，即是以这个个案为引头，进一步结合现象学，阐述（一）真实的多重建构，（二）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辩证关系，以及（三）历史脉络和全球视野下的常与变、同与异。
　　正如东坡居士所形容的：雪泥鸿爪，各奔东西。九八年我如期返回明尼苏达大学，不久潘忠党也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陈韬文和苏钥机留在中大，但多年来我们一直怀念这个合作。在中大的第二段因缘中，我直接间接教过的李立峰（现任院长）和邱林川（副院长），已是蔚然有成的学者了。而我在明大指导的两位博士冯应谦（第四任院长）和张咏（现任教于密苏里大学，刚刚获得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学会杰出教师奖），都曾有中大求学的背景。中大的传承是温暖的，有序的，也是源远流长了。
　　
六、最后的学术驿站：香港城市大学
　　我第二次到中大，家人留在明州，只要北国飘大雪下冰雹，我在香港不但惴惴不安，甚至有罪恶感。1998年合同期满，中大留我常驻，我以家庭理由坚持要回明大；女儿还有两年念大学，再不及时回去她都不认我了。中大极宽待，建议我请假两年，等女儿读大学再回来，但我不敢贸然接受。我回归明大，香港城市大学立刻就伸出橄榄枝，我说刚回来没有兴趣。没想到城大耐心“追”了我两年。一直拂逆人家的好意，未免太无礼，所以2002年我答应来看看，以为是缓兵之计。但我终于拗不过张信刚校长的魅力，因此回去明大要求请假两年。我从中大回去明大四年，又要到城大两年，明大抱怨我怎么老想往外跑，我答应下不为例。
　　翌年（2003）四月一日，SARS肆虐，我戴着口罩以嗡嗡声告诉张校长，明大催我速回甚急，我可能无法依约做满两年。他突然说：“明尼苏达这么冷，别回去了！”因为这句话，我留下来了，而且一留十六年。双子城的文化人情生态样样都好，然而西伯利亚的冷风从加拿大平原长驱直入，比同纬度的哈尔滨还冷，一年有半年严冬，遥遥看不到尽头，而在北国我的文化情怀也得不到慰藉。这是为什么张校长的话发生威力。当我们决定留在香港，子女万般不舍，但只能尊重我们的意愿。其实我的渊源一直在中大，却偶然地来到城大，更宿命地在城大退休，人生的道路冥冥中自有安排。2008年新校长郭位上任，对我尤其支持有加。我原本2012年到退休年龄，郭校长一再礼遇，特例延聘三次共六年，直到2018年正式告别。
　　（1）媒体与传播系
　　我到城大是传播学讲座教授，兼英文与传播系主任。英文（文学）与传播拼凑在一起，在英国有先例。在香港这是历史的特殊逻辑，城市理工学院尚未升格为城市大学以前，许多系都是这样“拉郎配”的怪异组合。我的朋友祝建华和何舟已先我而至，所以我毫不以为意。真正到了城大，才发现“英文系”是教外国人英语，系内近亲繁殖的传统甚深。我既来之则安之，前两年相安无事，我替他们顶住上面的压力，他们对我不错。但一旦政府突然决定抽资，把英语教学的资助项目转给香港教育学院，而传播这边却发展得风风火火（为此获得校方的嘉许），矛盾就全面爆发了。两边的想法、利益和素质南辕北辙，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终于在2008年获准成立媒体与传播系。
　　我们在喘定之余，必须重起炉灶，卷起袖子做事。我对行政已意兴阑珊，但新任的郭位校长态度诚恳而坚定，执意要我出任系主任，想想我也有义务挺身而出，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系急着要做的事很多，片刻不能等，例如设置课程、教学设备、招聘师资；有些规范需要碰到实际情况时一一建立，例如教师分工、研究奖励、招生策略、学生外访；而学术文化更需要时间酝酿才能成熟，但一开始就必须端正风气。
　　在轻重缓急的考虑中，要永远保持一个长远的愿景，我们自始就是以国际前沿的标准自期的。在招聘师资方面，我的原则是不预设领域，只要做得出色的就要，我相信好的学者碰到好的学者就会擦出火花。除了在美英港各地登招聘广告，我透过沟通网络请各地师友推介杰出的人。我邀请美西潜在的候选人到伯克利，请美东潜在的候选人到芝加哥，和他们面对面沟通，然后鼓励他们正式申请。决定聘任以后，我以高于大学起点两级的标准叙薪。报到以后，第一学期不用上课，要他们去企业界实习，学点本事回来。我也随时留意其他学校的才俊，主动延揽并说服他们加盟。我相信有了好的人，再配以好的环境，同事会装上自动马达运行不已。认真做学术研究是我们的底色，不出几年，我们在港府的学术研究评估便独占鳌头了。这当然是大家的努力，我不敢邀功，但我愿意相信我用“赤子之心”打下的基础是不错的。
　　学术界不像商界或政界，能争的权夺的利不多，但凡是有人就有事，故称“人事”。“学术政治”不可怕，怕的是“只问立场，没有是非”。有人说学堂和教堂红眼恶斗起来最凶悍，还人人振振有词，但那绝对是残害生命、两败俱伤的悲剧。学术行政只能靠“软实力”，无法硬压，我希望同事之间可以有亲疏，不要有派系，共同营造一个优良的学术生态。其实，教授的自尊心特别强，同事之间利害关系不断改变，彼此未必做得上朋友，但至少要有专业态度，对事不对人，能坐下来讨论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结交朋友，那是真朋友。我在任内尽量开诚布公，不断努力向大学争取资源；我为同事送出去的升等、实任和续聘案几乎都顺利通过；我号召同事全面参与系里各种会议和活动；若有什么机会，我往往让渡给他们。当然，“岂能尽合君意，但求无愧我心”，我做不到人人满意，但若偶有小摩擦也能化解，基本上杜绝派系，互相尊重，这是其他系同事羡煞的文化。
　　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一开始就抓住先机，注重新媒体的发展，而且得到校方的支持，投资大量先进设备。这对学生的就业很有好处。如今媒体与传播系坐落于“邵逸夫媒体创意中心”，这座后现代建筑的设计师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也是纽约“9·11”重建计划的主脑，CNN选出全世界十大校园建筑，我们名列第七。在拓展对外关系方面，我们牵头与复旦大学、台湾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组成华人四校联盟，又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韩国延世大学组成亚洲三角联盟，轮流召开年会，让研究生发表论文，并借机开拓眼界，熟悉别人在做什么。
　　有学生好奇地问我，行政工作似乎并未太干扰我的研究，每年照常有论文发表，原因何在？我想想，大概归纳出四个原因，一是专注，我明知做行政会吃掉很多时间，所以更加保护时间，善用时间，心无旁骛。二是我的心境很容易“换档”，不会因为要处理行政事务或死等开下一个会而浪费光阴；开会前要是有点空隙，我会修改一篇文章的几个段落，或从书架上取下萨义德的书温习若干章节；开会后很快转换心境，回到原来的节奏。第三，施拉姆夫人有一段忆述，我初读时就很感动，以后常会回想当初的感动。她说，有一次他们回去俄亥俄州老家，探望施拉姆的母亲，但见婆婆系上围裙满脸通红忙里忙外，收拾屋外绳子上给太阳晒干的衣服，厨房的炉灶起了好几个火头，每个锅子都在冒烟。为什么同时可以做好几件事？婆婆说：“开了几个火头，我就得一一照顾好它们”。这正是施拉姆一生的写照。我不敢自比施拉姆，但的确有意模仿他，我只要先起了头，就必须及时完成这些研究。第四，我不是“完美主义者”，不太患得患失，凡事尽其在我，上天给我的能力就这么多，只要付出努力，就算做得不够好我也认了。
　　国际传播学会（ICA）在西雅图开2014年年会，颁发年度“费雪导师奖”（B. Audrey Fisher Mentorship Award）给我，据说是美国以外第一人。我和学生亦师亦友，为李红涛和黄顺铭的《记忆的纹理》（2017）作序时说，我从未企图把博士生塑造成为自己的翻版，我扮演的是触媒角色，让他们发挥最大的潜能与才情。总而言之，我帮助他们找到学术兴趣，提高学术境界，提出好的问题，养成良好的工作方式与习惯。看到在明大、中大以及城大的学生陆续卓然有成，青出于蓝，不但感到欣慰，而且仿佛觉得他们替我延续学术生命。
　　我提醒学生，论文是学术生涯的里程碑，不要等闲视之。选的题目最好毕业五年以后仍在“腹中燃烧”，所以必先严肃叩问自己关怀什么。我尊重他们的选题，有时候我也给他们出题目，他们可以不接受。我在城大一直开一门“社会科学工作坊”，实际动手做，训练学生在理论与证据的抽象阶梯上下自如，每一立论便旁敲侧击试图驳倒它，直到逻辑无懈可击、证据充分有效为止。有一阵子，我召集我的博士生举行定期圆桌分享会，他们最怕的问题是：“能不能用两句话表达整篇论文的题旨？”经过这样反复练习，抽象思考的能力自然提高。他们交给我的英文论文初稿，我总会挑一两章仔细改，被形容为“祖国江山一片红”；然后，我要他们照着我的路子，不但一章一章改，而且一遍一遍改，他们不免叫苦连天。我说，别抱怨，将来你们会感谢我。现在有资格“忆苦思甜”的，包括李红涛（浙大）、黄顺铭（川大）、宋韵雅（香港浸会大学）和刘璟（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等人。
　　我相信潜移默化的力量，建议学生取法乎上，选几本与自己性之所近的经典著作（不一定在传播领域）反复研读，认真揣摩作者提问题和答问题的方法与境界。我要他们笃实自信，一步一脚印，下工夫，不要浮夸，不要急于成名。毕业以后，把大的关怀好好规划一下，一篇一篇文章从容地做，里面有内在联系，外人未必知道，但等到它们汇在一起，就显现一脉相承的东西了。好的学者应该“吾道一以贯之”，不是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我说，要有定力，不怕寂寞，等到哪天这里在说你，那里也在说你，你已经成名还不知道。但做学术最要紧的是有趣，成名与否是次要的，也不在个人控制的范围内，我就不羡慕人家的“盛名之累”。
　　媒体与传播系创立十年，我们在QS排名攀升到全球第27，当然值得内心欣喜。我觉得排名游戏如选美竞赛，这种事最好以平常心对待，既不可以不看重，也不可以太看重。要看重，因为亚洲的校方、学生和家长都看重，城大正因为排名不断扶摇直上（十多年由全球198升到47），外面捐款源源而来。但不要太看重，因为排名的指标粗糙甚至粗暴，因噎废食，窄化和扭曲整个学术评价体系。教研评估是必要的，问题是怎么评；排名现在是一盘庞大的生意，全世界的大学跟着它的魔棒团团转，根本是“新自由主义”统治了学术场域的表征。
　　（2）传播研究中心：联系东西，走进历史
　　我在2005年创立传播研究中心，并负责主持十年。香港是中西会合的枢纽，我认为传播研究一方面必须深入华人社会的特殊文化肌理，一方面要能在普遍理论上和西方对话。面对媒体融合和全球化的挑战，尤其应该站稳立场，做出独特的贡献。
　　刚到城大时，我选了一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明大时发表的英文论文，改写成中文，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2004），内容分成社会理论、历史经验和世界脉络三部分。其中有许多华人社会传媒与社会变迁的个案研究，最后写成开首之篇：《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延续我一向的关怀。可惜香港市场太小，此书内地流传不广，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淘宝网”看到广告，买到的竟是复印的赝品。
　　我们的研究受到国际同僚的注意，以致2011年承英国期刊《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主编的垂青，邀请我写一篇文章，概述城大的传播研究中心。我以《来自亚洲的声音，并超越之》为题，介绍传播研究中心所做的新闻史、中国传媒生态与政经互动、中国记者的角色与意识、媒介话语与公共影响，以及跨文化的媒介话语比较分析。这些研究在这里无法细说，只能举三个例子说明。一、我会同何舟、黄煜在京沪广深四地，带着研究生，深度访问媒介机构高中下层一百多人，以了解中国面对全球化格局，媒介生态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有何变化。二、我和宋韵雅、李红涛、李立峰分别合作，做了一系列研究，分析美国精英报纸在各历史阶段、以及针对当前事件如何报道中国。三、我策划并主持在北京、上海、西安和成都的比较性问卷调查，正值我主持系务聘请不少新人，所以建议提供数据，邀请姚正宇、沈菲、林芬和张赞国各写一章，由李立峰总其成，在英国出版《都市中国的传播、公共舆论与全球化》（2013），算是一份系里的集体作。（我从中大投奔城大，李立峰从城大回归中大，学术界的流动很正常，但我深以李立峰的离开为憾。）
　　城大给我很大挥洒的空间，使我有机会涉足新闻史的领域。我对新闻史有兴趣，但做新闻史研究必须坐上十年冷板凳，我没有下过这种功夫。我也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但毕竟读过好的历史分析。我从余英时先生的各种著作中得益最多，特别佩服他的选题都击中关键性的要害，论旨层层推进，证据旁征博引，结合中西古今，每每在其他学者不注意处出新意，其文字之优美而娓娓道来则犹其余事耳。取法这个标准，我自然对坊间一般以中文书写的新闻史存有相当保留的意见。
　　我以传播研究中心搭个平台，两次邀请二十多位治民国史的著名学者来分析报刊；他们研究民国史，必定绕不过报刊的材料，让他们来谈报刊不啻是另辟蹊径。我以前在明大，请政治、社会、历史和法律学者来分析中国传媒，这次也借助民国史家，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注入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由于办会的需要，逼得我自己动笔试写新闻史的文章，用社会学的概念勾勒并烛照历史材料，而又不能喧宾夺主，把历史材料变成抽象概念的附属。在出书写导读时，我都做过独立研究，以延伸并联系各章的主题。此外我也和新闻史行家张咏合作，向她学习，研究过好几个题目。若干新闻史学者不见外，居然引我为同道，这是我在学术道路上意外的收获。
　　第一本书是《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2008）。文人论政是近现代中国报刊的主旨，为的是启蒙、救亡图存、现代化和革命，本书聚焦于知识分子（尤其是“胡适派”）的理念之分与合，报刊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民国时期报刊鼓吹的宪政、自由和平等观念，以及报人与当局的关系。第二本书是《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2013），是《文人论政》的姐妹篇，一方面推进文人论政的主题，另一方面涉及更广阔的题目，例如报刊成长与公共舆论的形成，公共舆论与清议、宣传的异同，新闻职业意识的兴起，报刊对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阐释，报人以“真相”为名成为新闻检查员，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矛盾，知识人和报人在政权变化的抉择等等。不论单篇的由小见大，或合起来铺陈成面，都是另一种新闻史的读法。（退休以后，我冀望能够披阅原始档案，追溯台湾几十年来前仆后继争取新闻自由的历史，并进一步探讨解除戒严、开放报禁以后，为何媒介的立场撕裂至此，而且内容琐碎化甚至“婴儿化”到不忍卒睹的境地。这个课题等于“反刍”我此生的经历。）
　　在学术生涯中，我一直对国际传播最感兴趣，从《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1980），到《全球媒介奇观》（2002），到《超越西方霸权》（2004），关怀始终如一。传播研究向以美国传播称霸，国际传播相对边缘化。这是“美国中心”的世界观作祟，不是国际传播没有价值。学界假定“国际”是美国理论在海外的延长，也是美国理论的试验场，而不看重他国、跨国、跨文化和跨边界的主体性。为消弭西方理论的霸道与偏见，必须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源头下功夫。我邀请了十四位来自各国的著名学者召开会议，由卡茨发表主题演讲，这是西方学者（美、英、荷兰、意大利、瑞典）与第三世界学者（印度、阿根廷、以色列、匈牙利、华裔）的“南北对话”，最后由我母校密西根大学出版社出版，题目是《“国际传播”的国际化》（2015）。我多年来的思索也写成《在地经验，全球视野：国际传播的文化性》一章。从1980年到2015年的漫长学术旅程中，我一贯保持这个宏大的关怀，并以它引导个别问题的专题研究。我很喜欢这本书，正由李红涛、黄顺铭、宋韵雅、陈楚洁和袁梦倩诸友生迻译为中文。
　　（3）多闻雅集：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项目
　　城大历史短，必须迎头赶上，多交朋友。我到城大两年后，即以传播研究中心的名义，在2004-2005年成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青年学者到访计划”，促进与大陆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学术交流。我们着眼于青年学者，因为他们可塑性大而机会少。每年分两期，各驻校一个月。第一年准备匆促，专邀我刚刚走访的几所大学，第一期是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第二期是南京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组成。后来逐渐扩展版图，先“南征”，再“北伐”，第一步是容纳华南的厦门、深圳、暨南和中山大学，再向华中和华北有序发展，至今已经有217位，几乎遍布大江南北的重要高校。
　　他们来自不同高校，年龄相若，完全没有利害关系，更无所芥蒂，他们互称“多友”，不必勾心斗角。尤其是他们共同进出、活动、游玩、觅美食、学习一个月，好像回到大学时代那样单纯，所以很容易变成好朋友。其情之笃切，我形容为“不计利害，只有交心”。很多同期“多友”会自行在各地聚会，友谊长存。他们驻校时，和城大同事密切交流，打成一片，走了以后经常联络，甚至合作。最有趣的是周末参加我们的“行山”——说起这个“行山队”，必须回溯到SARS肆虐（2003）那阵子，人人自危，出门戴着口罩，大学怕细菌传染关闭两周，大家闷得发慌，于是响应张信刚校长的号召，到郊外山顶农场踏青。在这以后十多年，脑中有导航器的郑培凯教授当领队，带一批教授好友行遍香港各座山岭，享受山水之乐，并趁便找家好餐馆把失去的卡路里补回来。每周张隆溪、张宏生两教授轮流选一首古诗，先用普通话朗诵，再用巴蜀、粤语和各地方言朗诵；记得我们“多友”中有吴侬软语的，有豪情万丈的山东腔，有学朝鲜播音员朗诵的，也有把唐诗翻成蒙古语的，其乐融融。
　　为什么互称“多友”呢？因为2006年在我赴美前夕，朱丽丽、陈先红和黄顺铭等人说，来城大一个月以后，不能说走就走了，应该有个机制让大家保持长期的友谊，发展学术活动。于是，我从《论语》取“友直，友谅，友多闻”之意，成立“多闻雅集”，象征由博学多闻的新闻人组成的“无形学府”（invisible college）。当年八月“多闻雅集”首次聚首于深圳和大梅沙。2008年南大多友推动首届“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接着游览皖南徽商建筑，上黄山，不仅谈学论艺，并无拘无束尽情嬉戏，唤回青春。其后，每年仲夏由不同院校举办论坛。“多友会”打破上下各期的陌生，平日在“多友微信群”互通声息的名字顿成真实；现在“多二代”也纷纷参加，与同龄人年度“约会”，这种共同成长的经历将是一段佳话。
　　无心插柳柳成荫，十五年下来，“多闻雅集”熔友谊和学术为一炉，成为一面重要的旗帜。许多“多友”已经是学界翘楚。全国各地召开学术会议，走到哪里都会看到许多“多友”的身影，彼此见面如家人，选择聚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形式松散、向心力强的学术网络。於渊渊“多友”在读完本文初稿以后说：“我从‘多闻雅集’看到克莱恩的影子。”这是甚解人意的观察。然而以我系之小，中国之大，遗珠之憾实在太多。现在每年申请者多达150人，而我们的经费只能邀请12人到16人，还要考虑学校、性别、专长和地区分布等因素，最后只能用“缘分”来解释了，我始终对向隅者感到抱憾。
　　2014年11月南京大学多友郑欣带我们去扬州玩，我感叹“烟花三月下扬州”是何等光景，他立刻说明年三月在南京和扬州开个“多闻论坛”。说到做到，转年清明节左右第一届“多闻论坛”诞生，选特定的主题，以三十人为限，以利充分交流。这个“多闻论坛”规模小，有别于暑假大规模的“中华青年传播学者论坛”。第一届和第二届的“多闻论坛”都是南大多友精心筹备的，2018年第三届在浙大，西湖湖畔烟雨蒙蒙，游人如织，可说“烟雨三月会杭州”，明年第四届将在南京师范大学，以后烟花三月我都将有所期盼。
　　佛家说人生万物都是因缘的组合生灭，两百多人结的“多友缘”是我极大的福分。特别是在我大病期间，随时感受到各地“多友”的温暖问候和衷心祝福。为了我的退休，他们居然瞒着我，又捐款，又写文章，编辑一本限量而精美的《遇见CC：致我们的燃灯者》，内收117篇文章，有的文章还配上语音版，他们更推三位代表来香港参加系里为我办的告别会，使我既吃惊又感动。
　　正当为《遇见CC》感动不已之际，香港的温情又吹拂另一个惊喜。将近四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过的学生25人，在帝苑酒家设宴欢送我们。席间，苏钥机和陈韬文教授展开“突击”，推出一本“秘制”的纪念册——《结缘相知感恩情》，他们串联我在中大、明大、城大的学生以及数位多友，写出文章篇篇具体生动，全无空话，真挚感人。接着大家轮流回忆和我相知的片段，嘉琪更出其不意，透露我的三个私密，“短短数分钟将CC由笑容满面变得热泪盈眶，最后以一个拥抱作结，令他再展笑颜”（陈钟坤在脸书的形容）。我何德何能，我又何幸？我准备把这两本纪念册放在台北和芝加哥家中的心脏位置，以无限感恩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七、小结
　　我这一辈子，大约在台湾、美国和香港各三分之一；而在学术生涯当中，又是美国和香港大约各占一半，一直游弋于太平洋两岸之间。这种游牧生活辛苦了家人，我却享受别人少有的学术机缘，能够以亲身体验直接关怀、观察、参与两种文化的互动。
　　清华大学的校歌有几句说：“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新旧合治，殊途同归。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固然是宏伟的终极目标，如何“殊途”而“同归”则是几代人共同的困扰。“荟萃”和“合治”不止是理论问题，必须靠整个学术社群在实践中慢慢总结经验，共同摸索出一些有效可行的道路。
　　我幸运有机会扮演“沟通”的角色，宛如飞舞在花丛之间采蜜的蜜蜂，大概也塑造我成为“半桶水”，自惭蜻蜓点水，学殖太浅：
　　沟通传播研究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沟通华人社会的传播研究与西方学术
　　沟通学术界与新闻圈的藩篱
　　沟通新闻史研究与社会学的互相渗透
　　沟通传播研究的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四十年间，我又有幸在明大创立时报社会与媒介研究中心、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在城大创立媒体与传播系、传播研究中心，以及“多闻雅集”。
　　五十年来，我有很好的老师、朋友和学生。我有我最爱、也最爱我的家人。我也算自知努力，自从1978年获得博士学位以来，可以说年年都有学术论文发表，没有间断。但自愧像学术工蚁一样辛劳，此生建树不多，等下辈子继续努力。我在未刊书稿《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的自序说：
　　陶渊明在临命之前，犹且引用《左传》的话慨叹“人生实难”。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退休前夕更体会到“学问实难”的道理，纵使穷尽毕生之力，欲获得点滴寸进，也未必有太大的把握。回顾这一段既漫长却又短暂的岁月，不禁欣喜愧怍交集；欣喜的是一辈子能做自己爱做的事，愧怍的是学海无涯，而生命与才情有限……想到庄子说的“如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不禁唏嘘、悚然而汗颜。
　　在浩瀚的学海面前，怎能不谦卑？就以这段话结束我的报告。■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4月6日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演讲的录音改写而成，学生志愿者誊写为文字稿，并承数位友人提供修订意见，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