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阳
　　【本文提要】突发公共事件引发民众对生存环境的担忧，在新媒体背景下，更多的民众选择上网查阅事件信息，网民对不同社会角色信息发布者的信任成为影响其认知、参与事件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基于信任理论，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网民的社会角色信任现状、影响因素及其与网民行为的关联展开研究。研究发现：（1）网民更信任发布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的法律人士和专家学者；（2）不同背景网民对各社会角色的信任存在差异；（3）媒介接触与媒介信任会提升网民对社会角色的信任；（4）媒介信任因素对网民的角色信任评价的影响最为重要；（5）网民越信任普通网民，其网络攻击、人肉搜索意向越高；越信任法律人士，采取网络暴力行为的意向越低。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 网民 社会角色 信任
　　【中图分类号】G206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突发公共事件时有发生。各种各样的突发公共事件引发了民众对生存环境的担忧，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上网查阅事件信息，网民对信息发布者的信任程度成为影响他们对事件认知和参与的重要因素。
　　早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就开始研究社会信任现象，基于对社会互动理论的理解，提出了社会信任理论。①该理论认为，信任是重要的社会综合力量，能够发挥聚集作用，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在个体层面，信任都极其重要。社会学家卢曼认同西美尔的观点，将信任定义为“对某人期望的信心，是人们在遭遇复杂社会现象时出现的一种心理状态”。②卢曼认为，社会现实复杂多样，人类无法获取完整信息，信任能够弥补信息不完整的缺陷，给人类提供安全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拓展了卢曼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被动信任将被主动信任所取代。③所谓的主动信任不是一种新的信任类型，而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非凭空产生，信任的建立需要人们的主动努力，信息发布者的特点会直接影响信任能否产生。
　　作为信息产生的实体，信息发布者的专业性（受众所感知的信息发布者提供有效信息说服力的程度）和可靠性（受众对于提供信息者能够客观、诚实提供信息的信心）是影响信任产生的重要因素。④除了专业性和可靠性，Cho等人提出，信息发布者信任度的构成要素还包括吸引力（信息发布者引起受众积极情感的程度）和共同取向（信息发布者与受众的相似程度），⑤信息发布者的吸引力越高、与受众的共同取向越明显，受众受信息发布者的影响越大。相关研究表明，受众对信息发布者的信任能够加强或减弱信息传播效果。高信任度的信息发布者更容易让受众改变原有立场，能够引起受众更大的行为依从性，促使受众行为发生改变。⑥
　　在网络空间中，信息发布者的专业性、可靠性、吸引力和共同取向都能够通过信息发布者的社会角色体现出来。所谓社会角色，是信息发布者社会位置和社会分工的外在表现，是他人对其进行信任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因素。⑦人们对社会角色的信任，取决于这些角色背后的社会保障约束机制，例如社会行业秩序性、该角色承担的义务遵守情况及对角色技术能力的期望。⑧这种基于期望的角色信任评价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个人，而是对代表这一社会身份的一类人的评价。角色信任不是基于被信任方的人格特征或者双方人际关系做出的，它反映的是人们对现有社会安排中各种制度以及不同社会角色的总体评价。⑨
　　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发布者的社会角色直接影响网民对事件的认知，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研究。张皓以“乐清钱云会案”为例，指出该事件中信息发布者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公共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律师、知名网友和普通网民，其身份的接近性有助于他们得到网民的信任。⑩张红茹在研究微博传播规律的过程中发现，律师、媒体人、成功人士与知识分子在突发事件中发布的信息会主导民众的讨论话题和质疑方向，甚至受到部分群众的盲目推崇。[11]Niu和Xin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呈现亲疏有别的差序化，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依据家人-熟人-陌生人的次序不断降低。[12齐秀琳和伍骏骞认为，决定社会信任水平的因素分为个体特征和社会特征，前者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生活经历等；后者主要包括因某种社会属性的不同而带来的群体差异，如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和收入差距等。[13
　　综上所述，考察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对不同社会角色信息发布者的信任，对了解大众的社会信任以及社会交往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问题：突发公共事件中，（1）网民对不同社会角色信息发布者的信任现状如何？（2）网民主体因素和信息发布者信任度有怎样的关系？（3）网民媒介使用情况是否对信息发布者信任度具有影响？（4）哪些因素对信息发布者信任度的影响最大？（5）网民对信息发布者的信任和网民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传播行为存在何种关联？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2017年1月实施问卷调查，纸质问卷与电子问卷相结合。线下调查中，调查员对东中西部代表性城市上海、武汉、重庆进行调查；线上调查则利用“问卷网”的样本配额服务选取对象进行调查。最终获得824份有效问卷，其中52.8%为男性，47.2%为女性；20岁以下、20-39岁、40岁以上的样本占比分别为24.0%、54.0%和22.0%；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中专及以下、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样本占比分别为2.5%、20.2%、48.1%和29.2%。样本的性别、年龄比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结构接近一致，[14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周韬和陈细英[15的网络意见人士划分为蓝本，同时借鉴了谢耘耕等人[16和Lin等人[17的量表设计问卷。对于数据资料，本文使用SPSS21.0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发现
　　（一）网民对信息发布者的信任现状
　　受访者对信息发布者的信任评价为5级李克特评分。网民对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发布者的整体信任度处于较高水平（M=3.22；t=12.278，p<0.05）。具体就各社会角色而言，网民最信任法律人士（M=3.66）、专家学者（M=3.50）、亲朋好友（M=3.44）、同事/同学/熟人（M=3.43）和政府官员（M=3.41），这些信息发布者多是符合其行业自律规范、职业要求和职业精神的社会角色，表现出网民对其专业性、可靠性的肯定（图1　图1见本期第77页）。
　　（二）网民主体因素与信息发布者信任度
　　社会信任的个人因素影响论着眼于研究个体客观背景和个性特点对信任水平的影响，[18]网民的角色信任是个人化的主观评价，信息发布者的主体因素是影响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
　　1.性别因素
　　男性网民对法律人士（t=4.208，p<0.05）、专家学者（t=3.320，p<0.05）、政府官员（t=3.053，p<0.05）、文化名人（t=3.982，p<0.05）和娱乐明星（t=4.357，p<0.05）的信任度（M=3.54；M=3.40；M=3.32；M=2.90；M=2.53）显著低于女性网民（M=3.78；M=3.60；M=3.51；M=3.13；M=2.78），这意味着他们对外界的不信任感更强。
　　2.年龄因素
　　不同年龄网民对法律人士（t=4.386，p<0.05）、亲朋好友（t=3.176，p<0.05）、商界精英（t=3.348，p<0.05）、文化名人（t=9.130，p<0.05）和娱乐明星（t=5.995，p<0.05）的信任度存在差异。相比其他年龄网民，20岁以下网民对法律人士和文化名人更为信任（M=3.77；M=3.12）；20-39岁网民对商界精英和娱乐明星更为信任（M=3.26；M=2.72）；40岁及以上网民对亲朋好友更为信任（M=3.57）。年龄的增长会降低网民对陌生社会角色的信任，提高其对亲友的信任。
　　3.教育程度因素
　　不同教育程度的网民对亲朋好友和媒体人士的信任度存在差异（F=4.376，p<0.05；F=2.910，p<0.05）。初中/中专及以下、高中/大专教育程度网民对亲朋好友最为信任（M=3.86；M=3.52）；研究生及以上、大学本科教育程度的网民对媒体人士最为信任（M=3.30；M=3.13）。
　　4.收入因素
　　不同收入水平的网民对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度存在差异（F=2.944，p<0.05；F=2.685，p<0.05）。月收入12501-15000元和无收入网民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度最高（M=3.70；M=3.59），月收入7501-10000元的网民对专家学者的信任度最低（M=3.13）；月收入2500元及以下和无收入网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最高（M=3.48；M=3.52），月收入7501-10000元的网民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度最低（M=3.03）。
　　（三）网民媒体使用与信息发布者信任度
　　1.媒介接触
　　采用5级李克特评分考察网民在媒介中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接触情况。表1显示，相比其他媒介，网民在微信中的信息接触情况和同事/同学/熟人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0.15）；社区论坛、境外网络媒体接触情况和普通网民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0.16；=0.16）；微博接触情况和娱乐明星、文化名人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0.20；=0.20）；政府部门平台接触情况和政府官员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0.19）；商业门户网站接触情况和媒体人士、商界精英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0.14；=0.14）。各媒介定位于不同用户群体及服务功能，并在某种程度上减少面对面交流时可利用的社会背景信息，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个体所建构的角色信任。
　　2.媒介信任
　　采用5级李克特评分衡量网民的媒介信任水平。表2显示，相比其他媒介，微信信任度和同事/同学/熟人、亲朋好友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γ=0.30；γ=0.29），社区论坛信任度和普通网民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γ=0.30），商业门户网站信任度和娱乐明星、商界精英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γ=0.32；γ=0.30），政府部门平台信任度和政府官员、法律人士信任度的正相关性最高（γ=0.52；γ=0.37）。各媒介对社会角色有着不同刻画，信任相应媒介的网民会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其内容，将媒介塑造的形象与其期望相结合，进而产生对社会角色的不同信任。
　　（四）信息发布者信任度影响因素树模型分析
　　信任是社会运作不可缺少的基础性内部机制，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媒介报道所建构的“符号现实”对社会信任产生重要影响。[19]事实上，与社会信任类似，网民的角色信任也是基于主体因素、媒介因素及其相关的组合，因此在分析网民对信息发布者信任度的影响因素时，除了要考虑主体因素外，也应当顾及其媒介使用情况。为了便于呈现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我们运用树模型分析各变量在其中的重要性（表3　表3见本期第79页）。
　　就网民主体因素而言，对于法律人士、专家学者和商界精英的信任评价，年龄的重要性最高（84.3%、37.7%、27.7%）；对于媒体人士、同事/同学/熟人和亲朋好友的信任评价，教育程度的重要性最高（37.4%、30.5%、28.3%）；相比之下，性别和收入因素的重要性较低。
　　就媒介使用的客观经验而言，对于娱乐明星、专家学者和文化名人的信任评价，微博接触情况发挥的重要性最高（70.5%、60.0%、58.1%）；对于商界精英、法律人士和媒体人士的信任评价，政府部门平台接触情况发挥的重要性最高（61.0%、50.4%、45.2%）。
　　就媒介使用的主观感受而言，对于媒体人士、娱乐明星和商界精英的信任评价，商业门户网站信任度的重要性最高（均为100.0%）；对于亲朋好友的信任评价，微信信任度的重要性最高（100.0%）；对于同事/同学/熟人和普通网民的信任评价，微博信任度的重要性最高（均为100.0%）；对于文化名人的信任评价，社区论坛信任度的重要性最高（100.0%）；对于政府官员、法律人士和专家学者的信任评价，政府部门平台信任度的重要性最高（均为100.0%）。整体上看，媒介信任因素对其网民角色信任的影响最大。
　　（五）信息发布者信任度与突发公共事件传播行为
　　信任能够培育认同感并激发参与热情，促进信息共享和自愿合作。[20]在信息源特征的刺激下，个体的信任感知受到显著影响，信任度的提升会促使个体产生信息传播行为。[21]1.网民传播行为意向
　　采用5级李克特评分考察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的传播行为意向。（表4　表4见本期第80页）显示，相比其他社会角色，同事/同学/熟人信任度和网民转发/群发信息、线上讨论行为意向的正相关性最高（γ=0.23；γ=0.12）；娱乐明星信任度和网民与事件相关方互动、网络请愿/投票、公益动员行为意向的正相关性最高（γ=0.25；γ=0.23；γ=0.21）；普通网民信任度和网民网络攻击、人肉搜索、信息发布行为意向的正相关性最高（γ=0.25；γ=0.23；γ=0.22）；法律人士信任度和网民网络攻击、人肉搜索行为意向呈负相关（γ=-0.09；γ=-0.07）。可以看出，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面对普通网友的言说，他们会有自己的思考，当网民不认同某些言行时，容易产生激烈的对抗行为，而网民对法律人士的信任能够抑制这种网络暴力的发生。
　　2.网民传播的信息类型
　　考察网民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传播的信息类型，（表5　表5见本期第81页）表明，亲朋好友和同事/同学/熟人间的信任度对事实性、意见性、情感性信息传播情况存在显著影响；对法律人士、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和娱乐明星的信任度对意见性、情感性信息传播情况存在显著影响；普通网民信任度只对意见性信息传播情况存在显著影响；政府官员和商界精英信任度只对事实性信息传播情况存在显著影响。整体上看，网民对这些社会角色越信任，传播相应信息的可能性越高。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问卷调查数据，重点就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的社会角色信任现状、影响因素及其与网民行为的关联展开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网民角色信任的基本现状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民对法律人士、专家学者最为信任，且以血缘、熟人关系为代表的信任评价高于对政府官员、媒体人士等社会角色的评价。虽然不全如韦伯所言，“中国人的信任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族优势和宗族纽带而得以形成和维续的特殊信任，对于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人，中国人是普遍地不信任”，[22]但仍可看出，网民对陌生人和职业群体的社会信任模式并未完全建立起来。此外，不同背景网民的角色信任存在差异。女性网民更信任法律人士和专家学者；20岁以下网民更信任法律人士，40岁及以上网民更信任亲友；网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信任媒体人士。信任，是个人的社会心理属性，个人成长经历或生活经验是其选择“信任者”的依据。[23]不同网民基于其主体因素会有不同的问题和需求，对社会角色的信任也会存在内在的结构性差异。
　　（二）媒介使用对角色信任的影响
　　媒介接触和媒介信任会提升网民的角色信任，不同媒介对角色信任的影响不同。就媒介接触而言，微信接触越多，网民越信任同事/同学/熟人；微博接触越多，则越信任娱乐明星和文化名人；社区论坛接触越多，则越信任普通网民。就媒介信任而言，网民越相信商业门户网站，则越信任媒体人士；越相信政府部门平台，则越信任政府官员。媒介信任因素对网民角色信任的影响最为重要。具体而言，商业门户网站信任度对媒体人士信任评价的影响最为重要；社区论坛信任度对文化名人的信任评价的影响最为重要；微信信任度对亲友信任评价的影响最为重要；微博信任度对普通网民信任评价的影响最为重要。人们依赖媒介信息来判断社会公共事务，媒介对信息的加工和解释会影响人们的观念，现代大众媒介逐步充当了社会中信任关系的中介者。[24]本研究发现充分说明，媒介对于建构当前中国的社会信任具有显著意义。
　　（三）角色信任与网民传播行为的关系
　　网民对不同社会角色的信任评价与其传播行为存在关联。网民对熟人越信任，其转发/群发信息、线上讨论的意向越高；对娱乐明星越信任，其参与网络活动的意向越高；对普通网民越信任，其参与网络攻击、人肉搜索的意向越高；而网民对法律人士越信任，产生网络暴力行为的意向则越低。由此可知，法律人士对于涵养网络文化，培植网民的科学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网民对法律人士、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和娱乐明星的信任能够促进其对意见性信息和情感性信息的传播，这些社会角色在引导网络舆论方面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挖掘。从这个意义上看，角色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推动网络信任体系建设，有助于引领网民理性思考，提升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有序化和法治化。■
　　
①西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尼克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董才生：《论吉登斯的信任理论》，《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5期
④Ohanian, R. The Impact of Celebrity Spokespersons’ Perceived Image on Consumers’ Intention to Purchase[J].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199131（1）:46-54.
⑤Cho, J.Kwon, K.Park, Y. Q-rater: A collaborative reputation system based on source credibility theory[J].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0936（2）:3751-3760.
⑥Sternthal, B.Phillips, L.W.Dholakia, R. The Persuasive Effect of Scarce Credibility: A Situational Analysis[J].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7842（3）:285-314.
⑦张蓓、夏琼：《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人际角色信任对制度信任的建构分析》，《对外传播》2017年第2期
⑧皮奥托·斯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第170页，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⑨谢耘耕、万旋傲、刘璐等：《中国居民社会信任度调查报告》，《新媒体与社会》2017年第1期
⑩张皓：《突发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研究——以“乐清钱云会案”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年
[11]张红茹：《突发事件中的微博传播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4年
[12]Niu, J.XinZ. Trust Discrimination Tendency of Trust Circles in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sharing/disclosing Domains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anada and China[J]. Journal of Social, 20126（2）:233-252.
[13]齐秀琳、伍骏骞：《身份异质性、差序格局与社会信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1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6-8-3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608/P020160803367337470363.pdf
[15]周韬、陈细英：《治理视域下网络意见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6期
[16]谢耘耕、万旋傲、刘璐等：《中国居民社会信任度调查报告》，《新媒体与社会》2017年第1期
[17]Lin,Q.HanL.Chiu,C.Y.et al. Online Collective Behaviors in China: Dimensions and Motivations [J].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201515（1）:44-68.
[18]Uslaner, E.M. Producing and Consuming Trust[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2000115（4）:569-590.
[19]许文敏：《生存的隐忧:“拟态环境”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基于“魏则西事件”的思考》，《新媒体与社会》2017年第1期
[20]McAllisterD.J. Affect and Cognition 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24-59.
[21]薛可、余来辉、余明阳：《网民心理视角下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新媒体与社会》2017年第2期
[22]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3]DelheyJ.Newton, K. Who trusts? The origins of social trust in seven societies[J].European Societies20035 （2）: 93-137.
[24]祝华新：《体制内立场——互联网中“意见共同体”》，《新媒体与社会》2013年第4期
　　
张旭阳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博士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环境下社会舆情分析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编号14ZDB16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微博微信公共事件网络社会情绪监测指标体系”（编号13AZD09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