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骏 闫岩
　　【本文提要】植根于商业媒介体系的美国公共新闻运动遭遇了一定的困境：一方面，新闻工作者想要跳出既有的商业逻辑去找寻适合新闻业生存与发展的新方式；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自觉地陷入商业逻辑之中，被批评者们所嘲讽。激进式、伪装式、混合式公共新闻项目层出不穷，凸显公共新闻运动在商业媒介生态体系中理念与实践的矛盾。“内在失和”与新技术、新媒介环境的生成，最终使公共新闻运动走向没落。然而，公共新闻运动所留下的对职业边界感的重塑、对传播“对话观”的推崇不仅为美国后续的新闻实践注入理念源泉，亦为我国当下的新闻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公共新闻运动 市场 变革
　　【中图分类号】G210
引言
　　美国公共新闻运动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末，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是继哈钦斯报告发表、新新闻主义问世、全国新闻评议会创建之后，对新闻业进行的第四次改革尝试。与前三次改革所不同的是，公共新闻运动不仅“源自新闻事业内部”，而且是“自觉的和组织化的集体行动”。①“公共新闻学之父”杰伊·罗森（Jay Rosen）为公共新闻事业下了如下定义：
　　我们可以将公共新闻事业当作新闻业的一项常规操作，它对记者们提出了下列要求：第一，将民众当作公民，他们是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或旁观者；第二，让政治社群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了解问题；第三，让公共讨论的氛围活跃起来，而不是冷眼旁观它的恶化；第四，改善公共生活，使它得到我们的关注。②
　　罗森认为上述定义虽然有用，但并不全面，可以采用其他的描述来让人们理解。他认为，公共新闻运动需要新闻工作者结合自身的困境来说服自己，进行新的尝试。公共新闻事业不仅具有实验属性，亦具有运动属性。此外，它亦是一场讨论与历险。③乔伊斯·Y·M·尼普（Joyce Y. M. Nip）聚焦业界，总结了六类实践准则：第一，倾听公众的声音，帮助他们构建新闻议程；第二，让普通人有发声的机会；第三，报道新闻时，尽量采用公众能够理解的方式，与此同时，激发公众去思考报道之外的问题；第四，报道新闻时，要让公众能够很方便地参与进来；第五，让社区参与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第六，在最大程度上扩大社区报道的影响力。④而部分研究者聚焦学界，总结了公共新闻研究的主要领域：第一，公共新闻运动的历史与理念研究；第二，公共新闻运动在新闻素材、信息源等使用上的特质；第三，公共新闻运动的效果评估；第四，一些其他研究，例如新闻教育研究等。⑤
　　伴随着公共新闻运动的不断发展，地方中小型报纸成为主力军，《威奇托鹰报》（Wichita Eagle）、《夏洛特观察家报》（Charlotte Observer）挑起了公共新闻项目大梁，成为公共新闻项目早期实验的重要阵地。伴随着奈特里德报团（Knight-Ridder Newspaper Group）、甘尼特报团（Gannett Company）的投入与资助，皮尤公共新闻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等的大力支持，公共新闻运动迎来了大发展。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公共新闻运动理念、实践的争论。
　　本文旨在将公共新闻运动置于商业媒介生态体系中加以审视，⑥探寻该运动在商业媒介生态体系中所遭遇的困境：一方面，产业的没落促使新闻工作者不得不跳出既有藩篱，投身于新闻业的变革之中，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变革又处处受制于没落的产业，被贴上“救市”的标签，显得那么不彻底；一方面，公共新闻运动的理念与实践在各自的道路上共同推动着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其理念与实践在商业媒体体系中又踏上了一条南辕北辙之路：激进式、伪装式、混合式公共新闻项目不断放大理念与实践的矛盾，使得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越发艰难。
　　
一、报业发展的选择：适应或出局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报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爱德华·M·福希（Edward M. Fouhy）认为有四点因素重创了美国报业：⑧其一，报纸发行量遭遇滑坡式危机，而这种下滑在学者史密斯看来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⑨其二，广告商的目标客户为18岁至34岁之间的年轻女性，而她们中的三分之二没有养成定期阅读报纸的习惯。无独有偶，美国年轻一代由于时间紧张而无法经常阅读报纸；⑩其三，报纸的读者群数量在不断下降，降低了广告商对报纸的支持力度，削减了广告投放量；其四，多数美国人认为报业成为解决国家问题的绊脚石，报业的公信力大大下降。此外，伴随家用计算机的大面积普及、网络费用的迅速下降、美国国家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等，亦加剧了报业的危机。类似于计算机服务（CompuServe）这样的在线信息服务机构为用户提供了网络新闻订阅服务，这不仅避免了天气对报纸投递的影响，亦剔除了与用户兴趣无关的内容。[11]报业的危机促使以营利为目的的报业集团要求旗下报纸转换经营策略，通过降低成本、停止招聘等方式以提升机构利润，使得新闻工作者困苦不堪。
　　《威奇托鹰报》主编梅里特在面对“适应或出局”的警告时，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该报与《夏洛特观察家报》、《阿克伦烽火报》（Akron Beacon Journal）一同成为早期公共新闻运动的重要实验阵地。然而，在公共新闻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将其置于商业媒介体系中审视之后的批评声日渐增长：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伪装的营销理念，将记者与公关活动联系在一起；[12]艾丽西亚·C·谢泼德（Alicia C. Shepard）则认为公共新闻运动通过市场驱动来增加报纸的发行量；[13]而在学者哈特眼中，该运动被视为报业集团的一种救市实践。[14]约翰·D·彼得斯（John D. Peters）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公共新闻运动的鼓吹者们不需要亦不鼓励新闻机构改变既有的商业逻辑，[15]而这种未触及商业逻辑根本性转变的新闻实践又促使媒体所有者与广告商因利润诉求而对公共新闻实践加以限制。[16]梅里特、罗森等人在运动初期所绘制的理想蓝图是通过找寻新的新闻实践方式来应对报业的危机。他们将公共新闻运动的逻辑起点聚焦于杜威与李普曼那场关于“公众问题”的著名争论，并积极地站到了杜威那一边。
　　与此同时，以罗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向世人抛出了“双重失联”概念：第一重失联是指新闻机构/记者与社区/公民已经失联；第二重失联是指民众与公共生活已经失联。[17]他们一头钻进了让民众回归公共生活的“泥潭”，而选择性地忽视了制约公共新闻运动发展的诸多因素，例如商业媒介生态体系、代际更替等。正如福希所总结的那样：美国报业的没落似乎仅仅被视为公共新闻运动发展的大背景，而社会基础的侵蚀却被莫名其妙地赋予了主观因素，成为该运动发展的最大动因。[18]这种游走于既有商业逻辑之上的公共新闻运动，确实展现出了抗争的一面，然而资本的规训、利润的诉求等限制了该运动的发展，也使其屡遭非议：市场驱动的无孔不入、读者导向的无处不在，促使公共新闻运动理念与实践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使公共新闻运动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
　　
二、报业发展的动力：市场驱动或市场关联[19]
　　公共新闻运动理念与实践的矛盾被山头林立的公共新闻项目无限放大。批评者们有些时候很难区分各式各样的公共新闻项目之间的差异，这些项目中，有的受崇高目标所指引，而有的则受迎合读者的营销方案所牵引。具体而言，体现了三类潮流：其一，带有纯粹试验性质的尝试，保有激进意味；其二，大报系为了适应报业现状所做出的营销调整；其三，采取折衷方式，对市场概念的引入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需要指出的是，将公共新闻运动视为受市场驱动制约的一种经营策略或一个营销把戏的批评者们仅仅是以以偏概全的方式对其进行批驳，并无法真正体会到商业逻辑制约下的公共新闻运动，其理念与实践脱节。而那些积极拥护公共新闻运动的鼓吹者们又再一次忽视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商业逻辑，一味地以“激进”方式来谋求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亦无法深刻意识到理念与实践脱节给公共新闻运动带来的阻碍。
　　奈特里德报团的行政总裁詹姆斯·K·巴滕（James K. Batten）积极推行着公共新闻运动的核心理念：恢复美国的社会基础、复兴美国的公民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纯粹性。在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n）笔下，当时新闻业正处于一种不顾一切地去吸引读者与广告商的状态，而在受众的争夺战中，报业输给了电视机构及其他媒介。[20]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奈特里德与甘尼特等大型报业集团对公共新闻项目投入了数目可观的资金，资助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实验，触及了所有可能的领域。就奈特里德报团而言，巴滕从一个为了改变报业不利局面的管理者变身为公共新闻理念的积极支持者。巴滕在1989年将“客户至上”（customer obsession）栏目更名为“社区联系”（community connectedness），并投入到新的实践之中。这种公共新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保有了新闻事业内部改革的火种，却无法阻止报业没落的悲剧，在没有形成自给自足的运营模式的情况下，一旦失去经济支持，公共新闻项目便会遭逢巨大打击，继而无法更好地开展下去。2006年，奈特里德报业集团不复存在。
　　就甘尼特报团而言，似乎更印证了诸多批评者的论断，即打着公共新闻运动的幌子，进行救市。在这一点上，公共新闻运动的主将罗森亦极力撇清与甘尼特报团的关系，也不认可甘尼特报团的所谓“公共新闻”的做法。罗森在其著作《新闻记者的工作目标》（What Are Journalists For?）中曾撰文批评了甘尼特报团的行径：
　　1995年，甘尼特报团在《编辑与出版人》（Editor and Publisher）的头版发布了一则广告：我们坚信公共新闻，其实我们已经奉行多年。这则广告告诉我们甘尼特报团是如何发起“社区领导者”（Community Leadership）项目的，而这个项目则被宽泛地定义为公共新闻。甘尼特报团以主人翁的姿态表示：我们欢迎其他报纸踊跃加入，恭贺你们成为社区领导者……[21]在这则广告中，甘尼特报团以企业姿态示人，对尚处于探索期的公共新闻理念是相当危险的。它向公共新闻抛来媚眼，声称“我们一直都在这儿”，如果是这样，那公共新闻与以往实践的不同又是如何体现的呢……随着对其他报纸的欢快邀请，这种宣传噱头似乎在告诉他人：我们是这儿的领导者，在过去的12个月中，我们发起了50个创新性项目，“甘尼特报团的良心”似乎骄傲地击败了其他的竞争者……[22]当我看到这则广告之时，我的心凉了半截，一项如火如荼开展的新闻实践正在被炒作。这则广告显示出由精英分子所操纵的新闻业，“社区领导者”的重新定义预示着精英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塑造社区，这显然与我们所鼓吹的公共新闻理念不符……
　　甘尼特报团作为市场驱动新闻业的代表而声名狼藉，它们的企业法则应运而生：在“维护”公民意愿的同时对其投资迅速产生回报。[23]罗森对于甘尼特报团打着公共新闻运动的旗号实行救市策略的行为十分反感，然而像甘尼特报团这样以公共新闻运动为名的新闻实践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该运动的要求。正如罗森所认为的那样，这些项目抓住了公共新闻运动及其理念的合理性，因而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将公共新闻运动置于商业背景下的批评者们，其批评的对象应为诸如甘尼特报团之类打着公共新闻运动的幌子所进行的新闻实践。
　　随着公共新闻运动的不断开展，上述激进式或伪装式公共新闻实验项目自然无法挑起公共新闻运动的大梁，一种兼具两者精髓的混合式公共新闻项目就此诞生。它既考虑了公共新闻理念的纯粹性，亦承认了市场的作用。学者迈耶并不认同一些批评者将公共新闻运动视为报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策略的观点，他认为公共新闻运动是新闻机构的一项净成本投入，意即新闻机构在社区中花费金钱与精力以挽回失联社区。[24]哈斯与琳达·斯坦纳（Linda Steiner）则认为尽管从业人员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公共新闻项目展现了具有改革倾向的新闻机构向那些约定俗成的新闻规制所发起的挑战。[25]这种混合式项目虽然承认了市场的作用，但对以“市场驱动”为核心的经营理念极为厌恶，在混合式项目的鼓吹者眼里社区依旧是第一位的，而商业则排在第二位。克里斯·佩克（Chris Peck）认为，以市场驱动为核心理念的企业不仅降低了新闻业的底线，亦磨灭了新闻工作者的信念、激情与兴趣。这种旧有的模式以一种稀松平常的方式向大众呈现这个世界，它错过了对世界的探秘，忽视了年轻一代与上了年纪的记者之间的差异，掩盖了我们这个时代在精神、技术以及政治上的进步。这种模式给记者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26]佩克尝试构建一种符合市场关联的运作模式：
　　为了生存，新闻编辑部应该尽快消除旧的壁垒，将编辑部、广告部以及社区联系部紧密结合起来。在新的媒介空间中，优秀的新闻记者需要将编辑、发行人、读者联系起来，让他们共享信息资源，构建共同的信仰与目标。新闻机构与本地社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区读者购买一部分社区新闻资源，读者们有权利亦有责任来分配这些社区资源。在这样的模式下，每一座城镇都会拥有真正属于他们的报纸。[27]佩克的这种“基于社区新闻业”的模型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发展增添了活力，这种市场关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理念与实践的距离，然而面对既有商业逻辑的制约，该类公共新闻项目不可能真正解决理念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奥托·勒班热（Otto Lerbinger）对《记录报》（Record）所进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新泽西州哈肯萨克市（Hackensack）的《记录报》在1997年发起了关于州竞选的公共新闻项目。然而这个项目并没有引发读者的兴趣，并没有加深公民对竞选人及相关议题的认知。只有五分之一的读者宣称他们关注了公共新闻项目的版面。[28]类似《记录报》这样践行市场关联项目的报纸还有很多，在它们进退维谷之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其游走于既有的商业逻辑又时刻想要冲破这种商业逻辑的困顿，[29]而这种市场关联一不小心将会落入“以读者为导向”的批评之中，成为阻碍公共新闻运动发展的又一大因素，那么在商业背景下的公共新闻运动所面对的究竟是“消费者”还是“公民”呢？
　　
三、报业发展的基石：消费者或公民
　　在罗森看来，消费者与公民是有区别的。他主张将“公民”与“消费者”、“客户”这类字眼区分开来，对报业的受众进行重新定义：
　　他们能够为公共生活添砖加瓦：他们是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因公共利益结成共同体。他们在这个共同体中相互交流、讨论议题。他们既是选择者也是决策者。[30]罗森将公共新闻运动服务对象定义为公民的做法得到了其他鼓吹者们的支持：汤姆·菲尔德（Tom Field）认为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应该是服务公民。[31]福希认为公共新闻运动将受众视为公民，并与其产生真正关联。新闻工作者不能将公民当作消费者，继而把自己的服务售卖给他们。[32]公共新闻运动实践者们将报业受众定义为公民，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服务公民之中，这显示出他们修复第一重失联（新闻机构/记者与社区/公民间的失联）的决心。而各式各样公共新闻项目的开展，有助于普通民众重拾公民身份，积极投身于公共生活之中，这又作为修复第二重失联（民众与公共生活的失联）的效果被呈现出来。具体而言，一些投身于公共新闻运动的民众开始认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并重拾了昔年情怀。他们通过《读者来信》栏目抒发了自己对公共新闻运动的感想。[33]以《波特兰新闻先驱报》（Portland Press Herald）所刊载的“缅因公民阵线”（Maine Citizens’ Campaign）为例，一些参与者向报纸传达了自己的感想。例如普通教师保罗·威廉斯（Paul Williams）于1997年5月1日在该报发表了对于公共新闻运动的观点。威廉斯用亲身经历告诉其他读者，在民主运动潮涨潮落的年代，自己是如何一步步丢掉公民身份的，又是如何通过公共新闻项目唤起了公民特质，投身于公共生活之中的：
　　在我青少年时期，约莫七十年代（1970年代）我深信我们国家的民主理念……在我18岁那年，我便积极参与到总统投票活动之中……进入大学后，我开始变得愤世嫉俗起来。两党间无休止的丑闻与相互讥讽让我感到寒心。由于居无定所，我开始放弃参加地方投票活动。
　　1987年，我移居圣福德（Sanford）……“缅因公民阵线”帮助我逐渐摆脱了愤世嫉俗的毛病，让我变得更加无私。于我而言，与其他公民的对话、倾听他们的发言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令人兴奋的是，我重拾了青年时代关于家国的理想主义。[34]身处由民主高涨转变为民主赤字的年代，威廉斯意识到了公共新闻项目的特殊意义：它们让当地居民了解“倾听”与“对话”的重要性。这些特质亦得到了其他民众的肯定：小镇居民葆拉·安德森（Paula Anderson）在公共新闻项目中与威廉斯进行对话，尔后改变了自己对公共教育的看法；芭芭拉·德默斯（Barbara Demers）在倾听了迈克尔·阿莱尔（Michael Allaire）的论述后对企业裁员有了新的认知。“缅因公民阵线”加深了当地居民对“和而不同”的理解，通过交流以实现当地社区的复兴，给人们带来了新的体验。在当地民众弗吉尼亚·帕克赫斯特（Virginia Parkhurst）看来，公共新闻项目为他们的社区注入了活力。公共新闻项目不仅仅成为一个熔炉，而且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图画，保留了民众的多样性。在公共新闻项目中，他们彼此鼓励，力图将自己的社区变得更好、更安全、更强大。当然，通过公共新闻项目的实践，帕克赫斯特认识到复兴社区的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不断地与其他民众交往，共同促进目标的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极力为公民服务的倾向很有可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受到商业环境的制约，继而无法促进该运动的发展。杰里米·伊格斯（Jeremy Iggers）认为，公共新闻运动与市场驱动导向的报业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一方面公共新闻运动强调对整个社区的倾听，而另一方面报业又要按照市场对人口统计指标的需求来吸引相应的受众。[35]进一步而言，为了迎合公民群体的需求，公共新闻项目往往忽视了政治参与过程中的偏“硬”的议题，而选择公民较为感兴趣的软性议题，这有可能削弱公民参与的效果，违背公共新闻运动复兴公民民主参与的初衷。《夏洛特观察家报》“你的声音，你的选票”（Your VoiceYour Vote）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1996年的州竞选中，该报发起了一个公共新闻项目——“你的声音，你的选票”。它们通过民意测验来了解公民关注的焦点，并依此制定了报道议程。在竞选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共和党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投放了涉及种族歧视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是一只黑人的手正在从一只白人的手中抢夺工作合同。而赫尔姆斯的竞争对手正是民主党非洲裔参选人哈韦·甘特（Harvey Gantt）。[36]不难发现，《夏洛特观察家报》的实践依循了公共新闻运动理念，然而它们对涉及种族歧视的议题却视而不见，这不仅遭到了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的强烈抨击，亦为甘特竞选团队所不齿。在“你的声音，你的选票”中，可以梳理出一条逻辑链，这体现了以公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公共新闻运动所遭遇的困境（图1　图1见本期第89页）。
　　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新闻运动的鼓吹者们将“公民”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展示得十分清晰，这亦印证了一些学者在研究媒体与受众之间关系时所发现的互动的模型。如表1所示，基斯·布兰茨（Kees Brants）与耶尔·德哈恩（Yael de Haan）将媒体、新闻工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公民响应性、策略响应性。[37]公民响应性主要指媒体培育倾听、联系公民的能力。将公共议程摆在第一位，为公众搭建起桥梁，继而进入公共新闻领域。它们关注的焦点在于问题的解决，而非传统新闻工作所强调的冲突性、人情味等价值。策略响应性更多倾向于商业与市场驱动，其一以贯之的宗旨是只要能够吸引公众的兴趣，媒体便可以不择手段。在商业背景下，这种响应形式是在报道中大量运用煽情性、娱乐性的素材来取悦公众，使他们兴奋起来。
　　厘清上述两种响应性，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在商业环境中，公共新闻运动在消费者与公民选择上所患有的恐惧症：一方面，公共新闻运动在理念维度上将两者分离，也正如表1所示，该运动希望将自己服务的对象定义为公民，在交流的过程中为他们赋权，促使他们投身于恢复民权的实践之中。而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公共新闻项目又不免带有策略性的影子。兰德尔·P·贝赞森（Randall P. Bezanson）与吉尔伯特·克兰伯格（Gilbert Cranberg）认为报业打着“好新闻”的幌子，通过焦点小组来进行市场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报业既有的判断力让渡给了读者。[38]路易丝·伍德斯托克（Louise Woodstock）则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新闻运动与传统新闻业采取相同的叙事策略以达到相同目标。[39]与此同时，一些娱乐性、煽情性栏目亦出现在公共新闻项目之中，模糊了消费者与公民之间的界限。[40]实践者们开始用读者的概念来消解两者的冲突，认为公共新闻运动既可以帮助读者重归民主生活亦可以改变读者的数量。卡米尔·R·克雷普林（Camille R. Kraeplin）在对全国社论撰稿人协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Editorial Writers）中的143名成员调查后发现，从业人员不仅认为公共新闻运动能够潜在地提升公民参与的水平，而且可以提升读者的数量。克雷普林列举了一位从业人员的采访实录：
　　公共新闻运动的优势在于其与社区的联系。该运动的理念拉近了新闻工作者与读者间的距离，这不仅可以增加我们的声誉，而且可以提升读者对我们的信任。[41]不难发现，读者不仅具有公民特质，符合公共新闻运动复兴民权的理念，亦肩负起了消费者的重担，旨在增加报业的发行量：
　　（公共新闻运动）潜在地扩大了公共利益……也许能够帮助报业挽回那些消费者……读者对报业的认同感增加，将自己视为重要的信息源，继而能够缓解新闻业现时的危机。[42]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鼓吹者们希望继续维系公民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力图通过所有权的变更来冲破商业媒介的束缚，以达到将读者再次还原为公民的目的。谢弗率先提出了“交接”（hand-off）理念，该理念主要指新闻机构将已经成熟的公共新闻项目交托给社区民众。[43]伴随着新晋公民“玩家”的成形、公民参与热情的提升，一些社区正在发生改变。这种尝试无疑是对那些将公共新闻运动视为报业营销伎俩的回应，这不仅有利于新闻工作者实践能力的提升，亦强化了公民的自主性。然而谢弗所列举的三大实验区——纽约州宾厄姆顿（BinghamtonNY）、伊利洛伊州皮奥里亚（PeoriaIL）、缅因州波特兰（PortlandME）——都运营得十分困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交接”理念将新闻机构塑造成了“甩手掌柜”，对公共新闻运动的实践主体进行了变更。这种变更看似大胆热情，体现了乌托邦式的色彩，然而其实质则反映出一些新闻机构的无奈：面对新兴技术的涌现、商业利润的逼迫、读者信任的降低……企图利用公共新闻运动来挽回报业地位的实践主体，不得不与时间竞赛，力图多快好省地找到解决报业危机的良方。当初雄心勃勃地投身于公共新闻浪潮之中的做法现在退却了理想主义光环，而更多地选择用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来审视。因而那些新闻机构在“交接”理念的怂恿下，将一个个公共新闻项目分离出去。读者依旧是读者，只不过在很大程度上退回到公共新闻运动之前的状态，消费者的称谓似乎更加贴切。
　　
四、结语：另一种可能
　　公共新闻运动被视为一次来自新闻事业内部的、自觉的、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这印证了罗森等人所始终强调的观点——公共新闻运动并不是一场起义，它并没有对美国媒介的商业体系提出挑战。[44]这也预示着它并不是商业媒介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因为它和市场驱动的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不如社区媒体、另类媒体那样笃定自信，与商业媒体割席断袍，亦不如互联网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那样对商业媒体进行颠覆。然而在既有的商业媒介体系中，罗森、梅里特等人的积极鼓吹，以复兴民权为媒体己任的做法又时刻挑动着商业媒介的神经，这又集中体现在鼓吹者们通过资金来源（如寻求基金会的帮助）、所有权（如提出“交接”理念）等变更来避免商业制约，以强调积极引导公民参与民主来抵制市场驱动的裹挟。然而，事与愿违，看似并驾齐驱的理念与实践，在商业媒介的熏陶下，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鼓吹者们的崇高理想遭遇了实践者们的“伪装”抵触：报业的舵手们将该运动作为一种救市的方法，当它不再适用时，便将之遗弃；奋战在一线的记者、编辑们患得患失，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定位有着吃力不讨好之嫌，他们总认为这样的新角色是为特权阶层而服务的。[45]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新闻运动与产业没落不可逆转地进行对抗，企图通过重拾公众信任与塑造理性公民来解决双重失联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看，鼓吹者们高估了该运动的潜能，这为公共新闻运动的没落埋下了祸根。就解决第一重失联问题而言，公共新闻运动虽极力搭建新闻工作者与公民之间的桥梁，但从总体上并没有遏制住媒体公信力下跌的趋势。
　　从内在看，桑德拉·L·尼科尔斯（Sandra L. Nichols）所提出的公共新闻运动体制化演变模型或可给出答案。尼科尔斯将该运动分为了六个阶段，即诱发震荡（precipitating jolts）、去体制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前体制化（preinstitutionalization）、传播与常规化（diffusion and routinization）、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重新体制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这其中，前四个阶段发生在2003年之前，意即公共新闻运动结束之前。前四个阶段充斥着对抗性：第一阶段突出表现为市场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对抗，媒体问题被不断放大；第二阶段以竞选报道模式为切入点，表现为新旧新闻实践间的对抗；第三阶段聚焦新闻准则，表现为改革者与旧势力之间的对抗；第四阶段聚焦于全国性的推广，表现为特权阶层（基金会、理念鼓吹者、报业老总等）与一线从业者（记者、编辑等）之间的对抗。[46]这些对抗反映出公共新闻运动“内在失和”（internal dissatisfaction）的特质，这招致了该运动的没落。[47]在专业理念方面，新闻工作者独立性、新闻报道客观性等始终是运动发展绕不开的话题，鼓吹者们囿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并非革命者）而只能采取逻辑思维的游戏来逃避这些话题，这在无形中降低了该运动的动员潜能。同时，鼓吹者们高估了一线记者与编辑们的适应性，尤其是在向全国推广的阶段中，一线从业者虽然认同公共新闻的一般价值，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特别对社会活动家的角色感到反感。[48]与此同时，公共新闻运动尚未等到忠实拥趸们（那些没有进入新闻编辑部实习的新闻系学生）的入局便已行将就木。[49]那些，伪装的公共新闻项目被证明是一种营销伎俩，在不能满足报业利益诉求的背景中被纷纷遗弃。而那些激进式、混合式公共新闻项目在资金问题、所有权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在基金会中止赞助的背景中步履维艰。2003年皮尤公共新闻中心的关闭，标志着公共新闻运动的结束。
　　就解决第二重失联问题而言，鼓吹者们似乎又高估了自己在促进民主参与过程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一己之力来复兴民权，这样的想法显然带有太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他们又不得不面对那些无精打采的公众。可以这么说，公共新闻运动试图鼓励的“X一代”（Generation X）并没有成为该运动的主力军。或正如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所证实的那样，“代际更替——热心公共一代缓慢、持续而不可挽回地被他们参与较少的子辈、孙辈们代替了——对公民参与度的降低发挥着重要作用”。[50]公共新闻运动再次与潜在的拥趸们（那些“Y一代”（Generation Y）、“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等）失之交臂，这无疑将公共新闻运动的没落引向了技术层面：面对新兴媒介的冲击，公共新闻运动的鼓吹者们为处于产业转型当口中的报业出谋划策，希望通过恢复“对话”机制以修正既有的传受观，以改变既有的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继而为传统报业赢得生存空间。然而，他们低估了互联网媒体的颠覆性，人们开始发现“博客可以替代纸质报纸，聚友网成为替代电视的另一种选择，维基网替代了百科全书”，[51]一种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以颠覆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在乔伊斯·Y·M·尼普（Joyce Y. M. Nip）看来，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公共新闻已然进入了新的阶段，与之由新闻机构所主导不同，在新的阶段公众成为了运动的发起者。[52]尼普的论述与谢弗所提出的“交接”理念、尼科尔斯的六阶段说不谋而合，他们较为乐观地看到了公共新闻运动的延续性，却阻止不了该运动纸媒阵地被攻陷的事实：谢弗改换门庭，供职于互动新闻研究所，致力于网络公民项目的资助；“公共新闻之父”罗森开始转战网络，在博客中发起了新的项目……
　　伴随着公共新闻运动的日渐式微，由于其未能提升报纸的发行量、增加报业的利润，一大批公共新闻项目逐渐消失在主流媒体之中。[53]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机构开始借助新的技术手段进行新闻实践，这促使研究者们将目光聚焦于新的领域，[54]亦加剧了美国本土公共新闻学术研究热潮的退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公共新闻运动成为过去式，但其对后续新闻实践及其研究的影响却未衰减。就美国本土而言，借助新媒体发展，一些新的实践，如参与式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等在理念与实践层面对公共新闻运动进行了延续。
　　如果说参与式新闻是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对公共新闻运动的一种复制的话，那么公民新闻则是对谢弗“交接”理念的一种践行，打上了“走一步、再走一步”的烙印。
　　就参与式新闻而言，其主要沿袭了公共新闻鼓励公民参与的传统，在整个新闻生产过程中强调公民的参与度与贡献力。在谢弗看来，其在许多方面履行了公共新闻的准则，特别是在对新闻机构与公民关系的构建上。[55]在新的媒介环境中，主流媒体更加注重对新环境的适应性与对民众的开放性。一些公共新闻运动的准则开始逐渐被引入到新闻编辑部之中。[56]正如赛思·C·刘易斯（Seth C. Lewis）所言：“（美国新闻界）很乐意将受众视为伙伴，对他们的贡献交口称赞。” [57]而对记者的角色认知亦在传播范式的变更中得到了新的确认：记者以参与的、积极的形象投身于新闻报道之中，拉近了记者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这种对受众开放态度的变更，沿袭了公共新闻运动鼓吹公民参与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公共新闻的未竟之志——重塑新闻机构/记者/与社区/公民之间的联系。一些主流媒体开始了相关实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所重点打造的“我报道”（iReport）参与式新闻平台便强调了这种参与机制。该平台鼓励普通民众将自己制作的新闻素材，如稿件、图片或视频等上传至CNN网站，而这些新闻素材很有可能在CNN的网站或节目中播出。无独有偶，甘尼特报团通过焦点小组来搜集新闻源，将自己的编辑部当作“社区信息中心”（community information hubs），邀请公民在线下或线上参与对话。[58]就公民新闻而言，更可看作是对公共新闻运动“交接”理念的延伸：记者“协调者”的角色让渡于公民。公民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新兴媒体平台，成功地打破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自下而上书写历史进程的模式。这在借助新兴技术手段进行运作的社区媒体、另类媒体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亦印证了一些学者的断言：社区媒体很好地承袭了公共新闻运动的精神品质。[59]一些新平台的实践似乎注入了“激进式”、“混合式”公共新闻项目的色彩。例如在美国小城阿罕布拉（Alhambra）所进行的新闻实践，由新闻工作者、传媒研究者及小城居民共同参与。他们通过社区网站“阿罕布拉新闻”（Alhambra Source）来集中呈现“社区贡献者”的风采。参与人员定期举行线下会议，并通过“记者团”（Reporter Corps）对当地的青年人进行相关技能培训，以更好地培育公民记者。[60]阿罕布拉的新闻实践可以看作是新媒介环境下对公共新闻运作模式的延伸：其一，复现纸媒阵地中公共新闻的运作，强调记者与民众之间的联系，主张公民的参与性；其二，通过培训民众，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为民众祛魅，继而让民众掌握发声技巧，完成记者与民众职能的“交接”，以促使公民更好地投身于自下而上的传播模式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在学界，部分学者至少在称谓上极力将新型新闻实践与公共新闻运动撇清关系，但并不能掩盖公共新闻运动所留下的宝贵财富。[61]这些宝贵财富或可表述为以下几点：
　　第一，凸显职业反思，打破既有边界。无论是被理解为一场新闻业内部的自我革新运动，还是被描述为一种报业有选择的救市行为，公共新闻运动都可被视为挽救美国报业危机的一种尝试。而这种尝试的背后凸显了职业反思性（Professional reflexivity），意即新闻工作者改变约定俗成的职业规条，重新界定职业形象，彰显出自我觉醒的能力。[62]公共新闻运动力求改变新闻工作者“超然”的形象，强调重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通过议程的共同设置，来达到鼓励民众参与的目的。其背后所凸显的是对既有传受观念的变更，力求在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格局中融入民众的声音，这为报业的转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其一味地抱残守缺，在既有经验中找寻报业的出路，倒不如尝试一种新兴的实践模式，促使报业以一种新形象示人。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尝试因循着这样的发展理路：在既有的商业媒介体系中，通过自我逻辑修正，来维系报业的发展。而这种修正更多地是打破既有的边界感，以一种较为宽容的姿态吸收非主流媒介的优秀经验，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新闻实践。这其中，就前者而言——也是争议最大的——便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这种冲击在当时的保守主义者看来，显然是“离经叛道”的，这又集中体现在人们关于新闻工作者独立性、新闻报道客观性的争论上。可以这么说，公共新闻运动的理念超出了那个时代主流新闻界的接受范围，虽然传受互动的观念在不断强化，但也不至于打破新闻工作者与受众既有的传受格局。而恰恰是在数年以后，当新的媒介形式依托互联网而生成、当“后真相时代”悄然来临，新闻工作者与受众的传受格局被进一步冲击、新闻专业主义被进一步挑战的时候。再来回溯公共新闻运动的某些理念，不难发现，其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在危机前，与其一味地维系边界感，倒不如顺应时代潮流，以一种脚踏实地的态度，重新修正既有边界，以应对挑战。
　　第二，强调对话可能，培育新型公民。公共新闻运动的实践为商业媒体与另类媒体之间搭建了桥梁，在保有商业媒体既有运营原则的前提下，引入另类媒体的宝贵经验，尤其是与社区民众产生互动，反映社区民众心声。它们将商业媒体置于社区的平台之中，将焦点投射到公众身上。其所强调的“对话观”对新闻重新进行了定义，其将新闻定义为一种社会意义互动的过程，而这种定义显然构成了现今新闻业的组织原则。[63]尼科尔斯、刘易斯·A·弗里德兰（Lewis A. Friedland）、赫尔南多·罗哈斯（Hernando Rojas）等人在分析了1994年至2002年期间的651个公共新闻项目后，发现公共新闻项目与社区其他机构的互动、报道框架的选定以及亲民的尝试等对公民权的提升、政策议程的影响以及志愿精神的培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64]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新闻运动对公众寄予厚望，一方面他们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复兴民主参与的中坚力量。公共新闻运动的践行者们借鉴了另类媒体的社区经验，通过访谈、焦点小组等形式了解公众的心声，力图唤醒公众的参与意识，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
　　第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公共新闻运动的理念与实践植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我国媒体当前的新闻实践提供借鉴，主要包括职业反思性塑造与新型受众培育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公共新闻运动鼓吹者们对新闻工作者职业形象的重塑为我国新闻记者职业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参考依据。如果说公共新闻运动强调了一种边界感的破除，在新媒体时代，新技术在为新闻职业培养合格工作者之时，又促使新闻职业去技能化，继而消解了新闻职业的专业技能，[65]那么边界感的重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这种边界感的重构并不是恢复到新闻专业主义的旧有框架之中，而是经过框架的重新整合，完成公共新闻运动的未竟之志，以彰显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神圣感与使命感。以“后真相时代”为例，这种事实让渡于情感的迷思亟待新闻工作者去破除。而破除这种迷思的基础便是新闻工作者专业性的重构。这种专业性的重构不仅要求新闻工作者依托新闻职业既有价值观如真实性、客观性等来构建新闻产品，而且要求他们以一种全新姿态示人，体现出新闻职业的权威性。如应对纷繁芜杂的流言蜚语，新闻机构/平台构建事实审核机制等。就后者而言，新型受众的培育是建立在公共新闻运动所强调的“对话观”之上的，或可以这么说，它比公共新闻运动更进一步，而它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公众媒介素养的培育上。如果说“媒介素养对于那些拥有批评性思维、受良好教育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66]那么在新媒体时代，对于普遍欠缺信息甄别能力、崇尚情绪狂欢的受众而言，媒介素养显得更加重要。公共新闻运动的对话机制为培育有甄别能力的受众提供了经验：应构筑社区传播空间，强调新闻工作者与社区民众的对话机制构建。进一步而言，在与社区民众交流的过程中，应搭建更加体系化的培育机制，为民众祛魅、重拾信任感尤为重要。
　　总之，公共新闻运动作为一次来自新闻事业内部的、自觉的、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新闻业的整体发展。也许正如罗森所期望得那样，如果有一天公共新闻没有了自己的称谓，而是变成了好新闻，那么公共新闻运动也就成功了。■
　　
①Carey, J. W. （1999）. In defense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TL Glasser （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 49-66）.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②Rosen, J. （1999）. The action of the idea: Public journalism in built form. In TL Glasser （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 21-4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③Rosen, J. （1999）. The action of the idea: Public journalism in built form. In TL Glasser （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 21-48）.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④Nip, J. Y. （2008）. The last days of civic journalism: The case of the Savannah Morning News. Journalism Practice, 2（2）179-196.
⑤Nichols, S. L.FriedlandL. A.RojasH.ChoJ.& Shah, D. V. （2006）.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ublic journalism on civil society from 1994 to 2002: Organizational factorsproject features, story frames, and citizen engagement.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3（1）77-100;MasseyB. L. （1998）. Civic journalism and nonelite sourcing: Making routine newswork of community connectednes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394-407.
⑥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公共新闻运动进行讨论时，更多学者结合美国社会所遭遇的民主危机，将目光聚焦于公共新闻运动的理念与实践之上。这其中就包括了公共新闻运动主将罗森与时任《华盛顿邮报》主编伦纳德·小唐尼（Leonard Downie Jr.）关于新闻记者责任的争论：罗森认为记者应该投身于社区之中，将民众培育成有民主意识的公民，而小唐尼则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参见：PeckC. （1999）. Civic Journalism: The Savior of Newspapers in the 21st Century?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doingcj/pubs/chrispeck.html.）。而“嗡嗡”梅里特（Buzz Merritt）与保罗·麦克马斯特斯（Paul McMasters）关于记者角色的讨论则围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展开。梅里特认为第一修正案为新闻界提供了一种自由的可能，它并没有对新闻界塑造公共生活的行为横加阻挠。麦克马斯特斯则强调第一修正案塑造了新闻记者这一职业的神圣性，记者与公民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并不认同公共新闻运动倡导者的做法，他认为如果非要去从事这样的实践，那么应该交给社论专页去做，让发行人去投身于社区之中，而不是采取一种折衷的方法让编辑与记者进行相关实践。（参见：Merritt, P.& McMastersD. B. （1996）. Merritt and McMasters debate public jour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1（3）173-183）。不难发现，众多关于公共新闻运动的争论都仅仅局限于其内部，并没有像汉诺·哈特（Hanno Hardt）所说的那样，应将其置身于一个更为宏观的环境之中来加以考量。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公共新闻运动在商业背景下所遭遇的困境，例如学者坦尼·哈斯（Tanni Haas）在其著作《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The Pursuit of Public Journalism:TheoryPractice, and Criticism）中单独开辟了一个小节来探讨商业背景下的公共新闻运动。他认为公共新闻运动的学界倡导者们的确忽视了商业媒介体系对公共新闻的潜在约束。更精确地讲，束缚了公共新闻进一步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参见：坦尼·哈斯（2010）.《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曹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亦如哈特认为公共新闻运动更多关注的是俘获受众之心以满足媒介拥有者以及广告主的利益而非公民的政治诉求（参见：Hardt, H. （1999）. Reinventing the press for the age of commercial appeals: Writings on and about public journalism. In TL Glasser （Ed.）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 197–209）. New York: Guilford Press）。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将公共新闻运动置身于商业背景中进行探讨的研究并未更深入地呈现公共新闻运动在商业背景下发展的困境，仅仅以释疑的方式对商业背景下的公共新闻运动进行描述，本文则尝试在此基础上对其所遭遇的困境进行深入探讨。
⑦“适应或出局”（get with it or get out）是史蒂文·A·史密斯（Steven A.Smith）在皮尤公共新闻中心的一篇演讲中提及的。史密斯亲身参与了《威奇托鹰报》的改革。在他的回忆中曾提及，面对报纸销量的滑坡，以商业盈利为主要目的的报团给报纸的主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威奇托鹰报》主编梅里特所面对是来自奈特里德报团的警告：适应或出局！梅里特不得不告知他的同事，《威奇托鹰报》要削减25%的新闻版面，这也意味着部分从业人员将丢掉自己的工作 （参见：Smith, S.A.（2001）.Alone Again Naturally: A Short History of Civic Journalism and Time.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doingcj/smitheug ene.ht ml.）。
⑧Fouhy, E.M.（1996）. Civic Journalism: Re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http://www.cpn.org/topics/communication/civicjourn.html.
⑨Smith, S.A.（1998）.Changing Newsroom Cultures: The Tyranny of “Or;” the Power of “And”.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batten/smith.html.
⑩Fouhy, E. （1994）. The dawn of public journalism. National Civic Review, 83（3）259-266；Lundy,W.（2002April）.Celebrating the past, focusing on the fu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ames K. Batten Awards and Symposium for Excellence in Civic Journalism, 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11]Fouhy,E.M.（1996）.The Public Perspective.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doingcj/speeches/a_perspective.html；Blomquist, D.& ZukinC.（1997）. Does Public Journalism Work? The Campaign Central Experience.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doingcj/research/r_does2.html；PeckC.（February 92001）.Civic Innovations in Newsrooms and Classrooms.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doingcj/conf/euge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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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Fouhy, E. （1994）. The dawn of public journalism. National Civic Review, 83（3）259-266.
[19]关于公共新闻运动市场驱动与市场关联的讨论最早出现于简·谢弗（Jan Schaffer）的论文之中。（参见：SchafferJ. （1996）. Civic journalism Washington style: Reporting beyond the Beltway.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http//www. pewcenter.org/doingcj/speech es/index. html.）。对于受市场驱动制约的新闻业而言，约翰·H·麦克马纳斯（John H. McManus）认为它紧跟着市场逻辑，为商业营造支持的环境，并转向目标受众。而谢弗则认为现有的公共新闻运动实践不应与市场驱动相联系，而应与市场关联相伴。他认为这种“市场关联”体现在，该运动恢复了新闻业的庄严感与使命感，体现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业的支持与保护。关于市场驱动与市场关联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公共新闻理念与实践的脱节，正如大卫·卢米斯（David Loomis） 与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所指出的那样，公共新闻运动存在一条悖论：公共新闻运动的目的相较于其自身的实践更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参见：LoomisD.& MeyerP. （2000）. Opinion without polls: Finding a link between corporate culture and public journ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2（3）276-284），而公共新闻运动理念相较于它的实践则更具有革命性。虽然其目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但其实践的纷繁复杂使得实践与理念严重地脱节，从而招致发展的缓慢。现有对其市场驱动、经营策略、营销伎俩的批判都是对商业背景下的公共新闻运动的笼统的批判，理据亦不十分充分。一种兼具两者精髓的从操作方式出现在公共新闻运动的“市场”讨论之中，并得到了一定支持，逐渐体现在“市场关联”的概念上，上述内容将在下文中作重点探讨。
[20]CohnJ. （1995）. Should journalists do community service. The American Prospect, 6（22）14-17.
[21]Rosen, J. （1999） 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57-258.
[22]Rosen, J. （1999） 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58.
[23]Rosen, J. （1999） 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58-259.
[24]Meyer, P. （1995）. Public journ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objectivity. Address delivered to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and Editors convention,Cleveland, Ohio.
[25]HaasT.& SteinerL. （2006）. Public journalism a reply to critics. Journalism, 7（2）238-254.
[26]PeckC.（ 2001）.Civic Innovations in Newsrooms and Classrooms.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doingcj/conf/eugene.html.
[27]PeckC. （1999）. Civic Journalism: The Savior of Newspapers in the 21st Century?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doingcj/pubs/chrispeck.html.
[28]Lerbinger, O. （2005）. Corporate public affairs: Interacting with interest groups, mediaand government. New York: Routledge:184.
[29]虽然类似福希这样的支持者们认为可以通过寻找一些新的形式来解决商业制约，例如报纸可以与当地电视台、电台进行合作，来平摊公共新闻项目的资金（参见：Fouhy,E.M.（1996）.The Public Perspective.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www.pewcenter.org/d oingcj/speeches/a_perspective.html.），但总体而言，以市场关联为核心的公共新闻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其受众地位，进而改变了其理念的初衷。受众所扮演的公民角色与其所扮演的消费者角色开始干扰人们对公共新闻运动的辨识，也加深了公共新闻运动自身的危机。
[30]Rosen, J. （1997） .Public Journalism as a Democratic ArtIn J. RosenD.Merritt, & L.Austin （Eds）Public Journalism: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 （pp.3-34）.DaytonOH: Kettering Foundation Press.
[31]Field,T.（1995）.In Praise of Public Journalism.Editor & Publisher12856/43.
[32]Fouhy, E.M.（1996）. Civic Journalism: Re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Retrieved August 72014from http://www.cpn.org/topics/communication/civicjourn.html.
[33]笔者通过LexisNexis Academic数据库，以“public journalism”、“civic journalism”等为关键词进行报道搜索，并在其中以“reader’s letter”、“letters to the editor”等为关键词进行进一步搜索，选择了报道量较大的《波特兰新闻先驱报》（Portland Press Herald）（69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中的读者来信进行了分析。搜索时间为2017年9月21日。
[34]Letters to the editor,Portland Press Herald,May 11997.
[35]Letters to the editor,Portland Press Herald,July 31997.
[36]IggersJ.（1998）. Good News, Bad News: Journalism Ethic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BoulderCO: Westview Press: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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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BezansonR. P.& Cranberg, G. （2006）. Taking Stock of Newspapers and Their Future. FIU L. Rev.223.
[40]Woodstock, L. （2002）. Public journalism’s talking cure An analysis of the movement’s ‘problem’and ‘solution’narratives. Journalism, 3（1）37-55.
[41]公共新闻运动所处的媒介生态系统受到了商业的冲击与控制。哈斯与斯坦纳所引用的皮尤公共新闻中心的报告显示，68%的编辑与75%的记者担心新闻机构的企业化。经济压力会将新闻机构塑造为利益导向的企业，从而剥夺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这种压力迫使编辑与记者不得不混淆新闻与娱乐的界限以迎合受众。因而部分鼓吹者们企图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消解消费者与公民之间的冲突。（参见：HaasT.& SteinerL. （2002）. Fears of corporate colonization in journalism reviews’ critiques of public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3（3）325-341.）。
[42]KraeplinC. R. （1998）. The role of the editorial page in newspaper-based public journalism project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72.
[43]KraeplinC. R. （1998）. The role of the editorial page in newspaper-based public journalism project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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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骏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闫岩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