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环
　　丹尼尔·C·哈林（Daniel C. Hallin）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院教授，国际知名的比较媒介体制研究学者，长期致力于政治传播学研究，并重点关注拉美国家和西欧北美的媒介体制。哈林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专业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他较早开始关注政治学和传播学之间的关联性，1980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题为《大众媒介与美国政治危机：越南战争个案》（The Mass Media and the Crisis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Case of Vietnam）。2004年，哈林与意大利佩鲁贾大学教授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合著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 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问世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之后该书被陆续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以北美和西欧国家为研究对象，结合政治学和传播学，质疑了1956年由三位美国学者所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哈林和曼奇尼提出了基于经验研究的三种媒介模式，即自由主义模式（Liberal Model）、民主法团主义模式（Democratic Corporatist Model）以及极化多元主义模式（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不过，这本书只选择了在经济发展、文化和政治史等有诸多共性的老欧洲国家（即传统上的西欧国家）和环大西洋的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北美国家进行媒介制度调查。
　　除了对欧美国家的媒介体制进行比较外，哈林教授也专注于拉丁美洲的媒介体制研究，为了更好地研究原始文献，他专门学习了西班牙语。目前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媒介体制相关研究甚少，由于相距甚远，以及拉美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弱，这一领域成为遗落的明珠。事实上，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拉美许多国家的媒体所面临的状况与中国类似，例如墨西哥媒体从过去的威权主义模式（authoritarian model）转变为目前的市场驱动模式（market-driven model）、公民新闻事业模式（civic journalism model）等共存的状态。自从中国引入市场元素、实行有限的商业运作以来，媒体也呈现出一种混合形态。对我们而言要追问的是：媒体在拉美是如何报道政治并推动社会进步的？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一、政治学与传播学
　　周书环（▲）：可否请您分享一下您早期的学术生涯？您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从聚焦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媒体、美国大选中的电视报道到拉美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对不同国家媒介体制做比较研究？
　　哈林（●）：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恰逢保罗·曼奇尼从意大利来美国做田野调查。他想写一本关于美国电视新闻的书，而当时意大利还没有商业电视新闻。①所以我们开始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打算合写一篇文章来比较美国和意大利的电视新闻。这篇文章就是1984年发表的《总统开腔：美国和意大利电视新闻的政治结构和再现形式》（Speaking of the President: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m in U. S. and Italian Television News），它引发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因为之前还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从那一刻开始，我对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就很感兴趣了。你知道，实际上我受的是政治科学训练，在政治科学中，比较研究是常态，这个领域中人人都做这个基础工作，但在传播学中却不是这样。
　　虽然我最初接受的训练是政治科学，不过我对公众舆论更感兴趣，为了研究人们的政治观念是如何改变的，我不得不研究媒体。奇怪的是，在我学习的那段时期，在政治学领域没有人研究媒体。于是我有一个机会写了关于大众媒体对越南战争报道的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这又给了我一个机会去谋得一份从事传播学和政治学双聘的工作，所以让我对传播学了解更多，而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有趣的领域，与政治学相比，在这个领域中我可以成为某种先驱。
　　▲：您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政治学学者还是传播学学者？如果分别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去探究“政治传播学”，您能看到什么样的差异？
　　●:现在我认为自己更多的是一名传播学者，因为我在传播系教书，另外，相较政治科学领域，我觉得我在传播学科中扮演着更为中心的角色。不过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在政治学与传播学之间有一个政治传播学领域。所以我真的不必再做选择了，可以兼而有之。我认为界限分明的学科观念意义不大，大部分学科都有重合的部分，只是做着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不认为它们之间有明确的区别。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倾向，例如政治科学倾向于定量研究和寻找因果关系，而传播学则更为多元，有更多的空间进行文化形式的更具解释性的研究。一般而言，我认为政治科学在把文化和文化工作者的行动化为概念时有许多困难，文化工作者也不理解政治科学。因为很多时候不存在我们假定的政治行动者和政客等人的那种工具性行动，而传播学有更多不同种类的概念工具，你可以把它们运用于这些情境中。
　　
二、拉美传媒体制
　　▲：您在《拉美媒体与民主化》（Media and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中提到，英文文献仍然高度聚焦于更稳定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研究。那么，您为何选择拉美国家作为您的焦点？
　　●:我开始研究拉美主要是因为我生活在这个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加州的圣地亚哥毗邻墨西哥的西北边界）。我学了西班牙语，可以在家里看墨西哥的电视，这让我能够做有关墨西哥的研究，这就是我的开端。
　　但是我还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扩充我们考察的案例，并拓宽我们的概念框架。所以，研究一些非西方国家真的很重要。
　　我的工作方法通常是综合若干案例，所以我实际上是想了解作为整体的拉美。但我聚焦于墨西哥，因为它就在我的附近，而且我能很方便地接触到材料。我一直聚焦于那些民粹主义政府掌权、在媒体上有共同冲突的国家，因为我认为一些有趣的概念性议题从中生发出来了。这部分涉及新闻自由、民主与媒体报道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些议题在以下国家尤为明显：经常是民粹主义政府宣布要实现媒体民主化；但是批评者说，不，他们不想实现媒体民主化，他们正在威胁新闻自由。我认为这些都是有待思考的有趣冲突。
　　▲：在2002年您与斯蒂利亚诺斯·帕帕萨纳索普洛斯（Stylianos Papathanassopoulos）②合写的文章《政治依侍主义与媒介：比较视野下的南欧与拉美》（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the Media: South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中，您为何使用依侍主义③概念进行比较媒介分析？在某些情况下，依侍主义在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吗？
　　●:是的，我确实认为依侍主义在民主政治的历史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所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在回顾政党制度的早期发展时，依侍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通常是作为其中一部分，美国肯定是这样的。例如19世纪晚期的美国，各城市就有政治老板（bosses），④他们得以部分动员的通常是移民，给他们提供好处来参与政治从而成为依侍机器（machines）。举个例子，我认为你同样可以考察二战后意大利从法西斯独裁转变为民主制度时期各政党的发展。各个群众性政党的发展带有依侍主义的重要元素，就是人民作为委托人依附于政党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这是民主政治历史的一部分。
　　▲：为什么在大多数拉美国家，大规模发行的报纸从来没有发展起来？为什么您说“拉美的新闻事业并没有经过强劲发展，成长为自治的公共机构，这不同于其他公共机构”。都有哪些表现，媒体腐败是其中之一吗？
　　●:在拉美大规模发行的报纸起步晚，这是因为识字率低，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市场之外。这与极其严重的不平等有关。因为报纸基本上是市场和政治生活的公共机构，所以如果大多数人口被排除在这些公共机构之外，他们就不太可能成为报纸的读者。因为报纸没有强大的受众群，在这方面是孱弱的公共机构，所以它们依赖政治领导层的庇护，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是自治的公共机构。
　　报纸之所以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公共机构，另外一个原因是群众性政党的缺失。拉美没有类似于欧洲的群众性政党，拉美的政治生活更多的是由小寡头支配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因为报纸没有强大的受众基数，它们往往被政治行动者控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与政治的世界没有分殊开来。
　　媒体腐败是其中一部分。在拉美，媒体机构、新闻工作者和其他个人依赖某个人给的报酬，这是非常普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真正自治的行动者，因为他们由其他行动者因其服务而支付报酬，因而被工具化了。这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很常见，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通常把他们的服务卖给其他行动者，而不是充当独立的公共机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薪水太低。
　　▲：您如何理解用“野蛮的解除管制”（savage deregulation）来描述拉美的媒体监管状况？在拉美，对媒体的监管执行起来都十分马虎吗？为什么会这样？政府对广播电视和对报纸的控制是否存在差别？效果如何？
　　●:在拉美，通常有很多影响媒体以及其他一些媒介体制的公共服务规章，它们的存在部分是因为政治精英和媒体精英之间的共谋关系。因为这种共谋关系，在拉美国家中，媒体监管的执行都十分马虎。政治精英不会制订强有力的规章，媒体精英则以有利于政治精英的报道作为回报。而且，许多媒体机构的所有者本身就是政治精英，所以不足为奇的是，它们会得到国家的厚待。
　　拉美国家政府对广播电视和报纸的控制是一幅复杂的画面。报纸往往较孱弱，因为他们依赖政府广告。而电视通常是强有力的，它有强大的市场，所以政府控制电视一般要比控制报纸更难。从理论上讲，政府向电视台发放执照，应该能够控制他们，但实际上因为电视台有市场权力，所以它们较少受到控制。就像墨西哥的特莱维萨（Televisa），⑤它不仅在商业上更强大，而且也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电视反对某个政客，以不利于他的方式做报道的话，那肯定比报纸影响要大得多。
　　
三、依侍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及民粹主义
　　▲：在您看来，“依侍主义不利于新闻事业和专业主义的落地”，这一说法在拉美国家有哪些主要表现？拉美是否存在一种理想的美国式新闻事业？还是仅变得更专业而非专业主义？
　　●:依侍主义破坏了新闻的专业性，因为在某个方面，专业理念一方面是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整体服务于公众，而不是特定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自治。而依侍主义破坏了这两者，新闻工作者服务于媒体所有者的利益，或者服务于那些给他们报酬的政客的利益。政府广告往往投放给对特定政客有利的报纸，这是依侍主义的一种表现。还有，在依侍关系中，信息通常被当作一种私人资源。在依侍主义强大的国家中，新闻工作者获取政府信息的能力通常很弱，因为缺乏政客有义务向每个人提供信息的强有力规范。
　　因此，尽管拉美媒体吸纳了美国式新闻事业的一些元素，但若干重要方面被改动了。因为自治性孱弱，所以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更难以实践美国式新闻事业。
　　▲：公共媒体和公民新闻事业（citizen journalism）有何异同？拉美公民新闻事业缺乏成为媒介体制中核心成分的条件吗？为什么？
　　●:大多数拉美国家没有多少公共媒体，它们的媒介体制由私营的商业媒体主导；它们名义上是公共的，实际上是国有媒体，其中有许多受众很少，不像欧洲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台那样有自治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对于媒介体制无足轻重。公民新闻事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制度语境。在拉美许多地区，公民新闻事业正在随着互联网的成长而成长。
　　公民新闻事业是重要的，但也有点难以为继。因为公民记者一般没有报酬，所以公民新闻事业有可能转瞬即逝。所以在大的社会动员时期，也许有许多人开始从事公民新闻事业，但是要让它纳入体制并在今后存活下来是更加困难的。所以我认为，在某一特定时刻出现一个社会运动时，公民新闻事业通常变得特别重要，而不是成为一个结构中长期存在的一部分。
　　▲：《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提出三种媒介模式：自由主义模式、民主法团主义模式和极化多元主义模式。您认为拉美的媒介体制偏向于其中哪种模式？
　　●:拉美的媒介体制可能最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因为拉美媒介的政治化程度相当高，新闻的专业性却相当薄弱，它们以电视而不是报纸为中心。所有这些都是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特征。但它也有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些重要元素，尤其是其中商业媒体的支配性地位。你可以用我们的模式来做某些媒介体制比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出的三种模式主要是基于欧洲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模式都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的媒介体制有何区别？
　　●:拉美国家的特征是相当的不稳定，所以政治体制有许多重大变化。从民主到独裁，再回到民主。我们真的不知道这种不稳定是否会持续下去。相比过去，拉美肯定是转向了一种稳定的民主和更开放的媒介体制，所以在许多国家，曾经受到政治精英严格控制的媒介体制现在更加多元，也有了更多的争论，独立的新闻事业现在也比过去可能有了更大的空间；即使对它有限制，但我认为在许多方面更开放了。
　　▲：拉美各国内部的媒介体制有何异同？
　　●:拉美国家内部有很多差异。首先，古巴的共产主义制度绝对是一个特例，几乎所有媒体都归国家所有。此外其他拉美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有些国家的媒体市场非常小，而有些国家的媒体市场非常大，有很大的跨国媒体公司。近年来，其中一些国家产生了能够挑战既有媒体的民粹主义政府，于是出现关于媒介政策和媒介权力的新争论，其中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有更强烈依侍主义性质的媒介体制，一些国家有大量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暴力行为，所以有许多维度。
　　当然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在特定的国家内部也有许多不同，新闻专业主义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例如，地处首都的全国性中心媒体和其他地区的媒体之间就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地处首都的媒体更强大、更自主，而较小地区的媒体与地方有更多的瓜葛，受到更多控制，其形式从依赖政府广告到针对新闻工作者的暴力不一而足。在地方层级上经常有非常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拉美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和政治民主，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您的课上，您提到这个问题引发了两派的争论，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
　　●:是的，当下有两种主要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民主、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不能相互兼容。其他人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实际情况很复杂，尤其对媒体而言。从某些方面来说，转向新自由主义可能加速了媒体的开放，因为在某些国家，媒体产业更具有竞争性。这意味着媒体经常有更多的市场取向；因为有了更多的市场取向，它们就远离了某种宣传。它们可能更有人气，而更有人气意味着你不会狭隘地认同政治官员，而会更注重回应受众。所以，这就要求媒体自身与政府官员保持距离。但是在其他方面，新自由主义意味着媒体产业的成长受到鼓励，它有利于媒体市场的集中，但未必推动了媒体的开放；它也可能常常伴随着某种政治与经济的共谋。与过去的共谋不同的是，媒体所有者的地位比过去更高了。所以围绕新自由主义与市场之间的许多争论会继续开展下去。
　　▲：您为何用民粹主义来分析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媒介模式？
　　●: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家都是民粹主义政府当政。这些政府的领导人在反对他们国家的强大寡头中建立其政治基础，所以他们想要得到反对寡头、富人和旧式政治精英的普通人的支持。这些寡头包括媒体机构及其所有者，所以政府和传统的媒体发生了冲突，也与传统的政治精英发生了冲突。
　　自从民粹主义运动接管政府之后，政治广告通常从一些媒体转移到了其他媒体。有时一些私人媒体会支持政府，从而在政府那里得到广告。政府经常去鼓励支持民粹主义运动的新媒体，因此会改变广告投放。由此，媒体分化成不同的阵营，一个阵营支持政府，一个阵营反对政府。这样政府会用广告预算来扶持自己一方的媒体。但有时情况会更复杂一些，因为在拉美国家，不同的政党可能在不同的层级上掌权。例如在阿根廷，在国家层面上有一段由民粹主义的庇隆主义党（Peronist party）⑥掌权；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却有不同的政党在角力。
　　▲：民粹主义也存在于美国新闻媒体吗？它们有何不同？
　　●:是的，有一种正在发展的民粹主义媒体在支持特朗普运动。虽然我不能清晰地描述哪家媒体属于这个阵营，同时也不存在政府对媒体的经济支持——美国媒体更依赖市场，但它们确实通过支持特朗普来建立受众群，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商业模式。
　　但与拉美不同的是，美国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制衡”的非常复杂的制度，它部分与政体中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分立有关。所以，特朗普控制了行政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控制了政体的所有权力。特朗普可能会想方设法收拾那些反对他的媒体，但实际阻止他的法律制度太强大了。同样，监管媒体的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是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它必须依法向广播电视业者颁发执照，必须遵守相关法律。特朗普不能对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委员们这样说：“喂，我要你给这个组织而不是那个发执照。”
　　▲：您曾提到，随着市场关系的引进，中国媒体中的依侍主义活跃起来了。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的媒体体制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媒体的激增不是被党直接控制的，其他的控制形式变得更重要了。
　　一般来说，依侍主义是某种属于市场体制的东西。尽管媒体自上而下由单一的官僚机构控制着，但是对于某个新闻工作者或某家报纸的主编来说，与特定的商业人士之间形成依侍关系之类事情的空间仍然很大。它的市场关系不仅存在于媒体中，而且存在于整个社会，这意味着许许多多的行动者可以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寻找自己的利益，创造出有用的客户。
　　▲：在中国，对于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目前引发了激辩，一种观点是“消亡论”，另一种是“坚守论”，相信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仍然是有存在可能性的。您认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景如何？
　　●: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已经衰退到了某种程度，但我认为它不会消失。新闻专业主义在美国出现，并且曾经非常强大，现在它虽然沉默了，但在重要的地方仍然是强大的，并且我认为可能会继续如此。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新闻专业主义的问题，我认为目前它的确存在，虽然有些局限性。中国的媒体是由党或国家控制的，然而，在媒体机构中，新闻工作者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这样一种伦理：他们理应服务于作为整体的公众。
　　
四、互联网时代的比较媒介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媒介体制的国别差异有哪些变化？国别差异是否将变得无关紧要？
　　●:国别差异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变得无关紧要。我是说互联网本身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有不同的内容。媒体市场已经全球化了，而且一部分已经全球化很长一段时间，好莱坞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我认为不同于电影工业，实际上互联网在某些方面是高度去中心化的。它与不同的地方权力结构是高度相容的。国别差异不会消失，现在还没有消失的迹象。
　　▲：在中国，互联网的兴起催生了微博、微信公众号，您如何思考这些新兴媒体？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新的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有哪些优缺点？
　　●:世界上所有地方似乎都在发展互联网，这为公民行动和参与的新形式提供了可能性。也许更重要的是，因为信息很难通过既有媒介来流通，所以互联网媒介就变得更重要了。互联网确实让完全控制信息流变得困难，这就是为什么古巴正在开始变革的部分原因。互联网的存在的确意味着媒介必须留意它们自己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因为它们肯定会受到其他行动者的批评，而其他行动者可以独立地传播信息。所以，互联网的确推动了媒体转而去关注公众。
　　▲：对于有兴趣研究互联网、创造新的比较媒介理论的学者，您有何具体建议？
　　●:我得说必须做案例研究，而且必须对特定语境的重要性非常敏感。需要细心地进行日记式记录，因为我们谈论的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看到任何特殊的案例，都要与非常独特的语境相关联。例如，在哪里发生，处在怎样的系统中，你谈论的内容有什么特殊的历史际遇。
　　▲：您是否想过在比较媒介体制的研究中加入互联网？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互联网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互联网进入了一个已然发生社会变革的语境之中，它也被这些变革所改变，所以你必须了解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互联网发生了什么。例如，我认为明显的是，虽然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已经改变了媒介体制的性质，但是同时它们如何发展取决于那种媒介体制要以什么为开端。例如，在一些国家，互联网上的新闻是由现存传统媒体主导的。其他国家不是这样，尤其是在传统媒体本身比较弱的地方。必须在现有媒介体制的语境下观察，因为它决定了互联网将如何被运用得更加强有力。在美国，互联网正在改变许多东西，但有一些改变是在互联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互联网只是加速了这些变化，包括受众的碎片化之类，它是一个伴随着有线电视开始的重要变化。■
　　
①意大利的商业电视始于1976年，但是到1990年才合法化，之前是名义上公营的意大利广播电视台（RAI）唱独角戏。
②斯蒂利亚诺斯·帕帕萨纳索普洛斯，希腊雅典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学院教授，资深政治传播学者。
③依侍主义指的是一种社会组织类型，其对社会资源的近用由庇护人（patrons）控制，并输送给依侍人（clients）以换取服从或各种形式的支持。参见：丹尼尔·C. 哈林、保罗·曼奇尼：《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第56页，陈娟、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特指美国19世纪中后期控制某一地区（通常是城市）政治机构或政党的头目，“老板”筹款扶持某个政党上台，该政党上台后通过瓜分公职和公共工程、再从公共工程中捞钱。
⑤特莱维萨，拉美和西班牙语世界最大的电视为主的多媒体集团，成立于1973年1月，许多节目在美国播出。
⑥这里指左翼的阿根廷正义党，目前为在野党。2015年11月，政党联盟“我们变革”的候选人毛里西奥·马克里在大选中获胜，成为42年来首位属于中右翼阵营的总统。胡安·庇隆（1895-1974），民粹主义政客，1946-1955、1973-1974年间三次出任总统，他在底层民众中威望很高，但任内经济迅速凋敝。
　　
周书环系中国传媒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生。访谈时间：2018年3月14日下午，访谈地点：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哈林教授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