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紫江特聘教授
赵月枝 西门菲莎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吴畅畅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王维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洪宇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研究员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胡凌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熊节 ThoughtWorks总监咨询师
余亮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业的重构与重组
　　吕新雨：我首先从《未来简史》这本书谈起。这本书很畅销，影响和争议都很大，作者赫拉利也曾经到中国讲演。它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宣告了人文主义的死亡。书中描绘了人类有机体消失的过程，它起源于人类中心主义，而当人文主义走向数据主义，就形成对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致命挑战，因为作为个人独特性而存在的人文主义的根基不复存在。而数据主义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在大数据看来，生物体本身就是一个建构数据库的过程，而通过基因、微小机器人可以干预和解决人类作为有机体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人类开始追求永生，这种永生已经有时间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有机性和无机性的界限消失了，而人类不再是阶级分化，而是种属分化，即分化为穷人和富人两个种属，前者短命，后者永生。这其实描绘的是人类文明灭亡的图景。
　　这一过程使得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论走到了反面，即数据主义。人文主义精神崛起的基础包括个人自主性基础上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它的预设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人的独特性在于我们的感知和欲求是有深度的，是没有办法被替代的，每个人都是小宇宙。人类从泛神论走向有神论，再走向人文主义革命，是不断地从外在的宗教神话中解放出来，转向自己的内在。但是今天的数据化、人工智能却使得人的欲望感官可以通过数据的测量和干涉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人作为自足的独特性没有了，立足其上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也就会崩溃。如果说过去的人类是黑猩猩的升级版，那么未来的人类就是蚂蚁的放大版，人的独特性将消失殆尽。这是一个有意思也比较有深度的挑战。
　　这一点可以结合阿伦特的讨论来看。阿伦特认为，自由主义的源头是古典自由主义对私有财产的倚重，及其与自由的公共领域互相建构的关系。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因为这块领域是人的自主性栖息的地方。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私有财产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市场中，不动产被市场化，进入到资本化的过程中并开始流动，资本的积累恰恰是以牺牲私有财产为代价的。隐私权的发现正是对消失的私有财产的替代。赫拉利所说的人文主义革命也正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开始内在转向，人的内心被开发出来，尤其体现为小说的兴起和精神分析的横空出世，它的背后是哲学的整体转向，人的心理深度、思想深度都彰显了出来，人的内心成为人文主义的栖息地。阿伦特论及资本主义市场化过程就是不断摧毁私领域的过程，只有人的肉体作为最后的公与私的边界。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性其实是在涉及种族生存的时候才有少数保留下来，因为人有身体，肉体的存在使人的自我再生产作为最后的私有领域加以保护。但是如今的人工智能时代，隐私权作为最后的私领域已经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毁，作为人的最后防线已经被突破。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私”是自由的保障，但是现在隐私全部汇入到大数据的空间里，公与私、有机与无机这些传统的人文主义界限面临被全方位冲垮的危险，这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挑战，也是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它挑战了所有既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未来简史》把技术逻辑的数据主义放在人文主义革命之后，作为其后果。这两个逻辑在今天其实并不能分离，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人的最深领域：自我的心理领域和肉体的生物领域，这既是技术问题也是人文问题。
　　私有财产是自由主义的栖息地，这也是赫拉利所说的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虚拟”故事。当外在的私有产权作为自由主义护花使者的功能逐渐失效之后，人的内向深度和人格就变成新的私权：著作权、版权和隐私权。但是，今天的大数据时代，隐私的数据化摧毁了私权的界限，版权和著作权与网络社会共享的乌托邦理念不断冲突，个人主义的所有基石都被动摇了。财产的概念面临瓦解，数据是不是财产？每个人通过社交媒体生产的数据是否能够拥有私人产权？怎么才能界定其边界？这些困难，或者说困境，就是今天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推到极致后的悖论。
　　这个悖论已经无法依靠资本主义逻辑来解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据的共享与否变成了一个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其实互联网一直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分享、共有，由一批以“点共产主义者”自称的网络无政府主义者为急先锋。在他们看来，互联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版权这样的概念都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种在现实中受压抑的民主诉求转而寻求在虚拟世界实现的体现。事实上，互联网存在依靠的是每一个用户作为劳动者的贡献，所以真正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是互联网的主人——这应该成为所有技术与人文的旨归。另一条路线是资本主义市场的赢利需要，传统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要以版权为自己在网络上新的利润来源开路，而新生的信息资本主义则依靠大数据的广告化发展来获得霸权，人工智能是这两个逻辑的结合与延伸。这两条路线在互联网上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并决定着人类21世纪的未来。说到底，新媒体的网络发展是以分享、共有的方式为基础，还是顶着共享之名行垄断之实？它背后体现的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念之争，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在其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或者说，中国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看点。
　　这是一个大前提，对新闻传播学的考量也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从政治的角度看，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人权，在大数据时代，公与私界限消失的年代，新闻学的理论该如何建立？实践该如何进行？它首先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危机，比如知情权、隐私权、新闻价值中的真实性原则等被抽空的前提下，新闻生态和政治生态面临全方位的危机，新闻生态其实是政治生态的一种表现。最典型的就是“后真相”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主流媒体的对垒，它使得“假新闻”（fake news）、“后真相”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新闻传播学该如何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
　　王维佳：吕老师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人工智能时代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的问题。对此，我进一步回应一下。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媒体传播，作为一种现象层面的变化似乎是新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它只是传播领域商业模式加速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价值的讨论也应该从商业模式这个根源问题出发，才能看清楚数字智能时代传播领域变革的趋势和改造的可能。面对技术的冲击，真正有想象力的人文精神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人类传播的属性和运行机制的问题，而不是避开这些问题而空谈悲情和坚守。
　　互联网和数字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打破传统生产模式下的高成本、慢反馈和较强的社会监管创造了条件。首先，被鼓噪为“草根也能发声”的自媒体内容生产大量涌现，极低的采制成本推动资本快速在大众内容生产领域圈地，紧随其后的是将市场标准植入个体化的创作过程。言论平台上的“大V”、直播平台上的网红、短视频平台上的明星，如今已经不能再以非职业的方式来理解，在他们的内容生产活动中，不仅商业传播的规约属性日益成熟，而且背后常常跟随一整套庞大的经济管理体系。与传统媒体时期的内容生产相比，自媒体的内容生产不仅竞争极为激烈，可替代性超高，而且可以经由人工智能数据化实现大规模规范管理，极大地强化了劳动流程的控制。这使得新兴的、没有边界的“内容工厂”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成本优势，也正在催生一个人类传播史上前所未有的集权时代。
　　其次，数字人工智能将商业传播机制中最为重要的三项工作：信息服务、受众调查和注意力售卖进行了无缝衔接，实现了三位一体的整合。这一技术突破性地实现了实时反馈，使得传播的精准性获得了无以复加的提升。在信息服务层面，与内容采制的“社会化”相配合，通过细化用户的标签，新的算法技术使得媒体商业运营可以极大地压缩创作者的自主性空间，以最高效率实现对市场需求的满足。在广告和公关服务层面，媒体运营商甚至可以提供不同社会属性的注意力组合套餐供客户选择，数字营销在商品推介、口碑塑造和社会动员上都创造出了远远超出传统宣传模式的高效率。
　　最后，算法技术使得传播的各种操作后台化，这不仅包括基于市场适应性的内容采集、基于用户使用习惯的信息投递，也包括基于各种复杂社会目标的营销推广。比起传统媒体易于观察的操作流程，要想搞清楚新媒体企业的生产管理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一特点使得公共力量对传播的监督、干预成本大大提升，并使得垄断传播资源的社会舆论权力获得扩张。这些权力甚至侵入原本由公共机构承担的内容审查和公众宣传领域，使得“公司”有潜力获得一部分“国家”的传播功能。
　　以上几点解释了资本会愿意从传统媒体领域大规模地迁移到以数字人工智能为依托的新媒体领域的根本原因。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实现了大规模内容采制、编辑和投放的自动化低成本运行，而且实现了传播效果的实时反馈，摈弃了拖后腿的专业标准和精英气质，几乎将注意力经济的工具理性推到极致。不仅如此，通过庞大的数据资源垄断和后台干预，新媒体公司还可以在摆脱直接监管的同时，获得越来越多的公共权力。
　　余亮：吕老师讲到新的资本和技术权力的兴起，王维佳老师也做了一个权力分层，说传统内容生产者原先是精英的，现在被生产链条驱赶到了最下一级，资本、技术和内容生产——内容生产在最下游。传播技术改变了传播的基础设施，同时本身属于创造剩余价值的环节。但这里涉及我们怎么看待技术权力的问题，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还可以再展开讨论。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我关注传统的国家权力和技术权力的关系。政府有多大的能力能够在与技术权力的结合上占据主动权。从我自己做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经验来讲，政治权力和技术权力是隔行如隔山的。政府做的网站产品、技术产品，比起大公司的网络技术产品通常会弱。掌握技术权力的人要去忽悠传统权力，是比较容易的。遇到技术问题，政府如果自身不具备解决能力，去咨询技术势力，技术人士可以告诉你一些信息，但不会告诉你所有信息。政府肯定也要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当然，反过来，政治专业人士所具有的一些能力也是技术势力不具备的。举个例子，腾讯有自己的腾讯研究院，阿里、百度也都有自己的研究院。百度研究院只谈技术。腾讯是BAT里面最关注法律政治的，举办过多次诸如人工智能与伦理、法律关系的研讨会。百度也会关注比如无人车进入交通领域之后该怎么和法律打交道等问题。刚才王维佳讲到以前的新闻生产流程和生产链条现在因为技术介入而变得支离破碎，这里面其实有各种势力在争夺这个流程的不同环节。比较重要的模式就是凯文·凯利讲的“边缘突破”，打败新闻业的不是新闻业里的人，打败银行业的也不是银行业里的人，都是外来的，从传统专业人士不注意的边缘地带崛起。这里面的多数都属于破坏性创新。
　　赵月枝：刚才，维佳梳理了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这使我想到中国媒体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仅对市场关系引入一般的经济领域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而且对商业逻辑和市场关系在自己所在的媒体领域的推进也是欢迎的：一方面，他们希望这样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希望市场机制能带来相对独立于党和国家管制的自由。在东欧，正是知识分子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消解和被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在赶超逻辑的推进中，“今日头条”这样的不需记者，只需技术人员，靠算法来做信息推送的信息“搬运工”已经对中国新闻传播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许，在这方面，相对于西方，我们不但是赶上了，而且超过了。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掌握了用户消费习惯的信息寡头有了按照作为信息消费者的用户的欲望（want）来推送内容的可能，从而使每人成了信息孤岛，或信息闭环，进而有可能走向互联网会带来开放和自由的信息世界这一许诺的对立面。要知道，正如英国文化研究者威廉斯所言，没有什么既成的、超验的受众兴趣。另一方面，通过精准计算，源于便士新闻的商业媒体广告逻辑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报刊时代，广告逻辑把劳工阶层报纸边缘化，使报刊和后来的电视迎合中产阶层的利益和趣味；直至有线电视的兴起，广告使受众更分化和碎片化，美国学者Joseph Turow因此在1997年出版了《撕裂美国：广告与新媒体世界》一书。当时，“新媒体”还只是有线电视，今天，一个APP可以通过大数据给不同的受众个体推送不同的内容和相应的广告，把新闻传播的商业逻辑发挥到极致。
　　王维佳：我稍微总结一下，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解除对资本的公共约束成为一种全球政策潮流之后，这一工具理性化的趋势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和高峰期，它最终颠覆了大众传播业原有的产业模式，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在这段历史时期，“不争论”的原则客观上塑造了“市场经济”的共识，使得很多关于传播的社会属性和传播领域发展模式的认识和讨论被悬置，加之市场经济创造的各种高度专业化门槛和行业圈层结构，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与行业内人士在现实经验材料的掌握上高度不对等，这也妨碍了很多公共问题的社会性讨论。其实，传媒领域的变革，以及这场变革在文化上引发的危机，恰恰给新的知识讨论提供了机遇，面对新的现实，长期以来被遗留在行业快速发展外部的基础问题、价值问题有待我们重新认识并展开充分的公共讨论。
　　
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政治路线
　　吕新雨：几位老师的发言，都提到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中记者的劳工化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是从人工智能时代才开始，只是人工智能时代加剧了这一过程。维佳很早就在他的博士论文里讨论记者劳工化的问题，这是来自市场化的逻辑。如果我们按照市场化的逻辑一直走下去，从记者劳工化走向数码劳工化，最后就会走向机器人写作。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也就是人的异化的逻辑。
　　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就是调查性新闻的全球性衰落，社交媒体霸权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其实，正是深度调查无法被机器所取代，下基层、跑现场更是没办法通过编程来完成，而这才是新闻业的核心。数据新闻可以是对新闻业的补充，或者说是一种宏观分析的方式，但是它不能也无法替代记者最重要的采访工作——人对人的采访，甚至很大程度上，数据新闻的基础恰恰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基础采访之上的，犹如AlphaGo的学习靠的是海量的人类对弈数据。但当数据新闻扼杀调查新闻，机器人抢走记者的饭碗，就意味着传统新闻业的根基已经被抽空。在这个意义上，社交平台是对传统新闻业的摧毁，因为它摧毁了传统新闻业最基本的生产机制。
　　最后，我想强调一点，新闻的社交平台化过程对中国新闻业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审核制度的“去政治化”。因为依靠机器搜索，不同于有“政治抱负”的微博时代，我们目睹了微信时代为了保证生存空间，“人工智能”对敏感词的审查更加严格，使得任何严肃的公共讨论也更加困难。所以就出现了东方网总编辑写公开信控诉腾讯的故事。可见技术是具有政治性的，今天可能会以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社交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之间的博弈，方兴未艾。
　　赵月枝：新雨阐述了人工智能与中国新闻业之间正在和将要建立的关系，与之相对应，来自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在他的两部相关著作——2007年出版的《传播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和2013年出版的《数字失联》（Digital Disconnect）中，曾讨论过数字传播革命是否会带来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传播转型。他没有谈到人工智能的问题，只是笼统谈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革命，但我希望这个分析与我们的讨论相关。
　　麦克切斯尼用的“传播转型”（communication transformation）概念，意指那种能带来人类发展方式变革的传播技术革命，而且这种转型总是与物质条件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相伴而生。在这个框架里，人类传播活动已经历了三次大转型，第一次转型是语言（speech and language）的出现，它定义了人类，使其成为“会说话的动物”。当然，如果按《人类简史》一书作者的分析，这里的人类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智人”，而我们只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第二次传播转型是5000多年前文字书写（writing）的出现，它使得农耕帝国成为可能，我们中国这个农耕帝国就是基于书写的，那些没有文字的社会往往会被消灭和吸纳。第三次是印刷（printing），它助推了人类意识的发展，不仅与宗教变革密不可分，还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变革相联系，尤其是使得西方民主成为可能。当然，正如麦克切斯尼所说，我们不能以技术决定论来看问题，认为印刷本身产生了现代民主和工业资本主义，但印刷技术是两者的前提条件。
　　麦克切斯尼把互联网看成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从电报、电话、录音，到电影、广播、电视、卫星和计算机的一系列发展的高峰，认为现在正是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传播的数字传播革命带来人类传播历史第四次大转型的关键时期（critical juncture），或关键机遇期。这里的“关键时期”，是指人类历史上一些相对少数和短暂的时段，在这期间，巨大的变革和措施被讨论和实施，社会变革的空间和选项比一般的时候多，在这个阶段所建立的制度和规则，几代人和几十年都很难改变。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具体某个领域的变迁，也可以解释社会层面的变迁。麦克切斯尼认为，在传播领域，这个“关键时期”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革命性的新技术挑战了现存的制度——现在肯定是了，人工智能就是最新的挑战；第二个是媒体现存的内容，尤其是新闻内容，普遍失信——这点现在也是毫无疑问的，连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天天与“假新闻”斗争着呢；第三个是出现重要的政治危机和社会改革运动。
　　在2013年的书中，麦克切斯尼从激进的角度，呼吁社会革命。也就是说，技术革命是在那里了，但是我们需要社会革命，从而建立一个真正能实现数字传播革命的潜力的新世界。针对技术决定论者的技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立场，麦克切斯尼坚持认为，必须从技术和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中，考察数字传播革命的轨迹和对人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不是反技术的立场，而是说，技术应该为人类进步服务，而这里的重要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会阶级关系的问题。
　　吕新雨：以月枝刚才所说的从技术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的角度来看，智能时代大量工作岗位被机器人取代，体现在新闻传播业就是机器人写稿，记者被取代。但仔细看一下，就知道究竟谁更需要强调机器人写作。今日头条这种新媒体平台更加强调，因为这个逻辑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一方面机器人取代劳动力，可以不用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付出成本，就是取消了人的肉体存在，新闻写作不需要有机体的人来做，而是无机体在做。另一方面，像今日头条这样的新媒体平台，其主要的新闻来源其实还是来自传统媒体，传统媒体记者的生产和付出恰恰是被新媒体平台收割走了。通过机器抓取和代码编程，在两个维度上遮蔽了劳动价值：一是遮蔽了传统媒体记者为新闻生产所付出的劳动；二是新媒体技术背后大量的码农，也就是数码劳工的付出。人的肉体劳动被技术的意识形态所遮蔽，遮蔽的理由却是这些劳动在未来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即便是这样，人工智能背后还是需要大量的数码劳工和传统媒体记者所付出的劳动，以及作为媒体使用者的用户的劳动付出。
　　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并不是悬浮在未来太空中的永动机，而是依赖人类劳动的一种新的技术存在方式。无论是从生产端的角度，还是从使用端的角度，机器人都深刻地植根于人类肉体的劳动付出，没有使用，就没有市场——它的两头都是以人的肉体存在为前提。没有作为社会关系的市场，就没有机器人的诞生，因此，机器人的诞生更深刻地体现的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工智能背后的动机和理由是由谁来决定的，无论是大数据还是机器人改变的都是人类的社会存在关系，而不是取消。人工智能其实是人类社会的镜像，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所以，它是否是异化的镜像，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对发展的反思。人工智能体现的社会存在关系究竟会如何改变？为什么会改变？如何评估这种改变？这些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回劳动价值论，而不是相反。
　　余亮：不过，人工智能先代替谁？可能并不是我们想的简单体力劳动。美国有个算法科学家叫佩德罗·多明戈斯，他写了本书叫《终极算法》。在他看来，需要人体参与的劳动是比较难被代替的，比如说建筑工人要在不同的地形环境里工作，而机器行走再怎么智能化，现在也做不好建筑工的事情。再比如视觉，人眼的奥秘是现在的机器视觉无法参透的。比如相机乱晃，画面就会乱晃，但人脑袋无论怎么晃，看到的画面都不会晃。我引申一下，劳动人民没那么容易被代替，普通劳心者反而容易被代替。人工智能不是笼统地代替智力，而可能是代替那些坐而论道的智力，脱离群众实践的智力。比如一天转几篇稿子的新闻编辑被代替就非常好。这反而彰显出实践智力的重要。以抽象原则为基础的智力工作，比如律师会因为技术而暴露自己的软肋，上山下乡式的各种互动探索类智力能力反而可能变得更加重要。
　　赵月枝：然而，无论是机器人写作，还是无人驾驶汽车，这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分配和社会文化甚至习俗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在平等的、按需分配并且成为集体有意识选择的前提下，无人驾驶汽车才是安全的。回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技术已经逼着我们进行相应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文化习俗革命了。
　　田雷：我也附议一下赵老师的观点，技术的问题从来不只限于技术的解决，如果确如专家所言，人工智能的降临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和关系的重组，那么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技术，它属于谁，为谁所控制，又是为了谁，这是我们现在就要提出的问题。这种革命性的新技术，是又一次成为资本的附庸，成为无国界资本对普通民众的又一种剥夺，导致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还是说可以为大众所用，成为推动经济民主的新路径，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起点，这样的问题不容回避。
　　余亮：之前各位老师都强调，技术与政治有关，但技术也有自己的思路。例如我们讨论今日头条，要把它放在新闻传播和技术政治里来思考。我们用以往的新闻理论和传播学批判理论来分析它是合适的吗？今日头条的新闻还是新闻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日头条没有自己的编辑，公司里三分之一是记者，三分之一是销售，三分之一是运营。运营人员里面很多都是以前的小编，但是来这里不是写稿编稿的，是来伺候机器的，做机器的“驯兽师”：看机器抓取的文章关键词准不准，提醒算法部门去修正，负责拉号和数据监测等工作。公司也会请资深媒体人来，不是做总编，而是做公关，并不会介入到公司真正的权力架构中去。
　　技术处理内容的思路，就是把内容转换为数字。但这个思路不全是从资本那里来的。比如某大公司的地图产品总经理，出身于中科院计算机专业，做的事情就是用算法统计科学论文，方法是把文章文字解析成数学向量。文章比较就变成了线性代数。在一个多维空间里，每篇文章因为词汇不一样，就成为不同的向量，向量之间的夹角越小，就判定文章越相似。现在你在新闻客户端上看了一篇文章，系统就推荐给你看另外一篇相似的文章。这只是文本计算方法的一种，还有很多种方法，但这套思路被资本发现并利用了。
　　
数字资本主义与人工智能的变革
　　洪宇：我记得2008年左右，当时政府在讲物联网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明白，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已经懂得了什么是物联网，什么是人工智能很大的原因是技术环境的改变，就是我们的无线网络从3G平移到4G。网络的能力提升了，使得各种类型终端能够连接，产生了大量数据，所以这个互动式、感应式的应用体验能带给我们很直观的感觉：我们在一个物物相连的时代，会产生海量数据，因此会有人工智能的需求。我们的确是处在一个AI变革的前夜，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讨论“术”。国内大量的研究文献聚焦于AI为何能够给新闻传播业带来变革。这些讨论，基本上还是从“术”的角度，就是怎么样、如何应对，以及变革以什么形态展开。但是我想，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道”的问题，就是规范性问题，从伦理的层面、治理的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当前，传播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其实不再需要更多的阐述和论证了，无论是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当中也好，还是在地域政治的较量当中也好，传播信息技术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08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新常态，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是，如果反观我们学术界的作品，无论是国内外，对于传播的研究，特别是把传播放置在一个政治经济大格局当中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缺乏的。就是说，传播与政治经济的变革是怎样相互构建的，这方面的讨论非常缺乏，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研究的一个动机和原点。我的研究总体来讲是希望能够从历史的维度和全球化视野下更好地阐述中国网络化、数字化的机制和脉络。总体来讲，我讨论的焦点，就是国家引领的数字资本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数字经济的确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博弈和回旋的空间。那么怎么样来定义政府引领的数字资本主义？我想还是需要有一个分析的框架。
　　第一个维度就是经济版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过去四十年当中一直在推动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但总体来讲，中国政府还是维护了一种双轨制的改革路径。另外一个分析的工具是纵向的维度，叫web-oriented communication commodity chain，中文翻译为互联网传播的价值链。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非常柔性，因此互联网经济的业态非常多元化和碎片化，但是价值链的概念贯穿了整个互联网生态。价值链可以细分成几个具体的板块，包括设备的制造，网络的运营，紧接着就是媒体。现在传统媒体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不光提供内容，而且已经平台化了，内容分发到很多互联网平台，实际上已经成为新媒体内容主要的提供商。再接下来就是互联网空间，现在形成的一个状态就是互联网成为一个统帅，统帅和汇聚了所有的传播方式。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主导这一切，是因为它是有一个数字化逻辑存在的。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需要审视我们的互联网观，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想象互联网。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工具，一个人类传播活动的平台和空间，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商业模式，想象成基础设施。但是当人工智能的现实在一步步走近我们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把互联网想象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或者把它想象成一个政治经济的格局。从政治经济的视角来看待技术变革的话，首先看到的是现有权力结构的变动。产业链的各个部门其实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他们都希望争夺关键资源，抢夺供应链的命门，抢占信息传递通道的入口。如果把它想象成命运共同体的话，互联网已经不单是一个媒介了，它其实已经成了一个有高度渗透性的工具，成为一个连接器，一个价值不中立的中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成为伦理和治理意义上的根本性问题。
　　赵月枝：洪宇的阐释让我想到互联网时代的“劳德代尔悖论”。这个以《对公共财富本质与起源、增长原因与方式探究》的作者劳德代尔第八世伯爵詹姆斯·梅特兰命名的悖论指的是，公共财富和私有财产间的负相关关系。如果公共财富是那些有用或能给人类带来愉悦而被需要的东西，也就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私人财富的积累需要以稀缺性为前提，因为稀缺性是一个东西具有交换价值并能增加私人财产的必要条件。如果增加诸如水、空气等原本丰富、可属于生活必需品的东西的稀缺性并赋予它们交换价值，虽然也能提高作为个人财产总和的国家财富，但是却要以牺牲公共财富为代价。
　　在互联网时代，这个悖论更加突出了：一方面，文化和信息产品消费的非排它性特点、知识产品的生产有赖于对人类知识共同体的积累这一特征、传播与文化生产之于人类的基本需要、网络空间容纳海量信息的能力、网络和大数据时代我们大家都同时成了信息“产消者”（presumer）等，都为网络经济作为一种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共享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网络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导致了从知识产权到“数字围城”的各种原本可以增加公共财富的网络空间封建化和私人化，以及制造人为稀缺的各种手段。网络和人类知识共同体被商业化，如版权化、专利化、私人化、数字监控化、垄断化。
　　洪宇：这涉及我们怎么样来定义互联网企业的国家属性。现在的互联网空间其实是被商业巨头所垄断的，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商业帝国。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在展示一种国家意志，试图“再规制”互联网空间，显然这会和商业主体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同时也产生一种博弈的格局。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互联网企业也进入了一种国家化的状态，因为他们掌握了太多的核心资源。所以怎么样来定义互联网企业“实然”和“应然”的国家属性？他们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和国家主权、国家产业政策、国家施政能力形成了何种关系？这些互联网企业又有什么样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影响力？这些互联网企业拥有什么样的内部资源？他们在何种治理结构和外部环境当中构成了他们与政府合作或者反对政府的意愿和能力？我们需要聚焦研究这些企业实体，特别是要对这些互联网企业进行一个历史化和场景化的分析。
　　再有，要从国家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互联网空间，特别是要反思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主流信息社会理论当中，埋伏着一种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基本上对国家持负面的判断，也把国家极度简单化了。我觉得要把国家进行复杂化的理解，首先要把国家职能和国家治理主体放在一个全球化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当中来考虑，所以国家现在变得更多元，有更多的逻辑——不光有地域逻辑，同时还有资本逻辑。第二点我认为要摆脱国家和全球化的二元对立研究范式，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成为全球化载体，而不是对立于全球化，所以说在当前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背景之下，中国政府的很多举措必然超越中国和国际互联网二元对立的框架，必然涉及跨国主体和海外环境。第三点就是要细化研究国家和资本的关系，因为在我们主流叙述当中，往往是强势政府弱势企业的叙事，觉得国家就是遏制市场自由的，完全是从一个“control”的逻辑来理解国家。但事实上，国家和资本的关系肯定更加复杂，更加多元。所以，我们需要重访互联网历史。
　　
人工智能的本源：控制论的幽灵
　　吴畅畅：洪宇刚才提及需要重访互联网发展史，这两年我在梳理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发展史时发现：控制论一直在美国主流传播学叙事中以幽灵的方式存在。譬如说霍夫兰在1960年代不做传播学研究，转向思维的计算机模拟（Computer Simulation of Thinking）研究，即创造出一台机器以此观察机器如何模拟人的思维。随后，控制论的创始者维纳在1958年出版一本专著，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希望能够研究模拟大脑机能的机械装置。1960年趁着莫斯科举办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的机会，维纳参加了苏联《哲学问题》编辑部座谈。他提出，研究自行组织系统、非线性系统以及同生命是怎样一回事的那些问题。但是所有这些——三种提法说的是同一件事。在上世纪40年代控制论诞生以来，就一直与计算机、控制、安全以及不断发展的人机交互密切相关。换言之，为创造思维机器而开展的竞赛是由控制论引发的，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由思维机械化的观念引发的，而这种观念是分析大脑思维从而得到启发。当前，数字媒体、数字化，神经元网络、深度学习方法、云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诞生，不仅再现了控制论的预见性的先驱地位，更对人的认知和感知方式，以及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挑战。所以接续洪宇的想法，当前讨论人工智能，必须要追溯人工智能的本源：控制论思想，以此揭示出控制论如何成为美国传播学研究中控制和反馈的（被遗忘的）思想基础；在人工智能研究方兴未艾之时，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样一种技术主义的挑战。
　　控制论最早是由维纳提出，出于制导导弹和防空装置的军事考虑，这个词最初就是用于处理人机之间的关系，即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之间控制与通讯的科学。控制论有两个很根本的机制，最重要的机制是负反馈。负反馈强调系统的自稳定性，或者说系统会去抵抗它自身正在做的一件事情，譬如它会紧急叫停正在做的一个事情，从而产生一个校正和校对的功能，使自身恢复到原来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是控制论最初的思想。控制论的思想起源于1946至1953年间召开的十次梅西会议，其中第八次专门来讨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如何进行交流和通讯，这次会议甚至把图灵发明的一个叫作Maze-Solving Machine的解谜装置作为未来人机交互的重要模式。
　　此次会议对于美国早期的传播学发展影响深远。例如梅西会议的与会者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在1950年代创立帕洛阿托小组（Palo Alto Group）。他们主张从控制论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切入传播研究，并最早以控制论的方式反对以单向度的效果研究为主旨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叙事传统。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韦弗和香农一起提出信息论，这正是施拉姆担任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的时候。需要指出，韦弗早在1942年就了解了维纳的报告：《稳态时间序列的外推、内插和平滑及其工程应用》。这个报告当时就被韦弗拦截下来并把它标记为黄色危险（yellow peril），成为机要文件。这一事件表明，传播学三论之一的信息论，它产生的本身也受到控制论极大的影响。
　　如果说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控制论已经走下坡路的话，整个美国的反主流文化、新田园主义运动或是新公社主义运动却出现了控制论的幽灵，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布兰德所创办的《全球概览》。这本杂志模拟了最早期的在线讨论的模式，用来创建一个平衡事物的一部分。这个平衡的系统是指更大的一个动态且自我调整的整体系统。这样的一个学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贝特森的整体主义哲学。在贝特森看来，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同态调节器，全动态的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系统是“自纠正的”，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其目标十分保守：找到新的平衡。如果被打乱的话，就去寻找一个新的平衡。所以《全球概览》的出现，一开始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工业塑造的毁灭生命、毁灭生态的反自然系统的叙事中提到“亲个人主义”、“亲生命”、“可创造出生命”的技术。“亲生命”表现为追求在非生物系统中建构类生命机制，同时人还能够和这套“非生物系统的生命机制”实现“对接”。这种对接可能最初就是按按钮，敲键盘，最后就变成了触摸控制、声控乃至神经直接连接。到1985年的时候，它上线了，就变成了WELL，也就是Whole Earth Electronic Link，塑造了第一个依托于信息网络的虚拟社区：定义未来互联网世界的文化。从《全球概览》向WELL转变的过程中，明显存在一个悖论，这个社区带有互联网文化中的军工联合体基因，自身属于技术精英，同时又大力支持各种“环保”、“权利”运动，搞反对大工业甚至破坏大工业的事情。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创造出这个社区的人群，一开始是以反主流文化的方式出现的，可是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以后，它就变成了新自由主义或者互联网技术精英的一部分？
　　简言之，控制论的幽灵一直存在，它内隐于传播学理论的边缘地带，并随着自身在1970年代的衰落，一方面在1960年代以来的新公社主义运动与1980年代女权主义建制化过程中找到归宿，并最终在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再次回归，另一方面成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自动化和民主化的重要载体，是梳理控制论发展与演进的关键历史线索。早期控制论之所以没有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主流，仅仅在于它强调的非线性、关系而非效果研究的倾向。1960年代前后，控制论提倡根据机器的形象重塑人类，赛博格理念的出现，打破了既定的二元认知框架，成为女权主义倡导信息传播新秩序和打破父权资本主义的关键武器。1970年代，控制论从个体的身体和思维层面拓展到改善整个社区以及集体思维的层面，《全球概览》旨在为新公社主义运动提供一种印刷版本的控制论闭环反馈和自稳定系统，模拟一台“维护全球反主流文化”的平衡机器。
　　熊节：畅畅对美国控制论作为人工智能的源头的历史梳理，与斯塔福·比尔，英国的一位控制论学者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对位关系。他的控制理论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可生存系统模型，这个模型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生态或者一个生命体当中，基层器官的主观能动性和整体的目标协调问题。类比我们的人体，我们不知道自己走路时器官的运作细节是怎么样的，我们有很多自运作的器官，而同时我们人的整体为了达成一个目标是有一致性的。那么这个思路在当时冷战背景下其实是一个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中间路线。所以当时他的两个理论基础，一个叫自由机器（民主的集中决策的机制），具体形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照片，这个指挥室。指挥室的设置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主导者或者说主席座，七个座位是民主的布置，大家会有一种共同决策的氛围；周围的墙上布满各种信息显示器，所以决策机构是用信息而不是权威来决策，当我们掌握信息的时候，我们自然知道该如何决策了。所以，这些想法是很超前的。
　　这个历史故事就像宝藏，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说，指挥室设计师是德国乌尔姆学院毕业的。我去查乌尔姆学院设计了什么东西，就发现他们1958年设计的咖啡壶，和无印良品卖的水壶长得很相似，一看就知道它们是同一个脉络长出来的东西。还有当时的便携式收音机，长得跟iPod一模一样。这是设计的脉络。我们今天还可以聊的一个反思是，当时这个项目失败了，比尔想要达成工人参与技术和运营的效果，实际上他发现是不成功的。多数时候，做系统建模真正实施的还是精英知识分子，工人参与是非常有限的。比尔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和余亮老师讲到的技术本身的逻辑有关。很多人认为技术有它本身的一套逻辑，它会朝某些方向去发展，但是比尔认为，如果我们深挖技术的逻辑从哪来，那么来源主要是专业知识分子精英人士的惰性。他认为专业人士有维持现状的倾向，不想改变。
　　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技术有它的复杂性。比如说，我们刚才讨论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那么我通过使用Bag of Words或者TD-IDF这些方法，可以把文本变成向量，一堆文本就是矩阵，有了矩阵后，就可以对它做很多计算。于是我就把一个“我要向用户推荐什么书”这个文化的、社会的、有价值观的问题，转换成一个线性代数的问题。那么我去解决这个线性代数问题的时候，寻找两个向量的欧几里德距离，并不考虑它的结果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技术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给了专业人士一种逃避的空间，这是一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专业人士就是不想改变，专业人士大部分时候还是偏向利益既得者，就是不想社会均贫富，这使得他们可能不去看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很多时候专业人士有意地让自己对一些问题无知，所以就不用为这些事情痛苦。这样一种心态的结果，便是我们称之为技术的逻辑，因为解释技术的人会说我们没有注入价值观，技术是自然而然发展成这样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技术逻辑背后是有人去注入价值观的。只是这个注入价值观的过程，距离有点远，层次有点高，我们没有直接看到。
　　
法律与人工智能的生产方式
　　胡凌：如果说今天中国强调法治，那么在中国走向信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法律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近年来，很多法学学者也开始研究网络法，但实际上关于网络法的内核还没有什么共识。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非法兴起”。因为传媒也可以拓宽到更宽泛的领域——文化产业，我用“非法兴起”的意思是（传媒领域）变化巨大，不仅是媒介与技术的变化，更是生产关系的变化。总体来说原来很专业的生产变成了需要大众的生产。像今日头条、微信公号上抄袭、洗稿的情况仍然存在，技术成本很低。现在的创业者依旧会走这条路，即通过盗版获取生产资料而创新。
　　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互联网为什么没有被灭掉？为什么能够保持这样的活力与生命力，而不是被传统媒体利用法律武器打压下去？我们会发现背后的关系非常复杂。我将从不正当竞争与数据以及算法三个维度切入，稍微深入地看一下法律如何让步，从而证明新生产方式推动的经济利益要求法律做出回应。回应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承认这种做法的合理性，确认经由盗版重新产生的新型产业链条和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这一过程中与传统媒体发生利益冲突，不得不走法律途径解决时，会要求无论是司法还是立法机关作出妥协，利益指向到底是偏向哪里，有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而所谓网络法的内核恰好包含这两方面，在这个“非法兴起”的过程中我们还能够看到法律本身的含义。
　　首先是不正当竞争，从研究的角度看实际上代表了“非法兴起”的持续。首先，互联网和传统行业之间可能具有某种“不公平”竞争关系，但是法律没有确认这点，会觉得互联网是新的生产力需要保护，而传统行业是旧的需要被取代。其次，即使大家都是数字化的平台企业，会有更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例如数据内容的抓取。法院在这些案件里的判罚力度很低，威慑力很弱。从这个意义上看，创新者通过侵权获取资源的“创造性毁灭”会一直存在，直到可利用的资源没有了，完全被瓜分。而这个过程恰好是政策博弈的过程，原来通过非法兴起的平台企业现在可以漂白，得到法律保护，这个逻辑在法律上就会出现断裂，即法律在互联网兴起前十年是要保护先进生产力，那么后十年新的创业者说自己的侵权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又该如何保护？这是法律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
　　第二个是数据。《网络安全法》第一次系统规定了个人信息的公权力保护，是从信息安全而不是财产权的角度进行的规范。但目前争议更多的是私法上的个人信息权。从民法总则看，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条文的位置属于传统人格权的范围，属于人的主体尊严的保护；另外有一条更加模糊，规定数据和虚拟财产如果有法律规定依照规定来办，但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法律从财产角度规定个人的数据如何分配。
　　最后一个是算法。人工智能是更加自动化的生产，如果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那么分享经济也是这样，用户相互合作，提供内容和服务，一些工作越来越模块化、流程化，最终被机器取代。我们现在说的分享经济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前面提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恰好是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现在关于人工智能，法律会讨论的问题是，机器创作内容是否能够得到法律保护，甚至机器本身是否能够成为法律主体，这个问题的解答背后要看到底是谁有动力支持这一想法。这种想法和“技术中立”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互联网公司愿意支持可以取代人力生产的机器，一旦开发出来之后，和平台关系就不大了。但公司仍然在实质上从这个生产过程中获利。因此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是，如何披露黑箱算法以供监管机构进行适当监管，披露到什么程度合适。
　　余亮：除了胡凌老师提出的上述三点，我认为还有隐私权需要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加以考虑。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固然不断有隐私被侵犯的现象，同时旧有的隐私观念本身也暴露出了问题。我不是说不要隐私。数据该不该分享，哪些数据可以分享，由谁决定分享，这是需要讨论和操作的。隐私是属于自我的，那么当一个新的数据自我产生，和隐私又是什么关系？《终极算法》的作者讲到数据的自我和我们的关系很有意思。他举的例子是约会网站，约会网站通过数据标签来描绘你的形象，形成一个你在系统中的映像主体。当你在睡觉的时候，这个主体在替你和网站上其他数据主体进行约会（匹配），最后把它约会下来觉得匹配的对象，推荐给你。这个说法有一个谬误，它默认了每个人的主体存在都是固定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比较、适配。但人不是机械的主体，而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变化的，在“我”和“非我”之间不停地交融转型，如同量子一样测不准。多明戈斯说，我们不要惧怕我们的数据被分享出去，我们在不同的对象面前本来就会表达出不同的自我。我们可以主动告诉电商我喜欢什么样的商品，告诉新闻平台我喜欢什么样的内容。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可以主动在你那里做一个登记。
　　胡凌：余亮的补充提醒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日益丧失了对数字化工具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力和主导权。如果希望争取这一点，未来在法律上可以做一些事情：首先，可以从账户入手，讨论账户的控制权，它连接了线上线下的主体，并控制整个在线活动及其数据。其次是用户协议，现在它基本上处于僵化的状态，在未来是一个契机，可以观察用户协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平台的功能和黑箱内部信息。第三是数据的控制力，用户每天生产这么多数据，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取其中的收益，以及决定我们社会的哪些方面不能被以数据形态呈现和商品化。
　　
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反思的意义与可能
　　赵月枝：今天，面对人工智能给新闻传播业和整个人类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等层面的交叉分析，还需要回到问题的原点：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我们在讨论“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业的未来”这样高大上的问题时，是以自己所处的城市知识阶层为参考，想着抽象的人类，还是以一个城乡关系断裂的社会为参考，都是重要问题。我和吕新雨老师一直强调传播研究中要有城乡关系视角，而这也正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盲点。讲到这里，让我在回到资本主义的英国农业起点这个出发点的同时，把中国问题和未来问题联系在一起吧：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能否在与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碰撞中，给人类带来一个新的、不是自我毁灭的未来？
　　吴畅畅：人工智能的崛起，再现了控制论的预见性的先驱地位。借用德布雷的媒介学理论，数据同步、定制广告和算法逻辑的单向度发展，启发我们思考新的意识形态如何在控制论的笼罩下成为可能，如何从新的工具使用与技术变革与实践中诞生新的社会机构，谁又从这些机构中涌现并成为破坏或者活跃分子，成为社会思潮的推动或阻碍力量？当前数字化影像、人工智能或自动化理论的重大进展，在我们今天回顾控制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是能有更新的理解和启发，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人工智能、数字媒体与控制论之间的关系？
　　熊节：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人文主义背景的人士在进入讨论的时候，经常陷入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比如说，我可以看到BAT有这些问题，然后会面临两个挑战。第一，被你批评的人会说这是新技术，不能用旧方法来分析，但是这话对不对呢？第二，你说这个有问题，那你告诉我，什么没问题？当科技人士不去主动了解技术问题时，对人文的反思和科技的反思没有联系起来，便会陷入尴尬局面。但是这个有意为之的无知还有另外一面。Disconnection——科技的反思和人文的反思失去连接，其实在座的各位人文学者也有一种有意为之的无知。我经常看到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对技术有一种过度的恐惧，这种人文社科的反思和科技领域的反思的脱节，需要两边共同努力，重新搭起桥梁。
　　余亮：另一方面，人文学科领域对主体的反思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就是已经不再局限于启蒙主义者想象的完整、理性、自觉的自我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于这样的功能，即通过你不自觉产生的数据来分析，告诉你原来不知道的集体的行为模式。比如沃尔玛的大数据分析，通过顾客小票，来分析哪些东西会经常一起购买。我们讨论数据产生的主体，有助于对自己和对集体的反思，当然这种数据材料现在在资本手里，不是用来分析自我，而是寻找大家的消费模式。
　　吕新雨：我来做一个总结。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业所处理的问题其实依然是价值和意义重构的过程，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当一个社会的共识意义和主流价值的再生产不能维持良性发展，就会产生危机。今天人工智能时代的新闻传播业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危机，这是我们所有讨论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怎么去做一个人，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新闻传播学的现在与未来”圆桌会议源自吕新雨教授与罗岗、陈恒、丁耘、韩潮等在上海联合发起的“新人文精神”的对话和讨论（刊发在《读书》杂志2017年第5期）。这次研讨是该讨论的延续，由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于2017年11月12日主办。吴畅畅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