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国
　　【本文提要】目前美国新闻业面临着两个困境：由于政治、资本和技术的操纵，假新闻猖獗和标题党众多，导致受众对其信心下降；其广告商业模式已经失效，收入来源枯竭，新闻报道难以为继。区块链技术能自动、忠实、完整和非中心化地记录网络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交易”，而且其加密货币也可能成为内容产业微支付的手段，从而为其与读者建立直接联系、摆脱广告商业模式提供了条件。本文从媒介的偏向、传播史研究和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对新闻业的价值，并介绍了目前该技术在美国内容产业中的具体应用。作者借用李普曼的理论指出，在区块链的支持下，新闻有可能抵达真相。区块链与新闻业的结合还需要更多的试错，我们固然不可对它过于乐观，但也不可断然忽视，因为很多迹象表明，它很可能已成为颠覆当今社会所有常规的革命性技术，其潜力不容小觑。
　　【关键词】区块链 媒介的偏向 新闻业 真相 去中心化 去中介化
　　【中图分类号】G210

一、区块链：一种“分布式记账”技术
　　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事情（或交易）在发生——看病、购房、购物、住酒店、开车旅行、使用公共交通等，都涉及数据的产生和流动。为了确保这些数据的准确和安全，我们会设立各种权威机构（如政府部门和银行等）专属管理，将它们储存在这类机构的服务器上。但这常易遭到黑客攻击造成数据泄露。①区块链技术又称为“分布式记账”（distributed ledger）技术，被认为是确保数据储存和移动安全的最新方式——它不是将数据存放在一个中心化的地方，而是将其“化整为零”后分别存放在全球互联网络中的数以千计的节点（电脑）上，并同时使用一种强大的加密技术将这些数据相互锁定在一起，从而能够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数据完整性体现在，网络节点中的计算机可以实时跟踪和确认链条中所发生的所有交易行为，并形成完整和连贯的记录。数据的安全性则可以引用美国一位区块链技术公司CEO的话来形象地说明：“黑客要攻破区块链的一个区块，就必须同时攻破整个链条上的所有区块，这就好比贼如要成功偷到一户人家，必须同时偷遍镇上所有人家一样。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②由此看，区块链其实就是一个完整和安全的公共记录本。
　　既然数据是作为“区块”分布在互联网的众多计算机节点上的，为了让更多的联网计算机能贡献资源参与到这个链条中来，各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平台就提供了一种激励手段——如比特币或以太币（统称为token,代币）——来交换计算资源，这个交换过程被称为“挖矿”（mining）。
　　挖矿的概念最初是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提出的。“中本聪”此人很神秘，至今无人知道其真实身份。他曾在一份宣言中指出，只要能提供适当的激励，就可以建设成一个基于加密技术的网络，而不是基于信任的网络，这样就能使任何双方都能直接交易而不需要另寻信任的第三方作保障；而且这样的网络将能够自我生长，参与者越多它就越强大，直到能自我维持。今天，参与到比特币区块链“挖矿”中的计算数量（hashes）达到了每秒5quintillion （10的18次幂）次，超过了世界上最强悍的500台超级电脑的计算量的总和。③区块链技术诞生于2010年，最开始是比特币，主要作为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去中介化的全球化加密货币而受到热捧，这可以称为“区块链技术1.0”；但是比特币缺乏扩展性，用户无法自定义另外的代币。另外，比特币协议不足以让用户构建更高级的应用。而2013至2014年间出现的以太坊（Ethereum）则可以视为“区块链技术2.0”，它使用以太币（Ether）。以太坊是一个开源的有智能合约功能的公共区块链平台。它不仅是如比特币一样的加密货币，也是一个全功能的企业平台；程序员可以为之撰写各种程序，在上面运行。正是由于以太坊的可扩展性，以太币被媒体市场看好，认为它可以实现不受任何限制和去中介化的全球化信息流动；而且充当替代中心权威的一个信任机制因而对新闻和信息的生产、发布和消费有着特别的价值。目前以太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的区块链技术。
　　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特征难免遭到权力中心的批评，如J.P. 摩根的首席执行官吉米·迪蒙（Jamie Dimon）就经常对其大加批判，说那些购买比特币的人都是蠢货；④还有人认为比特币是泡沫，迟早会破灭。但是世界各国的银行机构也在对比特币推波助澜，目前世界大部分银行都设立了加密货币部门，有些在考虑建立自己的私有区块链。区块链技术将越来越成熟和常态化，最后也许会成为货币的主要基准。它虽然也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现在也许人们对区块链技术知之甚少，但无疑人们对它的使用会越来越多。
　　其实，加密货币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但当时是由中心化的组织创造和管理的。其所基于的“分布式计算技术”也不新。1999年，美国大学生肖恩·范宁建立了音乐分享网站Napster，使网民在网络中下载MP3的同时，让自己的机器也成为一台服务器，供其他用户下载。2001年，布拉姆·科恩（Bram Chohen）发明了BT下载技术，其原理是将大文件（比如美剧）切割成小块，让用户同时在文件源和其他用户之间下载后最终拼凑成原始文件。Napster和BT与区块链技术一样同属于分布式技术。
　　分布式技术所倡导和体现的是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黑客伦理，它信奉“信息共享是一种强有力的积极的善，对于黑客而言，编写自由软件，与他人共享其专业技术是一种伦理职责”。⑤黑客文化信奉者被称为网络朋克（cyberpunks），他们在个人隐私、信息流动和权力分配上持非主流看法，认为技术能让个体从政府、大公司以及地方性权力层级中解放出来。这些人中最为知名者包括艾坡鲍姆（Jacob Applebaum，匿名浏览器Tor的发明者）、阿桑吉（Julian Assange，Wikileaks创始人） 和科恩（Bram Cohen，BitTorrent创始人）等。
　　在这一黑客伦理的驱动下，“分布式技术”以区块链方式在21世纪浴火重生。它的最大诱惑在于因其可以完全绕开现存社会的运行方式各行其是。例如现在的加密货币完全不受各国政府、银行和企业的控制，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无缝隙无阻力流动，这简直是实现了网络朋克当年的梦想。因此，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斯蒂夫·贝诺温（Steve Bellovin）认为，区块链技术对于网络朋克而言，正是世界“中心化难题”的一个“完美解决方案”。⑥
　　
二、新闻传播：媒介偏向与政经操纵导致“记录难题”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和历史都与“记录”（record-keeping）有着天然的相关性——两者都追求记录的完整和真实，所以区块链技术对新闻传播的价值不言而喻。这里我们先从媒介的偏向（bias）说起，然后再具体论述区块链如何能贡献于当下的新闻业。
　　（一）传播史研究：媒介的偏向引发“幸存者偏差”
　　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希罗多德，他们虽然都作为“历史之父”被后人纪念，其实他们同时又是“新闻记者”——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不辞辛劳，四处游历，钩沉索隐，披沙拣金，最终为人类文化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历史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传播问题，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媒介问题。
　　在传播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建立过程中，为之做出贡献者群星灿烂，包括德国的温尔勒·桑巴特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本雅明，美国的查尔斯·霍顿·库利、刘易斯·芒福特、约翰·杜威和爱德华·萨丕尔等。但最关键的人物无疑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英尼斯 （1894-1952）。他在患癌症后生命最后的三年间出版了两部有关传播媒介的著作，即《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向》（1951）。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只有政治、市场、战争、人口和文化才是历史的变革力量时，英尼斯却指出：口语、石头、莎草纸和印刷机以及广播电视作为记录性和传输性媒介在其各自时代都催生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作为媒介它们具有维护或颠覆整个文明的巨大影响力。他写道：“我们对他者文明的知晓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文明所使用的媒介的属性——正是这些媒介使得这些文明被保存下来，也正是这些媒介使得这些文明今天还能被我们重新发现。” ⑦他认为，那些研究长时段的历史学家通常会过度强调宗教和忽视官僚体制，因为宗教的传播媒介，如圣贤和教士所留下的记录都是时间偏向的，而不是如律师和商人所撰写的文书那样具有空间偏向。彼得斯指出，英尼斯由此不仅发明了“媒介的历史”（媒介史），而且也凸显了“历史（中）的媒介”。⑧
　　由此看，不仅“西方文明受到传播的深刻影响，因而传播的显著变化对之具有重大涵义”，⑨人类历史就是媒介历史；每一种媒介都在其能记录什么、如何记录、如何传播、如何为后人所发现等方面充满“偏向”，因而使我们的（传播）历史研究也具有了偏向。
　　迈克·舒德森在谈及传播史的研究挑战时也指出：“所有传播史研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其基本研究材料的‘易逝性’（evanescence）。”他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例如在美国，1968年范德比尔大学建立了电视档案库，对每晚电视新闻予以录制保存，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全国电视新闻资料可供研究；即使如此，想要从范德比尔大学获得资料，不仅所费不赀，而且手续繁琐。如果研究者想要讨巧，则可以使用20世纪60至80年代中期CBS电视新闻文字打印稿缩微胶卷，但其他电视网则不存在这样的档案。如果研究者想研究通俗小说、流行唱片、电影或小镇报纸，很多这类记录已难觅踪影。例如，约翰·麦肯齐（John MacKenzie）对1850至1950年英帝国通过媒介进行宣传的考察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发现之一就是过去学校的各种教科书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老影片也正在世界各地破损解体——历史记录在我们眼前渐渐消失”。⑩而舒德森自己最喜欢在美国丰富的报刊微缩胶片中浏览寻觅。他说：“我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过去，因为我对历史有兴趣，我喜欢阅读档案，我喜欢图书馆，我也希望图书馆能继续存在下去，这样我的研究发现不必每过一星期就得修改。” [11]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美国没有完整和准确的报业档案，或者虽然有但舒德森无法接触到，那么他根本无法在新闻社会学和新闻史研究上取得他今天的成就。人类的历史记录都很难保存，仅仅研究幸存下来的充满偏向的记录也会使我们陷入“幸存者偏差”（survival bias）。而区块链技术也许能使未来的传播史研究避免这一问题。
　　（二）新闻实务：政治、资本和技术操纵下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
　　新闻报道的实质就是为公开报道而记录，以至于英语中“on/off the record”获得了“能/不能报道”的意思。19世纪70年代我国的报馆也提出了“有闻必录”之主张，认为采访人员也只须照录所见所闻即为尽责至于事实本身的真伪曲直可不过问；“有闻必录”同时也指报道和采写新闻务求详博、兼收并蓄。
　　但是新闻记者能否忠实地记录？实证主义传统认为，新闻记者可以独立于“实在”（reality）之外，而真相就在那里安静地候着记者去发掘它。李普曼指出：“除了少数我们非常熟悉的议题之外，我们对真实的和虚假的陈述无从辨别，所以只能求助于报道者，并区分出可信的报道者和不可信的报道者。” [12]但李普曼早在1922年又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报道者（记者）和普通大众一样都受到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影响而无法获得真相，因而不可能接触和记录到真实。而作为报道机构的新闻媒体在政治和商业的操控下更使得“准确的新闻记录和报道”变得不可能。
　　相关论述繁多。如哈贝马斯认为，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通过报纸、文学刊物以及咖啡馆等建立起一种公共领域，在其间利用理性讨论和言论自由抨击封建社会和专制主义国家权力。但到了19世纪中期，在官僚、财团和广告商的操控下，公共领域衰落而被再度封建化（re-feudalization）——政治和商业力量将公众变成不会思考的消费者和“公民”。[13]到了当代社会，据舒德森的研究，196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界每一起逃过“新闻管理”的行动，都让美国政府更加关注“新闻管理”，导致越来越多的报道需要依靠记者自己的突破才能采访获得。1970年代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和“水门事件”都是显例，其中“尼克松政府试图掩盖的行径令人发指”。[14] 1987年，英国学者布朗（Jane Delano Brown）等人发现，英国的报纸普遍都依赖男性政府官员作为其新闻源。[15] 2006年刘易斯（Justin Lewis）等人分析了两家刚刚兴起的英国全国性“优质”报纸上的2207篇报道以及402条广电新闻，发现新闻记者极为依赖公关公司和新闻通讯社提供的“信息补贴”，这让人不免质疑英国新闻机构以及新闻工作者所宣称的独立性和作为“第四权利”角色的可靠性。[16]在今天的美国，政治操纵媒体的情形已经非常严重。2016年，硅谷亿万富翁彼得·希尔（Peter Thiel）被爆秘密资助一起针对媒体网站Gawker的诉讼，[17]最终导致该媒体破产。特朗普接着宣布对新闻媒体宣战，将后者描述为“美国人民的敌人”。[18]特朗普的高级竞选顾问斯蒂文·班农（Steven Bannon）和彼得·希尔都对最前沿的数据分析技术非常熟悉。班农是“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董事之一，在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该公司整合多方面数据对数百万美国人进行精确的心理画像，然后向不同人群发送为其度身定制的特朗普宣传讯息，为特朗普夺取总统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
　　2017年11月，纽约市两家专注于本地新闻报道的媒体（Gothamist和DNAinfo）因支持工会而被其所有人、亿万富翁乔·瑞克兹（Joe Ricketts）突然关闭。[19]瑞克兹支持特朗普政府，而特朗普反对工会。这样显而易见的政治暴力，让美国新闻界更加惊慌。
　　在资本对新闻的控制上，早在1977年，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就指出，资本对媒体的控制历史悠久——即使在废除了国家对媒介的直接控制之后，19世纪末的资本扩张都在对激进表达予以压制。[20]在《新媒体垄断》一书中，巴格迪基安（B.H. Bagdikian）则对美国垄断性媒介集团发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指出1983年美国有50家相互独立的大众媒介公司；到2003年，仅仅5个人就控制了这50家公司，形成了绝对的垄断。[21]到今天，媒体市场的垄断者则是社交媒体巨人。例如Facebook和Google利用专业媒体生产的新闻吸引网民，却因广告收入而大获其利。扎克伯格一方面宣称那些指责Facebook操纵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人是疯子，另一方面Facebook的政治广告业务部却在不断吹嘘说政客在Facebook上投放广告能获得“影响全局”的效果。[22] 2014年，Facebook还针对68.9003万名用户进行实验，证明其具有大规模操纵用户情绪的威力，印证了在现代技术武装下，美国商业机构对公众行为的普遍的隐形操纵（nudge）；[23]此事引起了公众对“缸中大脑”的恐惧和学界对其研究伦理的讨伐。[24] 2018年《纽约时报》的报道则让Facebook泄露用户数据帮助特朗普操纵选举之事盖棺定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Tow数字媒体中心主任艾米丽·贝尔说：“社交网络对新闻业本身也有着直接的塑造效果。社交媒体公司会通过激励手段来诱使媒体生产其所要的内容，或者通过其平台设计而操控内容形式。这样社交媒体就不再是一个中立的内容发布平台，而是一个内容生产平台。[25]由此可见，政治和商业猖獗操控——尤其是近年来泛滥的“假新闻”（该词成为2017年《柯林斯词典》“年度词汇”）——让美国新闻业饱受煎熬。这也使得它对区块链技术充满热望。
　　
三、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的新闻传播解决方案
　　区块链技术对新闻业的价值体现在四个方面：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纠正报道者的刻板印象和“媒介的偏向”；确保报道的安全性，抵御政治和技术力量的干预；准确跟踪内容流向，保护内容版权；利用虚拟货币获得新的众筹商业模式。[26]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最近一年多来美国新闻业和其他内容产业越来越关注区块链技术，相关初创项目也越来越多。[27]这里笔者简要介绍目前三个代表性应用。
　　最近引起广泛注意的Civil是基于以太坊区块链技术的内容管理和发布平台，已经获得了区块链技术风投公司Consensys500万美元投资，其中100万美元专门用来作为第一批新闻编辑室（newsrooms）的种子研发。如前所述，比特币目前主要是作为交换和投资，而以太坊（Ethereum）的用途则更加多元，能够被定制成为一个全面的服务平台，而Civil正是服务于内容生产者的区块链平台，目前Civil上已经有20多家媒体入驻，预计将于2018年春季上线。
　　Civil平台宣称将重点支持过去20多年来大量减少的地方新闻、调查报道和公共政策报道，“要为新闻业创造一个能自我造血的全球性市场，它不需要广告、不会有假新闻，也免受政治和资本的干扰，知识产权都能得到保护”。
　　Civil创始人马修·埃尔斯（Mathew Iles）说，通过提供经济激励和创新治理结构，新闻和信息生产参与者（作者、编辑、摄影师、事实核查者等）能实现自组织，从而诞生一个全新的新闻商业模式，最终Civil可能成为一个支持新闻业持续发展的市场。[28]另外， Civil还设立了独立的新闻顾问委员会，以保证平台上的新闻媒体坚守公正、客观和专业标准。
　　区块链技术对Civil作为新闻平台的价值还体现在其加密货币CVL上。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新闻业一直都在尝试微支付方式（即内容“按篇销售”）。但“按篇销售”除了支付手段如信用卡存在阻力之外，用户在决定是否支付微小金额时投入的心智成本也是阻力，因此该方式至今没有取得太大进展。2016年6月德国一家名为Blendle的内容销售APP落地美国，成功吸引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和《广告时代》等优质大媒体入驻；Blendle基于算法向用户推荐内容并按篇出售，报纸文章每篇19-39美分，杂志文章每篇9-49美分，用户购买后如不满意可以退款。据说Blendle企图成为新闻媒体界的Spotify和Netflix，但实际上仍前途未卜。[29]区块链技术所采取的代币（token）为内容生产和分发过程中的微支付提供了新的途径，进而有可能实现内容生产的众筹（crowd-funding）。例如，Civil的加密货币有投资价值，可供买卖。读者可以订阅Civil上的媒体，并用CVL资助喜欢的记者或新闻报道，从而形成一个新闻采集、加工和传播的新协作模式。
　　又如，入驻Civil平台的Popula是一家新闻和文化网络杂志。在Pupula中，内容的作者和读者都能挣得微报酬（microtips），从而可以使得围绕杂志进行的网络互动更加活跃。其创始人、记者和作家巴斯蒂罗斯（Bustillos）写道：想象一下，读者可以直接对他们感兴趣的新闻稿件贡献内容，同时不仅获得“点赞”，还能获得经济报酬。评论如果得到其他读者的好评，那么评论者的账号中就会收到微报酬，只要好评持续下去，评论者的收入就会持续增加。[30]这样，Popula就可以直接对读者负责，并通过优质内容生产获得读者的经济支持，从而完全废除了广告模式。
　　另一个在美国新闻业引起关注的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的例子是Po.et，其创始人为贾罗德·迪克（Jarrod Dicker）。他曾任赫芬顿邮报产品管理主任、《时代》周刊数字产品主任以及《华盛顿邮报》数字实验室主任，在美国新闻界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在贝佐斯的支持下，《华盛顿邮报》的经营大有起色，但迪克在2018年2月却宣布离开该报去独立创办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内容生产平台Po.et。和Civil不同，Po.et以个体用户为服务对象，使用区块链技术和IPFS系统[31]来建设一个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媒体基础设施。其最终目的是将内容产业从目前的平台转移到区块链平台上，从而实现对内容的真实认证和版权保护，帮助内容生产者理顺、跟踪和再造价值链。目前Po.et平台已经发展成一个网络社区，拥有4万名软件开发者和内容生产者、《每日电讯》等媒体以及Reddit和Twitter 等社交媒体。[32]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第三个媒体应用是Unsplash。它是一个专业摄影照片网络社区，在过去几年中发展迅速。它连接生产照片的摄影师和实用图片的创意工作者，每月的访问量达到数十亿。Unsplash上存有40万张照片，总下载量3.1亿多次。2018年2月15日，Unsplash宣布与一家名为 Simple Token （OST）的区块链公司合作，对网站发生的数以亿计的与照片相关的事件进行代币化（tokenize），进而为照片交易创造一种新的货币，为网站带来更安全、快捷和更丰厚的收入。换句话说，OST 和Unsplash想要实现的是新闻业和博客社区一直都试图在做而从未实现的事——内容变现。
　　
四、挑战：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闻=真相？
　　如前所述，美国新闻业面临着“因政治和资本操控所带来的信任危机”和“因收入来源枯竭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两个问题。区块链技术有可能成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该方案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例如：（1）新闻业中很少有人理解区块链技术的运作原理，那么既然Facebook的算法能操纵新闻业，区块链技术是否也存在操控新闻业的可能？（2）在过去一年中比特币和以太币价值高度不稳定，如果将新闻业的所有鸡蛋都放在虚拟货币这个篮子里，如果其价值崩溃，新闻业是否也会跟着崩溃？（3）新闻业作为此种加密货币的利益攸关者，在报道其市场交易时，所涉及的新闻伦理问题该如何处理？（4）和互联网早期商业化所经历的一样，目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在新闻业中的个人和机构还不多，在广大读者普遍接受加密货币之前，利用它来拯救新闻业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不断试错，仅做形而上学式的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关键的问题在于要尽量将加密币的价值与新闻产品的价值绑定，开发出人们喜欢使用并愿意为之付费的内容产品。
　　沃尔特·李普曼认为，新闻（news）不等于真相（truth）。新闻的职能是要“凸显一个事件”，而真相的职能是“探照隐藏的事实，并使其彼此发生关联”。[33]只有当社会条件达到可以认知、测量的状态，真相和新闻才会一致。他认为“缺乏精确的检验，是新闻业所具有的特性”。[34]报纸自身并不拥有通向真相的特殊渠道；报纸的责任就是印刷新闻。那么，如何让新闻更加靠近真相？他一方面期待更好的记录手段，“在新闻的确切性和记录系统之间可以发现非常直接的联系；只要有了良好的记录手段，现代新闻报道就可以极为准确”。[35]另一方面他还认为，能提供更可靠数据（真相）的是由技术专家组成的专业情报机构[36]（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专家”同样也是人，同样也受到他认为一切人都有的“刻板印象”的影响）。
　　今天，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也许可以被视作李普曼在近100年前（1922年）所期盼的“良好的记录手段”，它使得社会条件“已经达到可以认知、可以测量的状态”。区块链能让记者前所未有地获得关于过去的完整和准确的记录；任何政治和商业力量都无法修改或删除它们。这是否意味着“新闻”将能等同于“真相”？是否意味着一个“自由的新闻界”的到来？如果让我们目前就对此给予肯定的回答，显然过于乐观了。区块链技术虽不能解决新闻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它也许会成为“拯救新闻业”的黑暗隧道中突然出现的另外一条通路。美国新闻从业者对区块链技术虽几无所知，但也只能如同一名饱受创伤的弱女子一样寄希望于这位来路不明的技术黑客的拯救。作为不那么超脱的中国观众，我们在旁观之时也希望这名黑客能不负她之所托。■
　　
①例如2017年，Uber服务器遭黑客攻击其570万用户信息被泄露；美国婚外情网站Ashely Madison的370万用户信息被盗并遭网络公开，导致两名用户自杀；美国信用评估公司Equifax的1.43亿用户信息，包括社保号、驾驶证号和信用卡信息遭泄露等，我国社交媒体，网购网站等也频频出现用户数据遭泄露的事件。
②https://medium.com/s/welcome-to-blockchain/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blockchain-but-were-too-embarrassed-to-ask-b3cee3e918f8
③https://www.coindesk.com/bitcoin-network-out-muscles-top-500-supercomputers/
④https://www.cnbc.com/2017/10/13/jamie-dimon-says-people-who-buy-bitcoin-are-stupid.html
⑤派卡·海曼、 李伦、 魏静等：《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第39页，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⑥https://medium.com/s/welcome-to-blockchain/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blockchain-but-were-too-embarrassed-to-ask-b3cee3e918f8
⑦Innis, H. A.& Watson, A. J. （199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p.33.
⑧PetersJ. D. （2008）. History as a communication problem. In ZelizerB. （2008）. 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history. Routledge. 19–34.
⑨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37页，何道宽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⑩SchudsonM. （1991）.in JankowskiN. W.& Jensen, K. B. （ed.）. （2002）.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11]邓建国、 迈克尔·舒德森：《我对新闻业未来谨慎乐观——迈克尔·舒德森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015年第2期
[12]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第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哈贝马斯、曹卫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4][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 美国报业的社会史》第1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Brown, J. D.BybeeC. R.WeardenS. T.& StraughanD. M. （1987）. Invisible Power: Newspaper News Sources and the Limits of Diversity. Journalism Quarterly64（1）45–54. https://doi.org/10.1177/107769908706400106
[16]Lewis, J.Williams, A.& Franklin, B. （2008）. A Compromised Fourth Estate? Journalism Studies9（1）1–20.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701767974
[17]引自：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jun/10/bankrupt-gawker-over-grudge-not-justice-censorship
[18]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us-politics/americans-media-poll-trust-trump-fake-news-attacks-a8091991.html
[19]引自：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2/nyregion/dnainfo-gothamist-shutting-down.html
[20]CurranJ. （1977） “Capitalism and control of the press 1800–1975” in J. Curran, M.Gurevitch, and J.Woollacott （e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Beverly HillsCA: Sage.
[21][美]贝戈蒂克安：《新媒体垄断》第20页，邓建国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2]参见Facebook广告部门的招商广告：https://politics.fb.com/ad-campaigns/
[23]ThalerRichard H.and Cass R. Sunstein.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8.
[24]KramerA. D. I.Guillory, J. E.& HancockJ. T. （2014）.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massive-scale emotional contag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24）8788–8790. https://doi.org/10.1073/pnas.1320040111
[25]BellEmilyand Bill Owen. “The Platform Press: How Silicon Valley Reengineered Journalism.” CJR. 29 March 2017. https://www.cjr.org/tow_center_reports/platform-press-how-silicon-valley-reengineered-journalism.php#executive-summary.
[26]引自：http://www.bitcoininsider.org/article/17467/what-could-blockchain-do-journalism
[27]2018年3月15日笔者在谷歌里使用blockchain + journalism检索，得到120万条结果。
[28]引自：https://hackernoon.com/is-blockchain-the-future-of-journalism-and-storytelling-6b462be3a060
[29]引自： http://adage.com/article/global-news/major-publishers-back-micropayments-u-s-launch/303242/
[30]引自：https://blog.joincivil.com/why-does-journalism-need-blockchain-technology-6db1b4ff84ba
[31]IPFS （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是一个面向全球的、点对点的分布式超媒体分发协议。它整合了过去几年最好的分布式系统思路，为所有人提供全球统一的可寻址空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HTTP的新一代互联网协议。IPFS会从根本上改变Web内容的分发机制，使其变得完全去中心化。
[32]引自：https://www.poynter.org/news/mining-cryptocurrencies-and-blockchain-tech-save-journalism
[33][34][35][36]沃尔特·李普曼著：《公众舆论》第283、284、271、295页，闫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邓建国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项目“媒介融合深化背景下‘数据驱动的新闻生产’之现状、趋势及支持生态系统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