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晔
　　【本文提要】文学新闻是一个包括报告文学、叙事新闻、新新闻主义、非虚构在内的庞杂文本门类。它比常规新闻更强调文学性，且更易于通过具体经验的传递与主流文化形成张力。《南方周末》特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媒体文本创新的一个有价值案例。当下新技术和可视化带来文学新闻的数字化复兴。
　　【关键词】文学新闻 常规新闻 叙事 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G210
　　长期以来，文学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是一个含混不清的庞杂领域。按照国际文学新闻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简称IALJS）的定义，文学新闻或报告文学——IALJS通常表述为literary journalism/reportage——不是“关于文学的新闻”而是“作为文学的新闻”（journalism that is literature，或者journalism as literature）。这一门类在世界范围内包括报告文学（literary reportage）、叙事新闻（narrative journalism）、创意非虚构（creative non-fiction）、新新闻主义（the New Journalism）、文学非虚构（literary non-fiction）和叙事非虚构（narrative non-fiction）——IALJS甚至专门列出了文学新闻的葡萄牙语（Jornalismo Literário）和西班牙语（el periodismo literario），以及报告文学的汉语拼音（Bao Gao Wen Xue）。①
　　由此可见，文学新闻指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新闻报道的文采，而是一种以文学的方式驾驭现实题材的特殊文本，这背后是一系列关于如何呈现有关现实的事实性信息的理念和原则。可以说，“‘文学’是一个描述符号、一个强大的形容词，表达的是作家可以从场景、角色发展、情节、对话、象征等多方面使用变化多端的元素，这些元素往往超出了一般新闻的惯例”；“‘新闻’则是这个概念同样重要的第二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共同构成了一个强烈的特殊定义：文学新闻是一种非常规的写作形式，它遵循常规新闻报道和表达真相的所有惯例，同时采用更常见的与修辞有关的叙事技巧。总之，新闻就像文学一样”。②
　　
文学新闻与常规新闻之别
　　尽管不同国家的文学新闻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源流，但也共享一些基本的价值取向。与虚构写作不同，文学新闻首先是其新闻性或曰事实性，是“以记者自身的实际经验为基础亲身讲述的故事”，“记者应当进行一手观察”、“记者应当在场”。③文学新闻是用文学武器来讲述真相的“现实的戏剧”，④当然其价值不止于此，而“在于公民生活核心的道德和政治追求”，“人文兴趣则是其不变的持久吸引力的来源”。⑤移情和同理心是文学新闻的基本特征，但并不是以煽情主义来故意模糊事实性、激起读者的情绪。
　　被视为澳大利亚文学新闻最早代表人物的约翰·斯坦利·詹姆斯对1870年代墨尔本的医院、慈善庇护所、疯人院等城市下层社会的精确观察，不仅在价值取向上体现了对反复的经济危机和日趋显著的社会不平等驱动的贫富紧张关系的洞察和人道主义关怀，而且他以笔名“流浪汉”进行了大量的暗访，“从大多数人看不到的角度来考察墨尔本的社会生活和公共机构”。他的描写“生动、详细、准确”，“作为叙述者，通常以第一人称写作，为被边缘化和被压迫的人提供支持”，“用沉浸式的新闻技巧代表了墨尔本社会中那些底层阶层，而非来自上层社会对穷人的恐惧、怜悯或蔑视”，“总是以同情和幽默的方式来描述边缘生活”。除了记者身份，詹姆斯同时也是一名诗人和剧作家，他的新闻文本充满显而易见的文学技巧——场景描写，使用对话和描述，创造强烈的个人风格以活跃他的写作并带入观点，“表现了讲故事的精湛技艺”。⑥挪威现代文学新闻先驱阿斯蒙德·奥维森·文杰、克里斯蒂安·克罗格、克努特·汉姆森在1880年代进行了大量旅行报告文学写作，强调报告文学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内心的和幻想的，“报道必须由目击者撰写”，“予真实事件以文学结构”，是“文学新闻的早期例子，以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展开的幽默、观察和叙事”，“在复杂的基于观察的报道中使用文学技巧，与上世纪60年代新新闻传统的作者完全一样”。⑦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创意写作课程也被认为对文学新闻影响深远，著有《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岁月如歌》的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特雷西·基德尔是1970年代进入该工作坊的第一位非虚构作家，他“将真实事件塑造成小说叙事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课程主导性审美取向之一的文学现实主义，一直延续至今。⑧
　　那么，文学新闻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新闻或常规新闻有何不同？以非虚构作品《雨季：小杜瓦利埃之后的海地》（1989）和《再见Fred Voodoo：海地来信》（2013）著称的作家、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艾米·威伦茨曾在2014年IALJS年会主题演讲中坦陈，她从来就只想成为一名“文学记者（literary journalist）”而非记者。因为她并不热衷在一般意义上报道新闻：常规新闻报道随事件实时展开，“新闻被写下了，但不是被写作的，因而不是文学”，而她感兴趣的是“记忆和写作、叙事和角色、对现实之粗粝和细腻之美进行恰如其分的观察”。当然，正是那些新闻的基本元素使文学新闻有别于虚构作品，然而记忆和时间为故事添加层次——“如果你为《时代》周刊或《纽约时报》工作，你必须知道1986年2月小杜瓦利埃是乘坐哪架美国运输机逃离海地的，必须知道海地军队指向示威民众枪支的型号口径，必须估算示威规模、统计尸体数量，而作为文学新闻界的一名业余作家，我留意到某位总统候选人起居室咖啡桌上的蓝色塑料玫瑰，也有时间和兴趣去检查一把用于杀死小杜瓦利埃手下秘密警察成员的砍刀刀口……文学新闻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业，后者的意义在于日常的持续产出”。⑨
　　即便都将新闻理解为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讲故事的专业，常规新闻往往被认为对更为敏感复杂的叙事文本贡献不足。⑩哪怕同样面对新闻写作的五个W一个H，文学新闻的理解也与常规新闻不尽相同。比如时间，文学新闻并不刻意追求时效；比如地点，这个业内重视程度最低的W，在常规新闻中只是事件发生的地理定位，而对于文学新闻来说，“通过描写和对话，不仅定位于地理位置，而且定位于文化、经济、历史和行动的心理地点，这样的叙述能使读者产生‘我在那里’的感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地理位置，where不仅仅是地形或物理空间，文学新闻以多角度理解地理位置，以便更好地向读者传达真正的‘地点’的意义”。[11]然而无论个人从业经历还是文本，文学新闻和常规新闻之间很难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有研究者认为，无论文学新闻记者还是“常规记者”（conventional journalists）都需要在文本中更着眼于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常用的方式进行描述，“一个社会领域，其中个人并不是整个焦点，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过程中的时刻”。[12]威伦茨也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那些认真的日常记者和文学新闻记者之间有诸多相似之处。[13]她提到的文学新闻领域那些伟大的名字，马克·吐温有过新闻记者经历，琼·狄迪恩（她写过加州的毒品文化、迈阿密的古巴流民）担任过八年《时尚》杂志特稿编辑，雷沙德·卡普钦斯基那些著名的非虚构作品——《生命中的另一天》、《皇帝》、《伊朗王中王》、《帝国》、《太阳的影子》、《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无不得益于他超过四十年的驻外记者生涯。
　　即便在威伦茨看来与文学新闻格格不入的日常持续产出的传统报业，也从未被完全排除在文学新闻的领地之外。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华盛顿邮报》。研究者认为《华盛顿邮报》是将新新闻主义的文学手法引入日常报纸新闻生产的先驱。尽管新新闻主义主要是在杂志写作上发展起来的，但《华盛顿邮报》的“风格版”确立了新闻特稿的独特形式并首次将文学新闻嵌入新闻常规和实践中。可以说，邮报特稿形塑了编辑部文化和新闻生产中新的组织化实践，创造了新闻叙事的新逻辑，为美国报业“叙事新闻（narrative journalism）”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4]“风格版”创立于1969年，是时任《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本杰明·布拉德利在他年轻时代做过的最胆大妄为的实验，从最初来自出版人和读者两方的唱衰，到被公认为布拉德利“最显著的个人纪念碑”，这中间走过了七年。“风格版”有意识地系统地将叙事写作引入日报新闻生产，推动了美国新闻业的诠释转向，将新新闻主义的叙事技巧带给主流读者，改变了新闻实践和新闻价值观，推动了编辑部文化多样化，从而在19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的复兴中为文学新闻实践创造了一个与杂志和书籍全然不同的新环境。邮报“风格版”成为原型，为其他报纸新闻编辑部的新闻文本创新铺平了道路。[15]
　　
文学新闻的文化价值
　　文学新闻的一项重要文化价值是与主流的对抗。在1950年代的南非，文学新闻被认为是作家和记者自觉阐释自己公共文化身份的关键场所，也是媒体和公众共同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的关键场所。约翰内斯堡一份以黑人为读者对象的杂志《鼓》，正是因其文学新闻实践成为南非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从1951年的2万份快速增加到1955年的7万份。尽管早期为《鼓》撰稿的记者或作家们更多地从畅销小说而非报告文学中汲取写作养分，但在他们的短小文本中，可以看到那种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的描写、第一人称视角、对方言俚语的使用、个人化表达以及所谓“身份-生活细节”，使得城镇生活及其背后强烈的社会政治语境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文学新闻因此成为种族隔离之下，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新兴的南非城市黑人阶层身份的即兴表达——“记录和创造了黑人都市文化的声音、形象和价值”，“在详述日常经验的时候，强有力地表现了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黑人的暴力冲击”，“呈现了一个可以用来描述他们的世界的语言，一种身份的占有”。[16]在1980-1990年代的古巴，文学新闻以细节对宏大社会制度和观念进行微妙的抵制，实践对特定、独特、不确定现实的承诺，[17]通过文本之间的关系，传递出对社会文化意义结构的批判。当今新一代记者仍试图撰写有关古巴一些最棘手问题的文学新闻，相当一些内容以个人博客的形式在网上发表。[18]近年的一个热门议题是白俄罗斯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维奇，第一位以文学新闻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她的新闻作品有着明确的文学意图，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也是冷战时期前苏联新闻报道传统的一部分，其作品的颠覆性来自丰富的生活细节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张力。作家为应对内容审查，使用了极为丰富的细节描写，以隐匿背后的普世价值，这样的文本实践恰是文学新闻之所长。[19]除了与制度的对抗，文学新闻也与主流文化甚至主流新新闻主义本身形成张力。作家阿尔伯特·李·默里认为，尽管美国的文学新闻关注被忽视、被遗忘的百姓故事，这其中当然包括主流常规新闻通常避而不谈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故事，但往往仍局限于传统的美国黑人新闻的取向和风格。与此不同的是非裔美国文学新闻——那些由黑人作家、记者写下的故事，从十九世纪晚期开始直到今天，无论其文学技巧还是其之于当代文化的意义，都在美国主流文学新闻之外拓展出更具复杂性的独特轨迹。[20]如波士顿大学教授伊莎贝尔·维尔克森2012年出版的非虚构作品《他乡暖阳：美国大迁徙史诗》，故事背景是1916年至1970年间，六百多万非洲裔美国人在两个历史时期离开落后封闭的南方，前往经济更发达、环境更自由的北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区。维尔克森选择了三个典型人物，描写他们在1930、1940和1950年代的迁徙经历和几十年后在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的生活现状。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记者，维尔克森曾任职《纽约时报》并获得过1994年普利策奖，她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档案研究，也投入大量时间与故事的主人公们生活在一起。她的文本令读者见之所见、感之所感，在个人层面集中呈现了美国黑人历史上重要的大迁徙时代，以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充分理解造就黑人社区的社会环境，并为三位非裔美国人重建个人生活的悲伤和欢乐所深深打动——在默里看来，非裔美国人的文学新闻是独特的，但这样的认同应该是所有伟大的文学新闻的共同目标。[21]文学新闻也是女性打破性别框架的重要文本。法国作家弗朗索瓦丝·吉鲁便是一例。吉鲁担任过时尚杂志《ELLE》总编辑，创立了新闻周刊《快报》，她曾任法国第一任妇女事务部长，还担任过文化部长，退出政界后为《新观察家》撰写了十年专栏。她的文学新闻实践被认为继承和发展了法国女性新闻从业者的传统，那些用以规避性别框架制约、从立场到写作形态的一整套实践策略，在吉鲁这里成为“新闻转品”（journalistic enallage），包括主观叙事视角、反讽、对话写作、个人化写作。[22]
　　
文学新闻在中国：《南方周末》特稿个案
　　文学新闻于中国并不陌生。始于1930年代的左翼革命报告文学传统，使得以报告文学和长篇通讯为主要体裁的文学新闻往往以批判旧时代、讴歌颂扬新时代作为其“事实演绎”的主要价值取向。[23]由于文学新闻“最引人入胜之处恰恰在于它能够满足不同期待的能力……尤其是，它可以通过对具体经验的传递，来抵抗宣传机器的同化……比其他形式（如小说和诗歌）具有更多的社会批判潜力”。[24]改革开放以来，报告文学一度因其社会批判引发轰动，之后经历了不同时期，完成了从宏大叙事向多元的日常生活政治的转变，但也因市场化报纸的崛起而式微。在《华尔街日报》、《纽约客》这些以新闻的故事化和写作的文学性见长的报道文体影响下的特稿写作，开始成为市场化报纸的文本选择。《南方周末》的文体创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作为中国新闻改革三十余年间曾深具社会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以舆论监督报道和重大新闻扬名，但从2003年起，《南方周末》的特稿，已经成为与之并驾齐驱的拳头产品之一”。[25]一方面，以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特稿为蓝本的特稿写作，始终置于该报整体的办报理念框架之内——这一框架强调的是“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持”，并因此认为“专业操作和职业规范上的自省和积累”是必需的；[26]另一方面，其特稿采用文学新闻的主观化报道倾向，包括为了行文流畅不交代消息来源的直接叙述，夹叙夹议等背离传统新闻报道原则的做法，也同时成为同行争议的焦点——比如，第三人视点往往超出记者目力所及而变成全知全能式的“上帝叙事”，直接影响到新闻真实性。[27]选择什么样的新闻文本，从来都不仅仅是新闻写作的问题。文本对意义的生产和建构，与社会场景的自由度的大小有关，[28]文本由此成为权力与知识分子博弈的场所。[29]《南方周末》以启蒙和冲破苏联《真理报》模式为其办报目标，在中国新闻改革的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象征意义。[30]该报前主编左方曾说：“作为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桥梁，它应该是双向的，它应该将知识分子思想的精髓，包括科学和民主思想，通过报纸的日常报道普及到民众，同时将民众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心态传达到知识分子中间”。[31]因此，文体的意义生产是实践其启蒙理想和冲破《真理报》模式的重要环节。有研究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发展，大致形成了三种基本范式：宣传范式、故事范式和专业范式，三种范式常共生于同一阶段和共存于同一家报纸之中。[32]《南方周末》的特稿写作被认为是其文体创新的典范之一，它不仅与1960年代美国新新闻主义推动社会改革的价值理念有相通之处，其文体也承袭了文学新闻的几大特征：一幕场景接着一幕场景的结构，对话实录，大量细节描写和第三人视点，是典型的故事范式。
　　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认识转型，现代化叙事建立在传统-现代和东方-西方这两个时间和空间的二元思维模式基础上，如何从传统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必经之路；而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是后现代挑战现代的产物，是对传统-现代、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反思。[33]有关现代性的理论论争纷繁复杂，但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是其中的重要内涵。[34]特稿这一故事范式的新闻文体，被《南方周末》认为是最靠近文学的新闻文体，其魅力不仅在于挣脱了“新闻的易碎品属性”，“以文本之美妙、情怀之深沉对抗时间的流逝”，[35]而且一定程度上彰显出现代性的思想启蒙内涵。
　　《南方周末》特稿文体是1996年该报从一份娱乐报纸向严肃大报转型的产物，在放弃小报庸俗化写作风格的同时，也力图“对传统的新闻报道模式进行创新”，不仅“选材及观察角度独特、强调新闻事件的故事性”，而且“在尊重人性及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上刻画细节、文笔优美、文学色彩浓厚”。[36]《南方周末》的特稿文体在其记者看来，本身就具有打破框架的启蒙意义：“新闻报道只有一个核心，那就是真实”，使用各种写作技巧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新闻的真实”；而现实困境是“我们生活在无穷无尽的虚假信息当中”，除了那些“制造的新闻”、“被夸大的新闻”、“未经核实的新闻”，还有许多“陈词滥调式的虚假信息”。比如基于新闻报道的写作范式“报道一个好人，就写如何令人感动；报道一个老学者，就写恬淡的境界如何令人敬仰”，等等。而“最常见的虚假的或错误的信息，往往来自新闻报道的简单粗糙”，因为“真实远远没有它第一眼看过去那么简单”，“事实如同月亮，它幽暗一面的存在往往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南方周末》特稿的文学新闻写作，寻求的是以记者的“判断性的叙述”来表达“文明世界的共识”——“如果事件的特征足以被人察觉，或背后蕴藏着文明世界的共识，那么就直接写出来。如果事实的特征并不明显，或涉及含混的、有争议的领域，则维持新闻的纯客观面貌。比如说，对民族主义、某些医学问题、伦理问题、人性的矛盾等等的报道，就肯定不能进行带有判断性的叙述”，在这里，文学新闻被认为是新闻从“某些僵化的原则”中解放出来，既保持记者“纯正的品格和独立的精神”又“永远站在文明这一边”的理念的实践方式，因为“新闻的真与新闻的美都会促进民智”。[37]以文学新闻见长的《南方周末》特稿文体，在某些时候也是记者与宣传管理之间形成张力。该报的新闻主管就曾表示，“在当前的新闻环境下，我们要学如何把自己的新闻理想呈现在纸面上，呈现给读者”。[38]尤其是一些敏感选题，“选择合适的角度报道就成了考验记者基本素质及应变能力的一个课题”。比如1998年四川省泸定县的枪杀案，由于涉案人的警察身份以及巨大的社会关注，“如果直接报道案件本身的来龙去脉，稿件就不能发表”，因此记者以特稿文体转而“主要观察叙述了‘生者’的生活状态及心理上受到的严重伤害”。直接涉及案件过程的部分，除了编辑在正文之前按照时间顺序简要罗列了案件过程和死伤者名录交待背景外，文中用约五分之一的篇幅引述了两个二手消息源：一是受害人向法庭提交的事实材料，详尽交待了事件过程；二是当地一份法制类报纸有关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涉案人交待的作案动机及经过。通过这种方式，与受害者家属的状况“既形成了鲜明对比，又没有任何记者有关案件本身的采访内容及意见，在材料的处理上基本作到了平衡，而且最重要的是，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39]文学新闻因此成为替代调查报道的一种软性、迂回的实践。
　　从以下两个不同主题风格的具体案例出发，有助于较为深入地探究《南方周末》特稿写作如何采用文学新闻文体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丰富性进行阐释，及其如何通过文本的文化再现，传递出现代性启蒙的思想内涵。
　　案例一：文学新闻与直接的人道主义呐喊
　　案例一是刊发于《南方周末》2003年6月19日第25版的特稿《举重冠军之死》。作者李海鹏十分强调像小说一样表达新闻，他认为传统的新闻是梗概式的，而他个人的新闻作品非常强调细节，因为细节描写是情节的重要构成方式，不仅“重要的细节中常常蕴涵着更值得重视的真实，会使事件看起来完全不一样”，而且能够有效地传递出隐含在新闻报道中的记者的价值取向。一篇“完全由细节组成的报道”，有可能达成“唤起读者人道主义的联想”的目的。[40]《举重冠军之死》讲述的是前亚洲重量级举重冠军才力，退役五年之后病逝：
　　由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多年受困于贫穷、不良生活习惯、超过160公斤体重的才力麻木地呕吐着，毫无尊严地死了。在生前最后四年，他的工作是辽宁省体院的门卫，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
　　很多迹象表明，对于这位心地单纯、开朗乐观的冠军来说，退役后的5年是一生中最郁闷的时期，他不仅受困于运动生涯带来的各种痛苦的顽疾，更受困于家庭琐事、地位落差和生活压力。而更根本性的郁闷，既来自两个地方、两个时代的寂寞与喧哗的对比，也来自于他一生都无法脱离举国体育体制。
　　在这篇特稿的开头，用了死者母亲讲给记者她在儿子去世头一天晚上做的一个有着不祥预兆的梦：
　　这天是5月31日，早上4点，布谷鸟刚叫起来，商玉馥梦见儿子喊她：“妈呀，妈呀，你给我蒸俩肉馅包子吧，给那俩人吃。”在梦中，老太太最初以为儿子又像往常一样饿了，可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让她猛然害怕起来。果然，儿子马上又重复了那句让人难以理解的话，“给那俩人吃！”商玉馥惊醒了，透过没有窗帘的窗子看了看微明的天色，心里堵得难受。
　　在中国传统的民间传说里，两个分别叫牛头和马面的小鬼，专事把将死之人带去见阎王。李海鹏认为对这个细节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这个老太太确实是做过这个梦，她确实因为多年以来生活的困顿、这种很孤独的生活，有这样一种宿命感，所以她才做了这个梦；还有一种是这个老太太没有做这个梦，是事后儿子死了，她自己的一点印象认为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梦”。但是不管怎样，将死者母亲讲给记者的这个梦作为整个特稿的开头，可以“铺垫整个基调”。[41]这篇五千字左右的特稿，记者细致地描写了才力去世的那一天：早上的天气，75平方米的房间里住的6口人，早饭吃的是4角7分钱买的便宜菜，才力胃口不好，妻子担心他生病传染给孩子就让他回自己父母家去，160公斤重的才力坐上出租车，父母家没有天线的电视机，红烧肉也吊不起他的胃口，母亲催促他去医院，岳父借了钱去医院付住院费，他的住院记录，上了呼吸机之后跟妻子通电话……直到——
　　一直俯身做胸压的护士停止了动作，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准备后事吧。”他们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听懂这句话，就像被截断了一条肢体之后以为它还在那里，很难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什么。
　　作者解释“用这个人最后一天的经历来表现一个人的一生，因为我对这个是非常有把握的。很多小说都能看到，这种方法以小见大，小说的世界里面有一套明确的方法”。整个报道通过精细的环境刻画和特征描摹充满张力，通篇没有任何直接批判，但却准确地传达出主人公被举国体育体制扭曲之后又抛弃了的那种“很孤独很绝望的宿命感”：[42]从1998年起，除了后来致死的呼吸疾病之外，腿伤和腰痛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个大力士的折磨，少年时代在手掌和颈背做的肉茧手术造成了后遗症，常常疼得他汗流浃背。命中注定地，自打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达到个人事业的顶峰之后，他就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贫穷曾使他买不起肉，偶尔吃一次，全家都因肠胃不适而呕吐。在与人聊天时，说不到20分钟，他就会突然睡着。他尽量不穿袜子，怕弯腰时猝死。为了省钱也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都以160公斤以上的体重骑自行车上下班，结果自行车就压坏了十几辆。因为过胖，他在找工作时受到事实上的歧视。
　　邻里琐事与家庭纷争也使他烦恼。父母家他难得去一次，而自己家，由于保安工作需要值班，他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最现实又最经常的烦恼是钱，家庭纷争常常与此有关。由于月收入只有1200元，工资卡又由妻子掌握，才力经常囊空如洗，养成了买东西尽量赊账的习惯。在他工作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附近，有好几个小商店都向他赊销过日常生活用品。在他死去的第7天，父母两人挨店逐铺地还了800多块钱。
　　在这里，作者使用文学新闻的场景结构和丰富的细节描写，通过与读者的情感共鸣，传递出深切人道主义关怀。
　　案例二：文学新闻与隐含的社会批判
　　获得美国国际记者协会2009年度奈特新闻奖的年轻记者曹筠武，其编辑在为他写的推荐信中，专门提到了他有关一款大型网络虚拟游戏的报道《系统》，将这篇长达1.2万字、历时两个月采访、发表于2007年12月20日的特稿与《1984》和《古拉格群岛》相提并论，认为这篇报道揭示的是集权和专制，“核心价值在于在一款网络游戏中发现了人所不察的政治的魔影”。“它没有使用任何一个句子来暗示读者这一切与现实世界相关，但是读者在报道中看到的一切——一个置身于所有人之上的‘系统’的强权统治，它对金钱的贪婪，社会的示范、大众的迷失、‘违禁词’和神秘的监狱等等，都与现实生活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并认为写作这样一篇报道同时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聪明，“它用深沉而有活力的汉语写就，语句间节奏铿锵，扣人心弦，无一丝渲染，读来却令人深深恐惧”。[43]在当下中国最火的一款网络游戏中，玩家们遭遇到一个“系统”，它正在施行一种充满诱惑力的统治。这个“系统”隐匿无踪，却无处不在。它是一位虚拟却真实的垄断者。“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这是智利前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声音，悄然回响在这个虚拟世界之中。
　　这篇长长的特稿分为七个小节，分别以“战争即将爆发”、“国王死了”、“国王万岁”、“国王累了”、“地底的火在喷涌”、“监牢，看不见”、“永远不再回来”为题，通过一个游戏玩家在虚拟世界的游戏体验和遭遇，刻画出在这款游戏中，玩家如何在“系统”的驱使下，用金钱一点点为自己铸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和以往的所有网络游戏不同，《征途》并不计时收费。简单地填写一份网上表格，就可以注册账号。只需要起个名字，选择性别、国家，一个虚拟身份就此诞生，光荣而艰难的征服之路摆在了你的面前。
　　故事很合中国人的口味，唯一令人感到困扰的是：热血沸腾之后，你发现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原来是那么大……英雄们手持“完美的神圣武器”，浑身旋绕着代表高贵的紫色光晕；而你却两手空空，甚至全身上下只有一条遮羞的短裤。
　　这些好的装备都意味着金钱。和别的网络游戏不同，在这里，打怪和接任务不会掉装备。“我都要最好的，”吕洋说，“你只能去系统商店买材料，再找系统铸造商打造；或者，你只能去赌”。
　　系统是吕洋见过的最为勤奋的游戏系统，它更新换代的频率令人应接不暇。“要么花钱买安全感；要么省钱，随时被欺负”，吕洋说，“一天不上线，就会觉得自己又落后了，实在是太累了”。她觉得自己像被胡萝卜吸引着一直向前的驴子，总有更加强大的“威力”在前方向她招手，而漫漫“征途”几无止境。游戏中弥漫的仇恨也令吕洋越来越厌恶。
　　系统不停地自我更新，统御术层出不穷。就连传统的打怪任务，系统也干脆允许家族与家族之间抢夺砍杀boss的权力。身为一国之主，吕洋总是必须身先士卒，如果她稍有懈怠，总有红了眼的部下口出怨言。
　　这越来越不像吕洋想要的游戏。
　　同时，这篇特稿也详尽地揭示了游戏玩家们在追求游戏中杀戮的虚拟乐趣时，如何被系统诱导着一步步违背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准则。
　　系统准确地捕捉着人性的弱点，召唤着玩家们在虚拟世界中放纵自己的邪恶。它赋予战争中的人肆意杀戮的权力，给予杀人者加倍的经验值奖励；系统也会标明你的斩首纪录，那一串串数字就像印第安战士割下的头皮代表着无上的荣光，而被杀死者得到的只有耻辱。
　　仇恨是这个世界中最强大的动力。“秒杀”吕洋的玩家，立刻被系统自动排入她的仇人名单，时时提醒“女王”报仇雪恨。“仇人”是这里最常见的社会关系，仇恨关系同样存在于家族、帮会和国家之间。如同核裂变一样蔓延的冤冤相报，在这里是受到鼓励和颂扬的永恒主题。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自由意志和多元选择。
　　玩家们最终发现，在这个世界里，自由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被禁止了，合法的私有财产只许保有，不许交易。在这里只有一个庞大的终极卖家被允许存在，那就是系统本身。
　　“这个游戏处处都是花钱的陷阱！”
　　玩家们出离愤怒，他们停止砍怪，不再接受任务，国王们都难得和平地坐到一起而不是申请“国战”。在游戏地图最中心的皇城广场上，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战士、法师、弓箭手和召唤术士们。这些往常醉心于杀戮的角色，如今用绝对的安静来对抗系统的贪得无厌。
　　吕洋当然不会缺席，她率领家族成员们加入静坐行列，她甚至花“10两银子一次”向“全世界”喊话：“游戏越改越烂，系统越来越贪！”
　　她惊愕地发现，“系统”两个字不能显示了，变成了**；再试“GM”，还是**；再试“史玉柱”，这次是***。
　　**虽不可见，却始终看着你。没过几分钟，正在愤怒控诉的“女王”被抓进了监狱。按照系统的指令，她将被关押8个小时。这个“监狱”不在这个世界的地图上的任何一点，它只存在于系统中，就像索尔仁尼琴描写的古拉格群岛，你从不会看见它，你只是被运送到那里。
　　《系统》一文获得了《南方周末》内部的总编辑奖。[44]一位网友说：“如果不是因为这篇报道是讨论‘网游’这么一个略显专业性的小众话题，那么，它在《南方周末》的历史地位应该和当年那篇著名的‘总有一种感动让我们泪流满面’齐名”。[45]作者曾在采访札记中表示，“我们要的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她玩游戏，更重要的是这个游戏给她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这个游戏如何改变她的生活”。“我从不知道游戏里还有过滤词，还有监狱，征途的官网介绍上也绝不会涉及。吕洋像讲笑话一样地回忆这段情景，我却听得有些后背发凉。1984和古拉格群岛的影子，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46]

可视化：文学新闻之技术驱动的未来
　　在当下新技术环境中讨论文学新闻，移动互联网和可视化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影响因素。2012年《纽约时报》的多媒体融合报道《雪崩》（Snow Fall）不仅获得一周350万次点击，而且因斩获当年度普利策新闻特稿奖引发业内争议。这篇报道的缘起是记者对滑雪场高死亡率的关注，最终选择了16名滑雪爱好者遭遇雪崩的经历，分为六个主题，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漫、数字化建模、卫星地图等多媒体交互呈现，形成无缝的叙事流，首发于网络。《雪崩》不再是以往那种特稿写作完成之后再进行互联网化的传统报道模式，而是专为移动互联网度身定做的全新的可视化融合媒体产品。
　　在文学新闻领域，一些观点认为，尽管互联网有助于将多方主体的声音引入文本对话而令文学新闻的呈现更真诚，但对于长篇文本的叙事来说也更苛求了，因为“点击”和“眼球”会将受众吸引到文本中“最电影化的部分，吸引到超链接和插图，吸引到嵌入文学新闻文本的视频和图片附件”。就像《雪崩》，叙事文本中“超负荷的超链接和附件除了视觉的快速移动，并没有推进人物发展、描写、内省、有意义的背景甚至真正的悬念。互联网呈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虽然可能会丰富故事的外在形式，但也会轻易地玷污文学品质并降低文学质量”。[47]然而《雪崩》依然为文学新闻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思考。既然在文化艺术领域多媒体讲故事的形式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音乐家瓦格纳在十九世纪预期的“将艺术的每一个分支联合成共同艺术作品”的目标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于达成。同样，新闻报道可以被设想为“文学、音乐、视觉和表演”的总和，那么在互联网这个沉浸式社交平台上，新技术能否激发文学新闻的创新成就？[48]从文学新闻实践上看，《雪崩》之后，融合媒体特稿领域已有了更多可视化操作。2016年10月，《华盛顿邮报》推出关于边境壁垒的长篇特稿《墙时代》（The New Age of the Walls），以三集不同的主题“探究为何世界各国开始在边境地区建立物理屏障”，“一是通过介绍边境的物理屏障，探索国际趋势；二是呈现美国墨西哥边境人们的生活现状，以及在这里建立边境墙的社会影响”。《墙时代》“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报道，在范围、技术和可视化途径方面有所突破”，打造了一个“真正的综合叙述”模式，根据受众选择从手机端还是从电脑端访问，每一集的视频、文章、图表会有差别地呈现。[49]Longreads.com旗下数字文学新闻聚合网站Longform.org则将2016年度最佳作品授予卧底融合报道《我担任私人监狱看守的四个月》，这篇3.5万字的特稿来自一家进行独立调查性报道、有四十年历史的非营利新闻机构《母亲琼斯》（Mother Jones），最初这只是一本双月刊，现在还有月访问量超过一千万的网站，这家机构刚刚获得了美国杂志编辑协会的2017年度杂志奖。[50]在国内，基于可视化的特稿文本也多有探索。2016年腾讯新闻推出的《远洋梦魇：中国船员被海盗劫持的1671天》，是为手机端打造的以文字、图片、图表、漫画、音频、视频组成的关于中国船员在索马里被劫持的可视化融合报道，内容详实，视觉呈现丰富。
　　数字时代的媒介技术能使记者同时履行“传播者和解说者的双重角色，并以印刷媒介做不到的方式塑造信息”。[51]在研究者看来，像《墙时代》这样数字长篇特稿的可视化实践，可被视为“文学新闻的数字化复兴”，包含了形式更加广泛的电影叙事技巧对文学新闻的拓展。数字文学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和在业界的地位都不断提升，“作为人类传播全景的一部分，从长远来看，互联网上的文学新闻将成为讲故事的魅力选择”——新的可视化数字美学正在将文学新闻带到下一个“炫酷时刻”，“数字叙事的美学已经逐渐演变为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它具有将电影迷人的视听奇妙感与基于文字书写的文学化相结合的‘应用程序感’（in-app feel）”。[52]至于移动交互性和可视化究竟对文学新闻的品质是利是弊，恐怕无法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具体的实践。尤其，新的技术驱动叙事创新，新的叙事召唤新的受众，既然其他领域像《纸牌屋》、《权力的游戏》、《黑镜》这些高度复杂叙事的电视剧近几年皆大获成功，对于新闻业来说，没有理由不看好算法推送、标题优先的高点击量简要新闻报道之外的长篇文学新闻的可视化前景。■
　　
①参见国际文学新闻研究会官网：http://ialjs.org/about-us/
②Roiland, J. （2015）. By Any Other Name: e Case for Literary Journalism.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7（2）: 60-89.
③Bech-Karlsen, J. （2013）. Between Journalism and Fiction: three Founders of Modern Norwegian Literary Reportage.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5（1）: 11-25.
④SoaresI. （2017）. A Global Context for the Weapons of Storytelling.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9（2）. 130-133.
⑤KeebleR. L. （2011）. The 2011 Keynote: An Appreciation.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 3（2）: 83-87.
⑥McDonaldW. （2014）. A Vagabond: The Literary Journalism of John Stanley James.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6（1）: 65-81.
⑦Bech-Karlsen, J. （2013）. Between Journalism and Fiction: three Founders of Modern Norwegian Literary Reportage.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5（1）: 11-25.
⑧Dowling, D. （2016）. Beyond the Program Era: Tracy Kidder, John D’Agata, and the Rise of Literary Journalism at 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8（1）: 52-77.
⑨Wilentz, A. （2014）. The Role of the Literary Journalist in the Digital Era.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6（2）: 30-41.
⑩KeebleR. L. （2011）. The 2011 Keynote: An Appreciation.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 3（2）: 83-87.
[11]SoaresI. （2017）. A Global Context for the Weapons of Storytelling.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9（2）. 130-133.
[12]KeebleR. L. （2011）. The 2011 Keynote: An Appreciation.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 3（2）: 83-87.
[13]Wilentz, A. （2014）. The Role of the Literary Journalist in the Digital Era.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6（2）: 30-41.
[14]Schmidt, T. R. （2017）. Pioneer of Style: How the Washington Post Adopted Literary Journalism.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9（1）: 34-59.
[15]Schmidt, T. R. （2017）. Pioneer of Style: How the Washington Post Adopted Literary Journalism.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9（1）: 34-59.
[16]Cowling, L. （2016）. Echoes of an African Drum: e Lost Literary Journalism of 1950s South Africa.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8（1）: 9-32.
[17]HartsockJ. C. （2012）. Narrative Literary Journalism’s Resistance to the Big Idea.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4（2）: 5-8.
[18]OrlandoJ. & González, P. （2012）. Revolution is a such a beautiful world ! Literary Journalism in Castro’s Cuba. Journalism Studies4（2）: 9-28.
[19]HartsockJ. C. （2015）. The Literature in the Journalism of Nobel Prize Winner Svetlana Alexievich.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7（2）: 36-49.
[20]Maguire, R. S. （2013）.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Extensions and Elaborations.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5（2）: 8-14.
[21]Maguire, R. S. （2013）. African American Literary Journalism: Extensions and Elaborations.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5（2）: 8-14.
[22]Thérenty, M. （2016）. “An Hour of Our Life in the Mirror of My Mood”: Innovations and Legacies of French Literary Journalism in the Work of Fran?oise Giroud.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8（2）: 64-75.
[23]郭中实、陆晔：《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是变迁》，《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24]LaughlinC. （2002）.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p. 7.
[25]张英：《序》，载南方周末（编）：《南周特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
[26]邓科：《“追寻真相”的真相与“没有表达”的表达》，载《南方周末：后台》（第一辑）第1-2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27]郑直：《我所警惕的新闻叙述方式》，取自西祠胡同社区：http://www.xici.net/#b15937/d18574572.htm
[28]Mok, K. （1998）.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post-Mao Chin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9]郭中实、陆晔：《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是变迁》，《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年（总）第6期
[30]洪兵：《转型中国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2005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31]洪兵：《报人的最高境界是从容不迫——〈南方周末〉原主编左方访谈》，《新闻记者》2003年第8期
[32]刘勇:《嬗变的轨迹——1978年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发展研究》，200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33]许纪霖：《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写在《中国现代化史》再版之际》，载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34]陈晓明主编：《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5]邓科：《从人文情怀到职业觉醒——南方周末的内容探索》，《青年记者》2008年第9期
[36]朱强：《论南方周末的文本创新》，《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37]李海鹏于2006年4月6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李海鹏新闻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38]郭光东于2006年4月6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李海鹏新闻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39]朱强：《论南方周末的文本创新》，《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40]李海鹏于2006年4月6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李海鹏新闻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
[41]李海鹏：《像小说一样表达新闻》，取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147596/
[42]李海鹏：《像小说一样表达新闻》，取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147596/
[43]李海鹏：《祝贺曹筠武荣获2009年骑士国际新闻奖》，取自2009年8月26日李海鹏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039e50100e0fv.html
[44]李海鹏：《祝贺曹筠武荣获2009年骑士国际新闻奖》，取自2009年8月26日李海鹏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039e50100e0fv.html
[45]参见：网友麦田的博客“麦田的读书生活”： http://maitian.blog.techweb.com.cn/archives/211
[46]曹筠武：《系统》采访幕后，取自人民网-传媒：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2328/137046/8235868.html
[47]Wilentz, A. （2014）. The Role of the Literary Journalist in the Digital Era.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6（2）: 30-41.
[48]Dowling, D. O. （2017）. Toward a New Aesthetic of Digital Literary Journalism: Charting the Fierce Evolution of the “Supreme Nonfiction”.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9（1）: 100-116.
[49]参见《〈华盛顿邮报〉挑战国际报道新方式》，取自：http://www.thecover.cn/news/139497
[50]参见：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6/06/cca-private-prisons-corrections-corporation-inmates-investigation-bauer/。
[51]Berning, N. （2011）. Narrative 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Ways to Create Authenticity in Online Literary Reportages. Textpraxis Digitales Journal Für Philologie, 2（3）: 1-15.
[52]Dowling, D. O. （2017）. Toward a New Aesthetic of Digital Literary Journalism: Charting the Fierce Evolution of the “Supreme Nonfiction”. Literary Journalism Studies9（1）: 100-116.
　　
陆晔系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