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逵
　　【本文提要】本文从卡尔·波兰尼提出的“默会的知识”（tactic knowledge）概念出发，试图探寻非虚构创作者在实践中的内隐式经验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论的勾连。从19世纪九十年代“扒粪运动”中的调查报道实践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后非虚构创作的高峰，直至战后新新闻主义作为反叛性话语的提出，文章试图连接历史与现实新闻生产图景中非虚构创作与民族志新闻学方法论的关系。结合上世纪末至今“非虚构”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兴起，文章从民族志方法论中提炼出“寻访隐秘的他者”、“对亚文化系统的考察”以及“田野情景中的互动”等基本规范，将非虚构创作中“默会的知识”转化成为“可言说的知识”，为眼下边界模糊的非虚构创作寻求方法论的资源和规范。
　　【关键词】默会的知识 非虚构 民族志
　　【中图分类号】G206
　　非虚构写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的兴起，本身就是美国社会公众对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挑战。它的出现与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中的反战、民权运动等社会背景息息相关，①因此具有鲜明的另类叙事（alternative narrative）色彩。反权威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宏大历史变迁中的个体命运关照为源于“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一片沃土，这样的脉络一直沿袭至今。在中国，非虚构写作作为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文学形式和叙事风格的继承和反拨，到如今以“反潮流”的形式出现，是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阅读趣味和文字审美的反映。当下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很好地回应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复杂性的建构和呈现。②另一方面，非虚构创作在实践中一直面临着方法论危机。首先，“非虚构”未能形成概念的清晰内涵及外延；其次，非虚构创作涉及的类型庞杂，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性文学、传记文学、历史文学、口述实录体等，甚至还涵盖传统媒体的特稿、深度调查报道等；最重要的是，由于写作的文体类型不一，方法论也千差万别，这就进一步模糊了“非虚构”创作的理念和实践边界。从业界学界讨论的现状出发，非虚构写作被认为是对过往虚构文学内容生产方式的反拨。它不拘泥于体裁形式，并借用深度调查与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式去观察、记录，并进行内容创作，题材往往涉及重大历史、现实情境下的个体和群像式命运变迁。
　　本文尝试从卡尔·波兰尼提出的“默会的知识”（tactic knowledge）概念出发，试图勾连非虚构创作者在实践中的内隐式经验与民族志方法论的关系，讨论从民族志文学到新新闻主义，是如何通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质化方法论的引介，从而形成如今在非虚构创作中广泛使用的民族志新闻学的方法论和实践，并尝试将非虚构创作中“默会的方法”提炼为“可言说的知识”。
　　
一、民族志方法论与新闻生产的历史勾连
　　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提出的“默会的知识”概念，试图解释人类知识结构中“内隐”的那部分。他认为，除了可以被言说的知识（articulated knowledge），还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来自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主观的、个人化的知识，即默会的知识。默会的知识传承依靠专业共同体内的实践所形成的经验性共识。在新闻领域，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通过对全美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总结出新闻行业的十大职业标准，试图将专业共同体内的“默会知识”转化成为“公共知识”。③从新闻类非虚构创作的角度来看，内容生产的方法也正在经历一个从“默会”走向“公共”的过程，这其中伴随着新闻生产对社会科学质化研究方法论的引入。2001年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全国会议上，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抱有兴趣的新闻记者和与会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对话，探讨质性研究方法进入新闻实务的可能性。④三年后的2004年，由Sharon Hartin Iorio编辑出版的《新闻学中的质化方法：走向街头》出版。在书中，新墨西哥大学的Janet Cramer和科罗那多大学的Michael McDevitt正式提出了民族志新闻学（Ethnographic Journalism）的概念。而一年后，南佛罗里达大学的人类学系教授Elizabeth Bird也提出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丰富新闻生产实践的可能性。⑤在这些学者的论述中，民族志新闻的操作其实就是一次民族志历程，记者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是民族志工作者。记者要进入某个文化或亚文化社区，并长期生活，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浸润其中。⑥
　　事实上，在Cramer和McDevitt于2004年提出“民族志新闻学”这一概念前，已有多位学者用不同的类似概念描述此类新闻实践的方法论。如Randolph Fillmore就在1987年成立了“人类学新闻写作中心”（The Center for Anthropology and Journalism）。他认为，人类学新闻写作超越传统新闻写作的“5W模式”，旨在检视人类社会事件的文化语境。尽管人类学家的成果主要是面向学术共同体，而人类学新闻记者则是面向公众写作。但人类学家和新闻从业者都是在同样的环境下工作，并且使用相似的方法论工具，拥有类似的价值观，即通过具身性的扎根，试图形成对人类群体和事件的比较性的、总体性的、去文化偏见的深度理解。⑦1997年美国记者Walt Harrington提出亲近性新闻（Intimate Journalism）的概念，要“描绘与唤起人们对于如何生活的设想以及他们的价值观”，“从一个或多个主体的角度来写作故事；收集真实生活对话、收集内部对话，如主体思考、梦想、想象或忧虑什么，收集关于人和地的物理细节；暂时地深入到主体的生活之中。” ⑧
　　民族志新闻学概念的提出是新闻记者和社会学者对话的产物，是对长期以来新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默会”方法论的提炼，并形成“可言说”的公共知识。事实上，新闻生产和社会科学民族志方法勾连的历史还可以向前回溯。与美国19世纪九十年代的扒粪运动，以及此后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创建有着紧密的关联。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创建人之一罗伯特·E·帕克（Robert Park）在1887-1898年间就曾经在底特律、丹佛、纽约、芝加哥和明尼阿波利斯做记者。长达11年的记者生涯影响到了他后来在社会学上的研究，因此在他进行质化研究时就大量采用记者时期的新闻实践经验。帕克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参与式观察进行了大量研究，成为在人类生态学、族群关系、移民、同化和社会运动等方面有着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根据南丹麦大学的Anne Kirstine Hermann的追溯，1887年刊登于《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疯人院十日》（Ten Days in a Mad-House）应该是民族志式新闻写作最早的实践。此文作者女记者娜丽·布莱以精神病人身份潜入一家精神病院进行卧底调查，揭露了大量精神正常的女性被迫进入精神病收容系统的黑幕。此后，运用民族志式方法的揭黑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中常常见诸报端。到了1933年，乔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上半部分通过作者在当地餐厅的厨房中当临时工的经历，描述了巴黎底层社会的生活，下半部分则是作者以流浪汉的身份，在伦敦附近探索流浪汉足迹的经历，描述了城市贫民的生活。⑨它也成为民族志式田野写作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非虚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式田野。约翰·荷西1946年发表在《纽约客》杂志的作品《广岛》，通过对广岛幸存者的深入采访，成为非虚构创作的经典，并影响了此后数代非虚构创作者。出版于1965年的《巴黎烧了吗？》同样是二战题材非虚构作品的经典，由美国《新闻周刊》记者Larry Collins和法国《巴黎竞赛》画报记者Dominique Lapierre撰写。他们用近三年时间采访了八百多人，重构了德军占领下法国首都巴黎的历史情景，还原了不同力量在其中的角逐和争斗。而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尽管遭遇争议，但也成为第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虚构作品。
　　
二、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创作与民族志溯源
　　在中国，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非虚构”第一次被纳入主流文学话语之中。专栏开设时，《人民文学》的编辑特意写道：“这一期我们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非虚构》。何为‘非虚构’？一定要我们说，还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也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 ⑩
　　尽管在这里，关于“非虚构”的定义语焉不详，但总体而言，《人民文学》的编者按中区分了“非虚构”与传统“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一方面，在写作对象上强调“普通人的生活”，在方法上，即采纳“社会调查”类的方法论实践，同时也不回避“个人观点和情感”的主观性，鲜明地区隔开非虚构创作和传统新闻生产的规范性差异。
　　此后，中国本土的非虚构创作不断涌现新的热潮。随着《纽约客》记者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的大卖，“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开始被中国读者广为熟知。这三部作品本身就有强烈的民族志写作风格，尽管相较于标准的民族志学术专著而言，这三本非虚构创作没有对当代中国的传统、制度、习俗进行系统性的学术归纳，但也不妨碍从选题到方法上具有鲜明的民族志色彩。这一点有据可循：何伟的父亲就是社会学的研究者，何伟曾回忆说：“他经常和我谈起他的工作，并且向我展示他是如何工作的”。[11]可以想见，自小耳濡目染的熏陶对于何伟的写作路径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他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经历之一”是在大学第一年的暑假作为一名民族志研究者为一家基金会进行密苏里州一个叫做赛克斯顿（Sikeston）的小城市调研，并为基金会写了一篇很长的民族志文章。他认为，“这段民族志研究的经历为我在涪陵的调研和非虚构写作埋下了伏笔”。[12]在中国本土的非虚构文学写作者中，也可以梳理出与民族志方法清晰的勾连。如在《中国在梁庄》一书中，作者梁鸿通过长期的扎根调研和民族志式的写作，记述了河南穰县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等等。而梁庄也和费孝通的江村一样，虽然不同于华西村、小岗村和大寨等宏大政治叙事中的典型宣传样本，却同样成为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的本土田野切片。再如非虚构作家南香红，曾任《新疆日报》记者、《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她的作品多关注北京旧城改造、细菌战诉讼、三峡工程、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状态等重大题材，具有鲜明的人类学关照。当然也包括写出如杜鲁门·卡波特《冷血》式作品的特稿记者，如林珊珊的《少年杀母事件》、杜强的《太平洋大逃杀亲历》等等。
　　刘蒙之认为，在写作内容上，非虚构写作包括了传记写作、商业写作、历史写作等相互交差又有所区别的社会生活领域，一些社会学学术著作因为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如《林村的故事》、《金翼》、《银翅》、《小镇喧嚣》等也可以被归入非虚构作品。[13]从目前中国大陆的非虚构创作来看，其中既包括日常新闻生产中的非虚构写作——这一脉沿袭《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人物》杂志等的特稿写作脉络而来，并在网络时代呈现出新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也包括沿袭文学脉络而来的民族志式非虚构创作；创作主体既包括记者或有着新闻从业经验的写作者，也包括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人类学学者，甚至包括一些未经专业新闻学训练的普通写作者。
　　
三、非虚构创作中的民族志方法实践
　　在不少非虚构内容创作者中，民族志路径并非通过专业主义的教育而习得的。他们多数人并没有人类学的学科背景，而是文学或传统新闻传播学出身。但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具有共同性、自发性的非虚构创作方法论路径，是结合了各自对于“非虚构”内隐传统的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非虚构创作中的文学性要求，以及新闻生产所面临时间和成本压力迫使的“权宜之计”所综合之下的产物。这样的田野质化的方法论即为“行动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action），或者“内在于行动中的知识”（action-inherent knowledge），[14]镶嵌于非虚构创作实践活动之中，在行动中展现、被觉察、被意会。因此，民族志式的操作实践在更多情况下可视为一种“默会的方法”，体现在非虚构创作的以下方面：
　　1.隐藏的他者：非虚构创作选题中的田野取向
　　传统上，新闻价值的选择面临着专业主义的新闻生产流程的“工具理性”悖论，即：一方面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地描绘社会，而另一方面又要遵循特定的标准，摒弃所谓没有新闻性的社会事件。[15]因此，传统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更多从具有“强新闻价值”的选题出发，呈现选题本身天然“显在的新闻性”。与此相对，非虚构创作中选题取向的重要特质是通过挖掘日常生活切片的结构性意义，不再忽视“寻常”的价值，而是将其放置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中，寻求其更为长久的“新闻性”。
　　从新新闻主义的发轫开始，创作者就从选题上有意识地与传统新闻生产区隔，如杜鲁门·卡波特从钟点女工的视角切入对城市人类学式的考察，正如《人物》周刊副主编赵涵漠所说，“谁会比一位钟点女工更了解那些紧闭着的公寓门背后的秘密呢？作为职业男女的主顾们，总是请钟点工在自己出门上班时前来打扫整理。如果一位写作者用一天时间跟着钟点工，就足以尽情观察那些甚少开放给陌生人的房间（甚至是抽屉内部和留在打字机上的短诗）”。[16]类似的选题取向还包括麦难民、[17]速记员、共享单车管理员、电影学院兜售盗版碟的小贩、建筑摩天大楼的工人等等。
　　中国的非虚构创作也同样体现出对“隐秘他者”关照的倾向，最早进行非虚构式新闻特稿创作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其选题立意正如时任主编杜涌涛所说：“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不太一样的视角，‘冰点’不是‘热点’，不是‘焦点’。‘冰点’也不跟风，不摇摆。” [18] “冰点周刊”也一贯倾向关注较边缘、非主流、可能已经被人们忽视和遗忘的群体，并通过以小见大的视角转换，发掘传统新闻生产中被忽略的意义。如“冰点周刊”的开篇之作、发表在1995年1月6日题为《最后的粪桶》的深度报道，以一个整版赫然出现在中青报第八版，这篇描述普通知青生存状态的报道一时引发了社会的轰动性反响。作者王伟群通过扎根式的采访报道方法搜集到了背粪工人们工作、生活的诸多细节信息。事实上，掏粪工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特殊职业群体，从近代欧洲开始就被视为与行刑者、马肉和马革贩子、吉普赛人等同类的流民群体，作为基本禁忌的破坏者他们被更大的社会拒之门外。[19]因此可见，“冰点式”的非虚构报道也不同于在新中国建立后对“时传祥式”掏粪工人的典型人物宣传报道，而呈现出更加自觉的民族志式选题的关照。
　　民族志式取向的选题在“群像式”的非虚构创作对象中体现得更为显著，经典作品中不乏这样的案例。如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又如梁鸿对梁庄社会群像的描摹刻画，何伟对“江城”的社会群像式纪录，陈晓楠等对华山挑夫、东北黑土地知青群体、缅北跨境民族的描写，南香红对二次世界大战细菌战受害者群体的描写。当然还有刘绍华在写作《我的凉山兄弟》时，在四川凉山地区开展了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对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和文学性的书写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刘绍华自身就是人类学者、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这本书最早是基于刘绍华2007年攻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时写下的论文，2010年10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她的作品被认为是继林耀华1942年夏天考察凉山并写出《凉山夷家》后第一本深入凉山蹲点的民族志作品。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刘绍华认为自己的非虚构创作方法“用的就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20]2.共享的意义群落：非虚构创作对亚文化生态系统的考察
　　长期以来，民族志方法研究者都关注亚文化群落的意义诠释，如斯图亚特·霍尔和托尼·杰佛森对二战后的英国青年群体的民族志考察而著的《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21]也包括霍尔1990年在《文化身份与移民社区》中对外移民族群亚文化群体身份阐释。[22]还有迪克·赫伯迪格（Dick Hebdige）通过个案的研究，解读青年亚文化如何抵抗主文化，在抵抗中所体现的风格，以及主文化如何收编亚文化。其他类似的民族志研究还包括对于黑人音乐亚文化、[23]性少数群体的民族志考察[24]等。
　　非虚构选题创作的另一大类别就是对某个亚文化生态系统的民族志式考察，即通过创作者对特定的共享意义群落的扎根，理解该亚文化群落内部流通的符号、意义、价值和仪式。
　　民族志从源头上就关注某个特殊的族群特定的亚文化系统和与之相连的生活方式，在传统新闻生产过程中，由于这些亚文化系统的内部文化意义并不天然显现，因此常常以边缘化的方式呈现，或者干脆无法进入媒体新闻价值判断的选择序列，抑或被以种种刻板成见式的标签化报道遮蔽其自身的结构性价值。而非虚构创作者对某个文化或亚文化社区的描摹需要沉浸其中，以避免任何肤浅与偏颇。
　　如长期从事互联网亚文化群体写作的非虚构创作者、《智族GQ》总主笔何瑫就认为：“我不希望用‘低俗’、‘肤浅’、‘非主流’这样的词汇去进行定义，这失之简单。这种隐含价值倾向的词汇，遮蔽了定义背后更为丰富的现实。” [25]何瑫曾历时三个月，在东北数个城市寻访网络主播们的工作与生活，完成了描绘东北社会文化情景中的网络直播产业的特稿《喊麦之王》。何瑫认为，用“主流视野范围外的文化现象”来定义MC天佑所代表的直播文化会更为合适。“毕竟参与其中的人群覆盖了中国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从人口绝对值来说一点都不少，可能远比我们所说的主流文化的人群要庞大得多。只是他们大多数缺乏话语权，长期处于一种被视而不见的状态。” [26]在何瑫另一篇代表性作品《帝吧风云：被互联网培植的愤怒》中，他由2016年初兴起的“帝吧出征”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出发，通过对中国网络亚文化重要的发源地“李毅吧”进行深入的线上扎根和线下访谈，详细勾勒出“帝吧”诞生12年来发展演变的历程，如何从一个小众、精英色彩、线上乌托邦式的存在，一步一步受到权力和资本的操控，变成现在的模样。由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对象是网络文化，因此何瑫也试图采用线上、线下民族志相结合的方式，诠释帝吧的亚文化意义和对于整体社会的结构性启示。类似的作品还包括他对于鹿晗粉丝群的写作，见诸《鹿晗的粉丝帝国》。同时，何瑫也认为，亚文化群落的书写往往需要创作者深入与自己的角色很不相符的一些主题，“因为没有融入就没有发言权，既要有旁观者的理性，又要有角色内部的情感”，“价值是呈现社会复杂性与多样性，将价值评判的标准交给读者，不追求爆款，不可以采取俯视视角”。[27]3.田野情景中互动：超越传统新闻生产的采访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生产，由于秉持“客观性”的仪式性或策略性要求，对于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关系有一系列的规范性要求。采访者被要求以“价值中立”的方式介入新闻事件中，通过信源、观点或篇幅等技术性标准平衡“主观”和“客观”的问题。然而。客观性立足于一个长期困扰西方哲学界的知识领域，怀疑主义不断冲刷其根基，建基于此的新闻客观性自然不能幸免。[28]为了保护客观性，记者急于与他们的书写对象保持社会与情感的距离。但从认识论角度来说，事实/价值的两分法存在缺陷。民族志方法论的新闻写作反思这种疏离原则，弥补了传统新闻生产中理念和实际的裂痕，以被无视或被新闻成见描绘的人群的角度亲近细节。[29]这要求记者以超越传统采访和被访的关系介入与对象的互动关系塑造中。根据民族志新闻的新方法论要求，在非虚构创作实践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非虚构创作者必须介入具身性的情境中。这要求记者要在自然主义的情景中完成与“被访者”的互动，更多地扎根进入受访者或群体的日常情景，而非以“客观”的方式故意疏离。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记者需要在时间允许的前提下，以“群体准成员”的方式，中长期地“浸入”受访者/群体日常的物理空间环境，而非如一些传统新闻采访操作中的“采风”方法，或选择新闻生产所偏好的第三方环境进行采访。
　　如《人物》杂志副主编、非虚构创作者赵涵漠这样描述她的经历：“最后去的次数多了，我感觉自己就是（被访者家中）的一个电冰箱，采访对象对我的出现已经习以为常了。之前他知道你是去采访的，后来他觉得你不是一个正常的记者，常常没事就去人家坐着。我把他们家的作息都抓住了，人家11点多吃早饭，起得比较晚，我基本上12点就去他家坐着，然后坐到下午大概六七点钟，他开始吃晚饭，我就撤了。” [30]刘绍华在谈起她在凉山的田野经历时也说，最重要的是“人得在那里。人在那里做什么呢？除了观察、和人家聊天，很重要的一点是身心要去体会。对年轻人来讲，最可怕的事情是没有希望。但是要走到没有希望通常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平常觉得很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是无聊。自己在凉山主要就是用身心体会无聊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我在干吗呢？哪怕丢在地上的一小片纸，我都会去看看它上面写了些什么。因为对我来讲，真的是没有太多可做的事情。同样的，当地的年轻人，当他已经没有多少农活可干，然后整天电视上都在告诉他，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谁留得住这些年轻人？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那个地方用身心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对我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行，蛮有帮助的”。[31]其次，具身性扎根要求非虚构创作者以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方式，从整体上了解研究群体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参与式观察可以获得除了采访-被访二元关系之外丰富的信息量，其中包括被访者群落中的小群体互动关系，群体成员内部的阶层和权利力学关系，还包括群体成员所处的物理、社会空间的彼此互动、群体成员和外部人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传统民族志研究的着墨点。半结构式访谈还可以更好地避免采访者先入为主式的观念结构，以开放性的方法论探知亚文化群落中内部的意义生产和流通。
　　
四、结论
　　本文从卡尔·波兰尼的“默会的知识”（tactic knowledge）之概念出发，试图勾连非虚构创作者在实践中的内隐式经验与民族志方法论的关系。一方面追溯两者之间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历史勾连，到二战后非虚构创作的高峰，以及新新闻主义作为反叛性话语的提出，试图链接历史与现实新闻生产图景中，非虚构创作与民族志新闻学方法论的关联。并结合上世纪末至今“非虚构”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兴起，从民族志方法论中的“寻访隐秘的他者”、“对亚文化系统的考察”以及“田野情景中的互动”等基本规范，为眼下边界模糊的非虚构创作寻求方法论的资源和规范。
　　尽管如此，民族志研究和具有新闻性的非虚构创作还是存在天然的边界，其中既包含新闻生产和学术式田野调查的时间要求矛盾，也包括非虚构创作自身文体和选题的内部差异。但本文的努力在于试图勾连非虚构创作与民族志新闻的内在范畴和方法论联系，从而可更好地理解如今在中国大陆地区兴起的非虚构创作热潮，并提供更多的理论资源与视角。■
　　
①李公昭、胡亚敏：《新新闻主义: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产物——兼论其与越南战争的关系》，《当代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
②周逵、顾小雨：《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与叙事特点》，《新闻与写作》2016年第12期
③刘海龙、连晓东：《从默会知识到公共知识:〈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与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新闻记者》2011年第3期
④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年第1期
⑤BirdS. E. （2005）. The Journalist as Ethnographer?. Media anthropology, 301-08.
⑥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年第1期
⑦FillmoreR. （1987）. Anthro-journalism. Communicating Anthropology.
⑧HarringtonW. （1997）. Intimate journalism :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lif.Sage Publications.转引自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年第1期
⑨Hermann, A. K. （2016）. Ethnographic journalism. Journalism,17（2）260-278.
⑩《人民文学》编者：《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2期
[11]《旅行家》杂志：《何伟：我几乎总能理解中国》，https://www.douban.com/note/348211439/
[12]《旅行家》杂志：《何伟：我几乎总能理解中国》，https://www.douban.com/note/348211439/
[13]刘蒙之：《非虚构写作：内涵、特点以及在我国兴起的多维因素》，《媒介批评》第七辑
[14]Schon, D. A. （1984）.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Vol. 5126）. Basic books.
[15]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年第1期
[16]赵涵漠：《“城市学”成为我8年的媒体生涯的一种启蒙》，http://www.myzaker.com/article/591d55901bc8e03a52000013/
[17]麦难民（McRefugees），是指一些由于无法负担房租、无家可归而被迫寄居于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快餐店内的人士。在2007年开始出现，他们一般在购买了一杯咖啡之后，就在餐厅内留宿过夜。区别于流浪汉，这个人群主要是一些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人，虽不至于靠捡食垃圾为生，但他们也无法支付城市里较高的房租，或是临时的旅馆费用，或是经常的交通费用。在日本的东京、韩国的首尔等地，类似人群有不断增加的趋势。参见《新词：麦难民，隐形的流浪》，《南都周刊》，http://news.sohu.com/20100329/n271173682.shtml
[18]杜涌涛：《报之道》，《中国青年报》，http://www.cyol.com/zqb/node_6443.htm
[19]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20]刘绍华：《我希望替凉山的这些年轻人翻案》，《晶报》，http://jb.sznews.com/html/2016-03/05/content_3472146.htm
[21]HallS.& JeffersonT. （Eds.）. （1993）.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Vol. 7）. Psychology Press.
[22]Hall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23]RoseT. （1994）. Black noise: Rap music and black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Wesleyan.
[24]ChaunceyG. （2008）. Gay New York: Gender, urban cultureand the making of the gay male world1890-1940. Hachette UK.
[25]全媒派：《喊麦反式亚文化的崛起与意识觉醒》，http://news.qq.com/original/dujiabianyi/mctianyou.html
[26]刺猬公社：《何瑫眼中的天佑以及YY》https://weibo.com/p/1001604021729725928707
[27]据何瑫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采访写作实务课》的讲座，时间：2017年5月7日。
[28]孙起：《瞬间现象与田野传统: 民族志新闻的意义与前提》，《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七期
[29]Iorio, S. H. （Ed.）. （2014）.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Taking it to the streets. Routledge.
[30]周逵：《非虚构：时代记录者和叙事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1]刘绍华：《我希望替凉山的这些年轻人翻案》，《晶报》，http://jb.sznews.com/html/2016-03/05/content_3472146.htm
　　
周逵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