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典林
　　【本文提要】本文批判性地综述了与非虚构写作实践相关的文学研究和新闻传播学文献，目的在于理解非虚构写作是基于何种特定的话语谱系和社会语境进入新闻生产领域的。非虚构理念的兴起及其在新闻业中的应用，与新时期传播生态的技术、政治和商业逻辑形成了匹配性关系。这种关系既包含摆脱新闻业危机的机遇，也可能存在风格主义的“景观”陷阱。
　　【关键词】话语范式 非虚构 新闻叙事 新闻业 社会语境
　　【中图分类号】G210
　　近年来，非虚构（non-fiction）作为一种内涵和边界缺乏统一界定，但与传统文学和新闻文体相比又具有不同特征和时代特色的话语实践方式，日渐成为大众文化和新闻生产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在文学界，启动这一趋势的标志性事件是作为文学“国刊”的《人民文学》杂志在2010年开设“非虚构”专栏，并在次年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这一事件在大众传播领域引发了广泛影响，随后数年，非虚构概念及其写作实践在报刊等传统媒体版图上不断繁殖扩张，迅速成为新闻领域的一种时尚。但在传统文学和新闻实践面临复杂深刻的传播格局转型的语境下，更能体现非虚构观念和写作实践的强势兴起背后所表征的复杂社会意义的，则是2015年10月，腾讯“谷雨”、网易“人间”、民间非虚构写作者同人平台“地平线”、界面“正午”、《时尚先生》、《南方人物周刊》、《单读》、《智族GQ》等八家媒体联合发起中国非虚构作品创作联盟，①宣誓“以繁荣非虚构作品创作生态、发掘及培养优秀人才、普及中文非虚构创作标准为己任”。②
　　文学创作和新闻生产领域出现的这些新的专业实践形式，已经在文学研究界引发了大量讨论。相比之下，新闻传播学界的理论反应则显得较为薄弱。为数不多的文献仅对非虚构作为一种专业写作类型的特点及其在新闻生产领域的表现方式进行了较为基础的讨论，而对更深层次的语境问题，即这一特定话语实践类型的蓬勃发展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情势缺乏深入剖析。作为对这一研究不足的回应，本文将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批判综述的基础上，对非虚构在中国当代新闻话语谱系中的位置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本文将着重探讨非虚构理念及其话语实践是如何在与不同新闻话语类型的复杂竞争关系中，作为当下特定政治经济情势在新闻生产领域的一种话语症候，从一种潜流状态走向前台的；进而反思新闻话语实践模式的变化如何在防范表达陷阱的情况下，为新语境下新闻公共性的重构提供新的可能性。
　　
一、非虚构的本土实践及其问题性
　　作为一个源自西方的文学和新闻体裁类型，非虚构概念进入中国本土理论和写作实践的历史，即便与其发源地美国相比，也并不算短。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美籍华人文学理论家董鼎山就在《读书》杂志撰文引介和评述了美国非虚构文学和新新闻运动的来龙去脉，③由此开启了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非虚构文学理念及其实践的持久关注，并进一步带动了本土非虚构写作的实践传统和理论关照。
　　在文学创作和新闻业务领域，在结合西方观念和本土传统的基础上，对非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新闻写作的探索从未停止。在美国，作为对反潮流运动风起云涌的动荡社会语境下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主流新闻业在深刻反映和报道社会现实方面的无能的一种反拨，由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和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于1960年代引领的非虚构创作的发展势头蔓延不绝。④从1979年《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约翰·富兰克林的《凯利太太的妖怪》获得首届普利策特稿奖，到2015年白俄罗斯女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非虚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虚构作品不仅得到了文学和新闻业指标性评价体系的全面认可，更在文化产业的商业体系中成为与传统虚构性作品平分天下的重要体裁类型。在中国语境下，1980年代以来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报告文学、纪实性散文、口述史、传记文学等文学体裁，⑤与纸媒新闻业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通讯、特写、深度报道等文体类型，及其在电视调查报道、纪录片和纪实广播报道等视听媒体形态中的纪实叙事类型，⑥构成了2010年新一波非虚构写作高潮来临前传统广义非虚构写作实践的主要内容。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潮流则是基于不同的文化、技术和社会政治语境，以对现实的介入为核心，以写作者主体的在场、亲历和反思为叙事特征，在回到历史的同时，也不断进入重大社会现实和微观主体的日常现场，形成了独特的带有人类学民族志色彩的非虚构观念和写作实践方式，呈现出与广义非虚构创作语境下的文学和新闻旨趣都不尽相同的写作立场，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报告文学、特写和深度报道不同的新非虚构作品。⑦
　　另一方面，作为对非虚构写作实践的理论回应，学术界对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和争论也延续至今。尤其是过去十年里，自从中国文学界再度提出新语境下的非虚构概念和写作实践取向以来，文学研究界针对非虚构概念的内涵、文学新闻化趋势及其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挑战、⑧非虚构的复合型文体属性、⑨对原始材料进行原真性艺术处理的审美特征、⑩作为舶来品的狭义非虚构写作与报告文学等本土纪实文学传统的差异、[11]非虚构写作对个体话语和公共话语的调解、[12]网络媒介语境下大众参与性非虚构言语实践的民主性、[13]不同历史阶段的非虚构理念及其实践与本土文学-政治结构之间的深刻连接性[14]等议题，展开了非常丰富的探讨。
　　在这些文献中，很早就有学者提到作为一种文学写作类型的非虚构与特定时代的媒体状况和传播技术条件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早在1987年，文学研究者王晖就提出理解广义非虚构写作体裁在中国本土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传播学的启示”：电子媒介的发展对印刷媒介的冲击，推动非虚构写作这种突出生动细节和深刻展示的文体类型成为印刷媒体在与电子媒体竞争环境下的最优选择，对作为一种传播形态的文学文本的考察，离不开对媒介、信息和受众及其社会语境的研究。[15]针对最新一波非虚构写作热潮，文学研究界同样有学者从媒体和信息传播语境转换的角度对非虚构创作所处的媒体文化环境展开讨论。例如，有学者意识到，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现实和虚拟边界的日益模糊、网络媒体技术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赋权效能、全球消费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化的兴起对文学生产机制和文化生态带来的影响，构成了非虚构创作在中国生长和繁荣的重要技术和文化背景；[16]亦有学者从媒介技术及其生态演变的角度，对新一轮非虚构写作潮流所处的信息时代特征与传统文学形式所处的印刷媒体时代文化传播机制之间的差异这一颇有媒介学意味的命题进行了探索。[17]但这些分析都没有能够进入媒介生产，尤其是新闻生产的特定场域结构及其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维度进行深入分析，媒介技术转换和权力格局变化在这些研究中只是文学命题的一个背景性要素，而不是问题核心本身。
　　与以上文艺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非虚构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之前，不少新闻实务研究文献更多涉及强调故事性和文学性的新新闻主义、[18]叙事新闻报道（narrative journalism）[19]或文学化新闻报道（literary journalism）[20]这些实质上与非虚构理念在创作原则上接近但却更明确指向新闻实践本体的概念，讨论的议题大多是与新闻写作方法相关的实务性议题。
　　将非虚构作为明确论述主题的新闻传播学文献所讨论的问题延续了这种实务取向传统，聚焦于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的历史源头、[21]叙事特征和表现形态、[22]与特稿等其他新闻文体概念之间的关系[23]等与新闻写作实践密切相关的议题。作为对新近新闻界非虚构写作者实践经验的口述式记录，周逵编著的《非虚构：时代记录者与叙事精神》首次以“非虚构”的明确指称对记者群体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田野过程进行了案例性展示，[24]并由此提出一系列由新闻生产领域的非虚构创作所引发的新闻生产理念、方法路径和转化机制的严肃命题。[25]就本文的旨趣而言，如果说文学领域新一波非虚构创作热潮“可理解为一种写作立场、姿态与策略的自我申张”，即“针对流弊已久的‘虚构’的、‘纯文学’的‘传统’和‘范式’而提出的一种可能性方案”，[26]而相应的理论探索则是“对当代‘虚构’作品想象力固化、新媒体时代的‘虚构’逆反心理、纪实文体‘庸俗化’的反拨，是学院知识分子对学术‘不及物’状态的反思” [27]的话，那么，非虚构话语实践进入并盛行于新闻报道领域又是新闻写作者基于何种特定的话语谱系和社会语境做出的实践反应？从上述文献探讨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研究者的注意力主要聚焦于何为非虚构写作，这种特定的言语实践方式的特征、方法路径及其边界问题。尤其是就非虚构话语进入新闻生产领域而言，现有文献的讨论大多停留在话语实践内部的形式和规范要素上，而对话语实践的外部复杂语境及其所表征的传播权力格局转型缺乏宏观的批判考察。换言之，对非虚构叙事进入新闻实践领域，并逐渐成为一个重要趋势的现象背后所反映的媒体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专业规范转型的危机和可能机遇，没有给予足够的剖析。
　　有鉴于此，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探讨新闻实务中非虚构话语实践的具体方法路径和操作流程，也不把关注重点放在这种话语形态的审美和叙事特征等形式性要素的分析上，而是试图进入一个更为宏观的批判分析层次，即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非虚构话语为何在当前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势中在新闻实践领域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进而成为一种媒体产业操作和新闻职业行为的新模式？这种特定的书写方式在市场化改革后的中国媒体场域所承载的叙事文体谱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对作为一种追求公共性之话语实践的新闻业来说，非虚构写作理念和实践模式所表征的话语范式转型意味着什么？
　　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关照不能仅仅停留在非虚构新闻生产的文体形态和文本叙事结构的微观层面，以及作为具备职业主体身份的言语行动者的记者进行非虚构话语实践过程的中观层次，而是必然涉及费尔克拉夫所说的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层次。[28]这意味着必须把非虚构理念的兴起及其在新闻业中的应用视为新闻业在政治经济权力维度所经历的结构转型过程的一个症候，因为话语“不仅仅是文本或语言实践的产物，还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不仅涉及文本，同样涉及互动和语境，即那些既决定但同时又通过话语实践建构起来的特定的社会条件”。[29]故而下文的论述不局限于特定实践形态的技术细节，而是侧重于话语实践所处的范式转型过程，结合媒体技术和业态嬗变及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情势，对非虚构与中国本土新闻话语实践的复杂关系脉络，尤其是当前语境下非虚构概念和实践方式进入新闻业的原因与社会后果进行批判分析。
　　
二、非虚构与当代中国新闻话语的谱系
　　如上所述，非虚构这一概念及其话语实践在西方的起源，实际上是文学新闻化和新闻文学化这两种分别来自文学和新闻领域的创作冲动的结果。但更为关键的是，这两种冲动背后1960年代反潮流运动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语境。非虚构话语进入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同样有着特殊的文化和时代背景。前文的综述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作为一种文学冲动的非虚构是如何在特定的文学和文化语境中，在中国本土化被提出和付诸实践的。而非虚构进入新闻领域同样是一个复杂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涉及作为历史和政治经济转型表征的新闻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过程，如何为非虚构这种特殊的话语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同样还涉及新闻话语与处于转型状态的媒体场域的匹配性问题。换言之，新闻生产领域中非虚构话语的出现和大规模生产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至少与新闻话语谱系中不同语体实践之间的竞争关系和新闻场域的结构变迁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转移息息相关。
　　从新闻话语谱系的演变，即新闻生产所处的语态环境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的新闻话语谱系既有连续性，也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尤其是新闻业本身的改革和发展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了不同的语体范式。这些范式不仅是写作文体的形式和表达方式的变化，同时还意味着新闻理念以及对媒体的社会政治功能属性的重新定位。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代媒体领域的初步商业化改革所确立的双轨制运行模式，与突出事实性和信息价值的新闻观念的回归相呼应，促成了新闻语体从高度僵化的意识形态宣传模式转变为以“新华体”为代表的宣传文式和多样新闻体裁杂糅的新话语模式。[30]与国家总体发展主义改革议程相一致，随着一系列财务和管理改革的实施，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体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商业化，其社会政治功能也日益变得多元化，从单纯的宣传工具变为宣传、信息告知、舆论监督和娱乐产品的提供者等不同角色杂糅交织的复杂态势。[31]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分层也催生了多样化的信息文化需求。这就为改革初期新闻语体形态形成以“新华体”为主导，通讯、特写、深度报道等其他多元新闻话语范式为补充的多样性格局，提供了基本的媒体制度和社会条件。
　　这种态势在1990年代的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在媒体体制上产生了主要体现城市中产阶级信息需求和社会诉求的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商业化市民媒体。[32]在新闻语体上，这种体制性变化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以《南方周末》的“南周体”为代表的深度报道在1990年代中后期全面崛起。这种诉诸深度调查的批评性报道话语范式，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存在。但只有在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媒体商业化发展之后，突出新闻公共性价值的专业主义理念才开始成为这种新闻话语范式的理论基础，从而与市场化改革后的中国社会日益高涨的社会矛盾态势形成呼应关系，并最终成为与传统宣传/新闻话语并驾齐驱的主要范式之一。另一方面，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为代表的“大特写”文体延续了早期短篇特写关注细节和平民性的传统，进一步突出了新闻语体的平民化和在地性，构成了后来在新闻界甚嚣尘上的特稿模式。[33]纸媒所推动的这场以深度调查和公共立场为核心特征的新闻语体变革，形成了20世纪末中国新闻业一次从国家走向社会、从宏大叙事走向日常叙事，进而探索新闻话语生产者自身的主体性和新闻实践的社会公共价值的专业生产运动，其影响范围涉及广播电视在内的整个传媒业。[34]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尤其是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兴起所引发的媒体转型，再次导致了新闻话语的重大转变。在新的技术和政治经济语境中，一度面临“去权威化”危机的宣传/新闻话语通过技术重组再度强势出击，与以平台资本化为核心逻辑的商业化新闻生产传播模式形成两极，对以追求公共性为旨趣的专业主义新闻业形成碾压之势。随着专业主义新闻业的衰退，传统新闻业人才和媒体资源迅速向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转移，与之相匹配的调查性深度报道新闻话语也开始退出新闻业的中心。[35]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非虚构写作理念和实践迅速崛起。在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就已风靡一时的新闻特稿在新媒体时代经由非虚构理念的引入得以重构，主题范围更加广泛、写作主体更加多元、叙事风格更加多样、技术呈现方式更加丰富，并被高度整合到资本市场的运作轨道，成为广义文化产业商品化逻辑链条的重要资源类型。[36]从以上简要评述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话语范式的总体特征呈现出以党和国家的政治诉求为特征的宣传取向、以公共性和社会主体利益诉求为特征的专业取向，以及以叙事审美性和文化日常性逻辑为特征的文学取向三种不同的新闻话语范式。[37]显然，非虚构新闻话语属于第三种取向的范式类型。当然，这些不同的新闻话语范式并不是相互取代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并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媒体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此消彼长。例如，虽然以政治性为主导原则的宣传话语范式是作为党报体制在新闻文体领域的反映，但它同时也不断通过文体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来回应改革开放后不断变化的媒体现实和社会状况，以至于新媒体条件下传统的党报宣传/新闻话语呈现出所谓从“新华体”向“新新华体”的演变。[38]同样，文学取向的新闻话语范式的发展也不是孤立的。新媒体条件下兴起的非虚构理念和新闻实践成为整合传统新闻话语中各种文学取向的新闻语体资源的一个工具。新闻生产加入人文社会科学界持续几十年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潮流，透过叙事性和讲故事突破传统新闻要素构成的浅层描述，并试图把传统新闻生产方法的默识过程转变为理论化的可识别知识体系，成为这场非虚构运动的核心旨趣。[39]与以社会现实的指向性和问题意识的尖锐性为特征的调查性深度报道相比，非虚构新闻话语继承了特稿传统，更注重事实真实和文学手法的有机结合，在写作技法上通过对大量场景和情节细节的小说式描写，最大限度地实现新闻文本的原创性文学品质。[40]而这种新的话语范式转换，是如何对应于新闻场域在新技术和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危机与转型，又对以公共性为旨趣的新闻话语模式及其理念基础带来何种机遇和陷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必须把新闻话语范式的转换，尤其是以特稿形态呈现的非虚构写作理念和实践模式对新闻业的介入，看作是当前历史条件下传播权力转移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
　　
三、非虚构与新闻业的危机和转型
　　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和媒体商业化体制转型，带来了前文提到的以专业性和社会价值诉求为核心特征的专业主义新闻业模式的兴起，以突出新闻的社会守望者角色和批判性功能为特色的调查性深度报道成为这种新闻实践模式的主要产物，其背后蕴含的是对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以及媒体专业实践的政治效能的“想象”。[41]在这种范式主导下，新闻的公共性价值和民主政治功能成为界定新闻这个概念本身及其专业实践的核心要素，专业主义新闻话语中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社会使命和问题意识，不仅对执政党-国家的宣传话语范式构成一种消解作用，还作为一种凸显于前台的强大的观念框架，使得以特稿形式传达的文学叙事倾向始终处于被压抑状态。
　　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最近十年来，随着新闻生产技术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剧烈变动，传统新闻生产研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理论预设和方法路径都面临着危机和重构的压力。在传媒实践上，这种危机表现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发展的传统市场化媒体面临技术驱动的业态转型和政治制度变迁压力，导致专业主义及公共性价值立场的边缘化，国家主义和商业主义成为统合新闻话语模式的主要逻辑。[42]在学术上，以传统新闻从业者及其机构为主要关照对象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陷入无法继续匹配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媒体和政治现实的理论困境。[43]从传媒技术和媒体机构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标榜公共性的新闻观念和专业主义操作模式是市场化大众媒体经济模式的产物。其特征是专业化的新闻机构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事实的记录者和陈述者，承担着定义现实、促进民主、推动公共生活的繁荣的社会政治功能。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定义现实的话语权不再是机构新闻业的垄断权力，社交媒体平台化发展导致的知识膨胀、信息泛滥和众声喧哗，极大地削弱了以事实为共识基础的原则，传统新闻业及其专业主义规范赖以立足的现代主义真理观的危机日益凸显。更为关键的是，新传播技术的普及带来的赋权效应，使得信息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日益个性化、弥散化和网络化。这导致传统新闻理念和新闻传播模式中基于专业标准的把关人机制失去效能，大数据和“算法”规则成为包括新闻在内的社会信息分配和流动的新技术标准，机构新闻业在事实界定上的权威性地位被“后真相”时代情感大于理智、观点大于事实的后现代政治文化所取代。
　　从媒介学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意味着当下的媒体格局处于一次新的媒介域转型的历史关头，而“媒介域的转换时刻是媒介与社会产生紧张关系或复杂关系的时刻”。[44]所谓媒介域指的是以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所形成的包含特定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历史阶段。正如德布雷所说，当下信息传播技术的变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变迁正处于从传统“文字域”和“视听域”并行的大众传播格局向“数字域”转化的过程中，从而体现出他所说的“传播的‘去制度化’，制度性越来越少，个体性越来越多”的趋势。[45]在这种媒介域转换过程中，传播格局及其话语形式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和反宏大叙事的后现代倾向，传统媒体及其生产组织方式所体现的现代主义观念和价值追求失去了技术基础。这意味着传统新闻话语形态与数字化传播技术及其所产生的新的个性化消费模式之间在匹配性上出现了严重落差。技术落差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地位变化，必然引发传统新闻生产在价值定位和话语表达模式方面的危机。尤其是考虑到这种技术和市场格局的变化处于当下中国特定政治语境中，传统新闻生产和话语模式及其价值目标所面临的困境就更可想而知了。
　　正是在本土新闻业面临上述严重危机的历史关头，非虚构新闻话语从处于潜流状态上升为当下新闻话语的主导模式之一。作为对这种危机状态进行调适的一部分，新闻不再以追求唯一确切的真相为目标，而是转变为“一种被消费的大众文化，也就是说，没有情节，没有悬疑，没有趣味和没有温度的新闻就没有被关注和消费的价值”。[46]尽管对事实本真性的恪守依然是新闻实践的第一原则，但强调叙事性的非虚构新闻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化的言语实践。它之所以能够在当前特定情势下成为一种强势新闻叙事模式，恰恰是因为非虚构话语的叙事特征在公共性退场、消费性和文学性兴起、话语实践的参与性和对话性日益凸显的情况下，最能符合新时代的传播生态和政治经济格局的需要。
　　我们认为，这种叙事模式和时代语境的贴合可以归结为三个维度：第一，媒介形态的变化使得印刷传播及其理性叙事模式面临网络移动终端及其非线性、反理性的碎片化叙事逻辑的强势驱逐。这构成了强调故事性的非虚构产品取代强调严肃理性的问题意识的深度报道，成为主导新闻叙事类型的传播生态语境；第二，新时代政治议程刚性边界的强化，结束了市场化改革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言论边界的模糊性，新闻业借助非虚构的写作实践，把关注的目光从宏大主题下移至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性维度，国家和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被处理为这种文学化新闻叙事的一个间接背景；第三，信息传播行业的整体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传播权力由传统机构新闻业向新媒体传播平台的转移，这些平台的资本化和商业化水平远远高于传统媒体行业，商品化逻辑推动产品化和个性化服务意识进入新媒体平台新闻生产的核心，而非虚构作品因其可读性和较高的叙事审美价值，在这种市场化的新闻生产体系中占据了较高的估值等级，从而受到平台化新媒体资本的追逐。
　　如何看待非虚构叙事的兴起与新时期传播生态和政治经济语境的这种对应性？这种新闻叙事的范式转型对新闻业当下的困境和未来的命运意味着什么？在此，我们显然无法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应当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对其可能具备的公共性潜力保持审慎的乐观，同时也对其存在的问题保持足够的警醒。比如，在媒介技术网络化、智能化、移动化和个性化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且只会增强的传播现实中，如何挖掘非虚构写作更丰富的可能性，尤其是非虚构写作者如何将新语境下对公共价值和公共问题的理性思考纳入感性叙事的话语之中，或许还有更多的探索空间；另外，则要时刻警惕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和媒体商业操作对象，非虚构叙事可能陷入风格主义的“景观”陷阱，从而变成一种纯粹审美的文字游戏或陷入碎片化细节的泥潭，走向它所宣称的接近真实的对立面，从而消解其基于现实性的“震惊”效应所可能产生的批判性和解放意义。[47]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非虚构话语进入本土文学和新闻实践后引发的问题入手，对文学研究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批判性评述。围绕非虚构话语范式进入新闻生产领域这一重要趋势，本文试图摆脱现有文献中普遍存在的聚焦于文体形式要素的局限性，转而试图理解当代中国新闻话语范式变迁过程中非虚构写作所处的位置，及其与其他文体类型的勾连与竞争关系，最终试图解析非虚构写作进入新闻实践领域的历史语境及其对新闻业带来的影响。本文把非虚构理念的兴起及其在新闻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视为新技术驱动的媒介传播生态、政治和话语转型，以及新媒体平台资本化趋势的产物。非虚构新闻话语对公共性的背景化处理、对个性化叙事的趣味性追求、对写作主体的多元化设定，以及产品化资本运作的生产机制，都与新时期的传播生态和政治经济形态相适应。未来非虚构新闻话语实践将呈现出何种具体的发展趋势，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话语实践范式的再度变化都将是新一轮传播格局调整的产物。■
　　
①《中国非虚构写作再次迎来春天？》，《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10月16日，取自http://www.yicai.com/news/4698038.html
②《选择非虚构，活在真实里》，“腾讯谷雨计划”2015年11月4日，取自http://gy.qq.com/original/story/guyu001.html
③董鼎山：《所谓“非虚构小说”》，《读书》1980年第4期
④陆文岳：《新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小说——兴盛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文学新样式》，《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
⑤徐成淼：《当前文学的“非虚构”倾向》，《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⑥周逵、顾小雨：《非虚构写作的新闻实践与叙事特点》，《新闻与写作》2016第12期；关于视听媒体非虚构创作的讨论，参见周勇：《新闻广播剧：广播非虚构写作的新尝试》，《中国广播》2017年第3期，以及聂欣如：《“非虚构”的动画片与纪录片》，《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
⑦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⑧龚举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孙桂荣：《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与价值隐忧》，《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⑨李仪：《关于“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属性》，《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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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王继周、陈刚：《深度报道的时代遭遇与自媒体转场——微信公号“光谷客”和“孙旭阳”访谈》，《新闻记者》2017年第4期
[36]曾润喜、王倩：《从传统特稿到非虚构写作：新媒体时代特稿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新闻界》2017年第2期
[37]刘勇：《1978年以来中国报纸新闻文体的演进史——基于范式变迁的视角》，《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8]吕艺、陈彦蓉：《从“新华体”到“新新华体”——浅析新华社报道文风创新的实践与意义》，《中国记者》2015年第10期
[39]林东泰：《叙事新闻与数位叙事》第5-6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
[40]范以锦、匡骏：《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新闻文体创新发展的探索》，《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41]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71期
[42]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43]陆晔、潘忠党：《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0期
[44]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普通媒介学教程〉导读》，陈卫星、王杨译《普通媒介学教程》第1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5]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46]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7]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说起》，《文艺争鸣》2011年第3期
　　
黄典林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