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增军
　　新学期刚开学学校《大学纪事报》主编找到我问能不能来编辑部座谈一下讨论一个他们困惑很久的问题：办好一份学生报纸最重要的究竟是什么？
　　我问：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新闻理念、技能等等你们在课堂上都学过了，如何操作也应该是你们在第一线的人最有发言权。
　　回答：我们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找选题，联系采访，写稿，编稿；除了报纸，还要做网络、多媒体、社交媒体；在工作中，我们同样重视理念和伦理，比如客观、准确、平衡等等；社交媒体营销我们也在搞，有机会就送礼物求关注。但是，令人沮丧的是：还是没人买账，更看不到我们的影响力何在。
　　学生的问题还真不太好回答。我仔细翻看了他们的近期报纸，想了很久，终于，在同编辑部同学座谈的时候，喊口号似地提了这么一句话：做有性格的报纸！同学们有些不解：何为有性格？我补充：第一，有立场；第二，有担当。
　　估计是立场这个词惊到了大家：什么？立场？那客观怎么办？这难道不是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而且也是你们老师谆谆教导的吗？
　　学生条件反射般的反应我早预料到了，想必多数新闻人也会对立场一类的字眼过敏。而上面说到的学生报纸的困惑，恐怕也是当前媒体大环境下新闻业遇到的普遍问题。
　　那么，当前的大环境是什么呢？首先，传统新闻媒体经历了十几年的生存之战，使尽了浑身解数，无奈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原因复杂，后果却清晰可见：主流新闻媒体把关人的权力被消解，议程设置的作用被削弱。这不仅仅是传统媒体转型的问题，因为近年来，几家一度很抢眼的网络新闻媒体如《赫芬顿邮报》、BuzzFeed也出现反复，经营也不太顺利。与此同时，此消彼长，社会进入所谓的后真相时代。2016年，《牛津词典》把“后真相”典型特征定义为“情绪和个人信仰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公共舆论”。最近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假信息比真信息传播得更快、更深、更广。也许正应了康德那句话：“人是由扭曲的木头做的，因此也别指望人能生产什么正直的东西。”
　　回想互联网兴起之初，大家对于新媒体的未来充满了兴奋与憧憬，想到新媒体的巨大赋权作用，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传统媒体死亡又有什么关系？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将带我们进入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制作人的新时代。正当大家欢呼“庶民的胜利”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哪里有些不对了：互联网和新媒体所承诺的更民主、多元的社会没有到来，到来的却是社交媒体平台谷歌、脸书和推特的几家独大，纷纷成为媒体帝国；而随着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虚假信息充斥网络，获得真相和交流的社会成本急剧加大。
　　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把硅谷工程师们技术解决一切的美好愿景稍微放一放，转而认真思考一下那些经常被讥讽为迂腐不堪的知识分子对网络社会的担忧与批评。起码现在来看，群众路线这条路行不通。传统媒体的复兴和转型已经不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就新闻业自身来讲，其核心问题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重新认识自我使命和价值。然而，无论是在业界还是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局限在以客观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框架中。其实，传统媒体作为肩负公共服务大任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在目前信息混乱、失控的状况下，应该挺身而出，超越客观的事实报道，重新拾起新闻的立场和担当。
　　
一、何为新闻的立场与担当
　　从根本上讲，新闻的立场首先是对自己的使命、原则和价值的明确认知以及在行动中的坚持，这决定了你是谁、做什么、如何做，比如新闻求真的立场，公共服务的立场。立场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选择。在真相和正义确定的时候，立场不言而喻，比如“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当其未知或者不确定时，使命和价值观决定立场。不少人对立场这个字眼敏感，认为新闻媒体压根就不应该有立场。新闻怎么可以没有立场？对于人权、男女平等、种族歧视、性取向、童工，恐怖行为等等，怎么能够中立？这不是观点的争论，而是对事实、人权和人性的挑战。
　　新闻的理念和定位，首先确定新闻应该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新闻记者是权力的天敌。在尼克松时代，不少记者是上了白宫的黑名单的。而现任总统特朗普从一开始就同新闻媒体不对付，除了一有机会就冷嘲热讽，给个小鞋穿穿——比方说剥夺你采访提问机会等等，还在自己的推特账号拉黑了不少记者。特朗普仇视记者的做法，于情于理都站不住脚。为什么，因为你是民选总统，不是私企老板，你的推特账号认证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别说新闻记者，就是任何公民都有质询、监督你的权力。
　　特朗普当选总统不久，想同新闻界缓和勾兑一下，主动提出要同几家主要媒体的老总、编辑和评论员见面。但特朗普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会面不做公开报道。结果，几家电视媒体同意了，但是，《纽约时报》等报纸断然拒绝。为什么？因为总统同新闻界会面，是公共事件，不是私人聚会，新闻界批评特朗普更不是出于于私人恩怨，怎么能私下勾兑，而把民众的知情权抛在一边？主流大报立场鲜明，而电视媒体却集体失守，其职业操守高下立判，难怪人们常说电视不是新闻媒体而是娱乐工具。最终特朗普不得不让步，取消前提条件，前去《纽约时报》沟通。特朗普一反常态，身段放得很低，好听话说了一箩筐，临走时更是以特有的特朗普腔说：“《纽约时报》是美国最亮的明珠，也是世界的明珠。我希望我们可以友好相处。”没成想，《纽约时报》并不买账，第二天的报纸发表了一篇署名评论员文章，大标题直截了当：“不，特朗普，我们就是不能友好相处。”不啻于一记响亮的耳光。文章的作者居然还写道：我非常自豪，我没有去参加同你的会面。这是什么？这就是立场。
　　担当与立场紧密相连，但有立场不一定有担当，喊出来、站出来的立场才是担当。比如面对邪恶，人们基本能够辨别是非，也都有立场，但是未必敢于担当。
　　今年的好莱坞大片《邮报》，说的是《华盛顿邮报》为发表美国国防部越战机密档案而不惜同政府对簿公堂的事，其中提到报社女老板凯瑟琳·格林厄姆如何顶着压力支持机密档案的刊登。格林厄姆有句名言：捍卫出版自由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实际上，这位女老板受到的压力比电影里表现的还要大，不仅仅是来自政府这个国家机器的威胁，更大的压力来自亲人和朋友。格林厄姆貌似女强人，但其丈夫在两年前抑郁自杀，也算是孤儿寡母。当威胁有可能危及你的家人的时候，当亲戚朋友都苦苦劝你没必要如此义气用事的时候，任何人都会犹豫。但是，格林厄姆最后只说出一个字：发！这是什么，这就是担当。
　　当然，这些历史上可圈可点的英雄之举未必人人都能效法。其实更重要的、更艰难的是日常琐碎中的坚守。在各种诱惑和压力面前，不忘记自己根本的道德义务是报道真相、监督权力，而这一切都落脚于公共利益，而其中最大的利益就是民主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健康发展。
　　如果我们从正面还没有说清楚什么是立场和担当，那么，也许可以谈谈相反的案例，看看什么是没有立场和担当。
　　美国“9·11”恐怖事件以后，群情激愤，要求对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开战。布什政府利用了民众的情绪，把本来不相干的萨达姆说成是幕后的黑手、最大的威胁，还说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藏在巴格达总统府的地下。当时许多熟悉中东事务的记者觉得政府的说法不可思议，甚至荒谬。首先，萨达姆同基地组织是死对头，萨达姆一直把拉登和基地组织看成是自己独裁的最大威胁，根本不可能同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搅合在一起。其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般来说是化学和核武器，那么危险的东西怎么会放在自己的卧榻之下？先不说自己有可能失误，一旦被敌人知道引爆摧毁，岂不也是找死。但是，美国新闻媒体，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却丧失自己独立、求真、监督权力的立场，为了迎合民意，把政府的虚假信息和宣传照单全收，不去质疑、挑战，成为战争的吹鼓手。
　　也许人们会说，战争毕竟是非常时期，新闻媒体在公众的爱国情绪和政府的压力下很难有更多的作为。那么，在和平时期，新闻媒体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比如引发上次金融危机的次贷问题，尽管不少专家都发出了警告，但是媒体几乎没有一篇像样的分析和调查报道。
　　英国首相卡梅伦的“猪头门”更是一个鲜活的例子。2015年9月21日，英国《每日邮报》爆出了个大新闻，发表了保守党前副主席艾仕克拉夫特（Michael Ashcroft）和一名记者欧克斯沙特（Isabel Oakeshot）合著的传记的节选，说卡梅伦的牛津同窗声称，卡梅伦曾经参加大学兄弟会的一场离谱的入会仪式，把“身体的某个私处”塞进了死猪的嘴巴，还说这位牛津同窗见过照片，有图有真相。
　　这料够猛！随后有十几家新闻媒体转载，网络转发分享更是达到上百万，直到今天，不少人还信以为真。且不说这些媒体不加核实去抢着转载是多么不专业，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受到质疑拿不出任何证据时，那位记者居然振振有词辩解道，她不知道这个料的真假，也没有见过照片，爆料者说听别人说的，她只是如实客观地陈述了别人的说法，至于真假，相信读者自己可以判断。这何止没有担当，简直就是不负责任。道听途说不加核实和验证，或者是你说他说的假客观，在新闻媒体上俯拾皆是。
　　
二、客观是方法从来不是原则
　　如果细究的话，新闻的许多价值和概念彼此不太和谐，甚至相互矛盾，比如说一方面强调准确和验证，一方面又要抢头条；一方面要保持距离，旁观者清，一方面又要求你深入下去，一如著名战地摄影家卡帕所说：你拍得不够好，因为你不够近；一方面要你保持中立，一方面却鼓励去“扒粪”、做调查报道。当然可以去说什么对立统一、辩证一类的正确的废话，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一套原则需要去对立统一、辩证地领会，那起码说明该价值体系太不成熟或者比较混乱。
　　新闻的客观性是个悲催的概念，同时受到学界和业界的质疑。正如美国著名媒体伦理学家沃尔德（Steve Ward）所说：客观从来没有一个精确的定义，也没有一个详细、明晰的理论。客观本来是个哲学概念却不是在哲学课堂上辩论形而上，而是安家落户在新闻编辑部里。一般来讲，客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信息同事实的相符程度；另外一层意思是说记者对个人主观倾向的克服。如果说第一层意思的客观还可以勉强验证，那么第二层的客观涉及人的主观，就没那么容易说清楚了。著名学者甘斯（Herbert Gans）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说过：新闻的客观从认识论上来讲，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开口问问题，就是在选择。另外，新闻对现实的呈现需要通过语言，而语言本身就是主观的。而判断客观的标准呢？多半也是主观的，客观与否往往取决于你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新闻的客观极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
　　从历史上看，新闻的客观观念的提出和形成基本是出于功利主义。
　　新闻原本是没有客观这一概念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新闻业，记者收钱写文章司空见惯什么利益冲突之类的禁忌观念简直荒唐可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客观的出现，如同倒金字塔的写作方式，首先是市场的推动。客观的新闻可以最大范围地迎合市场，争取客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特别是美联社这样的通讯社出现以后，更是如此。在最初的经济利益推动以后，衣食足而礼乐兴，新闻业开始树立自己职业的体面和尊严，因此就有了自己的行业组织和行业伦理，新闻专业也开始进入大学的殿堂。随后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李普曼的主张与推动奠定了学理基础。李普曼认为，如果民主和自由有赖于可靠而真实的信息，那么新闻媒体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具体的验证方法，而最好的方法便是科学界普遍使用的客观方法。随后的近百年间，新闻的客观性通过这三种力量——经济、职业和学界的共同建构，得到了空前的放大，甚至逐渐成为新闻学的一块基石，离自己的本尊其实是越来越远。
　　客观从来就不是一种新闻价值和原则。李普曼讲得非常明确：客观是一种方法，而不是目的，新闻人也不被要求要客观，甚至都不要求中立。科瓦齐和罗森斯蒂尔在《新闻的十大原则》里列举的新闻的十大原则，是在广泛的社会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反映了业界、学界和受众的共识。在这些原则中，并没有客观和中立。同样，1996年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在修订其伦理守则时，也删除了客观。无论从起源上还是随后的实践中看，客观指的是方法，而不是使用方法的新闻人，是技巧而不是目的。作为方法的客观，其根本目的是靠近真相。由此，新闻界发展了一套具体的操作方法，比如，使用第三人称、规避利益冲突、平衡报道、平实文字、避免文学语言等等。即使从方法上讲，也很难说这一套东西是否真的有效。比如说，欧洲传统中，特别是英国新闻，更多的是人文和智识传统，轻客观、重观点，但很难说英国的新闻就不如美国，BBC、《泰晤士报》、《卫报》、《经济学人》，都可以称得上世界新闻机构的典范。
　　
三、后真相时代更需要立场和担当
　　理论上，新闻客观存在诸多的混乱和误解；实践上，更多的时候流于机械的你说他说，不但无助于甚至损害了事实和真相。例如，汉中市大年三十杀人案，界面新闻的一篇标题为《知情人讲述：我所知道的张扣扣杀人案》的报道，仅仅是照搬了犯罪嫌疑人发小的一面之词，貌似客观的陈述，其结果却有可能是最不客观的。实际上，更多的情形下，所谓的中立和平衡其实造成了更严重的不客观不平衡，比如在美国媒体上，你可以经常听到许多政客和所谓专家攻击墨西哥非法移民是杀人犯、强奸犯、贩毒者，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如果你质疑节目有问题，他们就说我是中立的平台，为各种观点提供陈述的机会。问题是，这些怕政府遣返而整天提心吊胆的非法移民，谁又敢到你的节目上澄清自己不是强奸犯、毒贩？这貌似的客观和中立结果恰恰隐含了最大的偏见和不平等。
　　客观在许多情形下实际上成了媒体不作为的借口。面对谎言、邪恶，如果只是保持中立，无异于纵容，甚至同流合污。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是没有立场和观点，只是我们的观点和立场要通过信息源的引用来实现，这种春秋笔法也许聪明，但是，严格讲起来，这无疑是一种欺骗，还不如光明磊落地表明立场。
　　今天的媒介生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许多新闻理念和方法失去了原来的环境，比如新闻的互动性、开放性、参与性无疑也消解了客观。新媒体革命以前，是信息稀缺时代，作为把关人的新闻媒体控制了社会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新闻媒体的客观和平衡报道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公众没有别的渠道去了解和平衡。现在人们不再依靠新闻媒体来获得基本的事实和信息，而实际上新闻媒体对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也基本失去控制，甚至对自己生产的信息的销售权和分享权也掌握不了。
　　常言道，人人都可以有个人观点却不能有个人的事实，让思想市场必须有市场秩序必须要以共同的事实为前提。然而，在后真相时代，连美国总统都在说可以有“另类的事实”，社交媒体吞噬了新闻。真与假、事实和谎言、善良与邪恶、数字鸿沟、思想市场陷入空前的混乱，人们不仅对媒体，而且对所有一切都失去了信任。而当人们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就什么都会信。
　　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写道：“事实，真实而有用，但却不是我的家园；我要通过它们进入我的家园。”客观和事实只是新闻的道路，不是目的。对于民主社会来讲，需要事实，但更需要信任、对话、共识和公民的积极参与。没有是非、立场，没有信任，没有语境为事实赋予意义，那这些事实又有什么用呢？无非是海量的碎片，无非是一地鸡毛。正如美国资深新闻人琼斯所说（Alex Jones）：新闻真正的危机，不是倾向性，而是品质的下降，失去了道德感召、价值和使命感。一句话，失去了立场和担当。回顾新闻专业主义近百年历程，那些改变了历史的新闻，那些以普利策获奖作品为代表的新闻典范，恰恰不是因为客观中立，而是因为立场和担当。■
　　
彭增军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三江学者，美国圣克劳德州立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