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红义
　　【本文提要】社会运动如何在大众媒体上获得可见性？哪些因素影响着它的可见性？本文以南京老城南保护事件为例探究这个问题，对这起地方性社会运动获得全国性舆论关注的“传播过程”进行了细致展现，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运动得以成功传播的三个原因：“特定的议题”、“分化的国家”和“割据的媒体”。
　　【关键词】社会运动 城市遗产 传播过程 公共事件
　　【中图分类号】G206
一、作为传播现象的社会运动
　　随着改革进程不断深入，社会变迁不断加剧，各类社会抗争事件经常发生。这些社会抗争多以集体行动的形式出现，一般是自发、无组织地指向具体利益的维权行动，而不具社会改革等政治目标。这些行动的发生机制是非制度性的，具有高度的情境性，①往往以民生议题和公共政策为诉求目标，试图跟国家建立沟通和互动的渠道。此时，社会运动扮演了一种利益汇集的模式，让国家以外的成员获得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②实际上，社会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传播现象，媒体是否报道以及如何报道足以为公众界定社会运动的意义、形象，甚至关涉到运动的命运，但这样的议题却未受到国内学术界足够重视。③
　　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下，社会运动与大众媒体的关系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逻辑。西方学者在研究媒体报道抗议事件时提出了“抗议范式”（protest paradigm）的概念，指媒体在报道时往往通过一系列报道技巧使抗议组织非法化、抗议活动边缘化，从而达到削弱抗议活动、维护社会主流现状的效果。④与西方媒体的抗议范式不同，中国的类似事件中，媒体既没有因为国家控制而完全失去对社会运动的报道，也不完全像西方媒体那样抱持一种保守、消极的报道立场，而是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媒体与抗争的互动形态。⑤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既有研究分析的案例都是那种瞬间爆发或周期较短的抗争事件，它们往往并不具备与媒体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与策略，抗争之所以能见诸媒体更多依赖于部分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的能动性，而非抗争者自身。⑥但对于一个延续时间较长的社会运动来说，它与媒体的关系势必会表现出更为复杂的过程和机制，不能轻易地把媒体或社会运动中的任何一方作为决定性的主体，而应在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考察两者的关系。
　　本文讨论的案例是发生在2009年的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正是由于大众媒体的介入，使其成为一次颇具全国影响力的公共事件，最终使地方政府改变了既定决策。虽然是一起发生于数年之前的公共事件，但当下对它的研究并非没有价值。首先，国内以社会运动形态来改变政府公共政策的事件并不多见，此前的案例多集中在对环境运动的分析上，而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则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社会运动的共性和差异。本案例发生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尚未广为流行的2009年，传统媒体作为行动者可以动员的一种政治资源，在事件演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接下来的新媒体对于抗争事件的动员结构、机会结构和框架过程有了越来越深的影响，⑦但在中国语境下，传统媒体（以及它们创办的新媒体平台）的介入对于抗争的结果更为关键。其次，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对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媒体、新闻乃至传播现象并未获得足够重视，而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则囿于媒介中心主义的取向以及文本分析的方法局限，侧重于从媒体报道社会运动事件的角度来静态地研究两者的关系。本文作者曾经以记者身份对老城南保护事件进行过报道，并在此后长期关注此事，这段职业经历为作者跳出对新闻文本的单一解读，深入到事件的过程和情境中理解媒体和运动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老城南事件原本是一次具有地域限制的城市遗产保护运动，由于大众媒体的介入成为一次颇具全国影响力的公共事件。如果要完整地讨论互动关系，那么不仅要关注媒体如何及为何报道、呈现、建构社会运动，也要重视社会运动对新闻业的反向作用。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笔者已经分析了不同行动者的媒体策略。⑧本文主要讨论的则是其传播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即媒体如何及为何报道这场社会运动。媒体影响社会运动的前提就在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报道运动，但一场社会运动能否报道、能够报道到何种程度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议题的性质、行动者的媒体策略、新闻媒体及记者的专业精神等都可能是促使社会运动被公开报道的因素。通过对这一案例的讨论，文章试图细致呈现出这一事件得以“公开”的传播过程，并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经验材料以两种方式进行搜集：一是与此次保护事件有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以报纸和杂志为主）、记者手记、专家公开信等；二是对保护运动中关键人物的访谈，包括组织者、专家、撰写过相关报道的记者、原住民等。
　　
二、从新闻事件到公共事件
　　南京老城南是现今南京历史积淀最深厚、文化内涵最丰富、历史遗存最密集的地区。2009年初，南京市推出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计划，南捕厅一带传统民居遭到大规模的破坏。⑨2009年4月，29位南京当地专家学者联名投书，温家宝总理做出批示，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派出调查组加紧调查处理南京老城南拆迁事件。随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来到南京实地调查，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对历史建筑与街区进行的“镶牙式保护”。此后赶到的国务院调查组在实地调查后明确责令相关部门立即停止对甘熙故居周边的拆迁。中央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的妥协、专家学者与大众媒体的合力推动，最终改变了政府对老城南、南捕厅街区再开发的目标定位与运作方式。⑩
　　南京老城南拆迁事件最初不过是地方报纸上的一条普通条线新闻，但它在实践中却激起了来自老城南原住民和地方知识分子的持续“抵抗”，令事件成为地方报纸的报道热点，进而引起一批全国性报纸的关注。在事件的报道过程中，本地媒体和外地媒体展现出各具特点的新闻实践，并在不经意间促成了一次联手行动，使老城南的拆迁从一起普通的新闻事件演化成一场引起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
　　（一）本地媒体的常规与非常规报道
　　在2009年老城南的拆迁危机中，南京本地媒体通过消息、评论、深度报道等体裁进行了广泛报道。本文通过考察《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现代快报》、《江南时报》四家报纸在2009年间刊发的相关报道来分析本地媒体如何参与到抗争议题传播中来。[11]从性质上来说，这四家报纸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江苏省委机关报；《南京日报》是南京市委机关报；另两家报纸则属于市场取向的报纸。南京老城南议题在这四家报纸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它们的报道也具有各自的特色。
　　从数量上看，两家机关报的报道情况差不多，《新华日报》有10篇报道，《南京日报》则有9篇，但在基调上略有不同。《南京日报》始终为老城南的拆迁辩护。早在2009年1月23日，该报就宣布“城南最大危旧房改造项目全面启动”，报道称“此次启动的四期工程是今年南京城建14个重大项目之一，占地12万平方米，总动迁面积21.5万平方米中，年久失修的危旧房就达14.4万平方米。记者在现场看到，片区里的房子大多是解放后私自搭建的棚户和危旧房，平均每家只有10来个平方，冬天漏风，夏天闷热”。[12]既然是条件恶劣的棚户和危旧房，政府出台改造计划就具有正当性了。况且经济效益也十分显著，“2009 年南京危旧房改造的力度超过历年，是2008年的两倍，如此大规模的拆迁户涌向商品房市场，会刺激周边楼盘销售，缓解目前楼市的销售压力”。[13]从当年1月到4月，《南京日报》每个月都有老城南拆迁的报道。3月10日，报道了南京市委书记朱善璐在下关、秦淮两区的调研活动，要求提速两区的危旧房片区改造。[14]4月13日，更是在要闻版以《打造科学发展的生动样本》为题来报道南捕厅危旧房改造项目，文中列举了不少“以情动人，为拆迁户量身定做安居方案”的例子。[15]在《南京日报》的这些报道中，丝毫看不到老城南拆迁中的争议。直到2009年6月30日，该报才以一篇深度报道《留住老南京的“魂”》回应了4月以来日渐高涨的反对之声。文章一开头就塑造了一个渴望拆迁的老城南原住民，意在凸显老城改造的民生项目特征。接着历数了过往南京的旧城改造，强调建设方对历史文化保护非常重视。然后文章借由专家之口，提出“死保”变“活保”来提升历史文化资源价值。文中承认，“南京推进老城改造的进程，一直都伴随着各方争议”，并指出这是国内许多城市都面临的课题。但对于29位南京知识界人士的联名信以及温家宝总理批示后拆迁仍未停止。[16]此后，8月18日[17]、28日[18]的两篇对《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草案的报道都强调了这是一次“吸纳公众意见”或“聆听民意”的结果。总体而言，《南京日报》始终扮演着地方政府声音传递者角色，成为南京市政府回应争议议题的主要平台，“南京市城市规划”意见征求、“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出台和调整皆由《南京日报》发布，甚至《南京日报》关于老城南保护的提法从“旧城改造”向“旧房改造”一字之差的转变，也被其他媒体作为政府态度转变的重要信息而进行分析报道。[19]与之形成微妙差异的是《新华日报》。2009年3月31日，该报就刊发报道《别给后人留下只有布景的城市》，报道的由头是刚刚评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南通，“组团赶赴南京，邀请了省文物局、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方面的10余名专家学者，问计老城保护”。[20]在专家们眼中，南京成为了一个古城保护的负面典型：
　　“站在市中心的高层建筑里，推开窗向南望去，记忆中的老城南已成了一片高楼大厦的海洋。”
　　会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这样向大家描述某市老城改造造成的后果。他痛心地说：“青砖、小瓦、马头墙，以及纵横交叉的古街巷构成的江南特色，现在全都没了。一条流淌了千年的城中河，如今两岸建了无数高楼，让只有十来米宽的内河变成了一条沟！” [21]文中虽然用“某市”隐去了具体的对象，但熟悉的人都可看出周学鹰批评的正是南京。或许是作为省委机关报不太方便直接批评南京市，《新华日报》多次在报道中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表达意见。比如，在此后针对《南京下关滨江地区规划设计》出炉的报道中，《新华日报》提出老城改造与文化传承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老城南，称其是损害文化遗产的前车之鉴。[22]在一篇针对苏州民营企业竞拍苏州古建筑山塘雕花楼的报道中，《新华日报》记者王宏伟直接在文中点明了老城南引发争议的原因：“这段时间，南京拆老城南传统街区搞商业开发之所以引起全国媒体的批评，并遭到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调查组的调查，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引入开发商大拆大建，一方面不是提高原住民的生活质量而是迁走他们，抽走了老城区的灵魂；另一方面大量破坏传统建筑和街道格局，使南京最后一片老城区岌岌可危。” [23]2009年8月之后，《新华日报》的报道倾向越发明朗，强调老城南保护要留住老南京的“魂”，[24]既要保护老街区也要善待老街坊。[25]除了少数几篇报道，《新华日报》更多是在一些与老城南有所联系的报道中表达自己的关注，采取迂回的方式关注事件发展。一位《新华日报》记者还在《新京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十分犀利的评论，呼吁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人大代表应当履行监督职责，不要只“满足于‘两会’时出头露面，抓小放大，侃侃而谈，尽说些路灯不亮、道路不平、噪声扰民的‘鸡毛蒜皮’，一旦遇到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难事，便‘沉默是金’，集体失声。当行政暴力把学者‘逼’成为民代言的信访‘专业户’，便是人大代表蒙羞和失职之时”。[26]《南京日报》的理直气壮和《新华日报》的谨小慎微都没有逾越其官方喉舌的规范性角色，但两级党委机关报在态度上的微妙差异，还是给抗争者诉诸上级政府的权威留下了空间。
　　与两家机关报相比，市场取向的《现代快报》和《江南时报》在老城南报道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两家机关报，而且在报道的形式和力度上也更胜一筹。这两家报纸又因为定位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特点：《现代快报》注重内容策划，《江南时报》则强调及时报道。
　　虽然从总量上看，《现代快报》的报道数量只有《江南时报》的一半，但却在很短的时间内刊发过三次专题报道。第一次是2009年4月20日刊发了两个版的“老城南密码”，[27]着重展示了老城南的文化和历史价值。第二次是2009年6月14日，《现代快报》刊发了三个版的专题报道“老城南向左走向右走”。此前一天是国家文化遗产日，这组报道借此时机将过去10天围绕着老城南发生的一场鲜为人知的博弈过程披露出来。在第一篇报道《老城南：牙都被敲光了，谈何镶牙？》里，记者记叙了自4月29位知识界人士公开呼吁以来的两次关键事件。一次是6月3日，南京市规划局牵头邀请29位参与签名的专家到南捕厅、门东进行实地查看，秦淮区、白下区政府，以及文物、房产等相关部门的人士均到场陪同。随后，专家们参加了“南京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座谈会”，南京市规划局的负责人介绍了老城改造情况。专家们对此解释并不“买账”，参加座谈会的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表示，“老城南改造，既然大家争议这么大，那就放慢或者暂停”。另一次是6月5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等部委联合组成的调查组来到南京。第二天，他们召集了29位专家现场聆听他们的想法。在这次座谈会上，联合调查组负责人表示，“29位专家联名写了一个关于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告急信，这封信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包括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所以这次建设部和文物局两家来，主要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对这个事情做一个更加细致的调查，希望下一步拿出措施”。调查组离开之前，要求南京立即停止甘熙故居周边拆迁工作，拆迁人员撤离现场。[28]两次事件都表明，专家们的告急信获得了决策层的重视，在老城南事件平息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这些信息一方面使南京本地的读者了解了事件的进展，另一方面则为外地媒体来南京采访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专题中的第二篇文章对一个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代表项目熙南里进行个案剖析，展示了这个镶牙样板工程的“荒诞”。[29]第三篇则是一篇对话，专访了两位观点不尽一致的专家梁白泉和吴明伟，意图揭示导致老城南产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困境的根源。[30]在当日的报纸上，还有一篇该报城建房产条线记者撰写的手记，提醒人们在土地利益之外认识老城南的珍贵之处：“老城南的巷陌之中，有一种叫做生命力的东西，它不属于坚硬的高档住宅楼，不属于博物馆里触摸不到的陈列品，更不属于光鲜的仿古建筑。老房子里，有流动的岁月和真实的生活，这些是老城南的生命力。” [31]一周之后，《现代快报》又制作了第三个专题“老城南再聚焦”，两个版上共计3篇文章，其一是描写老城南原住民生命故事的城南旧事；其二是老城南原住民感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篇文章，由该报评论员撰写的评论《“老城南改造”考验政府执政能力》，文中试图调和政府和专家之间的矛盾：“政府想加快城市建设，专家想留住老城南的文化记忆，这都没错。但这两者并不一定要成为一对矛盾。我们相信政府和专家之间完全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形成合力。老城南改造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科学发展的样本。” [32]《江南时报》则主要依靠其报道的及时来与其他报纸竞争。该报在2009年一共刊发了30篇相关报道，基本以消息为主，几乎涵盖了这一议题的全部内容。该报还不时在报道中强调自己在老城南报道中如何做到全面、独家，提醒读者注意他们的贡献。《江南时报》在11月9日的特别报道中描述了此前一天该报在记者节当天组织的大型咨询服务活动中的一个细节，一位“老南京”拉着记者的手说，“我就是来看看你们！感谢你们对老城南的关注。因为你们的报道促进了当地相关职能部门的表态，我们的老房子不拆了”。[33]在保卫老城南的运动中，南京本地媒体的及时报道毋庸置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专家和原住民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表达平台时，媒体的报道有助于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和动员民众。
　　（二）外地媒体的介入方式
　　随着老城南事件的持续发酵，不仅南京本地媒体持续跟踪报道，一些外地媒体也对其予以关注。这些外地媒体不可能将南京以及老城南作为一个常规的新闻条线，因此对它的关注是一种事件驱动型的报道。反映到报道文体上，就是主要以深度报道和时评两种形式参与到老城南事件中来。[34]参与此次报道的外地媒体多为周报、杂志，媒体本身的形态也决定了刊发的报道必须不同于日报类媒体。这些媒体通过大量的采访细致呈现了围绕老城南所发生的拆保之争。首先，报道侧重于全面展示老城南拆迁中的各种纠葛。为了让读者在一篇报道中就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记者会尽量采访足够多的消息来源，挖掘复杂事件中的多重面向。如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阳奉阴违”、民生工程背后的利益取向、专家学者群体内部不同派系的纷争等。一些在本地报纸被“屏蔽”的信息也出现在外地媒体报道中，如《南都周刊》对老城南住户朱敏一家强拆遭遇的详细描述，就很能激发起读者的同情之心。
　　其次，老城南拆迁议题中强烈的冲突性使其具有了不同一般的新闻价值，多家媒体因此打破常规，进行跟踪式报道。《时代周报》在8月6日的报道之后，又在9月17日发表了《南京老城南保护面临转机》，追踪了这40天内出现的一些积极信号。[35]《南都周刊》则在其第一篇报道发表的半个多月后，以记者手记的形式发表了《南京城南保卫战还在继续》，以承接该刊8月24日那篇长达万字的《南京老城南保卫战》。记者谢海涛在文章开头解释了为何再次关注老城南的原因：
　　再次写下“南京城南保卫战”这几个字，一时觉得，似乎有些哗众取宠。但又想：如果你到南京城南去，看看那些剑拔弩张的历史街区拆保之争，看看学者为保护城南而不惜“螳臂挡车”之举，看看原住民夜巡保护家产的行动，你也许就能理解个中滋味。[36]记者手记通常描写的是新闻生产的幕后过程，记者此时可以直接抒发对报道事件的看法。谢海涛将这次采访称作一次告别之旅，但“这注定不是一次诗意之旅，这告别，有些惊心动魄”。[37]记者在现场看到的是一副凄惨的场景，对原住民的困惑感同身受：“有着南京之根美誉的老城南，曾被纳入历年城市规划保护的历史街区，为什么会如此遭遇？”“总理两次批示，南京市政府一次次表态，而原住民与专家的希望，却一次次落空。而政府的公信力，也如同老城南三大历史文化保护区被不同程度破坏和拆掉一样，正一点一点丧失。” [38]《新京报》记者吕宗恕同样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了他在采访过程中的所思所想，这篇题为《老城建拆建的是与非》发表在该报评论周刊上。“一座古城的拆迁问题引起总理两度高度关注，这不多见。我以为南京这次肯定不敢轻易再动了。然而，和当地官员接触后，令我感到更加惊讶”。南京市规划局一位负责人列举数据试图说明这些原住民并不能代表老城南，其中除了下岗失业、低收入者外，还有不少劳教人员和吸毒人员。该负责人特别提醒记者，“我现在要说的，你可以记下来。你说这些老旧破败的街区如果按照那些教授专家意见全部保留下来，能代表老南京的风范吗？又有什么价值？” [39]这样生动的细节我们很难在客观报道中看到，记者也通过这种受难叙事来表达和建构民意。[40]尽管与西方调查性报道体现出的对抗性相比，中国深度报道的调查性主要是指它在实现报道主题时使用的方法，而不是说它所传播的信息具有调查性。[41]但它的出现至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媒体利用行政区划和宣传管理体制的缝隙，通过“发现”和“披露”问题和事件，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事实上，只有少量媒体派遣记者到南京进行了实地采访，大多数媒体通过刊载时评参与到老城南议题的建构中来。早在2009年1月老城南即将动迁的消息发布后，《瞭望新闻周刊》就发表了姚远的文章《留下南京最后的老城南》，对南京继续采用“危旧房改造”的拆迁模式能否保护好古城提出了强烈质疑。文中质问：“主张危改的人，常常声称拆迁是‘改善民生的期盼’。可是，大多数居民真实的民意，是既能改善居住条件，又能留在原住地。若能提供这样的选项，居民又怎会‘都盼着拆迁’”？[42]6月15日，《瞭望新闻周刊》又发表记者王军的述评性文章《历史街区的生死瞬间》，再次提及发生在南京的这场风波。[43]7月28日，姚远又在《瞭望新闻周刊》上发表评论提出，正在公示的《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草案）》对整体保护的理解有待深化。[44]作为一家中央级时事新闻周刊，《瞭望新闻周刊》的频繁关注为老城南议题的扩散提供了一个很高的平台。而这与该刊副总编辑王军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王军在新华社一直跟踪和报道城建条线，不仅拥有记者的职业素养和传播能力，还与城市遗产保护的社会力量联系紧密，这一非常规的“跨界”身份实现了大众媒体与民间保护组织、知识分子之间的部分联盟。[45]姚远与王军之间良好的私人关系是他能够借用《瞭望新闻周刊》发声的重要原因。[46]除了《瞭望新闻周刊》，姚远还在《新京报》连续发表评论。一篇是5月22日，他针对南京古城改造向地方政府提出7个问题要求解释。[47]另一篇是6月13日的《文化遗产日不能成为古城哀悼日》，再次表达对老城南改造的强烈批评。[48]与接受媒体采访相比，这种独立发表评论的行动具有更强的参与性，有力地表达出运动的诉求。
　　另一位保护运动的核心人物薛冰也多次在媒体发表评论，如7月21日刊发在上海《东方早报》的《写在南京“老城南”保护的最后一刻》，但最终刊出的文章对薛冰的原稿进行了不少删节，比如“南京市政府装作没有听到，整整一个五月，不作任何回应”。“6月3日的对话会上，《新华日报》和《现代快报》记者被驱出门外。这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多月来，南京的新闻媒体上，只能刊登‘宁建新’们公然否定国务院调查组调查结论的文章，或借‘老城南居民’之名呼吁改善居住条件的文章。” [49]另一篇是8月22日刊发在《新京报》上的《我对南京拆迁的“非常担忧”》，就在老城南保护暂时取得一点成功时，他提出更深的忧虑：在缺乏问责的情况下，“新一轮总体规划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会不会在今后又被人‘破坏’和‘拆掉’？有什么力量能阻挡这种无法无天的‘破坏’和‘拆掉’？新总规中的保护区依然继续处于被‘破坏’和‘拆掉’的危险之中”。[50]除了为姚远、薛冰这些老城南保护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提供表达观点的平台外，媒体还邀请其他学者、名人、媒体人就此社会热点议题发表评论。如《东方早报》刊发《古城南京的面目何以模糊不清》：“我在南京生活了数年，推土机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巨大变化，我并非不欢迎。只是那些记载着文化信息的历史街区，不应也不能再蒙受蛮横至极的糟践，虽然这糟践一直以保护的面目出现。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了。我不能想象，多年以后，我对后人指着一片水泥森林说，从前，这座城市叫南京。” [51]《人民日报》也刊发了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文化发展委员会主任刘序盾的文章《“危改”与保护》，作者提出了严厉的追问：“首先，这样的‘危改’，是否征询过这片街区居民们的意愿？补偿金额是否得到居民们同意？在城市建设中尊重市民意志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了吗？其次，这个所谓‘保护’工程在规划和决策的过程中，到底征求了什么样的‘专家’意见？是否真正做到方案透明、决策民主，而不是走形式过场？为什么这么大规模的破坏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街区的行为，在社会各界一再强烈呼吁、中央有关部委和领导同志一再指示下，仍能够不顾一切地推行下去？其中的背景应该查一查。” [52]这样的议题登上中央机关报的版面，势必会带有上级监督下级的色彩。8月19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也发表了该报记者徐百柯的评论《在权利社会里留住南京老城》，文章将老城南拆迁风波概括为一场权力与权利的对抗。[53]南开大学副教授熊培云在《南方都市报》上的评论把老城南拆迁命名为“南京大拆迁”，质问地方政府：“那些肆无忌惮毁灭历史与文明的人——究竟谁在纵容？究竟谁去问责？” [54]这些评论作者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媒体自己的工作人员就此议题撰写评论，如《瞭望新闻周刊》的王军和《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徐百柯。另一类是像姚远、薛冰这样与老城南保护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在报纸上以其学者或专业人士的身份来发言的；还有一种是与老城南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只是乐于就公共事件发言的评论者，如张千帆、熊培云等人。与要讲究客观、平衡等职业要求的新闻报道不同，评论无需隐藏真实的情感，观点可以直抒胸臆，文风也可大胆泼辣。无论是行动者自己在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上发表看法，还是那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名人主动关注，这些评论都构成一股极大的声援力量，影响着事件的后续发展。20 世纪90 年代末以来，时评文体日渐成为公众利益表达的重要载体，时评在进行利益表达的象征行动时，意识形态话语以不同的形式（官方话语、市场话语和公民话语）嵌入时评文本，为正当性建构提供理据。类似老城南这样内含信任危机的公共事件是公众利益表达的焦点，“权力-利益”的逻辑与“正当程序”的逻辑在其中交织，并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策略性博弈。尽管时评表达的效果可能是随机和不确定的，但仍在象征意义上具有话语抗争的社会与政治意义。[55]
　　
三、抗争议题的传播机会
　　不少现有研究表明，新闻媒体的报道其实是事件是否能得到社会关注，形成社会声援和舆论压力的关键。[56]抗争议题是一种典型的“外压型”议题，即通过焦点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给权力机构以直接压力导致其重视该议题。[57]而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是该议题能够产生“外压”的重要因素。
　　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南京本地媒体和外地媒体联手“制造”了这起公共事件。老城南被纳入拆迁计划的消息，首先由当地的都市报以常规新闻形式处理。2009年2月13日，《江南时报》刊出《南京危旧房3年改造计划提速 数十万居民提前一年住新家》，最早披露了老城南要被拆迁的消息。[58]撰写报道的记者显然是长期跟踪城建口的跑线记者，这篇报道的官方消息来源是下关区房地产局、南京市建委，记者在得到“喂料”后，又去采访了老城南的原住民，他们普遍表达了希望尽早搬迁的愿望。这篇报道的主要意图是告知拆迁信息，介绍拆迁计划，总体上是一种乐见拆迁的基调。10多天以后的2月24日，《金陵晚报》和《扬子晚报》也发布了类似的拆迁信息，信息主要来源同样是拆迁办等有关政府部门。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里，南京本地报纸基本没有再报道有关老城南拆迁的新闻，直到5月中旬以后。变化的节点在于，5月11日《瞭望新闻周刊》刊发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蒋芳的报道《南京：为了命悬一线的老城南》，正式将2月以来围绕老城南发生的危改计划、专家联名信、暴力拆迁等信息集中披露。[59]经过各大门户和新闻网站的转载，老城南面临的困境迅速成为举国关注的事件，也吸引了《南方周末》、《新京报》等更多知名媒体的接力式报道。[60]以5月为分界线，如果说之前南京本地媒体的老城南报道只是常规的条线新闻的话，那么此后的报道则从常规新闻进入非常规状态。4月，南京当地的29位学者、社会人士联名发出公开呼吁，这一抗争剧目迅速抬升了事件的新闻价值，使之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拆迁议题，而是具有了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正当性。《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正是以此为新闻由头，将这场原本局限在南京当地的保护运动推向全国的舆论场。媒体选择报道事件与其蕴含的冲突性有关，反过来，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又能够提高冲突的范围、强度和可见度，冲突的范围是指实际卷入冲突的人和团体的数量，冲突的强度则是指处于竞争关系的各方坚持立场的意志程度，冲突的可见度是把冲突联系到公众的因素，意味着知道冲突及其结果的人和团体的数量。围绕一个议题的冲突扩散范围越大，其可见度越高。而且，可见度越大，其冲突范围就越广泛地得到扩散。通过反复这一过程，最终可以把一个议题转化为体制议题。经过媒体广泛报道的专家议题更容易成为体制议题，从而对政府决策的合法性产生公开的、外在的压力。[61]当老城南因《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成为一个举国关注的公共议题后，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一是吸引更多媒体介入事件报道，扩大事件的影响力；二是给地方政府造成舆论压力，迫使他们也通过媒体进行回应，使报道议题脱敏。
　　继《瞭望新闻周刊》之后，《新京报》是第二家做出调查性报道的知名媒体。虽然该报的报道直到7月6日才刊出，但老城南议题此前已经出现在了报纸评论版上，在6月13日文化遗产日当天，《新京报》还以《南京告急》为题删节转载了《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另一篇转载的稿件则是南京电视台主持人吴晓平2009年6月4日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的参加南京市领导与签名专家座谈会的见闻《保卫南京》。当日报纸的评论版有三篇文章与老城南有关，说明报纸已经将其视作一个重要的新闻事件，在已经失去报道先机的情况下通过评论快速发出声音，然后派出记者吕宗恕前往南京实地调查采访。此后，《南方周末》、《时代周报》、《南都周刊》等媒体也相继派出记者实地调查，而《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主要通过评论来推动事件的发展。新闻报道紧跟事件进程的同时，评论更以一种积极卷入的姿态参与了事件的发展。
　　外地媒体的介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因南京本地媒体的“沉默”而导致议题被遮蔽的可能性。一方面，地方政府不能再对中央级媒体的舆论监督带来的舆论压力无动于衷，不得不通过地方党报《南京日报》来做出回应；另一方面，这种被动的回应也在事实上缓解了议题的敏感性，在6月、7月，《现代快报》、《江南时报》等本地报纸刊发了大量老城南拆迁的报道。以《现代快报》为例，该报对此事件的处理很快从一般的条线新闻升级为针对重要题材的新闻策划。
　　媒体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对于抗争议题的传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本地媒体和外地媒体发挥着不同作用，形成了一种各自独立又有所配合的传播形态。综合来看，南京本地媒体与外地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发展出了一套与日常新闻常规不同的操作方式，新闻周期长、调查性报道多，新闻与评论在事件发展中发挥了及时的直接动员和凝聚认同的作用，使得该议题不仅长期占据了媒体版面，一些重点事件更是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媒体呈现。这样，事件的阶段性发展与媒体报道进程形成了互为依托的深度互动关系。这一过程揭示出三个影响抗争议题成功传播的重要因素：
　　其一是“特定的议题”。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行动虽然数量不少，但多数是一些瞬时爆发、且以即时利益为主的群体性事件，能够演化成社会运动形态的事件不是很多。只有那些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道德感”的事件才能获得国家的认可，去争取各种社会资源与民众支持，环境保护运动是这一类型的典型。[62]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虽然表面上是因为拆迁引起的议题，但这一事件并未陷入城市业主维权的框架，而是由于专家学者、新闻记者等文化精英的介入，将其与文化、记忆、历史等勾连起来，成为一场城市遗产保护运动，赋予了足够的正当性和道德感，从而为议题在媒体上的出现奠定了前提。
　　其二是“分化的国家”。对于老城南的态度，中央、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府部门出于各自的考虑有着不同的观点。行动者们充分利用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缝隙，通过联名信等方式呼吁来自中央高层的干预，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正当性话语包装自己的利益诉求。与那些发生在限制性环境中的社会运动缺乏可见性不同，由于中国新闻业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的功能转型，整个事件在大众媒体上有充分的展示。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国家”自身的变化，此前整体性的、笼统的“国家”不断分化，在纵向和横向的政府部门之前可能形成不尽一致的利益结构，权力之间的缝隙就可能为抗争议题的传播提供机遇。[63]在老城南事件中，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之间，城市规划部门、建设部门与文物保护部门之间，省级党报与市级党报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的态度和认知，有可能成为反增长联盟中的一员。[64]其三是“割据的媒体”。这是属地化的媒体管理体制和媒介市场化发展的“非意图性后果”。从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到市级媒体存在着不同行政层级，从党报到都市报存在着不同的属性，从本地媒体到外地媒体存在着不同的管理主体。这些不同性质、不同层级、不同定位的媒体各自占据着媒介市场上的某个区域，形成一种割据的状态。从理论上讲，地方政府的属地化管理、媒体的蜂窝状结构都为抗争议题的报道留有一定的空间。[65]而拥有发达的地方媒介市场更是都市抗争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源。[66]南京当地事实上存在着三种层级的媒体，一类是《新华日报》、《扬子晚报》、《南京晨报》等省属媒体；一类是《南京日报》、《金陵晚报》等市属媒体；还有一类是中央媒体在南京创办的报纸，如新华社的《现代快报》、《人民日报》的《江南时报》，恰恰是这两家报纸在老城南事件中表现最为突出。
　　在这三个影响因素背后，则是我们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时必须正视的两个结构性变化：一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为社会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二是新闻业本身也是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一部分，这一社会机制自身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升了社会运动在公共舆论中的可见性。正是由于这两个变化，为我们探讨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四、结语
　　本文以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为例，讨论了媒体如何介入老城南保护运动及其可能的原因。从事件的启动、高潮到实现目标告一段落的整个过程，南京本地媒体和外地媒体联手“制造”了这起公共事件。“特定的议题”、“分化的国家”和“割据的媒体”三个因素汇聚在一起构成了老城南运动得以成功传播的调停机会结构（mediation opportunity structure）。[67]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机会结构可能具有多重面向，本案例代表的只是其中的一种模式。在分析中国的媒体与社会运动关系时，一个经典的解释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层面出发讨论市场化媒体为何表现得不像西方媒体那么保守。[68]然而，这种宏观视角的缺点在于无法揭示出媒体与社会运动在互动过程中的变化，对于一些问题缺乏解释力，比如为什么我们在大众媒体上很少看到抗争事件的详细报道？为什么仍有某些议题的抗争事件能够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本文的贡献则在于从历时性的角度揭示了这起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尽管本文提倡从互动的视角讨论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但这篇文章更多呈现了媒体对于社会运动的介入，并未涉及社会运动对于新闻业的反向作用。在两者的关系中，大众媒体占据着主动地位，但社会运动也在能动地影响着媒体，只有在互动中审视两者的关系才能为我们提供更为深刻的洞察。■
　　
①刘能：《当代中国群体性集体行动的几点理论思考——建立在经验案例之上的观察》，《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②潘永强：《被治理的社会运动：中国环境运动的政治分析》第15-16页，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黄月琴：《反石化运动的话语政治：2007-2009年国内系列反PX事件的媒介建构》第8-9页，武汉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McleodD. M.& Hertog, J. K. （1992）. The manufacture of ‘public opinion’ by reporters: informal cues for public perceptions of protest groups. Discourse & Society3（3）259-275.
⑤李艳红、杨梵：《文化资本、传播赋权与“艺术家”都市空间抗争：对J市艺术区拆迁集体维权行动的研究》，《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总第26期
⑥吴畅畅、贾佳：《艾滋病、“现身”媒介的合法性与权利行动的可能——基于＜人民日报＞与都市报的文本研究》，《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
⑦Garrett, R. K.（2006）.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9（2）202-224.
⑧白红义：《以媒抗争：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研究》，《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1期
⑨这是围绕老城南的拆保之争引发的第二次公共事件。第一次发生在2006年8月，南京市相关部门将15.4万平方米毛地划拨给南京城建历史文化街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商业用途开发，老城南的传统民居成为被拆迁的对象。16位南京当地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请求保护南京老城南，制止地方政府的拆迁行为。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出批示后，拆迁工作暂时沉寂。
⑩陈浩：《转型期中国城市住区再开发中的非均衡博弈与治理》第20-25页，南京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1]笔者以“南京老城南”为关键词，通过慧科新闻搜索系统下载了南京本地报纸的有关报道。然后再逐篇阅读每篇报道，确立最终的报道篇目。《扬子晚报》、《金陵晚报》、《东方卫报》刊发老城南拆迁有关的报道很少，故被排除在本文分析之外。
[12]《城南最大危旧房改造项目全面启动》，《南京日报》2009年1月23日
[13]《今年近3万户拆迁南京楼市迎来重大利好》，《南京日报》2009年2月18日
[14]《提速两区的危旧房片区改造彰显各自特色推进区域科学发展》，《南京日报》2009年3月10日
[15]《打造科学发展的生动样本》，《南京日报》2009年4月13日
[16]《留住老南京的“魂”》，《南京日报》2009年6月30日
[17]《老城南保护范围扩大》，《南京日报》2009年8月18日
[18]《专注聆听民意 诚恳修改完善》，《南京日报》2009年8月28日
[19]陶文静：《公共商议视角下的中国城市遗产保护报道研究》第14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20]《别给后人留下只有布景的城市》，《新华日报》2009年3月31日
[21]《别给后人留下只有布景的城市》，《新华日报》2009年3月31日
[22]《南京“外滩”：将历史记忆融入未来蓝图》，《新华日报》2009年5月21日
[23]《破冰一槌：民资参与古建筑保护》，《新华日报》2009年7月17日
[24]《城南改造要留住老南京的“魂”》，《新华日报》2009年8月18日
[25]《既要保护老街区 也要善待老街坊》，《新华日报》2009年9月16日
[26]《人大代表不能专捏“软柿子”》，《新京报》2009年6月27日
[27]《解码老城南的方言习俗》，《谁划分了“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现代快报》2009年4月20日
[28]《老城南：牙都被敲光了，谈何镶牙？》，《现代快报》2009年6月14日
[29]《老城南 向左走 向右走》，《现代快报》2009年6月14日
[30]《熙南里 一个街区的文化抗争》，《现代快报》2009年6月14日
[31]《最后的老城南》，《现代快报》2009年6月14日
[32]《“老城南改造”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现代快报》2009年6月21日
[33]《本报展台前老读者与记者拉家常》，《江南时报》2009年11月9日
[34]《东方早报》、《中国文化报》也做了少量动态报道。
[35]《南京老城南保护面临转机》，《时代周报》2009年9月17日
[36]《南京城南保卫战还在继续》，《南都周刊》2009年9月11日
[37]《南京城南保卫战还在继续》，《南都周刊》2009年9月11日
[38]《南京城南保卫战还在继续》，《南都周刊》2009年9月11日
[39]《老城南拆建的是与非》，《新京报》2009年7月11日
[40]李艳红：《大众传媒、社会表达与商议民主——两个个案分析》，《开放时代》2006年第6期
[41]WangH. （2010）.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42]姚远：《留下南京最后的老城南》，《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1月26日
[43]王军：《历史街区的生死瞬间》，《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6月15日
[44]姚远：《南京，不能被缩水的古城保护》，《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7月28日
[45]陶文静：《公共商议视角下的中国城市遗产保护报道研究》第15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46]姚远访谈资料，2014年12月12日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青葱咖啡馆。
[47]姚远：《南京古城改造，能否经得起“七问”》，《新京报》2009年5月22日
[48]姚远：《文化遗产日不能成为古城哀悼日》，《新京报》2009年6月13日
[49]薛冰：《写在南京“老城南”保护的最后一刻》，《东方早报》2009 年7 月21 日。笔者2009年7月采访薛冰时获得了这份被删节前的原稿。
[50]薛冰：《我对南京拆迁的“非常担忧”》，《新京报》2009年8月22日
[51]贾葭：《古城南京的面目何以模糊不清》，《东方早报》2009年7月8日
[52]刘序盾：《“危改”与保护》，《人民日报》2009年7月23日
[53]徐百柯：《在权利社会里留住南京老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9年8月19日
[54]熊培云：《南京大拆迁，谁在纵容？谁去问责？》，《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24日
[55]徐桂权、任孟山：《时评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传播社会学的考察》，《开放时代》2010年第2期
[56]曾繁旭：《传统媒体作为调停者：框架整合与政策回应》，《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57]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58]《南京危旧房3年改造计划提速 数十万居民提前一年住新家》，《江南时报》2009年2月13日
[59]蒋芳：《南京：为了命悬一线的老城南》，《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5月11日
[60]虽然《南风窗》早在2009年3月19日就刊发了记者陈统奎采写的报道《南京，救市压力下的城建新高潮》，但这篇报道却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响。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篇报道关注老城南时还没有出现比较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因此，稿件是话题驱动的而非事件驱动的。
[61]陶文静：《公共商议视角下的中国城市遗产保护报道研究》第58-5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
[62]潘永强：《被治理的社会运动：中国环境运动的政治分析》第21页，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63]夏倩芳、袁光锋：《“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开放时代》2014第1期
[64]陈浩、张京祥、林存松：《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研究——基于南京“老城南事件”的实证》，《规划研究》2015年第4期
[65]夏倩芳、袁光锋：《“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开放时代》2014第1期
[66]曾繁旭、黄广生：《地方媒介体系：一种都市抗争的政治资源》，《传播与社会学刊》2013总第24期
[67]Cammaerts, B. （2012）. Protest logics and the mediation opportunity struc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7（2）117-134.
[68]林芬、赵鼎新：《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总第6期
　　
白红义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一般课题“大众媒介与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为例”（编号2014BXW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