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丽红 刘泽达
　　【本文提要】1905年《警钟日报》遭查封是清末继“《苏报》案”后发生的又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案。该案的审判过程和结果不仅折射出清廷在舆论管控上受掣于外人的困境，还反映了清末新闻舆论主导权为外人所控的状况。租界内的革命报刊已渐成各国与清政府之间斗争交涉的工具，其存亡完全操于外人之手，租界当局的利益则是唯一的准则。与此同时，清廷在该案中的变通与应对也体现了其对当时舆论掌控局面认识的不断加深，这为后来《大清报律》等新闻出版法规的出台埋下了伏笔。而革命报人经此一案对租界当局的伪善亦开始有所警觉，对外人以自身利益为本有了更为清醒的认知。
　　【关键词】《俄事警闻》　《警钟日报》　上海租界　舆论管控
　　【中图分类号】G210
　　《警钟日报》创刊于1904年春，是继《苏报》封馆、《国民日日报》因内部分裂自动停刊后，革命派于上海创建的又一舆论宣传阵地。发行年余，该报即步《苏报》后尘，遭到查封。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大案，有关“《苏报》案”的研究已相当丰富和深入，但对《警钟日报》涉案前后却乏人关注。事实上，“《警钟日报》案”并非一起普通的报案。汲取“《苏报》案”中与租界当局交涉之被动尴尬局面，“《警钟日报》案”中清廷主动出击，极力转圜，并由此拉开了中国新闻出版法制化发展的序幕。尤有意味的是，《警钟日报》自更名至被查，从内政、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对清廷“狂轰滥炸”近一年之久，直至报道德国经营青岛情状而终结。抨击清廷尚无碍，语涉德事却被封，这一特殊现象是一家革命报纸之个案，还是清末上海租界媒体生态之必然？戈公振总结清末报纸命运时曾写道：“独是外人之干涉实别有用心，乃亦推波助澜，隐有‘咎由自取，权不我操’之意，其情为最不可恕耳。” ①本文以《警钟日报》封馆前后各方举措与租界当局的审判过程和结果为线索，立基于当时的国内与国际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一方面还原清廷为掌控舆论与外人之艰难博弈，另一方面揭示上海租界报刊言论为外人所利用，生死操于外人之实情，进而剖析由外人掌控的舆论环境对清末社会变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从“拒俄”走向“排满”
　　《警钟日报》一案曲折复杂、屡经变故，主要缘于清末波诡云谲的时代变局和上海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而清廷欲置《警钟日报》于死地，关键在于其报道重心由“拒俄”转向“排满”后，动摇了清廷统治的根基，威胁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直接破坏了清廷统治的稳定。
　　《警钟日报》前身为1903年12月15日创刊的《俄事警闻》，声称“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②“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③该报由卸任知县陈竞全（镜泉）④出资，王季同（小徐）担任主编，参加编撰的有蔡元培、汪允宗、林獬、刘师培、陈去病、柳亚子和林宗素等，⑤皆为中国教育会成员，且多有留日经历。办报方针上，《俄事警闻》以揭露俄国在东北的侵略活动为主，充斥革命言论，只是略为隐晦。正如其社说所表白，“今日之时局危急达于极点，万非和平二字可以补救于万一，今日时局且将无法可变，并非变法二字可以救亡……今日之中国非大刀阔斧、斩钉截铁，用至猛至烈、摧枯拉朽之手段不能再造我河山耳”。⑥可见革命的志业早有端绪。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而清廷宣布中立，以“拒俄”为主旨的《俄事警闻》在失望之余对清廷的不满愈发强烈，蔡元培便直言“没面目再对俄事发言”。⑦此外，报纸专载俄事已难顺应时局变更，“吾警闻之责任必不能囿于俄事之一区”，⑧警钟遍响神州，岂独东疆一隅！是以26日该报更名为《警钟日报》，在关注日俄战事的同时，开始更多地触及社会问题，矛头直指“满清”统治。从其内容风格上的变化可以看出，该报编辑同人对俄事之认识逐渐加深，即俄事日急实为清廷无能所致，故其办报主旨从“拒俄”走向“排满”，也绝非朝夕之变，而为时代潮流所趋。
　　更名之后，原主编王季同（小徐）因反对“直言革命”的策略转向选择离开。王季同出自世代非官即儒的苏州东山王氏家族，毕业于清廷主持的京师同文馆，深受传统儒家教育，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他的离去，实为面对时代变革，倾向改良、排斥革命的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心灵抉择的一个缩影。蔡元培继王季同接任主编后，《警钟日报》的话语中心渐从“拒俄”转向“排满”，革命言论也日益明显激烈，“渐借外交失地事件，攻击满清政府，实继承《苏报》与《国民日日报》之系统”。⑨曾以投函的方式刊载了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革命组织“中华革命军”的经过，文中称孙中山“为吾国革命巨子，其事迹既轰烈于环球”，并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等字样，⑩言辞之激烈，无出《苏报》之右。
　　《警钟日报》不仅直言革命，而且针对当时内政外交上的诸多问题进行系列报道，以警醒民众。如其《发刊广告》所言：“博征国际之事状，详揭社会之真相，探索病源，胪举方术，冀以唤醒国民，同支危局。” [11]该报对清末官场腐败问题的揭露尤为详细，上自慈禧太后、贵胄权臣，下至地方要员、县衙小吏，凡有贿状，一一详查，予以登载。直斥慈禧所居之颐和园“全装电灯，即黑夜亦明如白昼，内有万佛楼一座，檐牙屋角俱饰以大小佛像，不计其数”。[12]张之洞、端方、铁良、梁鼎芬等重臣要员的腐败问题皆现诸报端，周莲、陈海梅、范傅衣、赵亮熙等地方巡抚大令的贪污行状亦为所揭。如怒斥扬州甘泉县令任用私人，行公器而泄私愤，受贿则无孔不钻，“凡讼案有以数十元相贿者，即为之作牛马……除趋奉运司外以剥削小民为唯一之主义”，[13]其贪腐无能之丑态跃然纸上。
　　《警钟日报》对清廷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立宪是不抱希望的，提出中国立宪应走自下而上的道路，“盖必下有权利思想以争得政权，固非由上漫然以此权给其下也”。[14]伴随革命色彩日益浓厚，《警钟日报》又逐渐转向支持以暴力流血的方式实现立宪，“今吾国民所希望者，立宪权利是也；立宪权利之代价，流血成河，死人如麻是也”。[15]其言论始终紧扣国民权利方为立宪的真意，而清廷所推行的立宪依然把权力紧握在朝廷手中，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
　　在此基础上，《警钟日报》认为专制的根源在于满汉矛盾，并将满族压制汉族、驾驭汉人的历史与满汉矛盾愈发尖锐的现状相结合，号召汉人暴力反抗。该报全面且深刻地展现了当时“南北争权”的政治生态，指出清廷此举是因“满人知南人之权日强，即为强汉弱满之本，欲强满弱汉，不得不行中央集权，欲行中央集权，不得不用强北弱南之策”。[16]还着重揭露清廷在经济上对汉人的压制，从1904年7月25日到次年1月23日，对铁良南下进行了跨度近半年之久的连续报道，指明铁良南下目的“不外敛取东南之财而已。敛财者，所以供彼族练兵之用也；练兵者，所以备防御内乱之用”。[17]1904年11月，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警钟日报》公开宣称“本报为民族主义的倡导者”，“本报为抵御外族之先锋队”，特别强调“本报为民党之机关”，[18]反满革命之态度与决心表露无遗。该报开始以大量篇幅歌颂俄国革命党暴动暗杀行动，引导读者应以暴力反抗清廷统治。尤其在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件的系列报道中，称赞万福华“矫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以暗杀主义为诸志士倡”，[19]并通过报道刺杀过程的细节展现万福华的革命气概，“君手把之春袖，历数其罪……适华捕闻风至，君慷慨就捕，词色不少屈”，[20]肯定暴动与暗杀在革命中的作用。万福华行刺实为刘师培、林獬等人所策划，据章士钊回忆，“刘林万合谋而图一逞”，随后“刘林定计，诱致之春入彀，则以余外舅吴北山名义，折简邀之”。[21]万福华行刺失败后黄兴等十一人被捕，刘林不在其中。但刘师培身为《警钟日报》主笔多次于报上揭露王之春联俄阴谋，并公然呼吁有志之士“对付此卖国者”，[22]因而被捕房问话，刘矢口否认后方获释。
　　由揭露腐败现象入手，转向抨击旧制度，进而主张革命，矛头直指清廷，鼓吹暗杀起义、暴力排满为革命之手段，以至报社同人亲身参与革命，此为《警钟日报》舆论转向之轨迹，也为该报不能为清廷所容的根源所在。
　　
二、《警钟日报》涉案始末
　　清廷查封《警钟日报》蓄谋已久，其出手看似突然，但细想之下是一种或迟或早的必然。整个查封过程完全符合司法程序，抓捕审判迅捷明了，无甚争议，堪称清末中外联手查封报馆的典范。这一方面体现了清政府在“《苏报》案”后，染指租界舆论操控的认识和手段皆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上海租界当局通过个案审判逐渐扩权，把持管控租界舆论主动权的现状。
　　《警钟日报》宣传革命一年有余，清廷欲置其于死地之心早已有之，迟迟隐忍不发，部分原因在于“《苏报》案”中所受教训惨痛。“《苏报》案”是清廷尝试在外人管辖区域插手舆论控制过程中与租界当局的第一次全面交锋。该案中，清廷严惩案犯的立场贯穿始终，但主权丧失，外交地位上的不平等，使其法理无凭，交涉无力，最终酿成了在自己领土上与自己国民打官司却由外人审判的笑柄。
　　上海租界史上最早的新闻出版法，是“1919年6月法国驻沪总领事韦尔登发布的‘上海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23]在此之前，租界当局据领事裁判权依西法对新闻出版物进行管理。“《苏报》案”是租界依凭领事裁判权通过个案侵犯清廷司法主权，进而向新闻出版领域扩张之始。该案审判后，按照英美判例法[24]传统，其审判过程和结果具有法律效力，清廷至此无权直接管控身处租界的华人报馆和报人，如欲查处，需由外国驻沪领袖领事签字，经工部局董事会讨论通过后交由工部局巡捕执行，在会审公廨审讯，并由外籍陪审官陪审。因此，挂外商招牌的华人报纸更可以规避清政府的管辖，而列强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租界言论自由为名，把清廷急欲处理的事件作为与之进行政治交易的重要砝码。
　　查封《警钟日报》的背后推手是时任上海道台袁树勋，[25]他也是“《苏报》案”中与租界方面交涉的主要官员之一。鉴于“《苏报》案”交涉之艰难，禁售《国民日日报》之无效，[26]袁树勋对查封《警钟日报》行事更为审慎，曾尝试照会英美等国租界领袖、美总领事暨法总领事馆饬差查拿，而美总领事以此票未指明缉拿何人而拒签。袁树勋不得不改以查抄禁书《警世钟》为名义，把陈竞全（镜泉）开办的镜今书局、程吉甫执事的东大陆书局等封禁，[27]试图从经济上打击《警钟日报》，然彼时该报已经济独立，故未受牵连。
　　1905年3月25日，“上海包探邵顺初至英公廨请发牌票，提究警钟报馆诸人”，[28]称日前查得警钟报登有“九逆谤讟，淆惑人心，此风潮不可长”，[29]拉开了查封《警钟日报》的序幕。公廨出票之人为谳员关絅之，公廨谳员是上海道台处理涉外问题的“马前卒”，而关絅之更是由袁树勋亲自任命，并因办事能力出众，为袁所倚重。关絅之也不负袁所望，名声颇著，《申报》上有文称“关司马为武昌孝廉，精英文，各国领事翻译方幸得此才能之员任此繁重之职，以会审各种紧要之案件。乃昨闻苏州藩宪又欲另委一人来膺此任，殊可异也”。[30]前去查封报馆之人有中西各探，先于惠福里发行所拿获戴普鹤一人，并于当晚11点钟在派克路余庆里印刷所拘去汪新生、徐如芬、胡少卿、朱存仁等五人，[31]随后“派华捕在馆看守”，封锁现场的同时以防有漏网之鱼。3月27日，孙耳三明府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一起审讯解案诸人。戴普鹤供称他在四马路发行所专司发报，不涉笔墨，只知馆内主笔刘省升即世佩（师培）。朱存仁供其“开设镜华书局，该报在局代印，所有机器生财，均是己物”。[32]与《警钟日报》经理李春波商定代印该报，每月150元，而李日前去往汉口，代印合同草稿已有，但尚未签字。徐如芬为排字头目，不干笔墨之事。胡少卿供其在该报馆为新闻校对，并不起稿，月薪6元。汪新生供其来申在新闸派克路养才学堂读书，借住在警钟报馆余庆里内，代管校对告白、戏目、价洋各项，无薪酬。[33]至此可见，落网之人皆为报馆无关紧要者。孙明府就此询问戴普鹤等：“此事主笔等因何闻风先避？” [34]戴普鹤答非所问，称主笔等早有所闻，因而欲去往日本，现不知已在何处。孙明府与德为门商议后，判汪新生借住情有可原，可以二百两白银存案密保候讯，其余四人暂押于捕房，俟礼拜五到案覆讯。审讯后，谳员关絅之即将案情详细报知袁树勋，并“饬差协同捕房包探至新马路，将该报馆机器铅字等物一并发封，听候核办”。[35]同时，据《北华捷报》透露，会审公堂对于查封《警钟日报》最初并不答允出票，谓需有领袖领事之信，其后有德国领事函送到公堂，称该报污蔑中国皇太后、皇上，会审委员才不得不出票。[36]事实上，《警钟日报》“污蔑”太后之语早前已司空见惯，如慈禧操办七十寿诞前夕，该报就曾讥以对联：“今日幸颐园，明日幸南海，何时再幸古长安？亿兆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交趾，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四万里封圻日蹙，欣逢万寿祝疆无。” [37]却并未构成对其封馆的直接威胁，所以才有会审公堂以“领袖领事之信”方能出票的搪塞。颇具戏剧性的是，《警钟日报》被查封前夕，正连续追踪报道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活动，尤言“德国经营山东，若铁路、矿山，近来皆大有进步。余如各种建设规模，均极宏壮，与俄国经营旅顺无稍异”。[38]恰如蒋维乔的回忆：“民元前乙巳年二月，《警钟日报》揭载德人经营山东密谋。上海德领事致函申辩，报端加以反驳，措辞犀利，适中其忌，遂提出交涉。我国官厅，本恨《警钟》多革命论调，遂于二月二十一日突然出票拘人。” [39]故《警钟日报》突遭查封的直接导火索是揭载德事。抨击清廷而无恙，揭载德事则蒙难，可见租界报刊的生死存亡实受外人所操控。
　　3月30日，案件二审，戴普鹤诸人口供并无较大改动，惟徐如芬另供出排版新闻的有王茂圆、金桂卿、余一飞、路关胜等人，均不知现已去往何处。屠作伦[40]司马与德为门相商，“谓此案须由主笔及经理人到案，方知底细”。[41]随后汪新生仍交原保，余人分别还押，俟覆讯再核。4月6日上午，德为门与屠作伦再次提审此案，详讯各人后，供词大略与前堂相同，遂予以结案：“戴以发报出售，咎有应得，押西牢一年半；胡少卿系校对，押西牢半年。汪与朱交保开释，机器充公；徐如芬从宽，交保候讯，皆带回捕房分别办理。” [42] “上海革命党人这喉舌，自是缄默者数载”。[43]相比“《苏报》案”前后拖沓近一年之久，“《警钟日报》案”从3月25日抓捕至4月6日结案，仅用13天，不可谓不迅捷。究其原因，一方面此案中并无影响卓著的紧要人物到案，报馆经理、主笔等早已闻风远遁，被拘拿之人皆为升斗小民，且无人为之交涉，一切悉从判决；另一方面，“《苏报》案”后，清廷与租界当局通过交涉，查封华人报馆有先例可循，查封《警钟日报》的过程便是这一标准流程的完整再现，这标志着租界报刊的管控权已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而清政府对此状况也已默认，并逐渐尝试依循外人之法来实现自身目的。然而，何以《警钟日报》“任意毁谤，淆惑人心”，[44]却出版近一年多方被查封？就该报自身而论，这与其革命言论渐趋激烈不无关系，但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该报的存在是否符合租界当局的利益，而纵观《警钟日报》一年多的发刊时长，实与日俄战争的爆发及其进程隐隐相应。
　　
三、《警钟日报》封馆实质
　　一家报纸的倾向性，是判断其立场的主要依据。《警钟日报》与其前身《俄事警闻》皆将“拒俄”视为重要任务。《俄事警闻》创刊之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前夕，专为俄事而办。该报所刊载的许多要闻、社说、追记、漫画，甚至广告，均事涉俄国在东北的活动，不仅直接报道俄人侵略行径，还以大量篇幅介绍俄人侵略的历史，且标题多语带抨击含义，如《客述奉天居民惨状》《俄国笼络清廷之猾策》《俄人之阴谋》《俄人在凤凰城之威吓》等。[45]反观切关日本之要闻、社说，则内容更显中立，甚至有些许正面口吻，如《日本民党之激昂》《论满洲居民之亲日》《日妇报国》《韩妇捐资于日》等，[46]把中日关系理解为“当与中国唇齿相依共保黄种”之亲密。[47]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事警闻》更名为《警钟日报》，由四版改为五版，稿件数量增加，所涉范围亦有所扩大，但仍以东三省日俄战事为主要关注点，而且言论亲日倾向亦颇为明显。尤其在日俄战争爆发初期，该报发数篇社说、短评鼓动对俄作战，甚至劝中国急宜联日抗俄，有“袁马二帅宜进驻奉天，急破中立之范围，与俄宣战”，“俄兵不过二十万耳，而关外居民何只千万，以十民杀一俄兵，俄兵亦立尽矣” [48]之语。要闻栏里的战事新闻亦多报日胜俄败，以及俄人不得人心之情状，如俄人在旅顺之海军工厂“所雇华工两千余名皆已一概辞职”，[49]而日人得“神户之华商麦少彭、吴锦堂及其他数人发起设立日本出征军人家族救恤会” [50]集资相助；又如俄人“各处施行横暴，硬索食物，强占房屋”，[51]而日人之武勇为英国观战使者所称赞：“所发炮弹几无一不击及炮台及房屋”。[52]此外，俄日两国对待报馆访事员的态度也泾渭有别，俄官下令“饬各访事员一体出境”，而日人则“准各访事随同前敌，侦探一切，并准携带译人仆从”。[53]对于《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的报道取向，以及这种价值取向可能带来的影响，有识之士早有警觉。身在日本的鲁迅便非常担心，他通过沈瓞民致信蔡元培和汪允宗，提出三点建议：“（一）持论不可袒日；（二）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三）要劝国人对国际时事认真研究。” [54]蔡元培披阅信函后，颇以为然，于是《俄事警闻》最后一期的社说中有言：在“日俄并争时代”，“我国民一面为对付俄人之策，一面又宜为对付日人之策”，[55] “拒日”与“拒俄”同等重要，因为二者都倾心于“老大帝国之膏腴秀壤”。[56]然而此举并没有扭转《警钟日报》总体趋向，褒日贬俄的报道依然有增无减，绵亘如练直至该报被查封前夕。[57]究其原因，首先脱离不了国人早期对外国势力伪善面孔的错误认知。世纪初“拒俄运动”所营造出的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全国的反俄情绪，使知识分子深受舆论环境的左右而难自知，百姓更是深陷其间普遍仇俄，无中立之读者便再无中立之报纸，遑论敢替俄张目之报。其次，《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所刊载的新闻、专件、外论中，有很多是直接转引自日本媒体和英文报纸。《俄事警闻》前后共发行73号，计有1329条报道，其中418条来自《字林西报》，336条来自《文汇报》，237条来自《上海泰晤士报》，114条来自《大阪每日新闻》，余者也皆来自有英日背景的媒体。[58]《警钟日报》共引用3951篇外媒新闻报道或评论文章，其中引用英国媒体2283篇，以《字林西报》、《文汇报》和《上海泰晤士报》为主；引用日本媒体1463篇，以《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时事新报》为主。[59]因而，《俄事警闻》与《警钟日报》言论亲日，除受舆论环境、有留日经历的编辑群体的影响以外，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报纸新闻源已为英日两国所垄断。1870年，路透与哈瓦斯和沃尔夫签署了分割市场协定，把世界分割成几个领域，各家通讯社在各自的领域中掌握收集和发布新闻的垄断权。[60]依据协定，远东属于路透社势力范围。1872年，路透社远东分部在上海成立，其辖区除中国和日本外，还包括俄国的西伯利亚、朝鲜半岛等地区。至日俄战争时期，路透社远东分社发展已臻成熟，中国国内报刊所刊载的国际新闻，绝大部分是由该社提供，国内新闻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路透社。
　　晚清时期日人在华办报活动与其扩张政策亦步亦趋，军事行动之前往往舆论先行，因而日系报纸随着政局的发展不一。1895年甲午战争后，便进入了日人为加强在华活动而发行报刊的“开展期”。[61]而自1902年初《英日同盟协约》生效以来，日本更在英国的支持下于上海构建舆论阵地。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的1903年12月，日文周刊《上海周报》与《上海新报》相继发刊，后者于1904年3月更名为《上海日报》，执当时在华日文报坛之牛耳，直到1938年12月才“寿终正寝”。[62]英文报刊中，影响较大的《字林西报》、《文汇报》和《上海泰晤士报》等，基于英日同盟的立场也都倾向日方。其中，《文汇报》还曾于1904年引进日人佐原笃介出资入股，并任其为副主笔兼董事。在华文报刊中，以东亚同文会的中文机关报《同文沪报》亲日色彩最为浓厚。该报1900年2月3日正式创刊，1901年12月1日由日本外务省正式接管，是日俄战争前后力主日本对俄作战，并全力为日本辩护的重要舆论阵地。其他老牌华文报纸背后虽各有老板，但英、美皆支持日本，连以保守中立著称的《申报》也曾连续发表论说《中国助日攻俄说》、《俄败于日中国急宜乘势规复东三省说》、《中国不能坚守局外中立之例说》等，倒向日本一边。“因此，在日俄战争时期，上海华文报坛的基本情况是口称局外中立，实际上是一边倒。” [63]1905年3月10日，俄军在奉天会战中大败，“这对俄国政府来讲，此后再也没有与日本在陆上决战的准备和希望了”。[64]3月25日，《警钟日报》被清廷伙同租界当局查封。虽无直接证据指明该报与日本方面有确切的关系，然其所刊载的报道与评论多引自英、日两国媒体，其自身言论倾向明显贬俄扬日。若说该报此种亲日倾向乃被动而为之，实不自觉，则比故意为之更加可怕，因为这意味着日俄战争期间，英日两国在舆论上的影响力已至潜移默化的境地。一家报纸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其所扎根的土壤，处于英日两国掌控下的上海舆论空间绝容不下与其利益相左的报纸，因而渐趋革命的《警钟日报》在完成“宣传使命”后遂被顺势而弃。从《警钟日报》创刊与封馆的整个过程，不难看出清末租界革命报刊所处的窘境，即在享受租界言论自由放言革命的同时，又不同程度上沦为外人侵略活动“不自觉的工具”，成为外人用来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革命报人对此困境或尚未察觉，或有所警醒，然抗争乏力，只能在清廷与外人冲突的夹缝中勉力求存。
　　
四、结语
　　清末庚子之后，革命之风日炽，革命派所办报刊于上海租界自由滋生。从1903年至1905年，《苏报》、《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日报》前赴后继，建构了宣传革命、鼓吹排满的舆论阵地。清廷欲加管控，然受制于领事裁判权，纵勉力为之，仍力所不逮。《警钟日报》拒俄而生，反清而昌，揭德而亡，其生命轨迹可为清末租界革命报刊的一个缩影，映照出中外各种势力利益关系的纷繁驳杂。三股主要势力当中，租界当局不断蚕食条约中本属清廷的主权，将租界出版物的管辖权把持在手，进而掌控了租界地区乃至整个上海的舆论控制权，并利用清廷急于查封革命报刊的心态将其置于主权不断沦丧的恶性循环中。清政府也非一味被动，其在与租界当局就新闻出版案件的交涉中，对新闻舆论控制的认识不断加深，在意识到旧有手段的失效和非常规手段的有限性之后，开始通过制定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律法规来加强新闻舆论管控，《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6年）、《大清报律》（1907年）、《钦定报律》（1910年）等新闻出版法规的先后制定，正是清廷面对舆论失控的一种主动应对。革命派则选择暂避锋芒，转战香港、东京，重归上海后，其所办报刊汲取《苏报》《警钟日报》被查封的经验，革命话语意内言外，锋芒内敛，且更为注重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同时，革命报人亦对外人势力把控舆论的意图和美化侵略活动的行径有所警惕，在清廷与外人的矛盾中谋求自己的生存空间，使上海革命舆论阵地得以保全并发挥作用。■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62页，三联书店2011年版
②《本社广告》，《警钟日报》1903年12月15日，第1号
③《对俄同志会广告》，《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5日，第1号
④陈镜泉，也称竞全，清末进士，曾在山东做官，后辞官致沪寄居，创办镜今书局，为当时革命派出版发行阵地之一。
⑤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第74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⑥《告和平变法派》，《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0日，第6号
⑦蔡元培：《蔡元培自述》第4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⑧《俄事警闻之扩张词》，《俄事警闻》1904年2月20日，第68号
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⑩《投函》，《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第61号
[11]《本设广告》，《警钟日报》1904年2月27日，第2号
[12]《颐和园之豪奢》，《警钟日报》1904年5月27日，第92号
[13]《县令劣迹》，《警钟日报》1904年9月6日，第194号
[14]《论中国立宪无望于上》，《警钟日报》1904年3月25日，第29号
[15]《中国立宪之可危》，《警钟日报》1904年6月12日，第108号
[16]《再论南北争权事》，《警钟日报》1904年11月3日，第252号
[17]《论铁良南来后之中国》，《警钟日报》1904年9月1日，第189号
[18]《本报十大特色》，《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4日，第261号
[19][20]《万富华传》，《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1日，第300号
[21]章士钊：《书甲辰三暗杀案》，《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22]《王之春联俄之警告》，《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3日，第262号
[23]陈正书：《上海租界史上最早的新闻出版法》，《史林》1987年第1期。
[24]判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最早产生于中世纪的英国，即基于法院的判决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对以后的判决具有法律规范的效力，能够作为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据。
[25]袁树勋（1847-1915），湖南湘潭人，字海观，1901-1906年任上海道台。
[26]《苏报》被封一个月后，《国民日日报》秉承其志，接过宣传革命的大旗，以大量篇幅记述“《苏报》案”和“沈荩案”这两大案件。正深陷泥潭的清廷已不敢将其贸然查封，只好通过下“禁报令”严禁“寄售”和“买看”以“杜其销路，绝其来源”。
[27]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24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8][31][33][36]《警钟报案初志》，《大公报》1905年4月9日，第996号
[29]《警钟报被究》，《申报》1905年3月26日，第11470号
[30]《情殷借寇》，《申报》1904年2月25日，第11440号
[32][34][44]《初讯警钟报案》，《申报》1905年3月28日，第11472号
[35]《发封机器作坊》，《申报》1905年3月29日，第11473号
[37]《万寿聊语》，《警钟日报》1904年12月6日，第285号
[38]《东报记德国经营山东近况》，《警钟日报》1905年1月28日，第338号
[39]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0]屠作伦，字兴之，宛平人，1895年-1897年第一次调任公廨谳员，1905年3月29日-7月初第二次调任公廨谳员，1905年3月17日-3月29日关絅之为屠作伦上任前的代理谳员。
[41]《二讯警钟报案》，《申报》1905年4月1日，第11476号
[42]《警钟日报案审结》，《大公报》1905年4月14日，第1001号
[43]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5]陈奇：《〈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篇目汇录》第4、10、11、1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6]陈奇：《〈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篇目汇录》第2、16、27、5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7]《日本民党之激昂》，《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7日，第3号
[48]《论中国急宜联日战俄》，《警钟日报》1904年3月5日，第9号
[49]《旅顺之同盟罢工》，《警钟日报》1904年3月3日，第7号
[50]《神户华商之恤助》，《警钟日报》1904年3月3日，第7号
[51]《俄人之横暴》，《警钟日报》1904年3月20日，第24号
[52]《日军武勇》，《警钟日报》1904年3月20日，第24号
[53]《报馆访事员待遇之不同》，《警钟日报》1904年3月20日，第24号
[54]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1961年第10期。
[55][56]《俄事警闻之尾声》，《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第73号
[57]《俄人打毁报馆再志》，《俄国之乱耗》，《警钟日报》1905年1月28日，第338号
[58]皇甫松实：《〈俄事警闻〉有关日俄争夺中国东北评述》，《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议论文集》，2004年8月
[59]靳金：《舆论潮中的〈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研究》，湘潭大学，2014年3月
[60][日]仓田保雄：《路透其人和路透社》第170页，田瑞岩、任长安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61]周佳荣：《近代日人在华报业活动》第7页，岳麓书社2012年版
[62]张国良：《1890-1939年日本人在上海出版的报纸简介》，《新闻大学》1988年第4期
[63]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25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64][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15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程丽红系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泽达系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