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晓进
　　再次见到马丁·巴伦（Martin Baron）时，他不仅早已是《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还是美国新闻界炙手可热的“好莱坞明星”。以《波士顿环球报》一个深度新闻报道故事为原型拍成的电影《聚焦》（Spotlight），于2016年2月（在我访美之前一个月）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两项含金量很高的奥斯卡奖，而巴伦正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如今他要关心的事比当年复杂得多：除了承担总编辑应有的新闻策划组织管理的职责外，他更操心的是编辑部的人和事如何更好地向数字端转移。
　　
外来总编辑的新闻发现
　　笔者是在香港至美国的国际航班上观看《聚焦》的。看完方知，当年采访他时，他已经带领部下开始酝酿一个震惊全美的调查报道：涉及近百名神父的波士顿天主教会神父娈童案。笔者上次采访巴伦是2001年8月24日，他从迈阿密调任《波士顿环球报》总编辑还不到一个月。而从《聚焦》讲述的故事看，他在到任后的第一次编辑部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个选题，并果断让深度报道组“Spotlight”暂停正在进行的项目。此后，该团队进行了历时数月的艰苦调查，相关报道不仅于次年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整个过程还于2015年被拍成好莱坞故事片。巴伦以真实姓名成为剧中主角之一，甚至扮演巴伦的演员的长相、头发、棕色络腮胡等都酷似当年的巴伦。
　　笔者于2016年3月24日到访《华盛顿邮报》，与巴伦进行时隔15年的再度访谈时，话题便从这部电影开始。
　　辜：“您当时初来乍到，怎么会想到做这个题材？”
　　巴伦：“你知道的，我到《波士顿环球报》时不认识报社里的任何人，我也不认识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人。在我正式到任并开展工作的前一天，我读到该报一篇专栏文章，是一位叫做玛拉（Mara）的女士写的。文章提到一个案子，说有一位神父被指控虐待多达80名儿童，为儿童们辩护的律师称此类丑闻在多个教区都有发生。但文章又说，为教会辩护的律师称这些都不是事实。这律师是为教会服务的，当然这样说。作者在文章结尾处透露，真相恐怕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了，因为有可能披露真相的教会内部文件已经被法院封存，外界不可能得到。事实上此事被披露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新闻界无人跟进。我却对此很感兴趣，上班第一天就投入对此事的研究。第二天上午，在我到任该报主持的第一次例会上，当大家都就下一步工作希望我这个新总编提出建议时，我就建议跟进这个案子。但大家对此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有人指出，相关文件都被法院封存了，怎么下手啊？这些我当然知道。我问，是否有可能设法解封这些文件呢？我说，我不太熟悉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但如果在佛罗里达州，我们会直接向法院申请，要求解密这些文件。听闻我这话，似乎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屋里一时鸦雀无声。我便说，这样吧，把会先开完，这个问题会后相关者留下来专门讨论。在后来的讨论中，大家提到了各种可能性。最后我们决定，Spotlight组放下手头的题材，全力以赴调查这一本该早就去做的案件。”
　　这就是一位资深总编辑可贵的新闻敏感。巴伦自1976年入职佛罗里达州著名报纸《迈阿密先驱报》（后担任该报总编辑）后，又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当过编辑部高管，新闻职业生涯长达40年。在他担任总编辑或高级副总编辑（《纽约时报》）期间，这4家报纸共获得11个普利策新闻奖。在美国报界，这是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和荣誉。
　　我接着问：“整个调查期间，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巴伦：“我觉得，法律问题是最大的困难，因为那是所有挑战中最难应付的。马萨诸塞州的法律对教会有所保护，教会聘用的律师与一些受害人家属有过协议，一些历史决定得到法院认可，教会内部文件被封存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大主教在当地德高望重等等。但如果不能真正获得那些教会的内部文件，这组调查报道无论怎么努力都不会产生大的社会影响。不过，也正因为这件事有可能引起社会关注，我们可以通过在报纸或网上披露一些事实而向法院施加压力。我们会将调查获得的部分真相透露给有关方面。例如我们告诉他们，民众会发现教会负责人曾对受害儿童的家长讲过的原话，会知道他们曾经向家长们保证将有问题的神父调离教会系统以确保不再对任何儿童造成伤害。而事实上，我们的调查表明，这些神父或主教并未离开教会系统，而只是被安排到另外的教区继续担任神职，其中一些还继续侵害儿童。教会并未就此事告知任何人，没有告知任何教区，更没有告知任何信徒，伤害仍在暗中继续。我们警告说，我们有能力向社会揭示真相，有能力告知社会有多少教会是知道娈童事件的，有能力告知社会这些丑闻可能对信众对天主教的忠诚带来多大伤害。我们的努力最后奏效了，我们千方百计成功地拿到了那些文件。”
　　辜：“这个报道必然引起很大反响。”
　　巴伦：“这个调查报道抵达了最大的人群，是《波士顿环球报》到当时为止产生最大国际影响的新闻。阅读这一故事的读者比报纸的发行量多了很多倍。那时，该报主要面向本地发行，因为互联网还不发达，主要是纸质版读者。但我们第一篇调查报道发表后，读者就是世界范围的。”
　　
编辑部里的“媒体工程师”
　　《华盛顿邮报》近年在新闻呈现方面变化很大，而这些变化与一支被称作“media engineer”（媒体工程师）的“特种部队”也有很大关系。我在事先的“功课”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将此列为与巴伦访谈的重要议题之一。
　　辜：“我听说你们建立了一支媒体工程师团队，而且近年发展很快。我对此很感兴趣，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例如该团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巴伦：“工程技术方面的事务不归我管，它们由首席技术官（CTO）负责。但有一部分工程师，大约有47人是在编辑部工作的，他们大概就是你说的‘媒体工程师’。编辑部里这个工程师团队在贝佐斯收购报纸之前就有了，但那时仅有4人。贝佐斯来之后，大大扩充了这支队伍，增加到现在的47人。他们与记者和编辑并肩合作，其使命是让所有人都能顺畅地阅读《华盛顿邮报》（指数字版），同时也在很多方面协助我工作，诸如怎样更好地讲述新闻，怎样强化内容对读者的黏合力，怎样加快内容的传播速度，等等。总之，你知道的，我们通过各种平台传播新闻，而媒体工程师就是要解决所有平台上的一切呈现和传播问题。”
　　辜：“这么说，媒体工程师既要管版面设计，也要管技术创新？”
　　巴伦：“他们不管纸媒版面。他们主要负责数字平台上的新产品和讲述新闻的新方式。他们与记者合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实现《华盛顿邮报》新闻传播方式的创新。”
　　关于媒体工程师，巴伦谈得不多。我转而在与该报执行总编辑加西亚-瑞兹（Emilio Garcia-Ruiz）的访谈中再次提到此事。加西亚-瑞兹也是一位老报人，他于1983年从马里兰大学毕业后先在一家地方报纸工作4年，随后便加盟《华盛顿邮报》，在体育部当夜班编辑。1990年后到《洛杉矶时报》等报纸工作，直到2001年回到《华盛顿邮报》。在《华盛顿邮报》先后担任体育部主编、地方新闻主编、战略项目主编等职，2013年5月至今担任主管数字传播的执行总编辑，负责包括数字开发与运营、视频、图片余图标设计、多媒体平台编辑等工作，几乎囊括数字传播的所有岗位。他和巴伦一样，都是在贝佐斯到来之前就担任现职的资深报人。这也体现了贝佐斯对原编辑部班子的尊重。而加西亚-瑞兹作为分管数字传播的传统老报人，对报业传播的变革一定有深刻的感受。
　　加西亚-瑞兹：“关于主要的数字化创新，我们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即尽我们所能，用最好的技术，做最好的新闻。也就是说，记者完成了伟大的新闻后，技术上要保证用新的有效工具去向受众讲述。这两者结合好了，就达到创新目标了，可惜这么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何？因为大多数编辑部并不同时具备伟大的技术和伟大的记者。幸运的是我们两者得兼，这为我们创造了极有利的机会。这里面的技术任务，就是由媒体工程师来完成的。他们就在编辑部工作，并被分配到各部门，与一些记者深度合作，在每个新闻故事中合作。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5个月前，我们可视部门（Graphic Department）的一位编辑说，我想做一个关于欧洲移民危机的新闻。他的老板告诉他，现在各家报纸都在做这个题材，你如果想做，必须用过去没人做过的全新方式去制作，否则就别碰它。这位编辑觉得，这既然是本年度最重要的新闻之一，还是想尝试一下。于是他带了媒体工程师，带了图表设计师，带了摄影记者，带了摄像记者，来到莱兹波斯岛（Lesbos，希腊爱琴海上的岛屿，靠近土耳其）。他们考察一番后回来说，决定做这个新闻，用实况跟踪的方式直播整个故事。随后他们又通力合作设计了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移动状态的现场传播方式，且通过各种通讯保障其不中断。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采访体验，此前在报道欧洲难民危机时从无媒体这样尝试过，最后终于成功了。我们做了与众不同的新闻。你看这里（他让我看他的手机），你划一下视频就出来了，你要看这个场景里的其他画面，按一下键纽……
　　这些媒体工程师分布在我们总共两层楼的各个部门。例如：政治新闻部有2人，体育新闻部有2人，视频团队中包含了一支工程师团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些工程师，没有伟大的技术创新，你不可能在转型中取胜。那些推行数字优先的媒体公司如《赫芬顿邮报》，他们都拥有伟大的技术，原因是他们只考虑数字空间问题，只考虑怎样在数字平台取胜。”
　　辜：“你们的媒体工程师数量是美国媒体中最多的吗？”
　　加西亚-瑞兹：“最多倒不一定，但我们的数量算很多了。他们（媒体工程师）和记者们一道工作，而且深受各部门欢迎。如果我问各部门你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吗？他们个个都会说需要。我们很幸运能在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投资。”
　　辜：“把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从技术部门调到编辑部工作，你们这样做一定有充分的理由。”
　　加西亚-瑞兹：“理由是很多的，其中之一就是工程师在当今已成为内容生产的重要成员。我们回到刚才的移民危机报道。在可视部门，我们有大约10至14名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可以做前端开发，也可以做后期制作。有3位工程师是全天候工作的。所有工程师都参与报道策划或制作。他们从报道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介入，并与记者共同考虑如何呈现和传播。你如果看到他们的工作情景，就完全理解为何这样的合作方式会改变一切。这样的思维碰撞会创造一种多维传播的氛围。我们很多新闻都是这样产生的。在难民危机的报道中，我们采用了更多的技术，这要看你打算做什么样的报道。你要想到读者在手机上阅读报道时的需要。（他再次让我看手机上的视频报道）你看，这就是工程师要做的。没有他们，你不可能完成。那么你只能像过去那样进行传统形式的报道。”
　　辜：“你们的媒体工程师都是技术出身吗？”
　　加西亚-瑞兹：“不一定。1998年数字就开始流行了，数字并不是什么新东西。2001或2002年毕业于新闻院校然后去网络工作的人，他们从未做过报纸，却已掌握了网络技术，对数字非常敏感，甚至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受众，拥有大量Facebook或 Twitter 粉丝，这些人我们会录用。他们有的还会带来受众。”
　　加西亚-瑞兹执行总编所举的例子，正是前述报道中东难民涉险偷渡的直播互动纪录片The Waypoint（危途）。制作团队经充分准备，从2015年11月开始，选择多个从土耳其偷渡的典型中东家庭，跟踪记录他们从与“蛇头”接触、偷偷交易、家庭纠结到冒险出海、超载漂洋（承载20人的船上了40人）、落水被救以及上岸后饱受煎熬等“移民”全过程。整个纪录片动用了现场跟拍、无人机追拍及类似 VR的互动技术，多角度多机位生动地同步传播了难民们险象环生的偷渡过程和长期的心理挫折。除了少许字幕外，几乎没有旁白，全部靠信息丰富而有说服力的音画和图表讲述故事。偷渡难民既有底层民众，也有知识精英；既有成功获得难民证的，也有历经苦难而被遣返的。大量受众通过各种数字平台在线追踪这些连制作团队也不知最后结局的故事。《华盛顿邮报》也因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报道模式，在新闻界和学界备受好评。而制作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就是一位媒体工程师。
　　
摈弃三种旧观念 实现两个坚守
　　访谈中，巴伦对报业转型前景和报业的未来都持谨慎乐观态度。
　　辜：“巴伦先生，您曾在多个大城市的多家著名报纸做过高管，如迈阿密、洛杉矶、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地。与过去的岁月相比，那时也有好过和不好过的时候，现在是否到了报纸最困难的年代？”
　　巴伦：“你问现在是否最困难？对我来说，是的。现在办报非常艰难，我的意思是我们面临一大堆财务挑战，我们要面对大量竞争者——他们与我们争夺读者，争夺广告，争夺一切。而技术的变化飞快，我们永远要实施并适应技术的更迭，因为变化的机器不停地运转着。你刚掌握一样技能，马上又要去学其他东西，虽然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挑战。我们做一切这样的事情，而财务资源又较为有限。我们疲于奔命地争取赚钱，不遗余力地想从现状中拯救自己，因而顾不上思考太多未来的事情。”
　　辜：“那么您作为一家世界级的报纸领导，对报业的未来是否仍然乐观？”
　　巴伦：“我是乐观的。乐观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针对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有效的实验，而且我相信，我也必须相信，我们这些实验会为我们找到答案。我更相信，人们永远需要新闻。他们依赖新闻来源。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负责。他们需要新闻来保障自己对社会的认知。他们需要新闻能得到很好的报道。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市场是存在的。尽管在现有环境下探索可持续的报业模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但我觉得通过所有这些实验我们会找到答案，因为所有人都在探索。一旦有人发现了有效的途径，所有人都会跟随而去。我们需要乐观。那些觉得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相信自己能实现目标的人才可能获得成功。当然，我不认为现在已经找到了答案，但你必须去探索和尝试。”
　　辜：“记得去年4月，您曾应邀做过一个关于报业转型和未来发展的很好的演讲，我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了。”
　　巴伦：“是的，我做过，在河滨（Riverside）。我谈了很多，你可以看看。”
　　巴伦是2015年4月8日应邀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Riverside）发表的演讲，题为《新闻业大转型：纸媒向网络转变中的放弃、坚守和进取》（Journalism's Big Move: What to DiscardKeep, and Acquire in Moving From Print to Web）。该演讲涉及到报业转型的多个方面，特别是观念的转变，确实很精彩。这里不妨翻译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技术的浪潮正在侵蚀我们的根基。它威胁到我们传统新闻业的家园。生存的欲望命令我们转型，我们也不得不尽快转型。这就是我所说的‘大转型’（Big Move）。而转型带来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情感挫折。
　　“新的工作压力不在乎你想做什么，不在乎你怎样去应付变革，也不在乎你一下子要学到多少东西。它完全不在乎你会增加多少额外的工作量。转型必然要发生，而我们只有一种现实的选择：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去适应它，并且重拾繁荣，如果能够达到理想目的的话。否则我们只能选择失败。
　　“我们要摈弃一种目前在编辑部依然流行的观念，即纸媒头版的内容总是更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它们比我们网站传播的内容更具权威性。事实是它们并不特别重要。它们只体现了我们自己定义世界和图解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希望把头版做得更好、更有创意，这确实很重要，但并不比在网络传播内容更重要。现在一条在线新闻的读者量，有时会超过整份报纸的读者量。
　　“我们还要摈弃另一种观念，即采编工作可以撇开经营工作（如广告和发行）而独立运营。现在的事实是它们不可能分开。几十年来，我们都在谈论编辑部与所谓经营方面隔着一堵墙。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是很有价值的。广告商不可以影响对他们的新闻报道，更不可以像政治家那样影响报道。新闻必须独立。我们的信誉至关重要，信誉就是金钱。
　　“然而，编辑部与经营部门之间的隔阂扩大了相互间的陌生感。编辑部的员工从不理解怎样才能赚钱，而且坦率地说，他们也不在乎这些，因为我们赚了很多钱。而经营部门那头，我也必须说的是，对编辑部也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在读者和广告商中的主导地位对他们来说也不值一提。
　　“如今，这些都要在意了。我们需要知道怎样支付账单，特别是新闻采访靠什么来支撑。广告商正在寻找创新性、可监测、更成功的方式去连接潜在的客户。在不放弃报道的独立和诚实原则的前提下，编辑部必须参与能够吸引广告、增加读者、给双方都带来满意结果的产品的创新活动。在《华盛顿邮报》，创新既是前沿，也是核心。
　　“我们同样需要摈弃的是员工数量和组织结构仍应维持原状的观念。它们不可能维持原状。网络有着与印刷媒体完全不同的特性，它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生产。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资源的配置，重新考虑哪些岗位要安排多少员工。互联网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环境，组织机构必须适应这样的环境。
　　“最诡异的部分是怎样实施转型。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持报纸的出版质量，无论是印刷版还是数字版。我们决不能简单地将纸媒内容搬到网上。我们不能滥用我们的声誉，那些忠诚的付费订户是最值得我们去坚守自己声誉的。因此，在我们摈弃一些旧观念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去获取新东西。我前面已经提到一些新的叙事技术。我们需要掌握它们，发展它们。要获取的东西还很多。总之我们要心甘情愿地去顺应变化。
　　“我个人已经历太多变化与抵触了。编辑部曾对用计算机替代打字机犹豫不决。当我们开始聘用设计师时，人们抱怨我们过于看重外在美学而忽略实质内容。我记得同事们曾对可令报纸更加通俗可读的图表设计表示怀疑。当引入彩色印刷时，有员工觉得这种彩色轻佻虚浮，影响了报纸应有的厚重感。所有变化都或多或少地耗费了不该耗费的时间。不过那时的拖延无伤大雅，因为没人对我们的经营模式构成威胁。但在如今广告商和读者都在离开我们时，我们还对互联网的应用持抵触态度就危险了，因为拖延的结果就是被吞噬。
　　“过去像我们这样的报业公司，我们招聘来的人是要向我们学习的。现在反过来，我们要招聘那些能教我们的员工。数字时代也意味着我们要变成技术型企业。我们不能总是滞后于边缘。当我们赶上去的时候，别人可能在某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要实施数字方向的大转型。我们必须聘用更多的技术专家进入我们的机构。在我们的编辑部，我们必须聘用对技术有悟性的人，而且我们必须对编辑部现有的所有员工培训他们所不熟悉的技术技能。技术可以监测我们所做的一切。监测我们怎样生产新闻，人们在阅读每篇新闻上花费多少时间，人们阅读新闻的深度如何，他们读完一篇新闻之后是否会接着读另一篇，他们何时再登录我们网站，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的阅读兴趣是什么，等等。
　　“在我们需要抛弃和获取的同时，有不少东西则是需要我们坚守的。我们必须见证发生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的新闻事件。足不出户是报道不了新闻的。像《华盛顿邮报》这样声誉卓著的报业机构，需要生产雄心勃勃、富有前瞻性的原创内容，并为公民讨论和公共政策设置议程。这是因为我们在揭露内幕；因为我们带来观察事物的前所未有的视角；因为我们了解新的事实，听取更多民众的声音，查验更多证据；因为我们挖掘得更深；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对真实性的理解和对真相的披露。这些都不是浮光掠影或靠点击鼠标就能做到的。
　　“第二个需要坚守的是不断改进采写技巧，广义地说就是叙事的技巧。不论是文字、图像还是各种方式的结合，我们都必须确保读者对他们所未知的世界有清晰的了解，对事实有新鲜的认知。在需要伟大的采写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伟大的编辑。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组织架构和编辑员工令新闻更加精准。这需要我们在出版之前质疑我们的作品，需要追求公平表达，需要竭尽全力令事实准确。只有这样，我们的诚信和声誉才能得到保障。” ①■
　　
注释：
①WashPostPR. Washington Post Executive Editor Martin Baron on journalism's transition from print to digital. www.washingtonpost.com April 82015.
　　
辜晓进/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