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蔚文／口述　王彦／记录整理
　　钟蔚文（1949年至今），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1985年），现为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名誉教授（2015年至今）。他曾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富布莱特访问学者（1990-1991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1992年至今），台湾中正大学电讯传播所创所所长（1993-1996年），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系系主任（1998-2001年）、创意学院召集人（2005-2007年）、传播学院院长（2007-2014年）等，研究兴趣涵盖言说分析、创造力研究、专家生手、玩物创意等领域，代表著作有《从媒介真实到主观真实：看新闻，怎么看？看到什么？》（1991年）、《第二代媒介》（1998年）、《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2008年）等。本文根据2014年11月，钟蔚文在世新大学翁秀琪教授主讲的“传播理论研究”课程期中讲座，以及2015年4月，政大传院为钟蔚文教授举办“荣退仪式”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上篇：传播教育者要警惕“训练无能”
　　“给我道理，而不是只给我结论。”
　　各位好。每学期第一节课，我都会看到班上学生如在座各位一样，朝气蓬勃，充满被启迪的喜悦。但是期末看作业，又会很失望，到底这个学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教过的都像船过水无痕？给博士生上研究方法课时，我喜欢不停提问，喜欢以“视情况而定”回应学生提问。但是到了期末，我问学生“为什么做这个”，学生回答“视情况而定”，我再问“到底视什么情况呢”，学生还是回答“视情况而定”。我这才突然发现自己所教已经成为教条。甚至在一次答辩之后，学生专门来感谢“钟老师谢谢你刚才没有问问题”，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咄咄逼问”曾经给学生们造成多么大的“内伤”。我由此反思，作为老师要警惕“训练无能”（trained incapacities），警惕“教条主义”（dogmatism），警惕“有形无神”（只学到步骤，没学到逻辑），警惕学生异化成只会从自己所学的专业角度去看问题、如“锤子症”患者一般拿着锤子看到突出的东西就要敲下去、连问路都要问卷、渐渐丧失日常思考能力。
　　我发现好多学生写论文只有结论，而好的老师就必须要学生“给我道理，而不是只给我结论”。求知是学讲道理的漫长过程，教书是教会学生讲道理的漫长过程。讲道理，是很重要的一条思考原则。当学者的人，要培养讲理的第二天性，不拘泥条条框框，能左右逢源。当学者的人，不做哈姆雷特，要懂得取舍之间方是真功夫。当学者的人，要在真实人生里见真章。
　　老师是谁？别相信韩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老师不是真理和道路，不是救世主，不是吞剑喷火的演艺人员，不是学生的和音天使。老师是边缘人，是思考的边缘人。老师是一直突破自我，一直念研究所的人。老师知道所有现象有深层的世界，知道所有的不可能。老师是学生从已知到未知世界的领航人，永远在学生思考的星球的边缘，要带着学生去另一个星球。老师是不断挑剔、不断挑战学生的“忠实的反对党”（devil's advocate），使学生有所疑惑，让学生更迷惑，引导学生看到别的角度，让学生知道我们都是井底之蛙，是读书让我们知道天外有天。
　　老师与学生的相遇是此时、此地、此身。哪怕上我的同一门课，不同人、不同学期的收获也会不同。因为教学是现场即席创作，教学是用声音写作。作为老师要警惕，说不定是学生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影响了他们的思考。老师要知道，只要写得出来的都是理论。那些书上写不出来的、察觉不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谓“默会之知”。老师还要教授学生嬗变的能力，在不确定的年代寻找方向。
　　“已知只是三堂课”
　　生活中所有人事皆可有所启示。如同米尔斯（Mills）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做学问未必要专读学术。治学这么多年，我的思想之间有转换、有顿悟，这些转换和顿悟并非全然发生在读书的场合，而是在课堂的缝隙、在不属于学术的场合慢慢浮现。
　　当我还是英语系的大学生，曾经在深夜里读到一首英诗。因为这诗太美，我读了又读，舍不得睡去。我头一回发现英诗何等优美！用英语写就的文学，打开了我的世界的另一扇窗。我首次深刻体悟到，学英文也是学思考。所以我们要学好英“文”，而不止学好英“语”。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是“李尔王”，几乎夜夜在北风的呼号中写论文。有一天晚上突然体会到，论文是反思人生，文学是反思人生。文学作品中的好多角色，会在读者后来的人生中一一浮现。读书，原来就是在读人生。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发现，已知只是三堂课。大多数时候老师只讲三堂课用来交代“已知”的知识，接下来的课堂就一直与学生探讨“未知”；学院规定只需修三门研究方法、两门传播理论，另外可听由个人兴趣修任意课程。在如此自由的天地里，我甚至修过计算机课，从对计算机知识“不知道”修到“知道”。大部分课都是从基础到进阶，跨过三个学期，从春天修到秋天。大多数课只分P、F两个等级，只需知道、懂得、通过即可。可见，其实大多数知识不在课本上，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广阔。
　　“研究和理论都是实用的艺术”
　　做研究，问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想象、取舍、情境思考和运气也非常重要。所以平时要多读小说、艺术，看他们如何切入。切入是最有趣的部分。
　　研究者思考时切忌自负，许多句话前面要加上“I think”（我认为）。这是因为，世界的表象和真实有很大距离，世界上的意见和事实也有距离，而不同的意见和观点是有层次的。譬如，犯人为什么要送到监狱？如果病人需要治疗，犯人是否也需要治疗？这样的思考向度曾经深深触动我的心灵。
　　研究是什么？研究不是按部就班，不是一个齿轮挨着一个齿轮，那是很无趣的。相反，研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从已知到未知，从来没有答案在等你，而是要你自己找。研究是吃饭睡觉，是平常事。有些学生只会说发现了什么，但很少说有什么用，如何解决，这是忘记了研究是日常生活、解决问题的根本。日常实践会让研究更精密。比如，发现营销不够，那么如何不够？如何解决？
　　研究方法要教你的则是避免偏差，说到底，它不是形式。
　　研究报告不是研究过程的报告，研究报告一定要有所发现。当然研究的过程也是很有趣的，譬如当看到展出的原作以及原作的很多草稿，如毕加索《小镇》画作的草稿展览，我们就会知道旷世奇作背后有多少挫折。
　　理论是什么？理论不是教条，不是答案，不是真理，不是唯一的道路，不是思考的终点。理论是思考的起点，不断应对时空转变的实务。
　　理论是艺术之眼。探索理论是透视现象、穿越表层、进入地心的旅程。做研究和探索理论，就是要推动我们超越平凡，给平时相信的东西打一个问号，从不同角度去看世界，去看到其他可能，让我们的思考更有深度和广度。我常想，说不定上研究方法课最好的途径是读艺术。画家所画的都是平常食物，而不是珍禽异兽，一个马桶、一个茶杯在画家的眼中有不同异貌。所以，问题不在逻辑，而是艺术和角度。
　　理论是噪音。理论能挑战你的常识、直觉和理论。理论不会只为了验证想法、经验、直觉，否则会让你自大。理论会让本来只能看到30度的你看到360度。老师在教学生理论时，通常在跟学生原有的直觉、理论搏斗，而且老师通常是弱者，因为学生很难知行合一。
　　理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Lewin（勒温）说，理论是天底下最实用的事情。我在做行政的时候就发现，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知识并不发挥很大作用，理论不能直接帮助你。但是那些理论或许已经内化进入你的思维里了。
　　“如何避免训练无能症？”
　　前面讲过，作为学生，必须正确定义“老师”，才会有所期盼，才会入宝山而不至于空手而回。现在我还要补充，学生还必须正确定义“读书”，才不至于变成训练无能症。
　　做学生要懂，读研究所为了什么？为了验证经验？为了验证曾经做的对不对？为了取得葵花宝典？不不不。都不是。读书只是为了有所得，为了培养更高格局。
　　读研究所的人，一定要拥有自己的“研究室”。首先要认识自己，在人生某个时刻（the agency moment）突然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发现和创造自己的利基（注：“利基”即生态和机会），定制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室”，不再被他人左右。
　　读研究所的人，要在“ten-year rule”（十年定律）中不知不觉发生思考的质变。思考的渗透是长久的功夫。你们正经历每周二必修课的痛苦吗？要恭喜你们，痛苦说明你们在成长和进步。
　　读研究所的人，努力最重要，无所谓聪明不聪明。当年方念萱说，她每次拿到钟蔚文老师的评语都很沮丧，因为钟老师只表扬她很“努力”，她以为“努力”就表明不够聪明（注：方念萱曾是钟蔚文课上学生，留美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政大母院）。其实，我最欣赏努力、诚恳的学生。我始终认为，努力最重要。

下篇：学术世界里没有退休这回事
　　“我曾经差点成为一名阿拉伯商人”
　　自1985年获得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至今，我在政治大学任教三十年，其间连任过两届传播学院院长，主持过不少荣退餐会，那场面总是让我有些尴尬，心想将来一定要避开。一是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在这种场合讲话。二是因为，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并没有想退休（注：全场大笑）。我只是从政大退休，并没有从学术退休。学术世界里没有退休这件事。我还是会长相左右，跟各位说“最近有一本书……”（注：全场爆笑，因嗜书如命的钟蔚文平日口头禅即是“最近有一本书”，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发表口头读书心得）。但是，现在，有点尴尬，之前新闻系给我办了一次退休餐会，如今传播学院又给我办第二次，看来是不得不退休了（注：全场大笑）。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为自己能从事学术工作而充满感恩。学术工作是我下辈子还愿意继续从事的工作。漫步学术世界的这三十年，在政治大学的这三十年，有点像一场旅行。也许此时此刻，我最应该做的事是，与大家分享旅行归来带了什么。
　　“三十年旅行，三点心得”
　　首先我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路同行的朋友。坦白地说，像我这样生性懒散的人，本不适合做行政，但我非常幸运地来到命中注定的政大传院，遇到对做系主任、做院长的我非常“容忍”的大家。尤其当我做报告、开院务会的时候，总能听到有人在嘀咕“他又在说这些了”、“他又说我了”……（注：全场爆笑）我感激大家。我是相信“我们主义”的人。没有事可以单凭一己之力完成。政大传院有今天的发展，全靠一些同事十几二十年前就提出的远见和达成的共识，以及全体老师的支持、理解，还有所有行政同仁的同舟共济。传院的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我们一个议案又一个议案不停地开会讨论，最后坚定细致地执行。我在会里会外所有的“喋喋不休”和“死缠烂打”，不过是拉着大家一起一次又一次达成愿景的谋略，从这点来说也许我根本就是个“老奸巨猾”的人。
　　其次我想分享的是学术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我发现，世界何其广阔！世界有无限可能！我求学期间所受的训练是实证研究，甚至是相当量化的。毕业后的学术之旅中，我渐渐发现，其实学术是带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让我们知晓不管是生活还是思考，其实都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空间。这是学术带给我的最深刻的东西。正是这种态度，让我在面对退休这件事时，也有信心过出百千万种不同的可能来。
　　第三点收获是，很难言传的、尽在不言中的思想的交流。学术教我们分辨无法言说的人性深处。当我们回首人生，一部分是履历上的名字、性别、发表等外在形式，另一部分是人生终点时人们对你的内在价值的怀念。波兰诗人辛波丝卡（Szymborska）就曾通过诗歌《写履历表》辛辣地反讽，单薄的履历表不能等同于漫长、复杂的人生，片面、功利的具体事实也无法取代生命中抽象、无以名之的美好经验。相比可以言说的细节，相比无法言说的默契，相比动人的生活仪式，履历并不重要。
　　“以学术和艺术的精神做行政”
　　我做学者，也做服务于学者的行政管理者。我以学术的精神做行政。在政大传院当院长的八年间，每次开会，我都会不知不觉给发言者打量表。在我的量表里，只会在学院教书的学术工作者不是好学者，好的学者应该是“reflective practitioner” （反思性实践者），既有实践能力，又能思考和反思。譬如画苹果之前，先把苹果拿在手上放背后，先感觉这个苹果，通过实践来感知，做人才会圆融。我也以艺术的精神做行政，偶尔会跟行政助教讨论办公室里的一幅画、一盆花摆在哪里比较好看。做行政还促使我反思学科为何？我联想到，国家公园的动物被分门别类，但动物们不会走出来说我就是属于某个科、某个属。知识也不会，知识不会说话，不会自动站队。所有站队都是人为的。我们建立藩篱，只为行政与管理方便。所以，学科只是行政和历史的产物，学科本来无领域。本着所有的知识都在解决问题的预设，天下学问皆可为我所用。
　　每当听到人家批判“理论与实践之间有差距”，我心中总是有一个声音在呐喊：“当然！当然！当然！”因为我深刻体认到，课堂所教与实际问题永远有一段落差，知识与运用之间永远有差距，理论与实践之间永远有一段路是要靠自己走的。譬如读研究所时，我曾困惑于统计和方法之间如何联接？有没有一本书能综合统计和方法？问当时的老师，老师想了好半天才回答“好像没有耶”。几年后，我意识到自己当初这想法是错误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仅仅凭借一个理论、一本书去解决。解决问题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这些知识和方法需要自己去联接。然而，多年以后，在一次逛书店时，我无意间发现真的有这么一本联接统计和方法的书！我专门跑到密歇根大学去会见书的作者。作者欣喜不已，读书人最高兴知道有人跟他思考着一样的问题。
　　“教书吧！它会让你不朽”
　　博士毕业后，我回到台湾，在政治大学初执教鞭。教学是“rainbow building”（建造彩虹），是建造未来的彩虹。从事教育工作，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是让你“不朽”（注：钟蔚文曾主持 “寻找数位时代的莎士比亚”研究，在台湾传播学界得雅号“数位时代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写十四行诗，常用的主题是不朽。他常劝他的朋友结婚，说，“你结婚吧！你看你已垂垂老矣，脸颊眼角布满皱纹，结婚生子，繁衍生命，你就可以不朽”。
　　莎翁的“不朽”说，让我疑虑人类何以真正不朽。人类终究逃不过镜花水月。做研究也是这样。做研究很难有创见，却很容易过时。今天写的论文可能过五年就消失，甚至刚刚写出来都没有人看。可是有一件东西可能会像基因一样往下传递，那就是你教的学生。虽然，也许，你教了些什么，他/她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注：全场大笑。学生不知道教了什么，皆因钟蔚文的授课充满深奥的哲思，其可理解程度像“天边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由此得名“听不懂”的“钟天师”，有学生甚至因为“听不懂钟天师”而萌生中途退学的念头。老师自己也不知道教了什么，乃因钟蔚文在指导学生研究时，总是耐心倾听学生的问题，然后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样好奇地诘问，抛出他本人也未必有答案的问题，启迪学生思考背后的脉络，重构更多的问题，由此得名“传播学界的苏格拉底”）。我觉得，如果莎士比亚今天复活，重新回过头来写十四行字，他也许会写道：“教书吧！它会让你不朽。”■
　　
王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候选人。本文原为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2014秋学期《学术志业导论》课程作业，作者感谢主讲老师孙秀蕙教授的指导。本文也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编号：14NDJC175YB）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