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静
　　【本文提要】老牌媒体危机重重、新闻工作转向数字领域的背景下，新闻创业及其主要载体——新闻创业机构（News Startups）成为欧美学界热点。相关研究呈现出产业视角向专业视角融合、“危机框架”向“创业框架”转移。学界普遍肯定创业机构在新闻场域中的实质地位但在其对新闻业整体的带动和维护能力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本文使用边界工作概念，对近十年来欧美学界新闻创业机构相关研究进行元话语分析，发现其所呈现的新闻业同时在外部边界范围、内部权威序列及专业意识形态等三个纬度进行着调整与重构。为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在“服务民主功能”原则的把控下，欧美学界正力求推动新闻专业朝向数字工作领域的自主升级。
　　【关键词】新闻创业机构 元话语 边界工作
　　【中图分类号】G210
　　
　　老牌媒体危机重重、新闻工作转向数字领域的背景下，新闻创业及其主要载体——新闻创业机构（News Startups）成为欧美学界热点。如Matt Carlson所言，所有对新闻业未来的讨论都涉及边界问题。①当创新成为这个时代新的价值正确，大型技术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等“硅谷力量”渐成挟制，以创业为途径，以初创公司为依托的新闻业未来如何产生？又会对整个专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研究将以欧美学界在新闻创业机构研究中所制造出的种种意义②为研究对象，将其作为新闻专业转向数字工作领域的元话语论述，分析其中的边界调整与管辖权重构，为数字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型塑过程（take shape）提供部分图景。
　　具体实施中，本文将首先对近十年来欧美学界相关研究展开梳理，绘制研究地图，呈现其中的侧重、共识与差异。并进一步使用元话语和边界工作概念分析产生差异的内在原因，以及对新闻专业理念的可能影响。资料选取上侧重新闻学、媒介经营管理、社会学对于媒体创业、新闻创业、新闻创新、创业机构等相关研究，同时观照数字新闻工作领域中诸如数字技术公司、社交媒体平台、公民记者、自由撰稿人等其他“新玩家”。鉴于学界与新闻教育的联动，还收入了部分欧美新闻创业教育内容。
　　
一、学界镜像中的元新闻话语与边界工作
　　创业机构被纳入研究视野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们正在兴起”。③2016年新闻业状况报告显示，一些高流量的数字新闻创业机构已经通过原生广告和多轮融资聚集了大量资金，成为不可忽视的新晋力量。④但学界对这些机构的关注并不局限于具体技术或商业模式，而是将讨论引向其对既有新闻文化的影响。
　　面对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巨变，Deuze曾把学界的反应分为两类：“整肃派”采用窄化的新闻定义，严守新闻业与外部边界；“拥抱派”则积极响应，用民族志的方法参与多元变迁。⑤后者在列的学者中有多位也是创业机构研究中“创业框架”的提供者——跳出“新闻业危机”的设定，转而以更积极的态度看待其所划定的新闻创业机构对行业整体的影响。在多数创业机构生存状态仍不稳定，横向赞助、职业压力等问题困扰不断的现实下，“拥抱派”对新闻业未来的乐观从何而来？其中的框架转移缘何产生？本文将采用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概念对相关研究进行元话语分析。
　　作为新闻场域中的“知识行动者”，⑥每值“危机时刻”，欧美学界常会作为积极的行业观察者，提供规范性的应对方案。⑦早期专业化进程中，哈钦斯委员会以及媒介责任论的诞生就是学界作用的展现。⑧而在近二十年的剧变中，数字转型重新开启了“新闻业应该是什么”的核心讨论。学界对于新闻专业性质及其生存环境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元话语文本。
　　本文使用的“元新闻话语”概念首先由Carlson提出，用于概述新闻定义、新闻边界等架构的协商过程。Carlson将新闻业理解为一种嵌入在特定语境中的文化实践，在持续发布关于周遭世界变动情形的同时还在话语场域内建构新闻业自身及其社会位置的意义。⑨“元新闻话语”就是对这个话语场域的描述，是新闻业表达自身的机会和途径，对其的分析有助于折射新闻业的变化趋向。由于新闻专业的“双向协定”特征，元话语讨论并不局限于专业内部，近年来对报纸衰落、⑩媒介批评[11]等问题的研究都涉及元新闻话语，国内学者也曾用其分析报纸关停的多元表达。[12]新闻业的转型受到各界关注，决策者、学者、公众、各种竞争对手都可能参与到“什么（应该）是新闻（的）”“谁是新闻人”等专业核心前提的积极定义中。
　　元新闻话语因此成为一个激烈的竞争领域。学界研究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生成，自身亦具有“修辞特征”，所提供的规范建议可成为场域竞争的象征资源，并带来物质化的结果。[13]已有学者提示近年来关于“新闻创业”“新闻创新”等研究中有“创新拥护”（Innovation Advocacy）的话语策略。[14] “新闻创业公司”研究中也有类似倾向，而本文的重点则是在揭示学界研究趋势转向的基础上，从新闻专业主义协商路径角度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自19世纪末欧美社会专业化运动以来，新闻专业主义就一直处于不断被消解与建构的张力中。学界研究集中于对新闻专业化程度的评估和专业化过程的分析，后者更有助于以动态视角分析新闻权威和合法性来源。[15] “新闻权威”概念由Zelizer提出，用以描述专业化过程中新闻人取得的垄断权力和专家位置。[16]新闻业曾通过对客观性的崇尚部分地获得了这种权力以及传播事实的垄断地位，并与其他的传播主体（广告、公关等）形成区别。[17]而由于专业权威的争夺不仅涉及话语论述和象征资源，还有物质性的工作与政治经济权力因素。Abbott进一步提出管辖权冲突理论，[18]将专业与特定工作内容和领域之间的联系定义为管辖权。专业对其管辖权的声称需要在法律、公众和工作场所三个领域得到认可，这涉及不同社会部门间的协商。同时，管辖权具有排他性，一个专业的管辖权变化必然导致其他专业管辖权的调整，这为分析新闻专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专业竞争提供了视角。
　　无论在规范还是经验层面，新闻专业的数字转向均已开启，虽然许多传统媒体的进展并不十分顺利。产业视角的学者Naldi和Picard将数字新闻创业作为“新闻老兵”的双重跨越，转向创业和转向数字带来“双重不确定性”。[19]事实上，从工作管辖权的角度，即使是对于老牌媒体，数字新闻也是崭新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领域。便捷的技术和低廉的成本使大型技术公司、社交媒体平台、积极用户和大量形态各异的创业机构都成为数字内容生产领域的“实质性”玩家。如何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获取和掌控自身的工作领域成为新闻业面对的首要问题，而“边界工作”则是其所做出的应对努力。
　　管辖权划定中，“边界工作”是管辖权冲突的一个常规表现。这一概念来自科学共同体研究，是社会行为主体试图界定它相对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态位置的文化过程。[20]通过扩张（expansion）、驱逐（expulsion）、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三个主要机制，[21]科学家在科学与种种非科学之间建构出边界。引入新闻研究后，Lewis认为新闻业正规化和合法化过程就是一种“边界工作”。[22]Carlson也认为在剧烈的融合时代，边界工作尤适于分析元新闻话语所呈现出的转变。[23]面对数字领域内形态各异又不断变化的新格局和新选手，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技术公司”“社交媒体”“积极公众”还是“新闻创业机构”，本身就是对“局内/局外”“我们/他们”的划定。而以“新闻创业机构”来探讨“新闻业的数字未来”的研究设定也意味着对“什么是更好的数字新闻”以及“谁更有资格做数字新闻”的重新评估。“边界工作”有助于我们分析学界研究镜像中的新闻业在工作管辖范围和行业权威结构两个方向上的双重调整。
　　此外由于新闻专业特质呈现于认知（核心知识体系、技术和训练）、规范（专业服务导向及其特有的职业价值）以及评估（专业在自主性和社会声望等方面与其他职业的不同）三个层面，[24]本研究还会尽量关注相关元话语在上述三个层面上的联系与区别，以呈现更为全面的专业协商路径。
　　
二、产业视角下的新闻创业机构研究
　　理论使用上，欧美新闻创业机构研究大体可分为产业视角和专业视角两个基本路径。较早起步的产业视角以创业经济和管理学相关理论为基础，关注市场条件、机会、资源和商业模式，将新闻创业作为一个特殊的创业领域，分析其产生背景、运作方式、遭遇的问题以及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和管理学中创业研究一直是研究热点。“创业”在这里被定义为“开创和管理经济体或经济项目并承担相应的风险的行为”。[25]由于二十世纪的欧美传媒产业曾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着大公司主导的“稳定”结构，传媒领域的创业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才略为活跃（主要侧重于电影和音乐产业），并在2000年后集中于互联网创业。[26]早期新闻创业研究多将新闻的专业特质等同为“主要依靠提供非物质性的内容产品和服务” 的产业特质，[27]用于理解知识经济等更为广泛的创业行为。
　　关于传媒创业的市场条件，有学者将互联网创业分为野蛮生长阶段和理性成熟阶段，大多数新闻创业产生于第二阶段，作为传统媒体的分支机构，把报纸内容在不同平台上转发，并不适应理性阶段的网络要求，也并不赚钱。[28]直到新一代独立的新闻创业机构出现，其生存能力和运营策略才被广泛关注。这些创业机构大都是数字原生型，主要提供在线内容服务，经营方式上更强调理性的市场策略。组建成功的新闻创业机构早期多现于美国，针对其生存状况的产业调查也率先开展。[29]随后，媒介经营管理杂志Media Business Studies和Journalism Practice多次展开专题讨论，全球媒介经济论坛（EMMA）也将传媒创业作为2016年度议题。主导的美国研究之外，牛津大学路透研究也多次展开针对欧洲乃至全球的创业机构调查。
　　关于新闻创业机构的产生，产业视角更多以传统媒体的“危机”为叙述起点。传统媒体的衰退制造出可被填补的市场机会，大规模的新闻裁员带来了可以吸纳的人力资源[30]（尽管许多人是被动的）。由于老牌新闻机构显见的“失败”，机构业绩考察仍需时日，相对主流新闻业所做出的改变、创新程度成为评价创业机构潜力的主要标准。成功的新闻创业机构被认为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组织精简、收入来源多样化（广告、咨询、设计、活动策划等，而非仅仅是新闻收入）、定位清晰、产出独特的高质量内容，填补传统媒体服务不足的小众空白。但实际上，正如2012年题为《活着就是胜利》的路透报告所指出：“传统老牌媒体仍是欧洲在线新闻的大头，在资源、品牌和营利能力上占据优势；严峻的经济环境和激烈的竞争使广告价位低廉，多种收入渠道也没那么好拓展。大多数新成立的在线新闻创业机构没有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维持不了几年。” [31]从经济理性和危机认知出发，许多学者认为上述问题的症结在于新闻专业理念与创业逻辑间的冲突——新闻人会觉得做市场让他们不舒服，[32]牟利的意图会有损于服务社群的宗旨。[33]Naldi和 Picard认为“双重不确定性”的创业环境下，创业者自身经验的前期假设和组织目标对其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所谓的“新闻人创业”简直就是“先天性近视”，固执的新闻热情会带来路径依赖、运营经验不足，严重影响机构的可持续性。[34]总体而言，侧重创业经济行为的产业视角为后续新闻创业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产业动态的追踪调查也为客观评价这些机构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必备的数据支持。大多数产业视角研究并不看好新闻人创业。也有学者从新闻区别于一般产品的公共属性出发，指出依靠自由主义市场模式的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为了应对必然产生的“搭便车”现象，新闻机构需要由政府和公共力量的扶持。[35]还有一些制度尝试，比如一种运行于希腊的合作制创业，新闻专业服务社会的职业信念和社会期待帮助其与所服务的社群紧密结合，并降低了人力成本——许多成员更多是因为新闻职业情怀而愿意接受低薪甚至无薪的工作，“为自己工作”的信念降低了收入考虑。[36]另一方面，产业视角的新闻创业研究也引发了部分批评意见。经济理性难以解释新闻创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前赴后继，市场盈利能力也并不一定带来同行认可和公众的信赖。一些研究者开始修正对新闻专业特性的看法，转而从“资源”的角度分析创业行为的动机。新近的研究认为新闻专业理念不仅对新闻人的认同至关重要，资深新闻人创业还会获得更多投资、社会认可和合作团队，更有助于公司组建，[37]以及机构内部的管理运营。[38]新闻的专业理念不再被视作创业阻碍，而是理解创业行为的关键概念。
　　
三、专业视角中研究框架的转变
　　虽然依托产业研究，《活着就是胜利》的路透报告也有明显的“专业关怀”——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强调必须以“新闻”为主业，排除自由撰稿和公民记者等非机构对象，在形态纷繁的新进入者中辨认“新闻机构的相似体”。报告将新闻创业机构定义为 “独立于老牌媒体，试图被同行认可为是新闻的在线机构”。[39] “愿意做新闻”，并“获得同行认可”是其中的关键词，“专业视角”的研究旨趣也从此生发。
　　跳出市场条件和盈利能力，专业视角以场域、话语理论为基础，更关注创业机构对新闻操作规范、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功能的继承和改变。早期专业视角的研究从挽救新闻业公众信任的“危机框架”出发，试图在非盈利新闻创业机构中寻找出路。而随着对新一代营利性“新闻+技术+创业公司”的研究出现，“创业框架”呈现出对“危机框架”的反思。
　　1.危机框架下的非盈利新闻创业机构研究
　　在主流商业媒体受到重创，新闻业大裁员的形势下，由“新闻老兵”组成的非盈利新闻创业机构曾被认为是延续高质量新闻操守、维护新闻民主功能的希望。[40]提供在线新闻服务的非盈利创业机构数量大增。2009年20家非盈利新闻机构成立调查新闻联盟（Investigative News Network），不到四年，会员数已经增长到60家，其中还有一些获得了普利策奖。[41]这些机构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新闻业的商业危机，而是公众信任的严重下滑。引用社会信任的理论框架，学者认为新闻业需要采取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社群协作、自下而上、增强新闻操作的透明性、从监视权力部门转向吸引更多普通民众参与。不过，一项针对50家在线非盈利新闻机构开创宣言和日常操作的研究显示，虽普遍宣称将重建社会信任和公共新闻业，强调服务普通公民，并采用数字技术提升新闻工作，但田野调查发现诞生于传统新闻业的非盈利机构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原有的看门狗模式，既有新闻专业的经验和理念成为转变信任模式的束缚。[42]对非盈利新闻机构的研究还普遍担忧其生存能力。财政紧张和摇摆不定的减税政策导致一些著名非盈利创业机构相继被迫关停。一些学者呼吁政府介入，[43]尤其是对初创公司的孵化。[44]但在自由市场主义主导的美国新闻体制中，这种呼吁是对新闻业与政府关系，及其独立性的严重挑战。许多学者明确反对公共补贴，认为接手陈旧的报业模式会阻碍新的媒体形态兴起。[45]作为回应，Rebecca Coates Nee访谈了10家非盈利新闻机构创始人，分析他们对政府补贴的看法。研究发现，这些机构普遍拒绝政府的直接补贴，因为这有违“其不受被采访者”干扰的专业原则；但却并不排斥政府广告、项目服务等许多隐性资助。政府的补贴方式亦有很大模糊性，如果非盈利创业机构真的要跟政府划清界限，需要拒绝所有政府广告和公共建筑中的办公场地，只跟盈利性媒体合作，并且拒绝其非盈利资格。[46]而最后一条则显然“难以割舍”。
　　由于公共服务模式、运营模式的双重困境和必须与权力部门保持的距离，危机框架研究普遍认为非盈利新闻创业机构只能作为市场新闻业的补充，无力为整个欧美新闻业构筑一个值得期许的未来。
　　2.盈利性新闻技术创业公司与“创业框架”出现
　　2012年前后，新一代盈利性“新闻+技术+创业公司”进入专业视角。这些由投资机构、技术企业和大公司注资成立的在线新闻机构，醒目的经济活力被产业研究者认为是有机会重整新闻业的商业模式。[47]而推崇创新的专业视角甚至不再将稳定性作为评判标准，而是将创业公司比喻为“永久测试版”“迭代更新”，拥有“失败的自由”，[48]关注其对新闻业整体的影响。
　　出于对“未来”的关注，“创业框架”将“初衷”和“愿景”作为研究重点，资料收集上侧重对开创宣言和创始人的访谈。开创宣言是在激烈竞争中，创业公司为获取关注、资格和权威而向公众做出的自我介绍。[49]在数字新闻标准尚未确定的当下，被认为对“什么是更好的数字新闻”提供了参考。Carlson和Usher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通过分析10家新闻技术创业公司的开创宣言，发现其中既肯定了新闻业的固有使命，又批评了传统新闻机构在技术应用、呈现方式等方面的不足。[50]研究者认为这些批评对新闻业有整体革新意义。而在2017年对多家获得丰厚风险投资的新闻创业机构的研究中，Usher进一步表达了其认可——“它们（这些创业公司）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创新，比如创造新算法和新闻个性化方面的努力，对平台建设等可伸缩技术的推进，给予技术创新和技术人员同记者编辑一样的地位和待遇等，促使人们反思新闻人惯用的操作习惯和他们所认为的游戏规则可能需要哪些改变。” [51]考虑到创业宣言背后的竞争意图，Usher承认需要田野研究来考查这些公司的日常操作，并对其他新闻业成员对创业公司的看法进行调查。Mark Deuze的田野研究以及Tim Vos和Jane Singer对新闻创业话语的研究分别回应了上述问题。致力于新闻生产和新闻劳动方式研究的Mark Deuze对法国著名新闻创业机构Mediapart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虽然宣称革新，但这家“成功”的新闻机构在新闻选择和制作中仍坚持“完整的真相报道和编辑独立”，只是有限度地使用用户生成内容，也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互动”。新闻专业理念与创新之间存在种种张力，创业初期也对市场战略盲目乐观。[52]但作者认为，最后支撑这家创业机构走向成功的还是在原有体系中积累的权威资源，“回归新闻本源”成为意识形态资源，吸引优秀新闻人加入，激励员工士气。
　　Vos和Singer则总结了2000-2014年间新闻业内对创业的话语表述和正当化策略。指出所谓的“新闻创业”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聚合表述（condensational term），被注入积极正面的情感。虽然有学者担忧创业带来的横向赞助和职业压力，但在大多数新闻人和研究者看来，创业新闻不仅可以接受甚至对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存续至关重要。[53]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发现。2016年路透新闻研究所关于“新闻人如何看待专业未来”的大型问卷调查显示，一线新闻人并不像观察家所指责的那么故步自封，他们已经意识到新闻工作会更艰辛、更少机构支持、更强调个人品牌、也更不稳定，但却并没有消极地看待新闻专业实践的未来。[54]但报告还是把研究问题转向了对新闻专业主义本身的调整，不是用原有的标准来挑剔，而是如何调整自身以理解和包容这些新工作、新变化，保障创业时代新闻专业的竞争力。
　　按照场域理论，新进入者要引发改变，必须彰显其与主流做法之间的差异。[55]综合产业视角和专业视角，学界对于新闻创业机构在新闻实践操作（认知层面）的探索大多认可，但在盈利模式和管理模式以及其内容产品的质量（规范层面）等问题上莫衷一是。最大的分歧在于其与“传统新闻专业核心理念”之间所“应该”呈现的关系。从关注“有没有根本改变”到“新闻业的未来将会如何改变”，专业视角中的“创业框架”呈现出对“危机框架”的跳脱——坚持专业核心认同前提下，创业成为传统新闻工作方式的替代，创业公司成为新闻业的创新引擎，转向数字成为专业操作和价值规范的自主升级。
　　
四、新闻边界的多重调整与自主性坚守
　　针对上述“视角融合”和“框架转变”，本研究进一步从“新闻业所处的时代”“谁是新闻人”“怎样才是更好的数字新闻”等话题入手，进行专业边界的元话语分析。研究发现，“创业框架”普遍将“后工业时代”作为整体社会背景，适应时代要求的新闻专业需要拓展工作范围，新一代新闻技术创业公司取代老牌媒体成为行业典范，而对新闻业民主功能的认同和支撑则成为边界调整和维护专业自主性的意识形态前提。
　　1.后工业社会：作为整体背景的趋势性未来
　　相比具体机构和新闻业内的困顿，创业框架倾向在宏观背景中理解新闻业的变迁，网络化社会、液态社会、后工业社会都是常见描述。研究认为，新闻业所经历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一部分，其他许多知识产业，比如音乐业、软件工程都经过类似的变化，工业社会的许多事物和制度都面临转型，新闻研究和新闻专业需要“适时而变”。[56]安德森等人对“后工业社会新闻业”的描述——“新闻工业将会覆灭，但新闻业会以多种方式存在下去” [57]——是其中代表。后工业社会中新闻职业意识形态，专业文化、工作常规、组织方式都将发生剧烈转型，[58]新闻业终将进入“创业时代”。[59]在这样的整体趋势下，学者建议从新闻业“将要成为的样子”（becoming）来理解新闻业的现在，[60]描述性的研究取向将部分创业机构纳入“将来的新闻业”的同时，也正当化了其差异性，相应的认知和评估边界随之打开。
　　2.纳入新成员：迈向数字工作的边界扩张
　　对新闻创业公司专业价值的共识首先体现在专业技能的认知层面，产生了大量新词表述新的工作实践。[61]从管辖权的角度，这些都是既有新闻权威之外的工作内容，关注创业公司也就是关注认知层面新闻专业在数字领域的开疆拓土。
　　编辑部为中心的研究边界首先被打破。更多新选手受到重视，处于边缘的技术、发行、经营等工作被认为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62]更有研究专门关注“技术原生创业者”（native technologists），[63] “技术创新”成为“高质量”内容的基本保障，纳入技术成员的新闻业似乎更有生产数字新闻的发言权。
　　采编与经营部门之间的边界也不再是问题。这堵“高墙”曾是自由主义市场新闻业承担民主功能的重要制度保障。[64] “危机框架”中，常有学者批评创业新闻不是新闻只是生意，[65]担忧同时承担咨询、公关、管理工作会有损新闻人的专业操守。但专业视角对“拆墙”的态度逐渐从“排斥”转向“搁置”，“创业框架”认为创业时代无论是创业者还是大机构雇员，承担经营职责在所难免，[66]做新闻意味着就是要超出原有新闻工作的范畴（beyond journalism）。[67]甚至获取风险投资也被认为是做好新闻的关键步骤，资金充沛的创业机构被认为在场域内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本甚至文化资本。[68]此外，新闻业与普通公民之间辛苦营造的边界亦被合作制的运行模式、非盈利机构的协作生产等多种互动创新[69]所模糊，卷入公众的能力成为评价民主功能的重要标准。
　　通过加大对原有编辑部之外的技术和经营人员的重视、扩大与投资人和用户的合作，“创业框架”中的新闻专业主动打破了部分边界，试图汲取一切可能的力量拓展其在数字内容领域的工作管辖权。
　　3.挑战老牌媒体：数字新闻业内的权威争夺
　　“创业框架”对新闻业内部的边界工作并不只是驱逐个别的失范，而是通过树立新的行业典范进行专业内部的权威重构。“宣布传统媒体时日无多”本来是创业公司的竞争策略，却也得到了学界的强化。虽然传媒业中的创业行为早于数字时代，[70]早期研究认为媒体创业的价值多在于补充公共服务不足。[71]但随着学界对老牌媒体的失望，[72]创业机构成为新的研究主角。
　　对于新闻业亟须的数字创新，老牌媒体被认为船大掉头难，[73]不适应新技术环境，不再能够提供好新闻，[74]甚至不愿做出改变。[75]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所谓传统新闻专业的核心理念其实并不存在，专业主义只是老牌媒体机构的生产惯习，是维护其利益的文化惰性，[76]编辑部原有的传统和文化需要被摒弃，只有创新者能够存活。[77]通过对传统老牌媒体的挑战，数字新闻业内的管辖权被重新划定，甚至在欧美等许多高校，创业技能也被引入新闻教育，在大机构外部为将来的新闻人描绘职业前景。[78]4.坚守民主服务：专业自主性和竞争力保障
　　以“生存”为导向的新闻业危机应对研究引发许多批评，“创业框架”与之最根本的区别是对既有新闻专业宗旨的坚守。其所关心的问题不是“创业公司能否盈利”，而是“新闻业如何延续”。Deuze对21家小型新闻创业机构长达5年研究的总结是，“即便这些机构运营困难、压力巨大、被迫营销，仍然能够坚持对专业核心认同，这给人希望。” [79]路透研究所对全球新闻创新举措调查的结语是“无论机构大小、组织模式，运作平台，新闻机构不仅要决定做什么，还要知道何时适可而止”。[80]新闻业的民主功能和与之配套的客观性等原则被作为评判实践创新、拓展工作领域的前提。更加严格的规范把握是对“市场逻辑”的修正，也是专业自主性的保障。
　　保护自主性是边界工作的重要机制，用于抵御业外力量试图控制或塑造新闻业的种种行为。[81]新闻业历来是一个低度自治的场域，极易受到来自外部其他力量的侵蚀。欧美新闻体系中，服务民主运转的功能曾作为专业核心信条赋予新闻业无可取代的权威地位。而在激烈的数字竞争中，“是否愿意承担新闻业的民主职责”并“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成为“创业框架”在形态各异的数字内容生产者中判定哪些是“做新闻的”的首要标准。
　　这种划界方式在对Facebook、Buzzfeed等其他“类型”行动者的界定中也有显现。虽然这几家机构纷纷许诺将世界变得更好，[82]也都聚集了雄厚资本和用户资源，并陆续宣布将强化对“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的参与，[83]学界对其“做新闻”的合法性还是给出差别化的对待。
　　对于拒绝承认自己的“新闻媒体”身份、推崇自动算法、尽量不雇用新闻人的Facebook，[84]学界使用“新闻生态系统”（the news ecosystem ）[85]而不是“局内人”的“场域”理论对其定位，承认其在新闻分发和接收环节的重要作用和技术创新中的引领，[86]但还是将其定义为“社交媒体”，指出其“盈利目的”和“算法偏见”[87]是阻碍“做新闻”的结构障碍。并将其做大描述成“硅谷”对“新闻业”的挑战[88]和蚕食。[89]而对愿意接受新闻业监督的Buzzfeed [90]和诉求“行业承认”的Gawker，[91]学界则更多使用“场域”和“边界”概念，采用新闻业传统的专业信条衡量这些“新进入者”。雄厚的经济资本并没有一定为Buzzfeed带来场域内的文化资本，有学者对其内容中的比重进行调查，因“严肃新闻”较少而还是将其列为“小报后裔”（“tabloid descendants”）。[92]而只有在Buzzfeed强化新闻投入，并在新闻价值、报道主题、消息来源、报道规范等方面的表现与《纽约时报》不相上下时，[93]才被认可对于整个新闻业具有引领和维护潜力。
　　以功能定义是近年来欧美学界的一个显著趋势，意在划定新闻与营销、广告、公关等相近行业的边界。[94] “创业框架”对民主功能的强调亦体现出其对“外部”竞争的格外重视。假定新闻业民主功能的不可替代也就赋予了主流新闻业对数字新闻工作的“天然”管辖权。“新玩家”需要首先认同这些原则，并获取同行认可。即使是对Facebook这类的“非意图行动者”，学界也多次强调其在新闻生态系统中的实质作用，以类似对其他新闻机构的标准提出规范要求，[95]将主流新闻文化扩大为信息生产和传播领域的普适原则，[96]在行业竞争中保障新闻业的权威优势。
　　
五、结语：关注建构中的数字新闻专业
　　本文引用边界工作概念，对欧美新闻创业机构相关研究进行元话语分析。“边界工作”是研究专业管辖权冲突的入口，在本文中用于分析新闻业在工作领域和行业权威方面的双重转型。为维护专业权威，边界工作不仅有分界（boundary-making）、还有合界（boundary-blurring）与维界（boundary-maintenance）等多种形式。[97]有学者认为目前对新闻业边界工作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分界和维界，越发突出的合界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98]欧美新闻创业机构研究中的元新闻话语恰恰呈现出明显的“合界”努力。一方面，通过与技术部门、经营部门、公众甚至是商业力量的合界，以“创新”的名义，新闻专业试图汲取力量，将管辖权扩张至数字工作领域。另一方面，原本与其他专业（广告、公关等）之间的管辖权冲突在创业机构的研究中则主要发生在专业内部，通过挑战老牌媒体、树立新的行业典范实现专业权威重构和自主升级。而对主流专业核心理念中民主功能的强调成为划定谁是“新闻的”，并进行种种探索的前提。在原有行业制度和支持体系断裂失效的转型期，这种认同成为联结专业成员的主要机制和展开外部竞争的有力武器。
　　上述建构策略在当下欧美新闻研究中并非个例。据Anderson和Boczkowski观察，欧美学界正在斩断怀旧，以积极姿态拥抱多样化的未来。[99]但以认同作为界定标准和成员维系机制在实际运行中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除了热情，新闻创业者的职业前景并不明朗，大多数创业者面对的是必须做而不是想要做的事情。[100]且认同本身也会滑动，有调查显示许多接受了创业课程的学生对从事新闻工作不再着迷。[101]布尔迪厄曾猛烈批评这种没有保障的热情不具有可持续性。[102]专业体系的运转不仅依靠认同，还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虽然目前的调查显示新闻人对行业协会的作用不置可否，[103]对“改进这些基础设施”的研究还是可为新闻业的前行增添必要支撑。
　　由于篇幅有限，本研究关注的是新闻学界对于专业主义的建构，但学界的版本并不能想当然地作为欧美新闻专业的整体意愿。许多学界研究常常是针对当时实践中的问题提出的纠正，比如Antonis Kalogeropoulos和Rasmus Kleis Nielsen等人的研究就是对在线视频新闻网站的问题和困惑给出的批评建议。[104]也有研究指出，尽管在线机构下了大力气，用户或公众对于新闻的定义却并没有那么“技术主导”（technologically driven）。[105]后续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跟踪这些元话语在学界、业界、公众乃至政策制定者间的对话。此外，既然新闻创业和创业机构是一种全球趋势，英美自由市场主义体系之外，不同文化区域（西欧、南美、东亚等）和国别间的、社会形态（大都市区、郊区、乡村区）间的媒体环境都需加以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比如，有学者对比了法国南部科技城市图卢兹和美国西雅图的新闻创业公司构成，发现新闻业在原有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对新闻创业机构的市场环境产生直接影响，导致新闻创业的难度和创新结构的差异。[106]在借鉴欧美研究的同时，我国新闻创业机构及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研究亦需要考虑这些环境因素和体制差异。■
　　
①Carlson, 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②Berkowitz, D. A.& LiuZ. （2014）. The social‐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news. Th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301-313.
③BellE. （2016）. The tech/editorial culture clash.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54（5）24-29.
④LuKristine, & Jesse Holcomb. （2016）. Digital news revenue: Fact sheet: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6. Pew Research Center. Journalism & Media. June 152016.avilibale at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6/15/digital-news-revenue-fact-sheet/
⑤Deuze, M.& Witschge, T. （2017）.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17.
⑥Levi-FaurD. （2005）. ‘Agents of knowledge and the convergence on a ‘new world order’: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2（5）954-965.
⑦参见，Solomon, W. S.& McChesneyR. W. （Eds.）. （1993）. Ruthless criticism: New perspectives in US communication history. U of Minnesota Press.
⑧PicardR. G. （2015）. Journalists’ perceptions of the Future of Journalistic Wor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Available at http://reutersinstitute. politics. ox. ac. uk.
⑨Carlson, 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4（26）349-368.
⑩Carlson, M. （2012）. ‘Where once stood titans’: 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 and the vanishing US newspaper. Journalism, 13（3）267-283.
[11]Carlson, M. （2009）. Media criticism as competitive discourse: Defining reportage of the Abu Ghraib scand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33（3）258-277.
[12]白红义：《“正在消失的报纸”：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新闻记者》2017年第4期
[13]Blume, S. （1974）　Toward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247.
[14]CreechB.& Nadler, A. M. （2017）. Post-industrial fog: Reconsidering innovation in visions of journalism’s future. Journalism, 1464884916689573.
[15]白红义：《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16]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the media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SchudsonM.& Anderson, C. （2009）. Objectivityprofessionalismand truth seeking in journalism.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88-101.
[18]Abbott，A. （1988）. The system of the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Naldi, L.& Picard, R. G. （2012）. “Let’s start an online news site”: Opportunitiesresourcesstrategy, and formational myopia in startups.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9（4）69-97.
[20]参见，Abbott A. （1988）. The system of the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刘思达：《割据的逻辑》第8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21]三个机制的具体内容分别是：（1）扩张（expansion），即通过强调科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的优劣对比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进入被其他专业或职业占据的领域；（2）驱逐（expulsion），通过对竞争者贴上“假冒的”、“越轨的”、“业余的”等标签将其界定为局外人而逐出专业领域，实现权威和资源的垄断；（3）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将责任归咎于外来的替罪羊而使内部成员免于责任，阻止国家、资本等外部力量的干预。参见，孟强：《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6期
[22]Lewis, S. C. （2012）.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Journalism and its boundar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15（6）836-866.
[23]Carlson, M. （2016）.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6（4）349-368.
[24]LarsonM. S. （1977）.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5]Vos, T. P.& Singer, J. B. （2016）. Media discourse about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tic capital. Journalism Practice, 10（2）143-159.
[26]HangM.& Van Weezel, A. （2007）. Media and entrepreneurship: What do we know and where should we go?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4（1）51-70.
[27]MarvelM. R. （2012）. Encyclopedia of new venture management. SAGE.；CompaineB.& Hoag, A. （2012）. Factors supporting and hindering new entry in media markets: A study of media entrepreneu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4（1）27-49.
[28]McKelvieA.& Picard, R. G. （2008）.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and young media firms.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5（1）1-8.
[29]相关调查可见，GrueskinB.SeaveA.& Graves, L. （2011）. The story so far: What we know about the business of digital jour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以及Lewis, C.ButtsB.& MusselwhiteK. （2012）. A second look: The new journalism ecosystem. I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workshop, iLab. Retrieved from: http://investigativereportingworkshop. org/ilab/story/second-look.
[30]Cohen, N. S. （2015）.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and the precarious state of media wor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114（3）513-533.
[31]Bruno, N.& NielsenR. K. （2012）. Survival is success: journalistic online start-ups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Reuteu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2/apr/02/monday-note-culture-shift-user-clien[32] HunterA. （2016）. “It’s like having a second full-time job” Crowdfunding, journalism and labour. Journalism Practice, 10（2）217-232.
[33]Cestino, J.& Matthews, R. （2016）. A perspective on path dependence processes: the role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 business model persistence dynamics in the provincial press in England.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13（1）22-44.
[34]Naldi, L.& Picard, R. G. （2012）. “Let’s start an online news site”: Opportunitiesresourcesstrategy, and formational myopia in startups.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9（4）69-97.
[35]PicardR. G. （2017）. Can charity save journalism from market failiure? https://www.academia.edu/32710079/Can_Charity_Save_Journalism_from_Market_Failiure?auto=download&campaign=weekly_digest[36] Siapera, E.& Papadopoulou, L. （2016）. Entreprenurialism of cooperativism? An exploration of cooperative journalistic enterprises. Journalism Practice, 10（2）178-195.
[37][38]WagemansA.Witschge, T.& DeuzeM. （2016）. Ideology as resource in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The French online news startup Mediapart. Journalism Practice, 10（2）160-177.
[39]Bruno, N.& NielsenR. K. （2012）. Survival is success: journalistic online start-ups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Reuteu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2/apr/02/monday-note-culture-shift-user-clien
[40]Friedland, L.& KoniecznaM. （2011）. The field of nonprofit funding of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Dortmund, Germany: Univ.-Prof. Holger Wormer,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ortmund,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41]SusmanT. （2010）. Non-profit newsroom wins Pulitzer Prize. Los Angeles Times13.
[42]Konieczna, M.& Robinson, S. （2014）. Emerging news non-profits: A case study for rebuilding community trust? Journalism, 15（8）968-986.
[43]比如，DownieL.&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192009.
[44]Waldman, S. （2011）.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The changing media landscape in a broadband age. DIANE Publishing.
[45]Meares J. （2011）. Heavy on problems, light on solutions: The FCC report has landed: A quick look at the ‘disappointing’ decommendation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9 June. Available at:http://www.cjr.org/behind_the_news/heavy_on_problems_light_on_sol.php
[46]Coates NeeR. （2014）.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and the digital nonprofits: Should the government aid online news startups? Journalism, 15（3）326-343.
[47]BellE. （2014）. Silicon valley and journalism: Make up or break up.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news/silicon-valley-and-journalism-make-or-break.
[48]NeffG.& StarkD. （2004）. Permanently beta. Society online: The Internet in context173-188.
[49]DrorY. （2015）. ‘We are not here for the money’: Founders’ manifestos. New Media & Society17（4）540-555.
[50]Carlson, M.& UsherN. （2016）. 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For-profit digital news startup manifestos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 4（5）563-581.
[51]Usher, N. （2017）. Venture-backed news startups and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hallengeschangesand consistencies. Digital Journalism, 1-18.
[52]WagemansA.Witschge, T.& DeuzeM. （2016）. Ideology as resource in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The French online news startup Mediapart. Journalism Practice, 10（2）160-177.
[53]Vos, T. P.& Singer, J. B. （2016）. Media discourse about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Implications for journalistic capital. Journalism Practice, 10（2）143-159.
[54][59]103参见，陶文静：《“创业时代”如何保障新闻业的未来——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未来新闻业”研究报告述评》，《新闻记者》2016年第12期
[55]Bourdieu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56]Rottwilm（2014）The Future of Journalistic Work: Its changing Nature and Implic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and the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Available at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The%20Future%20of%20Journalistic%20Work%20-%20Its%20Changing%20Nature%20and%20Implications_0.pdf
[57]AndersonC. W.Bell, E & Shirky, C. （2012）. 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 Adapting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towcenter.org/research/post-industrial-journalism/
[58]Deuze, M. （2017）. Considering a possible future for Digital Journalism.Revista Mediterránea de Comunicació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8（1）9-18.
[60]Deuze, M.& Witschge, T. （2017）.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17.
[61]FranklinB. （2012）.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Developments and debates. Journalism Practice, 6（5-6）595-613.
[62]Bakker（ 2014）The evolving newsroom: 5 new roles for journalistsavailable at， http://mediahack.co.za/2011/08/the-evolving-newsroom-5-new-roles-for-journalists/
[63]Achtenhagen, L. （2017）. Media entrepreneurship: Taking stock and moving forward. JMM-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9（1）1-10.
[64]CoddingtonM. （2015）. The wall becomes a curtain.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67-82.
[65]PeinCory. （2014）. “Amway Journalism.” The BafflerJuly 28. http://www.thebaffler.com/blog/ amway-journalism/.
[66]Naldi, L.Wikstr?m, P.& von RimschaB. （2011）.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on Independent TV producers in Europe. In EMMA ANNUAL CONFERENCE 2011Restructuring and Reorientation: Global And Local Media After The Recession10–11 June 2011 Moscow,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Faculty of Journalism.
[67]Deuze, M.& Witschge, T. （2017）.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17.
[68]Carlson, M.& UsherN. （2016）. News startups as agents of innovation: For-profit digital news startup manifestos as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gital journalism, 4（5）563-581.
[69]PowersM. （2012）. “In forms that are familiar and Yet-to-Be invented”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the discourse of technologically Specific Work.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36（1）24-43.
[70]美国的相关调查参见，HoagA. （2008）. Measuring media entrepreneurship 1.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0（2）74-80.；欧洲的相关调查参见，Achtenhagen, L.& NaldiL. （2011）. Mapping media entrepreneurship of young European companies. 191-212.
[71]HoagA. （2008）. Measuring Media Entrepreneurship 1.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0（2）74-80.
[72]本文中提供创业框架的许多学者曾是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积极维护者。比如Usher曾在几年前呼吁给予传统报纸以非营利免税待遇缓解其财务困境，但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渐转向对创业机构的关注和支持。
[73]Usher, N. （2010）. Goodbye to the news: How out-of-work journalists assess enduring news values and the new media landscape. New Media & Society12（6）911-928.
[74]GitlinT. （2011）. A surfeit of crises: Circulationrevenueattentionauthorityand deference. Will the last reporter please turn out the lights, 92-102.
[75]RyfeD. M. （2013）. Can journalism survive? An inside look at American newsrooms. John Wiley & Sons.
[76]Schultz, I. （2007）. The journalistic gut feeling: Journalistic doxa, news habitus and orthodox news values. Journalism practice, 1（2）190-207.
[77]PavlikJ. V. （2013）. Innovation and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Digital journalism, 1（2）181-193.
[78]SindikA.& Graybeal, G. M. （2017）. Media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s: Emerging isomorphic patter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19（1）55-76.
[79]Deuze, M. （2017）. Considering a possible future for Digital Journalism. Revista Mediterránea de Comunicació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8（1）9-18.
[80]AndersonK. E. V. I. N. （2017）. Beyond the article: Frontiers of editorial and commercial Innovation. Oxford: Reuteu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ttp://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publication/beyond-article-frontiers-editorial-and-commercial-innovation.
[81]Carlson M. （2015）. In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In: Carlson M. & Lewis S.C.（eds）.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pp.1-18.
[82]DrorY. （2015）. ‘We are not here for the money’: Founders’ manifestos. New Media & Society17（4）540-555.
[83]参见，Toropin, K. V. （2016）. Gawker, BuzzFeed, and Journalism: Case studies in boundaries, news aggregationan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Master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84]NapoliP.& Caplan, R. （2017）. Why media companies insist they’re not media companieswhy they’re wrongand why it matters. First Monday, 22（5）.
[85]新闻生态系统——相互关联的组织通过新闻面向公众的生产和传播环节而连接的机构集合体。参见，PicardR. G. （2014）. 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 Evidence from the changing news ecosystem. Digital Journalism, 2（3）273-283.
[86]Hermida, A.Fletcher, F.Korell, D.& LoganD. （2012）. Sharelike, recommend: Decoding the social media news consumer. Journalism Studies13（5-6）815-824.
[87]Diakopoulos, N. （2015）.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Journalistic investigation of computational power structures. Digital Journalism, 3（3）398-415.
[88]CreechB.& Rooney, S. （2016）. “Death of the New Republic” Discursive conflict between tech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journalism’s cultural value. Journalism Studies1-18.
[89]BellE. （2016）. Facebook is eating the world.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7 marchaccessed 12 October 2016. athttp://www.cjr.org/analysis/facebook_and_media.php
[90]Tandoc Jr, E. C.& JenkinsJ. （2017）. The Buzzfeedication of journalism? How tradi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are talking about a new entrant to the journalistic field will surprise you!　Journalism18（4） 482–500.
[91]Tandoc Jr, E. C.& JenkinsJ. （2016）. Out of bounds? How Gawker’s outing a married man fits into the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118.
[92]UbertiD. （2014）. In a tabloidized worldtabloids struggl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9.
[93]Tandoc Jr, E. C. （2017）. Five ways BuzzFeed is preserving （or transforming） the journalistic field. Journalism.1-17.
[94]Shapiro, I. （2014）. Why democracies need a functional definition of journalism now more than ever. Journalism Studies15（5）555-565.
[95]TrillingD.Tolochko, P.& Burscher, B. （2016）. From newsworthiness to shareworthiness how to predict news sharing based on articl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94 （1）: 38–60.
[96]Carlson, M. （2017）. Facebook in the news: Social mediajournalism, and public responsibility following the 2016 Trending Topics controversy. Digital Journalism, 1-17.
[97]刘思达：《割据的逻辑》第7、8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98]白红义：《边界工作：概念、类型及不足》，《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99]C. W. Anderson & Pablo J. Boczkowski （2017June 12）. Niemanlab websiteWhen certainties fade: The changing stat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to the changing world of news, Posted June 122017from http://www.niemanlab.org/2017/06
[100]Deuze, M. （2017）. Considering a possible future for digital Journalism. Revista Mediterránea de Comunicació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8（1）9-18.
[101]Casero-Ripollés, A.Izquierdo-CastilloJ.& Doménech-FabregatH. （2016）. The journalists of the future meet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Perceptions in the classroom. Journalism Practice, 10（2）286-303.
[102]BourdieuP. （2000）.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new myths of our t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04]KalogeropoulosA. （2017）. Online News Video Consumption: A comparison of six countries. Digital Journalism, 1-15.
[105]HarlowS. （2017）. Quality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Central American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through the lens of its audience. Journalism Practice, 1-22.
[106]PowersM.& Vera Zambrano, S. （2016）. Explaining the formation of online news startup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field analysi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66（5）857-877.
　　
　　
陶文静/上海政法学院新闻传播专业副教授。本文为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编号：15BXW013）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上海政法学院创新性学科团队支持计划”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