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霖
　　【本文提要】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怒批CNN、BuzzFeed发布虚假新闻。一时间，美国新总统与新闻业之间的剑拔弩张再次引发热议。同时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程度持续走低。新闻媒体缘何难再得到公众认可？本文将以美国媒体在2016竞选周期的报道策略为切入点，关注及其背后新闻业赖以立身的行业规范在此次大选中所遭受的质疑，进一步探讨此次总统选举期间日益凸显的民众对新闻业信任滑落的现象。从新闻业的角度看，此次大选美国新闻媒体在内容选择等多个新闻生产环节都出现失误，作为重要消息来源的民调失灵，“赛马新闻”与“去专业化”内容蚕食严肃的议题报道，客观与公平的报道原则受到冲击，新闻报道与社会情绪、公众舆论渐行渐远。种种情况下，公众的新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对于媒体的信任下降，新闻媒体的公信力遭受公众质疑也成为必然结果。
　　【关键词】美国大选 竞选报道 新闻公信力 媒体信任
　　【中图分类号】G210
　　2017年1月11日，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再一次和美国的新闻媒体发生正面冲突。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强烈谴责媒体援引未经证实的消息，发布虚假新闻，再三称这种行为是“可耻的”（disgraceful），并且毫不客气地称呼BuzzFeed为“破烂垃圾堆”（failing pile of garbage），而后者曾发布新闻声称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和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在随后的答记者问环节，特朗普也强硬地多次拒绝CNN记者的提问要求，并且直接称CNN“假新闻”和“糟透了”。一时间，特朗普和媒体间的剑拔弩张再次引发人们热议。
　　而根据盖洛普咨询公司的调查，美国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已跌至历史最低水平。2015年每10个美国人中只有4个表示他们对于大众媒体新闻报道的全面、精确、公正的程度是非常或者相当信赖。①同时，尽管有87%的美国人都从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获取新闻资讯，但使用并不等同于信任。据《赫芬顿邮报》和YouGov的一项联合调查，28%的人表示“完全不相信”Facebook，34%的人“不太相信”，32%的人“有一点点信”，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很信任这个社交网络，而剩下3%的人则表示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它。②美国民众对媒体的信任为何一降再降？新闻媒体为何难以得到民众认可？媒体应如何重拾公信力？也许反思美国媒体在2016大选期间的表现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过去的2016年，美国新闻媒体经历了最混乱与最心凉的一次总统竞选。伴随着特朗普登顶，美国新闻业在此次竞选中似乎遭遇“完败”。专业记者被贬低为“骗子”与“渣滓”，严肃媒体的报道被社交平台上的假新闻湮没，新闻事实难敌捕风捉影。此次的美国大选似显微镜，将美国新闻业长期积累的种种问题暴露并放大于人们眼前。大选结束后，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Poynter学院、《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刊登了众多来自美国新闻业者与媒体从业人员的反思文章。从新闻业的角度看，美国媒体在内容选择等多个新闻生产环节都出现失误，作为重要消息来源的民调失灵，赛马新闻与“去专业化”内容蚕食深度报道，新闻报道与社会情绪、公众舆论渐行渐远。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新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对于媒体的信任下降，新闻媒体的公信力遭遇公众质疑也就不奇怪了。本文将以美国媒体在2016大选报道中的策略失误为切入点，关注新闻业赖以立身的行业规范在此次大选中所遭受的冲击，深入探讨此次总统选举期间日益凸显的民众对新闻业信任滑落的现象。
　　
一、饱受诟病：大选报道的新闻生产策略
　　大选报道一般离不开四类主题：竞选策略与民意调查；主要政策与相关议题；候选人个性与巡回演讲；选民故事等。③其中以民意调查结果为主要内容的选举新闻及紧跟候选人形势与策略的赛马式报道最为常见。而长期以来，在民调驱动的赛马式报道框架下，记者对于新闻故事的描绘多从特定角度及媒介逻辑出发，凸显大选中的冲突与竞争，忽略了民众对“更具信息性，更聚焦议题，更少偏见”的选举新闻的实际需求。这种新闻生产与需求的不匹配在此次大选中导致了民众对新闻媒体期待的落空，并且进一步刺激媒体公信力的滑落。
　　1.受质疑的消息来源——民调
　　在美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民意调查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运作过程和调查体系。
　　尤其在竞选周期，形形色色的选举民调令人目不暇接，各类民调机构也成为媒体报道竞选时最常规也最可用的信息源。一般认为，借由民调民众可以了解社会的整体舆论环境，同时对于新闻业，民调新闻作为精确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视为具有凸显新闻客观性，增强媒体公信力的作用，新闻媒体也通过报道各种民调不断跟进选举进程。④
　　但随着民调新闻的不断发展，此类报道的缺陷也不断显现。首先，对于民意调查是否能够真实反映民意这一点一直存有争论。民调人群样本是否准确合理，调查程序是否规范严谨，被调查者是否表露真实投票意愿，这些都会影响民调反映民意的准确程度。⑤
　　其次，民调结果本身是否会影响大选。如大众媒体对出口民调（即对已经投票并即将离开投票站的选民进行访问）结果的广泛报道及相关预测可能会影响正在投票的选民态度，进而影响最终选举结果。
　　第三，媒体报道民意测验的结果时，大多流于表面，未能呈现出议题背后更具价值的深层原因。一方面因为记者、编辑对于民调的操作方式缺乏了解，在报道时容易造成扭曲和误读；另一方面，记者的精英立场使其认为民调数据已经说明一切，无须深入解读，造成在报道民调结果时“点到即止”，缺少细致严谨的结果分析和背景阐释。
　　第四，借由民调，媒体可以轻松设置议程，引导社会心理和舆论。尤其是在大选期间，新闻媒体借助各种民调，聚焦候选人之间的“赛马式”竞争而非严肃的议题分析。
　　最后，民众由于对民调统计的知识缺乏了解，所以质疑民调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民调到底怎么操作？多少人的态度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民意？民调数据是否经得起推敲？媒体对民调的报道会不会影响选举结果？种种疑问都给民调新闻画上了一个问号。
　　作为信息源的选举民调具有常规性和可用性，这导致新闻记者在报道竞选活动时对民调的极大依赖。但此次美国大选，党派分化、双方对立、观点极化，其复杂程度许多民调机构始料未及，也难怪在捕捉民意方面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民调数据能否经得起此次大选的考验尚未可知，但是媒体对于民调的依赖程度只增不减，也就造成此次竞选报道的失误。例如，《纽约时报》在大选日前夜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希拉里获胜的可能性为85%，其他民调机构和媒体的预测数据也相差无几。这一预测正好符合了许多美国媒体从业者的期待，加之对于民调背后的统计知识缺乏了解，记者们对于这些数据欣然接受，放弃对其进行更深层的挖掘和追问。NBC资深政治记者Perry Bacon认为，在政治报道中使用数据与政治科学方法确实是很大的加分项，数据可以帮助记者向受众解释更多与更复杂的事件。但如今数据更多地被用来进行预测而非解释。⑥民调报道倘若只是流于实证科学的形式与社会科学调查方法的移植，止步于肤浅的数据展示，并未触及议题背后真正的公共民意与社会态度，那么也就失去了其意义与价值，而看似客观公正的民调报道实际上也就成了媒体对民意一厢情愿的再建构。
　　2.“赛马框架”与“去专业化”内容
　　尽管对于民调新闻的优劣莫衷一是，这些伴随竞选全程的各类民调以及候选人随民调结果不断调整的竞选策略，依然为记者进行赛马式的大选报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长期以来，“赛马新闻”在美国的大选报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这种新闻报道框架之下，大选被描绘成一场激烈的“赛马比赛”。新闻媒体花费更多精力在报道候选人之间的名次竞争以及竞选策略上，越来越少地关注候选人在议题与政策上的立场。在商业媒体的环境下，“赛马新闻”更容易得到读者的关注，也卖得更好。⑦从报道的最终呈现来看，这类新闻数据客观，立场中立，较少包含个人偏向与喜好。但实际上，这种新闻对于事实的描述浮于表面且缺乏营养，对增进选民信息进而做出更好选择并没有帮助，因此也被批评缺乏审议价值。⑧但在过去数十年，美国媒体竞选期间在“赛马报道”花费的精力与时间明显更多，议题新闻的比例不断被削减。
　　据统计，美国三大电视网ABC、NBC和CBS在大选议题报道上分配的时间越来越少。同样是竞选年，2008全年三家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关于竞选议题的报道总时长有3小时40分钟。而到了2016年，总时长直线下降到只有36分钟。ABC和NBC各自进行了9分钟的议题报道，平均下来每月有关议题的报道仅有不到1分钟。CBS累计报道时间略长，但也只有18分钟。媒体人Andrew Tyndall坦言：“记者们面对的是一届没有议题的选举。他们必须决定如何反应：一种方法是记者们相互串通，这种策略十分简单，就是将竞选报道强塞进电视真人秀式的娱乐性框架中。当然，他们也可以进行反抗，深挖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事件。但是他们大多选择了前者，没有将他们的观众和读者当作公民，只是当成需要吸引的无数双眼球而已。” ⑨哈佛大学 Shorenstein中心媒介、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Nicco Mele也提醒新闻业应警惕报道的“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趋势。他认为，与名流文化和娱乐八卦紧紧相连的“去专业化”的内容创造正在侵蚀专业与严肃的新闻报道。⑩无论是将大选以竞赛形式呈现出来的“赛马新闻”，还是以戏剧性与猎奇性为特点的“去专业化”内容，都体现了美国政治新闻报道中越来越明显的竞争化、个人化和负面化的导向。有学者指出这类新闻实际上转移了公民对于政治的本质的注意力，增进了民众的政治嘲讽，并且降低了其政治参与。
　　3.缺乏多元视角，偏好负面角度
　　此次竞选期间，观点固化与意见极化现象随处可见。一方面，选民不愿关注与他们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事实与评论。另一方面，新闻编辑室内部也缺乏多元视角与不同话语。作为新闻人，培育具有多元观点的公民话语是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社交媒体的交往性与技术性使其容易成为观点的回声室，但是新闻媒体必须容纳、呈现更多观点以飨读者，即使是新闻人自己持有不同看法。[11]美国大型媒体机构缺少内部多元性不仅体现在种族或族群层面，在社会经济和地理上都是如此。新闻业者群体中很少有来自工人阶级的国内记者。因此，此次竞选中对于特朗普支持者的报道大多是肤浅的，主流新闻媒体在很长时间内都没关注到民众广泛的愤怒和绝望，而正是这些不断聚集强化的极端与负面情绪导致特朗普最终问鼎白宫。正如《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Michael Goodwin所说：“人们不是从同一个角度看事情的。投票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其他类似新闻机构的记者看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12]此外，学界也不断质疑新闻媒体在报道选举时经常遵循“负面消息及冲突内容为主”的媒介逻辑。[13] “坏新闻就是好新闻”，长久以来，新闻记者在报道政治事件尤其是大选时都偏爱选择更负面及冲突的角度，这种偏好甚至被视为新闻业的“传统智慧”。但学界对于大选报道的这种负面偏向看法不一。一方面，有研究认为负面新闻有可能削弱选民对于政治进程的信心，助长选民愤世嫉俗的情绪，进而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更能激发个人的认知、情感和心理反应，对民众产生动员效果。[14]尽管关于负面信息对于选民的决策活动与政治行为的影响尚未定论，但在此次选举中，当特朗普的非常规极端观点与希拉里常规的议题陈述相互碰撞，前者的声音似乎更加响亮且引人注目。而在一个观点日趋极化，分裂日益明显的社会，传统的突出分歧、强调对立的大选报道对于达成社会共识与做出民主选择都并没有明显的益处。难怪早有学者感叹，比起联系候选人与选民的纽带，大选报道更容易成为分裂两者的楔子。[15]
　　
二、权威不再？遭遇冲击的新闻职业规范
　　记者对大选报道的内容选择及其背后的生产逻辑暗含了新闻业对新闻内容价值的判定标准，媒体的种种策略及惯例也映射了新闻业长期以来的报道原则和专业规范。但此次大选报道中，无论是民调的失灵还是视角的局限，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源于组织常规和新闻价值的专业规范正在遭遇冲击。
　　平衡报道一直被认为是新闻报道的核心原则之一，但许多美国新闻人都认为此次竞选前期新闻媒体采取了错误的平衡报道策略。NPR记者Shereen Marisol Meraji认为，一味地要求平衡使得记者们只是追求两位候选人的报道等量，整个竞选周期里出现了太多“他说”与“她说”的报道。《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Cameron Barr坦言，实现候选人报道的完全均衡是很难的。他说：“当竞选论战的战火越烧越旺，我们的职责就是将其报道出来。如果一位候选人始终比另一位更加野心勃勃又始终如一，这肯定会带来报道上的不平衡。但是这种情形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是候选人自己造成的。” [16]有媒体人则指出，实际上自从特朗普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平衡就不复存在。在初选和预选阶段特朗普共获得了价值近20亿美元的免费媒体曝光，位列候选人第一，是第二名希拉里的两倍多。而他在竞选初期的媒体投入仅为1000万美元。[17]Nicholas Kristof 在反思媒体报道行为时说:“记者关注的应该是如何进行新闻报道，而非速记。应当避免进行错误的等量报道，只是来回地引用双方言论，就像展现一场现实中并未产生的激烈辩论。” [18]在大选报道活动中，被视作新闻业经典的平衡报道原则被简化为对立双方话语的引用与再现，尤其是在冲突性议题的报道上。舒德森教授曾强调，可靠的新闻记者在报道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时，应当尽量展示各种立场和观点，以及各方的价值观，而不是错误地一味搞平衡。[19]被新闻业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原则也在此次大选报道中遭受了巨大冲击。诞生于20世纪初的客观报道原则起初被设计为反击怀疑主义的一种手段。新闻从业者对于客观性的信奉，一方面是其理想使然，另一方面是在来自大众的怀疑与其自身的无所适从中寻求的逃避行为。但发展至今，这一原则已经变味成为新闻商业的润滑剂与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抵抗性策略。[20]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之下，传统新闻媒体的声音日渐被众声喧哗所淹没。媒体的持续性碎片化使得传统中立的新闻机构愈加难以影响和定义民众对于竞选的理解，美国新闻人不能再用一种固定方式报道众多不同的候选人。独立记者William Windy March就指出，美国主流媒体的政治记者一直不愿意使用诸如“谎言”与“错误”等词汇，他们更愿意简单地标明事实，让读者自行总结归纳，而政客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事实难以不证自明的时代，解释性报道成为新闻业应对日趋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的一种手段。早在193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就通过决议，表明在原则上支持解释性报道。决议中写道：“报纸编辑应当贡献更多的精力和版面给说明性新闻、解释性新闻，呈现事件背景，以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事件的发展过程和重要性。” [21]或许此次大选后，记者们会重新定义语言的中立性以及报道新闻的形式，使得主流政治报道转向带有更多主观色彩与评判话语。
　　
三、被割裂的纽带：民众的媒体信任如何滑落
　　新闻业无法与大众绝缘。但综观此次竞选期间的新闻报道，记者和美国民众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民众对于新闻机构的信任程度也出现极大动摇。“信任可以被视为对社会期望的实现程度”，当新闻媒体无法再满足广大民众的信息需求，那么其受信任的程度降低也就难以避免。[22]《得克萨斯论坛报》总编Emily Ramshaw批评新闻记者们对于如今的美国选民知之甚少。她认为现在许多记者只是端坐在象牙塔里，让所谓“专家”猜测谁在竞选中位于领先地位。“这种报道其实再简单不过”，她说，“但走出华盛顿、纽约，走下竞选巴士，走出辩论大厅，理解那些来自南部，来自‘铁锈地带’（指美国从前工业繁盛但现已衰落的地区），来自美国中部的贫困和没受过教育的人群，他们的失望和愤懑，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23]大选之后，对新闻记者走进美国中部的呼声越来越高。地方新闻人批评美国中部在国内新闻报道中长期处于失声状态，缺少来自媒体与记者的关注。同时，对大型媒体机构的批评也不绝于耳，许多人认为这些来自东西海岸的媒体精英忽略了特朗普在大都市之外的白人工人及中产以下阶级中所受到的广泛支持。
　　美国社会中迅速增长的反新闻情绪大多源自于保守民众对新闻业中自由主义偏向的厌恶。而随着新媒体机构与自由派媒体精英集中于东西海岸，其负面影响也日益显著：一方面，纽约等大都市是自由主义的天下，媒体精英的聚集可能会使新闻媒体变得更趋自由派，与保守派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也越来越不被信任，进而出现新闻业与保守派民众断裂的情况。而在此次竞选中，这种断裂与空白为社交媒体上的党派新闻与虚假信息所填补，造成观点极化、社群分裂等严重后果。另一方面，美国民主的有效运转依赖全美公民，并非只是华盛顿、纽约等大都市的选民。但是新闻媒体的地理性集中和全国范围的选举民主并不配套，原本作为民主第四权力的新闻业，其专业与权威受到剥蚀与消解。
　　除却媒体机构的地理集中与地方报道的式微，新闻记者与媒介精英的成长路径也使得他们在报道时立场单一，难接地气。《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的一篇文章指出，如今美国记者的精英式成长路径使他们难以听到底层的声音，尤其是当这些声音和自己一直接触的声音不一致时。[24]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中指出：“处在专业领域最顶端的全国性新闻媒体中的从业者几乎是经历着标准的向上流动过程……相当少的新闻从业者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即使是这些少数人也早已经丧失了与他们出身的联系。” [25]对普利策获奖记者的社会学研究也证实，这一新闻奖更多的是一个由男性统治的职业荣誉场域，而约五分之一的美国籍获奖者曾就读于常春藤盟校。[26]新闻判断由世俗价值与世俗现实判断构成。尽管将自身视为身处“局外”的专业人士，一系列近乎“标准化”的个人经验与背景依然深刻地影响着记者们对于生活常态的感知，他们更容易接触与自身相契合的消息来源，并且不自觉地将更贴近自身的价值嵌于所报道的新闻故事当中。
　　民众日渐增长的反建制情绪与不断弥漫的对权威机构的不信任感，构成了此次大选报道的重要情境。而长久以来新闻媒体在竞选报道策略上的缺陷，加之此次大选中非常态现象的接连出现，使得民众对于新闻越来越抱持无所谓甚至怀疑的态度。民众对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的信任也在不断流失。媒体信任实际上源于人们对于权威知识的探寻。如果没有可信赖的人与机构向公众告知信息，广泛的知情权将难以实现，人们获取公共知识将变得艰难，而且因为个人身份受限，眼界容易陷于狭隘。从这一角度看，媒体信任是促进社会成员获取信息，达成共识，推动公民行使公民权利的重要基础。当新闻遭遇民众的不信任时，是因为民众认为自身的期望并没有为新闻所实现。[27]例如，当记者被认为对于自己所报道的社群、地域和行为缺乏实质理解时，民众对于他们新闻的信任程度就会大打折扣。这一点在此次大选中尤为明显，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就认为主流媒体对于特朗普的新闻报道是肤浅且不公平的。
　　
四、巨变时期媒体需重获公众认可
　　对于此次大选的报道，《纽约时报》Jim Rutenberg认为，新闻业没能抓住那些来自基层民众的具有颠覆性的反建制情绪。[28]新闻媒体向建制靠拢的倾向和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力紧密相连。新闻偏见并非有意产生，而是在于新闻采集的方式强化了官方所建构的社会现实。新闻从业者的政治影响不在于他们公开声称支持什么，而在于不加检验地遵守其职业活动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客观报道原则。[29]随着当前社会作为集体概念的“公众”日渐分崩离析，媒体对不同社群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同社群对新闻价值的判定，都使“媒体公信力”“新闻信任”成为较之以往复杂得多的概念。所以，当民众和媒体对于什么是权威，什么是价值无法达成一致时，两者间的信任关系很容易出现裂痕。
　　真假难辨，情绪主导的时代，真相远比事实更为复杂。从争议不断的英国退欧公投，到充斥着分裂与极化的美国大选，复杂的政治博弈与混乱的政治话语都在暗示我们，一个被称为“Post-truth”（后真相）时代已经到来。2016年末，牛津词典将“后真相”选为本年度的年度词汇。“后真相”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即使在真相公开之后，民众依然根据自己的信念和偏好选择性地消费新闻，吸收来自非中立新闻来源的信息，而社交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是助长了这一趋势。
　　2017年1月11日，路透新闻研究中心发布了2017全球媒体趋势报告，报告开篇就对2017年新闻媒体的发展表示担忧：“新闻行业发展中令人忧心的核心问题是，科技将如何影响信息的质量与我们民主的状态。” [30]随着政治文化越来越向非理性倾斜，民众越来越忽视事实，不再有耐心去辨别、思考，更愿意通过自己的感觉和意愿做出判断。而过去十年，以Facebook为代表的媒体环境正在鼓励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内容，不再进行反思和审议。身处舒适、毫无挑战、个性化的资讯与娱乐的洪流中，人们很难愿意打破安逸的现状，更满足于被动接受和快速点击。社交媒体使我们开始丧失敏感性，取而代之的是沉浸在过滤气泡里，并且极易受到那些充满感染力的情绪所驱动。
　　这种形势下，传统媒体如何应对，Facebook、谷歌等互联网巨擘们是否能意识到自己手中巨大的媒体权力，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都是未来传媒业需要持续关注的一大问题。当然，优质的内容与真实的报道总是有价值的，无论是反击网络空间的虚假、劣质新闻，还是鼓励人们对于公共事务进行理性探讨，提高新闻报道与信息内容的质量依然是最好的方法。《纽约时报》执行主编Dean Baquet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曾表示：“我们的使命比以往更为清楚：我们必须尽我们可能，真实、诚实、攻击性地报道那些能够改变美国政治与政策若干年的白宫新闻。”但对于《纽约时报》等报纸能否在缩小社会分歧、愈合群体裂痕上起到更大作用，他认为治愈国家并非新闻人的工作，媒体需要偶尔在竞争中脱离常态。《纽约时报》随之也交出了一份具体计划以应对日益非常态的社会现实与媒体环境，在其2017年初发布的战略报告“走在时代前沿的新闻业”中，《纽约时报》提出将持续深化数字化改革，秉持新闻价值观，坚守内容优势，以读者为中心，强调用户体验，提供更多独具特色且值得一读的优质新闻。[31]也正如《爱尔兰时报》编辑Kevin O’Sullivan所言：“优质媒体更应对自己的新闻工作充满信心，通过不偏不倚的报道，明确体现新闻价值。” [32]也只有这样，生产出来的新闻才会被民众所需要，新闻媒体的专业性与可靠性才会被民众认可、信任，进而实现其更大的社会价值。■
　　
　　
①Rebecca Riffkin: Americans’ Trust in Media Remains at Historical LowGallup Politics, http://www.gallup.com/poll/185927/americans-trust-media-remains-historical-low.aspx
②Damon Berres: Here’s How Much People Trust Facebook. Not Much.The Huffington Post,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entry/facebook-personal-data-poll_us_571fc867e4b0b49df6a96bf3
③JangS. M.& Oh, Y. W. （2016）. Getting attention online in election coverage: Audience selectivity in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w Media & Society18（10）2271-2286.
④方建移：《新闻学视野的民意调查与舆论引导》，《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Stovall, J. G.& SolomonJ. H. （1984）. The poll as a news event in the 1980 presidential campaig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48（3）615-623.
⑤林竹：《民意调查方法客观真实性探讨》，《中国统计》2011年第9期
⑥Perry Bacon: What Went Wrong—and Right—with Campaign Coverage, Nieman Reports 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what-went-wrong-and-right-with-campaign-coverage/
⑦Iyengar, S.NorpothH.& Hahn, K. S. （2004）. Consumer demand for election news: The horserace sells. Journal of Politics, 66（1）157-175.
⑧JangS. M.& Oh, Y. W. （2016）. Getting attention online in election coverage: Audience selectivity in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w Media & Society18（10）2271-2286.
⑨Nicholas Kristof: Lessons From the Media’s Failures in Its Year With TrumpThe New York Times-Sunday Review, http://www.nytimes.com/2016/12/31/opinion/sunday/lessons-from-the-medias-failures-in-its-year-with-trump.html?mabReward=A4&recp=1
⑩Nicco Mele: All Journalism is Loca, Nieman Reports 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all-journalism-is-local/
[11]Rob Collins: What’s the Point of Editorials When Ideology Outweighs Facts? , Nieman Reportshttp://niemanreports.org/articles/whats-the-point-of-editorials-when-ideology-outweighs-facts/
[12]Jim Rutenberg: Lessons From 2016 for the News Mediaas the Ground Shifts, The New York Times-Media, https://www.nytimes.com/2016/12/25/business/news-media-presidential-race-trump.html?action=click&contentCollection=business&module=NextInCollection®ion=Footer&pgtype=article&version=column&rref=collection%2Fcolumn%2Fmediator
[13]TakensJ.Van AtteveldtW.van Hoof, A.& Kleinnijenhuis, J. （2013）. Media logic in election campaign coverag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8（3）277-293.
[14]JangS. M.& Oh, Y. W. （2016）. Getting attention online in election coverage: Audience selectivity in the 2012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New Media & Society18（10）2271-2286.
[15]De Vreese, C. H.& SemetkoH. A. （2002）. Cynical and engaged strategic campaign coverage, public opinionand mobilization in a referendu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6）615-641.
[16]Jim Rutenberg: Trump Is Testing the Norms of Objectivity in Journalism,　The New York Times-Media, https://www.nytimes.com/2016/08/08/business/balance-fairness-and-a-proudly-provocative-presidential-candidate.html?_r=0
[17]Nicholas Confessore & Karen Yourish: $2 Billion Worth of Free Media for Donald TrumpThe New York Times-The Upshot, https://nytimes.com/2016/03/16/upshot/measuring-donald-trumps-mammoth-advantage-in-free-media.html?referer=
[18]Nicholas Kristof: Lessons From the Media’s Failures in Its Year With TrumpThe New York Times-Sunday Review, http://www.nytimes.com/2016/12/31/opinion/sunday/lessons-from-the-medias-failures-in-its-year-with-trump.html?mabReward=A4&recp=1
[19]Michael Schudson: Here’s what non-fake news looks like http://www.cjr.org/analysis/fake-news-real-news-list.php
[20]吴飞、田野：《新闻专业主义2.0：理念重构》，《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7期
[21][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第134-135页，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
[22]Coleman, S. （2012）. Believing the news: From sinking trust to atrophied efficac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7（1）35-45.
[23]Kristen Hare & Alexios Mantzarlis: How the 2016 campaign changed political journalism, Poynter-Storytellinghttp://www.poynter.org/2016/how-the-2016-election-changed-political-journalism/437701/
[24]Ed Pilkington: Did Trump’s scorched-earth tactics mortally wound the media?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http://www.cjr.org/special_report/trump_media_election.php
[25][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第268页，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6]黄顺铭：《美国新闻精英之集体“素描”——普利策新闻奖得主的社会学特征（1917-1998）》，《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2期
[27]Coleman, S.AnthonyS.& Morrison, D. E. （2009）.?Public trust in the news: a constructivist study of the social life of the news.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28]Elsa Butler & Jim Rutenberg: A ‘Dewey Defeats Truman’ Lesson for the Digital AgeThe New York Times-Media,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09/business/media/media-trump-clinton.html?_r=0
[29][美]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第148页，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
[30]Nick Newman: 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17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ttp://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publication/journalism-media-and-technology-trends-and-predictions-2017
[31]The 2020 Group: Journalism That Stands Apart-The Report of the 2020 GroupThe New York Timeshttp://www.nytimes.com/projects/2020-report/
[32]Carrie Brown-Smith: We Won’t Do Enough, Nieman Labhttp://www.niemanlab.org/2016/12/we-wont-do-enough/
　　
王怡霖/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