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华
　　【本文提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出人意料的结局震惊世界。与大多数人认为“特朗普赢在社交媒体”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除却政治、经济、社会诸因素，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是美国总统选举制、传统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本次总统选举过程中传统新闻业表现出的进退失据，社交媒体有意无意地推动虚假新闻广泛传播，这些新闻乱象使美国新闻业偏离了“民主看门狗”的核心角色，对民主制的正常运作造成了困扰。
　　【关键词】新闻业 社交媒体 民主 民粹
　　【中图分类号】G210
　　唐纳德·特朗普曲折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后不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佛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即撰文指出：“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觉得很难想象有性格比特朗普更不适合担当自由世界领袖的人了。” ①事实上，像福山一样，更多的美国人对特朗普的当选以及履职充满担忧。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杰伊·罗森就带有警示意味地提出：“这对新闻业而言，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我们正在滑入美国民主和美国新闻业的黑暗时代。” ②问题是，如此不适合总统之职，对新闻业又充满仇视的人，为何一波三折仍能当选总统？表面看，美国特有的总统选举制度造成了特朗普的意外当选；但是有媒体宣称，是诸如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使特朗普赢了选举；③当选总统自己也表示，是Facebook和Twitter帮了他的忙。④本文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美国总统选举制、新闻媒体以及美国国内外政经环境、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特朗普或许不会是美国历史上光彩照人的总统，但是2015-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则无疑是建国两百多年来美国历史上最为复杂、争议最多、谜团最多的一次。本次总统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存疑、结果出人意料，事实上对美国民主制，尤其是民主的内在精神造成了难以预测的挑战和创伤。本文试图从传统新闻业、社交媒体与民主的关系视角，考察和分析新闻媒体在本次总统选举中的表现及其对美国民主制运作带来的困扰。
　　
一、市场、民粹与民主：传统新闻业的“陷落”
　　在罗伯特·恩特曼（Robert M. Entman）看来，美国新闻业大致可分为四种形态：（1）传统新闻业；（2）鼓吹新闻业；（3）小报新闻业；（4）娱乐业。四种新闻业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相关新闻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命存在较大差异。传统新闻业看重的首先是“民主看门狗”的使命，其次是利润，再次是为公众追踪和处理外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传统新闻业不同，虽然鼓吹新闻业也将“民主看门狗”作为首要价值追求，但是在日常新闻操作中，更加突出“议程设置和政策影响”的功能；娱乐业是新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首要目标是利润，其次是娱乐和消遣；小报新闻业除了娱乐业的两项功能外，有时对“议程设置和政策影响”也很有兴趣。⑤这样的划分虽然失之简略，有可能遮蔽了美国新闻业的复杂性，但此分析框架倒也大致勾勒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新闻业的发展状况。依照恩特曼的标准，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以及BBC News、CBS晚间新闻都应属于传统新闻业的代表。在诸多美国政治学者、新闻学者的心目中，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的维系，也应该主要依靠这些传统新闻业的代表。但从2015-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新闻实践看，美国传统新闻业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错综复杂、疑窦丛生的大选中，不仅没有再现往昔的辉煌（如当年对“五角大楼”文件、“水门事件”的报道），甚至连基本的“民主看门狗”的使命也没有尽到。其主要的失误表现如下。
　　在2015-2016年总统选举中，传统新闻业有意无意地错置了“民主–市场”的关系，无形之中将市场与利润放在了更重要的地位。
　　（1）从新闻来源看，综观大选始终，传统新闻业更多地将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作为报道对象和新闻来源。常年致力于政治与新闻业研究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E. Patterson）对包括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在内的11家美国主流媒体（ABC, CBSCNNFoxthe Los Angeles TimesNBCThe New York TimesUSA TodayThe Wall Street Journal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Washington Times）的总统选举报道进行了跟踪研究，发表了四份研究报告。11家主流媒体大致都属于恩特曼心目中的传统新闻业。数据表明，自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到其最终被确定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段时间内，上述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量大幅度领先于其最富竞争力的党内竞争对手（对前者的报道量为63%，后者仅为37%）。在进入总统大选阶段后，上述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量也超出希拉里15%。⑥传统新闻业为何更愿意将特朗普作为报道对象，原因无他——用美国记者的话来说，他是“有故事的人”，而“故事”往往是新闻业赢取受众、获取经济回报的主要手段。
　　（2）从报道内容上看，传统新闻业有滑入“小报化”的倾向。所谓的“小报风格”是指一种以追求趣味性为主的模式化的新闻叙述风格，同时因片面追求叙事生动而常常偏离了新闻业的客观性标准。小报的内容以名流新闻和流言蜚语取代了严肃新闻，以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替代了重要的国际性事件。⑦其突出的特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新闻的精短性，同时强调叙述而非分析；二是鲜明的私人性特征；三是注重视觉效果。⑧在总统竞选活动一年多的时间里，特朗普始终是美国新闻业的“宠儿”——不仅受到娱乐业、小报新闻业的追捧，也受到传统新闻业的追逐。作为总统候选人，当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对其给予重点关注和报道无可厚非。但是传统新闻业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偏离了“民主看门狗”的角色和使命所在。客观性报道强调的不偏不倚当然不是指一半对一半的绝对平衡，但是传统新闻业对特朗普实在是过于“厚爱”了。仅从内容方面讲，整个大选过程中，对于民主制度以及未来国家民主运作至关重要的“政策”议题和“领导人经验与领导力”议题的相关报道，仅占到总报道数量的11%，其他报道比例高达69%。⑨而在其他报道中，有相当多的报道是关于候选人的丑闻与流言蜚语的。后者无疑更具“戏剧性”，也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报道对象的侧重和报道内容的偏离，最终导致“伪事件”满天飞，获利的是传统新闻业，损害的是公民的知情权，影响的是总统选举，陷入危机的是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在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看来：“成功的记者是即使没有地震、凶杀、内战发生，也能够找到有故事的人。如果他不能找到故事，那么就必须制造一个——通过向社会公众人物提问、在普通的事件中激发人们的兴趣、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这种充斥于新闻业的“合成的新奇事”被布尔斯廷称为“伪事件”。布尔斯廷还认为，这类“伪事件”有如下特征：（1）并非自发，而是有意为之；（2）主要用于被报道和再加工，“新闻价值”远远比“真实性”更重要；（3）事实模棱两可；（4）通常是令人愉悦的预言。⑩如果我们考察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传统新闻业对特朗普的报道，除了第四点“令人愉悦的预言”可以改为“令人讨厌的话语”“不可预知的未来”外，其他三点基本上和“伪事件”相符。
　　特朗普或许不是担任美国总统的合适人选，但他的确是操纵媒体的高手。每一次的“口无遮拦”“信口开河”，在很多人眼中也许是性格使然，我倒认为这是他的有心之举。非常不幸的是，这些毫无价值的“伪事件”竟被传统新闻业一再深挖报道。其实早在2016年8月，很多有识之士就意识到此举失当。《纽约时报》记者就指出，这种不平衡报道，使特朗普“获得了价值近20亿美元的免费媒体曝光，是最接近他的共和党对手的六倍多”。[11]9月28日，针对托马斯·帕特森的第三份总统选举研究报告，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曾以“谁在制造新闻？新闻业与我们的民主状况”为题对新闻业的总统报道进行检讨，《赫芬顿邮报》的创办者艾瑞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不无遗憾地指出，特朗普受到媒体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且议题与政治无关，媒体关心的只是“收视率”，“太晚了，病痛已经漫布政治肌体全身”。[12]赫芬顿说得没错，而现实也不幸被她言中。在新闻业步入下行轨道的时刻，记者和新闻业似乎更看重市场和利润，正如有从业者不经意间说出的，特朗普对于美国政治或许不是好消息，但是他对于CNN而言，却是10亿美元的经济回报。[13]可是，民主呢？传统新闻业的民主使命呢？迈克尔·舒德森说：“新闻界的职责是帮助培养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而一个更加见多识广的选民群体能够创造一种更好和更充分的民主。” [14]美国总统选举是公认的媒体可以施展培育“见多识广选民”的良好契机，至少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次大选中的美国新闻业实践是失败的。对于置身于传统新闻业的少数主流媒体而言，获取的或许是短期的利润，但是将“民主–利润”颠倒的后果，极有可能是“民主”与“利润”的“双重失落”。
　　无选择的新闻报道与传播，使传统新闻业成为民粹话语的传播渠道，这无疑削弱了民主的力量。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疑惧，除了对其本人品行和执政能力有怀疑之外，其个人在竞选期间时常流露出的民粹主义话语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从现象发生的角度看，政治民粹主义有两个起源：一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运动及其革命宣传活动；二是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人民党运动。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自此一直保留下来，直至整个20世纪，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一道别样风景。拉克劳 （Ernesto Laclau）认为，“民粹主义”概念中有“我们”和“一再发生”的含义。它既可以从运动和意识形态混合的层面进行理解，也可以单纯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分析。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民粹主义表达了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对政治人物充满不信任感，反对精英，具有非理智化的倾向，以上诉求对人民充满了吸引力。[15] “我们”当然指的就是“人民”，是与精英对立的平民——农民、城市下层劳动、边缘社会群体。恰如民粹主义飘忽游移的状态，“人民”也是变动不居的所指。综观20世纪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它大致经历了从进步左派民粹主义到保守右派民粹主义的转变（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的民粹主义话语开始从左转向右，‘人民’开始反抗新的自由主义精英” [16]）。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内诉诸“人民”（主要是农民）利益、反抗精英统治的政治运动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右派民粹主义则将主要矛头指向国内政治精英，议题更多地转向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排外等方面。具体到美国2015-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我们发现，特朗普的民粹倾向具有鲜明的保守右派民粹主义特征。
　　首先是其言论渗透着强烈排外、仇外色彩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倾向。例如，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特朗普对墨西哥移民恶语相向——“美国成了别人问题的倾泻地，墨西哥将墨西哥人送到了美国，但是这些人并非优秀的墨西哥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给我们带了困扰。他们带来了毒品，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17]而此前，他有关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说辞也与之类似。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背后潜藏的实际上是“白人至上主义”[18]。这种“白人至上主义”实际上迎合的是目前在美国国内各个社会阶层仍然具有话语权主导能力和对美国政治有重要操控能力的白人群体。曾有研究者指出，“在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中，无论是早期的进步形态，还是后来的保守形式，人民都被界定为普通的白人工人阶层”。[19]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所看重并力图通过媒体施加影响的，正是这一群体。
　　其次，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对外标榜自己的竞选经费全部自掏腰包，不像希拉里那样用的是国家公帑。刻意将自己与现存体制划清界限，以此表明自己与现存的美国精英阶层（金融体系、华尔街百万富翁）代表是完全对立的。将自己装扮成与“人民”为伍的体制外人士。特朗普将美国主要政治人物描述成“白痴”“傻瓜”和“软弱无能的人”，这些都是民粹主义者惯用的“强人话语”。[20]很多普通公众都可以看得出的民粹主义倾向与话语，直接挑战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但是无论小报新闻业、鼓吹性新闻业，还是传统新闻业，依然将特朗普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记录在案并广为传播，虽然相关报道大都以负面新闻形式出现，但是报道引起的社会反响和为特朗普竞选所造成的声势，正是后者求之不得的。这其实是美国新闻业尤其是传统新闻业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最大的败笔。凯尔纳（Douglas Killner）曾提出“媒介奇观”的理念——“媒介通过打破常规信息流通呈现事件，并将其打造成吸引媒体和公众注意力的流行故事，然后通过广播网、互联网、社交网络、智能手机以及其他新闻媒介和传播技术广为流布”。[21]考察本次美国总统选举，可以说是媒体和特朗普共同创造了“媒介奇观”，使得后者的“民粹话语”广为流传，但关键问题是——如政治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所指出的，民粹主义反抗现存权力结构并非最终目的，其追求的是重建权威。但这种民粹权威又恰恰与民主的理念背道而驰，其最主要区别在于民主的前提是个体自由，而民粹主义则追求整齐划一的不可分割的“人民”，个体在其间是不自由的。[22]在舒德森看来，“实现人民的意愿”，不会提供给我们最好的政府，美国新闻界尤其善于宣扬民粹主义情绪，具有推崇普通百姓意见样本的民粹主义倾向，但新闻业的角色应该是民主的，而非民粹的，新闻业要保护少数人派的权利，拥护和捍卫代议制的民主体制。[23]当美国新闻业以讨伐者的姿态大张旗鼓报道特朗普的时候，其实不自觉地成了他民粹话语的“帮凶”，可以想见，受到伤害的除了那些不是“我们”、不属于“人民”的少数族裔、外国移民，而特朗普心目中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人民”群体中的美国白人，个体自由也将受到限制，最终也极有可能沦为民粹主义的受害者。
　　正是传统新闻业的“陷落”，为社交媒体在总统选举中的新闻传播创造了契机，也为美国民主的正常运作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二、社交媒体与民主的少数
　　根据CNN的报道，最终的计票结果，希拉里赢得65，844，954张（48.2%）普选票，特朗普赢得62，979，879张（46.1%）普选票，前者多出后者近290万张选票，但是入主白宫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原因在于，特朗普赢得了304张选举人团选票，而希拉里只获得227张选举人票，决定最终总统继任者的是选举人票而非普选票。这是美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五次少数派总统，而且是在普选票差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当选。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后，虽然媒体与特朗普都表示，是社交媒体帮助了后者。特朗普在接受访谈时，还多次提及：是社交媒体帮他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社交媒体的威力远远超过金钱，而实际上使用社交媒体还使他比竞争对手少花了很多钱。但事实上，少数的“民选”总统的产生是总统选举制（选举人团制）、传统新闻业、社交媒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社交媒体，在本次选举中的负面作用，成为改变竞选格局的重要诱因。
　　（一）选举人团制度：社交媒体发挥作用的前提
　　如玛格丽特·卡诺婉认识到的，民主有救赎性和程序性的两面，救赎式样的民主更具理想化色彩，是和平处理统治、政治实践中各种冲突的理念，而程序性民主则着眼于现实性的制度，通过制度构建、约束权力并使之有效运作。[24]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曾提出“二元政治”的理念：“第一种类型的政治就是宪法政治，在这里，公众是作为人民动员起来并作为人民发言的……第二种类型的政治史所谓常规政治……在这里是由人民的代表做出政治选择，而人民本身专注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和私人追求。” [25]综合两位学者对民主和政治的分析，宪法政治犹如救赎性民主，常规政治就似现实性民主。在政治运作中，认清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并尽量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是美国民主和美国政治制度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也体现在美国建国者专门为选举总统而确立的选举人团制度中。
　　选举人团制度的设立，与美国建国者对直接民主及可能随之而来的“暴民统治”的疑惧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西方最早的民主制度始于古希腊时期，依照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说法，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在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时期，民主即已诞生[26]（赫尔德等民主理论家则将民主起始时间界定在公元前7-公元前5世纪之间）。但显而易见的是，在三千多年的时间里，民主并没有赢得好名声。尤其在西方一流思想家的视野里，民主远非我们今天所想。自诞生以来，民主的观念仅仅在两个阶段被认为是“好的”——雅典时期实行民主政制的两个世纪以及19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在其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主”都背负恶名。其实，即使在古希腊民主的黄金时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民主的看法也颇有保留。在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看来，民主的观念鼓吹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政事，这是不合理的，因为人生下来就禀赋不同，差异颇大，有些人是不适合参与公共事务的。柏拉图认为政治制度可以划分为五种：王政或贵族政制、斯巴达或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他认为，前两种如果让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担当，必然是好的，是“受到广泛赞扬的”，而民主制与寡头制相对，并不可取，因为实行统治的是没有受过良好教养的平民，因此，民主制的特点是“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耀”，它“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这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27]与柏拉图极端贬斥民主政治不同，亚里士多德虽然态度温和，但对民主制度依然心存疑虑。但就政体而言，又有正宗与变态之分，“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到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28]依此划分，前者可分为王制（君主政体）、贵族（贤能）政体、共和政体，与之相对应，变态的政体依次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里，正宗显然优于变态。
　　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家对民主观念持保留意见，19世纪之前的思想家同样如此。马基雅维利、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伯克直至美国的开国元勋麦迪逊、亚当斯等人，都没有对民主表现出好感，反而对其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和诘难。[29]由此可见，对于总统选举这样的大事，美国建国者对直接民主心存疑虑并试图寻找弥补办法，就变得理所当然。
　　协商的结果是通过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混合选举模式选总统。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8篇中，汉密尔顿认为：“遴选担负如此重托的人物，应该希望人民的意志能够起到作用。为此，没有把这项权利交付给某一现成机构，而是交付给为此特殊目的由人民在特定时刻选出的人”，“有人民群众普遍从本地同胞中选出少数个人，最有可能具有进行如此复杂的审查工作所必需的见闻和眼力”。[30]这些“少数个人”即是选举人团成员，换句话说，人民并非直接选总统，而是选择代表组建选举人团来选总统。依照汉密尔顿的看法，这种“任命合众国总统的方式……即使未臻完善，至少也是极为美好的。此种方式具备人们所希望具备的一切好处，并使之达到卓越的程度”。选举人团是以州为单位，每个州的选举人数量和该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数量相等。参议员每州两名，全国共100名，众议员依人口比例选出，全国共435名。1961年，宪法第二十三修正案给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3名选举人名额，这样共有538名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31]实际的总统选举，其实分两步走：首先是选民直接选举总统（普选票的来源）和选举人，其次，被选出的选举人在各州首府填写选票单，然后寄往华盛顿，最终决定总统人选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但是前者也并非可有可无，因为各州选举人团的选票大都采取“赢者通吃”（winner-take-all design）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赢得该州普选的人，即获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到目前为止，美国是世界上所有民主政体中唯一采用此种混合选举制度选举总统的国家，南美国家智利和北欧国家芬兰先后于1995年和1994年放弃了此种选举方法而改为直选。[32]对于美国而言，长期的两党政治，导致各自在美国拥有基础牢固的竞选基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主党“蓝州”和共和党“红州”。问题出在不红不蓝态度模糊的摇摆州（battleground states，swing states）。美国政治版图中，除了24个红州、14个蓝州外，传统的摇摆州有13个（缅因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北卡莱罗纳州、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爱荷华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内华达州），[33]数量超过总数四分之一，分布在美国东北、东南和西南，对选举结果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后证明，社交媒体，无论是特朗普的Twitter，还是Facebook上的假新闻，无一例外都对这些摇摆州进行了“狂轰滥炸”，可以说，美国特有的总统选举制、两党制及其相应而生的摇摆州，成了社交媒体发挥威力的平台。
　　（二）传统新闻业的失信与社交媒体的“狂欢”
　　社交媒体在选举政治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是由于传统新闻业“衰落”为其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1）它面临着愈来愈严重的生存危机，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传统新闻业虽然以“看护权力、保障民主”作为核心使命，但从本质上而言，它仍然是一种市场驱动性质的文化产业，原来的依托广告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盈利模式，在新传播技术层出不穷并大大改变了传媒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其收入来源已大不如前，2000年以来，美国多家历史悠久、社会声望不错的严肃报纸破产倒闭即是明证。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传统新闻业面临着变革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压力，其有效发挥新闻核心职能（民主监督——引者注）正面临威胁”。[34]（2）这种生存危机使得新闻组织悄悄改变了一些以往被行业引以为傲的新闻规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闻空心化”。有中国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的新闻业，由于受到经济因素影响，已经越来越没有财力和愿望去做挖掘真相的深度报道。[35]其实这种情况，在美国新闻业早已存在。不少曾经的新闻业“领头羊”不仅裁员，更有甚者还压缩了深度调查记者的名额。“一位能力强的调查记者，包括薪资和采访花费在内的费用，一年要25万美元，却只能采写出几篇报道。况且，有的报道要花去数个月甚至是超过一年的时间。” [36]投入少了，探求真相的基本功变得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视，取而代之的多是些浅尝辄止的报道，关注的甚至是有哗众取宠之嫌、原本只有小报新闻业才涉足的领域，“新闻空心化”带来了传统新闻业的信任危机。大选后，《纽约时报》的记者承认，该报在10月1日发表的特朗普近20年来一直逃税的新闻报道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细节核实。更为严重的是有些被视为新闻业标杆的新闻媒体的“假新闻”也重创了传统新闻业（如2003年，《纽约时报》年轻记者的系列造假新闻事件），使得公众对新闻业的信心和信任大打折扣。“空心化”与“假新闻”丢掉的是真相（Truth），失去的是公众的信任感（Trust）。
　　（3）信任危机还与新闻业近些年的职业理念变化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主义，曾经被新闻从业者视为圭臬。但是近些年来，新闻业的从业者普遍被视为自由主义精英，而且很多从业者也以此自居。有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的新闻记者将自己视为民主主义者的人数是将自己看作共和主义者人数的3倍。[37]在现实的新闻工作和政治参与上，美国记者更多地倾向于民主党，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例如，在本次美国大选中，《纽约》杂志的总编辑亚当·莫斯（Adam Moss）就公开宣称：“我们不会假装客观性，但多年来我们也试图努力保持平衡，我们现在放弃了客观性，是因为我们觉得他（特朗普——引者注）作为候选人和总统的威胁太大了。” [38]这种表现在2015-2016年总统选举中并非个案，其他媒体虽然未必做此种口头上的直言，但是新闻活动中的偏向性一直是有的。正是这种价值观引导下的新闻操作倾向，使公众和选民对主流媒体更加不信任，一定程度上将他们“推向”了社交媒体。
　　（三）社交媒体能够在总统选举中发挥空前威力，起到以往为人所忽视的作用，并最终成为特朗普逆转局势的直接动因之一，其中有着深刻的技术逻辑与社会逻辑。
　　（1）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社交媒体创生出一个“后科层制”（post-bureaucratic）的传播生态环境，这赋予社交媒体的使用者更多的信息生产、传播的权利和能力。布鲁斯·比默（Bruce Bimer）认为，在200多年的历史中，美国经历了四次信息革命：第一次信息革命（1820s-1830s），第二次信息革命（1880s-1910s），第三次信息革命（1950s-1970s），第四次信息革命（1990s-现在）。前三次信息革命驱动模式、核心技术等层面虽有差异，但终究都是或简单或复杂的中心化的传播系统，但是第四次信息革命与前三次截然不同，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不再受以往科层制控制的传播体系。也就是说，第四次信息革命创造了后科层制的传播环境。[39]依照他的分析，在这种传播环境中，信息仍然会对民主产生影响。只不过，公民自己选择的信息远远不如精英直接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更重要。[40]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候选人对Twitter的使用及其对选民造成的影响，无疑证实了比默的看法。特朗普本来是很少使用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但当他认识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的时候，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对他多有负面报道时，便将Twitter作为自己与选民和外部世界沟通的重要桥梁。正如娜塔莉·芬顿（Natalie Fenton）所言：“社交媒体仍然是少数人的专属领地。”“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掌握着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能够使社交媒体对自己有利。一旦某种形式的技术被视为有用，能够传递信息，能使人建立联系；一旦有人发现，这种技术尤其有助于他们与那些不关心自己信息的人建立联系，政治精英就会千方百计利用它为自己谋利。” [41]据媒体报道，特朗普的Twitter跟随者有1600余万人之多，而他在2015年8、9两个月的时间里，在Twitter上被提及的次数多达630万次，数量是其党内几位竞争对手的8倍，希拉里的3倍，桑德斯的4倍。[42] “后科层制”的传播生态，只是对公众参与信息生产和加工提供了一种可能，有社会影响力的信息仍然来自少数社会精英，公众在“后科层制”传播环境中所拥有的不同于以往的仅仅是跟从和接力传播的能力。
　　（2）从社交媒体的传播内容看，“假新闻”的广泛传播，对希拉里造成致命的冲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特朗普在传统主流媒体上的负面影响。虽然在总统竞选的整个过程中，传统主流媒体对希拉里和特朗普的负面报道均多于正面报道，且希拉里的负面报道比例较高（希拉里：负面62%，正面38%；特朗普：负面56%，正面44%），但在两党候选人对决的大选阶段，特朗普的负面报道则远高于希拉里（希拉里：负面64%，正面36%；特朗普：负面77%，正面23%）。[43]由于不能认同传统媒体对自己的负面报道，特朗普不仅多次对传统主流媒体恶语相向，而且很早就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交媒体上，将其作为树立自己正面形象与攻击、歪曲对手的主要手段。特朗普竞选团队非常看重的社交媒体Facebook在北美日均用户1.67亿人，而其中66%的用户都将其作为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来源。尤其重要的，Facebook每天的更新在5000万条左右，如果真像其创办人扎克伯格所言，这些信息中仅有1%是虚假内容，那么每天的虚假信息也在50万条左右。有数据表明，在美国大选最后3个月，Facebook上点击量排名前20的“假新闻”中，有17条与两位候选人有关——“要么支持特朗普，要么反对希拉里”。[44]从常识判断，数量庞大的“假新闻”未必是特朗普团队所为，但是在“假新闻”的广泛传播过程中，其团队起到巨大推力则是毫无疑问的。
　　（3）网络机器人（Bots）、信息过滤泡（The Filter Bubble）等技术手段的实施，不仅使假新闻迅速扩散，尤为重要的，凭借这些技术，传播者还实现了定向传播，对大选造成了直接影响。几年前，网络机器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还只能做些添加粉丝这样的简单工作，而这次大选中，它却能够自动推发信息，很多假新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被精准地推送到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内华达等摇摆州的选民眼前，而信息过滤泡却可以根据用户的偏好有选择地投其所好推送信息。[45]传播对象的精准，加上信息过滤泡对目标选民观念的不断强化（信息过滤泡在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被广泛使用，它能够根据自己的“算法”，跟踪和识别用户的个人喜好，自动筛选用户偏好的信息进行传递，不断强化其固有观念，它还可以将喜好相似的用户聚合在一起，使之相互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总统选举中“假新闻”能够得到迅速大量传播的重要原因），最终使特朗普在十多个摇摆州的关键州（拥有更多选举人票，对选举结果有决定性影响，如佛罗里达州）大获全胜。
　　
三、结语
　　综观本次美国总统选举，新闻媒体的报道颇多检讨之处，至少在新闻业维系和促进民主的核心角色方面，多有不足。
　　对于传统新闻业而言，或许是出于新闻记者对市场的过多考虑，或许是传统新闻业一直秉承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怀疑精神使记者们剑走偏锋，所涉报道对偏于负面的“故事性”题材过于热衷，而对于事关总统履职好坏的候选人个人能力以及影响民主治理成效的政策议题关注太少。记者们所疑者多多，为选民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却寥寥——“所破者多，所立者少”，这对于行使民主权利的选民而言，无疑是巨大缺憾。针对大选，帕特森就质疑，如果希拉里的“邮件门”事件没有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媒体却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连篇累牍地对此进行追踪，是不是偏离了方向？这对于美国民主政治而言，是不是避重就轻？[46]美国当代很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乔治·莫拉斯（Jorge Ramos）也认为，新闻业从特朗普宣布竞选起，“报道就存在严重缺陷”，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政治新闻网 （www.politico.com） 花费13个月的时间报道“作为骗子”的特朗普，“这是极为不当的”。[47]这样的指责，传统新闻业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买账：有新闻记者认为，他们没有义务对公共政策进行解读；还有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开始时那样报道特朗普，纯粹是将其看作一个娱乐对象，没有想过他能走这么远。这些想法与做法都与民主社会对新闻业的要求相去甚远。
　　对于社交媒体而言，存在两种交融：一是信息（新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交融，二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交融。从本次总统选举看，公民（选民）对于如何恰当使用社交媒体促进民主还没有做好准备。具体表现是，模糊了公私边界，将私人领域的信息在公共领域广泛传播。笔者认为，现代社会的积极公民，在社会行动中，也会产生两种不同的行为模式：一是私人性质的活动；二是公共性质的活动。与之相应，具有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的现代公民，其从事的新闻活动依性质划分，亦可分为两类：一是私人性的公民新闻，二是公共性的公民新闻。私人性的公民新闻，是立足于自身，将公民个人生活中的变动信息以文字或者影像等符号形式向外界发布并进行传播的活动，其特点是与己相关、与他人无涉。公共性的公民新闻，是公民发布的对其他公民、社群乃至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传播活动，其关注的问题远远超出一己之利、一己之乐，带有很强的公共性。[48]本次总统选举中社交媒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估计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参与其中。有的人编造“假新闻”是为了牟利（通过点击量获取收益），还有的人编造和传播“假新闻”，纯粹了为了满足个人的价值观取向，或者是为了好玩。但是这些都是以“私人性”践踏“公共性”的极不负责任的做法，而这影响了美国大选，大选结果又一定程度上使人对民主未来充满了担心。
　　社交媒体能够崛起并发挥巨大作用，归根到底，恐怕还不仅仅在于信息传播新技术本身，从美国总统选举中，我们似乎看到的是政治、社会议题与社交媒体的相互作用，以及诸多影响选举议程的其他要素通过社交媒体起作用，并进一步对现实政治活动发挥效力。社交媒体对大部分美国选民的直接影响或许也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但是对于“摇摆州”选民而言，一个小故事，一个小谣言，可能就改变了他们的最终选择。总统选举和美国政治本来是应该严肃对待的东西，社交媒体的介入，却使得政治的公共论坛演变成一个可以随意抒发个人感想甚至是杜撰八卦故事的平台，这对美国政治而言，既出人意料也绝非幸事。新总统已然上任数月，他与传统新闻业的关系似乎亦无多大改观，新闻业（包括社交媒体）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①佛朗西斯·福山：《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27。
②Ed Pilkington, Trump v the media: did his tactics mortally wound the fourth estate?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nov/22/election-2016-donald-trump-media-coverage.
③Max Read, Donald Trump Won Because of Facebook, http://nymag.com/selectall/2016/11/donald-trump-won-because-of-facebook.html.
④Rich McCormickDonald Trump says Facebook and Twitter ‘helped him win’http://www.theverge.com/2016/11/13/13619148/trump-facebook-twitter-helped-win.
⑤Robert M. Entma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News, in Geneva Overholser, Kathleen Hall Jamieson（editors）Institutions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e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52.
⑥Thomas E. PattersonNews Coverage of the 2016 General Election: How the Press Failed the Voters, https://shorensteincenter.org/news-coverage-2016-general-election/.
⑦姜华：《市场新闻业与传媒的边界》，《新闻记者》2012年第9期
⑧Elizabeth Bird：Tabloidization，What is it，and Does it Really Matter. See The Changing Faces of Journalism:TabloidizationTechnology and Truthiness（edited by Barbie Zelizer）. New York: Routledge2009PP.40-42.
⑨Thomas E. PattersonNews Coverage of the 2016 National Conventions: Negative News, Lacking Contexthttps://shorensteincenter.org/news-coverage-2016-national-conventions/.
⑩G. Stuart Adam, Roy Peter Clark（editor）Journalism: The Democratic CraftNew York: Oxfrod University Press2006pp.81-82.
[11]Jim Rutenberg：《新闻媒体应该如何报道特朗普？》，http://cn.nytstyle.com/international/20160809/balance-fairness-and-a-proudly-provocative-presidential-candidate/?_ga=1.117134982.143918859.1473088802.
[12]Gall AblowWho Makes the News? Good Question!https://www.carnegie.org/news/articles/who-makes-news-good-question/.
[13]作者原文是：从这场选举中，美国获得是对国家和选举的曲解，而CNN却取得却是10亿美元的总利润。参见Sarah Smarsh , What Donald Trump will have to accept: without journalism, there is no America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nov/18/american-media-journalism-donald-trump.
[14]迈克尔·舒德森著，刘艺娉译：《新闻的力量》第186页，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
[15]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 Capitalism, FascismPopulism. New York: Verso Books2012pp.143-147.
[16]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1999）XLVII.
[17]Douglas KellnerAmerican Nightmare: Donald TrumpMedia Spectacle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6p.10.
[18]“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潮在美国乃至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影响深远，虽然很多时候是以隐而不彰的形式存在着。李慎之就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即有这种潜在的思想，其理论其实也是“文明—宗教—种族”一体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似乎就逐渐形成了这种“‘悲观主义’共识”。参见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载《文明的冲突》第421-430页，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19]Francisco PanPopulism and Mirror of DemocracyLondon: Verso2005p16.
[20][21]Douglas KellnerAmerican Nightmare: Donald TrumpMedia Spectacle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6p.20. , p.3.
[22]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1999）XLVII.
[23]姜华：《新闻业能为民主做什么？》，《新闻记者》2011年第2期
[24]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1999）XLVII.
[25]应奇：《迈向法制和商议的共和国》，参见菲利普·佩迪特著、刘训练译：《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第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6]John Keane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Inc. xv.
[27]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173、313、333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8]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第135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9]可参见王绍光著：《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在本书中，作者以一讲的篇幅细述了民主的起源与变化，不同时代的思想家的民主观念都有涉及。
[30]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知、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第346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31]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2]Steven L. Taylor, Matthew S. ShugartArend Lijphart, Bernard GrofmanA Different Democracy: American Government in a Thirty-One-Countries perspectiv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4p262.
[33]Thomas E. PattersonWe the People: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2015p.385.
[34]Robert M. Entman,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News, Geneva Overholser, Kathleen Hall Jamieson（editors）Institutions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e Pres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62.
[35]新闻记者课题组：《2016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7年第1期
[36]Robert W. McChesneyJohn NicholsThe Death and Life of American Journalism: The Media Revolution that will Begin the World AgainNew York: Nation Books2010p24.
[37]Steffen W. SchmidtMack C. Shelly II, Barbara A. Bardes,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 Essential（2014-2015）Stamford: Cengage Learning, 2015p138.
[38]Ed Pilkington, Trump v the media: did his tactics mortally wound the fourth estate?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nov/22/election-2016-donald-trump-media-coverag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porting team, Accomplices or antagonists: how the media handled the Trump phenomen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nov/22/journalists-media-election-2016-donald-trump.
[39][40]Bruce BimerInformat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echnology in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Pow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 23. , p230.
[41]柯兰、芬顿、弗里德曼著，何道宽译：《互联网的误读》第145、149页，中国人农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2]Michael BarbaroPithyMean and Powerful: How Donald Trump Mastered Twitter for 2016http://www.nytimes.com/2015/10/06/us/politics/donald-trump-twitter-use-campaign-2016.html?_r=0.
[43]Thomas E. PattersonNews Coverage of the 2016 General Election: How the Press Failed the Voters, https://shorensteincenter.org/news-coverage-2016-general-election/.
[44]理查德·沃特斯、马修·加拉汉、蒂姆·布拉德肖：《假新闻为特朗普助选》，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297.
[45]牛津大学的政治学者菲利普·霍华德（Philip Howard）等人对社交媒体在本次大选中的具体做法和作用做了较为深入地调查和分析。可参考崔莹：《社交媒体在扼杀民主？》，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336/unreg; Bence Kollanyi, Philip N. Howard, Samuel C. WoolleyBots and Automation over Twitter during the First U.S. Presidential Debate, http://politicalbots.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Data-Memo-First-Presidential-Debate.pdf。
[46]这当然是一个有争议项的话题，总统候选人诚实与否，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其是否适合担任总统的重要素质之一。
[47]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porting team, Accomplices or antagonists: how the media handled the Trump phenomen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nov/22/journalists-media-election-2016-donald-trump.
[48]姜华：《公民新闻及其民主监督作用初探》，《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8期
　　
姜华/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规划一般课题“媒介变迁中的新闻业与民主之关系演化研究”（2015BXW001）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同时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论文撰写于2016年12月，完成后蒙哈佛大学博士、牛津大学副教授Kyle Jaros先生审阅并提供修改建议，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