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 周蓬年
一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和定义现代性，无论你是赞美还是批判，充满着暧昧（ambiguity）与矛盾的现代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理念和后果，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日常生活实践。所以，在现代性面前，我们确实无处可逃。
　　虽然马克思、西美尔、韦伯、桑巴特、舍勒、特洛尔奇等从不同角度揭示过现代性的起源、面向和实质等问题。但直到上世纪60年代现代性问题才真正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界研究、争论的核心问题。按照瑞士著名学者汉斯·昆的说法，现代性这个术语“最初用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它用以表明西方由怀旧的文艺复兴阶段进展到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历史时期”。①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中世纪神权至上，上帝是唯一的主宰者，《圣经》是知识的源泉和人们的行动坐标。即使是伟大的哲人，也不过在努力给《圣经》作注脚，他们试图在上帝的律令中获得真理、道德和价值的启示。但随着世俗权力的兴起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召唤，15世纪左右宗教权力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人作为主体的意识开始觉醒，终于让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一书中提出了“上帝已死”的著名命题。到17世纪以后，作为大写的人，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支持，欧洲人的乐观精神和自信心得到高度的张扬。这种支持的力量主要来自“从哥白尼和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成果”。②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所言，现代化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③启蒙时代的那些思想家们，如亚当·斯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休姆、康德，虽然品性与学术兴趣各异，但他们都相信知识与理性的力量，都有探索自然与社会的勇气。18世纪欧洲这样的思想气候，盖彼得称之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④
　　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现代性之路，这些论述为中国模式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资源。如2000年，美国人文科学院杂志Daedalus在冬季号上第一期出版了一个“多元现代性”（mutiple modernities）专号，发表了多篇从非西方视野看现代性的论文。“多元现代性”一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就是“现代性与西方化并不是同一回事”。⑤西方现代性模式并不代表现代性的唯一真实，尽管它具有历史的优先性，并且相对于其他现代性来说继续有基本参照作用。⑥但更多的人仍然相信，现代性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英法民主运动的产物，在政治观点和实践上是民主自由至上，在经济上是工业资本主义范式流行，而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则是理性主义的胜利。
　　当今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都与现代性密切勾连，而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特质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多元样态让不少学者为之着迷。⑦它包括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西美尔、尤尔根·哈贝马斯、斯图亚特·霍尔、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安东尼·吉登斯、齐格蒙特·鲍曼、戴维·哈维、乌尔里奇·贝克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启蒙和理性化、工具与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民族国家、个体权力、全球化等问题进行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性”（modernity）问题逐渐成为中国显学：从介绍西学研究到关注中国问题，从现象描述、理论梳理到范畴讨论、结构剖析，相关学术论文近万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百部，译著、专著亦不计其数。近些年来，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又进入中国，经由文学、艺术等审美领域向哲学、社会学、文化理论领域扩张，并与社会生活中的后现代状况互为呼应，掀起消费时代和传媒社会的大众文化热潮，构成中国的后现代景观。汪晖的专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4年版）、刘小枫的专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是中国学人现代性问题研究的代表之作。周宪、许钧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自2000年以来，已陆续推出20多部。汪民安主编的《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提供了大量现代性经典文献。
　　周宪在《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一文指出，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范畴，它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逻辑范畴。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性就一直呈现为两种不同力量较量的场所。一种是启蒙的现代性，它体现为理性的胜利。然而，启蒙的现代性诞生伊始，一种相反的力量似乎也就随之降生，并随着启蒙现代性的全面扩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种现代性可以表述为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是启蒙现代性的对立面。⑧在《现代性问题答问》（《死火重温》，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汪晖指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既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又是一种与权力有关系的宏大叙事，还是一个启蒙的方案。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区别，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概念包含了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⑨高力克认为，西方现代性是以自由主义为灵魂的，与之不同，非西方边缘国之现代性则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而唐文明认为，现代性首先是对现代意识的觉悟，其中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又具有价值诉求和规范意味。因此，“现代性”一词的出现是现代意识取得话语权力的表征，它表明了现代意识的某种胜利。另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说，“现代化”这一世俗化、技术化进程是资本、权力和文化互动的复杂过程，它以生产与消费为原动力，以科技、工业与市场为保障，以交换和增值为手段，以利润最大化为动力机制，以流通和开放为特点，最终将商品意识、市场机制、资本垄断、工业精神、宪政安排等整合为现代社会结构和民族国家，其中以金钱为表征的经济价值，成为一切行动的最大目的。⑩吴予敏教授认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所折射出来的，既非单纯的认识论，也不是本体论，而是中国人能否通过审美方式获得有价值的生存或精神拯救的实存问题。由此引出中国美学现代性的两条理路：一是以审美形式求取族群、阶级、国家之生存发展，美学被赋予远超其本来学术身份的意义；一是以审美为个体精神的解放或解脱。在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和任务中，对两条理路形成扬前抑后的局面，而美学、审美则被赋予太多功利意味。在意识形态掌控松动后，市场与权力的共谋又渗透到社会生活一切方面，商业文明、大众媒介、大众文化、感官娱乐等都在侵蚀着真正属于个体的审美精神。[11]亨廷顿曾指出，在非西方社会现代化之早期，是西化促进现代化，在现代化后期，则现代化推动“去西化”，这一观点是颇有洞察力的。金耀基同样认为，现代化固然是全球化现象，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现代化”“去现代化”运动，根源系出于对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现代性”的不满。诚如哈贝马斯所言，今日的现代性已出现“生命世界的殖民化”。由之，在世界各国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运动中，“去现代性的冲动”亦方兴未艾，直指现代性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的飘泊”等。[12]罗兰·罗伯森认为，新近的全球化是由20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所促成的，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由于重视社会和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罗伯森也更为关注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对立及其不平衡性与复杂性。对于全球化的思考，他主要基于以下四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民族社会、个人或自我、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诸社会组成的世界体系、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或全人类。[13]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已成为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共同体主义的首要论题。每种批判都从某个特殊立场出发并基于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14]人类现代化的脚步，看起来是一条积极乐观的向上向善向美之路，可事实上却常常充满迷思。反人性，反人类的行为在历史上不断重演。纳粹的暴行、日本人在中国南京的屠杀，以及卢旺达的大屠杀、ISIS的恐怖主义，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这些都需要我们反思。在所有的现代化要素中，人的现代化是首要的，而人的现代化则是从启蒙开始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其名篇《什么是启蒙》中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15]人们常把现代性看作是一个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时代，但福柯主张：现代性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气质（ethos）。这种态度和气质就是批判的特征。福柯指出，在康德的启蒙中所包含的批判精神是哲学的气质所在。“这种‘气质’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的特征”。[16]
　　
二
　　那么，媒介与信息传播在人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作为这个对时代精神脉络最灵敏的学科之一，传播学领域一直关注着现代性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学大量的著作不过是给现代性做理论补充。金耀基认为，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不是单一的理论，它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多个领域有不同的理论表述，但一个占主流地位的理论内涵是：现代化的根源是科学理性，它所拥抱的是“发展”（development）的义理，它的发展基调定在工业化（经济发展）上，并认为工业化有一个内在关联的成长模式，不同的社会或国家，最后会产生某种同质性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视美国的文明为现代文明的高峰，也即是现代性的典范。[17]正是接受了这样的理论范式，美国的传播学家们，包括施拉姆、勒纳、罗杰斯等人的研究，就有着非常浓厚的现代性的意味——他们相信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范式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的价值，坚信现代传媒可以有效地推动科学、民主、理性观念的普及，相信传媒的解放与启蒙的力量。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Deniel Lerner）认为，传播媒介的参与与工业化、都市化、世俗化、民主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经常有规则地一起出现，从历史上看，也许是因为它们必须并肩同行”。[18]勒纳还认为，大众媒介能够激励“心智状态”，使之倾向现代性，尤其是想象出另类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媒介作为强大的启蒙力量，通过构建一整套现代性的话语和现代化的信息环境，促使传统社会的人被吸纳或者被强制去接受现代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去呼应现代化的制度及其设施，从而促使个体运用自己的理解力从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
　　1993年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默多克在《Media, Culture & Society》杂志发表的文章中简要分析了传播与现代性的构成问题。[19]1995年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约翰·B.汤普森出版《传媒与现代性》一书，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系统地研究传媒问题。汤普森分析说，现代性有四个重要的制度性维度，分别是经济、政治、军事和媒介传播。其中，媒介传播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意义重大且日益上升，传播不再仅仅是传播本身，更是社会机构的制度性维度之一，并且是极为重要的维度，可以调节其他维度乃至整个现代性的构成与转变。汤普森提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传播思想：现代大众传媒的特点、媒介交流的崛起、媒介时代新的可见性、全球传播、传统与现代传媒的关系等等，至今仍然很有研究价值。在汤普森看来，媒介与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重组了我们的时空，带来了媒介化的历史性、媒介化的世界性和媒介化的社会性。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使人类从“面对面互动”进入到“媒介化类互动”。汤普森把“媒介化”一词加诸历史性、世界性、社会性、类互动、公共性、可见性和体验等多个词语之前，并将“媒介化”这一特征上升至“泛媒介化”这一普遍现象，分析“文化的泛媒介化”或“传统的泛媒介化”。
　　2000年，英国学者加汉姆出版《解放、媒体和现代性》一书，香港浸会大学的黄煜教授认为这是第二本重要的研究传播与现代性问题的著作。[20]加汉姆将传媒领域的一系列重要议题，呈现在启蒙运动和现代性工程的框架之下，试图将媒体研究嫁接在现代性命题之下，建筑在社会理论体系之下。加汉姆指出：“当代关于传媒的历史争论的要害是，传媒不仅是现代性历史发展的本性，还是现代性构成的标准化判断。”约翰·汤普森在《传媒与现代性：传媒的社会理论》中认为，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指出，要了解现代社会的兴起，就必须考察媒体交流形式的出现，表现为媒体机构掌握了交流形式。社会学家吉登斯也认为，传媒对于现代性观念和制度的确立具有积极的作为。他写道：“对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但是要追溯现代性的起源，恰恰是大众印刷媒介和电子通讯日益融合与发展才是重要的。”所以，他相信，“高度现代性是大众印刷媒体和重要电子传播日益缠绕着交互发展”的结果。[21]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同样认为大众媒介的贡献呈现多种形式，它们能够促进现代化必需的许多技术和社会革新的成果被推广、被接受。麦奎尔认为，大众媒介参与政治主要包括媒介逐渐成为民主政治进程的基本要素和权力行使的手段。媒介提供了一种论坛和信息渠道来就民主选举进行广泛的辩论，传达多元化的信息与民意，媒介对政治人物和政府机构广泛地进行宣传，使他们拥有的权利合法化。[22]香港中文大学的马杰伟教授长期以来关注传播（传媒）与现代性的问题。他研究指出，中国社会在整体上正处于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混杂期，而传统规范的力量也仍旧存在，但是在富于文化示范意义的中国都市社会中，后福特主义已经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影响力，在传媒空间中甚至已经开始占据优势地位。马杰伟与学生张潇潇合著的《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一书，重点分析了传统过渡到现代社会的宏观变化，透过传播议题阐释了“现代性”的特征与轨迹。马杰伟所撰的另一本著作《酒吧工厂：南中国城市文化研究》，则以讲故事的形式，呈现了中国南方民工的婚姻观、跨境欲望、中产梦、消费、劳动及情欲等。马杰伟通过参与式研究，深入南中国打工阶层，以南中国地方城市特色为背景，在详细叙述民工打工生活各个侧面的基础之上，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民工努力融入打工地城市生活、以城市中产为生活意象，但因缺少话语权进而面临种种困惑的民工城市生活图景。并以这种生产—消费的互动关系为重点，深入、全面地探讨了城市文化的内在机制，使抽象的文化原则和零散的文化现象，变为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件及其多重意涵，透过社会群体内外的互动，展示了具体的时空场所交织而成的稠密网状结构。
　　诚然，现代传媒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它又推动着现代性观念的普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的，“只有人们能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最大量信息，通过新的传播技术，使得世界各地变得近在咫尺，那时人们获得的才是真正的精神财富，并且真正得到精神的解放。”一百年前（1898年2月）在康有为、 梁启超等变法维新派的推动下，清光绪皇帝下令筹办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就是中国最早现代性大学的开始。而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喊出“科学与民主”口号的就来自北京大学，而“科学与民主”正是欧洲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象征价值，也即是“启蒙方案”或“现代性方案”的最重要内涵。[23]
　　
三
　　洪长晖博士的《混合现代性：媒介化社会的传播图景》一书，是关于传媒与现代性方面研究的又一力作。在这本书中，作者梳理了各种不同层面的现代性理论，提出了“混合现代性”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承接文化研究学者汤普森的传统，特别将传媒作为现代性的动力和制度性维度纳入考量，力图从个体、社区、国家这三个互相区别而又内在一体的层次上去描摹媒介化社会的动力、机制和图景，即将“现代性”界定为既是一种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又是个体化、群体生活乃至国家软实力传播所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则是力图理解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语境下，现代性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特质之体现，并将现代性的历时性维度和空间性维度糅合在一起，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剖析具体个案，以期探寻当下中国的传媒现代性理路。应该说，作者的这一概念是很有学术张力的，这一理论创新是站得住脚的，对我们进一步思考传媒（传播）与现代性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洪长晖在书中注重理论的梳理，用将近两章的篇幅梳理现代性方面的理论，可谓博览群书，体现了作者较深的学术积累。但同时，作者又不止于理论整合与梳理，而是做到通过实证研究材料，从个体、社区和国家三个层次探讨媒介资源的使用和理解，共同描绘出媒介化社会的传播图景。如作者通过民族志观察，发现桑植白族的族群认同再造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历史的断裂中，这种断裂一方面是由于该族群本身特殊的发展演变脉络造成的，但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另一方面的影响，那就是这个过程是处于全球与本土的现代性进程中的。全球化的影响对于社区而言不是特例——这就是说全球化影响无处不在，无远弗届，在这里仅仅是不加讨论而已，事实上全球化的影响是明确而巨大的，那就是造成了传统社区认同的衰微！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扎实的研究材料，也就为作者的研究结论提供良好的论证基础，其研究结论——（混合）现代性和媒介化社会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与隐忧——的提出，也就顺理成章了。
　　项飚在《我对印度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价值？》中有一段话：“实地工作者迈了左脚迈右脚、坐过汽车换渡轮，对世界做贴着地面的理解。逆动不是决意的逆行，也不是刻意的逆反，而是要引入一分犹豫、要多一刻的反省、想象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同时要用细节说话、用自己真正能够理解的材料为基础思考。” [24]这段话我是极为赞同的。项飚本人所做的《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就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贴地求证的厚重之作。洪长晖的这本书，多少有同样的追求。无论是他关于桑植白族民族志的观察，还是他对于个体现代性认知的深度访谈，材料都很扎实。正是这些鲜活的材料，让论证有了科学的保证。
　　作者的文笔优美，虽然本书是一本很有理论深度的书，但读起来并不吃力。我一直不太认同那些让人读起来费力的文字，因为文章是让人阅读的，思想是希望与人交流的，如果文章艰涩难懂，甚至味同嚼蜡，那就让人失去了读下去的耐心。除了少数的大家如维特根斯坦或者海德格尔之类的天纵英才，艰涩的文字游戏是学人玩不起的。
　　总之，现代性虽然一直被看作是进步的代名词，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尺度，但诚如政治学者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25]这个问题，正是当下现代性最深重的危机。现代性，是人类自己的实践产物，但它到底要将人带向何方呢？其模糊、暧昧甚至是矛盾状况是否需要（抑或说是否可能）得到澄清？传媒，尤其是今天更加复杂的社交媒体环境，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人类解除加诸自身的不成熟状况取得良好的成效？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自由和平等，可它是否比现代的自由平等概念含义更丰富？换言之，互联网是否正在重新定义自由和民主？是否存在一种能够适应全球条件，基于多民族、多文化、多制度以及不同价值观条件的全球永久和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更多研究者的介入。■

①参见王岳川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汉斯·昆：《神学：走向后现代之路》，岳川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陶驿等译：《中国的现代化》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彼得·盖伊著，刘北成译：《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序曲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
⑤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in Daedalus , Winter 2000special issue on Multiple Modernitiespp. 2-3.
⑥EisenstadeShmuel N.2002: “Some Observa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In: Reflections on Multiple Modernities: European, Chinese and other Interpretationsedited by Dominic Sachsenmaier and Jens Riedel with Shmuel N. Eisenstadt, Leiden; Boston; K·ln:Brill, 2002pp.27-41转引自方朝晖：《多元现代性研究及其意义》，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996.html
⑦汪斌锋：超越资本现代性，《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4期
⑧周宪：《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研究》2000年第11期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⑩周与沉：《现代性的中国探询——大陆学界现代性问题研究综述》，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978/
[11]吴予敏：《试论中国美学的现代性理路》，《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
[12]金耀基：《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录入《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
[13]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84-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尼古拉斯·布宁著，余纪元译：《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第630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第22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16]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第53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17]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18]LernerD. 1958.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e Pressp.438.
[19]G. Murdock ,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oderni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199315(4): 521-539.
[20]黄煜：《解放、媒体与现代性——关于媒体与社会理论的论争》，香港：《传媒透视》2000年第9期
[21]参见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2]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
[23]参见金耀基：《五四新传统的批判与继承》，收入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84-197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4]项飚：《我对印度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价值？》http://www.m4.cn/opinion/2015-05/1273632.shtml[25]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第86页，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吴飞 周蓬年/吴飞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周蓬年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