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
　　不要带着“成见”去阅读，但这又是多么的不可能。（扉页）
　　1.能被称为“舆论”的意见，乃是特殊的一类意见：社会公众的意见，针对公共问题的意见，呈现在公共领域中的意见（民众的意见未必如此）。要点看上去很清晰，但问题却被隐藏在每一个关键词中。若要真弄明白，还是从读经典开始吧。（译者前言P3）
　　2.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不只是觉知到的存在，还有未觉知到的存在，但人们能够谈论的，却只是那些进入意识世界的事物。而没有进入意识世界的，人们会以为并没有发生。人，其实常常生活在盲目状态中。你很可能活在自己错误的信念与幻觉之中。（P3）
　　3.人们依托的现实（信息），常常不是现实，因而依托这样的信息，想象或期望未来，只能是虚妄的。这正是媒介为人们营造的一种可能状态。（P5）
　　4.一个人、一个事物的形象，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塑造、建构的结果；不管是完美、神圣、伟大，还是欠缺、世俗、渺小，其实都是塑造、建构的结果。千千万万的大众，不过是存在于符号所建构的世界中。而对象真正的面目是什么，却总是模模糊糊的。（P6）
　　5.人们“相信”的东西，总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影响，只有找到这个“相信”，人们的一些行为（方式）才能得到解释。（P10）
　　6.人是心理的、观念的动物，人的行动是从观念开启的，这个观念的来源并不是直接感性的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某种符号化再现和塑造的结果——符号世界。李普曼把这样的符号世界称为“虚拟环境”。这样的虚拟环境一旦形成（不断形成），便以中介方式存在于人与真实现实之间。进一步讲，人按符号世界（虚拟世界）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往往不直接按照现实调整行为。这足以说明“虚拟环境”的影响之大。确实如此，但李普曼也有夸大之嫌。（P11-12）
　　7.不顾事实，急于发表意见，是造成“虚拟”“真实”舆论的重要根源，在李普曼时代如此，在今天就更是如此了。人们没有足够的理性与耐心等待真相浮出水面。人们只相信自己以为的事实。自我迷惑是很常见的事。（P15）
　　8.持有不同信念的人，尽管同在一个现实世界，但这只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灵或灵魂却恰好在不同的世界里。这正是他们把同一个事实世界解释为完全不同世界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解释，而不是客观事实决定解释。正因这样，人们常常处在虚假的意见环境中，或“纯粹”的没有真实根据的环境中。（P15）
　　9.世界，不管是大世界还是小世界，本就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却要一厢情愿地变成一种色调，这是多么的霸道。意见一定是多元的，“一律”只能促生灾难。李普曼近乎飞扬的笔墨却深深地蕴含了这一简单的结论。（P17）
　　10.虚拟环境，在李普曼看来是或真或假、真真假假的信息环境，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环境，是由人性本身与社会环境（真实环境）共同造成的。这显然是一个相当模糊的解释。但可以推断的是，李普曼认为正是人性的各种属性与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共同造成了信息环境不可避免的虚拟性。（P18）
　　11.李普曼认为，人们难以接近现实真相的障碍来自两大方面：一是外部各种因素的限制，二是受到主体内在“先见”等的影响。个人头脑中的图式决定自己的意见，而群体的意见便是舆论。（P21）
　　12.李普曼实质上是个民族主义与精英主义相结合的“混合主义”者。
　　没有任何个人可以对公共事务做到胸有成竹，李普曼的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所以才需要社会民主、政治民主。
　　李普曼认为，公众舆论要想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政治家、统治者）就要利用媒介来组织舆论，而不是让媒介自行组织舆论（这里的组织，实质可能就是“引导”）。看来，李普曼并不十分相信新闻在政治活动中的可靠作用。（P23）
　　13.宣传，按照李普曼的上下文，就是把宣传者希望的结果/图景传递给公众的行为，而为了宣传，宣传者采用的是正当的和非正当的混合手段。若要通过新闻进行宣传，就一定会对事实削足适履，扭曲变形。（P31）
　　14.李普曼说：“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 这实际等于说，有了充分的新闻自由，试图进行宣传就是困难的；也就是说，有了新闻自由，真相从根本上就是遮蔽不了的。为了宣传，就必会说谎。而一旦说谎，所谓为了公共利益，不过是可笑的“遮羞布”而已。（P32）
　　15.公众所获知的信息都是各种力量过滤后的信息，这种过滤的筛子有各种各样的合理与不合理的依据和借口，但结果是一样的。
　　当你以为的事实并不存在或并不完全存在，那么，你针对“事实”发表的“意见”是什么样的意见？你真诚地表达了虚假的意见。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如此，“舆论”本身就是虚假的。（P33）
　　16.李普曼通过生动的例子表明，真相在与公众见面之前已被篡改，信息在与公众见面之前已被截流；即使公众见到的也是被中介化、虚拟化的。因此，公众与真相无缘。（P34）
　　17.李普曼对真相传播、宣传的有效性都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其理由大致有：其一，任何庞大的传播系统都不可能将信息、观念传播到所有的公众；其二，普通社会大众其实并不怎么关心（政府）传播者关心的事情，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事情。（P35）
　　18.李普曼具有很好的宏观视野和整体思维观念，他已明确指出，社会系统中的所有因素，特别是与传播技术紧密联系的因素，都会影响信息的传播，舆论的形成；而且，可以明显看到，李普曼不是盲目的技术民主主义者，他在指出技术（还有政治、经济）支持下的诸多产物对信息、舆论交流带来便利的时候，立刻提醒人们，它们同时会被政府控制，从而又成为新闻与舆论交流的障碍。对于今天那些过分乐观的技术民主主义者，应该回头来读读李普曼。（P37）
　　19.人们的交流情况取决于多种因素，社会地位、经济情况、志向兴趣等；而且，人们都处在一定的交往交流圈层结构中，都墨守各自圈层的规矩；因而，不同圈层之间的交往交流，不是不可能，而是相当困难的。李普曼当年指出的现象，在今天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在新媒介环境中更强化了。社会交往圈子具有一定的“传承”或“遗传性”，“圈子人”的形成是很自然的。这对传统社会无疑是恰当的判断，对现代社会来说，大方向依旧如此，只是流动性强了一些。（P38-39）
　　20.李普曼特别指出了不同社会交往圈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影响；越是精英交往圈，对社会的影响越大，它们不仅会被模仿，而且精英们交往中的私事可能会公共化，而公共事务也会私人化。这似乎看低了大众，但直至今天，这仍是基本的社会事实。（P41）
　　21.李普曼非常明确地指出，“大社会”是由最为高层的“小圈子”决定的。
　　一个人的地位，决定着交往的范围，决定着能知与所知。一个人要想天下事，要想公共事务，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难知天下事，另一方面总会受到私人事务，还可能有其他因素的打扰。（P42）
　　22.李普曼运用粗略的数据分析，意在说明普通社会大众投入公共事务的时间与注意力是相当有限的，进一步暗示的是：通过相当有限的时间和并不足够的注意力，其实是无法了解现实信息环境的，因而也很难发表什么像样的意见。李普曼这一判断对个别的人来说我以为是恰当的，即使在当今丰富异常的媒介环境中，人们未必真正投入足够的时间与注意力关注公共事务，但“大家”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信息场”“舆论场”，也许可以弥补一定的不足，这便是交往交流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有效的公共舆论确实是个困难的问题。（P44）
　　23.人们面对的是符号世界，是简化了的符号世界；新闻是中介化世界，是简化了的中介世界。要在这样一个经过修饰的世界里看到真实世界，自然是有相当距离的。（P48）
　　24.“寥寥数语往往就代表了整个一系列行动、思想、感情和结果”，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们通过新闻看到的事实，一定是残缺不全的。用一个比喻，“事实是风景，新闻是风景画”。（P49）
　　25.在绝大部分情形中，人们对同一词汇、描述不可能形成完全相同的想象和推断，每个人的认知图式是不一样的。把对真相的想象留给读者，无异于把新闻当成了文学艺术作品。但问题是，新闻不应是文学，更不应是写意画。（P50）
　　26.李普曼认为，舆论并不是人们对真相认知的确切表达，而是在对事实模糊了解情况下的现象表达。这是基本符合实际的，在现实中，即使那些严肃理性的公众，往往表达的只是自己对可能事实的看法，而非针对新闻事实的意见。舆论往往只是以新闻为由头的意见表达，更多针对的是相似的社会现象，而非具体的新闻事实（报道）。
　　公众实际上是相当模糊的存在，构成公众的个体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大众意见到底是谁的意见，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至于意见的性质、质量就更成问题了。（P52）
　　27.公众少有清静的时空环境，理性冷静地依据新闻报道形成并发表公共意见。“在现代工业主义的环境里，思想被浸泡在噪音之中。”（P54）
　　28.公共舆论并不是针对公共事务的纯粹产物，而是受到各种“公众”私人身份相关的可能因素的影响。纯粹的公众舆论是一种想象。但从这里可以看出，李普曼在公众舆论问题上似乎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用一种没有明示的理想标准衡量现实，那结论自然是悲观的。事实上，舆论之所以成为舆论，就在于人们以各自方式自由表达意见，最终形成舆论趋势，这与舆论是否正确合理是两回事。（P57）
　　29.李普曼对公众舆论总体上是悲观主义的。舆论对象的模糊性，舆论环境的某种扭曲性，舆论主体的巨大差异性，以及舆论传播表达的障碍等，都成为公众舆论得以形成的负面因素。其实，公众舆论就是在此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因而，它对任何公共事务决策的意义只具有参考价值，而不能成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根据，被舆论所左右的决策往往都是糟糕的结果。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舆论常常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境中产生的，而且，越是真相不明，越是舆论强烈，这已是基本规律。（P58）
　　30.“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文化环境中的人，不可能逃脱文化模式的影响。人们首先会以所属文化的心理、习惯去认知、理解对象。观察、认知、理解必然具有文化偏向性。即使意识到自己的“成见”，仍然超脱不了它，因为除了“成见”“先见”，一个人的裸眼是看不到什么的，只是一些直观的影像。（P62-63）
　　31.“成见”（刻板印象）不仅是个体的，也可能是群体的甚至是社会的，每一种成见都会对拥有成见的人、成见环境中的人的认知构成制约导引作用。警惕成见、反思成见、改变成见是认知活动中应有的自觉。（P65）
　　32.人们是用“先见”看事物、看世界的，好处是方便快捷，但结果也可能只是看到想看见的，而不是看到真实的对象。“先见”（成见）的形成是个复杂问题，文化传承、生活实践、教育等等，无不积淀、铸就着一个人的认知图式。“先见”并无简单的好坏之分，关键是如何对待。但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先见”却少自觉，这就会生出不少问题。（P67-68）
　　33.李普曼的“成见”含义似乎非常宽泛，按本章（第七章）的看法，他实际上把主体（个体、群体）拥有的既有“观念系统”全都看作“成见”（好像明显的“好”观念除外）。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它是“成见系统”中最为稳定的要素/部分。（P72）
　　34.面对新对象，未去感知认识，便以既知既有的观念“说三道四”，这便是成见的作用；因而，以成见看待事物，原则上错误是必然的，而正确是偶然的，它遮蔽了可能的正确认知。成见的方便性也正是它的荒谬之所在。成见方式是非理性的。（P74）
　　35.人们往往会为自己的成见“创造 ”各种各样的证据，对于新闻来说，最方便有效的手段就是编造“真实”“生动”“离奇”“新鲜”甚至“耸人听闻”的故事，然后再加以大肆传播，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成见”，证明了“成见”的正确性甚或伟大性。宣传者常常会动用宣传机器制作这样的故事，使受蒙蔽的人们被激发起来。（P78）
　　36.李普曼认为，既有的所有理论体系都是一定的“成见系统”，且都有自己的盲点所在，这既是理论体系的灵魂所在、信念所在，也是其问题所在。这使人一下子想到了库恩的范式、拉卡托斯的“硬核”。（P79）
　　37.李普曼实质上指出了技术进步必然会改变人们的一些道德观念，也说明技术进步会改变成见。（P82）
　　38.一种看法一旦转变成了“成见”，转变成“信念”，它就会在新的认知中遮蔽不应遮蔽的东西，从而导向片面、扭曲或错误。（P83）
　　39. “成见”一经形成，它便具有了惯性、封闭性、保守性，从而导致人们不能进一步认识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变化性，而这才是真实世界的真实状况。若认识不到这样的真实变化，固守成见不变，那就只能备尝恶果了。（P84）
　　40.“成见系统”都有自身的内核，也就是李普曼所说的“盲点”，在理论体系中可称之为未经证实的（往往以为证实了）“第一命题”。这不是理性，而是信念。但这样的“信念”往往恰好是最靠不住的“爆炸点”。（P85）
　　41.“成见”在带给人们方便时，会使人们变得懒惰，特别是盲目得自以为是。对于理论研究者来说，必须十分清醒地自觉到，既有的所有理论都有成见的特性，现实或者说所有的理论对象都在一刻不停地变动之中，而我们的观念在大多情况下还追随在后面。（P86）
　　42.人更倾向于“看见”与自己既有观念相符合的事实，而忽视甚至故意无视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事实。人走向极端是相当自然的过程。（P89）
　　43.一项再普遍的行为准则，都难以做到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境，因而道德规范的范围，总有例外。但之所以绝对化，是担心人在行为中都把自己解释为那种例外。（P91）
　　44.一套道德规范、准则中，都包含着某一种人性信念，表现为“人应该和能够如何”，这是历史形成的文化自觉。意见不可评判意见，标准不可衡量标准，评判衡量它们的终极标准只有与它们性质不同的东西，这便是事实。（P92）
　　45.人们习惯于为自己的见解寻找根据，更习惯于怀疑对手或敌人的看法。人们在为自己展开辩护时，极易将对手、敌人设想为各种类型的阴谋家。如果大家都是如此，一个坦诚交往交流的信任世界就失去了可能，剩下的就只有猜忌、竞争与恶斗。但实际上每个主体都是有限的，包括你拥有的成见，谁都不可能把握绝对真理，谁都不可能认知事物的所有方面，因此，宽容、善意、设身处地、自我反思、清醒头脑，也许才是真正有效的对话态度与方法。然而，即使人们事后能够想到比这更好的一切，但一遇到真实的事件，就又落入原样了。人类，真是“明知故犯”的可怜虫。（P97）
　　46.“成见”不仅像人们一般以为的那样，只是保守（这本身可能也是“对成见的成见”），而是异常的专制。成见更多时候会以相当独裁专断的方式取舍事物，从而造成危险或残酷的结果。想想一位充满“成见”的领袖，会给他/她所领导的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成见，就是要保有既有的观念，因而，成见本质上向后看，不向前看，看老旧的对象，而不看新变的事物。（P100）
　　47.理论上讲得通，不等于实践上可操作、可行。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他们之间永远没有等号，更不要说绝对的等号了。记住这一点对于理论研究者至关重要。理论的力量在于透彻，透彻到能与实践真正地结合。
　　能够在大原则下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具体解决，永远是智慧的典型表现，高妙空谈与鼠目寸光都是愚蠢的。（P103）
　　48.李普曼讨论了“社会时间”问题，不知道这在社会学、心理学史上，处在怎样的节点地位上？
　　社会时空与自然时空是两个有内在联系但又是相当不同的问题。社会时空当然须以自然时空为前提，但人类如何在不同视野中处理社会时空问题却是他们现实生活中时时刻刻需要面对的事情。（P105）
　　49.存在的流动就是时间。所有具体事物不过是存在的表现。任何问题的恰当解决都必然需要恰当的时间智慧，因此，“恰当的时间考虑几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组成部分”。
　　“应当在公众舆论中给社会时间留出它的位置”，李普曼的这一提议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在恰当的时间里讨论一定的公共事务是相当棘手的事情。社会实践管理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也是一种社会艺术/智慧。
　　在所有历史问题上，都涉及时间起点问题，而如何设定时间起点，对有些问题是简单的，相对容易达成共识，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就可能非常艰难。人们都会选择有利于支持自己观点的时间起点。社会实践的真理性大致只有两种办法解决：一种是强力；二是协商。这也是社会知识生产的典型方法。（P 107-108）
　　50.李普曼反对“粗略的民主观”，其实就是反对“粗略的平等观”，把本来不一样、有差异的个人故意看作完全一样的人，从而导致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大家都一样”往往是极为混账的思想和做法。（P109）
　　51.评价公众意见时，必然概括，而任何以点代面的方法论都是存在偏差的；科学的统计方法，其有效性是有限的。
　　设定一种标准的根据是很难把握的事情，而这是任何研究中必然碰到的问题。标准出现偏差，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P111）
　　52.李普曼始终对人们能否认知公共事务的真实情况抱有怀疑态度，始终强调各种可能因素对真实认知形成的障碍。他实质是想指出，不知真相的公众是难有正确意见的，在如此意见中形成的舆论当然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是的，即使处在今天的信息环境中，李普曼的怀疑依然是合理的，公众在大多事情上确实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很难获知公共事务的真相。（P114-115）
　　53.钟摆更多时候不在两个最高点，而在中间段里摇来摆去，“钟摆仍在全能和无能之间摇来荡去”。没有多少事情泾渭分明或刀下见菜式的一刀两断。当简化概括公共舆论时，总是充满风险的。（P117）
　　54.命名化是个简单化的过程，甚至可能是污名化的做法，而一旦命名，也就刻板化了，从而导致刻板形象、刻板印象。（P121）
　　55.将事物形象化的过程，也是夸大某一特征而损害扭曲其他特征的过程，漫画可能是最典型的代表。公众面对的公共事务或讨论的对象，经常就是已被漫画化的对象，这虽然激发了公众的兴趣，但却是一种误导。（P123）
　　56.对于大众来说，越是生动直观的传播（符号）越具有吸引力，李普曼通过电影传播与文字的比较，实际说明图像传播将会成为大众化传播中的主导性符号系统。（P125）
　　57.在人们还没有形成成见的事物上，传播者可以更多地自由发挥，甚或可以建构期望的成见。这也许就是首因效应的结果。现在被一些人称为最先的定义权。（P128）
　　58.李普曼以单一经济决定论理解马克思理论，显然只是停留在一般常识传说的层次上，他似乎并没有系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即使在最简单的意义上，马克思也是一个相互作用论者，他只是认为生产力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更为根本的意义，而这一点现在看来似乎更加正确。（P135）
　　59.Yes或No并不代表人们所有的想法，尽管制度设计往往只能让人们做出二选一的决定。过分的多样性使一个社会无法在一些应该统一的事情上统一行动，因此，便只能牺牲那些摇摆多样的选择。（P147）
　　60.众多人同意一件事或同意一个人当选某个职位，这不等于说所有人同意的理由是一致的、意见是一致的，只能说结果是一致的。至于同意中的不同意见是什么，是一个不能推断准确的问题。如果想弄清楚，那就只好让每个人说明自己的理由。（P148）
　　61.抹去可能争议的细节，以免因小失大，寻找最大公约数是一种办法，各予所需是更有效的另一种办法。让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满足。不能直接说的就迂回说、间接说。但不能说谎，不能违背基本正确的原则。（P151）
　　62.一致的舆论基本上属于假象，舆论就是不同意见的组合；一致性只是对公约数的描述。（P152）
　　63.人们对具体的事情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对抽象的原则以及象征物更易形成一致。
　　现代传播是制造同意的有力武器。但在不同于李普曼所处时代的今日媒介环境中，利用媒介制造同意客观上却变得困难了。当多元之声越来越多时，要形成一律意见是相当困难的。（P155）
　　64.每个人都极易被自己的经验、知识、观念、理念甚至是生存于其中的时空环境所限制，人们易于狭隘、固执、自以为是，但人们之外的世界实在是太广阔了，每个人所感所知都是微不足道的。保持谦让、宽容、开放是永远应有的态度。（P162）
　　65.思想、观念——表现为一定的词汇表达方式，只有通过思想家或观念人物，才会传播开来，才会成为广泛的社会化的东西。而它们要想久驻人心，长期传承，就必然是与社会大众兴趣、情感、利益有着密切联系，不然，便是“一阵风”而已。（P163）
　　66.“我们要通过某些敬爱的权威人物与外部世界进行联系。”李普曼既实质性地提出了“把关人”观念，也实质性地提出了“意见领袖”观念，这些信息传播、意见传播中的基本“概念”归属，至少应有李普曼的贡献。（P165）
　　67.我们对新闻报道真实性的相信，是以我们的经验为基础的，但更依赖于对报道记者及所属媒介的信任。相信真实，是因为相信真相。尽管真实不会因为相信而真实。（P165-166）
　　68.李普曼是个理性的精英主义者。他指出每个人专长的或能为专家的领域是相当有限的，这个领域的专家，可能是其他领域的“白痴”，专家中的专家或超级专家是稀罕少见的。（P167）
　　69.从古到今，从中至外，统治者只是相对的少数，不可能是绝对的多数，李普曼对民主制度实质上是总体性的怀疑的。人民/大众当家做主只能是名义上的，很难或不可能是实质上的。民主机器（制度）的运转，同样是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方式，只是在确定中心的过程中，边缘能够更多地抖动发声而已。（P169）
　　70.民众通常是在精英限制的范围内“发扬民主”，是在精英（领导者）底线同意的范围内发扬民主。（P171）
　　71.在很多公共决策中，多数人往往是少数人的工具，人类尚无智慧改变这种状况。在实质上改变不了的事情上，人类只能做些名义上的文章。（P172）
　　72.统治者骨子里永远不喜欢被统治者的追问和质疑。只要怀疑，就意味着挑战，不信任已经开启。统治者并不真正喜欢过于敏锐尖刻的“臣民”，因而，知识分子几乎是统治者最难应对的对象，因为这部分人是与他们同样“聪明”甚至更有眼力的人。（P173）
　　73.“等到人人都理解了，行动可能就会失败。”读到李普曼的这句话，我立刻想到那句名言，“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时不我待，事不等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很多事情确实如此，既不能等所有人理解了再做，也不能坐而论道，等待争议出结果来。（P175）
　　74.“奥林匹斯诸神争吵的景象是有趣的，但也是破坏性的。”邓小平的高明之一就是：有些事情先做起来，不争论，看事实、看实践、看结果，这才是实在的。（P175）
　　75.民主是一种整体的政治观念，也是政治操作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民主一番，民主的范围、民主的条件应有足够或一定的灵活性，但这确实也有风险。（P176）
　　76.象征传播是召唤性的，主要诉诸人们的情感被激发起来，而非理性的方法，做得好，更易获得统一的意见（结果）。（P176）
　　77.为人民服务，为大众代言，是领导人真心的或虚伪的口号，他们借群众的名义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才是普遍的事实。但不能否认，有些事情确实是为着群众着想的，因为需要群众。（P178）
　　78．到底是领导人还是有权威的新闻媒介在影响公众？若在一般意义看，首先要看一个国家的制度，一个国家中新闻媒体的性质与地位。如果这些东西不一样，那结果是不一样的。其次，还是需要具体事情具体看待，很难说谁永远比谁影响大，不存在这样的“永远”。（P179）
　　79.公共信息更多掌控在领导者手里，也就是“权力”手里，信息控制的本质就是“权力”对大众知情可能的控制。信息在“权力”与大众之间的不对称在任何社会都有必然性。李普曼对此看得透彻明亮。（P181）
　　80.“制造同意”是所有组织、所有领导者的基本任务；学会如何“制造同意”是任何社会特别是形式上表现为民主的社会中的极具前提或基础意义的事情。
　　技术进步是改变制造同意方式的动力。但对此要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做出考虑，而不能只从有利于制造同意的一面出发。（P183）
　　81.如何把民众的情感、意见、信念引导到统治者期望的方向状态、内容上来，是统治者统治期间的核心任务，这既是做事的基础，也是统治得以稳定延续的人心资本。舆论学不只是简单的新闻传播学，而是重要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P185）
　　82.在现代传媒诞生之前，公众舆论也许是自在自发的，但在此之后，尤其是媒介结构越来越复杂的当代社会，就未必如此绝对了。所谓的公众舆论，其生成机制、方式可能会有不同的模式。（P187）
　　83.人们无法直接知道统治者的德行品质，统治者的自我宣扬本质上是靠不住的东西，因为历史证明统治者在自吹自擂时说的大多是虚词空言。因而，统治者要想获得人民的信任，就得与人民一起共同建设公开透明可监督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只有实行民主才可获得，没有别的选择；制度是体系性的，权力间的相互制约以及相对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媒介监督都是必需的。（P188-189）
　　84.“一个人对于公共事务仅仅有着非常狭隘的经验”，即使有了到处都是的各种媒介，这一基本状况并不会发生多少改变，何况大多数人并无足够的兴趣与能力去关注公共事务。人们大都依赖有限的经验、有限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发表自己的意见。因而，只有在一个充分自由、充分民主的社会里，才会有相对比较多元的意见产生，进而可能形成公共舆论。在一个专制、威权的国家、公共舆论本身就是残缺的。（P191）
　　85.马基雅维利也许是因没有足够的勇气，才在生前没有出版他的惊世之论。但他却是真正揭去含情脉脉面纱的人，他是真正让政治暴露出丑恶一面的人。即使今天的文明政治，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一境况。政治文明仍是最难建设的文明。卢梭的田园风光是甜美的，但又是不可能的，回到过去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路数和办法。（P193-194）
　　86.李普曼似乎认为，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希腊城邦)实行，在人们可以相互知晓、对公共事务可以直接感知的情况下实行，超越这样的条件，民主便是可疑的。李普曼设想的民主类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直接民主”，而他对间接民主是不信任的。（P196）
　　87.李普曼实质性地认为，民主政体是一种低效的政体，也是易于走向两种（决策的）极端的政体。从行文中，可以感觉到李普曼对民主政体并无什么偏爱或赞赏。（P197）
　　88.“信息共享”并不必然造成“普遍同意”；同样的信息不会产生同样的意见。（P203）
　　89.防止权力滥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分权，形成总权力结构中不同分支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如此一来，如何处理分支权力间的“恶斗”，以及提高权力运用的效率就又成了新的问题。目前即使较好的民主政体，也未取得如意的制度设计。（P204）
　　90.李普曼相信精英人物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人民的普遍信念，也就是公众舆论（一种维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精英人物引导的结果，是精英人物为人们创造了“神圣”的象征物。这与英雄史观无关，而是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P205）
　　91.李普曼对当年美国众议院诸多可能问题的分析，实际上至今依然存在于所有国家的类似机构（极端了）。这样的机构不过是抱怨会或神仙会，它若运转正常，且议员们大多认真负责，至多是能够给专门的相关工作委员会的精英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地方性、领域性信息，偶尔也可能提供点灵光一现的意见或建议。（P209）
　　92.“独裁制度已是穷途末路，自由制度则方兴未艾。”李普曼是在关于美国当年现实的语境中发出如此判断的，但它却具有普遍的意义。独裁可以胜利一时，但却难以长久胜利。民主自由是缓慢的，但它却不易造成大起大落的风险和灾难。民主就不要怕麻烦。（P211）
　　93.所有的“主义”，都会承诺能够给人们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但大多事与愿违。社会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则，好像哪种主义的话都不会听，也不会有哪种主义能够断言自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历史，有自己的步伐，不要轻言自己已经掌握规律。终极结论就更是开玩笑了。（P212）
　　94.李普曼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任何个人不可能全知公共事务的真相，一是没有这个能力，二是没有这个充分的兴趣和动力，三是即使有信息来源，也是虚拟环境。因而，真切的民主意见是不可能的。一个大众难以把握真相的世界，要实现民主是有障碍的。但是，民主的条件不可能是每个人的全知，而是各自“偏见”基础上的互知与协商，民主是有限的，不可能有完美的民主。（P226）
　　95.李普曼肯定自由的价值，但并不相信有了自由，就会自然有了真实的信息，有了真理，从而有了公共舆论的基础。在李普曼的心中，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事，但它们并不能保证造成正确的舆论，根本原因仍是他一贯坚持的人们难以全面获知真相。（P229）
　　96.从这一节的叙述中，可以清晰看出：（1）李普曼非常明白当时报纸的生存机制——广告，二次售卖。（2）明确将报纸分为“质报 ”与“量报”，广告商的目标是有购买力的读者。（3）读者是报纸最重要的、得罪不起的资源。（4）无论如何，报纸（媒介）是大众获知外界情况的重要渠道。（P233）
　　97.李普曼提出的观点今天都已成为常识，但并没有因时代不同而有什么变化：（1）读者在报纸面前其实是自由的，并非完全被动的。（2）读者评价新闻的好坏，依赖的其实主要是自己的成见兴趣和可能的临时性需要。（3）读者没有能力确认新闻的真实性，只能通过信任。（4）真正可能知道新闻真相的，只有当事人。（P236）
　　98.新闻的根据只能是事实，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它关注的是特别的事实，并非一般的事实。新闻报道要有由头，有节点性的事实或事件。新闻不是事实世界平铺直叙的镜子，而是关注那些非常态的变动。（P244-245）
　　99.李普曼明确提出了新闻准确性与技术的正向关系观点。但事实未必总是如此。（P246）
　　100.李普曼似乎在不经意间提出了“新闻价值”概念，与前文“新闻的价值”形成了一对概念小系统。记得有研究者指出，李普曼是第一个提出“新闻价值”概念的人，不知是在什么范围内说的，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人专门研究过新闻价值问题。（P249）
　　101.新闻是选择的产物，李普曼认为选择是没有标准（实质是说没有统一客观标准）的，是选择者纯粹主观决定的，这样的判断显然是偏颇的；选择在形式上自然是主观的，但选什么的机制或背后的标准却是多因素的结果，而非选择者的纯粹偏好。（P255）
　　102.“我认为最有生命力的假设是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而且必须加以清楚地区分。新闻的作用在于突出一个事件，而真相的作用则是揭示隐藏的事实，确立其相互关系，描绘出人们可以在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画面。只有当社会状况达到了可以辨认、可以检测的程度时，真相和新闻才会重叠。”李普曼的这一论述，事实上已经表明新闻、事实、真相是三个不同的存在。新闻呈现的是事实，事实是一个事件中最具外显性新闻价值的部分和表现，它至多是构成真相的一部分；真相则是构成事件的所有事实部分的统一体。当新闻呈现出这种内在联系（也就是本质）时，才与真相是等同的。但这是理想境界，并不是经常（常态）的情况。（P256）
　　103.“源-传”关系是新闻传播中最重要的关系，它关涉新闻的真相，而责任要由媒体担当。
　　事实是超党派的，但党派却不超越事实。这永远是难解的题。（P256-257）
　　104.新闻应该追求真相，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它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单靠新闻是不可能为民主社会提供足够真相的。新闻的力量是有限的。新闻能够揭示的真相是现实权力允许揭示的，这也是新闻真相的可能范围。李普曼的这些思想是理性的。（P259）
　　105.在现实社会中，新闻主要是现行制度的工具和手段，只要不沦为个别集团或少数几个人手里，已经万幸了。李普曼的眼光已不是犀利了，而是透彻。（P260）
　　106.新闻（机构）的问题，主要不在新闻内部，而是在新闻之外（在它所处的环境中）。李普曼等于指出新闻本性上是相对经济、政治的依赖性存在。（P260）
　　107.新闻对于社会来说，不过是探照灯，能够使人们看到一些突出的点，却难以让人们看到阴影中的面。点是不可能代替面的。新闻只能以自身有限的方式、力量发挥作用，它不可能造就全知、全能的公民。（P261）
　　108.李普曼反复表明，新闻对整个民主制度、民主社会，以及享有民主的人民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夸大新闻在民主制度、民主运行中的作用。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对民主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是，对于尚无多少自由的社会来说，恐怕就不能做这样的判断了，因为还缺乏基础和资本。（P261）
　　109.政治是个有机的过程，是政治家与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就现代社会来看，科学家、专家与政治家更易形成良性互动的明确关系，这也是专家治国越来越明显的表现。
　　政治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关系很微妙。社会科学家很难获得真正全面真实的资料、数据，因而其得出的结论对政治家管理国家的资政作用是相当有限的。社会科学家与政治家的正常关系常常被颠倒了，本来政治可以寻找研究，结果却变成了一种政治解释性的学术。（P269）
　　110.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读者，本章（情报工作）也许是感觉比较乏味的一章，但若细心，有几点仍是值得回味的。而对政治学的读者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1）研究者、信息提供者，最好不要充当相关事情的决策者，这更有利于决策的客观性、有效性。（2）只有思考者不涉入自己利益的思想，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思考，无欲不仅则刚，而且则自由。（3）在越来越现代的社会里，人们越来越易于获知直接经验以外的遥远世界的情况，这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P281）
　　111.对于公共事务，普通公民大都是“局外人”的角色，不可能介入公共事务的决策中，也很难真正地知情，发表有价值的意见或建议。事实上，即使发表了意见，也是一些成见。热心的公众发现不符合自己的成见时，才会提出质疑或建议。决策并不是根据公共舆论做出的，而主要是依赖相关专家、专门组织的意见做出的。当然，专家、专门的组织预先会以自己的方式采集公众的相关信息。（P284）
　　112.消除偏见、成见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它关涉的不只是个人的情感和信念。若要动摇一个人的情感、信念，那会涉及他/她的价值偏好、历史传统。成见的改变，在一定意义上是个换脑的过程，前后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一种成见差不多就是个人的一套范式。（P290）
　　113.在政治大船上，船长就是船长，不是船员，也不是乘客，他必然以自己掌握的信息、其手中的权力在每一危机时刻做出决断、采取行动。这与民主、独裁可能没有关系。李普曼充满隐喻式的言辞似乎表明的是这样的意思。（P291）
　　114.政治过程并不都是理性的过程，而是充满了非理性的行动，道理很简单，政治对象并不都是理性的。政治很多时候必须在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不然也不叫政治了），必须在并不知道公众舆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实践的政治活动并非政治教科书上的标准案例。（P292）
　　115.大多数社会科学，不只是政治科学，都是跟在相关实践之后的，而走在前面的那些政治理论、设想，政治家们通常并无兴趣。理论，更多的是事后诸葛式的高明，或现实中的三等参谋。不过它总会以历史积淀的方式对政治实践产生作用。（P294）
　　116.这是一部富有诸多原创思想及理论苗头的著作，但并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看起来像模像样的、规范的或一本正经的理论著作。因此，只有细心慢读，才能发现和品味蕴藏其中的真知灼见。
　　这是一部政治学著作，但并不纯粹，亦可能是社会学、媒介哲学和新闻传播学著作，当然它是一部通常人们以为的舆论学著作。这意味着以某一种“成见”或“期待”去阅读，就会在不经意间丢失很多东西。
　　李普曼给我的印象是，既不大相信公众可以获知真相，也不大相信有真正公正和合理的舆论，更不大相信实质民主的可能，他在政治上总体上是一个精英主义者。
　　摇摆不定的李普曼。（尾页）■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