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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田野”:如何在媒体机构内做田野调查
——兼对《什么在决定新闻》的方法学梳理
■郭建斌
  【本文提要】本文从一般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方法入手,并结合被誉为“新闻室观察研究经典之作”的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关于研究方法的介绍,尝试着对在媒体机构内部做田野调查的方法问题进行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希望能够澄清对相关方法的某些模糊认识,进而能够促进相关研究。
  【关键词】田野调查 媒体机构 新闻生产 媒体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210
  我在这里所说的在媒体内部做田野调查,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新闻室观察研究”具有大致相同的意思。有学者对后者做过这样的界定:所谓“新闻室观察研究”,是指研究者在新闻机构里进行长时间的观察,甚至当起记者,亲身参与新闻的制作过程,然后根据观察所得,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新闻制作过程做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有理论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新闻内容如何受各种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因素的影响。①
  “在媒体机构内部做田野调查”和“新闻室观察研究”并无根本性的区别,使用“媒体机构内部”是为了更适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使用“田野调查”的表述,主要是出于从方法层面讨论问题考虑,“田野调查”是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法学术语。
  我最近十多年做研究的方法取向,基本上是一种田野调查的取向(亦可以说是一种民族志取向),但是说实话,我自己完全没有在媒体机构内部做过田野调查(只是在大学本科阶段在报社做过短暂的实习),虽然有一些从事媒体工作的朋友,但是对他(她)们处于工作状态中的情况并不了解。
  既往在媒体机构内部做田野调查主要关注的是新闻生产,20世纪70年代产出的一批研究成果,主要是由社会学研究者完成的,或许正因如此,这类研究通常被称为新闻生产的社会学研究。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之后,具体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批以美国人类学研究者为主的学者开启了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媒体人类学”,具体的研究成果,则是在21世纪初才陆续问世。②
  在新闻生产社会学与传媒人类学中,如果一定要“站队”,我自己的研究,更接近于后者。虽然我自己在选择民族志的方法来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时国外已经有媒体人类学方面的相关成果问世,但是那时我一无所知。完成博士论文之后才知道原本以为的“处女地”早已被别人踩过。新闻生产社会学和媒体人类学,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似乎也缺少对话和交流,③但是这两个研究领域在研究取向、方法等方面,却有不少相似之处。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我这样一个更像是从事媒体人类学研究的人试图在方法层面来对关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这或许是“犯忌”的。如果算不上“犯忌”,讲得不对的地方,也敬请谅解!只希望我这样一个“门外汉”的讲述不要成为一种误导。
  近20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或是博士研究生)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到媒体机构内部进行实地研究,也有一些相关的成果产出,或许是由于方法取向上的相似性,我关注过这类研究,对相关情况略知一二。在此期间,上述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界的“新闻室观察研究”的著作中译本也陆续问世,通过对这些“原著”的学习,让我更为具体地了解了关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情况。因为我自己没有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为了让我的讨论有一个具体的着陆点,我选择了被誉为“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经典之作” ④的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一书,把我理解的田野调查和甘斯在做研究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结合起来讨论。这样做,或许可以更好地避免因为没有直接的研究实践而落入泛泛的空谈。
  当然,在这样一篇文章中,我不是要对在媒体内部做田野调查的方法做出一个系统的论述,更不是要提供一个做这方面田野研究的手册(虽然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只能从一般意义上的田野研究方法出发,结合《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对某些在方法层面上可能是相对紧要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选点:去哪里?
  在田野研究中,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田野研究地点,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既定规则,同样也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但是从既往的相关研究来看,对于田野地点的选择,主要是两种类型:一是问题先导型,二是地点先导型。对于有经验的研究者而言(或者是方法学教科书上的说法),通常的选择是前一种类型(或路径);但是对于很多刚刚涉入研究领域的“菜鸟”而言,很可能通常选择后一种类型(或路径)。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的研究,属于前一种类型(或路径)。正如他在其著作的前言中所写的:“我试图研究美国社会通过新闻将哪些社会片段呈现给自己,而其间的原因又是什么。我决定将研究重心放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国内新闻上。” ⑤甘斯对于田野调查地点的选择,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到,是在这样一种问题指向下来完成的。⑥至于甘斯为何最终把目标锁定在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甘斯在著作中有交代,不再赘述。在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从方法的层面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两档电视新闻节目和两本周刊能够代表美国的全国性新闻媒体么?甘斯主要是从典型性出发来选择这四个媒体的,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这同样是很多个案式研究通常被问到的问题,也是个案式研究没有办法完全回答的问题。这是因为问题问错了。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关于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虚假问题’。” ⑦这是因为:“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不是统计性的扩大化推理(从样本推论到总体),而是分析性的扩大化推理(从个案上升到理论)。” ⑧因此,沿着问题导向型的思路选择田野研究的地点或对象,应该去选择那些在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对象范围内较为典型的个案。就田野研究而言,即便是沿着“问题指向型”的思路进行研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往往也很难做到从一而终,随着田野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在获得资料开始写作研究文本时,研究问题可能又会发生变化。因为我在这里只是讨论田野地点的选择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暂不展开说明。
  从一般意义上的田野研究而言,任何媒体机构均有其研究的价值,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媒体机构做研究。另外一种通常的情况是,某个媒体机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具有某种便利性,那就选择这些媒体机构。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地点导向型”。这也是包括人类学在内的在田野研究实践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在一般的方法学教科书中,很少讲到这方面的情况,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做法太过于随意,经不起推敲,通常不放到台面上来讲。但是这样的做法在研究实践中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那些刚刚涉入研究领域的“菜鸟”。即便对于有经验的研究者而言,也并非所有媒体机构的大门都是向他(她)敞开的。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地点导向型”是以便利原则来选择地点(或媒体)的,但这并非是说“地点导向型”不需要研究问题,只是在“地点导向型”中不是先明确研究问题再来选择地点(或媒体),而是先有了地点(或媒体),在对所选定的地点(或媒体)有初步了解的基础上,在此过程中逐步提炼(或是明确)研究问题。至于研究问题如何提炼,那是后话,不在这里展开。
  
二、选位:身份调适
  一旦地点(或媒体)确定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进入“田野”。如前所述,若是遵循“地点导向型”的选点方法,进入田野或许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这个地点(或媒体)是你根据便利的原则选择的。但若是采取“问题导向型”的选点方法,或许进入田野的难度就要大一些。当然这只是从通常情况做出的表述。从甘斯对于这方面情况的讲述中可以看出,他进入“田野”是非常顺利的——“我很容易即获得了进行田野调查的许可”,⑨一方面是他曾经接触过一些电视新闻记者,他的一个大学时代的朋友把他介绍进了一家新闻机构;另一方面,“在其他情况下,我会径直去叩开新闻机构的门”。⑩即便如此,也并非是说甘斯可以介入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正如他自己所写的:“我不能进入编辑或制片人批评下属的场合,以及一些执行官参与的会议;但无论哪种情况,我都能够在事后轻易地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11]就田野研究而言,从进入田野地点到你的研究对象真正接纳你,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别人通常帮不了你,只能靠自己。在这种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过程中,你可能要不断地调整你的角色,或者说选择恰当的属于你自己的位置。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当你到达一个新环境中,对你的研究对象而言,你可能完全是一个“陌生人”,别人通常会无视你的存在。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完全是一个旁观者。慢慢地,你尝试着去介入别人的一些事情。推荐学生到媒体实习,我们时常会这样对学生说:刚去时如果别人不理你,你可以从打扫卫生、擦桌子等事情做起。当然就媒体机构的工作而言,寻找新闻线索、校对稿件等也是常见的工作,这些工作一般的记者不大愿意去做,也可以从做这些工作中慢慢地被别人接纳。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即便刚开始时没有人理你,对于做研究而言,那同样是一种观察视角,你可以观察别人到底在做什么、讲什么。只要你待在那个环境中,你就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在这个时期,正因为别人不理你,加之你初来乍到,你或许会对周围的一切都抱有某种好奇心,一旦你熟悉了环境,很多东西会视而不见。因此,虽然说被研究对象真正接纳是田野工作中通常渴望的状态,但是在别人逐渐接纳你的这个过程中,不同的阶段,你需要不断地对你自己的身份进行调适,并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观察,而不是等别人完全接纳你之后再来做观察。就我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很多有价值的细节材料,其实是在刚进入田野对周围环境还不熟悉的时候捕捉到的。
  甘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进入媒体调查时,“对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所知甚少”,[12]正是在田野调查中,他发现“社会学和新闻业在某些方面类似。尽管它们在目标、截稿期限和受众方面差距甚远,但它们都在借助经验性的方法来呈现美国社会”。[13]这样一种路径,其实也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在进行田野研究时的常规路径。现在国内从事新闻生产研究的研究者大多是有新闻学背景的,或是有过媒体从业经验的。以前我自己也试图让一些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人去研究他(她)自己熟悉的媒体机构的新闻生产,但是几次尝试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她)对那个环境太熟悉了,或是过度地限于媒体工作的一些具体的操作环节,很难从中跳出来在一个理论化的层面上进行思考。还有,甘斯在其著作中讲到方法时还提到一点:“田野工作中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去研究那些在政治上或文化上与田野工作者相类似并且会将同样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 [14]这一点的重要性,不知有多少阅读甘斯著作的人能意识到?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无论是对于方法还是其他方面,他的表述似乎都很轻松,但是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在我看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学意义。这或许也是那些自以为熟悉新闻业的情况或是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的研究者在媒体机构内部从事田野调查时需要十分警惕的。人类学界有这样一句具有至理名言意义的话——“我们研究土著,并非是要变成土著。”这话如果转换一下,也可以这样表述——我们研究新闻记者,并非是要变成新闻记者。正如在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者即便变成土著未必就能做好研究,在媒体机构内部做田野调查,也并非是“变成新闻记者”就一定能做好的。在这一点上,甘斯的表述是十分坦诚的:“本研究的大多数数据是借助参与式观察方法收集而来,而我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新闻工作当中。” [15]当然,如果你既能成为一个称职的新闻记者,又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媒体研究者,这样的“多面手”在现实中也并非没有,这两种社会角色也没有优劣之分,但熟悉不一定是理解,这也是一般的常理。
  
三、参与观察:要得到什么?
  如果说我前面讲到的两个和方法有关的问题是在一般的关于田野调查方法介绍中较少提及的话,“参与观察”则是讲田野调查几乎无一例外地要讲到的。并且,它甚至是我们判别某个研究是否是田野调查,或者说是考察田野调查的质量的一个重要依据。甘斯也曾这样写道:“观察新闻从业者与观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我需要用心学会的,除了新闻记者们的行话,就是在故事选择和生产过程变得一团慌乱的时候,如何靠边站以免影响新闻记者的工作。” [16]但是,在对于这种方法的相关讨论中,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通过参与观察我们到底要得到什么?或许有人会这样回答:参与观察自然是为了获得观察材料。这个回答的确不能算错。但是,这样回答只讲到了“观察”的方面,而忽略了“参与”,因而是不完整的。参与观察自然要获得观察材料,但如果以观察材料的获得作为这一方法唯一的目的,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方法。虽然“观察”必定要“参与”,但是“参与”并非仅仅是为了“观察”。就我个人的体会,在“参与”和“观察”这两者之间,甚至“参与”比“观察”更为重要。因此,在实践“参与观察”这一方法时,除了通过参与获得观察材料之外,由于“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17]自然也会通过身体的其它感官获得除了视觉材料之外的体验。这一点,在道理上并不难理解,但在研究实践中或许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许是研究者担心那些通过视觉之外的其他身体感官获得的感受太过于主观,即便在研究中意识到这方面问题,也不敢(或不愿)去直面它。但是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体验,同样是通过“参与观察”这种方法所要得到的。
  在这里以一个十多年前我在“独乡”做田野调查时观察当地人看电视的例子来做具体说明:有几天晚上,我在JW家的电视房里做连续的观察并记录我所观察、感知到的一切。电视房里的电灯没有打开,狭小的屋子里只有电视机屏幕反射出来的微弱且不稳定的光线,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偶尔会弥漫着屁的味道。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会在电视房里抽烟,烟味长时间弥漫在屋子里。两集电视剧之间的间歇,人们进进出出,地上扬起的灰尘我也是通过鼻子感受到的。这样一些感知,并非是观察到的,而是通过嗅觉体察到的。
  上述这样一种体验,已经不仅仅是观察。在事后的田野笔记中,我也这样写道:摄像机可以记录下形象,但却不能获得这样的感知。因此,就参与观察而言,绝不仅仅是看,更为妥帖的表述是一种体验。这是我在这里想说明的第一个方面。
  在讲到参与观察时,甘斯这样写道:“同时,我也竭尽全力观察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所扮演的观察者这一角色,借以理解我的在场如何影响研究对象以及我所了解到的信息。” [18]甘斯在这里所讲的观察自己,主要是为了对所获得的信息的可靠性进行判断。但即便如此,或许很多进行参与式观察的人并未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甘斯进而这样写道:“有一两次,人们把我形容成了他们的良心,这让我感到不安,因为这暗示出我强迫他们遵循了一些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可能被违背的原则。” [19]甘斯的这样一种具有反身性意义的思考和人类学中所说的反身性(reflexive)还有所不同。有人类学研究者也这样讲过:“当我们观察某个文化时,我们就是仪器。” [20]这不是说研究者只是作为一种仪器一样的物的存在,而是说研究者沉浸于观察对象之中,有时甚至成为观察的内容。对于反身性问题,下面的这个解释是较为全面的:反身性问题,不仅仅是强调研究者内在的自我反思、反省,也强调研究者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全景式把握,以及全景式把握所形成的研究者与研究之间的一种疏离感。正是这种疏离感营造了一种动态的“身外之境”的状态,令研究者在研究的每个环节保持着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全景式的自我观察,进而实现“反诸己身”的对本文化的自我审视。[21]从反身性问题入手,也就是说研究者不仅要观察研究对象,同时研究者自身也是观察的对象。这一点,在既往关于参与式观察中也很少被提及。反身性问题为何重要,有人类学研究者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提出反身性问题是对那种假装出来没有“我”的客观性的对立,事实上有一些错误的人类观察者,只能从某些特殊的时空位置上进行观察。我把这种假设的客观性称为“法官的谬误”,我们借这种客观性的所说所想,好像是我们的外来者状态和教育长度,给了我们如同高等法院法官一样的权威来决定什么是对的。[22]
  
四、访谈:见机行事
  说到访谈,一般人的理解可能是那种正儿八经地坐下来,按照某个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做一问一答式的交谈。在田野调查中,或许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更为通常的情况,却不一定是这样的。更为通常的情况则是,在参与观察过程中,在不破坏研究对象日常生活(或工作)原有逻辑的情况下见机行事地进行交谈。
  甘斯在对研究方法进行交代时,也讲到了一些他在田野调查期间与别人交谈的情况:“我会问及他们过去的工作,也会询问有关其同事、老板与新闻机构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我还参与到经常在办公室内外发生的众多非正式讨论中去。最后,我还同其他各式各样涉入新闻生产环节中的人交谈……” [23]在这样的叙述中,我无法去猜测甘斯在田野调查中的具体的访谈方式,但是他也这样写道:“虽然我确实与执行制片人及其助手有过交谈,但是这种访谈永远都不及直接观察他们那么富有成效。” [24]在这一点上,我个人完全同意甘斯的说法,也建议那些刚刚学习做田野调查的学生尤其是在刚进入田野点时,不要忙着去问,而是应该先去看、去体验。
  田野调查中需要和别人交谈,或者说交谈也是田野调查中资料获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田野调查中,对于具体的方法(或方式)的使用,也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如同上面说到的,在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是核心,其他的具体方法(或方式)通常只是辅助手段。
  如果从方法学的角度来做进一步的追问,田野调查中的参与观察与那种正式的访谈是两种不同的获取资料的方式。从工作效率来看,参与观察由于需要投入的时间较长,效率并不高,相反,那种正式的访谈则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较为规整的资料。因此,这样一种高效率的方法更容易受到初学者的青睐。前些年我在康巴藏区做关于流动电影的研究,由于时间关系,也会对一些流动电影的放映员进行访谈,由于是那些不善于口头表达的电影放映员,正式的面对面的访谈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即便对那些善于口头表达的放映员来说,他所说的和他实际做的,或许也有差别。关于这一点,我想新闻记者或许也是这样的。
  当然我在这里这样说并非是否认访谈法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也并非是说仅仅通过参与观察就可以对研究对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只是想说在田野调查中,如果一定要做本末的划分,参与观察应该是本,这里所说的访谈是末。本末不应倒置。如果这里的本和末倒置了,从方法的角度来说,你所使用的可能是访谈法,而不一定是田野调查。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到某个研究地点做短暂的实地观察,而大量的研究资料是通过一种较为正式的访谈获得的。这样的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严格说起来,只能算是访谈法。如果看不到上述区别,我们或许把这类研究都称为田野调查。
  
五、田野笔记:以写字的方式来思考
  在一篇讲述田野笔记书写的文章中,我曾讨论过这方面问题,[25] “以写字的方式来思考”正是我那篇文章的标题。那篇文章的内容不再赘述,在这里,我只想结合前面的相关讲述,做一些补充说明。这里所说的田野笔记,也是广义的,既可以是一些琐碎的观察记录,也可以是某时某刻听某人讲过的某一句可能会有用的话,也可以是每天所写的较为正式的“工作日记”。虽然现在几乎人人都用手机,但若有可能,我还是建议尽可能带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学生的草稿本,或是新闻记者的采访本,什么东西都可以往上写,甚至还可以画一些草图。除此以外,每天的“工作日记”当然是最重要的。我在前面讲到了观察、交谈等,有些内容可以写在“草稿本”上,等到写正式的“工作日记”时,也可以把“草稿本”上的有些内容写进去,甚至那些没有写在“草稿本”上的东西,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思考等等,一并写入“工作日记”中。如果没有“工作日记”,那些观察、体验、交谈等方面的内容,无法很好地留存下来。就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而言,田野研究者的工作方式倒是和新闻记者有几分相似,他们和日报记者或日播节目的新闻记者一样,每天都有明确的截稿时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田野笔记如同某些新闻作品一样,同样是“局促”的。只不过新闻作品是公共的,而田野笔记是私人性的,可以有更多私人化的表达。
  在甘斯的著作中,在这方面没有作出任何交代,在著作中也未看到他对田野笔记资料的引用。在这里,我只能从从事田野调查的常理来进行推断。否则,田野调查之后的写作只能是一种凭空的想象。
  
六、研究时间:“十年磨一剑”
  在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中,对于田野调查的时间,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但是如果只是田野调查,在具体的调查时间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虽然田野调查的方法也是民族志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作为民族志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和其他田野调查,同样是有区别的。在既往关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研究中,对于田野调查的时间同样没有明确的要求。
  甘斯在他的书中对于田野调查的时间有具体的交代:1965年10月到1966年4月在NBC进行田野调查;1966年感恩节当日进入CBS,并在那里待到1967年5月;1968年5月进入《新闻周刊》,8月底离开;1969年4月1日进入《时代》周刊,7月离开。甘斯也讲道:“我在电视网的田野调查是断续进行的,因此我实际上只能在每个电视网待上30天左右的时间……与此相反,在新闻杂志的田野工作是连续的……” [26]这是甘斯进行田野调查的第一段。粗略计算,在这个阶段,甘斯在每个电视网待了30天左右,在两个新闻杂志,分别待了近4个月。这两组时间,累计约为10个月。甘斯田野调查的第二段是在1975年,“(1975)当年的5-7月,我分别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NBC待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本打算8月进入CBS做田野调查,但CBS的执行官觉得那段时间他们已经被各种访客搞得‘焦头烂额’,因而只允许我进行一些访谈”。[27]甘斯两个阶段的田野调查时间,合计已经达到13个月,这已经达到了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于田野调查时间的要求。并且,他的田野调查分为两段,整个时间跨度为10年,虽然中间间隔了6年,但是正如甘斯所说:“在接下来的数年间,[28]我与每个机构中的一两个人保持着长期的联系。” [29]对于田野调查而言,实际调查时间是考量资料可靠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整个研究阶段的时间跨度,其实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建立在田野调查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文本的写作,还需要很多其他的相关资料,或者说还要补充很多参与观察之外的资料。如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中,通过田野调查得到的资料主要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该书的第一部分(新闻)和第三部分(新闻政策),尤其在第一部分中对新闻内容的分析,这些资料,均不是通过参与观察可以获得的。该书的英文版是1979年出版的,从1975年完成第二阶段的调查到著作出版,又是将近4年。如果从1965年开始研究到1979年成果出版,成果产出的周期将近14年,这可真的是“十年磨一剑”。当然,在这14年中,甘斯并非只在做这样一项研究,其间他还发表、出版了很多其他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想说的是: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产出周期通常会比较漫长,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若非立志于从事此类研究,选择田野调查的方式的确不合算。如果田野调查的时间投入不足,研究周期不够长,所产出的成果,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
  
结语
  无论是在哪里做田野调查,总会有阳光明媚、眼前透亮,让你一览无余的时候,也会有阴云密布、浓雾迷茫,让你看不清周围的一切的时候。这都是田野调查中的常态。眼前透亮、一览无余,那时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无需多说;一旦浓雾迷茫,看不清周围的一切,此时我们希望能拨开浓雾,看清世界的本来面目。本文使用“雾锁田野”作为文章的标题,一方面是想表达田野调查中时常存在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是因浓雾迷茫而看不到“真相”;另一方面,也希望给那些身处这样一些困境中的研究实践者提供一些方法上的提示。这是我在本文的结语中首先想说明的一点。
  其次,在既往对于新闻生产相关研究的梳理中,更多的梳理是从理论或是方法论的层面来进行的,而从更为具体研究方法方面进入梳理的并不多见。虽然我对“理论与方法不可分”理念深信不疑,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在对既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时,重理论轻方法的倾向还是较为明显。要拨开迷雾,理论固然重要,但仅仅停留在理论梳理的层面上,或许还很难让那些处于浓雾迷茫中的学习者摆脱困境,如同一个人在田野中饥饿难耐的时候,最有用的是你给他(她)一块干粮,而不仅仅是告诉他“面包会有的”。这是我在这篇文章的结语中想表达的又一层意思。
  再有,即便是上面所说到的理论,它们同样是建立在较为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者们进入新闻室(或媒体内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在此基础上,如同李立峰所说的“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以及新闻制作过程作出深入的、概念性的、具有理论的描述和分析”。因此,不了解前人是怎么做的,得到了什么,同样不能很好地理解前人的理论。就罗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而言,他在研究开始就有了较为明确的研究问题,但是,这是甘斯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的问题。时代不同、环境各异,是否可以简单地回到甘斯当年的研究问题,是否回得去?其实,我始终不大理解甘斯为何一定要选择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为何只关注国内新闻,因为不仅仅全国性媒体在生产国内新闻,本地新闻所呈现的难道就不是关于美国社会的“社会片段”么?非全国性媒体的国内新闻所呈现的美国社会的“社会片段”又和甘斯所选择的全国性媒体有什么不同?如果不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深入追问,我们又怎么能说我们是真正地理解了甘斯的研究问题了?
  最后,这篇文章是讨论如何在媒体内部从事田野调查。虽然这样一种关于新闻生产的社会研究在当下新闻学研究中仍然具有经典的意义,但是在新闻室观察研究之后的由人类学研究者们所开创的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大大地拓宽了研究口径,媒体人类学研究不仅关注新闻生产,也关注其他媒体内容的生产;不仅关注生产,甚至也关注从生产到消费这样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或者说是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因此,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不能只是仅限于从新闻生产这样一个视阈来思考。■
  
①李立峰:《〈什么在决定新闻〉: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经典之作》,该文是作者为赫伯特·甘斯著,石琳、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所写的序。
②费·金斯伯格、里拉·阿布-卢赫德著,布莱恩·拉金编,丁惠民译:《媒体世界:人类学的新领域》,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普尔尼马·曼克卡尔著,晋群译:《观文化,看政治:印度后殖民时代的电视、女性和国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6月;郭建斌,《“以写字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兼说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里拉·阿布-卢赫德著,张静红,郭建斌译:《国家戏剧:埃及的电视政治》,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③在媒体人类学的相关讨论中,似乎对于1970年代由美国社会学家们所进行的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着墨不多,两者甚至视而不见。这方面问题,我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也讲到过,不再赘述。相关内容参见郭建斌:《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0期
④李立峰:《〈什么在决定新闻〉: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经典之作》,该文是作者为赫伯特·甘斯著,石琳、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所写的序。
⑤赫伯特·甘斯著,石琳、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有时我也会做这样的胡乱猜想:是否是甘斯此前有一些全国性媒体的资源,正如他在书所讲的“在之前的一项针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电视网报道的研究访谈中,我接触过一些电视新闻记者。”(见赫伯特·甘斯著,石琳、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第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之后他才决定做全国性媒体的研究?
⑦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⑧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
⑨⑩[11][12][13][14][15][16][18][19][23][24][26][27][29]赫伯特·甘斯著,石琳、李红涛译:《什么在决定新闻:对CBS晚间新闻、NBC夜间新闻、〈新闻周刊〉及〈时代〉周刊的研究》第88、89、90、91、92、93页,前言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7]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12页,教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0][21][22]约翰·奥莫亨德罗著,张经纬、任珏、贺敬译:《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第331、333、3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郭建斌,《“以写字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兼说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28]指的是在完成第一阶段调查之后的时间。引者注。
  
郭建斌/云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作者欢迎读者们批评交流,电子邮箱:dulong20022002@163.com
  
  
  
  
  
主管单位: 上海报业集团
主办单位: 上海报业集团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