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肇熙
　　【本文提要】本文对作者在中美两国不同报社做实地调查的经历进行了梳理，并对研究方法和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做了分析和思考，包括如何进入现场，不同程度参与的利弊，如何与采访对象建立融洽的关系等等。文章也阐释了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做实地调查的异同，并提及在数字时代做实地调查的一些特殊性。
　　【关键词】实地调查 参与观察 报社 【中图分类号】G210
　　实地调查（field research）俗称田野调查，是质化研究范畴的代表性研究方法，而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实地调查的一种重要手段。该方法因其对现场的细致观察，对细微差别的敏感，以及对研究对象实际变化的及时捕捉，而被视为在新闻和大众传媒研究中有相当的优势。①笔者在过去几年中，使用该方法在国内和美国做了一些研究，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在下文通过不同的调查阶段——进入现场，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撰写研究报告进行探讨。
　　
进入现场
　　纠结了一个多月，我终于给《圣安东尼奥快报》的总编辑利瑞先生发出了电子邮件。之所以纠结，是因为我跟他完全是陌生人，从来没打过任何交道。但我又不得不跟他联系，因为只有他能让我正式进入这家报社做实地调查研究。这是2014年的4月底。年初，学校批准了我的夏季研究基金申请7000美元。我提交的研究项目是在本地的唯一一家日报做实地调查，研究该报纸如何在新闻采访中使用推特。研究须在6月初开始，为期8个星期。我必须尽快获得进入现场的许可，不能再拖了。
　　我曾经想通过我们学校负责公关的人跟这家报纸建立联系，她回复我说报纸的管理层刚换，她不熟。于是我只能自己一个人摸黑探路。我在脑海里构思了很久怎么写这封电邮，然后起草好了，存在草稿箱里，看了好久，终于点击了“发送”，完全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我早晨发的信，一整天没见到回信。我准备好了不会有人理我，打算过两天再发一次。第二天一早看手机，看到一个陌生地址发的邮件，竟是利瑞总编头天晚上11点多回信，表示欢迎我去他的报社做研究。我兴奋不已，赶紧给他回信，先约个时间见面聊聊。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按约定去报社拜访利瑞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来圣安东尼奥快报社，位于一幢很有历史的大楼。这里的编辑部跟很多报社大同小异。很多隔板排列在一个很大的空间里，一面墙上安装了四五台电视，放着不同新闻频道的节目。
　　秘书把我引入总编的办公室，说总编在开会，很快回来。我乖乖地等着。十几分钟后，总编出现了。六十多岁的样子，灰白的络腮胡子，戴着眼镜，略有些胖，人很和蔼。他叫人去把报社的主编（managing editor）叫来。不久，进来一个干练瘦削的女士，四十多岁，短发，像个男孩。她很风趣健谈，也很友好。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研究课题，告诉他们我不会在文章中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并出示了我们学校IRB（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机构审批委员会）的批文。美国大学里凡进行以真人为对象的研究，都要经过学校IRB的评审，确保对研究对象没有伤害以及研究的伦理性。
　　两位报社的一二把手表示会支持我的研究。将近下午3点，是报社开编前会的时间。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会议，顺便跟所有主要编辑见个面。我们穿过隔板，来到会议室。二十来个编辑在里面开会。圆桌周围已坐满人，我在后排的一个空座上坐下。总编让我自我介绍。我站起来，跟大家说我在某大学教新闻，将到报社做使用推特的研究，很荣幸，很兴奋，希望得到他们的协助。几个编辑有的报以微笑，有的面无表情。无论如何，我得到了入场许可。
　　在2011年，我在昆明的一家报社跟那里的总编辑第一次见面，之前也很忐忑。此前一年多，由朋友引荐，我跟这家报社的一位副总编辑联系过，他答应让我到报社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实地调查研究。但直到我通过了博士综合考试和论文开题答辩，终于可以收集资料写论文了，才从美国给那位久违的副总编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很快回国做研究。所幸他还记得我，但是说要跟总编辑商量一下。我还是有些焦虑，不知究竟能不能成。而且我的时间不多，急于开始实地调查。
　　经这位副总编辑介绍，见过总编辑，他安排我做他们一个周刊的编辑，立即开始上班。我就这样开始了在该报的参与式调查。
　　昆明当时有四家主要的都市报，我已联系进入一家，其他几家也想去看看。我找到最初把我介绍给那位副总的人，她帮我联系了另一家都市报的副主编，并被安排在这家报社的网站做编辑。
　　去第三家报纸，我不好意思再麻烦别人，于是找到一个部门主任的微博，通过私信跟他联系。他居然回复了我，约了个时间去跟他见面。他带我去了他们的编辑部，并允许我到编辑部做观察。第四家报纸的总编辑我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的，在微博上找到了他的电子邮件地址。他说他刚到任，很忙，让我过段时间再联系。我遵照他的意思，一个多月后联系他，对他做了采访。
　　仔细回想一下，我在国内和美国进入现场的经历其实大同小异。在国内习惯通过熟人搭桥，当然是省事，但不意味着关系是唯一的途径。在美国只能自己去联系，心里很没底。但关键不是有没有熟人，而是去不去联系，去不去跟人打交道。美国的信息比较开放，各种联系方式通常在报社网站上都能找到。国内不一定，但微博和微信提供了其他的联系渠道。找到联系方式后，剩下的就是去联系。我那封邮件待了一个多月才终于发出，害怕别人不理我的心理几乎让我没有勇气发出那封信。但信一旦发出，多半就会有结果。迈出那一步需要跨越很多心理障碍，但迈出那一步是关键。联系的过程中保持礼貌、友好和专业，坦诚地介绍研究计划，不要有遮掩或隐瞒。带着向人虚心学习的态度，表明学习的诚意。当然该准备的文件也要有，比如简历、单位介绍信、IRB批文等。在我的研究经历中，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报社，对IRB的批文都没怎么细看，只要知道我的研究已经通过相关机构认可就足够了。当然我去过的报社很有限，不同报社情况会不同。但有官方的批文总是有利于研究者被研究对象接受。
　　
参与观察
　　获得进入现场的许可，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文化人类学者的实地调查通常至少要一年，但新闻传播学者的调查往往没有这么长，几个星期到几个月都有。有的学者指出时间有限的实地调查难以被称为民族志研究（ethnography），②所以我轻易不把自己的研究叫民族志研究，而是称自己用了民族志研究的方法，比如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写调查笔记等等。
　　在新闻机构做实地调查作息不是很有规律，在美国和中国都如此。编辑部的会议通常是有准点儿的，可以按时参加。其他的就不一定了。美国报社编辑部和中国的很像，下午的人比上午多。上午在编辑部的多是突发新闻记者。一天我去得很早，跟当班的编辑说我想跟一个记者去采访。编辑把我介绍给一个年轻的女记者阿莉雅，我们一起出了报社，上了她的车。她是突发新闻记者，随身带着三个无线信号接收器，接听三个部门的无线电通讯信号：当地的警察局、消防局和县警察局，所有的报案都能听到。一旦听到有较大的事件，比如枪击、火灾和大型交通事故，记者就赶去现场采访。
　　那天上午阿莉雅不是去事故现场，但那三个接收器始终开着。她一边开车，一边跟我闲聊，一边听着步话机，一边看着手机上的导航或跟同事打电话。等待红灯时，她立马拿起手机查电子邮件，一秒钟都不浪费。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周围的车辆，捏着一把汗。有一会前面有个大巴士，停下来等人上下，但阿莉雅还不停往前开，没有减速的意思，一边跟我说着话，我不得不叫一声“watch out!”（小心），她才反应过来，赶紧刹车。
　　那天早上我们跑了三个地方。一个是社区活动，一个是消防队在一个小学让孩子们喷消防车的水龙头，最后去了一个公寓。公寓里一个住户的婴儿，刚一岁多，头天晚上在浴缸里淹死了。孩子的父母被警察带走。阿莉雅从别家记者的推特上获悉有人在婴儿的家门口放置了一些纪念物，于是来确认。她的报纸正在跟踪采访这件事。
　　我们在公寓外绕了两圈，终于找到那家，在一楼。有人在那家门口放了一个海狮绒毛玩具，还写了一张字条“Rest in Peace”（安息）。阿莉雅拿手机拍了照。此时刚好有一个邻居在散步，阿莉雅问了邻居几个问题。她敲了那家的门，没有人。她把自己的名片塞在门缝里，名片后面留了言，表示希望和婴儿的家人聊聊。我们马不停蹄跑了一上午，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回到报社，阿莉雅匆匆去写她的报道，顺便在办公室啃她的面包圈。我终于得空去吃饭。当晚，阿莉雅已经下班，接班的记者接到了婴儿祖母的电话。这些信息都写进了第二天报纸登载的文章。
　　昆明的记者不是每人都有车，多数记者骑电动车去采访。有一次一个记者用他的电动车带我去采访，路上差点和一辆自行车相撞，我们都没戴头盔。另一个记者比较注意安全，不仅自己戴头盔，还有一顶备用的，给了我。路上他说他骑电动车出过几次车祸，难怪他很小心。我坐在他背后只希望今天他不要出事。跟记者出门总是有一些冒险。当记者本身就是一种冒险。
　　记者的工作没点儿，什么时候有新闻，就什么时候工作。朝九晚五是不可能的，我的实地调查也一样没点儿。周末，夜晚，都有可能要工作，和记者们一样。有一次我跟《快报》的一个记者詹妮弗，到一个酒吧去采访球迷观战NBA总决赛。那天是周末，晚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对阵迈阿密热队，如果谁赢了就将获得当年总冠军。我们开赛前一个多小时到了酒吧，里面就只有两张空桌了。我们坐下点了两份披萨，从下午6点一直待到晚上11点。酒吧里人越来越多，大家聊天、吃饭、喝酒、加油、喝彩、喝倒彩、唏嘘、欢呼，嘈杂不已。詹妮弗一会儿去采访球迷，一会儿去采访酒吧服务员，一会儿到酒吧外面的露天座位去写报道，因为酒吧里太吵。她一会儿在推特上发实时照片，一会儿拿手机拍视频，一会儿在笔记本电脑上写文章。一刻不停，披萨也没吃两口。我守着我们的桌子，也没闲着，不停观察詹妮弗的动向，记笔记，有机会就问她几个问题，搞清楚她在做什么。马刺队赢了，整个酒吧疯了，詹妮弗这才在外面露天座位写完报道，回到我们的座位，随便吃了两口披萨，把剩下的打包。她工作了整个晚上，我也是。
　　这样整晚的工作在国内报社我也经历过。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编辑的电话，说卡扎菲危在旦夕，让我到报社准备当晚的报道。那天我从下午3点一直工作到晚上近11点，不停查看纽约时报和CNN的网站，了解的黎波里（利比亚首都）战事的最新信息，然后翻译成中文。这家报社的编辑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抽很多烟，很辛苦。晚上10点过后是他们工作的高潮，每个人都紧盯着电脑，跑着传递校样，在几个小时内做出几十个版面。我在夜晚的编辑部待着，自己已经很疲倦，看他们风风火火，版面一个一个出样，感觉他们在变魔术。
　　参与观察的辛苦还不止长时间和观察对象一起工作。辛苦一天，我还必须找时间写调查笔记。最好是每天都写，不要欠账。但有时做不到，于是我简单把最重要的事件当天记下，第二天再充实笔记。但我从不拖延太多天，否则细节会模糊。写笔记的重要性对实地调查来说毋庸置疑。笔记就是我的数据。写笔记的过程中我不断发现新的研究点，调整研究重点，确定最终的研究方向。笔记要尽量全。很多笔记中的内容不会用到最后的研究报告中，但充实的笔记才能提供足够的素材。这次用不到的资料，也许以后在别的研究中会用到。
　　参与观察中的参与有不同程度，不同学者有不同划分，但基本是从较浅的参与到深度参与。③和记者去采访是比较浅层次的参与，因为大部分时间我并不涉入记者的采访，而是在一旁观察。但我毕竟和记者一起到了现场，所以是一种参与。参与报社的编辑工作则是深度参与。除了参与观察外，我还做了很多比较纯粹的、没有什么参与的观察。那就是在编辑部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坐下，东看西看，记录下记者们的谈话、举动等等。我会先跟记者们解释我在干什么，让他们不要觉得很奇怪。美国的记者对此不太在意，只要我不干扰他们工作。如果他们很忙，他们也会不客气。一次我见一位编辑匆匆走来，打算问他一个问题。“亨利，你有一分钟时间吗？”我对他说。“No！”他朝我一摆手，直奔他的办公桌去了。我很理解他的繁忙，不会往心里去。几天后他坐下来和我聊了近一个小时。
　　参与到什么程度主要取决于研究问题。我在国内的研究课题是了解都市报的新闻工作者如何界定他们工作的意义。根据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理论，特定的意义系统是一个文化的核心，④因此我的最终问题是了解都市报的行业文化。为了了解这种文化，我需要跟研究对象有较深入的接触，了解他们较深层次的想法。跟他们一起工作能给我这样的机会，不仅能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言行，而且通过工作交往和他们建立较好的关系，为下一步的深度访谈打下好的基础。但是工作的过程中我不能完全专心地观察，尤其是没有时间写笔记，必须另找时间写笔记，比较累。如果是较纯粹的观察，可以一边观察一边写笔记，但跟研究对象的接触就有限。我在圣安东尼奥报社的研究问题相对简单，主要是了解推特如何成为记者工作惯例（routine）的一部分。这样的问题不需要和记者有太深的接触，而需要对他们进行比较集中的观察，所以我选择较浅层次的参与，花更多时间在一旁观察。
　　我的研究问题在调查开始前基本确定，但这些问题是开放性、全方位的，不是做个实验或问卷调查就可以解决，因为实验和问卷调查有很多预设和很大的局限。已有的文献多多少少涉及这些问题，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的目的不是证明一两个假说（hypothesis），而是去实际的生活和工作场景中发现某种“真相”，发现别人没有意识或注意到的地方。我只有深入到实地，见到鲜活的人和他们的一举一动，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经历，发现细微之处（nuance）。我的研究目的决定了实地调查是最合适的方法。
　　
建立融洽和睦（rapport）
　　无论是参与观察还是做访谈，都是为了获得尽量多的信息。为了让研究对象提供信息，研究者需要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让研究对象感到你求知心切。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背景，有多少成就，在现场你是个学生，你依赖研究对象给你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你需要你的研究对象信任你且至少不讨厌你。这需要研究者坦诚，随时向研究对象阐明研究的意图，仔细地聆听他们，得体地观察他们，主动地和他们交流，同时尽量不要干扰他们的正常工作。如果要做采访，最好事先约好时间。提问前礼貌地问对方是否有时间回答几个问题，等等。中国人说礼多人不怪。美国人说要有好的manner（礼节）。这些跟人相处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实地调查。
　　文化人类学者常说和调查对象之间要有rapport，融洽和睦。⑤除了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跟编辑记者们一起吃个午饭，参加个聚会什么的也有利建立这种融洽关系。在美国和中国，我都主动和编辑记者们去吃午饭，和他们闲聊，观察他们的互动，感受他们的同事关系。一两次之后，彼此熟悉了很多，在现场就更加融洽。不过美国和中国记者的吃饭风俗不同。美国的记者都是各付各的，中国的记者也经常AA制，但很多时候是一个人付款，有时是编辑慷慨请客，有时是大家轮流请客。我也就入乡随俗。
　　办公室之外的闲谈中也能获得很多有趣的信息，了解到这些新闻工作者的多个侧面。此外，很多记者跟我聊着聊着开始问我美国的情况，从怎么读博士到美国人怎么送生日礼物。我尽我所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回答了很多我的问题，我无以为报。能满足一点他们的好奇，建立融洽，何乐不为。
　　
深度访谈
　　在现场观察一段时间后，熟悉人和环境，发现问题，我就开始约一对一的采访。实地调查的采访通常是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我的采访通常持续3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有时就找个安静的地方谈，有时约采访对象边吃饭边谈，或一起喝咖啡，通常根据采访对象的意愿。访谈的问题基本是开放性的，比如：“是否觉得用推特干扰正常的采访？为什么或为什么不？”或者“推特是新闻吗？”我做的常常是半结构化的采访（semistructured interview），⑥因为我不是漫无目的地提问，而是有准备好的问题，采访有一定的方向性。有的问题会问每一个采访对象，然后比较他们的答案。
　　采访过程中我很少说话，尽量让采访对象说。我只在需要澄清或追问的时候才提问。最近整理录音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对采访对象说，“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在对方给出回答后我又追问了好几个问题。我的目的是获得尽量详尽和清晰的答案，搞清楚对方就某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看法，这导致我常常追问。
　　2014年夏天我采访《圣安东尼奥快报》的一个资深编辑，了解他对使用推特的看法。采访即将结束时我问他使用推特是否影响记者的采访。他说不影响，因为年轻记者很善于用推特，甚至可以通过发推特来做采访笔记。
　　此前我采访别的记者时，有人提到推特以及其他移动技术对记者的工作有利有弊。所以我打算继续追问，看这位编辑是否有类似想法。我又问他，社交媒体和移动技术对新闻报道总的来说是否是好事?他说：“是好事，总的来说，但除非它们能增加报纸出版业的经济活力。”他接着对各报社的数字技术更新做了一番评价，认为自己的报纸走在了前面。
　　我的研究话题不是报社的生存问题，而是推特和数字技术对新闻质量的影响。这位编辑的回答有些跑题。所以我又问他：“对新闻的质量是否有伤害？”他说：“等我这辈人退休后，会有伤害。”他说年轻一辈很少有人愿意做编辑，工作很辛苦，赚钱又不多。而数字新闻一天24小时都在发，记者都想抢在别的新闻机构之前发消息，网站的编辑也只是简单看一眼稿子就上线，发推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质量下降。你可以是最好的记者，了不起的作家，但经过编辑，你的报道总是可以更好，”他说，“有时我感到害怕，有的报道几乎没有编辑过。”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采访完后是漫长的录音整理过程。我所有的采访录音都是一字一句誊录出来。一段30分钟的采访录音通常要几个小时才能整理出来。但整理录音的过程非常可贵，让我有机会重听一遍，发现模式（pattern）和有用的类项(category)，对不同人的访谈进行对比、归纳，对写作很有帮助。
　　
数字时代的实地调查
　　在数字时代的新闻机构做实地调查有其特殊性。相比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一些经典新闻机构的实地调查研究，比如塔克曼（Tuchman）的Making News⑦和甘斯（Gans）的Deciding What’s News，⑧基本的方法一样，都是深入到新闻机构，长时间地和编辑记者们在一起，和他们去采访，参加他们的编前会，对他们做深度访谈等等。但数字时代的节奏更快，变化更多。比如观察记者使用推特，我的眼睛几乎不离开他们，任何时候他们掏出手机，我就问他们是否在用推特。在编辑部我还盯着他们的电脑，看他们是否用推特、如何用推特。更重要的是要随时收集他们的推特发布（posting），因为推特信息量大，且更新很快。当天的信息要当天收集，过几天很可能就找不到或者很难找。报纸的网站也在随时更新，2014年NBA总决赛的那天晚上，我不停保存网站截屏图，后来写文章的时候才得以还原当晚报纸网站和推特怎样联合进行实时报道。⑨因此数字时代的参与观察的强度更大，需要观察者兼顾更多：人、各种设备、多平台信息收集、及时跟上变化更新等等。
　　
结语
　　在美国和中国的报社做研究，总的来说有同有异。美国的报社没有人抽烟，2011年昆明的报社，到处有人抽烟。美国的记者很乐于回答问题，基本没有什么顾虑，只有一个年轻记者对报社管理层发牢骚，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另一个年老的记者公开表示对报社高层的不满，一点不避讳。国内的记者顾虑比较多，对我这个在美国读博士的研究者有些不放心。美国的记者不会抱怨对言论的控制，但是对报社的裁员和对数字技术的迟缓应用不满。不少记者对报业的前景不是很乐观。自从我2014年在那家报纸做研究，已经有五六个我采访过的记者转行离开那家报社了。国内的报业也受到数字媒体的冲击，我调查过的四家昆明都市报中，一家已经倒闭，另一家情况也不乐观。新闻业在美国和中国都面临着动荡和严峻的挑战，也为实地调查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机遇。
　　有别于内容研究或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的核心和特殊之处在于真正与人相处，这也是该方法最大的优势。通过与研究对象在他们的实际生活工作环境中的长期相处，研究者能获得直接的、鲜活的信息，达到深度的、切实的理解，尤其能发现一些细微之处，常常在这些细微差别中蕴藏着新的概念和理论。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也就是调查笔记和采访记录，包含着大量丰富的、一手的、鲜活的素材，是其他研究方法不可代替的。我做了几次，每次都很累，但写作的时候不得不被丰富的数据折服。我拿这些数据讲故事，从学术的角度讲我的研究对象的故事，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
　　我曾经做过记者，多年做采访和观察的职业经历多多少少为现在做实地调查打下一些基础，而且和记者打交道有一种亲切感，比较得心应手。但也正因为熟悉记者的行业，恐怕也导致我对某些行为习以为常而不够敏感，在研究过程中多少有疏漏。■
　　
①E.CottleSimon.(2007).Ethnographyandnewsproduction:Newsdevelopmentsinthefield.SociologyCompass1(1):1-16.
②Jankowski,N.W.&WesterF.(1991).Thequalitativetraditioninsocialscienceinquiry:Contributionsto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InK.B.Jensen&N.W.Jankowski(Eds.)Ahandbookofqualitativemethodologies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pp.44-74).NewYork:Routledge.
③DeWaltK.M.&DewaltB.R.(2001).?Participantobservation:Aguidefor?Fieldworkers.WalnutCreek,CA:AltaMiraPress.
④GeertzC.(1973).?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Selectedessays.NewYork:BasicBooks.
⑤DeWaltK.M.&DewaltB.R.(2001).?Participantobservation:Aguidefor?Fieldworkers.WalnutCreek,CA:AltaMiraPress.
⑥DeWaltK.M.&DewaltB.R.(2001).?Participantobservation:Aguidefor?Fieldworkers.WalnutCreek,CA:AltaMiraPress.
⑦Tuchman,G.(1978).Makingnews.NewYork:FreePress.
⑧GansH.J.(1979).Decidingwhat’snews:AstudyofCBSEveningNewsNBCNightlyNews,NewsweekandTime.NewYork:PantheonBooks.
⑨Liu,Zhaoxi(2016).“TowardOmnipresentJournalism:ACaseStudyoftheRealTimeCoverageoftheSanAntonioSpurs2014NBAChampionshipGame.”#ISOJ6(1):
　　151-169.(InternationalSymposiumonOnlineJournalism官方研究杂志).
　　
刘肇熙/美国三一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美国爱荷华大学大众传播与新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