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赛可
　　【本文提要】据学者对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观察与反思，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生产”出来的民族志传播研究文本给研究领域带来了鲜活的气息，也反映出其较大的应用空间。作为一种方法的民族志，同时也是一门需要在实践中雕琢的手艺，已有研究经验对于后来实践者有一定借鉴意义。本文回顾所进行的关于一家新闻网站的民族志研究经历，就研究者如何入场、在田野场地中的身份与位置、如何通过观察与访谈等进行数据采集，以及时间对于民族志研究的意义等方面进行分析，提供一些犯错与纠错、步步深入的经验与反思。
　　【关键词】新闻生产 民族志 地方新闻网站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G210
　　国内新闻传播学科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生产”出来的民族志传播研究的文本，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郭建斌认为，这样一个研究方向给太多先天不足的中国传播研究带来了一点点鲜活的气息。①这也呼应了吴飞对新闻学研究的反思，②对于越来越需要被重视的经验性研究而言，以深入社会场景的日常情境进行遍查与深描为特点的民族志（ethnography）③有较大应用空间。
　　作为一种方法和文本的民族志，还是一门需要在实践中摸索雕琢的手艺（craft）。在论述如何解放“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文化尺度与心智品质时，米尔斯认为，我们所应该喊出的口号是，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方法论学家。④不过，尽管不要教条化任何方法，以及避免僵化的程序，但在已有经验的丛林里与个体的具体实践之间来回穿梭总是有益的。
　　本文即是基于一家新闻网站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的经验反思，首先讲述了研究所关注领域及提出的问题，分析为何会采用民族志，而后细致梳理作为一名民族志研究“新手”的入场、在场、数据采集等经历，以求提供一些犯错与纠错、步步深入的经验与反思。

一、问题与方法：为何采用民族志
　　即如研究者指出的，互联网新闻业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新闻业的产业结构、生产机制以及社会影响。⑤这一变化迫切需要更多的关注与探讨。既需要面上的扫描，如业已开展多次的关于互联网新闻业、网络新闻从业者构成与职业状况的调查，还需要具体细微的切入，对网络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以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勾连有所认识：究竟在互联网平台上活跃着的新闻业，或者说，于在线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闻业，是何种面貌？在“更为复杂的新闻生态中”，⑥网络新闻生产有何特点？在组织结构、新闻常规、行业规范、专业认同等层面，新闻生产的哪些传统在延续，哪些变革又在产生？这些变革又是于什么情境下、以何种机制形成？
　　迄今对网络新闻生产的面貌并未获得具体清晰的认识，而诸如微博、微信、APP等新媒体又已引致新的传播生态，并且嵌入到网络媒体的在线新闻生产中，这带来了时新且迫切的研究议题。
　　就网络新闻业及其生产提出的上述问题可从多种研究视角切入。其中，作为连接宏观与微观的中间环节，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视角成为一个重要研究取向。
　　舒德森强调新闻生产社会学理论取向的价值时指出：“今天，再次回顾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取向，如果有什么须作特别提倡的话，那就是从社会或社会组织切入的视角。过去，在媒介研究的种种项目中，‘政治-经济’的路径和‘文化’的路径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惯有的对立，这种对立常常使人们无暇顾及可以在新闻生产这个节点上观察到的种种特定的社会现实——要回答选择什么作为新闻、又如何报道这些新闻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新闻来源、新闻记者、新闻机构的编辑，还有专业主义、市场和文化传统各自不同的诉求之间的角力与协商，都会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展开。” ⑦
　　可以看到的是，在欧美，上世纪70年代兴起了第一波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研究者深入媒体编辑部，走向新闻生产之“后台”，对新闻机构的内部运作与新闻生产过程所进行的描述、分析和理论化解释带来了新的视野。⑧随着新闻业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与重组，科特尔（Cottle）早在2000年便倡导，学者们应该再次进入编辑部，展开第二波新闻生产研究。在这波研究中，一批学者业已进入不同网络媒体的新闻编辑部，探究新闻常规、行业规范、专业认同等在网络环境下的变化。⑨
　　转观我国，潘忠党在上个世纪指出的传播文化和媒介及其变迁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依旧存在，即重规范型理论（normative theory），缺乏实证研究。因此，笔者的研究即试图回应其所指出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之核心任务，“对所研究的现象做出描述和解释，以给人提供对这些现象的理解”，⑩尝试从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视角，基于对特定编辑部的社会实证研究，对新媒体情境下的网络新闻生产做一描述、解释以及探索性研究。
　　问题决定了方法之选择。基于上述理论资源与研究取向，为揭示编辑部新闻生产过程复杂而多元的意义，爬梳其表层下的内在逻辑与机理，我主要采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深入到网络媒体的编辑部进行实地观察与深度访谈。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社会现实具有社会性和经验性，嵌入特定的地方情境。要获得对社会现实的“深入理解”，沉浸到具体的社会场景、与社会成员展开全面的互动是一种经典方法，而民族志的核心即是进入社会实践的场景之中，在日常情境而不是由研究者创造的情境下研究人们的行动、解释与意义。社会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回顾其实践与反思的十年，认为民族志“涉及某种程度上的直接参与和观察，这使其根本上成为完全独特的用于了解社会活动的方法”。[11]而维里希（Willig）在详细回顾编辑部新闻生产相关的经典民族志与第二波民族志研究后，认为就方法论而言，民族志的长处在于记录与分析新闻实践，能够“直抵新闻组织的核心，呈现新闻从业者如何处理其每日例程”。[12]不过亦如维里希指出的，民族志研究里常会缺失对“情境”（context）的分析。[13]如何调用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与场域理论，拓展经典的编辑部民族志，对宏观政经结构与日常新闻实践之间的勾连提供有说服力的阐释，将在其他文本里展开。这里主要就已有的入场、在场的田野经历做出回顾与反思。
　　
二、入场与在场：研究者的身份与位置
　　我开始动笔写这篇田野经验反思文稿时，正是周六，田野场地作为一家全年365天24小时运作的网络媒体，记者、编辑、技术等岗位在这天依旧会按照提前做好的值班安排开展工作，根据以往的参与观察，他们之间的互动，除了现场的口头互动之外，主要会通过QQ、微信、邮件、电话等手段联系，并且是非常频繁的。如果要画出一个社交网络分析图，我相信在这天自己是处于边缘的一个点。
　　在场地的大多数时候我都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尽管有时我也会参与一些采写、编辑环节，不过都是与某些成员单独互动，他们，在那个不停运转的工作交流圈内；而我，尽管部分时间有相关生产实践参与，也依旧是游离在以新闻生产工作为中心的交流圈之外的研究者，这是我入场后最为突显的身份与位置。
　　在进行前期案头研究后，我最初试图采用扩展个案法，选择进入三家不同主办主体类型的网络媒体，从比较维度分析政府网站、媒体网站与商业网站的新闻生产。首先走进的是红网这家中部省份的重点地方新闻网站，当时的考量是：其一，它有典型性，政府主办，在全国省级地方新闻网站里具有较大影响力，并且在一些新闻业务上具有开创性；其二，在准入上，可以更为容易且获得较大的支持。此前业已与在红网里工作的友人有过电子联系与交流，获悉一些情况以衡量是否选择作为个案之一。在2014年12月，借助老师的关系资源，我被顺利推荐给红网一位公司高层。这年12月中旬，我到公司办公大楼拜访这位高层并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意图，也提到了自己的想法，即在第一阶段以实习生身份进行新闻生产的学习与体验；第二阶段，在获得理解与认同后，以研究者身份进行观察与访谈。对方很和气，也觉得首先以实习生身份会更好，不过随后在经其推荐到相关管理部门登记实习生资格，而后首先安排到总编室的过程里，我的博士生与研究者身份也一直是公开的。
　　起初被安排在总编室，这是一个主要负责内容生产管理与外联的部门，大量的内容生产相关资料会在这里汇总，但是因为刚入场不熟悉，也没有安排特定任务，我很少能够接触到这些材料，更多是展开场地观察，熟悉场地环境。
　　因为总编室挨着会议室，采编早会以及其他一些部门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只要自己是空闲的，我一般会主动询问是否可以参加，有时会以与内容生产无关或者较为敏感被婉拒，有时则得以顺利参与。不过，从一开始，工作日的采编早会就是向我敞开的，我在场地时基本上都会参与，从中可以观察了解到一天网站主要内容生产的报题与协商安排。最初除了每个工作日准时到场地，我还会特意选择在周末赶到公司，因为周末值班人员较少，一般任务也不重，比较容易获得长时间的交流机会。这个时候我采用的是大撒网的方式，也就是只要是能够聊上就好，而不管其具体工作岗位。
　　获得更大空间，且聚焦更为明确，是在入场不久。当对公司架构及其运作有了更多了解后，我与新闻中心主任协商，获准进入编辑部，并先后与公司总编辑以及董事长沟通后，通过写下研究伦理之保证，提出进相关群、获取相关资料的申请，得到签名批示后，逐渐得以获取一些关于公司发展的文件资料，以及进入新闻生产相关的一些内部工作群（主要是QQ群，逐渐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微信工作群）。内部工作群很重要，很多工作都在群里展开，包括记者、编辑、管理者等的常规工作互动，业务指令的传达与反馈等。
　　加群的过程，即是一个协商进入与边界突破的过程，能够明显触碰和感知到场地设置的边界。迄今所参与的群，都是通过跟随观察，摸清大概哪些是重要的工作群，主动积极协商后得以加入。部分工作群一直未能加入，往上，譬如新闻中心中层与高层的工作群，往下，譬如某些内容频道的工作群，而据平时的观察，两者都有大量的业务指导、安排与讨论。也就是说，有些边界可以经过努力突破，有些则似乎牢牢矗立在那。不过，借助已经进入的这些内部工作群，大体上可以比较直观地了解场地新闻生产的主要环节，也能对业务探讨所折射出来的职业理念与企业文化等有所感知。
　　整个田野作业期间，我先后主要进入过编辑部、通联部、采访部、互动评论中心等部门。在每个部门，一般前期我会在每个正常工作日都去场地，周末也一般会安排一天或两天在场。而随着业务熟悉度增加，关注主题有所了解后，则会逐渐减少场地停留时间，以便能及时消化材料。
　　在编辑部，有一位专门安排给我的“师傅”。我先是观摩学习，而后以实习生身份编稿，还会通过协商后跟随观摩中层与一般员工的日常工作；在采访部跟过记者跑线，参与现场直播，也曾单独采写报道；在互动评论中心之评论部，主要是跟随观摩评论编辑工作，并参与到评论撰写以及评论相关赛事活动组织等实践中。同时，参与常规的采编早会，以及一些部门内部会议，后来也逐渐有机会拓展至公司的月度会议、编委会等中高层会议，从中可以了解公司业务与管理部门的一些工作总结与安排。另外，从入场开始，整个田野作业期间会依据时机与公司高、中、基层展开大量正式与非正式的访谈。
　　回过头来看，田野作业中，我的工作参与终究是不太多的，较多时间是对于生产实践的跟随观察。借用已有身份的划分方式，我在场地的部分时间是“积极成员式研究者”，更多时候是“边缘成员式研究者”，[14]有时还是“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15]我不像所观察到的实习生一样被“师傅”带着，他们某种程度上有考核，需要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也不像一名正式员工一样有自己的固定岗位，负责特定工作环节。研究者身份是开诚布公的，在互动中，与博士、实习生等身份交杂在一起，这些都影响到我与场地成员的互动。我无法获得一个完全的实习生或者正式员工的切身体验，但是也得到了在不同生产环节相关部门流动的可能。
　　就此而言，反思最初的入场以及之后不同部门的进入过程，比较欧美一些民族志研究的入场经验，[16]似乎要来得容易一点，而梳理在国内展开的一些新闻民族志，[17]也突显了国内媒体田野过程中“关系”的嵌入以及更为宽松的入场环境。[18]不过确实如伊兰（Ilan）所言，即使准入了，对民族志研究者而言也是挑战。[19]整个田野过程中，需要调用关系资源、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进行协商，且还因关系未及时维护，以及生产管理环境变更，导致一段时间出现空间缩小的情况。另外，依然会被一些关涉新闻生产决策的管理层级工作群与会议关在门外，也很难实现对高级管理层的定期访问，若涉及敏感议题，访问所得到的回应也常是简略含糊的。而这些材料又往往很重要，即如科特尔所分析的，管理影响可能会在组织文化或者“做事的方式”中变成制度化的。[20]于此，唯有在反思的基础上，一边尝试突破边界，一边尽量通过观察、交叉访谈等方式来纠偏。
　　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是一张网，用来打捞现实生活的鱼。所站的位置，采取的视角，遭遇的研究局限，这些使得研究者所能做到的都是一种打捞。田野作业过程中会遭遇太多边界、掩饰，甚至谎言，我所能做的是方法上尽可能周全地收集资料，并基于这些材料，围绕要回答的问题，就一家地方网络媒体的新闻生产提供一份质性的深描与阐释。
　　
三、数据采集：不可偏废的观察与访谈
　　民族志采集数据的常见手段包括了观察、访谈，文件资料以及其他材料的收集。[21]其中，参与观察和访谈一般被视为两个基本手段：借助参与观察，浸到研究场景中，了解和体验当地人的惯例性活动与日常生活；通过访谈，获悉他人之经验、情感、态度，所生活的世界，以及他们赋予这些的意义。可以说，这两者都带有深入事实内部的“质性立场”，[22]又都是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累积经验的技艺。我在这里只是讲述实践过程中感受最深的几点。
　　关于参与观察
　　有研究者对观察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其中以是否参与将其分为参与观察与非参与观察两种形式。[23]作为两者共性之“观察”，在操作上都有许多要注意的地方，如从全方位到逐步聚焦，做好细致周详的记录等，我在这里想谈一谈狭义上的“参与”的体会。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写道：“对民族志者而言，放下相机、笔记本和铅笔，自己参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有益的。”“这种对土著生活的投入……使得我有一种清晰的感觉……他们的存在方式比之前变得更明晰、更易理解。” [24]这可以说是体现参与其微妙与意义的一个生动案例。当面对另外一种文化时，“人类学家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的诠释。它既不应完全沉湎于文化持有者的心境和理解，把他的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真正的巫师写的那样；又不能像请一个对于音色没有任何真切概念的聋子去鉴别音色似的，把一部文化描写志中的巫术部分写得像是一个几何学家写的那样”。[25]就这个问题，格尔茨主张首先要掌握要描摹和诠释的文化结构，然后加以转译。[26]如何掌握？在观察、追问以获得“地方性知识”之外，对于要面对的新闻生产实践而言，还存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多数新闻工作者是在实践中，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摸索、试错、领悟而成为熟练匠人的”。[27]场地里所观察到的也是如此，记者或编辑带实习生即是通过言传身教，一般会先让实习生一旁跟随观摩，几天或者更长些时间后让实习生自己动手操作，直到最后完全放手独立实践。
　　民族志研究者积极地参与到生产实践中，意味着这种默会知识之获取。以我自己为例，通过参与获得的采编体验会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贯通了体验与借助其他手段得到的认识，确如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到的，场地成员的工作与感受开始变得更明晰和更容易理解。这种理解的明晰除了帮助跨越认识上局外与局内的区隔，与被访人交谈时也能够找到更多共同语言，有助于谈话的自然推进。
　　实践参与还让我与场地成员有了更多关于业务方面的互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得以淡化，而新的工作伙伴关系得以缔结。被陌生人观察在最初常是被排斥的，一项关于新闻民族志的研究提到一个案例，一位研究者向英国地方报申请开展民族志调研，大部分拒绝的理由是编辑不愿意有“观察者”在一旁。[28]而我在场地对此也深有体会，当偏重观察且融入不够时，一位关键报道人曾坦诚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认为这种观察就像是X光，也在与一位把关人交流时意识到其对于被观察的在意与排斥。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即如已有相关研究基于问卷调研与案例梳理后所认为的，入场时带有新闻从业经验的研究者也许更容易获得媒体之准入，更快理解所观察的生产实践，有助于与场地成员进行业务互动，融入地方场景中。[29]不过，也有人担心这些带有新闻从业经验的研究者对场地的过分熟悉与卷入会导致其失去与研究对象的必要距离，专业身份所接受了的一些不证自明的前设有可能使得研究者不能注意到场地特定特征等。不得不说，所有实践都是一种平衡的艺术。从已有民族志研究可以看到，就研究者与场地成员的关系，“一些研究人员寻求最大限度的距离，一些则寻求最大限度的参与”。[30]也许关键是要在自身资源和外在条件之间进行平衡，在参与的同时保持一定学术距离，寻找达成理解的合适路径，并时刻保持反思。
　　关于访谈
　　我最初总是寄望于凭借更多参与观察与文件材料等获得通盘认识与深入了解后，逐步完善问题提纲，再启动正式的深度访谈，甚至还刻意安排谈话于一个安静之所，一杯茶，两人闲坐而聊。不过，这种套用模式的完美想象常会被现实搞砸，也意识到了自己认识的肤浅。
　　尽管系统设计、准备充分的深度访谈很重要，但是对于田野作业而言，开放是一个嵌入到认识论、方法设计、问题设计乃至整个过程的重要特点。访谈也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不仅是深度访谈里问题设置的开放式或半结构式，正式与非正式访谈的兼具，还是长时间田野作业过程中的开放式层迭，也就是说，当时情境下有了困惑，想要追问的，但凡场景合适就及时追问，因为相关人员因时境变迁，一些想法可能会有所变化，或者这个人突然就离职了（这也是场地里自己几次遭遇到的），并且研究者也很可能会被之后出现的事件与问题吸引，当问题积累太多，一次或者两次深度访谈可能不够回应这些问题。
　　访谈情境也是开放的，能找到安静所在交流并录音自然是很好，但是刚好在大马路上偶遇到被访人，一起展开日常行动的同时，可能就是一个好的访谈时机，而无须在意路上是否嘈杂，问题设计是否周全。且一般而言，经过这样的接触和闲聊后，正式访谈时也会更为自然放松。我印象深刻，周末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从办公室离开，路上偶遇一位编辑，其刚午餐结束，我则尚未午餐，延展几十分钟的交流就在笑着招呼后展开了，事后被访者与我在社交媒体上交流，认为这种随机随缘的访谈自然而然，有最真实的效果，而我自己也能清楚地感受到。
　　另外，被访者个人生活史可以成为较好的访谈切入点和重要话题。在场地，因为个性原因，又缺乏训练，最初在日常工作环境中交流时不善于引导，也不习惯于展开目的明确的追问，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浸润，会发现，即使未经研究者引导，被访者自然而然会在交流中突出自身生活史，这也被文格拉夫所指出。[31]生活史是被访者的兴趣所在，意味着对此会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对于要营造自然放松的谈话气氛以及获得更多被访者概念结构的研究者而言，可以成为自然推进访谈并实现深度与质性追寻的基础所在。且以现象学传统为理论基础，杨善华等提出，要真正理解从被访者那里所得到的资料，需要将其与生活史和文化等因素结合起来。[32]又因为生活史同时基于社会史与个体个性之源泉，能够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过程及经验，[33]手段的不可偏废
　　比较观察与访谈，有人突出观察的作用，[34]有人强调“所闻”的意义，[35]而从实用的角度，沃尔科特提出，“大多数质性研究人员认为参与观察与访谈相辅相成，但并不是说每个研究都必须同等采用这两种方式，或者两种方式都采用。哪种方式更适合田野工作者的研究风格和要研究的问题，就会侧重哪种方式”。[36]以我自身田野经验，因为要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关涉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实际生产实践与新闻理念、价值判断等个人阐释，则观察与访谈两者是不可偏废的。且方法选择不仅取决于研究问题，还取决于要面对的实际情境，在当时当地哪种方法更为合适、有效，便采用它。以我对编辑工作的了解为例，当有成员表现出对于跟随观察的排斥，则可以先选择访谈，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一般而言，熟悉了一些之后，再一旁观摩时，我与对方都能够更为放松，这不仅被我自己所感知，也曾被几位被访人所指出。
　　另外，就方法本身而言，需要了解其局限性，认识到任何“文本”都有其特定框架。一方面，实践活动和过程的许多方面无法直接观察到，譬如我在田野场地时，一些中高层核心会议，或者小部门碰头会往往会建议避开，跟随观察时，记者如何在社交工具上与消息来源互动、记者与编辑从部门内部工作群转入“小窗”，也就是转入QQ上的私人互动，很多时候不为研究者所了解。且研究者也不一定能完全理解观察所见，这需要聆听当事人对这些事物的解释，什么是有意义的和重要的，而这可能会与局限于自身位置与视角的研究者的一己之见错位，另一方面，依靠访谈所得到的叙述，必定“只能是一种意义的真实”，[37]会经过被访人之特定位置、立场、价值观等的过滤与建构。而且作为整体的访谈又是研究者与被访者的“共同产物”，[38]研究者是否能够掌握被访者的概念系统，与被访者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有效理解访谈时的叙述以及访谈过程中被访人的行动的意义，都会影响到访谈的信度。
　　尽管各有其特定过滤、扭曲事实的框架，但是这些“文本”又都有其价值，会呈现和透射出一些信息，因而“所见”和“所闻”两者需要且可以进行互相佐证和补充，这也包括在场地获取的其他文件资料。研究者可以采用特定技术手段，如三角校验法，将从一个来源获得的宣称与描述与另外的进行对比，逐渐实现认识与理解的一致性。而不符合之处或者差异，还可以成为推进研究的线索，对其的探索，最终能够使得研究者对情境实现更为深入、有效的阐释。[39]以景军在中国乡村大川的田野经历为例，其在田野过程中发现，“口述材料充斥着回避、沉默或掩饰”。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放弃了直接访谈法，更加注意被访人叙述中的潜台词。最后发现，一旦将用参与观察得来的材料拼在一起，杂乱无章的内容顿然有序。[40]转观我自己的经历，也常是如此。不仅是被访人讲述会基于特定立场，对于敏感议题有所回避、表达含糊，甚至其对同一事件的叙述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有时还自相矛盾，这个时候研究者就需要综合多种材料。首先，要把握访谈时的情境，在洞悉特定文化中人性的基础上，记录和理解被访人在讲述过程中的动作、表情等。其次，通过对同一事件或者主题进行交叉访谈，同时参照所能获取的文件以及其他材料。再者，等待，做好同一事件长时间内的数据采集准备。以场地的一次生产安全事件为例，即集中体现了上述困境以及可以采取的办法，且从事件发生，经事后处理，再到一段时间后的平息，因为逐渐褪去事件发生最初的严重、敏感的感知，这个过程一般会趋向于逐渐释放更多信息。也就是说，只要研究者始终保持关注，时间会告诉更多。
　　数据采集贯穿整个田野作业过程，个人觉得类似于记者获取资料，要“所到之处，不留落叶”，在遵循研究伦理的基础上尽可能最大化地获取的资料，同时基于方法反思，采取三角校验、阶段对比等特定手段，以抵达更具质性和厚度的描摹与解释。于此，无法想象只是基于观察而没去获取个人讲述，也无法想象只是借助于访谈而没有观察的民族志研究。
　　
四、关键特性：田野作业的时间
　　“民族志”这个词语唤起的想象是人类学家投入几年的时间，与当地人一起生活、观察，甚至参与到本地文化中。但是即如莱夫（Ryfe）所言，媒体生产的民族志研究很少如此。基于已有新闻生产民族志研究的梳理，莱夫指出，自1970年代开始的编辑部民族志研究之“黄金时代”到21世纪初兴起的关注数字新闻编辑部的第二波民族志，田野作业时间呈现出越来越短的的趋势。他分析这是因为更为保守的新闻生产环境使得研究者很难获准进入编辑部，以及学术场带来的职业压力导致研究者难以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41]事实上，不仅媒体民族志研究如此，在民族志实践与教学工作中浸润多年的沃尔科特认为，在如今这个匆忙的世界中，民族志的时间传统已被打击得够呛。其指出，曾经，两年（或以上）是置身田野的标准时间，如今最理想的时间最多也就剩下原来的一半。“学术生活的现实，导致几乎没有几个民族志学者能（往往是经济原因）达到12个月的时间要求。” [42]另外，克劳迪娅·马拉窦在一次学术访谈中也提到了进入媒体的新闻编辑部做研究越来越难，要么是经济的原因，要么是政治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43]然而以其自身的田野作业经验，莱夫强调，对于媒体生产民族志研究而言，除了概念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时间。民族志研究需要更多时间。[44]这也为许多民族志研究者所强调。而我以自己将近两年的田野经历，也逐渐领会到时间对于研究深入展开的意义。
　　重要的“活动周期”
　　传统上田野作业的时间一般会以活动周期作为计算口径，对早期人类学家而言，这与每年的种植生长季有关，12个月构成了一个活动周期。[45]这种自然规律早已刻入人类文化里，如我们所见的，现代社会的活动依然在延续遵循这样的周期。
　　分析已有田野作业，就这家媒体的新闻生产而言，一年会构成一个轮回，也就是场地的一个活动周期，在这个大的活动周期内，又会嵌入重现的短周期，譬如一周为期的值班安排，一月为期的月度总结与计划，还有其他节假日与固定活动的生产安排。这些以周期重复出现的生产实践作为一种社会现实，不仅影响到场地人员的日常安排，还嵌入到他们的感知里。
　　时间还是向前射去的矢，随着时间延展可以见证所观察对象的变化。当田野作业时间大于一个活动周期时，一般会增加比较的可能。如我入场后不久即赶上了部门的“两会报道”，迄今已经在场见证三次，这可以成为一个较好的比较方法。另外，就个人层面，以自己试图跟踪了解的新人为例，从初来乍到之新闻理念与实践，到逐渐为公司管理与文化所社会化后的生产实践与价值判断。就组织层面，从入场时新闻客户端正加紧研发到上线，以及上线后其不同版本的创新演变，还有宏观层面上媒体管理的走向及其所引起的组织制度与发展战略之相应变化，都可以纳入比较视野。
　　窃以为，实地待满一个活动周期的必要性，[46]在于它确实构成了一个可以实现较为完整观察的长度，不同的劳作会在其中逐渐展开，从开始到结尾。而如果要在周期的比较中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两个活动周期及以上是较为理想的。如果时间、精力等条件无法满足，可以采用折中的方法，譬如将长时间内的简短探访连缀起来，这样虽然在实地的时间较短，但长期接触弥补了这一不足。[47]一些“关键事件”
　　所谓关键或焦点事件，指的是发生在每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田野作业者可以用来分析整体文化的事件……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事件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个具体社会价值观的隐喻。关键事件为审视文化提供了一面镜子。[48]在田野场地，大多数时候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社会行动，有时候缓慢得让人觉得死气沉沉，但是它又是变动不居的，在等待中一些关键事件确实就在眼前发生了，譬如，新技术的引入与生产流程的改变，组织结构的变革与重组，激励制度之推出到它的暂时搁置与修改，这些关键事件尽管有时候可以在获悉后借助相关文件与访谈去回望，但是它发生并且将发展进程逐步呈现时，研究者恰好置身于事件发生的现场，这种独一无二的、民族志意义上的“到过那里”（been there）[49]的经历确实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体验与领悟。
　　并且这些意外出现的事件常常可能启发研究者看到最初的研究盲点，得以挖掘之前未能注意到的原始材料，并有所反思。即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参与观察，也许比大多数其他方法更为注定是自我反思的，其敞向田野经验里的意外事件，因此在执行或者发现预测上决不是严格的线性的。[50]必须投入的时间
　　作为田野作业的新手，在参考国内一些相关的编辑部田野调查经验后，我最初计划在前期文献搜集、资料准备以及关系架构好后，进场调研几个月，但是真正走入场地，就会发现田野作业过程是费时费力的，现实场景常常会打破想象中严谨的规划，更何况对于首次展开田野作业的自己而言，准备不足、经验缺乏，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更有效获取资料，如何将理论问题转化成本土的问题，如何有效记录田野笔记，都需要靠在实际中摸索来逐步纠偏。
　　再者，基于民族志研究之保持开放思维（open mind）的特点，[51]研究者乍入田野时研究问题往往设置得较为宽泛，需要在田野过程中逐步修正、锐化。譬如我最初试图拓展个案，但是发现仅这个场地的田野作业就需要投入较长时间，深入挖掘后能够拥有其独特的个案价值，亦已足够支撑一篇研究论文。又譬如，入场最初，我主要想了解的是基于编辑部的新闻生产，并未获悉和考虑到其业已在研发新闻客户端，但是当逐渐对公司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便会认识到新闻客户端之研发与发展是公司战略重心所在，并且，其研发与运作过程也正好映照了宏观层面上互联网新闻业从PC时代向移动时代的过渡，这使我部分调整了关注焦点。
　　尽管时间并不必然保证一份田野作业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关键特性。不过，时间还是一项巨大的成本投入。从2014年12月中旬申请进入田野场地到基本离场，两年零四个月。扣除中间离场的时间，有将近两年在场地。延期，没有项目支持，只是但凡材料尚未饱和，对研究问题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便无法草草离场，并努力争取更长时间的联系纽带，以求这次研究告一段落后，还能保持联系并回访。
　　当然，“不论研究有多长，在田野工作结束的那一刻，文化依然会发生变化。民族志学者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准确地描写直到离开那一刻之前的文化状态。理想状况是，民族志现在忠实地反映了民族志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描绘的文化形象”。[52]

结语
　　当我回望，可以清晰看到，一个在此之前没有新闻从业经验，也没有田野经验，只是从文献资料里想象新闻生产与田野工作的我，是如何过于急切地采用了并未完全理解的民族志方法。最初，我带着没有落地的理论概念入场，来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在一一印证自己的“先入之见”，在那个时候，我是敏锐的，却又是缺乏“同情之理解”[53]的旁观者。诸如摆拍、指令等都让我惊讶且不以为然，我会刻意寻找UGC的痕迹，追问新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也为场地结识的友人所感知，其在我入场几个月后有次提到，说我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锐气。
　　其评价所指向的我的变化，也具现在随着时间展开，田野笔记里我的自我反思中。从入场最初带来的批评立场，到如今对现实的理解与平和，某种程度上即如巴利以其曲折、麻烦的田野工作经历而不无调侃指出的，“田野工作或者其他学术研究，其正当性不在对集体的贡献，而是远为自私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就像修道院生活，专注追求个人性灵的完美”。[54]不过，对于民族志而言，研究者本身即为最重要的工具，研究者之成长也就意味着民族志意义之锤炼涵养。当我逐渐熟悉、沉浸到场地氛围里，当我参与到编稿、采写、活动中，当我一次次打破陌生与尴尬，找人交谈，聆听他们的讲述，对于其参与其间的事件、情境的意义，以及他们赋予自己的工作与经验之解释的意义，尽可能做到“投入理解”与“同感解释”。[55]就此，可以说是回归研究理论视野与方法立场的原点，即尝试用各种人的眼光认识世界，理解这背后的文化生态，以及其中的个体生存。在民族志撰写中，也致力于让不同的社会群体在这个研究里“发声”，让自己写出的文字能够呈现和承载社会意义。“而且这些意义是别人的生命，还不是我自己的、自以为是的意义，是有别人生命重量的。” [56]田野是充满希望而且迷人的，不过若没有充足准备，这趟旅程可能会变成一场噩梦。省视自己的田野经历，对于费特曼的这段话有更深刻的领悟，即“民族志学者必须能够确定和选择合适的问题，必须学会使用理论、概念、方法、技术和在田野中使用适当的装备，之后他们开始在一个陌生的文化中旅行”。[57]■
　　
①郭建斌：《“以写字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兼说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②吴飞：《重新出发：新闻学研究的反思》，《新闻记者》2015年第12期
③ethnography在国内有多种译法，如“民族志方法”、“田野志”、“人种学”等。为求表达统一，这里统一采用“民族志”此译名。见吴飞：《火塘、教堂与电视》第77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④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三版）》第132页，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⑤陶建杰、张志安：《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职业状况》，《新闻记者》2013年第12期
⑥CottleSimon.(2007).EthnographyandNews:New(s)DeparturesintheField.SociologyCompass1(1)p9.
⑦迈克尔·舒德森著，杨击译：《新闻生产的社会学》，见[英]詹姆斯·库兰、[美]米切尔·古尔维奇编：《大众媒介与社会》第164页，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⑧对1970年代新闻生产社会学中代表性著作及其学术脉络分析，可见李红涛：《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12卷第4期
⑨CottleSimon.(2000).New(s)times:towardsa‘secondwave’ofnewsethnography.Communications25(1)p21.
⑩潘忠党：《传播媒介与文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三个模式（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11]AtkinsonP.(2015).ForEthnography.London:SagePublicationspp.3-4.
[12]WilligI.(2013).Newsroomethnographyinafieldperspective.Journalism:TheoryPractice&Criticism,14(3)pp.372-373.
[13]WilligI.(2013).Newsroomethnographyinafieldperspective.Journalism:TheoryPractice&Criticism,14(3)p372.
[14]Adler,pa&adler,p.(1994).observationaltechniques.inn,denzin&j.lincoln(eds.)handbookofqualitativeresearch.ThousandOaks:Sage.pp.377-392.
[15][2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第229-230、228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据厄舍（Usher）的新闻室民族志研究所描述的，她花了几个月时间才与纽约时报律师达成协议，最后得以进入编辑部。协议包括她不要关注生产中的敏感地带，如新闻来源，以及报纸有权利审查最后成品。不过莱夫（Ryfe）在地方报纸的经验不是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如同厄舍一样，他必须花时间培养与编辑的关系。在他的这个研究中花了将近一年甚至更多时间来建立与场地的联系。见RyfeD.M.(2016).TheImportanceofTimeinMediaProductionResearch.In:AdvancingMediaProductionResearch.PalgraveMacmillanUK.pp38-50.；而Ilan在新闻编辑部民族志方法探讨中，认为新闻机构从来就没有欢迎研究者。见IlanJ.(2014).Justwhenithoughtiwasin.JournalismPractice9(2)p2.
[17]见Liu,Z.(2012).Journalismcultureinkunming:marketcompetition,politicalconstraintandnewtechnologyinachinesemetropolis.Dissertations&Theses-Gradworks.；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田秋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新闻生产》，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徐帆：《制造角色：凤凰卫视的生产机制研究(1996-2011)》，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18]就大陆的关系学实践，以及田野过程中如何接受关系这种形式作为田野调查方法，杨美惠对此有深刻的论述，见杨美惠著，赵旭东、孙珉译：《礼物、关系学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9]IlanJ.(2014).Justwhenithoughtiwasin.JournalismPractice9(2)p2.
[20]CottleSimon.(2007).EthnographyandNews:New(s)DeparturesintheField.SociologyCompass1(1)p7.
[21]Schlesinger,P.(2016).Onthevagariesofproductionresearch.InC.PatersonD.Lee,A.SahaandA.Zoellner(ads)AdvancingMediaProductionResearch:ShiftingSites,MethodsandPolitics.Basingstoke:PalgraveMacmillan,2016p25.
[22][丹麦]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著，范丽恒译：《质性研究访谈》第1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
[2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方静文、黄剑波译：《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第108-10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第73-7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6]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27]刘海龙：《译者前言：从默会知识到公共知识》，见[美]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译者前言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8]PatersonC.&ZoellnerA.(2014).Theefficacyofprofessionalexperienceintheethnographicinvestigationofproduction.JournalofMediaPractice11(2)p106.
[29]PatersonC.&ZoellnerA.(2014).Theefficacyofprofessionalexperienceintheethnographicinvestigationofproduction.JournalofMediaPractice11(2)pp.97-109.
[30]PatersonC.&ZoellnerA.(2014).Theefficacyofprofessionalexperienceintheethnographicinvestigationofproduction.JournalofMediaPractice11(2)pp.103.
[31][32][38]杨善华、孙飞宇：《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33]GieleJanetz.andGlenH.ElderJr.(eds)(1998)methodsoflifecourse,research:qualitativeandquantitativeapproachessagepublications.
[34]Schlesinger,P.(2016).Onthevagariesofproductionresearch.InC.PatersonD.Lee,A.SahaandA.Zoellner(ads)AdvancingMediaProductionResearch:ShiftingSites,MethodsandPolitics.Basingstoke:PalgraveMacmillan,2016p25.
[35]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见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第三版）》第207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6]哈里·F·沃尔科特著，马近远译：《田野工作的艺术》第89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7]杨善华：《田野调查中被访人叙述的意义诠释之前提》，《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39]CottleSimon.(2007).EthnographyandNews:New(s)DeparturesintheField.SociologyCompass1(1)pp.5-6.
[40]景军著，吴飞译：《神堂记忆》第63-6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41]RyfeD.M.(2016).TheImportanceofTimeinMediaProductionResearch.In:AdvancingMediaProductionResearch.PalgraveMacmillanUK.pp38-50.
[42][45][46][47]哈里·F·沃尔科特著，马近远译：《田野工作的艺术》第63、64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3]王海燕：《记者怎么想、怎么做和两者间的差距》，《新闻记者》2016年第5期
[44]RyfeD.M.(2016).TheImportanceofTimeinMediaProductionResearch.In:AdvancingMediaProductionResearch.PalgraveMacmillanUK.pp38-50.
[48][51][52][57]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第三版）》第106-107、1、139、164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方静文、黄剑波译：《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第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0]CottleSimon.(2007).EthnographyandNews:New(s)DeparturesintheField.SociologyCompass1(1)p5.
　　大卫·M·费特曼著，龚建华译：《民族志：步步深入（第三版）》第1、139、164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3]程念祺：《同情的理解：评价历史人物的应有之义》，《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期
[54][英]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第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5]杨善华、罗沛霖、刘小京等：《农村村干部直选研究引发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
[56]徐琳玲：《刘绍华我的彝族兄弟》，《南方人物周刊》2015年第36期
　　
李赛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传播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