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颂杰
　　【本文提要】本文回顾了作者对财新传媒编辑部进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过程，指出：要考察新闻组织内的“人”，仅仅依靠文本分析、深度访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到编辑部现场进行近距离观察，才能深刻体会其编辑部文化，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是如何互动的。文章还从观察方法上探讨了应投入多少时间、如何观察编辑部结构特征、如何解决内部人／外部人角色冲突等问题。最后，文章指出，作为个案研究的新闻室观察，必须要处理好“入场与抽离”“个案与共性”以及“行动与结构”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参与式观察 新闻专业化 财新
　　【中图分类号】G201
　　2009年3月，《纽约客》记者欧逸文(EvanOsnos)让我临时为他正在操作的一个人物特稿帮忙，这个人物就是时任《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①为此我做了大量研究，这也成了我对“财经／财新”团队研究兴趣的开端。2011年9月，我有幸师从胡舒立教授，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因而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做自己的“财经／财新”团队研究。不过我明白，做学术研究与做新闻报道完全不同，做新闻最重要的是“Showbutdonottell”（客观呈现而不做判断），而做研究最重要的是“问题意识”，要回答“why”的问题。那么，该如何研究财经／财新团队？研究问题是什么？
　　之前，坊间解读多停留在《财经》投资方的“背景”“关系”上（尽管传媒业界大多数人对《财经》团队本身的新闻业务水准是认可的）。胡舒立也基本被形塑为有勇气、有胆识的新闻业“个人英雄”。但如此简单的认识，实际上很难解释：为什么很多媒体机构、媒体人有更加强大的关系背景和政治资源，却没能够实现和《财经》杂志一样的突破？为什么《财经》团队在离开“联办”，在财新传媒平台上重起炉灶之后，影响力未见削弱反而增强？2013年5月，欧逸文在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表示，在他获取中国信息的三个主要渠道中，财新排在第一位。②在和我的访谈中，《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原社长麦健陆（JamesMcGregor）谈到，财新的英文版杂志已成为很多国际人士眼中为数不多的值得信赖的中国新闻刊物；《经济学人》驻华记者GadyEpstein也认为，财经/财新团队已经达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尤其是在中国的新闻环境下，他们已经做到足够专业。③
　　2011年底，当我决定以财新个案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研究问题就是清晰的，即：在一个转型社会中，何以能成长出严肃新闻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但是，以什么视角来研究财新个案，应该建立怎样的分析框架？一直很难找到方向。2013年7月，我到财新的北京编辑部做了六个月的“田野”，有机会对编辑部进行参与式观察，并持续深入访谈财新团队的主要成员。这段研究经历对我最终形成对财经／财新团队的研究视角、明确研究框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014年9月，我的博士论文《严肃新闻何以可能：转型社会“价值共同体”的作用——“财经／财新”团队个案研究》顺利通过答辩。论文的核心观点是，财经／财新团队建构的“价值共同体”成为该团队得以在转型中国建构严肃新闻的专业主义的核心要素。答辩委员会在决议中认为，论文使用“价值共同体”概念来解释中国新闻专业化的进程，具有较强的理论阐释力，论证较扎实和充分。“作者收集了大量的访谈材料和文献资料，克服了时间跨度大的困难，对该个案具备了整体细致和深入的把握。”回顾这一研究过程，对个案材料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半年时间的财新田野观察。
　　但是，论文也有很多的遗憾，正如答辩委员会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价值共同体”概念的理论内涵，和财经/财新个案的普遍性，可做更进一步的论述。对我而言，博士论文只是对财新团队的学术研究的一个起点，希望可以在未来逐步弥补过往研究的种种缺憾。
　　
一、为何观察？
　　（一）研究问题：转型社会中，严肃新闻的专业主义何以可能？
　　从2011年9月开始，胡舒立教授在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开设了“中国新闻业改革”课程，听课并参与讨论的包括几位老师和博士生。胡舒立教授把《财经》、财新传媒发展历程放在“双重转型”（即国家转型、报业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这使得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财经／财新团队的新闻实践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在导师组的指导下，论文开题时，我决定从行动者的视角进行研究，在“行动者－社会结构”互动中考察“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
　　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总结，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都强调社会结构对行动者个体而言至高无上的“霸主地位”。社会决定论者认为，社会行为受社会规范的制约，而社会规范外在于个人的意愿并具有权威性质。④具体到新闻业界，在制度决定论者看来，在转型国家，没有真正的新闻业，新闻专业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但“财经/财新”无疑是这种观点的一个反证。正如2014年8月31日，“拉蒙·麦格赛赛奖”评委会在为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颁奖时，授奖词所说的：“胡舒立作为一名记者和媒体管理者的成就证明，在中国建立世界领先的媒体是可能的，他们在坚持专业、正直、独立的同时，能够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⑤
　　的确，财经/财新的新闻专业主义不仅得到了国内外的认可，而且是在一个转型国家中生长出来的。投资人的背景在《财经》的成功中固然有重要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人团队的专业自觉、行动能力和行动策略才是一个媒体能否达到并维持新闻专业主义水准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说，财新传媒的新闻实践更加凸显了新闻人的能动性。对于考察“行动-结构”这一社会学核心问题，财经/财新无疑是一个独特的个案。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如何在一个转型国家中，建构出一个具有新闻专业主义水准的媒体组织？在其专业化的过程中，新闻人、媒体组织如何体现其能动性，与转型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等结构因素互动，发现政治机会，寻找突破，并进而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产生能动作用？简而言之，即：严肃新闻何以可能？在转型社会中，严肃新闻的专业主义建构的逻辑是什么？这是我在博士论文中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对财新编辑室参与式观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对国内新闻机构的研究中，如洪兵、卓丽凤（Li-FungCho）、李小勤、王毓莉等人对《南方周末》、⑥周翼虎对中央电视台、⑦张志安对《南方都市报》的研究等，大都采用了在新闻编辑室的“参与式观察”研究方法。比如，在对《南方都市报》的个案研究中，张志安主要从编辑部场域的视角出发研究其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⑧
　　我也意识到，对“财经/财新”的个案研究，实际上是对一个组织——即一个新闻编辑部的观察与研究。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社会群体层次而非个体层次现象，并提出了“职业团体”（professional groups）的概念。⑨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在Complex Organizations一书中写道：“所有的重要社会过程都起源于正式组织，或者正式组织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组织研究必须是社会科学的核心……” 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研究不是针对胡舒立等新闻人个体的研究，而是对包括胡舒立、王烁、杨大明等新闻人在内的新闻组织（news organization）的研究。
　　并且，有别于对其他国内新闻“机构”的研究，财经／财新个案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近二十年间其核心团队成员保持了独一无二的超强稳定性。如果对财新个案的研究没有把握这一特点，显然就是失败的。因此，除了新闻“组织”的研究，还必须深入考察组织内的新闻人“团队”及其成员，即考察“人”的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是文本分析、深度访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到编辑部现场，对团队成员进行近距离观察，才能深刻体会其编辑部文化，作为行动者的新闻人是如何互动的。
　　回想在财新的“田野”经历，我深刻感受到，若非置身于财新编辑室，并与核心团队有密切的接触，很多研究发现是不可能产生的。举例而言，作为一名曾经服务于国内体制内媒体、门户网站、境外报纸和杂志等多种类型媒体机构的前新闻人，当我进入财新编辑室时，很快发现财新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内媒体的编辑部文化：更加严谨有序，而不是自由散漫无序；层级感更强，体现了非常强势的“编辑主导”文化。在财新编辑部，坐在编辑位子上的，一定是在某一个报道领域最有经验的专家。可以说，财新的公司文化更加接近外企和国外媒体。但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发现，其实财经／财新核心团队的成员多为体制内媒体出身（如《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他们因着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共同追求而凝聚在一个团队中。除了职业背景和价值观的接近，在编辑部的核心团队中，围绕着胡舒立，彼此之间又有非常紧密的情感维系——这似乎又和国外媒体机构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假如不进行细致的田野观察，怎么能发现这种有趣的组合？
　　
二、如何观察？
　　在胡舒立教授对我们几位博士生、教师的系统讲课告一段落之后，我向财新传媒申请见习机会。2013年7月初，我进入财新传媒北京编辑部。之后的半年时间，我和财新的大部分编辑一样，周一至周五，朝九晚六在办公室工作。一方面是作为一名编辑进入新闻和评论的日常生产，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名研究者随时记录观察所得与感悟。
　　在财新的见习期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在财新评论组、财新综合新闻组工作。从2004年到2013年的近十年间，我曾在《凤凰周刊》《华盛顿邮报》等分别担任记者或记者助理，采写了不少独家调查报道；也曾在网易新闻等媒体担任评论主编、评论员，有较为丰富的评论经验。不过，在财新编辑部时，我还是在业务上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深刻感受到了财新团队的专业。
　　（一）评论组时期：体味“理性”
　　初到财新编辑部，导师胡舒立教授在把我介绍给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时，特别指出我在门户媒体的经验，希望我能够力所能及地帮助财新。坦率地说，作为胡舒立教授的博士生的身份以及之前的媒体经验，还是有助于让财新团队比较快地接纳我这样一位带着研究任务的外来“闯入者”——众所周知，财新极少接受学界的研究申请。总体而言，财新编辑部对我的态度是开放的，他们愿意把我当作编辑部的一员，并没有太多对“外人”的抗拒心理。
　　虽然不是“评论新兵”，一些稿件也得到编辑部的认可，被翻译成英文，但是在几次操作中，我还是出了一些“状况”。比如，在一篇“观点热评”栏目的文章中，我评论了几位经济学家当时发表的观点。文章上网后第二天，我发现涉及一位经济学家的部分相比第一天的版本有一些改动，而编辑并没有告知我。我主动询问编辑，得知该经济学家曾致电编辑部，认为作者没有全面理解他的观点。编辑回复我说，“……以后写的时候不能看媒体的标题，还是要看观点本身。点评最重要的是源头要正确，否则，就是无本之木，评得再好也没用了”。从这一案例中，我体会到：其一，财新的稿件出现问题，如被要求修改或者删除的，编辑们一般会出于保护记者的目的而由编辑部承担责任，甚至不会告诉记者；其二，财新对内容的严谨性要求很高，报道和评论都是一样。
　　另外一次，我负责写一篇重要文章的初稿，按照之前我对财新定位和风格的理解，在行文上尽量写得持重理性。但等到文章最终发表时，我发现几乎已经找不到我原文的痕迹了。编辑说，这一点也不奇怪，对于重要文章，通常编辑会大改，而胡舒立教授最终还会大改一次，几乎重写。再问胡舒立教授，她回复说，我的初稿“感性有余，理性不足”。虽然知道财新注重理性的制度反思，但显然我当时的理解和写作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要求。
　　可以说，只有深度参与到财新编辑部的评论生产流程，才能够体会到编辑部上下对于评论的重视，对于理性反思、价值倡导的坚守。
　　（二）综合新闻组时期：破除迷思
　　有一次，在和综合新闻及财新网的几位负责人开会时，胡舒立教授提出由我牵头创立一个“反腐纪事”栏目，把所有反腐的内容都整合进来。过去，我曾经在网易负责创立评论品牌。财新反腐新栏目的设立涉及跨部门合作，整个流程下来，我认为财新在网站项目的效率上，与门户并无二致。此后，栏目每天更新与反腐有关的内容，每周出一篇“反腐周记”，我也写一些相关评论。
　　在财新《新世纪》周刊2013年9月6日封面报道《反腐打老虎起步中石油》中，我采写了《反腐求变》一文。外界对于财新的反腐报道非常关注，有人认为财新有特殊的信息渠道。但在采写这篇政策分析报道的过程中，我所得到的编辑部支持，都是一些专家学者资源，没有任何来自特殊渠道的信息，这与国内其他主流媒体的新闻操作方式并没有太大差别。
　　另外，据我了解，财新团队在深挖中石油腐败案、周永康腐败案中，都是采用他们非常熟悉的报道方法：依据公开的工商资料进行股权结构分析，锲而不舍地进行实地寻访，从而挖掘出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关系。这些参与式观察对于破除迷思，客观解读“财经／财新”新闻人团队与权力的关系，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三）通过参与式观察，更深入理解作为“共同体”的财新团队
　　在财新进行了长期的参与式观察之后，我开始着手写作博士论文。但是，哪些是研究的核心概念？如何描述财经/财新团队的行动者？我还是非常困扰。杨小彦教授在参与指导论文过程中，提出可以借用“共同体”的概念。我顿觉豁然开朗，“共同体”的概念可以把我的观察所得完美地统合起来。
　　外界对财新的核心团队的稳定性、新闻操作中的“团队作战”比较熟悉，但这样一个新闻人的“共同体”有什么样与众不同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构成共同体的要素是共同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封闭性和清晰界限。”共同体赖以维持的先决条件是共同遵守和认同一整套价值观念和游戏规则。[11]按照汪丁丁教授的观点，每个人建立自己的每一个关系链接，都有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工作）和精神生活（价值）的三个维度。[12]回顾在财新编辑部的“田野”时期，对包括胡舒立在内的财新新闻人的近距离观察和深入访谈，我认为，财经/财新团队也正是围绕着这三个维度，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团队网络结构。
　　在物质生活方面，早期团队人比较少的时候，甚至会帮助打理一些单身员工的日常生活；一些记者调动到北京时没有找到合适住所，可能在编辑部领导家住上几个月。这种物质上的关照，又大大强化了员工与团队的情感连接。在工作上，则是高效、默契的团队合作生产高质量新闻，让员工迅速成长，同时通过保护员工的安全让他们能够专注于新闻生产。财新团队对一线记者的保护在业界是广为人知的。如前所述，编辑会为记者处理一些外界的压力而不告知记者。2013年8月，我在编辑部看到，在一名记者面临困难时，财新在第一时间发出不偏不倚、有理有据的“律师询问函”，这篇声明也使得很多媒体人称赞财新传媒“有担当”。
　　在精神生活方面，则是依靠高度的价值认同和号召力，形成稳定的团队整体，这就是滕尼斯所言的“精神共同体”。[13]在编辑部期间，对反腐报道和评论的介入，让我与综合新闻组的几位核心成员有了更多直接的交流。记得当时持续好几天的中午休息时间，团队一直在热烈讨论《南方周末》等媒体对于“唐慧案”的报道。类似这样的新闻业务和规范的讨论在财新编辑部较为常见，亲身参与讨论和持续的观察也使得我对财新团队的新闻价值观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不过，应该说，财新团队在价值观上的共识不仅仅是体现在新闻操作理念的层面上，更是对于国家政治经济转型方面持有的共同立场。
　　
三、观察之惑
　　在新闻编辑室的观察方法上，我认为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其一，在时间的投入上，要在编辑部待多久才算是足够的？其二，在观察的方法上，如何准确把握新闻编辑部的结构特征？其三，在面对观察对象时，如何解决内部人／外部人角色冲突的问题？坦率而言，这些问题也是我在观察财新编辑部时常常面临的困惑。
　　（一）新闻室观察，多久才是够久？
　　在新闻编辑室参与式观察研究的几个经典案例中，如塔奇曼（Gay Tachman）、甘斯（Herbert Gans）、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莱弗（David Ryfe）等，通常都会花费数年甚至十几年。[14]也因此，在莱弗看来，作为新闻生产的民族志研究，时间非常重要。[15]但在另外一面，也有尼基·厄舍（Nikki Usher）对《纽约时报》的个案研究，只是用了五个月时间。[16]我同样认为，时间的投入对于一项扎实的新闻研究来说十分关键，但时间长短不能一概而论，要视研究主题而定。单就财新个案而言，半年时间并不足够。只有深度参与，在核心团队中工作一年以上，才能真正把握这一个案的要旨。但由于以下几个因素，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时间上的不足：
　　其一，在正式进入编辑室之前，我一直保持与胡舒立教授的持续沟通，对于《财经》时期的发展历史以及从《财经》到财新的转变有充分的了解，这是理解今日之财新团队非常重要的背景。
　　其二，我大学本科及硕士研究生阶段都是经济学专业背景，求学阶段正是中国经济改革走向“市场化”、进行宏观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因此，在认知框架上，是比较认同财经／财新团队的核心价值观的。如前所述，这些价值观正是团队构建“价值共同体”的基石。
　　其三，我在《凤凰周刊》《华盛顿邮报》、网易新闻等媒体的从业经历，使我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持续的追求。这些背景有助于我理解财新的规范与流程，以及其独特的编辑室文化。
　　（二）如何在观察中把握新闻编辑室的结构特征？
　　在我的访谈中，汪丁丁教授指出，制度变迁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他亦强调要从团队、网络而非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财经/财新的实践。“自由是整体之事。自由就是一个群体共同成长的过程，不是一个人的过程。在这个社会网络中，我们如果都不成长，胡舒立成长不起来的。她一个人走不动的。” [17]胡舒立本人曾多次向外界表示，《财经》非她一人之功，团队更加重要。因此，对财经／财新团队的参与式观察，把握其新闻编辑室的结构特征，就尤其重要。
　　由于前期做了较多的研究，因此在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中，我尤其注意观察胡舒立、杨大明、王烁等与核心团队的互动，注意到编辑部存在一个明显的“多中心结构”，与外界所理解的胡舒立作为单一核心的结构并不一致；核心团队成员除了价值观的共识之外，也有密切的情感连接。[18]但是，如何把这种结构在量化研究上进行验证，以更有说服力呢？在汪丁丁教授的指导下，我的尝试结合了“集体传记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两种路径。[19]论文首先对财经／财新团队部门主任以上核心团队成员的个人简历进行了爬梳，结合对他们的深度访谈，分析了“新闻人共同体”的基本结构；然后，对《财经》杂志、《新世纪》周刊外约的学者及政府官员稿件，以及专访稿件进行了统计。虽然发稿数量和接受访谈的数量不能等同于学者与《财经》或财新的关系紧密程度，或者学者在《财经》或财新的社会网络中的重要性，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方对彼此的认同，及合作关系的强度。同样，基于对学者、学者型官员履历等信息的整理分析，加上对中国经济改革思想流派的梳理，总结了“知识分子共同体”“改革者共同体”的基本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社会网络分析还是比较初步的，由于时间的限制，除了深度访谈之外没有做问卷调查，这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如何面对内部人vs外部人的角色冲突问题？
　　参与式观察的角色冲突问题，是一开始我就需要面对的。即：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之一，财经/财新团队的核心人物——胡舒立，同时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这样一种关系，是否会影响到本研究的独立性、严谨性？
　　角色冲突的问题由来已久，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经典的“insider/outsider”悖论问题。即：作为“局外人”（outsider）的研究者，被认为是能够独立于研究对象，真正进行客观的观察和研究的；然而，对于很多研究对象，除非你是一个“局内人”（insider），否则你不能获得关于这一事物的真正洞见。对财经/财新团队的研究亦是如此。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研究者能够真正进入备受瞩目的《财经》杂志或财新传媒，进行全方位的近距离观察与研究，自然也无法做出有真正说服力的分析结论。不过，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有不少经典研究证明了，具备反思精神的“局内人”（reflexive insider）是可以做出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的。研究者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一员，通过一定的系统的反思性训练，可以获得一定的客观抽离的可能。正如杜博思（Thomas David DuBois）所言，研究者的“局内人”或者“局外人”的身份其实各有其优势，“完全没有必要断言某一种方法是唯一合法的”。[20]在本研究中，首先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客观存在，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导师组，导师组成员不仅包括胡舒立教授，还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汪丁丁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李艳红教授和张志安教授。其中，胡舒立教授注重向我讲述财经/财新团队创业、建构新闻专业的历史事实和基本过程，以及她本人对转型社会和新闻变革的一些思考，但并不把观点强加于笔者身上，避免对研究者的“观点控制”，希望我能够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评判。
　　在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发现编辑部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与编辑记者坦诚交流；在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对象选择方面，既有团队的核心成员，也有普通的一线记者，也有不少已经离开财新团队的前员工。根据我做媒体的经验，前员工往往会更愿意直面问题。可以说，这些访谈对象也给了我不少洞见。
　　
四、结语
　　不难发现，新闻室观察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个案的。回顾对财新编辑室的田野研究过程，我认为，在新闻室观察中有如下一些矛盾值得深入思考与平衡把握。
　　1.入场VS抽离。在新闻室的民族志研究中，作为研究者的“入场”很难，但“抽离”则更加困难。具体到财新的个案研究，“局内人”的身份和视角无疑是重要的。若无局内人的身份，估计我很难走进财新编辑部的“田野”；若非局内人的视角（作为财经专业出身的新闻人），我也难以真正理解财经／财新团队的价值观、新闻操作规范和理念。不过，坦率而言，如何后退几步、“抽离”出来对我的挑战更大。如前所述，我有一定的坚持“局外人”独立研究立场的意识，包括胡舒立教授在内的财新团队也保持了足够的开放性，但是对于研究对象本身的认同不可避免还是会影响到研究者的学术判断。抽离之难，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放宽视野，多做比较分析，另外一方面则需要时间的沉淀，保持研究的持续进行，不断进行修正。
　　2.个案VS共性。所谓“比较分析”，从个案抽离出来，实际上也就是迫使研究者思考个案研究的普遍性意义。新闻室观察如果是个案研究，就不可避免要面临这种追问。财经/财新团队对于当代中国在职业社区的意义上实现和建立新闻专业有多大影响？财经／财新团队在中国只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特例吗？2009年底财新传媒的创立，几乎完全复制了《财经》的模式，甚至在重要的产权制度（新闻人持股）、媒体的外部监督机制（公信力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等方面取得了更大的突破，但是显然这种“制度同形”（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现象并没有在原有的团队之外产生。为什么？
　　事实上，在中国新闻专业化的进程中，财经/财新团队并非独行者，而是有一批同盟军。稍早于《财经》，被称为“南方系”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作为党报系统的子报子刊开创了体制内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独特路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特别报道专版”也体现了体制内新闻人在小范围“特区”内的专业化追求。稍晚于《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和《经济观察报》等财经报纸也在调查报道、重大社会问题讨论等方面有突出的表现。如何比较理解这些个案的意义？如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所言，对普遍性意义的追问是我在后续研究中需要去重点把握的。
　　3.行动VS结构。在转型社会中，新闻室观察研究者尤其需要把握“行动者－社会结构”的关系。财经/财新的个案凸显了“行动者-社会结构”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与制度决定论者所想象的不一样，在中国的转型语境下，转型的政治经济实际上为新闻进步、新闻专业化提供了“政治机会”。另一方面，政治机会能够被少数媒体把握住，其关键之处是媒体“行动者”的能动性。正如张志安（2006）的观察，程益中之于《南方都市报》、江艺平之于《南方周末》、张洁之于《新闻调查》、胡舒立之于《财经》、李大同之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都带有典型的“人治模式”特点，换言之，媒体领导者的专业自觉意识至关重要。
　　不过，尽管在转型社会中行动有可能改变结构，但制度结构确实对新闻专业化的社会行动有巨大的抑制。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制度同形”难以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今天互联网的冲击之下，新闻专业化的行动者又该何去何从？这是值得研究者们继续追问的议题。■
　　
①Osnos,E.(2009).TheForbiddenZone:HowFarCanaJournalistGo?TheNewYorker,July202009issue,p54-61.
②欧逸文：《欧逸文：中国同行们让我着迷》，FT中文网“有色眼镜”栏目2013年5月21日。
③上述访谈于2013年8月在北京进行。
④王铭铭：《“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第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⑤参见：拉蒙·麦格赛赛奖基金会（RamonMagsaysayAwardFoundation）官方网站，http://www.rmaf.org.ph/newrmaf/main/awardees/awardee/profile/350
⑥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Cho,L.F.(2006).NewsCrusaders:Constructingjournalisticprofessionalismwithintheconfinesofstatecontrolandcommercialpressure,MediaAsia,2006.33(3&4):130-141；李小勤：《传媒越轨的替代性分析框架——以〈南方周末〉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2007年第2期；王毓莉：《中国大陆〈南方周末〉跨地区新闻舆论监督报导之研究》，《新闻学研究》2009年第7期
⑦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2009年第7期
⑧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
⑨DurkheimE.(1984).TheDivisionofLaborinSociety,trans.W.D.Halls.NewYork:FreePress.
⑩转引自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第2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1]王曙光：《村庄信任、关系共同体与农村民间金融演进》，《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4期
[12]来自于2013年12月笔者在广州对汪丁丁教授的访谈。
[13]斐迪南·腾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65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4]Tuchman,G.(1978).MakingNews:AStudyintheConstructionofReality.NewYork:FreePress;GansH.J.(1979).DecidingWhat’sNews:AStudyofCBSEveningNewsNBCNightlyNews,NewsweekandTime.NewYork:Pantheon;Schlesinger,P.(1978).Putting‘Reality’Together:BBCNews.London:Constable;RyfeD.(2012).CanJournalismSurvive?AnInsideLookinAmericanNewsrooms.London:PolityPress.
[15]RyfeD.(2016).“TheImportanceofTimeinMediaProductionResearch.”InChrisPaterson,DavidLeeAnamikSaha,andAnnaZoellner,Editors,AdvancingMediaProductionResearch:ShiftingSites,Methods,andPolitics.London:PalgraveMacmillan.
[16]Usher,N.(2014).MakingNewsatTheNewYorkTimes.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
[17]来自于2013年12月笔者在广州对汪丁丁教授的访谈。
[18]欧逸文的报道《TheForbiddenZone》中，诸如王烁试西服这样的细节尽管生动传神，但也容易让人产生胡舒立是编辑部唯一的“绝对权威”的印象。但据我的观察，在财新编辑部“多中心结构”中，胡舒立对编辑部其他核心成员是十分倚重的。
[19]汪丁丁：《青年对话录：我的教育生涯》第136页，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20]杜博思：《从“局外人”到“局内人”——一个历史学者眼中的乡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第138期
　　
刘颂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讲师。本文是2016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养项目《中国媒介组织建构“专业主义”的制度变迁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号：1609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