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的身份转变与调适
——新闻生产田野观察的方法学反思
■张伟伟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研究者田野工作的反思性回顾,展示了作者在《南方都市报》进行田野观察的过程,其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所得与所失。研究者基于自身的个人经历指出,在新闻机构进行田野观察成功的关键是与研究对象建立信任关系。田野观察可以提升研究数据的深度和广度,但也会造成研究者往往难以保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关键词】新闻生产 《南方都市报》 田野观察 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0
一、研究缘起
这篇论文是对我博士期间田野观察工作的一个反思性回顾。2012年10月,我进入《南方都市报》的深度部以实习生的身份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观察。我进行田野观察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深度部旗下一个名叫“网眼”的版面。在当代中国,如果我们想要描绘中国新闻业的变革,那么肯定绕不开互联网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恰如白红义所指出的那样:“如今我们再讨论新闻业时,已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互联网已经深深‘嵌入’到新闻业的肌体:一方面,它成为新闻实践的活跃平台,为新闻业提供具有无限可能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新闻实践的一部分,在或明或暗地改变着传统新闻业的面貌。” ①
而我选择的个案研究对象《南方都市报》“网眼”版,正是互联网重塑传统新闻业的一个明证。学者发现在2006年前后,我国新闻媒体开始意识到以网络公民新闻和舆论为代表的用户生成内容对其造成巨大冲击,它们纷纷开始调整新闻常规,以因应用户生成内容所带来的挑战。在报纸领域,诸多报纸开始开设专门的栏目和版面来报道用户生成内容。②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报网互动”,把这些栏目和版面称为“报网互动栏目”。③虽然,在“报网互动栏目”之前,市场化报纸也有吸收用户生成内容的行为,但这些行为比较零散、带有偶然色彩,例如某些报纸在报道“两会”这样重大政治新闻时,有时会上网收集网民的意见进行报道。④“报网互动栏目”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报纸媒体开始常规性地吸收用户生成内容。
那么,这种常规性的吸收实质是什么?它给报纸媒体带来了什么?它又对网络用户生成内容有何影响?这是我的研究迫切想要解答的问题。
在梳理过往研究文献时,我发现“报网互动栏目”一度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在2007~2010年有近百篇期刊论文和博硕士论文以此作为研究选题。在研究内容上,或许因为“报网互动栏目”是报纸媒体因应网络冲击的一项创新行为,而在中文词汇里,“创新”本身具有很强的褒义色彩;又或许因为从2006年开始,全国大多数主流报纸都开始开设“报网互动栏目”,体现出一种大势所趋之态;我发现几乎所有关于“报网互动栏目”的研究,都对这个报纸媒体的创新栏目给予了非常正面的评价。曾繁旭等的评价最能代表已有研究的观点:
“近年来……很多传统媒体也相应设置了报道网络新闻的版面和栏目比如《南方都市报》创办的‘网眼’栏目、《新快报》的‘热辣网事’栏目、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大河网联合创办的‘焦点网谈’栏目、以及《成都商报》推出的‘城市e闻’公民报道专栏等这些版面和栏目将网络新闻与大众媒体连接起来促进网络新闻转化为传统媒体新闻事件并传递出网络民众的声音推动了一些重要公共议题的发展。这些寄存于传统媒体之上而关注网络事件的新闻栏目……可以说是传统大众媒体与网络媒体实现融合和对接的积极尝试。” ⑤
但是,从2010年所谓的微博元年开始,学界似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对“报网互动栏目”的研究热情,关于它的研究寥寥无几。而当2012年我开始着手准备研究时,惊讶地发现许多报纸媒体或是取消或是大幅缩减了“报网互动栏目”版面。学界和业界对“报网互动栏目”的态度变迁,令我非常好奇:这项曾经被高度褒奖的“创新实践”,究竟为何在短短几年就由辉煌走向平淡乃至衰落?我由衷地感到,过往主要基于访谈和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或许只展示了“报网互动栏目”的冰山一角,未能详尽“报网互动栏目”的全貌,尤其是作为“创新”的它背后所隐藏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决定用田野观察的方式来展开对“报网互动栏目”的全方位考察。
在具体实践中,我选择了《南方都市报》的“网眼”栏目作为田野观察对象。“网眼”创建于2006年10月,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报网互动栏目”之一。“网眼”创建初期广受业界好评,多次荣获业内大奖,一度成为其他报纸“报网互动栏目”模仿和学习的典范。⑥在研究路径上,我把新闻常规作为观察“网眼”的切入口。选择新闻常规切入,是由于新闻常规作为“媒介工作者在工作时采用的一套模式、惯例以及重复的行为或形态”,⑦在传媒组织和个人的互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传媒组织来说,常规是一套控制机制,以促使媒介工作者达到组织的预期目标。对于传媒工作者来说,常规是他们工作时所依循的脉络,他们在常规中执行任务,也透过常规完成他们的工作。因此,当新闻业发生变革时,这种变革“必然会反映在新闻常规的变化上,体现在新闻工作者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中,可以说,新闻常规是我们描绘和理解新闻业现状时的必须”。⑧
在下文中,我将对这段田野观察的过程进行反思性回顾。就写作目的而言,我希望这段回顾能够为读者提供三点“新知”:首先,让读者了解在中国报纸媒体(更确切地说是市场化报纸)中做田野观察的过程,这个过程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其次,让读者能够体察用田野观察来研究新闻生产的意义,或者说田野观察能够给予哪些其他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内容分析等)所无法给予的数据;最后,通过对田野观察与新闻生产研究的关系反思,让读者理解田野观察对学术研究客观性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进入田野:作为“完全的观察者”如何建立信任关系?
Gold依照研究者的参与程度,将田野观察分为四个层次:1.完全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完全融入在地的参与和观察,被观察者甚至不知道研究者的真实身份;2.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Participant-as-observer):研究者完全参与研究对象的活动,属于研究群体的一员,但向被研究者表明身份;3.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研究者最低限度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活动,研究者不属于研究群体的一员;4.完全的观察者(Complete observer):研究者完全旁观,不参与被研究对象的活动。Gold认为这四个层次的田野观察各具优缺点,研究者可以依照研究目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在“网眼”中的参与程度,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在进入田野之前,我进行了相对充分的前期准备。在2011年8月,也就是我正式开始田野观察的前一年,我开始了和研究对象的接触。利用一些熟人关系,我采访到时任“网眼”编辑Z和记者W,初步地对“网眼”的新闻常规有了了解。令我感到比较惊讶的是,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都不觉得“网眼”作为一个“报网互动栏目”,有什么值得研究和挖掘的“创新常规”。在他们眼里,虽然网眼的新闻常规和其他报纸新闻有不同之处,但这种不同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因为目的还是为了生产报纸新闻。
“网眼的主要工作是找新闻线索和采访。以前,我们的网络监控主要集中在论坛,像天涯、凯迪猫眼等。现在比较多的是微博。当然这个监控很耗时间,所以我们都在做最主要的网络监控,比如天涯就基本上监控一下天涯杂谈。如果有实习生,我就会叫实习生关注某个论坛,把值得做的帖子挑出来。网眼的采访以电话采访为主,只有事情比较大的,有重点的新闻才会派记者出差去采访。” ⑨
“我们采访的确是打电话为主,只有电话解决不了的才考虑出差。当然我还没有出过差。对记者来说,主要的工作是找线索。这其实对记者来说,是非常基本重要的要求。以前,记者找线索的方式,比如我以前做过热线记者,就是守在电话前等爆料,现在是守在电脑前,找新闻。” ⑩
那么,果真如编辑Z和记者W的回答那样,“网眼”并没有什么具有价值的革新性常规,只是将找新闻线索的方式从“守在电话前”变为“守在电脑前”吗?
学者指出常规具有“难以言说(inarticulate)”的特点,受访对象常常无法告诉研究者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为何这样做。因此,他们建议想要研究常规,最好的方式是进入田野,进行参与式观察,以了解媒介运作细致的一面。[11]于是,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年多的网络观察和接触之后,我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南方都市报》深度部,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对“网眼”的田野观察。[12]在进入田野的第一个星期,我的状态是“完全的观察者”,上至“网眼”的主管,下至编辑和记者,都对我充满防备。
“快四点左右,有人进来通知开会。我准备跟着去,网眼记者Z对我说你就不用去了。
……
六点多,深度部门集体去聚餐,但没有叫我一起去。后来评论部编辑Z告诉我,深度部主任某某要离开南都去网易了,可能这次聚餐与此有关。” [13]这种被防备被排斥的状态,不仅让我有了一种格格不入的不适感,也影响着我田野观察的进度。我发现“网眼”的编辑和记者在新闻生产的选择阶段,会在QQ群里进行讨论,但他们是如何进行讨论的,其中涉及哪些判断常规,我却一无所知,因为我并不在这个QQ群里。每天,我几乎最早抵达办公室,跟随着最晚的一批记者下班。但是,也许因为网眼的编辑和记者知道我的实习与普通的学生实习不同,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我这个实习生的存在。每天我坐在被分配的电脑桌前,除了观察编辑和记者的上网以及闲聊外,几乎无事可做。
如何让他们打消顾虑,不再那么防备和排斥我?我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六点半左右,我去评论部约编辑Z(该编辑是我的实习介绍人)吃饭,跟他讲了目前我实习不太有进展,带教记者似乎有点排斥我的情况,他表示会帮我向编辑说说。” [14]除了拜托我熟悉的编辑打招呼之外,我也试图向“网眼”的编辑和记者展示我努力做好实习工作的态度和行动。
“两点左右,网眼记者W来到报社。我问他今天有没有题做,他回答,今天不行,因为他要写一稿子。
……
四点半左右,网眼编辑Z回到报社。我问他今天是否有题,他回答还不知道。我说,今天不是要做版么,他说时间还早,我们有时候熬到很晚也没有题,我问最晚几点截稿。他说最迟12点半要做好版。
……
六点左右,我出去吃饭。六点半吃晚饭回来,我在QQ上继续问网眼记者Z,今天有什么活,他说没有。
……
十点左右,网眼记者Z给我发QQ说,今天编辑自己搞定版,你走吧。” [15]每一天的田野观察,我都要求自己保持着这种积极找选题、努力向编辑和记者要活干的状态。从第二个星期开始,网眼的编辑和记者似乎意识到我这个实习生的存在,逐渐将资料整理以及电话访问等简单工作交代给我。
“……四点左右,记者Z在QQ上对我说,在微博上找一下今天饥饿体验的粮食局官员,尤其是此前在媒体表示24小时不吃饭的成都市粮食局长舒某,找到他电话,采访下他,问问他一天都干了什么。我打开微博开始搜索。此时,编辑W说,出差在外的记者X让我联系西藏冬虫夏草协会,落实采访事宜。我跟X联系后,按照他的要求,先打电话给拉萨市民政局以及西藏民政局,确认冬虫夏草协会的性质,然后找到联系人落实采访。
……
六点左右,记者Z回来。我将情况向他反映,他让我采访一下魏主任。在采访过程中,记者Z在QQ上不断给我发问题,让我问魏。
……
7点左右,我吃完饭回到深度部,开始整理采访资料。整理后,我发给Z,Z让我再试试看能采访到哪些其他官员。我逐一给内江市、自贡市、湖南省粮食局打电话以及给杭州市粮协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我在QQ上对Z说,现在都下班了,无人接听。Z说可以了。” [16]而让我被网眼的编辑和记者真心接纳和认可的契机,是一则关于江苏赣榆县农委书记张某假免职的报道。2012年10月某天,我在天涯论坛找选题时,非常偶然地看到了这则爆料帖。时间显示,帖子发布有好几个月了,因此已经排到很后面不起眼的位置。当天,我把这则选题发给了记者W,他让我搜索相关资料,并给赣榆县委组织部打电话。但是,我连续打了多个电话也未能打通。第二天,我继续给赣榆县委组织部打电话。这次终于打通电话,但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下周才能给我答复。第三天,鉴于对组织部的采访不顺,我转而给赣榆县委宣传部打电话进行采访。在顺利接通赣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丁某的电话后,他简单回答我正忙,明早给我发传真。第四天,在苦等传真无果的情况下,我再次给丁某打电话。经过一番曲折,他终于在我第三次拨通电话后,非常简单地向我核实了张某违纪复出的事实,但他反复叮嘱让我不要进行报道。
随后,我把爆料帖子和整理好的采访内容在QQ上告诉编辑W,他非常感兴趣。W让我马上给丁某打电话,核实关于张某违纪免职后平行调任的事实。我按照W的要求再次对丁某进行电话采访。在电话接通后,W立刻跑到我旁边聆听我和丁某的通话。通话结束后,W对我的采访表示很满意,因为我在采访中不仅核实了张某假免职的事实,而且还问出了他涉嫌吃空饷问题。W让我赶快写稿,不是豆腐块的小稿,而是发半个版大稿。
这篇稿子见报的当天,编辑W一走进办公室,就跑来告诉我这篇稿子被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和搜狐挂了头条,也上了微博热点。他很热情地问我要了电话号码,对我说方便以后联系。直到现在回忆起当时编辑W在手机键盘上输入我手机号码的情景,我仍然能够感受到那时的兴奋和激动。从那天开始,我被编辑W拉进了一直渴望加入的内部QQ讨论群。至此,我终于不再是一个“完全的观察者”,开始“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展开田野工作。
三、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常规意味着什么?
在进入田野之前,通过深度访谈,我其实已经大致把握了“网眼”新闻常规的面貌,因此在田野观察的初期,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田野观察能够(额外)帮助我获得什么?这种颇为工具理性的想法萦绕在我的心头,促使我常常试图生硬地把一些理论和日常实践的新闻常规联系起来。但我很快发现这样的想法非常不利于我田野观察的深入进行,一方面“一心二用”使我难以专注地完成作为“网眼”实习生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研究者立场的思考让我在言语行动中不自觉地对网眼的编辑和记者产生疏离感。
于是,我决定暂时放弃寻找答案,像一个真正的“网眼”实习生那样专心工作。渐渐地,在日复一日的常规实践中,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明白“网眼”新闻常规背后的意涵。在深度访谈时,记者W曾告诉我守在网上找爆料和守在电话前等爆料没有太多区别。但是,在具体的常规实践中,我却慢慢知道这两种为报纸新闻服务的发现常规是有差异的。更准确地说,我发现“网眼”的发现常规一定程度地打破了传统报纸新闻消息源蕴藏的权力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网上找爆料时,“网眼”的编辑和记者们常常有“身不由己”之感。
在新媒介环境下,新闻生产过程逐步趋于可视化。大众对新闻工作者而言更加可见,同时新闻工作者对大众而言也更加可见。在网上找爆料,和守在电话前等爆料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网上的爆料不仅对网眼的编辑和记者们可见,对其他网民也是可见的。因此,当编辑和记者们守在天涯八卦、凯迪猫眼、新浪微博等网民集聚的网络平台找爆料的时候,固然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在采访中否认网络舆论对他们的影响:
“媒体不能是狭隘的民粹主义。……网络上的信息第一关是由网友筛选出来的,并不一定准确,还有五毛的存在,也不一定理性。当媒体在网络找新闻线索时,媒体会基于自己的评判标准。” [17]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几乎从不放过一个热帖,因为他们承认:
“现在传统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已经不那么分明了,当网络讨论得很充分的时候,传统媒体如果不报道,说句行话,你就‘漏稿’了,这是非常不专业的行为。所以,网络对传统媒体产生了‘倒逼’的压力。” [18]“网眼”发现常规中的“报网互动”,让为它工作的传统新闻人,比他们的同事更深刻地感受到新媒介技术对他们专业权威的冲击:
“微博来了之后,带来了话语权的颠覆。论坛时代,掌握话语权的还是新闻人,一方面论坛管理还是很严格,有什么内容发布之后会被审查,另一方面扩散也不那么容易。不像微博,可以转发。打个比方,论坛时代是菜长在各个地里。而微博时代,菜是被集中好了在超市里。默多克说,没有读者会再像接受上帝福音一样听你告诉他这个世界怎么了。然而,我们很多媒体及媒体人难舍那种扮演上帝的满足感,虽然时时拿着手机刷微博,却还在编辑室里继续着一百年前就发明的游戏,殊不知自己早就被赶下神坛。……这个行业的很多人,虽然嘴上大谈新媒体新思维,其实内心深处依然无法接受神殿已经坍塌的现实,幻想着在流沙之上重建金字塔,正像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对现代科学充满恐惧。” [19]过往新闻生产研究表明,新闻发现阶段的工作常规是高度政经化的,媒体总是启用一批特定的人物和机构作消息来源,这构筑了政经精英垄断话语权的基础。[20]然而,在“网眼”这样的“报网互动栏目”中,编辑和记者难以像生产传统新闻那样通过对消息源的控制,从而确保政经精英在新闻事件的主体霸权地位。在常规实践中,“网眼”的记者和编辑需要关注网民、重视网民,这不仅是出于提高受众接收效果的考虑,更主要的是因为网民是新闻事件的参与者,网络舆论很多时候在决定着新闻事件的进程、发展和走向。
“现在政府对网络舆情非常重视,网络对一个事件的推动性远远大于传统媒体。” [21]过往学者指出常规具有“难以言说(inarticulate)”的特点。[22]在“网眼”的田野观察过程让我感受到,深度访谈可以揭示常规的基本面貌,但常规背后的意涵是“难以言说”的,它需要研究者通过实际参与去体察。这或许可以用认知行为理论来解释。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认知和行为之间相互作用,个体既有的认知对随后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反过来,个体的行为也会深刻影响其认知的结构和过程。因为行为具有教育功能,通过具体的行为实践,个体获得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教育,最终促使其认知发生改变。[23]在“网眼”的田野观察中,参与实践的过程也是研究者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日复一日的践行常规中,作为研究者的我学习到新闻生产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带给我启发、促进我思考,从而不断地深化我对常规意涵的认知。
此外,田野观察的另一个收获是,它帮助我进一步完善了深度访谈的数据。这种完善包括两个方面:一、对于进入田野之前所获得的深度访谈数据,田野观察的经历提升了我对访谈结果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换言之,通过田野观察,我更加准确地明白受访者的意图和思想,也更清楚如何对受访者的回答进行分析。二、在进入田野之后,通过与受访对象的朝夕相处,我开始知道如何向受访者提出“好问题”。所谓“好问题”,就是那些既能够满足我研究目的的需要,同时又符合受访者实际情境、能够让他们“答之有物”的问题。在田野观察结束后,我再次与网眼的编辑和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这次深度访谈,我不仅提了许多之前被忽略而实际上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通过对提问方式的修正(如变换问题的角度、加入行话等)再次向受访者提问那些曾经未能获得满意回答的问题,最终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四、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在局内人和研究者之间找平衡
田野观察进行到第三个月,我开始感觉自己的身份再次发生变化,由“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转变为“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编辑和记者们已经把我当作“自己人”:工作中,我们一起选题、讨论、开会、写稿、改稿;私下里,我们聊天、吐槽、八卦,有时还会一起吃饭。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快地成为融入“网眼”,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主要原因在于我和编辑记者们的同质性很高。在年龄上,我们都是80后,彼此只相差一两岁。在教育背景上,我们都是大学生,都是文科生,还有记者和我是校友。在身份上,在《南方都市报》所在的广州——这座以岭南文化自居的城市里,我们都是异乡人。这么多的相似使得我的融入没有费太多的力气。但是,当编辑和记者们把我当作“自己人”而坦诚展露一切时,我发现面对“自己人”坦诚时,我常常很难保持研究者的客观性。
在进入田野之前,我曾经撰写过一篇对“网眼”批判性很强的论文。[24]基于内容分析的结果,我发现“网眼”在进行舆论监督方面表现平平,完全没有发挥“报网互动栏目”的优势。然而,随着我成为“网眼”的一分子,我发现自己很难再如之前那样对“网眼”的表现进行批判。客观上说,“网眼”的新闻品质其实是在不断地下滑。自我进入田野之后,除了上文中那篇赣榆县官员假免职的报道外,“网眼”就没有再发过其他引起较大反响的舆论监督报道。身为局中人,我很清楚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在《南方都市报》,舆论监督报道受到高层高度重视,每发此类稿件高层都会要求编辑字斟句酌、反复删改。有时候,高层还会因为各种原因要求撤稿、换稿。这使得“网眼”的编辑和记者们发表舆论监督报道的积极性大大被降低。Breed解释记者为何会遵循新闻室里的各项显性和隐性的政策时,指出“保持新闻工作的愉悦感”是一项重要的原因。[25] “网眼”的编辑和记者们也是如此,作为一线新闻工作者,他们并不想天天和领导起摩擦,成为报社的“刺头”。并且,他们也没有对网络上的舆论监督爆料熟视无睹,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促使他们尽可能地抓住一切报道机会:
“‘网眼’主要还是提供基本事实,我们把所有证据、事实报道出来,能否见报还是取决于老总的判断,这一点上和以前并无不同。……当然网络也帮助我们进行了一定的争取。例如,对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并无明确指令不允许报道。李承鹏是个不那么敏感的人物,老总在观望。然后,北京的报纸如《新京报》已经报了、广州的媒体也跟进,最后我们也报道了。” [26]在进入田野之前,我批判“网眼”没有发挥“报网互动栏目”的优势。成为局内人之后,我开始赞同编辑W的观点:
“我认为‘网眼’对报纸来说,是个增量。大家说‘网眼’不如以前了,都是把‘网眼’跟网络比,而不是跟报纸比。你想想看,报纸有多少版面有意思?天气预报不是早该没有了?” [27]结束田野观察后,我把这些观点写进论文,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主观上为“网眼”的不佳表现找借口。但现在来看,这些观点的确有“美化”“网眼”之嫌。2015年2月,“网眼”被《南方都市报》取消。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作为“报网互动栏目”,“网眼”一旦放弃紧跟网络舆情、放弃“报网互动”,它失去生命力是必然的。然而,当时的我明知“网眼”的问题,却好似有东西遮住了双眼,没有对这些问题加以深入分析,实在是非常遗憾。
小结
Yin指出,一个研究采用何种研究方法主要取决于研究目的。[28]换言之,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对于我来说,田野观察的优点在于,它不仅为我提供了更具深度的研究数据——参与和实践的过程让我对新闻常规的认识更深刻;另一方面,它也帮助我提升了研究数据的广度和准确度——作为局中人,我可以多方面地接近研究对象,多角度地甄别数据。但是,我也感到田野观察也是一种极具风险的研究方法。在田野中浸淫越深,研究者往往越难以保持客观中立。在田野观察时,如何在作为研究者的“局外人”和作为参与者的“局内人”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此外,田野观察的另一个挑战是,研究者需要在进入田野后与“局内人”建立信任关系。在这一点上,我的经验是行动是获得认可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在进入田野之后,研究者应当尽快按照“局内人”的行为方式展开行动,让“局内人”感受到研究者真诚。此外,研究者还可以适度挖掘自己和“局内人”的“共性”,以此来拉近彼此的关系。■
①白红义:《冲击与吸纳: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常规》,《现代传播》2013年第8期
②赵泓:《解析都市报发展的三大趋势》,《传媒》2009年第12期
③⑤⑥曾繁旭、曾繁旭、周俊林、杨艾莉:《“报网互动栏目”的新闻产制与公共议题的生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0期
④石萌萌:《报网互动背景下纸媒舆论引导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⑦[美]ShoemakerJ.P.&Reese,D.(1996).Mediatingthemessage:Theoriesofinfluencesonmassmediacontent.WhitePlains,NY:LongmanPublishersUSA
⑧夏倩芳、王艳:《“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⑨2011年8月网眼第二任编辑Z的访谈回答。
⑩2011年8月网眼记者W的访谈回答
[11][美]CohenD.M.&BacdayanP.(1994).Organizationalroutinesarestoredasproceduralmemory:Evidencesfromalaboratorystudy.OrganizationScience,5(4)554–568
[12][22][美]Gold,R.(1958).Rolesinsociologicalfieldobservation.SocialForces36217–213
[13]田野日记2012年10月12日。
[14]田野日记2012年10月12日。
[15]田野日记2012年10月14日。
[16]田野日记2012年10月16日。
[17]2011年8月网眼记者W的访谈回答。
[18]2012年12月网眼第二任编辑Z的访谈回答。
[19]2012年12月网眼的主管部门主任L的访谈回答。
[20][美]TuchmanG.(1978).Makingnews:Astudyintheconstructionofreality.NewYork,NY:TheFreePress
[21]2012年12月网眼主管副总编辑C的访谈回答。
[23]郑建军:《青年群体政策参与认知、态度与行为关系研究》,《青年研究》2014第6期
[24]Zhang,W.(2012).Politicaldeliberationonline,watchdogoffline?AstudyofonlinepoliticaldeliberationcoverageinChina’snewspaper.62届国际传播学会年会ICA,美国凤凰城
[25][美]BreedW.(1955).Socialcontrolinthenewsroom:Afunctionalanalysis.SocialForce,Vol.33No.4
[26]2012年8月网眼第二任编辑Z的访谈回答。
[27]2012年12月网眼第三任编辑W的访谈回答。
[28][美]YinR.(1994).Casestudyresearch:Designandmethods.ThousandOaksCA:SAGEPublications
张伟伟/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本文为2015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博士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众包新闻生产中的用户参与动机研究》(项目编号:2015BS06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