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本文提要】本文以作者的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为例，从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的内在逻辑、田野观察的主位和客位意识、媒体案例研究的主要经验等三个方面来展开。文章指出，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来研究新闻媒体，建立“问题意识”是关键的逻辑起点，而选择案例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之间必然紧密勾连。在田野观察时，要有效把握好“主位”和“客位”的关系，既进入田野获得在场的真切感受，又在研究中保持对田野的批判观察和独立反思。最后，本文从重新定义“新闻”、探寻新的研究问题、聚焦“新行动者”、强化政经路径四个方面，针对后续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给出建议。
　　【关键词】新闻生产 田野观察 问题意识 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0
　　在新闻编辑部进行参与观察是新闻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质性研究方法，美英学者在20世纪60-80年代对这一方法的应用开创了新闻研究的新局面，那些经典研究揭示出的新闻生产的“秘密”至今仍是我们理解新闻业的主要知识来源。时至今日，这种方法依然是讨论新闻业变迁的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并在当下的数字化环境中又一次得到了复兴。
　　这种方法在中国场景下同样具有价值，因此，我们特别组织这组文章，邀请5位曾经运用编辑部参与观察方法的青年学者，以及对民族志方法有独到经验和研究的郭建斌教授，阐述他们的研究经历、经验和反思。我们希望这就像一场纸面上的小型论坛，展示参与观察方法在中国新闻业研究中的可能性，并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对中国新闻业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深入的观察、分析，做出我们自己的学术贡献。 ——编者
　　
　　2005年暑假，正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我，来到广州大道中289号的南方报业，进入南方都市报社进行实地观察，为博士论文收集一手数据；2006年6月，这篇题为《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让我拿到传播学的博士学位之后留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任教；2011年6月，我离开母校复旦，转至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任教，之后近水楼台，多次参加“南都”组织的研讨会、论坛和活动。从学生到教师，我的目光始终追随着这份主流都市报的步伐，尽管近年来很少再写关于它的学术论文，但透过它去观察媒体转型和社会变迁的思考却从未停止。
　　为写这篇文章，我上中国知网的硕博士论文数据库，用“新闻生产”作为标题关键词检索了一下。①2005年，复旦大学洪兵博士的论文《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是中文论文中第一篇聚焦“新闻生产”的研究生学位论文。②过去12年，共有82篇硕士论文、11篇博士论文标题中含有“新闻生产”。其中，拙作下载量5575次，被引量98次，下载和被引次数均是第一。排在后面下载量第二、第三的论文分别是3806次和3461次，被引分别是11和3次。这个数字多少让我有些欣慰，且不论质量高低，至少说明这篇博士论文在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领域还有一些影响，对后来的研究者多少有点启发。
　　这篇论文是国内较早运用人类学的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来研究编辑部组织中新闻生产的学位论文。导师李良荣教授和几位评审专家在《评阅意见书》中都给予肯定。李良荣教授说，“新闻生产过程及其产品具体而细微地反映出一个传媒组织的内在文化、价值取向和一个国家的新闻政策，反映出一个国家内政府、市场、媒体三者的博弈关系。这篇论文以《南方都市报》为个案，考察新闻生产，这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还是第一次，具有开拓性意义。”芮必峰教授说，“本篇论文是我读到的中国大陆学者中第一篇从编辑部组织层面研究新闻生产的学术论文……深入研究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新闻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说是不言而喻的。”黄旦教授认为，这篇论文“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深入报纸内部，在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把该报置于新闻生产与社会互动的脉络中进行分析，这种视野、取向、方法及其努力，在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中，具有开拓和创新的重大意义，十分值得赞许和充分肯定”。单波教授评价说，“这是一篇质量很高的博士学位论文，特别是文章中透露出的务实而又理想主义的研究气质令人欣赏”。
　　同时，专家们也指出了论文存在的缺憾。比如，一些分析不够透彻、“常用二手的结论来验证自己的材料，由此削弱了论文的理论深度”，“有些章节存在以‘述’代‘论’的现象，个别章节的理论概括不很明晰”。我也在《自评表》中这样总结论文的三点不足：一是，文章对“南都”发展历程及一些报道个案的梳理，尚停留在简单叙述层面，未能深刻而清晰地揭示出背后的控制逻辑和力量关系；二是，“场域”概念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时空结构等理论意涵未能全面、有机地贯穿于各章的叙述与阐释中；三是，“厚重描述”与“理论阐释”之间的把握，在文中不少段落上有明显的割裂感。
　　十年之后，回过来头总结这篇博士论文的得与失，似乎有种走得越远、看得越清的感觉。如同生活中的很多遭遇，若在当下，难免因为沉浸其中而过于兴奋，经历一些沧桑之后，回过头看便会有更深体味。2014年4月，应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之邀，做客该院的“博士之家”系列讲座，当时我的报告主题是《遗憾的起点》，主要从博士教育训练和个人精力分配的遗憾说起，总结了重新审视博士论文时所体验到的遗憾。现在，要对写作这篇论文的心得和感受做总结，最想谈的还是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案例研究这三个话题。
　　
一、研究对象与问题意识之间的逻辑
　　现在，我在指导博士生时，最强调“问题意识”。当年，我在自己做博士论文选题时，为了搞清楚什么是“问题意识”，却委实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折磨，也走了一段弯路。
　　硕士阶段，我曾经对报业经营管理研究怀有兴趣，做了不少媒介营销的案例研究。博士开题时，就拟定了一个题目《新闻生产与报业组织管理——以编辑部为视角的研究》，研究问题初步确定为“如何寻求报业组织的价值目标与员工价值目标的一致性，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即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最大程度的协调）、上下同心，以提升报业组织内部管理的绩效”，研究对象选择的是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下属的《新闻晨报》，当时这份报纸的影响和利润都颇为可观。拿着这个题目，去找导师李良荣教授，找黄旦、陆晔、孙玮等教授，几乎都被泼了冷水，普遍的反应是太过策略导向，而且媒介经济学视角的论文很难体现理论创新，也抓不住“新闻生产”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般来说，研究层次大体可以区分为描述、解释、应用和追问四个层次。描述，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要呈现研究对象的诸种特征；解释，解决的是“为什么”的问题，要辨析现象背后的影响变量和复杂机制；应用，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要落脚于可操作的措施、有启发的建议；追问，解决的是“又怎样”的问题，即研究的终极意义和人文关怀。一项好的研究，应该着力于“为什么”，能够在现象描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从中把握本质、找到规律。对照这四个维度，我的第一个题目基本只停留在“是什么”和“怎么办”的层面，显然理论不够有深度、研究不够有意义。
　　那段时间，真是非常痛苦，跟师长、跟室友反复讨论的就是“问题意识”。没有人给我标准答案，只是不断接受各种质疑：你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你这个选题没啥意义？你还没有找到研究问题……犹记某天晚上，我跟同宿舍的孙藜一起讨论，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提对策，显然不是问题，因为谁能接受你的建议？没数据，显然无法成为问题，因为无法论证你的观点？缺对象，到哪里去收集有价值的材料？少概念，既无法定义你的研究对象，也无法建立研究的学术框架？没理论，如何论述和展开你的观点，如何阐释和提炼你的研究？③
　　我们的讨论大体达成了共识，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其“问题意识”大体包括这些要素：其一，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对象，既能够拿到鲜活的一手资料，还能在理论创新上有所突破；其二，高度契合且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能够“概念化”研究对象，并直接体现出理论视角和研究旨趣；其三，超越现象描述、追求阐释深度，能够在复杂现实的论证基础上提炼出规律、找出关键变量或揭示出深层机制，在认识现实和解释现实层面上有所贡献。
　　对照这些“问题意识”的要素，我的第二个论文选题确定为《编辑部视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研究视角也完全从媒介经济学转移到新闻社会学，并大体形成了研究问题：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南方都市报》作为个案，考察其创办以来十年间的发展路径以及新闻生产的动态过程，从编辑部组织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控制因素与媒介机构新闻生产的互动关系。
　　对比两个选题，其差异可以大体回应对“问题意识”的寻求。首先，相比《新闻晨报》市场化运营的成功，《南方都市报》在深度报道、新闻时评等方面具有更大作为，“孙志刚案”的报道更使其赢得专业口碑，构建起“一篇报道推动一项制度”的职业权威形象和品牌。研究前者，其意义落脚于提高编辑部组织的生产绩效；研究后者，其意义归结为对转型社会中编辑部生产机制的复杂呈现。显然，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看，《南方都市报》比《新闻晨报》更加具有重要性。
　　其次，探讨《新闻晨报》如何提高其生产绩效，研究层次停留于“是什么”和“怎么办”；探讨《南方都市报》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之间的互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阐释编辑部作为一个新闻场域，其与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勾连，研究层次则上升到“为什么”层面，因此更加具有理论上追求深化的可能。而且，《南方都市报》所体现的传媒公共性，涵盖了从生产品质新闻到推动社会进步的角色担当，研究这个案例可以在人文关怀上更好地回应“又怎样”的问题。
　　再次，媒介经营视角的研究，很难有新的理论开掘空间，在媒介经济学领域所能做出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理论路径，彼时在中国新闻学术界还相当陌生。上世纪70年代，一批美国的社会学家进入媒体组织内部进行田野考察，研究其新闻生产的“常规”、新闻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机制、新闻实践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等经典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进入内地学术界。因此，采用人类学的方法，进入到媒体组织内部进行考察，研究其新闻生产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无论是方法运用还是问题意识，都具有一定的“拓荒”意义。
　　在这个领域，我读大学本科时的老师，也是同门师兄洪兵博士做出了积极尝试。他的博士论文《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南方周末〉个案研究（1983年-2001年）》，将“南周”放在社会历史变迁的时空视角中，考察其从1983年试刊至2001年期间的新闻生产过程及其特点。他的论文视角相对宏观，切入点是整个报社组织，时间跨度也更长，《南方周末》作为强调调查性报道的精英报纸，其定位和特点决定其新闻生产更能体现出“鲜明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参与式新闻业的（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特征”。
　　相比之下，我的论文选题更加中观，切入点是编辑部组织，时间跨度是十年，而且《南方都市报》的定位更加大众化而非精英化，以社会新闻为主，因此把研究问题更多聚焦在“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上。正如我在研究内容中所交代的：“本文需要考察和展示社会控制因素和新闻生产在编辑部层面上的互动关系，考察编辑部组织内外部的各种控制因素是如何体现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的，又是如何体现在个体、群体和编辑部组织的牵制和互动中的。”
　　好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之间必然紧密勾连。什么样特点的研究对象，往往决定其研究问题的方向；而研究问题的寻求，必然建立在研究对象的特定价值上。因此，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内在逻辑似乎高度契合、密不可分的。比如，《中国青年报》既有机关报的属性，又有大众化报纸的风格，研究这份报纸便很难跳开这种混合型组织文化的历史根源和影响因素；中央电视台是国家台，承担着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责，但又在频道制的运营和广告“标王”中获得巨大利润，其背后的国家权力和经济利润之间的资本转换便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经历了“由死向生”的传承关系，研究这个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纸媒的融合发展及其背后相对彻底的数字化转型逻辑。

二、田野观察的主位和客位意识
　　2005年的《南方都市报》，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这份报纸的组织文化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自主性和开放性，一个博士生的“入场”并没有碰到什么大困难。唯一的挑战是来自研究者自己，即我的方法论准备是不足的，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民族志方法训练，主要还是凭着学新闻专业打下的观察能力，做了大量媒体人深度访谈后强化的沟通能力，和较早在网络公司从业时练下的打字速度。
　　关于这段持续数月的调研，最常规的生活节奏是，每天在岭南湿热的天气中醒来，望着借住的暨南大学研究生宿舍楼窗外的绿色植物，总是像打了鸡血一样怀着满腔热忱和期待去赶公交车。笔记本上，记着今天要聊的两三个记者名单，而访谈的地点多半是在报社附近的“绿茵阁”咖啡屋。毕竟还是博士生，舍不得请他们吃得太好，一般都是三四十块钱点一份意大利面条，再加一杯十几块钱的咖啡或茶，这就是我的调研成本。有时候，少数记者会主动提出要请我，他们觉得我是在给“南都”这份“伟大的报纸”留下记录。
　　这段调研，还留下两个有趣的“故事”：一是，我前前后后大概花了万把块钱做访谈，没想到半年后，《南方都市报》设立首届南都奖学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特等奖获得者是我，奖金正好是1万元，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二是，我曾经跟“南都”记者在五羊新城附近一家叫“黔程似锦”的饭店吃饭，当时觉得店名太讨口彩，想着如果将来某一天我也有机会开家餐馆，名字也必须叫这个。未料到，2006年夏天我即将博士毕业时，真的有个好友把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店面盘给了我，于是也就真的开了一家叫“黔程似锦”的饭店。终究是外行开店，饭店运营了两年后转手出去，随后不知从哪儿听到了一种说法——“他是开着饭店一边收银，一边写论文的”。这纯属谣言，其实，我是在复旦研究生宿舍北门附近的一间咖啡馆，连续泡了近四个月才写出的博士论文。
　　回想起这段愉快而充实的田野观察，有三点感触比较深。其一，实习和研究的角色。最开始进入“南都”，有点担心从上到下未必愿意把所有真实的东西告诉外人，于是先走了实习生的渠道，被分配到社会新闻部体验突发新闻记者的工作。我的带教老师，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也有点疑惑——实习了这么多年、年龄这么大的博士生还想当记者么。很快我就意识到，实习生的角色让我无法参加编委召开的选题会，也无法有足够的时间尽快开始名正言顺的深度访谈，而且“暗访”获得的素材将来使用时会有伦理问题。于是，通过介绍找到总编辑，直接告知了我的论文选题和研究目的，获得应允之后就开始正式调研，每天要么是在编辑部旁听编前会，要么在编委或副总编的办公室进行访谈，要么在报社附近约谈不同部门、不同条线的记者，要么就去资料室查阅旧报纸或在电脑边下载《南方传媒研究》或“南都”内网论坛上的各种资料。就这样，一共陆续访谈了30多位“南都”人，从核心管理层到一线从业者，也拿到了论文各章需要的主要数据。对编辑部的田野观察来说，解决好“入场”角色的正当性非常重要，这种正当性不仅是获得许可，更应该是获得信任，而信任建立的关键是沟通过程中的价值默契和对学术伦理的自觉遵循。
　　其二，观察和访谈的权重。最开始，我希望多做一些观察和体验，观察的对象可以是人（从业者）、空间（编辑部），也可以是过程（采访、写作、编辑、发稿）和焦点事件（某个典型议题的各方表现）。后来，出于调研效率和收集数据的需要，还是更多选择了文本分析、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比较而言，观察更能捕捉行动者的行动逻辑，而访谈侧重挖掘行动者的观念意识，两者权重的处理关键还是在于解决所要研究的问题。比较好的方式是围绕一个具体问题，通过运用互补的研究方法，拿到基本数据、搞清关键事实、厘清完整过程，并兼顾实践和观念层面的多重互动。比如编辑部的选题判断和把关标准，既要多次参加编前会，准确记下针对不同类型题材的讨论过程、判断方向及其背后的价值导向，还要观察从记者报题、编辑定题、稿件入库、编辑加工、上版制作、审校发排的全过程，更要对相关记者、编辑、编委和值班副总编进行及时访谈或事后深聊，由此，才能妥善处理好观察和访谈的权重，力求遵循实证研究的规范拿到可靠的证据材料。
　　其三，主位和客位的关系。人类学研究中有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之分，主位研究强调尽可能以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要求研究者深入观察，尽量像研究对象那样去思考和行动。客位研究更多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思考，运用比较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注重跳出来运用学理、学术和学者视角进行再分析。进入媒体编辑部进行田野观察，主位意识强调的是研究者要真正浸入其中、身临其境，调动所有的感知能力去充分掌握情况和获取数据，为“厚重描述”打下基础；客位意识意味着保持独立、有所超越，能够形成对观察对象客观、理性、冷静的评价，让“理论阐释”变得更加精准。主位和客位意识，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获得在场的真切感受，同时又在研究中保持对田野的批判观察和独立反思。然而，要真正把握好这种关系的平衡点，并非易事。
　　从我的“南都”调研体验和对其他相关研究的了解来看，有几个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比如，要避免因为过于热爱而有失客观。多数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总是抱有热忱，访谈或观察都处于令人兴奋的状态，拿到新的素材、感觉心中有底也会比较激动，这种研究者对调研对象的热爱、对学术事业的热爱，会使其带着满腔热血和过度感慨来写作论文。我自己写论文时，就有意无意地体现出这种对“南都”发自内心的赞赏，读别人类似论文时，也经常会觉得作者或多或少掉进了“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知盲点或过度拔高。
　　再比如，要注意因身处当下而无法看清。我的论文结论部分，谈及负责任公共传播的可能性，对“南都”模式能否被复制抱有审慎期待。如今回过头去看“南都”近十年的发展，重新把观察视角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中，就更加清晰地意识到，此种模式可持续发展、普遍化复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一个好的研究，如果能够搁置一段时间，让研究者有机会在更长的历史时空中去回望自己的研究，也许能够获得更加精准的判断。只是时间不等人，我们的学术作品往往需要第一时间完成、最快时间出版，而这样就使得时隔多年后再回望的机会并不多。比较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当下做结论时更加审慎一些，强化结论的不确定性。
　　还有就是，要避免因为缺乏自反意识而阻碍深度追问。一个好的研究者不仅要观察和思考研究对象，还要有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所谓“自反性”（reflexivity）强调的就是这点。研究者要学会不断自我审视和自我追问：我的入场方式是否会导致调查结果的不同？我和受访者的交流真的拿到了真实材料么？有没有因为人际关系或者沟通过程的遗憾，导致某些方面的事实被误导或有所偏差？我在这篇论文中投入的激情、情感和研究状态是否适度并符合学术规范……研究者越具有“自反性”，其研究便越具有可信度。如果能做到持续的“三省吾身”，田野观察的入场和旁观关系就能更好地得以解决，其研究阐释和理论探寻也会更加深入。
　　
三、媒体案例研究的主要经验
　　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案例研究，想通过这个案例来观察中国媒体的社会控制、研究编辑部场域中新闻生产和权力的复杂关系。在这篇博士论文之后，国内学术界又陆续产出了几篇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的案例研究论文，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中国语境下新闻生产的诸种特征、机制及其影响要素。
　　比如，复旦大学田秋生2008年的博士论文《市场化生存的党报新闻生产——〈广州日报〉个案研究》，立足《广州日报》来探讨市场与党报、乃至市场与媒体的关系，阐述这种中国式市场新闻业的特殊模式。武汉大学窦丰昌2013年的博士论文《报纸开放式新闻生产研究——以〈广州日报〉为例》，探讨网络影响下的报纸生产方式的变化，总结出开放式新闻生产具有的主要特征及其存在的缺陷。复旦大学刘兆明2013年的博士论文《“融合架构”下的新闻业转型研究——基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以上海新民网为案例，考察其在融合架构下的新闻生产模式。同年，复旦大学杨保达的博士论文《全媒体时代电视财经新闻生产研究——以第一财经频道为例》，分析了第一财经从“媒体全”到“全媒体”的新闻生产变化和实践，总结出一些特点、提出了一些对策。
　　综观这几篇研究新闻生产的博士论文，主要聚焦两个层面的研究问题：一是宣传逻辑、专业逻辑和市场逻辑在媒体场域中的互动，以及在特定案例中的实践特征，比如我的研究和田秋生的研究；二是以某个媒体为案例，考察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这个重要变量对新闻生产过程、机制和逻辑的影响。总体上看，前者是为了揭示中国媒体的“特殊性”，后者为了把握媒体生产的“规律性”；前者更具有在“为什么”层面进行理论探寻的努力，后者更具有在“是什么”层面进行新现象、新特征描述的尝试。这两个层面都有其意义，不过若要在理论建构上有更大雄心，则需要在案例研究基础上去探索普适性的解释框架、提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如何做好案例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4年1月曾经组织过研究方法工作坊，针对“个案研究”达成几条共识性经验，④具体包括：1.方法和理论的搭配、方法可行；2.是否一定要个案研究、是否鲜活；3.清晰定义个案、厘定时空边界；4.多角度切入、数据之间有机整合；5.实证材料有说服力；6.有外部效度，代表性和普适性；7.可推广至政策层面，有社会意义；8.符合社会学术伦理；9.个案讲述有趣、有内在逻辑。
　　这9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找到一个典型的案例，通过这个典型案例所进行的问题研究，在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案例研究的“典型”，是有多重意义的。一般来说，有案例的好处是观点论证有依托、有证据，厚重描述的材料很充分、很鲜活，透过案例来提炼的理论有支撑、有说服力，此为案例研究的“信心”。而不少研究，都试图通过典型案例的研究，阐释时有所抽离或理论上有所拔高，找到更加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即超越特殊性、找到普遍性，这是案例研究的“雄心”。当前，大部分关于中国媒体案例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主要停留于案例本身，很难把案例研究的意义进一步拓展和延伸，这是无法回避的局限。
　　
四、结语和讨论
　　立足当下中国和全球新闻业的新生态系统，如何进行以案例研究为方法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笔者有如下思考和建议：
　　1.重新定义“新闻”。新闻不再是组织化、机构化的产物，而是社会化和机构化的共同业态。今天参与新闻业的行动者，不仅是持有记者证的专业记者和编辑，还有网络监督的爆料者、公民运动的倡导者、校园里的学生记者、自媒体的操盘手、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运营者等；今天的年轻人对“何为新闻”或“新闻价值”的定义亦非传统意义上精英媒体或专业主义所定义的关乎公众利益的重要信息，他们对有用、好玩、有趣、贴近生活的资讯普遍更加接受，他们往往不再排斥新闻和广告、软文之间的边界混合，不再专门为了解某件大事去找新闻，而是在随时随地的在线链接和网络社交中通过“协同过滤”或“智能算法”来获取定制新闻。所有这些主体、业态和需求的变化，都给我们这些研究者带来新的启示，即如何立足网络化关系社会的全新语境，在重新定义“新闻”的新观念和新思维中去研究“新闻生产”。
　　2.探寻新的研究问题。新闻生产的问题不应该停留于生产常规或者社会建构，而需要新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向。传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聚焦的还是新闻组织的中观层面，而今天的新闻组织已经日益透明化、开放化，乃至由于新闻生产的社会化而日益边界泛化。因此，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案例研究，要对以往运用较多的学术概念进行突破创新，比如“生产常规”“截稿时间”“事实网”等。
　　尽管对于什么是新的研究问题，我们恐怕暂时还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但其可努力的方向应该大体清晰：专业化的生产和社会化生产，会怎样互动并形成新的关系格局？以自媒体为代表的非机构化新闻生产，将怎样重新定义新闻专业主义的边界和意涵？技术为受众赋权、去中心化的话语权变革、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主导价值观，将如何重构新的新闻生态？VR、AR等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会如何重构我们对真实世界的叙述和建构，又将如何影响媒体公共性的角色担当？身处信息世界、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多重空间中，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将怎样变迁？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在认知重启的“否思”（unthinking）起点上进行研究。
　　3.聚焦“新行动者”。传统媒体中，尚未被充分挖掘的重要案例还有：《中国青年报》这个特殊案例既具有历史维度、更具有组织特质，是值得开掘的研究案例；《新京报》这种主流市场化都市报的融合转型、专业逻辑，如同曾经的《南方都市报》一样值得研究；《南方周末》在新的社会控制逻辑中，如何建立新的专业主义、宣传主义的混合文化，值得跟踪关注。不过，我认为更值得研究的是商业网站、机构媒体和自媒体这三类新闻生产的“新行动者”。
　　商业网站中，新浪、腾讯和网易都值得研究，比如在原创新闻采访权缺失的限制下，他们如何打擦边球、怎样进行边缘突破，而这些突破又是如何因为监管的属地化、集中化而遭遇掣肘。再比如，在商业主义和资本控制主导的企业文化中，专业主义文化是否可以生长或如何生长起来，其又如何与宣传主义、商业主义文化进行互动和调适；机构媒体中，重点可研究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前者数量规模大概在20万左右、后者数量规模约10万，其中一些账号已经在舆论场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形成了新的话语表达方式和政权调适机制，那么其作为新型生产组织的内在文化和行动逻辑是如何展开的，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显得非常空白，值得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田野观察；自媒体方面，则可以重点从一些公益、科技、时尚等垂直领域的微信公众号切入，考察他们如何重新定义“工作边界”，怎样建构和重塑着新的专业话语。
　　4.强化政经路径。传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尽管也会观照社会和媒体以及编辑部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张力特征，但由于总体视角停留在编辑部组织内部，很容易失之微观，尤其缺乏对宏观的政治经济逻辑的深度阐释。⑤而当下中国，由于权力逻辑的充分渗透和无所不在，研究特定媒体及其背后的政经力量，更多采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或可有更大的理论想象。比如，针对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这三家BAT企业的研究，可以从国家权力、跨国资本流动和内部治理结构等维度研究其信息生产和政经逻辑；比如针对微信这样的“媒体平台”，可以研究大量传统媒体的“寄生”存在和其在国家授权下内容监管的关系博弈。笔者以为，置身于中国场域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研究，如果能够贡献出可以与国际对话的全球性、原创性理论成果，很可能就出自于对这些新型互联网巨头的案例研究中。■
　　
①检索时间为2017年3月6日。
②洪兵（2005）：《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出版。
③笔者新近再度与执教于上海政法大学的孙藜副教授交流，针对“问题意识”，他建议新增一条：要把研究问题放在特定脉络下来看待。问题意识往往体现为核心概念、核心概念和其它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某个理论化的视角。但凡理论，就有这特定的本体预设，存在从不同出发点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而每个视角在学术演进中都会形成若干的知识积累。所有这些，也就形成了对该研究问题进行探究的知识史或学术史的脉络。因此，好的问题意识还应该包含明确的自我反思，即对自己研究问题本身的反思，由此需要交代研究问题的来源、视角的特定性、概念和理论的依据，以及如何做出新的贡献。可见，好的问题意识离不开对学术史的考察，对代表性重要成果深入和充分的汲取。
④参见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邱林川微博，2014年1月25日。
⑤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曾建议，研究新闻业面临的信任危机的根源，可以有三个脉络：其一，从政治视野的角度，也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衰落；其二，从经济视野的角度，新闻业的经济来源衰竭；其三，从媒介视野角度，新传播技术导致传播、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变化。参见：《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16）中外学者共议传播与城市》，2016-12-16，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2016教育部哲学社科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大数据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与防范体系构建研究”（编号：16JZD006）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