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成云
　　【本文提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城之后对上网十分热衷，且对网吧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他们低限度的新媒体使用能力并不能满足其网络化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而满足的仅是娱乐消遣的欲求。新媒体时代数字鸿沟所造成的这种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加剧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使得缺少网络化生存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等底层群体尽管被网络连接着，但始终被排斥在网络社会的边缘。这不仅限制了新媒体赋权的效能，而且导致其社会网络出现了内眷化的问题而强化着他们社会资本的劣势积累，使之陷入了一种“饿不死，富不起来”的新贫的困境之中。都市街角形形色色的网吧则成了这一新贫阶层共处的空间。
　　【关键词】内眷化 社会资本 城市融入 新贫困
　　【中图分类号】G210
　　当代中国在全球化的市场产业链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已成为“世界工厂”。整个乡村社会也被卷入这个“世界工厂”的产业链之中，为其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廉价劳动力。对农村孩子而言，其出路比较简单，除了读书升大学之外，另一条路径就是外出打工。而前者，只属于少数的幸运儿。大部分的农村孩子选择了后者，尤其当下大学生就业的困境，在乡村打工经济的冲击下，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农村孩子的读书升学热情。伴随着外出打工的风气在乡村社会里盛行，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兴起。2009年12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的调查文章显示，近八成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弃读高中而选择职高、技校，还有的就直接去打工。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的监测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接近2.69亿人，比上年增长2.4%，其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约1.25亿，占农民工总量的46.5%。①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浩浩荡荡地进入城市而又迅速地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刺激着网吧在都市的街角遍地开花。这使得大大小小隐藏在小巷深处的网吧成了都市街角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些网吧的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来这里上网的几乎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社区居民家里有网络，根本不来这里。” ②而且这一群体从小就在新媒体环境中长大，他们普遍拥有智能手机，爱上网，喜欢刷微信、聊QQ。因此以电脑和智能手机为终端的新媒体已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他们网络化生存的必要组成部分。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强烈渴望融入城市。因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拔根彻底，这一群体往往辍学后不久或刚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城市打工，他们对农业生产根本不熟悉，连什么时候该种什么都不知道，留在农村并不现实。③为此，该群体从传统的乡土社会进入网络化的城市社会，他们的新媒体实践与其城市融入的问题就格外受人关注。尽管网络新媒体像细胞一样，无论走到哪里，它都能够生产新的社会、新的可能、新的关系，④但是媒介技术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扩散和使用中可能遭遇不同的情形。因为网络社会并不是一个“大同的世界”，当网络化生存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时，曼纽尔·卡斯特也忧虑地指出：“不平等的现象有再生产/复制自身的趋势，也就是低收入及低教育者在网络化生存的新经济体中发展的机会少之又少。发展到最后，贫困将成为结构性区块，由那些不能满足信息劳工要求的人口所组成。⑤为此，本文旨在探讨新媒体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揭示他们在网络化的城市社会里真实生存的一面。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媒介在移民社会融入中的角色与功能一直是西方传播研究的经典议题，自芝加哥学派开始，至今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移民在社会流动中从一个熟悉的社会进入一个充满陌生人的异乡城市社会，涉及旧环境的脱离与新环境的嵌入。这促使移民群体顺应环境的变换而采用新媒体技术来构建融入城市生活的社会网络，以降低对陌生环境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因为嵌入在移民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能够帮助其克服语言、宗教、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等障碍，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以及其他资源。⑥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的新移民群体，他们在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和行业组织的情况下，融入城市能借助的也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因为它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机会的获得、职业的发展、收入的增加与生活质量的改善等都有显著作用。因此构建城市化的社会网络对其城市融入就尤为重要。新媒体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社会的总体扩张，同时也为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基础。⑦媒介即网络，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沟通信息、联络感情的工具，其背后联结的更是一张社会网络，⑧它对融入城市的农民工意味着机会、信息和资源。国内学者对此做了丰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大体沿着新媒体赋权的路径展开，将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中下阶层的新媒体实践置于转型中国和网络社会崛起的独特情境中加以经验考察，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维持并拓展社会网络，谋求生存和事业发展对新媒体的使用情况。
　　新媒体赋权是指弱势群体通过使用新媒体能提升其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解决实际困难，进而改变自己不利的处境。⑨不少研究发现，新媒体赋权拓展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使他们在保持旧联系的同时，也结交新关系，形成跨越地域的网络结构，帮助其在陌生的城市里解决实际问题。⑩因此新媒体对改善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境况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在东莞，年轻的工人们在午休期间互发短信，得知附近其他工厂有更好的工作待遇，他们当天就辞职而去了待遇更好的工厂。[11]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依靠新媒体来解决城市融入的生存性议题，同时也会通过新媒体进行广泛动员，协调行动，联合起来与不公正的待遇进行抗争，成为他们开展斗争的新型组织媒介。近年来随着南海本田和深圳欧姆罢工事件、太原富士康群体性骚乱事件等不断发生，有关社会抗争与网络动员的研究成为该领域的热点。为此新生代农民工早已同网络新媒体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并主动使用新媒体相互组织起来，维护、拓展、巩固其社会网络以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成了中国网络社会的一大特征。数字技术的神话也由此揭示了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的崛起。不少研究也认为，新媒体在中下阶层的普及，能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消除贫困与不公。
　　然而，新媒体对弱势群体赋权的研究却忽视了“数字鸿沟”所造成的网络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国内外已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群使用网络的偏好是不同的，其中收入和职业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将网络用于工作和学习或从事‘资本提高型’活动。而收入和职业地位越低的人群对新媒体的利用则非常有限，更多地局限于娱乐消遣，很难从中获得多少收益。[12]为此，在新媒体时代，由“数字沟”所产生的这种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使得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等底层群体的赋权效能非常有限。尽管在2010年发生的本田罢工事件中，新媒体在其中确实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如传递信息、动员参与等，但行动完成后，大家各奔东西，罢工也昙花一现，并没有因此产生一个工会、团体等。[13]像这样零星孤立的个案，很难代表新媒体在底层实践的总体情况。现实情形也确没有如学者所言，新媒体赋权能让弱势群体免遭社会排斥而改善其处境，融入城市生活。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还远没有融入城市，反而陷入了一种“饿不死、富不起来”的新贫的困境之中。2011年全国总工会发布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收入偏低，平均月收入仅为1747.87元。[14]如此低的收入对他们来说仅够维持在城里的基本生活，每月下来他们所剩无几，有时还不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所遭遇的这种新贫困属于“相对贫困”，即处于一种“穷忙”状态，虽然他们有工作，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但工作带来的收入并不足以让他们达到城市的平均水平，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并肩负起一定的家庭责任。目前新贫困问题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10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简称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15]在新媒体时代，“数字沟”所产生的不平等问题，已由以往的“接触”层面转向了“使用”层面，更关注技能和应用。因为新媒体对弱势群体而言，他们仅仅拥有是不够的，而关键在于如何使用或者说用它来做了什么。这也是影响新媒体赋权的根本性问题。为此，基于以上研究与现实问题，本研究的具体问题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媒体的情况是怎样的？（2）这对其城市化的社会网络有何影响？（3）这种影响与其新贫的困境有何内在的关联？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拨开数字技术神话的迷雾，这促使本研究要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去考察其新媒体实践的具体情况，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其中的内在逻辑。
　　
二、研究方法
　　情境式媒介技术研究是最易接近特定人群生活真相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只有通过这种视角，才能真正发现新媒体技术如何嵌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以及在特定场景中技术被赋予的特殊功能与意义。[16]美国学者梅赫拉等人在《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的网络赋权》中，提出了情境式研究取向。他认为，像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对边缘群体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家庭结构、社交网络和研究对象个人的生活经历将影响他们的互联网使用和理解。研究者应将边缘群体的互联网使用置于其日常生活之中，尊重研究对象的需要、期望和特殊的经验以及他们对互联网技术的理解与运用。这样才能让我们相对清晰地把握新媒体技术在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产生的影响。[17]为此，本研究依循这一研究路径，走进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底层群体的网络生活，去体察他们日常生活中新媒体的使用情况，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故事。而且这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网络社会的常态，在日常情境之中去探寻普遍性的意义。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年底返乡后，父辈们年终盘底时的焦虑与心酸。“你在外打工，完全是在混日子，一年是这样，两年是这样，就知道上网，那怎么得了……你在外打了几年工，钱没有积攒到，现在这么大了，还靠我们吃饭，我们好像前辈子欠你似的，要是有一天我们不行了，看你怎么办（阿毅的父母，2015/2/26）。”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化流动中主要从事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以珠三角地区最为突出。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武汉成了当前中国产业大规模区域迁移的一个缩影，富士康、格力、美的等工业园区的建立刺激了用工需求，吸纳了中部地区大量的青年劳动力，造成中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现象十分明显。因此，本研究从2014年开始至2016年，深入武汉和珠江三角地区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选择调研对象，受访人数为197人，年龄在19-25岁之间。其中武汉沌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洪山区共受访51人，广州番禺区受访65人、深圳龙岗区受访44人、东莞塘厦镇受访37人。笔者在调查中与这一群体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到他们“城中村”的出租屋内或他们消遣的网吧里进行面访，而且常与该群体在一起打游戏、吃饭、聊天等，获得了大量真实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网吧是新生代农民工集中上网的地方，也是他们日常交往的中心。为此，笔者深入到街角和工厂附近的网吧这一具体的传播场景，去亲身体验、观察他们的网络世界，以捕捉鲜活的事例和发现新的需要追问的问题。与此同时，笔者在征求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加入了他们的QQ群和微信群，这一方面使笔者能观察到他们在网络空间里交往的情景，以此获得丰富的文本资料；另一方面也极大便利了本研究对他们进行持续性的跟踪调查和回访。
　　
三、网络社会的不平等与新媒体底层实践的另类景象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城以后对上网十分热衷，他们手里几乎人人都有智能手机。除了手机外，网吧则是他们用电脑上网的地方。而且网吧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有着特别的亲和力，并起着其他上网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下班之后，这一群体基本上都习惯去网吧玩。即使建筑工地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也是如此，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工地，一位满身是灰，头戴安全帽的26岁建筑工人郭磊说：“别看我现在这样脏兮兮的，只要方便，我每天晚上都会换上干净的衣服和工友去网吧，游戏打够了就顺便浏览一下新闻，聊聊天。” [18]学者邱林川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网络新媒体的独特之处也在于对网吧的高度依赖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在网吧学会了上网。“网吧对这一群体之所以重要，一是价格便宜，他们能够承受；二是这一群体的流动性很强，可能几个月换一次工作，每年换一个城市。购买个人电脑不但贵，而且麻烦，不如使用网吧电脑方便；三是他们多数住宿舍，居住空间狭小，蜗居之地放不下电脑，而且有安全隐患。” [19]此外，笔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去网吧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一方面在于在网吧里能排解他们的孤独，打发其无聊的闲暇时间。因为该群体下班之后无事可做，也没什么地方可去，待在出租屋内或工厂宿舍里又感到孤独无聊，因此人多热闹的“网吧”便成了他们的理想去处。另一方面在于周而复始的简单机械劳动，使他们身心感受的不是身体累，而是极度的枯燥和压抑，这种“心累”促使他们需要找地方释放发泄自己，而廉价又可以长时间驻留的网吧则成了他们比较好的选择。即使在中午短暂的休息时间，有人也会去工厂附近的网吧过把瘾。傍晚下班后，就更不用说了，经常打到睡觉的时候才回住处，有时还玩通宵。他们往往花掉成百上千的钱买武器装备，去体验英雄级神器那种“杀人”的爽劲，这让他们觉得比较“酷”，找到释放发泄自己的快感。“我经常往游戏里充钱，图的就是那种英雄级神器的爽劲，如果不往里面充钱，你就打不赢，那玩得有什么意思呢，在外打工比较单调乏味，需要寻找刺激来发泄自己（阿军，23岁，武汉，2014/11/12）。”尽管手机也能上网，但手机的上网功能非常有限，并不能满足他们在大型游戏里尽情释放自己的需求，也不能为他们创造排解孤独、打发无聊时间的热闹氛围，而满足的只是他们零碎时间的上网需求。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当中一些人买了电脑，也愿意去网吧玩的原因了。“我在外面租房子住，屋里有电脑，但一个人待在屋里很无聊，打游戏也没有氛围。手机里只有一些小游戏，玩得不过瘾，没有感觉啊，只能用来打发一些零碎的时间。所以，我比较喜欢来网吧里玩，因为网吧里人多，很有氛围，不会觉得孤单（巧巧，24岁，深圳，2016/3/21）。”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下班之后就逐渐往网吧里汇集，一两百个位子很快就坐满，很多人来晚了之后没有位子，就站在一旁看别人玩游戏或看电影。
　　笔者在网吧里长时间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新媒体的使用能力都很低，主要停留在娱乐消遣层面（表1 表1见本期第9页）。其中玩游戏（90.4%）、聊QQ和微信（84.8%）、看电影电视/听音乐（88.3%）占了绝大比例，而以职业发展为目的的网络使用如“求职，找工作（23.4%）”、“学习知识，提升职业技能（19.3%）”所占比例甚低。他们去网吧上网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娱乐消遣。“在外打工，周围没有什么朋友，下班了闲着没事，就去网吧玩，进帮会和大家一起做任务。游戏打够了，就聊聊天、看看电影（毛毛，21岁，东莞，2016/7/12）。”至于QQ聊天，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对他们来说聊QQ的目的，并不是扩展社会关系网络，而是打发时间。[20]2015年4月16日《工人日报》刊文称：农民工对互联网的使用仅限于打游戏、看电影、听音乐、上QQ等娱乐消遣。因此，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数字鸿沟”并没有因新媒体的普及而跨越。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跟城里人一样会上网，但其上网的内容比较单一，大多把网络作为打发时间的消遣工具，满足的只是其娱乐消遣的欲求，而未能满足其网络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们对于新媒体事关个人职业的发展、视野的提升、社会资源的获取等深层应用上很难企及。
　　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新媒体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社会的新形态，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基础。[21]卡斯特把握住了社会网络化发展的趋势及其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生产力，并将此概念化为“网络社会的崛起”。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里，其主体包括网络国家、网络企业和具有网络化生存能力的单位、组织及技术劳工。而且在网络社会的主体结构之中，财富的生产、资源的获取、优质信息的交换等越来越依赖个体的技术能力。与之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低限度的新媒体使用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网络偏向，更多的是以娱乐消遣为导向，很难利用新媒体科技获取网络化生存的资源而改善其生活处境。他们很大一部分人甚至连收发邮件、Office系统等最基本的操作都不会。这也是“收发电子邮件”这样习以为常的上网行为在所调查的群体中只有26.9%的原因。流动到城里打工的伟伟，答应帮我填一份问卷（电子版）。为此我将问卷发到了他的QQ邮箱里，等一会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会从邮箱下载。为此我只好通过QQ离线传给他。他打开后不知道怎么在选项后打钩，这使我比较吃惊，这位游戏里的英雄，怎么不会这些基本的操作。他说只会打杠杠“/”。我说只要你能表明你的选项就可以。因此他通过打杠杠“/”的方式填完了问卷。填完之后再打电话给我说怎么发给我。由于他不会收发邮件，我告诉他怎么通过QQ离线传给我（2014/12/22）。
　　为此，“数字鸿沟”所产生的网络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正加剧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使得缺少网络化生存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等底层群体被排斥在网络社会的边缘。这也刺激着寄生于街角和工厂周围的大大小小的网吧生意异常火爆。《南方日报》记者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时也描绘了这一幕。到了晚上，工厂附近到处都是音乐开得超大声的溜冰城，招牌灯足有两人高的网吧，还有大大小小的烧烤摊，与白天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泡网吧、K歌、溜冰，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三大娱乐项目。大多数工厂都是24小时不间断开工，因此同样24小时营业的网吧最受欢迎，聊QQ、玩网游最受追捧。[22]佛山富士康周围的一家网吧主管张先容说：“普立华（富士康旗下大厂）每隔几个月就会新招一批员工，给这一带注入一股股强大的消费势力。除了夜摊和酒吧，网吧便是这些务工群体最主要的娱乐场所。以前5点下班，为了能抢到位子，他们会轮流派一个人，拿着几张上网卡刷卡占座，其他人先去吃饭。” [23]而有意思的是，随着富士康工厂的内迁，这些寄生于工厂周围的网吧也日渐凋敝。国内学者的调查也显示：“网吧的网络使用者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孩子，以16岁到20岁左右居多。而他们来网吧上网的目的基本只局限于两类活动——游戏和聊天，尤其以网络游戏最多”。[24]为此丁未也指出，一个用网络终端就可以操纵世界外汇买卖和股票市场走向的网络，与一个在城中村的黑网吧空气污浊的环境中娱乐游戏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网络社会和网络化生存方式。[25]由于在网络普及的城市里，市民上网的地点主要在家里，城市网吧的消费主体也基本上都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空闲时间习惯蜷缩在网吧里，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只要进入那个空间，每个人都异常兴奋，“精神就来了”。因为那种忘我的快感气氛和在网络里的佼佼者体验，能够让他们融入到网络社群里，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归属感。为此，在下班之后的空闲时间新生代农民工也基本都待在网吧里，参加网络社群的活动（如图），他们时常在网吧里熬夜或打通宵。而且网吧对他们而言，不仅是上网的地方，还是他们社会交往的场所，如在网吧等人、和朋友坐在一起聊天、恋爱约会等。这形成了网络新媒体底层实践的一种独特的另类景象，而与卡斯特描述的“网络社会的崛起”的景象格格不入。
　　
五、社会网络的内眷化与社会资本的劣势积累
　　“数字鸿沟”所造成的网络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不仅限制了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赋权效能，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社会网络的构建，造成其社会网络极度封闭、狭窄而出现了内眷化的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受到各种排斥，社交圈子难以拓展，而习惯依赖网络寻求补偿。新生代农民工因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等限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受到诸多的社会排斥，其日常交往活动极度匮乏，与城市居民几乎没有什么交际。这使他们在城市的边缘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内群体交往的圈子，而习惯依赖网络寻求补偿。“网吧是我们常来的地方，有空就来，不上网也没什么事情，周围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在网吧玩玩游戏、聊聊天，这样不觉得无聊。要是没有网吧或不能上网，一般洗了就睡，没什么活动安排（友贵，23岁，广州，2014/8/22）。”这一群体在城市里打工，周围除了几个经常在一起喜欢玩游戏的同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下班之后就喜欢去网吧里待着，这样不会使他们因社会交往的缺乏而感到孤独无聊。因为网吧为这一群体提供了集体上网的空间，在这里他们能找到同属边缘人身份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平时下班了就去网吧玩游戏，打到快睡觉的时候回来；要么就在寝室里各自玩各自的手机，大家相互交流得比较少，都比较陌生……而其他地方也不是我们该去的，这里（网吧）才有我们的活动圈子（乔儿，22岁，深圳，2015/12/11）。”为此有时他们在出租屋里待闷了，出去逛逛，也会不知不觉地逛到网吧里，玩几把游戏。“每天下班之后就去帮会做活动，挣工资（虚拟货币），每晚可挣5000金币……上班下班、吃饭、上网、睡觉，这就是我们的活动。网吧里都是跟我一样大的人，打工的。下班了大家闲着没事就来网吧玩（潇潇，25岁，东莞，2016/2/13）。”媒体也经常对这种现象进行报道，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极度匮乏，“上网”和“睡觉”成了他们闲余时间的生活方式。[26]（二）热衷参与网络社群的活动，对网络社群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化。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把工作之外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了网络里，且热衷参与网络社群里的活动。这使他们对其网络社群的管理越来越精细化。例如在游戏社群里，他们根据游戏的技能和级别，保持着一种层级性的帮会组织，并确定有自己的核心领导成员，专门负责招募新人、管理会员、分配战利品并惩罚或剔除不合格的成员。而且他们每天都会在帮会里组织活动，以获得集体想要的东西如装备、排位、虚拟货币等。而这些东西的获得，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提升、强化他们对网络社群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更愿意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甚至有时帮会里的玩家会打电话拉他们上线。因为大家经常在一起玩，混得比较熟，就会相互留电话。“我们帮会里每天晚上都有活动，帮主和副帮主会把每天要做的任务在帮会的公告栏上公布出来，像我在帮会里属于元老了，玩了好几年。和帮主关系很好，有时我不在线上，他们组队执行任务缺人时，就会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快上线。我要是有事情，他们就先打，给我把位子留着，等我上线了加入……你要是不参与组织里的活动。大家跟你的关系就淡了，你想要某个装备，需要人帮忙组团一起打时，就没有人会理你（阳阳，21岁，武汉，2014/10/2）。”
　　如果说平时上班因为工厂制度的严格限制，缺少与亲戚朋友交往的机会和时间，而节假日本应能弥补这一不足。但节假日的来临却不是如此，而是为他们提供了参与帮会活动的充足时间。尽管他们当中也有人与朋友出去逛街购物或参加朋友组织的聚会活动。但这些事情忙完之后，他们最后还是回到了网吧里。因为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们出去找不到归属感，而只有在网吧里，才能找到慰藉和自我存在的价值。阳阳在武汉一家公司打工，国庆节放假了，他跟平常一样来网吧上网，参加《剑侠情缘网络版3》帮会里的活动（表2　表2见本期第12页）。由于放了一个星期的假，帮会里的人很兴奋，相互约着一起打通宵。因为平时要上班不能玩得很晚，国庆假期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时间，白天就睡觉。为此假期第一天阳阳和他帮会里的人打了一个通宵，任务是“血战天策”；第二天白天睡到下午三四点，吃完饭后继续去网吧玩，这一晚的任务是攻打“风雨稻香村”。由于操作频繁失误，帮会里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些人不听指挥，结果导致这一任务打到凌晨一两点钟还没打完，但是人熬不住了，所以很扫兴地回去睡觉了。假期第三天晚上继续打才打过。“花了两个晚上才把‘风雨稻香村’打下来，真是气死我了。”假期第四天是打大明宫。而今天（10月5日）的任务是打攻防（打团体战）。他在恶人谷（游戏规定的两个盟：恶人谷和浩气盟），有300多人参加，任务是到秦王地宫抢“铁血宝箱”。“帮会里大家的热情很高，我们在意的并不是装备，而是要为帮会争气，不能输给敌对方（阳阳，2014/10/5）。”我问他明天做什么？他说：“继续在这里玩，上午睡觉，下午来玩，能去哪里呢，在外面也没有什么好玩了，我的朋友都在玩游戏，在帮会里做活动比较过瘾。”
　　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本就受到诸多的社会排斥，而“数字鸿沟”所造成的网络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以及该群体对网络强烈的依赖性，则使之与原有的社会排斥因素交织在一起，且相互强化，由此导致该群体适应城市生活所需的交往圈子不但没有建立起来，反而使其社会网络更加封闭窄化，出现了内眷化的问题。
　　“内眷化”（involution)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Goldenweiser）提出的，他用此概念来描绘一种因外部扩展受限而向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文化现象。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Geertz）在研究印尼爪哇农业变迁时，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他遇到的农业发展情形，即农业的内眷化，是指在资本和土地面积受限的情况下，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而将大量的劳动力圈在有限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的过程，其结果不但没有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反而因过度使用，导致良田变废墟。自此之后，“内眷化”概念被学界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如国家政权的内眷化、乡村治理的内眷化、学术研究的内眷化等。尽管学者将“内眷化”概念运用于不同的领域，但基本上也都保留了它的核心含义，即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展受限的情况下，转而向内部发展的精细化和复杂化过程。为此笔者借用这一概念来形容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实践并未使其免于社会排斥而扩大其城市融入的社会网络，反而导致其窄化到极为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核心圈子之内，而向网络社群内倾转移的过程。
　　社会网络的“内眷化”不但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生活的隔离，而且强化了他们社会资本的劣势积累，因为社会交往是社会资本的来源，镶嵌其中的“关系”则是社会资本的结构表现形式。[27]由于该群体空闲时喜欢“宅”在网吧里，热衷参与网络社群的活动，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交际。即使是中途休息的片刻时间，他们与周围的人也没有什么交流沟通，而是待在一边玩手机。社会学者沈原在参观京郊一家合资汽车制造厂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是正在工休的年轻工人们并没有彼此热切地交谈或开玩笑以增加内部的互动和整合。恰恰相反，他们各自静静地坐在板凳上，全神贯注地操弄自己的手机，根本罔顾近在咫尺的工友，每个人都是这样。[28]由此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基本都是周围喜欢玩游戏的同事或游戏里的玩家，这成了他们获取虚拟资源的强大支柱。当他们在游戏里购买自己想要的虚拟商品如装备、衣服、坐骑等而自己积累的虚拟货币又不够时，他们往往会找游戏社群里的朋友借“钱”去买，等自己积累够了再还，有时由于大家经常在一起玩，关系比较好，不还也无所谓。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使用新媒体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是一个“游戏娱乐”的圈子，其功能主要止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而很难转化为现实的资源，为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和支持。“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周围就是什么样的人，在网络里也一样，帮会里的人的年龄几乎都差不多，跟我一样，也在外面打工。尽管大家在不同的地方，但下班后大家闲着没事干，就来帮会参加活动，大伙白天上班，晚上就集体网游，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虎子，19岁，深圳，2015/10/7）。”
　　由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表现为人际间交往和传播的过程，它需要通过交往活动来拓展和维持。而且城市融入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而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这与城市资源的获取有着正相关关系。而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平时喜欢蜷缩在网吧里，没有什么社会交际，且与之交往的往往是那些缺少优质资源而喜欢在一起玩游戏的工友或伙伴。为此新生代农民工低限度的新媒体使用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习惯在其社会交往中容易固化他们既有的社群联系，而习惯在网络社群里寻找归属感和认同感。这非常不利于优质资本的嵌入，反而不断强化着他们社会资本的劣势积累，导致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极为贫乏。
　　
六、社会资本的贫乏与城市融入中的新贫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之后急需运用媒介拓展社会资本，谋求发展的机会，以便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因为我国并不是福利国家，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与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完善，为此这群流动到城市里打工的年轻人很难获得制度上的资源来改善自身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和城市融入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新生代农民工低限度的新媒体使用能力以及由此养成的习惯，与高度网络化的城市社会格格不入，导致其社会网络出现了内眷化的问题。这不但没有像城市里的中上阶层一样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反而与之存在明显的断裂差距，强化着他们社会资本的劣势积累。为此社会资本的极度贫乏使他们无法获取城市融入的资源而陷入了一种“饿不死，富不起来”的新贫的困境之中。
　　流动到城市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大部分的月收入处于1500-2500元左右。在珠三角地区，2012年《中国青年报》刊载的调研报告也显示，“珠三角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比例为85.7%，而在工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2011年上半年平均月工资为2416.46元”。相对于城市里的物价水平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他们的薪资普遍偏低。而且该群体在城市里的消费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在增加，为此他们每月下来收入所剩无几而很难在城市里有体面的生活，这使他们始终处于一种“饿不死，富不起来”的新贫状态。有些人甚至几年下来，不但没给家里寄过钱，反而还让父母补贴。该问题也引起了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阿勇今年22岁，初中毕业后跟姐姐到广东打工，当流水线上的工人，平均下来每月能挣2000多元。他坦言，自己是一个月光族，出来工作了好些年，从没往家里寄过钱，手头紧时还得伸手向家人要钱。当记者对阿勇每月的支出项目表示好奇时，阿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闲暇的时间他几乎泡在网吧玩游戏，上网的费用加上购买Q币等游戏装备，每月的支出至少400元。阿勇说，工厂的伙食不好，经常和工友合伙到外面吃饭，再加上日常的开销，通讯的费用，每月的收入都被花得精光。[29]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整体收入偏低”。[30]为了挣脱这种新贫的困境，他们试着通过频繁的流动、更换工作来获得好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为此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呈现出“短工化”的流动趋势，即每份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变换频繁。“工厂每天都在招人，一个星期有时招好几百，因为每天都有人流失。在一线的普工，底薪才一千多（丝丝，21岁，深圳，2015/7/13）。”媒体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83.2%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到半年就换工作，只有16.8%能坚持半年以上，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每年要换5到6个工作，其中89.3%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去泡网吧。[31]全国妇联、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历时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报告也指出，他们当中超半数是17–20岁初次外出务工，近80%换过工作，最多达20次，换工作的首要原因是工资较低。[32]尽管这一群体频繁地流动，但并没有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他们看似积极主动的流动，其背后更多的是一种摆脱新贫困境的被迫的无奈选择。他们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而仍然只是一种底层的水平流动，即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用工单位的内部，还是通过变换工作以实现用工单位之间的转换，其职业地位、薪资收入以及发展空间等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因为对既缺少文化资本又缺少人力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底层就业市场的工作几乎都差不多，都必须从最基本的做起，然后慢慢积累资源，从而获取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正如英子和阿斌所说：“自己没有文凭，有多大斤两自己是知道的，别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好的岗位和机会给你，都得从最基本的做起（东莞，2016/1/16）。”就工厂打工的人而言，普工升技术员需6到7年的时间，技术员升主管也至少要5到6年时间，其中普工每月的薪资为2000–3000元，技术员每月薪资为5000–6000元，主管每月的薪资为1万–1.5万元（同儿，34岁，武汉，2015/2/22）。而要实现这一工厂内部的阶层流动，最为重要的是社会资本，因为只有在社会交往中积累社会资本，才能与人力资本发生转换，获取专业技能和经验，从而提升自己的劳动价值和向上发展的空间。
　　但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比较稳定的关系网络和工作环境，而他们频繁的流动则打破了积累社会资本所需的这种稳定性，而且在频繁的流动中，这一群体使用网络新媒体的习惯并没有改变，仍只喜欢在网上消遣或待在网吧打游戏，其低限度的新媒体使用能力所形成的网络偏向又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不断再生产着游戏玩乐的内群体交往圈子，导致其社会网络的内眷化在不断加剧，而始终将自我隔离在城市的边缘，难以积累到融入城市所需的优质社会资本。为此尽管他们频繁地流动，但也未能摆脱自身所处的这种“饿不死，富不起来”的新贫困境，反而越混越差。因为每一次换工作，都意味着重新开始，即使有技术，也由于缺少稳定的人脉资源，而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为其工厂阶层位置的爬升提供支持。结果他们也只是从这个工厂换到那个工厂，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而已。“这两年越混越差了，换了好几次工作，开销比较大。有时干几天就想走人，你没做满一个月，别人怎么给你工资呢。在外面混得实在没有办法了，还会找家里要点，这么大人了，感觉很丢脸（阿军，23岁，武汉，2014/11/12）。”
　　而他们所处的新贫困境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网络新媒体尤其是网吧的依赖性。因为收入太低，他们到哪里都因消费水平有限而处处感受到无形的排斥。“去其他场所玩成本太高，动辄上百，消费不起，看场电影也要几十元，那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在网吧玩比较自在，价钱便宜，还能聊天，玩游戏（昊昊，19岁，深圳，2015/8/13）。”因此，花钱不多的网络便占了新生代农民工闲暇生活的很大比例，而且是他们最便于获取的休闲资源，去网吧上网也几乎成了他们工作以外的全部生活。“上一整天网，才几十块钱，下班了一般在网吧里，能去哪里呢，一出去就要花钱！动辄上百，工资太低，承受不起（立儿，23岁，广州，2015/10/5）。”有研究也证明，低收入人群更喜欢在网上打发时间。[33]他们上班时在工厂制度的约束下是生产线上的“螺丝钉”，下班后就习惯待在网吧里消遣，参加网络社群里的活动，甚至有时节假日都待在网吧里不出来，吃饭也叫外卖，说是在哪家网吧。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处于城市的边缘而形成了一个固化的阶层，网吧则成了这一新贫阶层共处的空间。
　　
七、总结与讨论
　　在新媒体时代，尽管数字技术的神话揭示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新媒体技术在不同社会阶层的扩散和使用所遇到的不同情形。这需要我们设身处地从具体的传播场景和社会阶层去思考网络社会的不同面向。本研究旨在探讨新媒体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揭示他们在网络化的城市社会里真实生存的一面。
　　本研究发现，数字鸿沟所造成的网络社会的不平等，与原有的社会排斥因素交织在一起，且相互强化，使得缺少网络化生存能力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加被区隔在城市的边缘，导致其社会网络现出了内眷化的问题。这种内眷化强化着他们社会资本的劣势积累，导致其城市融入所需的社会资本极度匮乏，而难以获得融入城市生活的资源，这成了他们陷入新贫困境的根源。这种新贫的困境使他们在城市生活处处受到排斥，又进一步加剧他们对网络新媒体尤其是网吧的依赖性，这使他们习惯在网吧里寻找自己的社群归属感和认同感。网吧则成了这一新贫阶层共处的空间。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辞掉工作后，也没有急着马上去找工作，在这段待业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待在网吧里，等到手中的钱所剩无几时，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混日子”。不少企业主也反映，工厂每周都有人进进出出，很多人辞掉了上一份工作后并未迅速寻找下一份工作，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待业群体，而习惯宅在网吧里。[34]更有甚者将手中仅有的一点积蓄花光了，连房租或回家的路费都付不起时，就干脆在网吧里过夜，吃泡面，让家人或朋友打钱过来救济。这种新贫的状态使得他们无法承担起生命历程中成年初期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与婚育任务，而让其父辈咀嚼着这种苦果，使他们不敢言老。网络社会的崛起不能造就规模庞大的边缘群体。在新媒体时代，该如何发挥网络新媒体的作用和功能，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培育其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使之摆脱新贫的困境？这是值得学者后续研究的重要问题。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拨开了数字技术神话的迷雾，发现新媒体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赋权效能被过度阐释。因为这一群体使用新媒体所维系的社交圈子在城市化的流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为其在城市落脚提供暂时性的安置便利和情感上的支持，而对他们城市融入并没有多大作用。孙皖宁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也证实：“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赋权的效能并不大，很难作为‘弱者的武器’改善其在城市的生活。” [35]因为在网络化生存的都市里，财富的生产、资源的获取、优质信息的交换等越来越依赖个体的信息技术能力，这已成为网络社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根源。在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如果不提升自己网络化生存的能力，则很难实现其社会阶层的提升和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
　　二是揭示了“数字鸿沟”的影响已不再简单地体现在信息和知识上的差距，而是更深刻影响到了网络社会的结构层面。尽管新媒体的普及以及街角网吧“叛逆”的攀升是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崛起的重要基石，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低限度的新媒体使用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习惯，则使之被排斥在网络社会的主体结构之外，造成其社会网络非常封闭狭窄而出现了内眷化的问题，由此不断加剧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离，这不仅很难形成“自为”意义上的阶级，反而容易产生扎堆取暖的“混混”团体。■
　　
①陶建杰：《农民工人际传播网络的微观结构研究》，《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8期
②《揭秘青岛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生活：进网吧玩游戏聊天》，《青岛日报》，2012年4月16日
③《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工人日报》2010年6月21日
④保罗·莱文森：《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第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⑤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第1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⑥Amucdo-Dorantes&Mundra“SocialnetworksandtheirimpactontheearningsofMexicanimmigrants”Demographyno.42007pp.849-863.
⑦⑩[19]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第289、125、13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⑧丁未：《中国信息社会里的“都市里的村庄”》，《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2期
⑨黄月琴：《“弱者”与新媒介赋权研究——基于关系维度的评述》，《新闻记者》2015年第7期
[11]Law,Patrick,TheuseofmobilephonesamongmigrantworkersinsouthernchinainP.Law,L.FortunatiandS.Yang(ed)newtechnologiesinglobalsocieties.Singapore:WorldScientificPublishing,2006pp.245-258.
[12]Robinsonetal(2003).Newsocialsurveyperspectivesonthedigitaldivide.IT&Society,1(5):1-22;陈福平：《跨越参与鸿沟：数字不平等下的在线政治参与》，《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4期
[13]孙皖宁，苗伟山：《底层中国：不平等、媒体和文化政治》，《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
[14]《回不去的新生代农民工》，《南方日报》2010年2月2日
[15]岳树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探索》，《光明日报》2014年8月6日
[16][17][25]丁未：《流动的家园》第38、31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8]《农民工信息化生存报告》，《计算机世界》2007年4月23日
[20]杨嫚：《消费与身份构建：一项关于武汉新生代农民工手机使用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6期
[21]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56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新生代农民工打工路调查：不加班按旷工处理》，《南方日报》2011年7月26日
[23]黄汉城：《富士康工厂搬迁后遗症：网吧倒闭小宾馆再无人住》，《羊城晚报》2014年1月3日
[24]杨鹏：《网络文化与青年》第13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10万打工者捧红几十家黑网吧，不上网我们做什么呢》，《武汉晚报》2010年8月16日
[27]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第35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8]沈原：《直面新时代的工人阶级》，转引自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第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9]《劳动力市场80后90后农民工成求职主力》，《汕头都市报》2012年2月23日
[30]《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低过父辈》，《广州日报》2011年3月7日
[31]《新生代农民工调查》，《国际商报》2010年12月3日
[32]《新生代进城务工者婚恋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9日33GoldfarbA.andJ.Prince“Internetadoptionandusagepatternsaredifferent:Implicationsforthedigitaldivide,”InformationEconomicsandPolicy,vol20no.12008pp.2-15.
[34]《走近工漂族，探寻为何闹工荒》，《新华每日电讯》2012年2月9日
　　
管成云/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本文受“2016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由于篇幅限制，丰富的实证材料没有完全呈现出来，研究者如果需要，可向本人索取。本文完稿特别受益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夏倩芳教授的指导，特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