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
　　【本文提要】新闻摄影观念对于业务教育和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大多表述都以抽象的规则和条目的方式出现，基于观念形成机理而展开的多样性和本土化的探究还较为缺乏。本文以具有本土特征的“抓拍”观念为案例，通过对首倡者蒋铎的深度访谈、代表性新闻作品和相关的论述文章等材料展开分析，将抽象观念置于个体实践和时代背景的具体语境中来研究新闻摄影观念的形成方式。本文认为，“抓拍”的新闻摄影观念首先是对此前主导的“摆拍”式摄影报道的反思；这种反思既来自个体记者的能动性实践和思考，同时还借助了上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整体政治气氛、“按新闻规律办事”的专业原则和人本主义的文艺思潮等中国独特的历史资源。因此，虽然在观念上与西方的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媒介的社会功能有若干交集，但“抓拍”更多体现的是特定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下新闻观念的历史延续性和本土起源，有助于发掘和理解中国新闻观念的独特性。
　　【关键词】新闻观念 新闻摄影 抓拍 蒋铎
　　【中图分类号】G2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抓拍”系统地影响了我国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领域的实践。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大多数新闻摄影工作者的基本工作方法和自觉的专业追求，也是编辑、读者和学者普遍认同的优秀图片报道的共同特征（如王红①、吴建②、王从启③等）。虽然多数研究者将抓拍归入新闻摄影方法范畴，④但对于这种新闻业务的具体实践所展开的讨论，不仅是一套包括了图片报道价值观、新闻观和媒介观的“观念之网”，而且与特定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的具体语境息息相关，体现了抽象新闻观念在特定时期的具体表达。因此，对抓拍的观念性内涵及其起源展开探讨，不仅能够还原新闻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具体成因，同时还可以通过话语分析等策略关照到影响新闻观念形成的其他历史要素。
　　《人民日报》摄影记者蒋铎是抓拍观念重要的研究者和代表性的实践者。从业五十多年来，蒋铎发表了300余篇图片报道，其中不乏使用抓拍手法拍摄的传世之作，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探讨新闻摄影的专著与文章，是当代新闻摄影领域论述抓拍的核心文本。⑤其中他撰写的《抓拍：纪实摄影新闻摄影的方法》是国内第一本以抓拍为题的专门业务教材。在担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华赛奖评委以及为新闻单位和院校授课等过程中，蒋铎也不断阐释和强化抓拍对于新闻摄影的整体价值。因此，本文以蒋铎的相关论述和业务实践为案例和切入点，梳理抓拍这一新闻观念背后的历史结构与个体能动性。
　　本文的主要研究资料包括深度访谈、代表性的图片新闻作品和相关的论述文章。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的过程中，除了分析特定观念的抽象逻辑之外，还特别注重这些表述的话语特征，寻找新闻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联；探讨具体的新闻作品的访谈则力图还原报道现场的实践方式和思考的细节，将抽象观念还原到个体实践的具体语境中，通过个案研究的深描优势来研究新闻观念的形成规律。
　　笔者将首先概述我国学界和业界关于“抓拍”的基本论述中所包含的“抓拍”的概念来源、认识论特征、实践特点和观念要素；然后结合蒋铎的图片报道经历和历史背景，分别探讨新闻摄影观念的个体性的来源和社会性的来源，并在总结部分讨论这一个案对于探究当代中国新闻观念形成规律的启示。笔者认为，“抓拍”的新闻摄影观念的具体历史语境首先是对此前主导的“摆拍”式摄影报道的反思；这种反思既来自个体新闻记者的能动性实践和思考，同时还借力于上世纪80年代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整体政治气氛、“按新闻规律办事”的专业原则和人本主义的文艺思潮。因而，虽然在观念上与西方的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媒介的社会功能有若干交集，但“抓拍”更多体现的是特定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下新闻观念的历史延续性和本土起源，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新闻观念的形成规律具有独特的启示。
　　
一、“抓拍”的概念建构
　　（一）概念建构：“抓拍”的历史溯源
　　大多数国内学者和从业者把抓拍的操作方式和观念发明追溯到慕卡西（MatinMunkacsi）、萨尔蒙（JacquelineSalmon）、布勒松（HenriCartier-Bresson）等西方摄影家，从他们的理论阐述和拍摄实践中进行了若干探讨。例如，诸多的新闻摄影从业人员和研究者都将1928年德国摄影记者萨尔蒙在国际外交场合使用“小相机+现有光线+不干涉对象”的拍摄方法视为抓拍的起源，⑥并将其定义为：“摄影者在不干涉被拍摄对象自然活动情况下的拍摄。” ⑦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第一任会长蒋齐生对于抓拍的起源也持类似观点，他在给蒋铎《抓拍：纪实摄影新闻摄影的基本方法》一书所作的序中专门提及萨尔蒙对于抓拍的首创；同时也提及布勒松，认为布勒松撰写的《〈决定性瞬间〉序言》是少有的论述抓拍的专门著作。⑧此外，上世纪80年代国人对于抓拍的认知，还和西方纪实摄影观念的引入和我国纪实摄影实践的兴起密不可分。1980年，《国际摄影》杂志策划了一个布勒松专题，标题就将这位重要的纪实摄影家称为“抓拍大师”。⑨
　　在西方起源论的基础上，一些中国早期摄影工作者的拍摄实践同样被纳入抓拍的中国溯源中。蒋齐生在给蒋铎撰写的序言中梳理了中国摄影界前辈关于抓拍的实践，包括1930年代沙飞拍摄的鲁迅参观全国木刻展览会，以及1942年郑景康关于“抓拍活生生的动态”的论述。⑩曾朗则将抓拍的概念对应到石少华在《新闻摄影与摄影记者工作》中所述的“掌握生活规律，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干涉对象，真实、迅速、生动地拍摄出照片来”。[11]然而，在西方新闻摄影发展史上，其实并没有与抓拍严格对应的表述。与抓拍相近的英文表述“快照”（snapshot）、“街头摄影”（streetphotography）和“决定性瞬间”（decisivemoment）等，仅在形态、题材和新闻价值判断上有若干交集，均不能完整表述当代中国新闻摄影语境中的抓拍概念。仍以萨尔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政治图片报道为例，他的典型做法实际上是通过在政治场合隐藏自己身份，然后使用刚刚出现的小型相机偷拍活动现场中的政治人物。因而，他的摄影方式和风格一般被摄影史家称为“袖珍偷拍风格”（candid-camera style photo journalism），[12]尤其是指特定的拍摄题材和最新的摄影技术相结合之后给公众带来的新奇性，对他的讨论也主要在于快照美学和新闻伦理方面，[13]而非国内关于纪实性和真实性的讨论。同样，“决定性瞬间”也并非抓拍的替代性表述。在布勒松的同名影集中，他主要强调来自画面要素之间张力的强烈形式感，以及单一瞬间对整个事件的抽象效果。[14]结合布勒松晚年的创作转向和相关表述来看，“决定性瞬间”的本意更偏向于艺术修辞，而非新闻和社会纪实。
　　因此，抓拍在20世纪80年代的广泛讨论和所获得的定义，并非西方摄影实践与观念的直接引入，它更像是中国摄影师们出于特定目标的借鉴甚至是改写。我们需要从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关论述中，去进一步探寻抓拍观念的形成过程及其特征。而蒋铎在这一时期关于抓拍的丰富论述，为这种观念性考察提供了理想的案例。
　　（二）反对“摆拍”：“抓拍”的现实起源
　　在《抓拍：纪实摄影新闻摄影的方法》等核心论述中，蒋铎概括了抓拍三个方面的操作性特征：不干涉拍摄对象活动，拍摄对象处于运动状态，从实际出发。[15]不过，相对于正面的操作描述，抓拍更多地被蒋铎叙述为与“摆拍”或者“组织拍摄”相对立的概念。也就是说，对于“摆拍”的反思实际上成为抓拍的现实起源，这也是中国摄影界对于抓拍的普遍定义方式。
　　晋永权在专著《红旗照相馆》中利用内部刊物等史料配以当事人的访谈，详细论证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当时社会政治影响之下产生对于摆拍的合理化论述。[16]他指出，政治原则和艺术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伴随着新中国的新闻摄影实践，而当时对于摄影记者的身份定位（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和新闻摄影的功能定位（党的宣传工具和政治工作的工具），以及大跃进期间的一系列新闻摄影的操作个案，让摆拍的做法获得了合法性。有趣的是，正是在摆拍初步被中国摄影界所接受的时候，布勒松在1958年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来华访问3个月。不出意外地，在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中国摄影界对这位强调“决定性瞬间”的国际摄影名家展开了批判，其核心逻辑是批评西方摄影师用偶然的、丑陋的现实去代替对主流事实的呈现，因而在抓住表象的同时失去了事物的本质。[17]对布勒松的批评无疑强化了当时中国新闻摄影工作者对摆拍的认同感。
　　改革开放后，随着布勒松等一批西方纪实摄影师重新被介绍到国内，“摆拍”和“抓拍”迅速成为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领域的一对核心概念。与这一时期的整体环境一样，蒋铎当时对于抓拍的论述也大多针对摆拍展开，但与其他大多数抽象表述不同的是，由于他从“文革”前就开始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因而更有机会从具体的拍摄经历和个体思想转变的角度对这对概念的关系和具体表现展开更加细致的讨论。在1992年的《抓拍漫谈》中，蒋铎详细介绍了自己两次拍摄儿童题材新闻照片的过程和体会。
　　1978年，蒋铎第一次拍摄的《三好生》延续了摆拍的方式——事先画出草稿、现场挑选和指导拍摄对象，虽然图片发表后获得好评，但蒋铎并不满意。他说：
　　粗看挺不错画面漂漂亮亮，孩子在笑。但细看就不然了，孩子笑的是那么莫名其妙，那么缺少内在的心理活动。越看越没劲……次年5月，我又去拍小学生，方法却完全不同了，我立志捕捉活生生的形象。这一回，我选择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拍照前，我几乎没提什么要求老师该讲什么就讲什么，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如果说有要求就是允许我像听课教师那样跟班听课，见机拍点照片。开始，孩子们因为教室里出现了一位陌生人，总有些好奇，但几节课听下来，他们就不大以为然了。尤其是在回答间题、上台在黑板上默写生字、考试时，简直旁若无人，即使拍照也没什么关系。这时，我惊喜地发现：孩子们的眼睛是那样明亮，那样美丽动人。一位小女孩在黑板上默写生字时，手用力，嘴、下巴也跟着使劲。透过这表情我看到小女孩丰富美好的内心世界。[18]蒋铎在多个场合提及这两次拍摄给自己带来的转变，以自己的拍摄体会具体说明了抓拍与摆拍在操作过程上的差别，以及抓拍对于表达人物真情实感、营造图片生动现场气氛这两个方面的独特优势。
　　（三）“抓拍”观念的认识论基础：主-客关系的辩证处理
　　在访谈和相关材料中，蒋铎通过与罗丹雕塑艺术论的对比，进一步将抓拍从具体的实践抽象为具备了认识论基础的摄影观念。[19]在他看来，抓拍观念的核心是正确地处理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蒋铎的同事、同为《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的许林提到：
　　《罗丹艺术论》对他影响相当大。罗丹对有些艺术家摆布模特儿“像摆布有关节的木头人一样”很不以为然，罗丹的创作思路是“把观察到的活生生的运动捉住而不是硬做出这些运动”。这种在观察中捕捉运动着的生活的理论，深深地启发了他，他把罗丹雕塑方法的创作思路移植到新闻摄影中来，决心冲破摆拍的藩篱，立志捕捉活生生的形象。[20]在蒋铎看来，摆拍最大的问题是以主观统领客观——先在屋里想好点子，然后到生活里去套，让客观去适应主观。具体表现为：“采访作风不扎实，不深入，不够尊重被摄者，不善于同被摄者交朋友，下去采访，按图索骥地去摆弄人家，颠倒了主、客观的关系。”相反，抓拍则是深入生活，尊重实际，在客观实际中发现和捕捉美。[21]在主观-客观的辩证关系下，蒋铎不仅将尊重客观性的抓拍视为新闻真实性的重要保障之一，而且还认为，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也有助于摄影记者在视听语言方面取得突破。例如，在担任华赛奖评委的时候，他认为获得当年“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的《受伤的伊拉克儿童》之所以在构图上敢于违背传统构图法则、有所创新，正是来自对客观生活的尊重：两个娃娃就是这样头对头躺着，记者不囿于成规戒律，敢于面对现实。[22]蒋铎反复强调，抓拍最本质、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特征是“以生活为师”，体现了对客观社会生活的重视。生活变化万千，奔腾不息，只有沉入生活，才能有所发现。[23]另一方面，“以生活为师”并非消极地当学生。有没有感觉、能不能发现，包括如何表现，都是记者主观世界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记者思想感情、学识修养、有没有好奇心等诸方面的问题。[24]这些针对抓拍实践的心得，同样体现了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辩证法，是抓拍观念的核心内容。
　　（四）抓拍的实践特征与价值构成
　　在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认识论基础上，蒋铎不仅将抓拍作为新闻摄影的基本工作方法和流程，并且提出了美学原则、传播效果、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等一整套与抓拍相应的观念。蒋铎将图片报道分为事件性新闻和日常新闻两类，更强调后者能够训练主动发现的基本功，尤其适用于抓拍。[25]在操作流程上，蒋铎提出摄影记者工作方法包括：在访问内容上着重了解目前情况和即将出现的情况，在采访方式上到基层去、到沸腾的生活中去，留意、发现身边随时可能出现的变化；在工作程序上可以先拍后问，在现场抓住处于进行状态的新闻。[26]在价值构成的层面上，蒋铎提出：在美学上，相对于摆拍，抓拍具有特殊的美学标准，不强求在构图、光线、色彩等形式方面的完美，而特别强调朴素、自然的美学格调；在传播效果上，抓拍的理想传播效果应当是“情绪真实、生动、自然、感染力强”，让观众感觉到真实可信、过目不忘；在媒体的社会功能方面，由于对于客观生活实际的尊重，抓拍不仅仅是歌颂和正面宣传，而是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更能够实事求是地反映民生问题、发挥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作用；最后，由于抓拍能够记录特定时空的饱满细节，即使一时无法见报，但其本身具备独特的历史价值。[27]
　　
二、求新与用心：“抓拍”观念的个体能动性来源
　　从蒋铎的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来看，“抓拍”的实践和观念的形成并不仅来自对摆拍的“叛逆”和由《罗丹艺术论》带来的“顿悟”，而且来自他丰富的个人业务体会和主动思考。青少年时代，蒋铎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又在中央美院油画专业学习半年，接受了严格的美术教育，深受现实主义绘画影响。1959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后，蒋铎先是负责地图绘制等配图工作，1961年进入摄影组并跟随前辈记者学习摄影技术，1963年开始进行新闻照片拍摄和报道工作。[28]“文革”开始后，他拍摄的两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取得成功，在角度和表现形式上的求新和用心，让他初步体会到摆脱程式化拍摄的独特效果。1966年国庆报道，由于允许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的记者名额有限，年轻的蒋铎突发奇想:能不能在金水桥用长镜头拍摄毛泽东的肖像。蒋铎的大胆设想获得了老记者吕相友的赞同，他们打了无数电话，终于从国家登山队借到1000毫米的长焦镜头，这支镜头原本是用于拍摄登山健儿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落实设备后，蒋铎接着使用了很多技术手段来保证图片的清晰度。例如，为了器材稳定和拍摄角度，他制作了将近两米高的木制台子，还配备了重型三脚架，并提前进行试拍。当时的硬性报道任务是两个：一是拍毛主席容光焕发，二是拍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国庆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的两幅照片都是蒋铎用这只借来的镜头拍摄的，登上城楼的记者拍的照片反而用在次日或其他版面上。[29]这对蒋铎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拍摄实践，这种打破既有拍摄模式而带来的大大出乎预料的优秀效果，对他未来的抓拍实践带来了深远影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年近八旬的蒋铎仍然反复强调，“当摄影记者一定要有想法，一定要争取机会；要主动，不能被动坐等”。[30]蒋铎在1966年11月初再次拍摄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照片。有了上一次的成功，蒋铎已经感觉到，当记者既要主动争取、也要有灵活性。通过观察蒋铎发现，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毛泽东并不仅是站在天安门城楼的中间位置，而是不时地往东走一走或往西走一走，跟广场上不同区域的红卫兵打招呼。掌握了这个规律，在中间位置完成了基本的正面构图任务之后，蒋铎扛着相机跨过金水桥，上了观礼台。这个时候离天安门城楼已经非常近，长焦镜头只能拍摄到胸像。在观礼台稍微等了一会儿以后，毛泽东果然往观礼台的方向走过来，和红卫兵谈笑着打招呼，蒋铎成功地抓拍到这张表情和动作自然的新闻照片。[31]他当时就预感到，这张照片抓取到一个很有价值的瞬间，后来这张图片不仅被《人民日报》整版使用，还长期广泛运用于各类宣传资料，甚至邮票、书籍封面。
　　虽然政治人物的新闻图片无法摆拍，但它所受的呈现和拍摄方面的限制仍然较多；打破成规，在现场采取有新意的角度和瞬间来呈现，在“文革”时期显得尤为可贵。蒋铎将“文革”期间的这两次拍摄经历视为在改革开放后自己展开抓拍的实践源头，在这两次实践中所体会到的求新和用心意识，也成为他描述抓拍的重要要素。例如，20世纪80年代一次在苏北采访时，接待方安排记者们去看幼儿园的表演。事先，蒋铎觉得这种表演千篇一律，很难有什么新闻。但是一个节目之后，蒋铎听到儿童歌唱节目的歌词中有“一心想着他啊他，想得我真心焦”，突然意识到这是奚秀兰唱（邓丽君原唱）的流行情歌，马上进行了拍摄。后来，照片在《人民日报》科教版以《孩子要歌》为题见报，并在文字说明中指出了图片背后的社会问题：孩子们缺少喜爱的歌曲，竟然唱成人的情歌。图片见报后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蒋铎回忆起这次采访时认为，很难说清楚新闻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千万不要事先设定许多条条框框，遮住自己的视野。在另外一张反映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商贸繁荣的图片中，蒋铎同样尝试了别开生面、独辟蹊径的视角。他并没有直接拍摄年前农村集市采购的人潮，而是将镜头对准了集市外拥挤的自行车停车处，采取了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调动读者想象力来间接展现集市的热闹气氛。[32]出于自己的一系列新闻实践，蒋铎一直将“用心”视作优秀摄影记者的基本特质和抓拍必不可少的要素。他认为，只有用心才能够在日常新闻报道中有不同发现，成功抓拍到精彩的瞬间；才能够突破自然主义的被动呈现，更多地承载社会功能和历史价值。
　　
三、“抓拍”观念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来源
　　抓拍的新闻摄影方式并非仅仅来自“用心”这类个体的心得体会。对于蒋铎这一代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摄影记者来说，他们对于因摆拍而走进“死胡同”的新闻摄影都有切身的经历。蒋铎指出，受旧式新闻宣传观念理想化和完美化的影响，“摆拍”常常带来形象虚伪的问题；[33]与形象虚伪相伴的还有采访的公式化和教条主义：“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深入采访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先听听、看看，占有材料，再酝酿主题，最后动笔写作，或者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按部就班地拍照。” [34]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甚至出现“通讯员背个包到报社来，拿出照片问编辑需要写什么文字说明，是要批判的，还是要学习的；同一幅照片，为了某种需要，可以由作者随心所欲地‘写’出不同内容的文字说明”。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将“走进死胡同”的新闻摄影拉回到正常轨道中，图片记者和摄影研究者们开始引介和弘扬抓拍技法，以对抗长期以来摆拍给新闻摄影领域带来的不良影响。除了引介西方相关摄影理论和加强摄影师自己的抓拍实践之外，蒋铎和同时期的其他摄影从业者更多地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寻找思想和观念资源，为建立抓拍合法性寻求支撑，这反过来也给抓拍实践赋予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观念内涵，体现了历史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丰富互动。
　　（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公式化摆拍
　　上世纪80年代，在反思“文革”浩劫、推进改革开放的总体工作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从自身传统中重新发掘并强化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作为当时统领性的社会思潮，这八字方针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众多领域的政治资源和观念资源。在新闻传播行业，“实事求是”直接地推动了新闻真实性原则的确立和舆论监督功能的正常化；从蒋铎的个案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抓拍观念形成的促进效果。
　　首先，蒋铎多次提到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于自己和整个新闻摄影界带来的创作上的鼓舞。他在谈到拍摄工业题材图片时，几次将自己的抓拍实践归结为时代语境的鼓励。例如，在讲述《青工》这幅图片的时候他提到，“文革”时期拍摄生产场面常常会被扣上“用生产压革命”的帽子，但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又可以拍摄了，正好遇到其他人跟图片中的这个工人说话，于是抓拍到了生动的表情和舒适的自然光线；在阐述1979年初拍摄图片《技术讲座》时蒋铎提到，“粉碎四人帮，自己也要改，不能沿用老路，这是压抑了多年的情绪上的反应”。当时工厂问，老蒋，放在哪里拍，要不要组织几个人过来；但蒋铎选择蹲点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充分观察了好几天，终于遇到了技术讲座的热闹场景，捕捉到工人们在现场非常专注的表情。另外，在构图上，虽然教师不在画面中，但是观众能够透过抓拍到的表情去想象画面外的老师，因此实现了画框内外的互动。[35]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所包含的反对官僚主义、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鼓励了新闻记者的现场抓拍工作。蒋铎多次提到，抓拍要求摄影记者能够主动地深入生活，用实际生活中的客观现实来规范自己的主观想象；由于抓拍对于时间和空间上有严格的规定性，新闻摄影一定要自觉地赶赴新闻现场采访，必须与表现对象见面。蒋铎还借用1983年的一封读者来信说明：“我们部队在引滦入津工地担负施工任务，有不少报刊的记者前来工地采访和拍新闻照片；记者在拍新闻照片时，不是抓拍，而是来回摆布，叫我们做这样的动作、那样的姿势。我们如果拒绝吧，觉得不太礼貌，不拒绝吧，确实又影响施工，完不成我们的任务。这使我们左右为难。”
　　最后，在“实事求是”的政治气氛下，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得到强化，在弘扬新闻的舆论监督和反映民生的过程中，抓拍体现出独特的优势，图片记者可以专注于捕捉真实生活。蒋铎以实事求是作为抓拍的美学观念的基础，认为“为了真实，宁可不完整，不完整反而更可信”；相反，旧的观念由于讲究画面赏心悦目，结果导致照片的理想化、完美化，千篇一律，最终失掉真实。在谈起抓拍到的一些真实情况是否“有损社会主义形象”时，蒋铎反思了改革开放之前对新闻摄影功能认识上的片面性；认为消极、丑恶现象才是真正的“阴暗面”，有选择地揭露某些老百姓普遍厌恶的丑恶现象，目的在于促进“阴暗”向“光明”转变，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这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敢于在报纸上揭露这类丑恶现象，正是党报坚持党性原则的体现。[36]上述的这些论述，在“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系下，成功地消解了对于“抓拍”到的所谓阴暗面在宣传导向上的危机，“抓拍”在观念上反而成为确保新闻真实性、发挥舆论监督功能的积极因素。
　　（二）“按新闻规律办事”弘扬新闻摄影的主体性
　　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更多探讨如何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但“规律”这个提法背后体现了知识分子政策和对于专业性的尊重，影响到各个行业中。例如，在1981年初的一篇探讨农村广播事业的文章中，就已经出现了“按照新闻工作的基本规律办事”的提法；[37]1982年解放军报社对于记者和编辑的业务培训也包括了“怎样按新闻规律办事”的内容。[38]和“实事求是”一样，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意识同样被运用到抵制与反思摆拍带来的形象虚假的问题。传统的报纸编辑将新闻摄影看作版面的装饰品和填充物，最多是插图；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往往是编辑先画好版样，根据所空形状、削足适履。[39]这显然不符合新闻摄影的基本规律。在讨论抓拍的时候，蒋铎多次提到他对于新闻摄影“形象性”的认识，认为“瞬间的可视形象”是新闻摄影的本质特征，因而在报道过程中要多选择适合形象表现的题材，用摄影语言来表现新闻，不应当用“配图”的观念和方式将新闻摄影与文字报道等同起来。[40]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在1990年银川会议上提出倡议，报纸应该“图文并重，两翼齐飞”。此后，蒋铎等有影响的图片记者、编辑和专家常常呼吁总编辑们不应当简单地以“有好照片就发”和版面平衡的方式来被动处理“图文并重”的关系，而是要将对摄影报道的重视其贯彻到报社的“生产过程”中，至少应当“在谋划可能产生有影响的宣传战役时也把新闻摄影这个武器考虑进去”；同时，总编辑要懂一点新闻摄影，了解它的特殊性，这样才能主动运用好新闻摄影这个武器。[41]（三）纪实摄影和“人本主义”文艺思潮强调人的生动丰富性
　　除了整体的政治氛围和新闻宣传领域对于新闻规律的重视之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也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了抓拍摄影观念的形成。在论述抓拍的具体手法时，蒋铎特别重视对于人的表现，多次提到“新闻摄影是关于人的摄影”，反对照片像产品介绍、着重表现设备、表现技术过程、见物不见人；[42]另外一些时候，虽然照片中不乏人物，但仍然是“摆设”，大多采取简单的“机器加人”“设备加人”“产品加人”“庄稼加人”的方式，图片中的人物大都是为拍照片而故作的虚假表情，像一个个无生命的符号。[43]在蒋铎的抓拍观念中，图片里不仅要有人物，还要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特别强调人物要有“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44]他认为，在拍摄过程中的最高级要求是能够通过图片表现人的动态、情绪、心理特征，以及人与环境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让新闻摄影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45]抓拍活生生的人，不仅是蒋铎自己在摄影实践中的主动追求，而且也体现在他的摄影评论中。在担任华赛奖评委期间，蒋铎注意到，来自各个国家的评委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主要强调新闻摄影对人物命运的关怀、关注；进入最佳奖备选的几幅照片，评委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表现灾难中人的命运的照片上。[46]在另一篇业务探讨文章中，蒋铎赞扬了沈进拍摄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照片《彭真与万里热烈拥抱》，“形象地交代出换届的特色”“是政治新闻照片，却充满了人情味”“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比较耐看”。[47]蒋铎的抓拍观念中对人的强调，实际上体现了对人的理解从革命年代的符号化和工具化的人民，转变为有情感的独立个体，而这正是上世纪80年代文化思潮中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总体诉求。当时纪实摄影最重要的定义就是“关心人的摄影”。例如，黄少华不但在编译的《世界纪实摄影大师系列介绍》中极力推崇“关心人的摄影”，还综合了国内外对纪实摄影的定义，提出：纪实摄影是摄影家对现实世界中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关系作相对全面的诚实生动的描写以导致观众对被描写对象的关注与正确认识的一种摄影形式。[48]除了人本主义之外，纪实摄影还与蒋铎关于摄影的历史价值的认识十分接近。在探讨抓拍的时候，蒋铎经常批评“见报率”的价值导向，认为图片记者即使遇到可能无法见报的现象也要先拍下来，作为展示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像资料留给后人。蒋铎遗憾于在“文革”、四五运动等历史时期由于外部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地拍摄保留历史真相的图片；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闻摄影实践中，如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抢购黄金》等展示市场危机的图片，即使意识到无法刊发，但仍然认为抓拍这些珍贵的瞬间有助于认识历史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49]上述这些对于摄影的历史价值的认识，无疑与“社会纪实”的观念是十分贴近的。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对于抓拍观念的个案研究，揭示了特定新闻观念的具体形成过程，展示了新闻社会学视角下记者个人与整体时代之间丰富的互动关系。通过对蒋铎的个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抓拍不仅是一套新闻生产的具体操作手段，也不仅是抽象的“主观-客观”认识论与新闻图片结合而产生的美学、社会、历史等价值表述。作为观念的抓拍具有具体的历史起源——它起源于对此前主导的摆拍式摄影报道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来自卓越的个体新闻记者的求新、用心的能动性，同时还借力于上世纪80年代的特殊政治文化语境；这包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整体政治气氛，也受“按新闻规律办事”的专业原则和人本主义文艺思潮的具体影响。
　　作为个案的抓拍还体现了新闻观念的本土化和多样化特征。实际上，新闻社会史领域的很多研究都在不断探寻“普遍性”新闻观念的具体建构过程。虽然在观念上与西方的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以及媒介的社会功能有若干交集，但抓拍更多体现的是特定政治、社会和文化结构下新闻观念的历史延续性和本土起源。这不仅为我们认识新闻观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动态的视角，而且呈现出我国新闻观念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来源，为我们理解当下新闻传播实践、从时代语境和具体实践中寻找新闻改革的突破口，以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参照。■
　　
①王红：《抓拍是新闻摄影的最高境界》，《新闻与成才》1994年第8期
②吴建：《抓拍──新闻摄影的基本方法》，《新闻界》1997年第6期
③王从启：《“抓拍”：新闻摄影的关键所在》，《新闻世界》2012年第8期
④⑤范文霈、杨健：《改革开放30年我国新闻摄影研究综述》，《当代传播》2009年第1期
⑥安涛：《浅谈新闻摄影记者抓拍意识》，《新闻知识》2012年第8期
⑦张鹏：《抓拍：新闻摄影的关键》，《军事记者》2004年第6期
⑧⑩蒋齐生：《增强抓拍意识认真实践抓拍》，《新闻战线》1995年第2期
⑨蔡萌：《演变与建构：中国当代摄影研究1976-2010》，《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报》2011年第21期
[11]曾朗：《正确处理新闻摄影中抓拍与摆拍的关系》，《新闻界》2000年第4期
[12]Gisele Freund,Photography and Society(Boston:GodinePress,1980):118.NachumT.Gidal,Jews in Germany:FromRomanTimes to the Weimar Republic(Cologne:Ko?nemann1998):379.
[13]DanielH Magilow.Photo of KelloggBriandPactMeeting,Paris,1931.GettingthePicture:TheVisualCultureoftheNews.EditedbyJasonE.HillandVanessaR.Schwartz.London:BloomsburyAcademic.52.
[14]Cartier-Bresson,TheDecisiveMoment,(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52).
[15][18]蒋铎：《抓拍漫谈（一）》，《中国记者》1992年第9期
[16][17]晋永权：《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
[19]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4月28日。在本研究中，作者对蒋铎进行了两次访谈。第一次访谈的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地点为人民日报社，历时2小时，访谈内容主要是对新闻摄影从业经历的人生史的访谈，对若干现有文献提到的核心拍摄实践进行了情境还原。第二次访谈的时间为2015年5月8日，地点为清华大学，历时3小时多，访谈内容主要是针对蒋铎的30多张代表作品进行拍摄情境还原和拍摄观念的讨论，并对第一次访谈中涉及人生史的一些细节进行了补充采访。
[20]许林：《蒋铎：求新路上不停步》，《新闻战线》1997年第8期
[21]蒋铎：《抓拍漫谈（一）》，《中国记者》1992年第9期
[22]耿瑞林、赵萍：《“华赛”——又一扇展示世界新闻摄影的窗口——访“华赛”评委蒋铎》，《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5期
[23]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5月8日。
[24]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4月28日。
[25]蒋铎：《怎样拍好新闻照片（一）》，《新闻与写作》2000年第1期
[26]蒋铎：《按新闻摄影的特点办事促进新闻摄影事业繁荣》，《1985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论文集》1985年10月
[27]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5月8日。
[28]蒋铎的这段生平综合了作者对于蒋铎两次访谈的信息，即2015年4月28日和5月8日。
[29]蒋铎的这段拍摄经历主要来自2015年4月28日的访谈，作者在5月8日的访谈中核实了借用长焦镜头的细节。
[30]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5月8日。
[31]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5月8日。
[32]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5月8日。
[33]蒋铎：《怎样拍好新闻照片（一）》，《新闻与写作》2000年第1期
[34]蒋铎：《按新闻摄影的特点办事促进新闻摄影事业繁荣》，《1985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论文集》1985年10月
[35]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5月8日。
[36]蒋铎：《新闻摄影与思想解放》，《新闻战线》1998年第12期
[37]刘如年：《农村有线广播的宣传特点》，《现代传播》1981年第1期
[38]童连：《解放军报社对编辑记者进行业务培训》，《新闻战线》1982年第1期
[39]蒋铎：《人民日报，用镜头关注民生》，《开创新闻摄影科学发展新境界——新中国新闻摄影60年高峰论坛暨第九届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
[40]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4月28日。
[41]蒋铎：《向一个遥远的目标大步迈进——一个摄影记者的心里话》，《第三次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文集》，1994年
[42]蒋铎：《怎样拍好新闻照片（二）》，《新闻与写作》2000年第2期
[43]蒋铎：《新闻摄影与思想解放》，《新闻战线》1998年第12期
[44]蒋铎：《怎样拍好新闻照片（二）》，《新闻与写作》2000年第2期
[45]蒋铎、许林：《新闻摄影中如何表现人》，《中国记者》1996年第6期
[46]蒋铎：《要用摄影语言表现新闻》，《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3期
[47]蒋铎：《难得的变化——评沈进拍摄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新闻照片》，《新闻战线》1988年第5期
[48]黄少华：《纪实摄影定义新探》，《中国摄影》1993年第4期
[49]作者对蒋铎的访谈，2015年5月8日。
　　
梁君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