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鹏程
　　【本文提要】民国时期在“弱制度-强关系”的新闻审查结构之中，相对国家政府和军阀政客而言，新闻记者通常自是弱者，为此其发展出一种调适性的日常新闻产制抗争策略。这表现在，当他们遭遇制度化新闻审查的刚性牵掣时，坚决反抗但并不与其彻底对立；当他们面对关系化新闻审查的柔性压力时，适当妥协但决不完全屈服，借此与国家政府、军阀政客围绕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在三边竞合，动态互制之中，艰辛而微妙地拓展其新闻活动空间，维护其新闻专业自主。
　　【关键词】新闻审查 关系网络 调适式抗争
　　【中图分类号】G206
　　发表新闻是记者工作常态，但在厉行新闻审查的民国时代，不能发表新闻亦非工作例外，特别是政治新闻。正如《新闻报》驻京记者张继斋说，“虽有所闻而可以布之于外者，只占几分之几”。①甚至《大公报》徐铸成在其职业生涯中，“自以为最得意的一次采访，却是‘一条没有发表的独家新闻’”。②这遂使《时报》知名记者金雄白发出“最不自由是报人”的浩叹。③
　　面对新闻审查，记者如何发表新闻，是否发表新闻，甚或为发表新闻而终未能发表新闻，值此激烈博弈的关键时刻或剧烈摩擦的微妙地带，最能生动而细腻地展现出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媒体组织、军政机关等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竞争合作的紧张过程和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亦最能动态而深刻地将新闻记者的专业理念和人格特质暴露无遗。这是观察新闻记者活动与民国社会新闻管制的独特且意味深长的视角。
　　鉴于以往有关民国新闻审查的研究多为围绕制度层面的宏观研究或聚焦热点事件的案例研究，本文以著名记者陶菊隐为中心，借鉴生命史的研究路径将民国新闻审查制度与实践的嬗变放置在陶氏新闻职业生涯和心路历程中进行动态而细致的考察，从个体层面来观察宏观的新闻审查制度如何具体而微地实践、变化，生发影响，以及个体在其中闪转腾挪和喜怒哀惧所折射出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藉此描绘出新闻记者活动与民国社会控制交光互影的一段历史。
　　陶菊隐（1898-1989年），湖南长沙人，1912年开始进入报业任记者，至1942年被迫退出报界后，仍然为报纸撰文写稿，其报人生涯几与民国历史相始终，亲历了许多民国重大事件。他既在湘鄂地方报纸工作多年，又长期服务于沪宁全国性大报，在此期间，从寂寂无名之辈成长为鼎鼎大名的风云记者，遂使报界一时有“南陶北张（季鸾）”之誉。
　　
一
　　陶菊隐出身贫寒教师家庭，自幼过着衣食不周的苦况，却少负独立不羁之才。1912年，年仅十五岁的中学生陶菊隐，因得罪学阀，被迫辍学，这个既无学历而又缺靠山的落魄少年，在走投无路之下踏入报界。恰如他自己所说：“新闻记者是一种自由职业，不必仰面求人，可以凭一支笔打天下，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闯进长沙新闻界。” ④最初几年，陶菊隐辗转于长沙地方报纸之间。尽管收入菲薄不堪，工作亦朝不保夕，但陶菊隐采写编评，做得兴味盎然，正当他带着初为报人的兴奋和闯劲，准备在报界大展身手之时，却迎头遭遇其报人生涯最初的两段新闻审查。
　　1914年，陶菊隐费尽心血齐集同人、资金和场地，准备创办一种日报。但时值袁世凯亲信汤芗铭治湘，其为袁氏称帝张目，严厉控制新闻，长沙支持国民党的反袁报纸皆被封禁。⑤对于一个国民党报纸记者出身，年仅十七岁的少年提出的办报请求，湘省警厅狐疑满腹，援引《报纸条例》禁止立案，陶菊隐的办报计划遂被扼杀。⑥
　　两年之后，陶菊隐时来运转，受朋友之邀出任《湖南新报》总经理。此时袁氏帝制失败，汤芗铭被逐下台，国民党军阀谭延闿督湘。《湖南新报》背靠当局势力，资金充裕，陶菊隐既“认真负责”，又“抱有一鸣惊人的理想”，⑦率诸同人全力以赴，报纸办得颇有声色，销路稳步上升。但是，北洋时期当政者多视报纸为政争工具，以新闻津贴扶植利己报纸，用新闻审查打击异己刊物，因此政局变动常影响报纸兴亡。湖南恰处南北军阀冲突之要地，政局变动翻云覆雨，报纸兴衰亦起伏无常。1918年3月，湘系军阀在南北之役中战败而退，陶菊隐预料受国民党重金津贴的报纸，必然遭北洋军阀封禁。因此当长沙城外传来北洋铁骑的马蹄声时，陶菊隐不得不预先进行自我新闻审查，立即停办《湖南新报》。
　　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报人折冲樽俎的新闻活动资本原本单薄，一份内陆腹地的报纸闪转腾挪的新闻言论空间亦极其有限，面对新闻审查自然十分脆弱。正如陶菊隐对此深怀戒惧地说：“我自踏入新闻界之始，就对这个行业抱有不安全感。” ⑧《湖南新报》停办后，陶菊隐一度北上，另谋生计，旋即铩羽而归，重操旧业，加入《湖南日报》。陶菊隐在湖南报界方崭露头角，即横遭新闻审查被迫停办报纸，尽管其对重重新闻审查下的报业生涯深怀戒惧，但在几经彷徨之后却又依然返身报界。
　　除去陶氏因办报兴趣浓厚欲罢不能和迫于生计走投无路之外，个中亦有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动因。首先，当此政论本位向新闻本位过渡的报业时代，陶菊隐供职的不是国民党党报，就是倾向国民党的士绅报纸，此类报纸的新闻言论或浓或淡都有一抹党派色彩，所以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争风潮之中即使横遭封禁，亦属这些报人意料之中能够坦然接受的办报游戏规则。其次，陶菊隐这代报人成长于从极权到民权的过渡时代，名义上生活在共和政体之下，实际则备受专制政治之痛，浸润在这个不新不旧，互渗互动的混成社会，⑨他们难免形成亦新亦旧，多元多歧的作风和性格，正如一贯“极端尊重他人自由”的陶菊隐也坦白地承认：“我不否认我偶然也有强权政治的作用。” ⑩因此，当他们以这种矛盾心理面对新闻审查时自然会产生既慨然反对又安然容忍的复杂心态。兼之，民国初年报人在内地仍受歧视，被称为“九流三教不入流之一流”，特别是担任采访的记者，常被视为‘包打听’或造谣生事之徒，长沙一些地方竟挂有“新闻记者，恕不接待”的纸贴，[11]陶菊隐刚跨进报界之时，立即就遭到亲族戚友的反对，“什么事情都好干，为什么偏要干这一行”，[12]他的父亲和叔父还苦口婆心劝其改行。当时不少报人如包天笑、沈琼楼等都遇到过亲友类似的申斥，做记者的人，“最伤阴鸷”。[13]弥漫在报人四周的社会歧视和敌意，不仅会强化新闻审查的道德合法性和文化合理性，而且亦会消解报人抵制新闻检查的内在心理自觉和外在社会凭借，藉此可能还会深刻地将外在新闻审查潜在地内化为自我新闻审查，进而泛化自我审查的广度，强化自我审查的力度，并最终将这种过度的自我新闻审查固化为一种貌似合理的社会道德意识形态。
　　陶氏新供职的《湖南日报》，是他以前同事利用《湖南新报》留下的场地设备无本起家办起来的。当此之时，帝制复辟失败，共和再造成功，严密钳制新闻出版的袁记《报纸条例》已被废除，全面迫害报人的癸丑报灾业已消散。然而随着政治强人的消逝，中央权威亦一落千丈，地方军阀开始各自为政。尽管当时在京沪的新闻观察者发现，就“整体而言，1915-1925年，中国新闻界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14]但不幸的是，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却是湖南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15]时为张敬尧督湘，他一方面厉行新闻检查严密删扣新闻，另一方面设立军政执法处严厉惩处报人。不仅“长沙绝无言论自由”，[16]而且张敬尧“视报纸如刍狗，新闻记者如草芥。停版、封闭、拘辱、惩处、杀戮，一任其意，不必援引条例”。[17]更糟糕的是，张敬尧驻湘部队，军纪极差，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无所不为，湖南人民备受其害。[18]一夜，该军某部闯入陶氏家族抢劫，陶菊隐的父亲出面劝阻竟被枪杀。监督政府原本就是中国近代报人孜孜以求的职业理想和拳拳服膺的职业责任，而现在家仇国恨交融凝化为陶菊隐与张敬尧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陶菊隐一心要冲破张敬尧的新闻审查，揭露其在湖南的种种罪行。正如与北洋军阀周旋有年的著名报人胡政之所说：“北方军阀专政，虽说一样地干涉报馆，但是因为智识太欠缺的缘故，新闻记者只要立身行己，有卓然自全之道，在新闻技术上很容易避免危险。” [19]所以，即使面对张氏严厉的新闻审查，陶菊隐亦能千方百计，寻隙觅缝，突破言禁。
　　首先，陶菊隐在《湖南日报》报道张军罪行时，采取“绕弯子把消息烘托出来”的办法，“使阅者一望而知”。“例如，我们在本市新闻版写道：昨有操异音（或北方口音）匪徒，在某地行劫，事毕呼啸而去；匪徒冒充军人，在某地劫得大宗财物，并枪伤（杀）事主，警察不敢拦阻，事毕向××方向遁走（影射北军营地）。”陶菊隐使用的这种报道手法使“官方检查员啼笑皆非，万一稿子被删去，我们仍旧照登，他们也无可如何”。[20]如果说自我新闻审查，“可以被定义为一套编辑加工活动，包括省略、淡化、变形、轻重倒置等修辞手法，它被记者、媒介组织甚至整个媒介行业所运用，以期向权力结构邀功请赏或规避惩罚”。[21]陶菊隐恰是利用自我新闻审查在巧妙规避权力机构惩罚的同时并予以灵活的反击。这充分显示出自我新闻审查具有受动性和施动性、压迫性与生产性、臣服性与抗争性的双重属性，其既可以是消极屈服新闻审查的无奈结果，也能用作积极抗争新闻审查的有效手段，藉此成为协调新闻活动和权力机构竞合关系重要而灵活的中介变量。但是，仅仅依靠自我新闻审查的话语策略来抗争外在新闻审查，其空间和效果均十分有限，而且有时也颇为凶险。恰如陶氏惴惴不安地说：“在北洋军阀张敬尧的屠刀下，风高浪大，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之中。” [22]因此，陶菊隐为规避新闻审查的威胁又采取了更为多样，亦更加安全的方法。他利用租界邮政系统不受中国官方检查的便利条件，开始给上海各报邮寄“长沙通讯”，揭露张敬尧祸湘罪行。并且，陶氏在投给上海的通讯稿中，既不留姓名住址，也不索取稿酬。当时，上海不仅是中国报业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在天津《大公报》等后起之秀从地方性报纸崛起成全国性报纸之前，只有上海报纸方能行销南北堪称全国性报纸，甚至时人认为“凡事非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征实”，[23]唯有“上海报纸能唤起全国注意，造成舆论”；[24]并且上海租界内的报纸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能够摆脱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的控制，也是中国新闻自由程度最高的报纸。陶菊隐将张敬尧祸湘新闻刊诸上海报端，即等于将其罪行公诸全国舆论监督之下，张敬尧顿时成为国人怒目的全民公敌。北洋军阀是传统武人向现代军人过渡的一代，并且旧武人的成分要远浓于新军人的色彩，尽管他们私底下行事时常贪狠残暴无所不用其极，但面子上又极其讲求儒家传统的名节忠义。[25]张敬尧迫于全国舆论压力，在对待长沙报纸时不得不稍做收敛，不敢再任意肆虐逞凶。由此可见，自我新闻审查不仅是一种修辞编辑策略，而且是包括隐性采访、版面转移、异地监督和匿名发表等等在内的一整套新闻生产策略，记者既可藉此向权力机构邀功请赏或规避惩罚，亦可凭此与权力机构周旋抗争，借以维护专业自主，追求新闻自由。
　　这种指桑骂槐式的批评，空间转移式的监督，隐姓埋名式的报道，即以自我新闻审查来抗击政府新闻审查的做法，似乎缺乏报人所自我宣传和世人所普遍期待的报纸言论应该锋芒犀利，记者行事应当勇猛无畏。陶菊隐这样做，看起来似乎也凛然大义之气不足，卓然自全之道有余。然而，报人舍身抗法固然声震一时，但实际上无拳无勇的新闻记者直面有权有势的军阀政客，正面冲决新闻审查的铁网不仅常常无济于事，反而容易贾祸坏事。如1919年，长沙《华瀛觉报》经理谭笃恭，依仗报纸拥有日本背景，撰文批评张敬尧，随即被张氏诬控罪名，非法处死。[26]记者以退为进通过自我新闻审查来争取专业独立的方式，虽然看似缺乏奋不顾身的理想和一往无前的干劲，但在政府严厉的新闻审查没有发生结构性变化和重大性调整的状况之下，这种以自我新闻审查方式进行的，反抗但不与政府完全对立，妥协但决不向权力彻底屈服的调适性抗争策略，不仅能够有效地缓和新闻事业和权势组织之间的日常摩擦和冲突，而且还能够有力地保护和渐进地发展报人脆弱的职业自主和言论独立。这正如徐铸成所言，采写新闻“发表到什么程度，明写、暗写，掌握适当程度、分寸、火候”，是记者必须修炼和具备的基本功。[27]亦如《新民报》信守的“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办报方针。[28]进而言之，报界正是藉此为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源源不断地提供积微成著的力量。即当时《申报》主笔陈冷所深刻概括的：“做报之用力，不在一时，而在继续。继续又继续，而至于毕生。则其效验，必视乘兴而来，兴尽而去者为大。” [29]
　　
二
　　1920年6月，湘系军阀在湖南人民的支持下驱逐张敬尧成功，谭延闿、赵恒惕等先后回湘主政。在湘系军阀标举湘人治湘的旗帜下，湖南地方报纸一时获得了相对宽松的从业环境，并且新闻记者也得以被邀列席省府最高会议。陶菊隐由此结识了谭延闿、赵恒惕、程潜等在湖南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曾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并藉此进而得窥民国军政波诡云谲的变幻乃至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恰如陶氏所说：“从此，我所接触的新闻人物和历史事件愈来愈多，见闻日益广阔，使我在新闻界跨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30]这为陶氏正式为上海《新闻报》撰写通讯报道奠定重要的基础。并且幸运的是，陶菊隐这时恰好赶上了中国报业史上政治新闻通讯盛极一时的时代。而1920-1926年在南北政局激烈博弈的历史时期，湖南又处关键地位，其战略价值最高，军政形势最复杂，一时成为全国舆论之焦点。[31]凭借从业八年积淀下的丰厚经验，又恰逢天时地利人和机缘际会，陶菊隐开始在报界大显身手，他为《新闻报》每月寄稿20篇以上，每篇1500字以上，采写了大量既关系重大又文采斐然的“长沙特约通讯”。《新闻报》经常将陶氏“长沙特约通讯”登在显著地位，甚至有时代替报馆花重金聘请名家撰写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头条新闻。《新闻报》对陶菊隐亦礼遇有加，半年之内，涨薪三次。当陶菊隐赴沪访问新闻报馆时，总经理汪汉溪盛情相待。陶氏此时此刻，非常自得：“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鼓励，使我更加不知疲倦地愿为该报加倍努力。从此，为他们写通讯不仅成了我的一种副业，也成了我在生活上的一种享受了。” [32]陶菊隐从正式担任《新闻报》长沙特约通讯员起，湖南的政局更是波澜迭起，湘系军阀不仅和北洋军阀、西南军阀、国民党军阀冲突不断，而且其内部谭延闿、赵恒惕、程潜等各派系之间也斗争不已。这些都是重大新闻，但让陶菊隐颇感为难的是：“其中有不少‘政情内幕’，当局列为‘禁区’，我如避而不写，就是对报馆和读者不负责任，如如实报道，又恐引火焚身。” [33]为此，他只能依旧使用那些自我新闻审查的日常抗争策略进行新闻报道。例如，首先将此类稿件改作“北京特约通讯”，使湖南当局无从追究其根源。其次，将此类稿件均由租界邮政系统或以外人名义寄出，以避免政府检查信件。此项办法行之过久，陶菊隐又担心可能引人注意，于是别出心裁将通讯稿改作《长沙归客谈》，请报馆编辑部移登本市新闻版发表。
　　尽管陶菊隐小心翼翼地规避新闻审查，发表了“不少‘政情内幕’”，但亦自己扣发放弃了许多新闻。这似乎表明，陶氏现在将一种作为抵抗军阀高压钳制的策略化的自我新闻审查，转化成一种作为屈服外在压力结果的实质化的自我新闻审查，即他开始自觉自主地削减、隐匿和删除其认为不便发表的新闻。这显然有悖新闻职业道德。对此陶菊隐十分清楚，他承认：“那些‘政情内幕’……‘禁区’，我如避而不写，就是对报馆和读者不负责任。” [34]应发表新闻却未发表新闻，对一个生性“负责”，[35]又将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生命关怀的记者来说，似乎两者间具有无法调和的紧张与冲突，但其实却另具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与面对北洋军阀张敬尧家仇国恨不共戴天的情况不同，陶菊隐和湘系军政要人不再是简单的对抗性关系，他们之间存在着并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其中不仅有某种基于中国亲缘性社会结构所形成的血缘、地缘等“既定性关系”；而且也有出于利益交换所形成的职业化“工具性关系”；并且亦有因意气相投而生发出真情实意的“情感性关系”。[36]如陶菊隐在采访中与赵恒惕、叶开鑫、蒋百里等不少当局政要都结下深情厚谊，甚至成为莫逆之交。对于采写军政要闻的记者来说，在高度伦理化的民国政治世界中，“情感性关系”尤为关键，其既决定着能否建立起“工具性关系”，又影响着“既定性关系”的发展深浅。正如民国知名记者赵效沂所说：“采访军事政治要闻，与采访经济、社会、教育微有不同，对于后者，手脚如果勤快，尚可有相当收获；前者不能靠‘硬闯’。各方关系够，知你甚深，有时你在家睡觉，也会有人告诉你重大的消息。” [37]所以，陶菊隐在采访湘局要人时，“采取‘交朋友’和‘随便谈’的方法，逐步地争取他们的信任。日子愈久，相知愈深，他们对我所要了解的问题，往往就肯一口气全部讲出来，哪些可以发表，哪些不宜发表，让我自行选择”。[38]甚至，关系深处，军事机密，都能与闻。《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对陶菊隐这种以关系网建构新闻网的采访模式极为赞赏，陶氏花多少交际费，报馆就报销多少，全力支持，绝无二话。
　　尽管军政要人面对陶菊隐口无遮拦，尽情相告，但是陶菊隐清楚：“当他们的话匣子打开后，你切不可以把他们所讲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当保密的还是代保密的好，否则下次就不能再聆听他们的高论了。” [39]当时许多知名记者如金雄白、赵效沂等在面对军政要人坚嘱交谈内容保密时，亦如陶菊隐一般，不发表新闻。“采访新闻的原则，要多交朋友，示人以信，该受‘约束’的，应该保持信用，宁可牺牲发表一则新闻，不可失信。” [40]邵飘萍、王文彬等著名记者还将这种经验写入新闻学教科书，上升为新闻工作的一般专业准则。[41]与其他类型的新闻不同，在政治新闻采访中，许多消息来源常常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稀缺资源，甚至有时是记者获知政情内幕的唯一渠道。对陶菊隐来说，信守消息来源嘱咐不发表新闻，是记者采访工作的基本原则，否则便会失去消息来源信任，从而彻底断送费尽心血方才辛苦建立起来的新闻网络；而且这也是中国道德文化诚信守诺的核心准则，否则不但会失去朋友的情谊，而且还会在伦理本位的民国社会中彻底丧失立身行己、为人处世的伦理声誉。更何况陶菊隐又“是个重感情人”，[42]他常深切感怀，“虑此内忧外患夹攻的时代，唯一引以自慰的是中年人的友情”。[43]揆诸实际，确实如此。陶菊隐因采写新闻，屡涉惊险，幸都有惊无险，即端赖其各界朋友仗义施救，大力奥援。其实，当时政局紊乱，军变迭起，朋友间的真情厚谊有时确实比那些政治投机和军事阴谋之中颠倒的是非和混淆的原则更值得人们珍重。所以，在高度伦理化的民国政治社会，记者既可以凭借关系网络极大地打开耳目，但是关系网络亦能有力地管束记者的喉舌。私人关系网络与制度权势结构在新闻审查上，前者通常似乎没有后者所展现出的国家暴力机器的压迫性和震慑性，但前者却比后者在实际操控中更具渗透力与约束力。并且，关系网络消融了外部新闻审查与自我新闻审查之间的界限，使两者混合交融在一起变得难分难解，既使记者丧失了抗争的警觉，又让记者模糊了抵抗的目标。正如陶菊隐在抗争权势结构厉行的新闻审查时不屈不挠，却又在不知不觉地认同关系网络实行的自我新闻审查。更为严重的是，当新闻记者与军政要员之间发生强烈的私人恩怨和个人情仇之时，私人关系网络在惩处记者时比制度权势结构更为任意而残酷。正如在北京日与军阀政客相周旋的邵飘萍强调指出的，我国“一面新闻之纪载亦未上于正轨，凡揭发个人阴私为欧美各国社会所不许纪载之材料，殆触目皆是，即如政治、外交、立法、司法诸端新闻所载，亦毫无规律，政府似熟视而无睹。若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44]值此文禁森严之乱世，新闻审查已成为记者的工作常态，但是记者面对外部新闻审查进行自我新闻审查时亦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这就是记者的“人格之尊严与独立”，即邵飘萍标举为新闻道德的“第一重要者”。[45]所以，当新闻审查触及职业底线时，记者宁可自断职业生命，亦要捍卫其“人格之尊严与独立”。1926年，湖南叶唐战事发生之初，陶菊隐便预感到，由于交战双方都是平时因采访结识的新知旧雨，“我想在报道中不作左右袒是极其困难的”。很快，唐生智召见陶菊隐，要他“对‘叛将’叶开鑫、蒋锄欧之流，应当破除情面，口诛笔伐”。[46]一方面，陶菊隐觉得很难按照唐的旨意办事。因为在新闻审查下消极地不发表新闻，记者固受良知煎迫尚不失其人格独立，但在政治高压下积极操纵记者以新闻来做政争喉舌，则会剁丧记者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唐生智“性格的毒辣”，也令人望而生悸。只要利害攸关，唐氏对同军袍泽、结拜兄弟都痛下毒手，毫不留情，更何况对一个泛泛之交的新闻记者。[47]记者最怕缺乏政要关系，但又最忌卷入这军政派系斗争的漩涡之中。记者在采写军政新闻之时，“原则上，要近得令新闻人物信任，可以采访到独家消息，但也要远得冷静超然，独来独往”。[48]但是，揆诸实际，谈何容易。即使记者只欲立足政坛边缘冷静观察超然记录，但因其与政治离得太近，所以当政潮陡起，劈头袭来，常以排山倒海之力把记者裹挟进政治风暴的中心，将其职业生涯甚至人生命运俱付诸无常。正如金雄白所说：“从民国以来，新闻记者所从事的虽是一项最清苦的职业，而时常会在政争的夹缝中无端端送命。每一次政局有变动，或派系上有纠纷，池鱼之殃，记者也往往成为政坛上权要泄愤的对象。” [49]因此，面对唐生智的不情之请，陶菊隐深明个中风险，立刻决定即日离湘赴沪。
　　
三
　　1926年9月，陶菊隐告别了两湖故土，踏入上海望平街头，期望从此摆脱军阀政客的钳掣，可以自由自在地报道民国风云，但他没有预料到《新闻报》长久以来享有的言论自由环境不久即告终结。1927年，国民党成立上海新闻检查委员会，租界报纸内的中国报纸亦自此开始接受中国官方检查。[50]《新闻报》原属美商不受检查，1929年改华商后也须接受检查。国民党不仅严密控制军政新闻，凡不利于国民党的评论、新闻、图片以及杂文，均被检查员删减。而且陶菊隐当年对付军阀新闻检查的那些自我新闻审查策略大多都没用了。恰如胡政之所指出的，北伐成功“党部成立，言论便渐不如军阀时代自由，因为党人们都从此道出来，一切玩笔杆，掉花枪的做法，他们全知道，甚至各处收发的新闻电报检查之外，还任意加以修改，这比以前的方法，进步何止百倍”。[51]而上海为全国舆论中心，南京政府对上海新闻审查尤为严格。[52]身处其中，陶菊隐无奈而悲愤地说：“国民党检查报纸，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比北洋军阀政府“厉害多了”。[53]但是国民党政治体制实行党政双轨制，党政之间时相轧轹，冰炭水火，党政内部又派系林立，互相拆台，[54]导致其新闻审查出现一片“盲目的、乱动的、消极的”状况。[55]另则，很多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或曾有办报经历，深知报人甘苦，或曾留学英美浸润过自由主义洗礼，思想开明，因此在新闻审查时常常或网开一面，或手下留情。[56]这为记者抵制新闻审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更重要的是，不少报人又与检查官之间缠绵着千丝万缕的私人交谊，如前文所述，这种关系网络既能强化记者自我新闻审查，但记者也能藉此化解政府新闻审查的强度，有效地舒缓始终在新闻审查下进行工作所产生的焦虑和紧张。正如时任上海《时报》记者的金雄白就常常因新闻删扣问题，而与新闻检查委员会“有时在电话中交涉，有时且亲往理论，还是往往吵得面红耳赤。不过私人之间，却有着很好的友谊，公事完了，吵也吵过了，就预约明天的娱乐节目，跳舞与打麻将”。[57]著名作家、政论家和新闻研究者林语堂也深有体会地说，新闻审查制度非常糟糕，但有的新闻审查官员“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58]而此时《新闻报》的情况有所不同，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汪伯奇继承父业出任新闻报馆总经理，其之为人，恰如“全馆人员对他的品评，一致认为他谦虚谨慎，克俭克勤，有过于乃父汪汉老，但优柔寡断，缺少他父亲那一股子干劲、闯劲，这是他最大的缺点”。[59]汪伯奇行事原本谨小慎微，而报纸又因“蒋委员长事件”等接连多起违禁问题迭遭南京政府处罚损失巨大，更让其临深履薄，战战兢兢。为了避免再触党国红线而遭不测之祸，[60]他在新闻报内部推行严格的组织新闻审查。政府新闻检查通常只是一种删减扣压新闻的结果审查，而媒体组织新闻审查则无时无刻地贯穿渗透在选题、布线、采访、写作、编辑、发稿等等新闻日常生产的整个结构和全部过程之中，因此媒体组织新闻审查对报馆记者的约束力远比政府新闻审查绵密严厉。[61]而民国时期，报纸刊登的新闻报道一般均不署名，报馆老板对所刊新闻全权负责。所以，对于《新闻报》这种规模宏大、层级繁复、从业人员众多的大型新闻组织来说，面对政府新闻审查的泰山压顶之力，报馆老板首当其冲。如《新闻报》副总经理汪仲韦就痛苦感到：“重重磨难，有时竟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思念及此，不由得不使人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感到心灰气短。” [62]而记者通常不会直面威胁，即使通过各级主管层层传导到记者身上，记者感受到的亦是经过组织过滤、转化，甚至分解后的压力，所以记者感受到的政府压力多是间接的，而组织压力却是直接的，因此也格外强烈。况且记者原本希望从报馆内部获得抗争外部审查的力量，但是当媒体组织有时不仅不给予记者支持，反而伴随着政治化压力和商业化诉求，变本加厉直接间接地实施更为严格细密的审查，这导致记者对组织新闻审查比政府新闻审查更为反感。《新闻报》采访课负责人顾执中对此满腹牢骚，颇有烦言。[63]而年轻气盛的陆诒表现更为激烈，在被汪氏连续扣发了几篇战地通讯之后，他不堪忍受报馆组织新闻审查和汪氏大吵一番，即跳槽去了《大公报》。[64]汪氏兄弟则因同事和社会不明内情，不予理解，而郁闷不已，“也只有哑子吃黄连，苦向肚内咽”。[65]与长沙的同人报纸不同，那时三五友朋，合伙办报，风雨同舟，利害与共，陶菊隐到新闻报馆来之后，才开始体验到大型商业化报馆内部新闻审查的组织化束缚和压抑。但与顾执中和陆诒不同，作为报馆“红人”的陶菊隐对组织新闻审查的态度更为复杂而微妙。汪氏父子两代对陶氏都礼遇有加，陶氏时常参与报馆最高决策，宾主相得甚笃。陶菊隐本人亦非常珍重汪氏父子与他的多年关系，“没有《新闻报》，就没有陶菊隐”，是其终生感念不已的深情厚谊。[66]兼之陶菊隐在湖南办报多年的艰辛经历，也使其更能理解和同情汪氏面对政府新闻审查的苦衷，以及实行组织新闻审查的无奈。因此，陶菊隐出于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认同而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政府新闻审查，但对汪氏家族的个人忠诚又使其能自觉顺从和主动遵守组织新闻审查。这种理智与情感的巨大张力导致陶菊隐将对组织新闻审查的厌恶全部转化为对政府新闻审查的痛恨。正如陶菊隐在回忆录和各类著作中经常抨击政府新闻审查，但对《新闻报》的组织新闻审查却只字不提。
　　陶菊隐赴沪后的几年，正值国民党新军阀内战不已，日寇侵略中国步步深入的大动荡时期。陶菊隐“经常奔走于平、汉、沪、宁四大埠，接触了一些风云人物，收集到不少当时不能发表的内幕新闻”。[67]1929年，陶菊隐又在枪林弹雨之中随军转战南北，备极艰辛，采访了国民党内部蒋桂、蒋冯、蒋唐三次战争，虽然收获了许多重要的“内幕新闻”，“但均不能见报，等于空入宝山”。[68]陶氏痛心疾首，“有关军国的重要消息……，除不关痛痒的花絮外，我们真不知埋没了多少的珍贵材料”。[69]这时，陶菊隐疲惫而悲哀地发现，他曾经躬逢其盛的新闻通讯时代已然终结，“‘特约通讯’这个行业，在国民党严密控制新闻的局势下，已无用武之地，回湘侍母终年”。[70]不能采写时代风云，就彻底封笔不闻世事。在如此决绝的人生取舍的背后，一则可见陶氏倔强的“湖南骡子”脾气。二则更见陶氏深负隐恨沉痛。恰如对此同样有切肤之痛的民国著名记者黄远生所言：“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 [71]陶菊隐向汪伯奇提出辞呈，“想不到汪先生仍然百端慰解，认为此项‘内幕新闻’，可供编辑部同人内部观摩，有继续收集之必要”，并将其勒为报馆定例。[72]民国许多大报皆有此类制度。如张季鸾就常指导《大公报》记者，在采写时遇到“不能公开的（新闻——引者注）可以写信给我，做编报时的参考”。[73]这种制度亦显示出，民国大报面对记者采写和新闻审查这个棘手问题时充满矛盾和紧张的处理方法：既臣服政府又伺机抵抗政府，既保护记者又时时控制记者。即他们通常不要求记者开展自我新闻审查，而是由报馆根据政府新闻审查的松紧变化来对记者稿件履行组织新闻审查，以定夺是否发表新闻，如何发表新闻。陶菊隐还认为，汪伯奇的百般挽留是因为当时上海其他三大商业报纸或有强硬官方背景，或有深厚政要人脉，汪伯奇想借重陶氏在军政界通天入地的关系网络，为《新闻报》的发展保驾护航。尽管商业报馆普遍反感国民党的新闻审查制度，但也只有凭借中央地方政要的关照，利用各大派系政争的缝隙，才能缓冲纾解政府新闻审查的压力。此外，报馆有时亦需主动寻求政府力量的介入，来抵制公司商社、乡党公所、职业行会，甚至江湖帮会等等其他社会利益集团试图对其施加的社会新闻审查，以维护其自身的新闻自由和职业利益。[74]陶菊隐难却汪氏之盛情，又续任《新闻报》记者。但报业生态的恶化和采访工作的惊险遭遇，使陶菊隐颇感悲哀和失落，“我在汉口混了两年，正如王小二过年一样，一年不如一年，对报馆毫无益处，对自己则不胜老大自伤之感”。[75]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陶菊隐也渐渐退去年轻人的冲劲和憧憬，平添了几许中年人的稳重和城府，而在险象环生的乱世惊魂之中，这种稳重和城府往往或多或少会化作几分颓唐和保守。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名扬四海，匡扶正义。这赋予了记者工作独特的职业尊严和社会价值，但是在严密的新闻审查之下，长久以来一直采写不能发表的内幕新闻，即无从名留翰墨，更遑论伸张正义。这让新闻特有的工作成就感变得绵弱无力，让记者特有的人生价值感变得虚空无着。陶菊隐在愤慨而苦闷之中遂又开始打算不做记者，归隐田园。但在老友许彦飞的殷切劝说下，又心思活动起来，竟然和许彦飞于1934年在南京创办《华报》，报纸不仅办得声势不大，而且还因言论违禁招致处罚。陶菊隐不免有些泄气，遂又重返《新闻报》，担任专栏记者。
　　
四
　　陶菊隐早年为采写新闻，日与政客军阀交际周旋，但陶菊隐实际上是个性格落落寡合，且性情耿直狷介之人。即使在采访军政要人时，陶菊隐有时也会按捺不住其性情，“见其出言无状，也不禁心头火起，不愿再说什么，即拂袖而出”。[76]所以，与邵飘萍、张季鸾、范长江等生性豪爽，性喜交际，天生就是做记者的报人不同，陶菊隐从其本性来讲，原本不是个四方结纳，八面玲珑之人，但出于对新闻行业的浓厚兴味，对清明政治、振兴国家的热切期冀，对新闻“利用舆论权威镇压社会败类”力量的强烈信仰，[77]特别是由此生发的崇高责任而勉力为之。陶菊隐的记者生涯尽管做得成绩斐然，但也做得格外心累，所以每当工作压力和家庭重负交相煎迫之际，他总是感叹“我一辈子的苦命”。[78]但让陶菊隐对记者生涯彻底绝望的是，二十多年的采访生涯，遍历政局，阅人无数，他悲哀地发现绝大多数政客军阀，他们既没有抱持什么真正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也没有做出什么切实利国利民的政治功绩，他们“生在仕途庞杂的本国，不必要真才实学，凭着偷天换日的本领很容易爬上高枝儿”。[79]兼之，“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面对内外交迫极为复杂局势开始推行“新闻一元主义”和“党化新闻界”的政策，除频颁严刑峻法强化新闻审查之外，还诉诸人身迫害、特务暗杀等极端暴力手段厉行新闻统制。[80]即使上海报业巨阀倘若触及政治底线亦难免于难，1934年《申报》史量才被狙身死，翌年张竹平“四社”横遭劫持。而《时报》黄伯惠早就采取“不论主义”，久已不谈政治，[81]《新闻报》的汪氏兄弟行事则更加畏首畏尾。此时此地，意欲监督政府，刷新政治，沪上新闻力量既已无处用力，又且徒劳无力。1936年春，年近不惑之年的陶菊隐终于“看透了政治圈里的一切幻戏”，黯然退出采访生涯，悄然隐逸浦江之畔，利用过去厚积的采访资料，专事近代轶闻、国故丛谈的掌故写作。
　　不到一年，“七七事变”炮声遽响，全国抗战爆发。在空前沉重的国族灾难之下，陶菊隐放弃因坚守新闻专业主义信念，抵制国民政府新闻审查而采取的政治疏离态度，以全副精神投入报人报国的救亡运动之中。陶菊隐在汪伯奇的敦请下再度出山，接着又接受蒋百里将军之邀，冒着极大危险秘密地担任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供情报的工作。恰如他自己所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一点点力量贡献给国家，在历史上空前的外患时期，虽能自洁其身而对国家无所贡献的，仍然不够做国民的条件。” [82]并且他立誓“倘个人也到了最后的关头，遭逢人格之试验，则当抱定最后的决心——临难毋苟免的决心”。[83]在国家生死危亡的时刻他可以放弃新闻职业理想，甚至个人生命完全服从国家救亡图存的召唤，但在国家渡过危机的清平时代他为坚守新闻职业理想就决不再会随意臣服任何权势。所以，当抗战胜利后，孔祥熙父子力邀陶菊隐全权主持《时事新报》担任孔家喉舌时，陶氏敬谢不敏，[84]并从此告别采访生涯，又重拾近世轶闻的笔墨生活，将过去那些未能发表的新闻形诸历史的书写，交付未来的读者。
　　
五
　　民国时代厉行新闻审查制度，在前期北京政府治下，除去作为新闻审查制度“飞地”的租界不论，由于治纪荡然，军阀割据，使其始终未完成新闻审查立法制度化和执法规范化的建制。这就造成当时新闻审查律令在实际实施中因时因事，而时松时紧，兼及军阀政治性格的矛盾性与虚伪性，以及军阀政权兴衰无常所产生的间歇性审查松动和阶段性控制真空，更加赋予新闻记者积极拓展新闻活动空间的结构性机会。但有时这种机会的得失嬗变又颇难把握，此时此地政治正确的新闻，彼时彼地则会引来杀身之祸，致使记者常常对此手足无措，苦不堪言。[85]正如陶菊隐谨慎而巧妙地利用自我新闻审查的抗争策略，在新闻审查的空隙中闪转腾挪，但亦难免几度徘徊文网。对此，即使在军阀政客间长袖善舞的邵飘萍也十分困惑地叹息：“有时过于自由，有时又太不自由。” [86]在民国中后期南京政府执政时，逐步形成了规则制度化和管理规范化的新闻审查制度和实践，在日益严密的文网之中记者们的手脚被越束越紧，虽然记者拓展新闻活动空间的结构性机会消失殆尽，但由于南京政府党政之间龃龉轧轹，党政内部又派系林立，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削弱了新闻检查的效力，依然给报人遗留下随机性的新闻抗争缝隙。
　　民国仍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的新闻审查都是嵌入到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运行。缺乏明确政治信仰的北洋军阀多以个人关系相凝聚，即使信奉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蒋介石集团也依赖私谊网络而维系。这造成军阀政客的个人忠诚与国家政府的政治忠诚相分离，甚至有时个人忠诚高于政治忠诚。[87]政治军事管理体系中的关系格局深刻而细腻地影响着新闻审查制度的实践和结果，由此形成了制度化新闻审查的刚性钳掣与关系化新闻审查的柔性压力共存并重的新闻审查特征。兼之，因当时包括新闻审查制度在内整个政治军事制度建设不足和运行窒碍，关系化新闻审查有时比制度化新闻审查在实际运作中更为有效，从而最终形成一种“弱制度-强关系”的新闻审查结构。在此结构之下，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关系网络薄弱面临的制度化牵掣大，而像陶菊隐、金雄白、徐铸成、赵效沂等这样从业经年、人脉深厚的知名记者则遭受到的关系化压力大。最终，记者关系网络的层次和规模决定了其在新闻审查制度下的抗压能力和突破空间。当绝大多数记者面对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徒唤奈何时，而如陶菊隐、张季鸾等著名记者却能凭借其通天入地的关系在文网森严中开辟一片令人艳羡的相对自由的天地。恰如大公报人略带骄傲地宣称：“别人得不到的自由，我们却还相当地能够享受与运用。” [88]但复杂的是：当国家政府政治忠诚、政治权力与政客军阀的个人忠诚、个人权势相分离或相冲突时，后者通常会动用个人关系网络庇护记者豁免于国家权力新闻审查的压迫；当政客军阀的个人忠诚、个人权势与新闻记者的专业追求、职业利益有分歧或有矛盾时，他们一般会出于个人利益考量以个人忠诚的名义和私人关系的压力积极限制记者要求其进行自我新闻审查；而当政客军阀的个人忠诚、个人权势与国家政府政治忠诚、政治权力高度统一之时，他们则又会动用个人忠诚和政治忠诚的双重名义，启用国家权力和私人关系的双重权势，刚柔并济，双管齐下合力遏制记者，既私下要求其进行自我新闻审查，又联合对其实施外部新闻审查。这样最终在民国时期呈现出一种政府、记者、军阀政客三边角力、动态互制的新闻审查模式。处此三角竞合之中，记者虽然普遍憎恶制度化新闻审查的刚性钳制，但他们却颇为理解和认同关系化新闻审查的柔性压力，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新闻审查。正如陶菊隐通过朋友关系从军政要人中探知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新闻，并且借助军政要人关系网络的庇护在新闻审查中享有绝大多数报人都没有的自由，但他又自觉服从消息来源和媒体主管的关系化压力主动实施自我新闻审查放弃发表报道。
　　概而言之，民国时期在“弱制度-强关系”的新闻审查结构之中，相对国家政府和军阀政客而言，新闻记者通常情况自是弱者，为此其发展出调适性的日常新闻产制抗争策略。这表现在，当他们遭遇制度化新闻审查的刚性牵制时，坚决反抗但并不与其彻底对立；当他们面对关系化新闻审查的柔性压力，采取妥协但决不完全屈服，藉此与国家政府、军阀政客围绕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展开三角竞合，动态互制之中，艰辛而微妙地拓展其新闻活动空间，维护其新闻专业自主。这也是民国时代国家权力、社会权益以及个人权利错综复杂竞合博弈的一段片光流影。■
　　
①张继斋：《三十年中之二十年》，《〈新闻报〉三十年纪念》原书无页码，上海新闻报馆1923年版
②徐铸成：《旧闻杂忆》（修订版）第17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③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第14页，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④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2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⑤张平子：《从清末到北伐军入湘前的湖南报界》，载黄林编：《近代湖南出版史料》（一）第7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⑥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⑦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0-1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⑧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3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⑨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第15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⑩陶菊隐：《家庭恩怨记》，载陶菊隐著：《最后一年》第65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11]池上：《新闻记者与无味姜》，湖南《大公报》1931年3月31日，转引自黄林编：《近代湖南出版史料》（一）第914页，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12]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2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32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沈琼楼：《清末民初广州报业杂忆》，载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状况》第248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14]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139页，王海、何洪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黄林：《近代湖南报刊史略》第6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6]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17]黄林编：《李抱一文史杂著》第2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参见陶菊隐采写的：《呜呼湖南之浩劫》，《新闻报》1918年5月30日；《西报纪湘省之兵祸》，《新闻报》1918年6月1日；《赣西湘东之兵祸志》《新闻报》，1918年8月13日；《凄凉满目之长沙》，《新闻报》1918年8月19日；《驻醴北兵之大为民害》，《新闻报》1919年2月26日等报道。
[19]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载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第104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0]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20-2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1]Chin-Chuan Lee .Press Self-Censorship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ong Kong.Harvard Internationao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3(2)55-731988.
[22]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2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3]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4]邵飘萍：《中国新闻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其事业之要点（遗稿）》，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第2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5]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6]黄林：《近代湖南报刊史略》第300页，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7]徐铸成：《新闻丛谈》（增编本）第99页，三联书店2011年版
[28]王文彬编著：《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第257页，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29]陈冷：《二十年来记者生涯之回顾》，载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第35页，上海申报馆1923年版
[30]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2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31]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3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2]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3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33]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3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34]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3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35]陶菊隐：《家庭恩怨记》，载陶菊隐著《最后一年》第63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36]相关详细讨论和参考文献，可参见杨中芳、彭泗清：《人际交往中的人情与关系：构念化与研究方向》，载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下册）第475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7]赵效沂：《报坛沉浮四十五年》第159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38]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3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39]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3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40]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第187页，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赵效沂：《报坛沉浮四十五年》第2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1]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24-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文彬：《采访讲话》第3页，上海三江书店1938年版
[42]陶菊隐：《家庭恩怨记》，载陶菊隐著：《最后一年》第66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43]陶菊隐：《父爱》，载陶菊隐著：《最后一年》第77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44]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第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第1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6]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94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47]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396-39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下）第34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8]李金铨：《写在时代的边上，写在时代的中心——陆铿回忆与忏悔录》，载张伟国编辑：《大记者：陆铿纪念文集》第268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
[49]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下）第39页，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50]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修订本）第616-62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1]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载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第104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2]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3]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22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54]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9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55]舍我：《新闻史料述评·中宣会召开三种会议》，《世界日报》1934年3月15日
[56]李金铨：《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乾、陆铿、刘宾雁为个案》，载李金铨主编：《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第410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7]金雄白：《记者生涯五十年》（上）第180页，台湾跃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58]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第167页，王海、何洪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9]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05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60]汪仲韦：《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年第2期
[61]［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第195页，徐桂权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62]相关详细讨论参见汪仲韦：《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年第2期
[63]顾执中：《报人生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第35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4]陆诒：《我与大公报》，载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22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65]汪仲韦：《我与〈新闻报〉的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年第2期
[66]陶端：《怀念父亲陶菊隐》，《世纪》2008年第3期
[67]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27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68]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5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69]陶菊隐：《狷介与风流：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第28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0]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5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1]黄远生：《少年中国之自白》，载陈协选编，黄远生著：《游民政治》第4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72]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51、180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3]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修订版）第35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74]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第16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
[75]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7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6]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161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77]陶菊隐：《社会制裁力——心理建设一》，载陶菊隐著：《闲话》第48页，中华书局1940年版
[78]陶菊隐：《家庭恩怨记》，载陶菊隐著《最后一年》第63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79]陶菊隐：《滑头政客访问记》，载陶菊隐著《闲话》第54页，中华书局1940年版
[80]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修订本）第717-73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1]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第31页，复旦新闻学会1931年版
[82]陶菊隐：《风雨之夜》，载陶菊隐著《天亮前的孤岛》第91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83]陶菊隐：《风雨之夜》，载陶菊隐著《天亮前的孤岛》第93页，中华书局1947年版
[84]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第23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85]王润泽：《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事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第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6]邵飘萍：《新闻学总论》，载肖东发、邓绍根编：《邵飘萍新闻学论集》第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7]参见［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第31-62、154页，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仁宇：《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45-246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88]胡政之：《回首壹拾柒年》，载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下）第115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路鹏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研究（1911-1937）——基于工作社会学的视角”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YJC86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