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辉 王雪驹
　　【本文提要】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在武汉初创时期曾一度由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负责，在新闻宣传上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巨大分歧，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抗日宣传工作，甚至在舆论上使长江局处于“半独立”的状态。本文通过对武汉时期《新华日报》新闻报道的分析，还原王明与中共中央对城市办报理念分歧及对报纸言论的影响，揭示其背后的内在原因，并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重回正确轨道的情况加以梳理。
　　【关键词】《新华日报》 王明 周恩来 党报姓党
　　【中图分类号】G210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创办的大型机关报。长期以来，学界对重庆时期《新华日报》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①但是对来渝之前的武汉《新华日报》却研究甚少，尤其是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期间负责《新华日报》的情况更是语焉不详。王明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对立，如何影响到《新华日报》的报道宣传工作？产生怎样的危害？中共中央如何纠正王明的错误，使《新华日报》重回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的正轨？武汉《新华日报》为重庆《新华日报》积累了哪些经验和传统？
　　本文通过史料的挖掘与梳理，研究武汉时期《新华日报》新闻宣传与中央的分歧及纠正的过程，以探讨我党办报工作的历史复杂性，揭示中国共产党办报经验形成的曲折过程。
　　
一、武汉时期《新华日报》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的形成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洛川会议确立了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方针，即中共必须在军事和政治路线上坚持“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②军事斗争结合中共武装的优势和特点，将原来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八路军的任务是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③洛川会议在全党全军统一了政治路线和军事方针的认识。④
　　但是，1937年11月，王明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从苏联返回延安，并在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军队”“统一的政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主张，这与洛川会议已定的方针出入甚大，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抗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反对党对抗战独立领导权及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党的军队应受“蒋统一指挥”；反对游击战和建立抗日人民政府。⑤
　　12月18日，王明与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随后与长江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长江局，王明任书记。当时长江局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工作范围，对中共影响举足轻重，有“第二政治局”的称号。《新华日报》创办之初即为长江局机关报。⑥
　　1937年12月23日《新华日报》党报委员会成立，王明任主席；1938年1月《新华日报》成立董事会，王明又担任董事长，成为《新华日报》实际领导者。在工作上王明热衷《新华日报》的新闻报道和编辑事务，经常就报道的内容和方针提出具体要求。⑦潘梓年回忆，在王明领导下的报社同仁“经常在电话中受到琐细的指责，弄得工作同志们不知如何是好，整天苦恼不堪”。⑧姚黎民则回忆，编辑部主任章汉夫因与王明意见不合而“经常遭到王明的训斥，不久又被王明以派往战地采访为名，剥夺了他编辑部主任的重任”。⑨石西民也回忆：“王明的领导作风完全是家长式的，架子大，盛气凌人，常常抓住一点差错，一骂就是半天。” ⑩王明还借助《新华日报》竭力扩大自身影响，他的长文“刊登时要用大标题，还要登他的照片”。报纸出版前的小样，王明要亲自审阅，如果“他的照片不够大，便亲自到排字房让工人给他换一张大的”。王明对《新华日报》日常新闻报道的影响与干预，使该报成为其政治主张的宣传阵地，走向了一条与中共中央抗日宣传相悖的传播道路。
　　1.政治报道中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新华日报》在国共政治合作初期坚持围绕“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围绕统一战线”的中心进行宣传。1938年1月《新华日报》发表名为《团结救国》的社论指出：
　　首先大家要相见以诚，其次是大家要一切为公，再次要求大家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再其次要大家共同工作共同负责共同发展。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应当是大家公守的信条；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是大家工作的方针。[11]全篇社论的核心精神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下放弃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独立地位，将抗战的主动权和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同月，《新华日报》又发表《关于建立新的军队》的社论，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更加具体化为“八个统一”，即：“要建立真正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组织、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补给、统一政治工作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12] “八个统一”的抗日倾向虽然积极，但是却忽视了中共及其军队在敌后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忽视了中共作为一个政党而应有的独立性，其核心是让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
　　2.军事报道中突出运动战，反对游击战
　　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确定华中地区武装的中心任务是在长江流域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13]但《新华日报》对此主张的贯彻并不热心，不仅不予报道，甚至刊登反对游击战的言论，将宣传报道的重点放在正规军城市作战报道中。1938年1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关于游击战争》的社论指出：“游击战也不是运动战……，游击战只能成为正规战的一种辅助战术……但游击队及游击战争本身，却不能进行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新华日报》质疑中央的游击战策略，提出：“所谓的游击战争，并不是真正的游击战争，或者也不是今天抗战所需要的。有人将运动战误作游击战，以为提倡游击战争，便可阻止敌人前进，这是应当改正的。欲争取抗战的胜利，只有正规战方能消灭敌人，赶走日寇”。[14]而毛泽东在1937年就曾多次提出中共军队“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新华日报》在新闻报道上反映的是王明运动战为主的军事方针观点。
　　3.违反党的宣传纪律，与中共中央分歧公开化
　　王明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分歧，通过《新华日报》报道后扩展到全国范围，这种违反宣传纪律的行为，无异于公开了党内矛盾。1938年2月20日，王明未经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同意，在《新华日报》第三版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这种擅自行事的做法遭到中央的质疑，事后王明解释：“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得（没有）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 [15]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王明擅自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送交国民党，并报送中共中央一份。[16]收到这个“提议”，中共中央认为，反对妥协投降克服悲观失望的倾向问题、武装群众的问题、改善民生的问题等诸多抗战问题在“提议”中没有涉及，在进行修改完善后，电告王明送交国民党，但王明故意拖延不办。4月1日国民党代表大会闭幕，王明复电中共中央说：“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能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产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 [17]4月29日《新华日报》第三版以全文刊登了王明起草的“提议”，而中共中央起草的补救式的电文却未予刊登。由此，王明与中共中央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显然在抗战大环境中，这种对抗不利于党的内部团结，更是对中共中央权威的漠视。
　　1938年5月徐州失守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一文，对中国抗战以来的军事形势做出了科学分析，这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18]对于认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扩大这一著作在国统区的影响，中共中央要求《新华日报》全文发表《论持久战》，但王明以文章“太长”为由，拒绝登载。随后，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提出可分期连载刊登，但《新华日报》却迟迟未予答复。[19]后来，在社长潘梓年的争取下，《论持久战》才得以在《新华日报》出版的“新群丛书”中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
　　1938年7月5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召开，毛泽东致贺电。7月7日，未经毛泽东的同意，王明擅自修改贺电内容，发表在《新华日报》第二版。其间，林伯渠提出发表文章“应与中央商量”，王明回应道，“不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20] 8月6日，毛泽东致电王明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和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21]对于一系列违反党的宣传纪律的行为，王明曾解释道：“这个作风是我在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没有像毛主席那样慎重。” [22]长江局和中央之间的矛盾，让夹在其中的《新华日报》处境尴尬，一方面王明对报社工作的干扰令潘梓年等人不满，另一方面借助《新华日报》，长江局客观上已在宣传工作上脱离了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形成半独立的状态。
　　4.对“保卫大武汉”过度宣传
　　中共中央对武汉会战的基本精神是打持久战，反对“速胜论”。对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中共中央特意致电王明予以指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23]1938年7月，《新华日报》却发表社论提出：“要以三年血战，粉碎日寇的侵略。” [24]忽视了敌强我弱的现实，违背了中共中央对武汉会战的战略判断。
　　武汉会战中，《新华日报》着重强调保卫武汉的军事意义，其宣传的篇幅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从1938年1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到6月份半年时间内，武汉会战成为报纸报道的重点，而对《论持久战》却束之高阁。报道保卫武汉没有错，但是把一城一池的得失看得如此之重，体现的是“城市中心论”的看法。[25]针对《新华日报》的报道，10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布指示强调：“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观念，现在如强调武汉之保卫，则失守后我们宣传鼓动与巩固抗战情绪则会感受很大困难”，“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城一池得失不会决定战争胜负……，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其危急可能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26]这一文件实际上是对《新华日报》的不点名批评。
　　
二、中共中央对《新华日报》新闻工作的纠正
　　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议》，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7]8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带回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关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重要口信[28]：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29]实质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周恩来为主导的南方局。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终止王明在武汉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30]领导《新华日报》社。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
　　周恩来主持该报工作后，首先对报社党组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意识，务必使报社的新闻工作与党中央的路线主张保持一致，始终坚持党对该报的绝对领导。他要求报社主动适应国统区特殊环境，逐步确立了一条面向下层读者，坚持大众化通俗化的办报路线，竭力争取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的支持。[31]周恩来还亲自参加报社组织的读者报告会，听取意见，提高报道质量，参与指导社论的写作。经过周恩来的努力，自1938年9月以后，《新华日报》逐步肃清和纠正了王明对报社的影响，加强对我党抗战路线反正政策的报道。具体表现为：
　　1.加大对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报道力度
　　1938年10月后，《新华日报》在抗战宣传上加强了对抗日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报道，报道中亦开始大量使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相关观点，这在此前是少有的。1938年10月26日发表的社论《坚持持久战！》指出：“我们在目前虽有局部战事之失利，个别城市之丧失，然而从整个过程来说：那么应该说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与胜利，而敌人日陷不能自拔的泥沼。只要我们坚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32]1938年12月6日该报刊登社论《论全面抗战》提出：“（全面抗战）这一口号是与持久战这一口号相关联的。” [33]1938年12月7日又刊登社论《论全面抗战与游击战争》，充分肯定了游击战的作用和地位：“抗战发展到目前的阶段，游击战争在全面抗战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军政当局和社会人士对于发展游击战争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而且从抗战以来……在敌后方广大的区域内已生长了广大的游击战争，并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 [34]武汉会战后期，中共中央就曾指示，“加重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中国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35]可见《新华日报》从新闻宣传、政策表述上已与党中央确定的政治路线、军事方针相一致，并进行了充分的贯彻与宣传。
　　2.进一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与合作
　　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新华日报》竭力维护和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在对待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报道上，承认巩固蒋的领袖地位，对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抗战继续给予积极报道。就此问题，1938年中共中央也曾多次指示：“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 [36] “各级党部在目前工作中，应注意：（一）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巩固国共合作，坚持抗战。（二）反对伪中央政府的出现，反对一切和平妥协的活动。” [37]遵照中央指示，《新华日报》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以鼓励和正面报道为主。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底，《新华日报》连续刊登了蒋介石抗战演讲等社论短评。（具体篇目见表1）
　　通过对蒋介石政府的集中报道，中共向国统区民众和蒋介石政权表示出对国共合作抗战的重视和诚意。在报道倾向上，对蒋介石的抗战活动给予正面评价，且多刊发在要闻版的显著位置，以显示对蒋介石政治领袖地位的认可。甚至蒋介石的一些非正式训词和讲话也都给予积极的报道。这些拥蒋社论的刊登，以及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积极报道，既是《新华日报》身处国统区的一种斗争策略，也是抗战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判断。直到1939年后，随着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蒋介石政权抗战态度日益消极，《新华日报》亦随之发生转变，从拥蒋转变为批判蒋介石政权对日妥协，揭露其对日媾和的卖国行为。
　　3.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共领导人及敌后游击战的报道
　　王明指导《新华日报》工作期间，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报道多为谈话、电文和题词，毛泽东的重要著作仅刊登过《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连《论持久战》也未刊登。此外，在版面安排上，《新华日报》也未曾突出延安和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但在1938年10月后，《新华日报》对毛泽东的报道内容日渐丰富，篇幅加大，题材也更多。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底，《新华日报》共刊登17篇涉及毛泽东的报道，报道内容除了毛泽东的谈话、电文和重要文件外，还有毛泽东的专访及日常活动等。通过《新华日报》的一系列报道，国统区民众对毛泽东和延安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和个人魅力开始在国统区民众中得以树立。在版面的安排上，1938年有关毛泽东的报道多出现在三、四版位置，1939年则多在一、二版，显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正在逐步形成和巩固。
　　
三、结语
　　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在宣传正面战场抗战事迹，加强巩固国共两党合作抗战关系，推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舆论作用。尽管该报的工作受到了王明的控制和干扰，但在报社其他领导人的抵制和中央的决策下，《新华日报》的宣传报道工作并未脱离抗日救亡的大方向。而王明作为长江局领导，把控《新华日报》言论与中央的决策部署相违背甚至对抗，一度将《新华日报》置于党的集体领导之外，这显然不利于党的内部团结，更让敌人有了可乘之机。
　　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的宣传报道工作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及其纠正，从历史的侧面表明国统区党的新闻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抗战背景下，《新华日报》作为在国统区创办的中共报刊不但要与抗战敌对势力、妥协势力做坚决斗争，同样还要应对来自党内的分歧和挑战。《新华日报》从分歧到纠正的转变，也进一步表明“党媒姓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用党报行一己私利，更不能将党报作为与中共中央对抗的工具。《新华日报》作为党创办的报纸，尽管身处国民党统治的抗战大后方，远离延安政治中心，同样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这是《新华日报》的身份认证，更是其身世渊源。■
　　
①国内学界对抗战时期武汉《新华日报》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相关成果主要有：（1）专著方面：石西民、范剑涯所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收集了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为后人研究新华日报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韩辛茹所著《新华日报史1938—1947》，介绍了《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艰难工作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黄淑君、杨淑珍等编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战斗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专门研究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的积极努力和历史贡献。（2）论文方面：在 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新华日报”、“武汉时期”为主题进行搜索，仅有53条结果，基本为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社编辑记者工作事迹、报纸报道事件介绍或报纸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功绩研究上。
②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5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④毛泽东为向全军贯彻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方针，在1937年9月12日至25日不到半月时间，多次对游击战作战原则进行指示，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⑤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9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⑥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要求曾在巴黎办《救国时报》的吴玉章、萧三、廖焕星回国办《新华日报》。
⑦闵大洪：《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石西民、范剑涯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47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⑧潘梓年：《〈新华日报〉回忆片断》，《新华日报的回忆》第5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范剑涯、姚黎民：《新闻战线的卓越指挥员——章汉夫同志》，石西民，范剑涯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2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⑩石西民：《峥嵘岁月——新华日报生活的回忆》，石西民，范剑涯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9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团结救国》，《新华日报》1938年1月12日社论
[12]《关于建立新的军队》，《新华日报》1938年1月29日社论
[13]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20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关于游击战争》，《新华日报》1938年1月26日社论
[15]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9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李志英：《博古传》第27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17]钰石：《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8]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第4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9]王明后来解释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85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20]《林伯渠传》编写组编：《林伯渠传》第227页，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2]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第4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23]《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8年8月6日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致陈绍禹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538页
[24]《过去与将来》，《新华日报》1938年7月7日社论
[25]大洪：《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石西民、范剑涯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476页-47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中央关于目前日军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193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549页
[27]《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863页，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28]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第70-71页
[29]徐则浩：《王稼祥传》第18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上）第4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31]杨润时：《党报实践的光辉结晶——论〈新华日报〉的办报思想》，石西民，范剑涯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第437页
[32]《坚持持久战！》，《新华日报》1938年10月26日社论
[33]《论全面抗战》，《新华日报》1938年12月6日社论
[34]《论全面抗战与游击战争》，《新华日报》1938年12月7日社论
[35]《中央关于目前日军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关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193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549页
[36]《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938年8月6日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致陈绍禹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538页
[37]《中央关于广州武汉失守后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3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553页
　　
齐辉 王雪驹/齐辉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雪驹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研究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抗战新闻传播史研究”研究成果，编号2015YBCB057，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及李金铨教授的帮助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