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宪阁
　　作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不少人对内参可能并不陌生，对新闻从业者来说更是如此。但熟悉未必意味着理解，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层次上，如何将熟悉的现象加以陌生化，并予以社会科学理论的提炼与解读，对探索中国经验、建构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与理论思考，既有必要性，也有挑战性。本文将尝试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独特的内参现象。①
　　
内参在中国
　　2005年初，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学期间，注意到中心收藏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内部参考》。②粗略浏览，发现内参现象对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的运行过程非常重要。
　　以毛泽东为例，在决策过程中，除了个人性格、思想观念等之外，其想法实际上也受到大量外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为在做出决策之前，他先得了解形势；而要了解形势，就得依据一定的信息，比如基层群众和干部怎么想，甚至国际上如何反应等。1957年春毛泽东到山东、上海等地视察，推动整风。起初党内很多人不理解，毛主席对此解释说，自己脑海里的每个问题，不论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是根据下面的意见来的。那么，内参正是他赖以做出判断、进行决策的信息渠道之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等可为佐证。其中收录了不少毛泽东批阅过的内参材料，为理解其何以判断形势、形成决策留下了重要线索。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1989年春在美国访问期间应邀做过一场学术演讲，主题是关于中国领导人是怎样决策的。他也提到，中国领导人通过很多途径来获取信息，进行决策。比如“党政机关建立的全国范围的信息网络”，以及报纸、电视、通讯社等新闻机构提供的信息。③在这里，内参资料显然亦应包括在内。
　　曾有报道指出，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和中共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内参》，是高层领导最喜欢的两份内参。④中央党校进行建言献策的渠道比较多元而畅通，有直接送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有供部分干部阅读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有反映研究新观点的《理论前沿》，还有公开发行的《学习时报》等。
　　关于《思想理论内参》，郑必坚曾指出，其宗旨是向党中央提供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决策参考。⑤每期发行大约200多份，直接送达政治局书记处，重点栏目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动态、政策建议，另外也包括国内外的思想理论动态和评介等。
　　而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则属于媒体类内参。媒体类内参主要是指各新闻部门向其对应的上级部门，以及中央的高层机构提交的一些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适宜公开发表或报道的资料。当然这些资料的具体叫法可能五花八门，有的叫汇报，有的叫汇编，有的叫动态，有的叫清样，还有的干脆就叫内参。但不管叫什么名字，都起着向管理机构和决策群体提供信息的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刊物明明是公开发行也叫内参，比如改革内参、理论内参、教育内参，甚至还有投资内参。为什么要冠以内参的名义？恐怕主要还是给人以很神秘的感觉。原来是深不可测、遥不可及的东西，现在突然变得咫尺可探、伸手可及，满足了人们了解某些内幕消息，甚至对高层政治的那种偷窥欲望，满足了民间或社会上对内参充满各种夸张的、未必真切确实的想象。
　　
政治传播研究的兴起及其与内参的可能关联
　　2013年底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组织的一次学术研讨活动中，几位学者在发言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内参现象（主要指媒体类内参）。比如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在谈及中共新闻史时，就特别提到内参。他提出，内参究竟是情报，还是什么？要是按照情报来理解，起码是要由特殊身份比如特工间谍之类来完成的，可是内参显然不完全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情报，那么是新闻吗？因为毕竟有些是新闻部门提供的材料，但是好像又不是那么专业。那么是宣传吗？可是宣传是对外的，面向普通大众说话；内参却是针对内部的，面向党政领导干部。那么它是大众传播吗？也不是。内参面向组织内部，更多是一种组织传播。
　　对种类丰富、形式多样的内参现象，⑥应该如何解读和分析呢？笔者认为，不妨放在政治传播的框架下来思考。
　　政治传播学是晚近才兴起的比较新的一个学科分支。最初并未被归入政治学，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列入传播学领域。国际传播学会在1973年第一次成立了政治传播学部。直到1993年，学者阿达·菲尼特在编辑出版《政治学：学科的状态》时，第一次把政治传播学纳入政治学学科范畴。到现在，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学科发展得非常快。从1950到1970年代，政治传播学的文章只有1500篇左右；可是到了1980年代，10年间增长到3961篇。⑦
　　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起初比较零散，近年则逐渐兴起，甚至有望成为新兴的学术热点。这至少表现为政治传播研究机构的渐次成立，相关学术研讨活动逐步展开，研究文章频见发表，博硕学位点也在不断设立。⑧
　　那么内参现象能否容纳到政治传播的分析框架中来？曾有研究者认为，政治传播有四个领域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会比较突出，即第一是有关选举的传播，这是政治传播学最初的、也是通常所理解的领域；第二是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的关系；第三是有关政治修辞的研究；最后是政治态度、行为以及信息的研究。按照这个框架来看，内参可属于有关政治的信息的传播与沟通研究。⑨
　　这些年来若干媒体的报道里面，也有不少提到了内参。比如2008年《凤凰周刊》就发过一篇“内参揭秘”，后被多家媒体转载；现在网上关于内参的描述，大多来自这篇报道。2013年凤凰播报又做了一则题为“内参治国”的报道。
　　原来供职于《改革内参》的一位作者，前两年也写了篇文章，刊发在新华社《瞭望》周刊，题为“地方官为何怕内参”。直接缘由是201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的一份假冒的中央内参，内容涉及替矿工讨要欠薪，有人拿着内参来压下面的人。为什么下面的人就害怕？这种心态值得琢磨。首先是来头很大：“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委员会（中央）构建和谐社会课题组。”其次是那些用语：“由于上述事宜涉及政策性强、社会影响面宽，且紧临十八大政治敏感期，课题组暂以《要情通报》形式，首发当地党委政府，且特别补发呼和浩特市建委，二十个工作日后，视情而定作为典型材料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和领导参阅批示。”看了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内参”，谁不害怕？当然这份假内参后来还是被揭穿了，但此事的确反映了内参在民间，或者说在社会想象中的巨大威力。
　　上述文章在作者自己的博客上贴出来的时候，用的标题是“内参政治的现状”。“内参政治”，当然仍是媒体报道用语，还不是严谨的学术概念，但怎样把这些“经验现象上升到抽象的学理层面”，这正是学术研究的任务。
　　
内参资料、信息沟通与政治传播
　　关于内参的严肃研究，首先要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教授。作为国内最早提出应注意内参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内参现象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独特形式。结合已经公开整理发表的《邓小平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尹韵公教授陆续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包括内参的机制、邓小平和内参、毛泽东与内参等。⑩
　　台湾地区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内参现象。比如黄正楷就在其硕士论文中考察了1957年前后新华社《内部参考》功能的演变。据他分析，《内部参考》起初仅限地委以上干部才能阅读；而在实际过程中内参又成为上下层干部之间的信息联络渠道的确有助于政策的推行。在承担下情上达任务的同时，内参也体现出一定的上情下达的功能。由于制度设计的内在缺失，以及越来越趋于紧张的政治气氛，内参在功能上逐渐有所改变，即从侧重搜集基层信息的耳目，到被认为是透露和传达高层动态的喉舌。[11]谈到内参研究，还应该提到瑞典学者沈迈克教授。2004年应邀来华参加当代中国史高级论坛时，他提交了《信息、决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考察毛泽东是怎么去获取信息，并据以判断形势、形成决策的，以及它和文化大革命的关联。其中提到了内参问题。[12]像这样从信息与决策的角度谈内参，对今后的研究很有启发。[13]另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学者孙旭培先生就在《传播结构与领导层的信息结构》中谈到中国政治中的信息传播问题。在他看来，“内参”只是人际传播的延长，并不能担负起输送充分、及时、准确的监督信息的功能。他还列举了人际传播在监督过程中(特别是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弊端。如信息损耗、信息失真、受人际关系影响太大，以及信息本身无从得到监督等。[14]当然，孙旭培先生主要是从人际传播的角度谈的，并没有使用政治传播这样的概念。当时常见的描述是政治沟通，和政治传播虽然相近，但毕竟还不完全一样。也是在此前后，政治学者俞可平从政治沟通的角度分析过中国的信息传播问题。[15]另外，李侃如教授初版于1995年、随后被美国各大高校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也有专门章节谈信息的传播与决策，其中特别提到内参。
　　内参如此，政治传播如彼，怎么来描述内参和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关系？或许可以借用某经济学家的一段话来帮助释疑解惑——某些现象已经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而是变成了“政治经济学”问题。这当然未必是妥当的类比，但有启发。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像内参这样的现象，用严格的传播学等规范的语言来描述未必恰当和适用，甚至也未必能框定得住，但这里面确实有些政治性的因素和话题，或者说离不开政治的影响。
　　陈力丹教授曾说：如果写一部建国以来新闻学研究的历史，“无论作者多么强调新闻学术的特点，恐怕前四分之三不能不写成政治或政治运动史，后四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点像政治史，一条明显的线索贯穿在整个新闻学中”。[16]内参的出现、形成和发展，也可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关注、思考和研究。翻翻我国新闻学教材，就会发现里面往往会说写好内参是记者的本分，或者是记者的本职工作。大概自2000年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在讲党内监督时，也经常把公开报道和内参报道，都看成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
　　
小结
　　学理上现在也许还很难归纳内参现象到底属于哪个学术领域，但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中，内参现象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作用和影响，并与政治发生关联。内参现象可以借用政治传播学来加以解释（当然也可以借用阅读史等视角），在可能的情况下，或许还会对既有的政治传播及相关理论做出补充乃至修正。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类似的现象还有不少。借助于跨学科的视野，并辅以相关的社科理论工具，可以在史料梳理与史实重建的基础上，设法提升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理论意味，拓展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空间。■
　　
①这是2014年6月应邀与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交流的记录稿之第二部分，略有修订。
②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各种资料的指示》。1949年9月22日，新华社根据中央指示正式出版《内部参考》，刊登记者反映的国内外重要情况，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藏的那这套内参资料，起于1949年，止于1964年。
③胡乔木：《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71-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王绍光认为，今日中国六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依然并存；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相比，随着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内参模式”成为常态，“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外压模式”频繁出现。参见《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⑤郑必坚：《怎样办好一个有分量的思想理论内参》，2000年4月30日，收在《郑必坚论集：关于历史机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道路》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尹韵公提出，与以反映国外动态为主的《参考消息》不同，群众来信、各部门和各地区内参、媒体内参等共同构建了以反映国内问题为主的内参及其机制之框架。参见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
⑦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第5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⑧刘宪阁：《作为新兴热点的政治传播学》，《青年记者》2016年1月上
⑨张晓峰、赵鸿燕：《政治传播研究：理论、载体、形态、符号》第5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⑩尹韵公:《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邓小平与“内参”》，《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毛泽东与内参：基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搜索》，《中州学刊》2013年第11期
[11]黄正楷：《1950年代中共新华社〈内部参考〉的功能与转变》，台湾政治大学2006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12]沈迈克：《信息、决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载《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13]国内也有政治传播学著作是从信息传播角度着眼的，但并未特别关注内参。如李元书主编：《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政治传播学的分析视角》，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4]孙旭培：《传播结构与领导层的信息结构》，载《当代中国新闻改革》附录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俞可平：《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1988 年第3期。其新近看法，参阅俞可平：《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载《现代传播》2015年第9期
[16]陈力丹：《新闻学：从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原载《新闻学刊》1988年第6期，转引自陈力丹：《不能忘却的1978-1985年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第313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刘宪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