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 潘玉
　　【本文提要】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舆论的内涵逐渐呈现出复杂、广泛的特征，其观念传播与实践表达均发生极大的变化。目前，舆论的历史研究虽有部分成果，但其研究议题存在局限性与分散性，研究范式尚未建立。因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切合中国舆论发展规律的舆论史研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认为，中国舆论史应建立以媒介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范式，既关注舆论自身观念、构成要素的变迁，又重视探究舆论与社会各影响因素的外在联系；以媒介演进为脉络，以媒介的社会实践为阐释进路呈现舆论的发展脉络成为舆论史研究的方法路径；在研究目标理念方面，应凸显舆论的主体特色，反映中国舆论史研究的创新性。
　　【关键词】舆论史研究 媒介与社会 范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1
　　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舆论的传播与表达在观念与实践两个层面均发生巨大变化。就舆论的主体而言，从字面上看“舆论”即“舆人之论”，表明舆论的主体为公众。但在现实的传播实践过程中，舆论主体还涉及政治家、团体组织、大众媒体、知识精英等不同言说群体，他们代表公众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舆论的内涵。在舆论的言说形式上，大致经历了由口语表达、文字表达、声像表达到当前互联网时代下多元形式融合的表达形式。其中，现代化媒介技术的兴起扩大了舆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因而传播媒介成为舆论生成与传播的重要载体。舆论表征社会公共生活，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因而从传播议题上看，舆论更多呈现出关注政治生活领域的表达。然而，舆论也隶属于经济、文化等范畴，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①综上而言，舆论的概念内涵具有十分复杂、广泛的特征。
　　舆论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舆论史研究应在关注舆论自身内在逻辑的同时，更加深入探究舆论与社会各影响因素的外在联系。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研究更加聚焦于当前某一热点舆论事件的引导与调控，缺乏对舆论进行历史溯源式的学理研究。研究仅反映出舆论发展中的一个侧面，造成舆论的历史研究虽有部分成果但研究议题存在局限性与分散性，未呈现出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因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切合中国舆论发展规律的舆论史研究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尝试从研究范式、方法路径、目标理念三个层面探讨当前中国舆论史的研究现状及困惑，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舆论史研究创新性进行思考。
　　
一、研究范式：媒介社会学的研究范式
　　舆论研究起源于政治学，在此后的发展中，传播媒介对舆论的生成与表达的影响愈发凸显，逐渐受到新闻传播领域的关注与讨论。因而，目前舆论研究处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研究范畴。从现有研究来看，新闻传播领域的史学研究存在“政治史化”“革命史化”②的状况。无论在历史分期、历史观念、整体思路以及人物事件评述等方面都以革命史为研究范式，旨在体现史学研究连续、统一的进化观与时空观，导致新闻传播史研究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趋向”。③目前，舆论研究处于新闻传播研究范畴内，舆论史研究也免不了受此局限，常以政治史、革命史为方法论，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于舆论发展的直接影响，而忽视了从舆论本质要素、舆论自身观念、有关舆论的核心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的探究与分析。
　　中国舆论史媒介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提出，目的在于从以往新闻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中走出来，提升舆论史研究的阐释性与理解性，而不仅仅作为一种描述式的历史梳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主任刘擎教授认为，中国舆论史研究应从思想史和社会史角度出发，做到“舆论有故事，故事有舆论”。④既关注舆论的生产与传播是通过怎样的媒介技术形态来实现，反映舆论自身的变化轨迹，又要探讨媒介技术演进背后的社会实践、制度表征与社会语境，体现媒介、舆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舆论史研究以舆论为研究中心，关注舆论的本体研究，探讨舆论基本构成要素的发展特征。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首先为舆论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即不同时代下，舆论是通过哪种媒介形态而形成的，其生产流程是怎样的，其中受到政治、经济等哪些因素的影响。其次为舆论的类别和内容，即通过上述生产机制形成了怎样的舆论。一般来说，舆论包括政论型、知识型和娱乐型。第三为舆论的接受史，即对舆论的功能及影响进行评估。通过不同时期突出的形态载体与传播方式，反映出舆论所承担的功能的变迁，即形成政治教化功能、教育认知功能、娱乐的功能转向。⑤另一方面，我国历史发展的丰富性与独特性决定了舆论史研究应将舆论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体现不同时期舆论的独特性。舆论史研究应结合特定的社会情境，以舆论与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结构状态为研究对象，揭示出舆论与社会系统的密切关系，探寻其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媒介社会学的舆论史研究范式，旨在达成一种系统的、互动的、动态的历史，既关注舆论自身的生成、传播与消费的动态过程，体现舆论特征、功用的变化过程，同时注重舆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展现一种宏观的舆论发展面貌。这一范式体现了舆论史研究的两种特性，即开放性与互动性。开放性旨在延伸舆论的内涵与外延，通过深度挖掘不同史料之间的内在逻辑与结构，反映不同言说群体、不同形态载体、不同实践活动对于舆论的理解与建构。互动性旨在反映不同舆论主体、形态之间，舆论与社会系统之间的话语竞争与互动，从而呈现舆论的公共叙事。⑥
　　
二、方法路径：以媒介演进为研究重点，以媒介实践为阐释路径
　　媒介不仅可以记录所处时代的历史社会状态，呈现舆论表达的内容，而且能够引导、组织与动员舆论，并由此形成强大的舆论思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与行动，推动社会的变革与发展。⑦媒介运作同时在四个层面，即“作为一种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组织的机器和在一个场景中组合内容的方式，以及作为接收体验的空间”。⑧不同历史语境凸显出不同的主流媒介形态，成为舆论生成与传播的重要手段与渠道。媒介形态可以是如古代先秦歌谣这样的口语表达、⑨以近代报刊为代表的书面表达，也可以是像宋代书院这样的作为一种组织机构与言论空间，⑩还可以是邮驿等体系建立背后作为一种现代化制度的表征[11]。媒介作为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载体，映射出其深层社会实践与制度表征。因而，以媒介演进为基本脉络，以媒介的社会实践为阐释路径来呈现舆论的发展脉络，成为舆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一）媒介技术的演进
　　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而言，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会形成其相对独立的运行逻辑与传播特点，在舆论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建构了由这一媒介而形成的舆论内涵。在技术赋权影响下，实现了舆论格局的重塑。[12]因此，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于舆论的意义建构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舆论是通过怎样的媒介技术而形成的，其产生机制如何；第二，通过这种媒介技术形成了什么样的舆论；第三，一种媒介技术的形成必然与复杂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由此形塑了舆论的复杂特性，因而需要对舆论所发挥的功能的变革进行评估。[13]作为一种载体与工具，媒介的价值在于影响与变革了舆论所形成的言论空间、舆论呈现形态、舆论参与主体、舆论呈现议题、舆论所发挥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而体现媒介、舆论与社会形成相互叠加的互动作用。[14]（二）媒介的互动观
　　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出现与兴起，为国人构建公共舆论空间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为国人自由发表见解、对国际国内事务进行评判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15]任何一种媒介的产生都会构成一种交往网络空间，反映出舆论思想观念、言说主体、呈现形态、舆论地域分布结构等因素的互动与抗争。[16]因而，舆论史研究不仅应该从时间维度上梳理舆论的发展历程，还应建立舆论史研究的“横向发展”，[17]即关注某一历史语境下，媒介之间的互动观、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以及舆论表达过程中跨空间地域的互动关系，进而确立完整的、立体的舆论历史观念，反映舆论发展的复杂性与多面性，[18]揭示舆论历史生成、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从而建构舆论研究的历史坐标系。
　　每个时代都有新媒体。[19]新媒介的兴起会产生新的形式、策略与理念，对其他媒介形成一定的冲击与影响。因而，舆论史研究应该注意到不同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影响。如近代公共舆论的表现不只是报刊舆论，可以呈现出各种形式的告示、揭帖，也可以表现为民间的集会演说，到之后电报、电话、广播的引入，产生公电、专电等舆论呈现方式，由此呈现出舆论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政治家舆论、精英舆论以及民间舆论。[20]又如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在各自的舆论制度下，出于政治和战争需要，以多样舆论手段（布告、报纸、书刊、广播、通讯社等）、行为配合政治军事战线，开展舆论攻势，产生出强大的阶级舆论，影响着群情民意。[21]通过不同媒介对于同一舆论议题的意义建构，使有关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互动关系中得以深入，呈现出舆论在不同互动空间中的宏观层面。
　　舆论史研究还应该重视我国舆论发展历史的空间地域维度，即如何在历史的叙述中，彰显中国舆论史的空间分布结构特色。[22]由于地理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舆论的表达中反映出来，因而舆论在异质性的地域空间中形成，具有其特殊性与多样性。
　　（三）媒介的社会实践性
　　当前，多学科融合成为舆论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原因在于舆论内涵的多元复杂性。因而，舆论史研究需要考虑媒介与社会诸多因素的互动关系，将舆论放在更宏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反映媒介对于舆论表达的功能与作用。如微传播成为新兴传播方式，正在改变中国的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微传播重构的文化权力关系以及不同文化身份主体表达的多元话语政治间的博弈。[23]作为舆论主体的社会公众的主体性得到极大提升，由以往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与见证者，使政治议题走向日常化、生活化。舆论史研究在此互动机制下拓展了其研究范畴，涉及有关舆论研究的各个侧面。
　　将媒介研究从媒介内容、生产结构中解放出来，关注媒介的开放性实践。[24]从媒介实践的变化过程中反映宏观的社会语境，进而将舆论史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进行探究，体现舆论与社会变迁深层的互动关系。舆论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其发展自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但作为一门专门史研究，只有将上述因素纳入到舆论史研究中进行考察，以舆论为研究中心，围绕舆论基本构成要素与专业话语对其发展历史进行叙述，才是舆论自身的历史研究。
　　
三、目标理念：凸显舆论的主体特色，反映中国舆论史研究的创新性
　　“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镜，以其发展为纬”。[25]舆论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显像，应反映其历史情境中的生动性与复杂性，将鲜活的、显著的时代特色突显出来，而不能简化为一部阶级斗争史。因而，舆论史的本体探究是十分重要的，其目的在于构建作为一门独立专业的主体性，找到舆论史自身的研究范式与框架体系，建立专业史的学术地位，用符合舆论史研究的专业特色的术语来还原舆论史的研究，进而建立中国舆论史研究的主体意识与创新特色，并在现实的舆论实践活动中自觉承担其专业职责。
　　（一）民族特色
　　我国舆论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层的文化内涵，并与当时的政治与权力联系密切。学者车英等人指出，中国舆论不等同于西方所说的舆论，其形成与演进有着自己的民族特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26]因而，舆论史研究应关注不同空间地域的特殊性与多样性，通过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如以口述史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尽可能挖掘一手研究资料，将个人的经验、风俗习惯、文化记忆等进行全面的收集，对这些经历与记忆的建构进行深描。[27]通过事件亲历者的讲述将问题还原到具体的情境中，反映这一时空维度下舆论的民族特色。
　　（二）中国特色
　　中国舆论史研究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中国问题意识的，并能够参与到世界话语体系的历史言说方式。因而，舆论史研究须建立具有“在地感”[28]的中国舆论史主体话语。具体来说，需要从中国舆论史的问题情境出发，探究中国舆论生成与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建立有关舆论史研究核心问题的敏感性、现实感与强烈的社会人文关怀，并深入到中国舆论史深层的结构关系当中，探求影响中国舆论发生与发展的内外部因素。
　　（三）时代特色
　　中国舆论史研究应以“舆论”为研究主体，重视以舆论内涵与舆论观念为主体的舆论史的发展特征与规律，重视史料与原始资料的积累、考证与深度挖掘。在文献诠释方面，应尽可能引用原始文献，并深入到当时文献所在的历史情境，回到原点进行阐述。[29]同时，摒弃以往对通史研究的方法路径，反映舆论发展的独特属性。在舆论史的研究中，应深入分析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事件、媒介、角色当中，在历史脉络中用具体的个案、实践来分析舆论鲜活的历史发展。在丰富生动的史料中呈现出舆论史研究的专业特色。[30]在媒介与社会变迁的脉络中找寻展现历史中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以点带面，用舆论变化过程中显著的时代特征来表征舆论史发展的规律，在形成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的基础上，针对舆论发展中的焦点问题自觉地展开探讨与争鸣，呈现出中国舆论史研究的创新性。■
　　
①④⑤摘自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擎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②戴元光、陈钢：《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与范式创新》，《当代传播》2010年第5期
③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⑥摘自《新闻记者》主编刘鹏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⑦[14]陈虹、潘玉：《跨学科视野下中国舆论史研究体系构建》，《新闻记者》2016年第10期
⑧转引自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⑨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潘祥辉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⑩摘自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周军老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1]摘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侯东阳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2]摘自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3][22]摘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学》主编周武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5]袁德娟：《中国近代报刊舆论主权的重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0期
[16]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路鹏程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7]张昆：《横向发展——新闻史研究的新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4期
[18]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唐小兵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19]转引自朱从兵：《作为“新闻史”、“文化史”和“媒介史”的报刊史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0]摘自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杨萌芽副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21]摘自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田雷老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23]摘自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张爱凤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24]黄旦：《新报刊（媒介）史书写：范式的变更》，《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12期
[25]朱传誉：《报人·报史·报学》第280-28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6]车英、欧阳云玲：《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7]摘自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陈虹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28]阳海洪：《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8页
[29]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严佐之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二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30]摘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在“中国舆论史”跨学科工作坊第一期上的演讲精华实录。
　　
陈虹 潘玉/陈虹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潘玉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