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菡菡
　　【本文提要】“学术规范”的核心要义是学术传统和研究问题，“范式”则是且仅是学术传统的构成部分。“范式”从回答研究问题中来，也能启发新的研究问题。传播学的多元学术传统决定了自身的“反学科”特质，实证主义不是传播学的唯一“范式”或“主流范式”。研究者需要告别对“主流范式”的想象，回到学术传统，重视研究问题。从问题出发，去理解“范式”、传承“范式”，才能达成传播学的知识创新。
　　【关键词】传播学 反学科 范式 研究问题
　　【中图分类号】 G206
　　“记叙文”是否也是学术论文？或许是因为“记叙文”这个比较通俗化、形象化的比喻，《新闻记者》微信号刊发的两篇以民族志为方法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可扫码阅读）①有学者质疑，这两篇“记叙文”只是“讲故事”，不符合传播学的“学术规范”。对此，论文作者以及长期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者都提出这两篇论文至少不是记叙文，而是有问题、有田野、有结论的论文。而另一些定性研究的学者，则含蓄地回应说民族志方法可能只能偶尔为之，更多的传播学论文还是要回到“主流”“范式”上（而不是主流“学术规范”上）。
　　这一场讨论中的关键词有两个：一是“学术规范”，二是“范式”；另外，还有一个延伸概念“主流范式”。在讨论中，学者们并未特别提及这些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两个概念之间差异明显，但在一些语境中却又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如果不厘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将符合“学术规范”的要求，变成符合“研究范式”甚至是符合“主流范式”的要求，就会造成年轻一代学子的误解。同时，如果类似民族志这样的定性研究方法都不能被称为“主流”，也就是所谓真正的传播学，那么以思辨为特征的传播哲学，就会面临同样的质疑。倘若如此，传播学科就容易陷入画地为牢的境地。
　　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强调“学术规范”和“范式”这两个概念间的差异，来论证传播学所具有的“反学科”特质，并分析传播学发展的真正动力，其实不是因循“范式”，而恰恰是告别“范式”想象，回归研究问题。
　　
“学术规范”的核心要义：学术传统及问题意识
　　在探讨何为学术规范之前，我们必须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学术传统”。
　　蒋寅在1994年就曾尖锐地指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不太提到，那就是学术传统”。②这一情况在当前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中同样存在。
　　当然，国内传播学术史的研究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似乎并未真正融通于实际的问题研究之中。
　　正如蒋寅所说：“了解本研究领域的学术史，阅读专家的著作和经典文献，不仅可以知道什么问题被提出、被解决，什么问题研究到什么程度，还可以掌握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和解决的方式。” ③无论是要继承传统，还是融合传统，甚至打破传统，都需要学者了解学术传统，确定研究问题。
　　对于学术传统的尊重，表现在对他人成果的尊重，在具体操作上就是拒绝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在引文注释方面做到完整。早在1994年前后，学术界就开展了一次旨在尊重学术传统，反对学术不端的“学术规范化”大讨论。④
　　对于学术传统的尊重，其目的是确定研究问题，尝试创造新的知识。创造新知识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一个伟大的发现，往往基于无数默默无闻、平淡无奇的研究。一个研究能否创造出新知识，尤其能否创造出全新的知识，这是不可预期的；但一个研究必须要有问题意识，有对创造新知识的尝试。
　　因此，学术规范不是指一定要用特定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指一定要遵从特定的写作格式，它的核心要义在于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
　　有了对学术传统的尊重，有了问题意识，才能够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谈学术规范。评价一个研究的方法是否符合规范，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它能否回答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本身是不拘一格的，在传播学领域内尤其如此。正如雷纳德所言：“研究文学，用得最多的是定性的方法。而在历史学领域，则广泛使用历史的方法。心理学研究中，实验的方法占主导地位。然而，传播学者们需要使用所有这些方法才能解答传播领域的问题。” ⑤但是在当前的传播学界，学术规范一词，更多指向的甚至都不是研究方法，而是研究技术，比如是否运用了最新的定性编码软件，是否采用了回归分析，能否绘制出漂亮的社会关系网络图。研究技术的确非常重要，但必须要在研究的整体性中去评估其恰当性。
　　回到两篇优秀硕士论文，应该说都遵循了基本的学术规范。《母亲的故事》抓住了“自我”这个学术概念，其问题意识落脚于自我如何建构；而《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则遵循媒介与社会研究的学术传统，将问题意识落在媒介与族群、媒介与人的社会化、媒介与人的现代性等传播学传统命题。当然正如不少学者所言，这两篇论文依然是稚嫩的。其稚嫩的表现，就是问题意识仍然停留在“意识”，未能聚焦成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问题。它们未能在理论的层面做更多阅读和挖掘，也没有抽象出令人惊艳的学术概念。但这些都不影响它们在学术上的规范性和优秀表现。
　　
“范式”是，且仅是“学术传统”的一部分
　　如果说学术规范要求一个研究有继承、有问题、有方法，那么“范式”就是要求一个研究有特定的继承，特定的问题和特定的方法。
　　“范式”一词由原创者库恩提出，但在广泛的学术运用中，已经被赋予了各种内涵，“范式”之前的定语也在不断增加，比如“研究范式”“分析范式”“理论范式”等等。
　　我们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去重新理解“范式”概念。事实上，库恩正是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基础上，提出“范式”概念的。库恩从学术传统出发，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并尝试了知识创新。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家，库恩面对的一个传统问题是“科学是如何发展的”，正是为了回答它，并与休谟、波普尔等科学哲学家提供的答案对话，库恩才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作为分析工具。
　　国内不少论文谈到库恩时，往往会出现一句“根据库恩的定义，范式是指……”但实际情况却是，“他从未给范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⑥“而且随着思想的深化，相继提出在概念的外延和内涵上类似于范式的专业母体、分类学和辞典去替代范式一词”。⑦在后来的学术讨论中，“范式”一词的内涵逐渐被理解为“学科母体”的内涵，成为一个在学术传播中形成的特殊概念。学者们认为，“范式”一般包括一个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经验、价值观、概念、符号、范例。
　　国内已有传播学者提出，“范式”的表层结构是理论和方法，而深层结构则是价值观和学术人格。⑧但如果没有具体的研究问题做嫁接，价值观就永远是价值观，不能指引真正的研究，也就不会创造出理论和方法。
　　我们需要重新强调“范式”的作用——那就是寻找问题、启发问题。在库恩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原理》等都可以成为一种范式的开山之作，这是因为它们“都在一段时间内为以后几代实践者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并“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⑨在库恩看来，社会科学应该还处于“前学科”时期，因为“在社会科学各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种‘范式’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⑩库恩的这个论断一方面可能表现出他对社会科学的隔膜，另一方面也说明“范式”本身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其解释力是有限的。
　　但既然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沿用这一概念，那么就要抓住这个概念的启示性意义。“范式”的重要作用在于寻找问题并启发问题，它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一个学科当中可能包含了多种范式，一种范式也可能在多个学科中通过创新组合获得生命力。库恩自己就认为：“数学和天文学这些领域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了第一个坚实的范式，也有像生物化学这样的领域是由已经成熟的专业分化和重新组合而形成范式的。” [11]因此，遵循学术规范的内涵是尊重学术传统，而不是尊重某一种范式。
　　
“反学科”：多元“范式”的传播学学术传统
　　在社会科学领域谈“范式”，更多的是在谈各种“主义”。具体到传播学，“实证主义”大约是被运用得最多，也是被批判得最多的“范式”了。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也因为“范式”讨论，遭遇了从“神话”到几乎半“妖魔化”的剧情反转。
　　“实证主义”不是传播学的唯一范式，这在传播学术史的研究中已经被一再强调。批判学派、芝加哥学派、伯明翰学派等的成果，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不断涌入学者们的视野。类似两篇优秀硕士论文的民族志研究所谓的“讲故事”方法，正是芝加哥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主流研究方法。
　　即便在当今美国，传播学研究也不是“效果研究”的天下。每年ICA传播学大会上传播哲学分论坛、新闻学分论坛上都能见到多元的研究文本。期刊方面除了有专注于定量的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更有不限“范式”的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Quarterly。回到国内，背景本就丰富多元的学者们在传播哲学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都贡献了大量成果。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似乎都未能阻止传播学科对“主流范式”的向往和想象。甚至是传播思想史的研究者也希望能有一种传播学的专属“主流范式”，去替代结构功能主义的地位，但事实上，传播学真的需要所谓的“主流范式”么？
　　让我们再回到已经被译介、反思以及建构了多次的施拉姆。在他的奠基之作《传播学概论》中，施拉姆野心勃勃地将内在的自我呢喃、组织内的上传下达、大众媒体上的喧嚣繁华、教室内外的误解沟通，一股脑都包含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地中，甚至连原始人的结绳记事都没有放过。施拉姆所界定的“传播”概念本身就是多学科融合的结果，承载了施拉姆所理解的语言学、心理学、政治学、哲学、教育学等多元学术传统，也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复杂范式的影响。比如在价值观层面，施拉姆固然深受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但他同样保持着对传播社会控制中权力的警觉。在研究问题方面，他推荐了拉斯韦尔的视角，但也把麦克卢汉的学说放在重要位置。即便我们确定无疑地把施拉姆看成传播学奠基人，他所奠基的传播学也是开放的、多元的，具备一种“反学科”的特征。
　　“学科这个词在西语中有诸多复杂的涵义，discipline既指学科又有规训的意思。进入一个学科和从事研究工作就意味着接受其学科的严格规训。学科和专业被发明出来，原本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事实上却是高度的学科化与专业化却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12]在论述文化研究的反学科特征时，周宪提出：“刻板严密的学科和专业体制具有复杂功能，它既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规则、范式、资源和制度，同时又有可能遏制理论工作者的自由探索和原创力。” [13]和文化研究不同，传播学无论是否面临“学科危机”，它都已经是一门学科。但从学术传统的多元性、研究问题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来说，传播学和文化研究一样都具备“反学科”的特征——“不拘学科界限之一格，超越了种种学科研究对象和边界的限制”。[14]这里“反学科”并不是指要反对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而是强调传播学的多元传统、多元范式和多元的问题来源。
　　一些学者担心传播学正在面临“碎片化”，[15]因为它的研究领域纷繁复杂。但事实上，研究领域的“碎片化”未必是一件坏事。多元研究领域可能会激发出对传播学学术传统的多方位考察，从而帮助未来一代的研究者告别单一范式的局限，在更广阔的视野下确定研究问题、创造新知识。作为一门依然年轻的学科，传播学需要的是打破对“范式”，尤其是“主流范式”的想象，与更为深广的学术传统对接。
　　
告别“范式”想象，回归研究问题
　　这里的问题指的是研究问题，它可能是理论性的，也可能是实践性的；它可能是宏观的，也可能是中观或微观的；它可能是精专的，也可能是跨领域的。问题是研究的开端，是学术传统的开端，更是各种“范式”的开端。正是在对问题的寻找和探究下，“范式”得以逐渐形成，并继续启发新的问题。因此，具有“反学科”特征、传承多元学术传统、吸纳多元范式的传播学，需要告别对“范式”，尤其是“主流范式”的想象。从问题出发去理解“范式”、传承“范式”，才能够促进知识创新和学术对话。
　　“问题”这个概念在科学传统中有两层含义。
　　基础的一层是problem，对应的概念更接近于汉语学术体系中的“课题”，它很宏大，能孕育原创的基础概念、基础理论，也是范式开启者所回答的“问题”。比如现代性问题、资本主义问题等。
　　构成基础课题并能从基础问题中衍生出来的则是question，对应的概念就是日常学术活动中被研究者们经常提到的“具体问题”，它是中、微观层面的，从基础概念、基础理论中演绎而来，能结合新的现实变化提出新的角度，并可能引发对基础概念、基础理论的重新思考。比如传播效果问题，甚至更具体的“恐吓诉求信息在公益广告中的传播效果”问题等。
　　眨眼间，传播学在中国就将从“而立”迈入“不惑”。在这近十年中，传播学研究硕果累累，但在“而立”之年传播学就面对的挑战，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正如潘忠党在2008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年的耕耘，我们这个领域为人类知识体系提供了什么有启蒙意义的东西？系统研究了哪些社会现实问题？是否有一些研究论著或论文，可供充实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课程？” [16]四十而不惑，传播学的年龄恰恰也是国内最早接受传播学系统教育的年轻人当下的年龄。无论是作为学科本身，还是学科的研究者本身，都已经从最早的蹒跚学步迈入了理性反思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积累，有了与世界对话的渠道和能力，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的，不是延续对范式的想象，而是创造新的知识。
　　在这个渴望的召唤之下，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研究问题本身，回到我们所要对接的学术传统，回到施拉姆、罗杰斯，回到更早的帕克、杜威，回到更陌生一些的海德格尔、康德，回到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的陈寅恪、吕思勉、费孝通……理解他们所试图解决的课题和具体问题，才能保持学术研究的初心，在知识创新的道路上一点点地开垦下去。■
　　
①这两篇优秀硕士论文分别是《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作者云南大学蒋易澄）和《一位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作者南京大学次仁群宗）。学者们对这两篇论文的相关讨论详见《新闻记者》官方微信公众号2016年8月18日发文《一场学术与生命的遇见：“记叙文”获省优秀论文释疑》、8月19日发文《一篇获奖论文引发的讨论》、8月22日发文《学术创新还是缺少规范？一篇“讲故事”的论文获奖引起的讨论（续）》、8月25日发文《郭建斌：对硕士论文〈一位少年扎西的媒介之旅〉的看法——兼谈学术评价的学术化》、8月30日发文《优秀硕士论文作者也有话说：我是为了被压抑话语权的母亲而写》、《优秀硕士论文作者也有话说：我为什么会写一篇“研究自己”的论文》。
②③蒋寅：《关于学术研究的传统、品德、规范和体制》，《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④学者们的具体观点详见邓正来主编：《中国学术规范化讨论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英]约翰·C·雷纳德：《传播研究方法导论》第2页，李本乾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美]G.F. Kneller：《从“猜想”到“范式”》，黄亚平译，《世界科学》1981年第5期
⑦郑杭生、李霞：《关于库恩的“范式”——一种科学哲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⑧胡翼青：《论传播研究范式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兼论中国传播学30年来的得与失》，《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⑨⑩[11][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9、14、13页，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13]周宪：《文学理论的创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14]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第39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5]胡翼青：《重塑传播研究范式：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16]潘忠党：《反思、思维的独立和研究真问题》，《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胡菡菡/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3YJC860010“微博公共协商的生成与逆向畸变”阶段性成果，以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重点委托项目14WTA004“知识社会学视野下的司法案件舆论引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